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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语出姚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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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5 07:46: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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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pszyyao 于 2010-11-25 13:06 编辑 6 z! O  h" q" P" `- M

+ p7 I5 {$ X# q5 h6 Z* e# x( \昨天,《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4日b4发表了陈光新“与时俱进,语出姚鼐”的考证小文章。4 p3 z" J1 s3 L" J7 W
     姚鼐,清 桐城麻溪姚也,文学桐城派的扛旗人物。
- ~$ N2 K1 u9 v4 y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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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11-25 22:47:37 | 显示全部楼层
1# pszyyao " f! X( X  d0 \) m/ a
     “与时俱进”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用词。据考证,此语出自姚鼐。
0 R" @0 z* W, A  z! a( D     梅花书院座落在扬州市广陵路上(现为扬州书院博物馆),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近500年。它是国内唯一专课举人的书院,培养出了无数历史名人。
( }, q3 }, [/ \/ W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淮盐运使朱纯孝官办梅花书院,邀请姚鼐出任梅花书院山长(院长)。扬州知府谢启昆久慕姚鼐的才学,将自己所写的诗文编成诗集,请姚鼐为其写序。姚鼐在《谢薀山诗集序》中写道:“才丰气盛,锐挺飚兴,不可阻遏……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余年来先生所造,与时俱进。往时鸿篇巨制,人所惊叹以谓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
3 ?; n! E( _: o. m- u1 `     姚鼐用“与时俱进”一词来称赞谢启昆敢于创新、勇于摒弃的文风。此序收集在姚鼐的《惜抱轩诗文集》中。(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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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7 22:0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藴山诗集序/ D  `% j5 l* `8 l' H3 Q' ~
南康谢藴山先生 奋迹江湖 回翔词馆者十馀年 出而分符秉节者 又二十馀年" W4 s$ h% Y. G  o, y7 g+ |; d
鼐初识之于庶馆中 时先生之年尚少 而文采已雄出当世矣 自是先生屡有离合 惟丙申丁酉之岁 " S- d9 ?& A8 {7 u- K
辽东朱子颍转运淮南 邀鼐主梅花书院 适先生来守扬州 其时相从最久 游盖接影山水之间% R9 d, z$ \8 ?; R( \% ]# X2 x
三人屡以酬咏相属 先生才丰气盛 锐挺猋兴 不可阻碍 . V& ~# M- f' P" Y5 |
非特如鼐辈者望而自却 虽才才雄如子颖 亦未尝不以为可畏也/ M' h+ H3 C; ?
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 十馀年来 先生之所造 与时俱进& a* [) W4 E6 `
今者观察河淮 自定其诗集 成若干卷 而往时宏篇丽制 人所惊以谓不可逮者 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
1 L3 r5 ~* ^5 B夫岂非才高而心逾下 识精而志弥远者欤?8 t6 D+ Q) W" R7 X  U# _
是以其诗风格清举 囊括唐宋之菁 备有闳阔幽深之境 信哉诗人之杰也!9 h: D# p" s2 j' [
  X4 I) K  V1 i  d8 u* u
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 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 b' m3 _: x; l  T6 O+ N6 R8 q
矜考据者 每窒于文词 美才藻者 或疏于稽古 士之病是久矣
# {7 \$ d5 k8 E) l2 L; M鼐于前岁见先生箸西魏书 博综辨论 可谓富矣
. ]+ Q. S1 U  t( n! `0 \2 B% M及今示以诗集 乃空灵骀荡 多具天趣 若初不以学问长者
8 I+ k7 f" U4 Y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藴之深且远 非如浅学小夫之矜于一得者
6 O/ `. r. t. N然则谓之诗人 固不足以定先生矣 子颖自去淮南 奄终于京国
/ c: N# E  Z* I! @& H独先生从宦益久 功名益盛 文章益多 今子颖遗集 得其子白泉观察镌刻板江宁 鼐方为之序 而先生集亦适来
' o% j, i+ H/ s) k8 d: V, `回忆畴昔往来两君之间 尽睹文章之豪俊 日月逾迈 驽备如故 而两君之集 将并大传于时 间与名其间 其为可感叹而愧恧者 又何如也?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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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20:44 | 显示全部楼层
2# pszyyao
4 Y  B) Z- b6 W2 F惜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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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24: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生平  & W+ Z4 K/ Q  E# _& Z) L, ]( f$ Q; E5 X1 Y
姚鼐是显赫的
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 姚鼐像
7 K0 H- j# M  b8 {#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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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3 ^# ]4 ~, T1 D+ E. K
  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l% j0 I! {+ b, c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 k. b" s8 P5 o; j6 T  嘉庆十五年 (1815)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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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26:27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学成就    a2 H4 d& I8 }8 t8 [2 ?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
$ L1 D7 Y0 W5 r8 J2 k! d9 M 姚鼐《行草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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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 v. _( F: u! A: w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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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27:48 | 显示全部楼层
诗作  【淮上有怀】
9 b# z- Z8 |6 r7 e0 b, M  吴钩结客佩秋霜,临别燕郊各尽觞。草色独随孤棹远,淮阴春尽水茫茫。
  k) o2 n5 I, G; y+ d. @2 I+ `  【江上竹枝词(四首选一)】 " ~! [' }& J9 X
  东风送客上江船,西风催客下江船。天公若肯如侬愿,便作西风吹一年。
& ]  f: |" t  T4 c" J8 T  【山行】 * @+ V* p. D# [5 C1 H1 p9 Q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水田放水声。
* a* n/ v: r0 c1 ]4 Q0 E  【出池州】 - }! D& j4 B; v6 T0 M
  桃花雾绕碧溪头,春水才通杨叶洲。四面青山花万点,缓风摇橹出池州。
7 @6 Y" R& C( j" a  【夜起岳阳楼见月】 , w0 t( N3 q5 ]$ k' X" t' W
  高楼深夜静秋空,荡荡江湖积气通。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
: z. w6 S3 ~/ n7 d3 V5 H) h* h9 a  云间朱鸟峰何处,水上苍龙瑟未终。便欲拂衣琼岛外,止留清啸落湘东。 : ~" ?( d" B+ c1 [
  【别梦楼后次前韵却寄】
/ s" R9 b, l: `4 y! _7 P* S3 D  送子拏舟趁晚晴,沙边暝立听桡声。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 * ^6 {  o3 h2 z& r
  空筏先登开觉路,锦笺余习且多情。镢头半个容吾与,莫道空林此会轻。 6 O. i* S% Y( l* a  Z
  【金陵晓发】
) C  S7 [( @/ l! P; c/ L  湖海茫茫晓未分,风烟漠漠棹还闻。连宵雪压横江水,半壁山腾建业云。 6 A' j, q# P4 m0 f) J1 t5 I$ X
  春气卧龙将跋浪,寒天断雁不成群。乘潮鼓楫离淮口,击剑悲歌下海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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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28:39 | 显示全部楼层
散文. S3 m( F0 T+ K- k8 v
  《登泰山记》
6 O$ E" i' w; w% P& i) ~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Z! ]. H" j8 |1 m1 l. C3 Q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廓,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 |7 n" N0 B# R1 ]1 `- H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 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皆不及往。
- U) J  }% E6 S- E' {: G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时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4 h6 z. E; |3 R. a* w% P+ U9 P
  《复鲁絜非书》
* ~( `0 ?, B7 O. Y$ @9 p2 ^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通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7 R! l4 g, N) S7 e, j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0 p0 L) [" Y  h2 g8 l& D4 M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间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 w+ W) V& c, q: {8 ~6 z
  惠奇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以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之,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 {% m) z, B0 F+ ~  K/ c  《游媚笔泉记》
- h5 V4 p' o+ {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 z' j; B0 d1 x# \5 N1 }6 r4 I. Z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漎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隽。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鬛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沜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 9 m2 I$ Q6 B" f. a  G* e0 |
  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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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36:36 | 显示全部楼层
南京城应该留下姚鼐故居6 e* i! r- ?  J: ~8 a& y- N; R
《 江南时报 》( 2010年08月06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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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克强住在南京市秦淮区门东张家衙陶家巷5号,面对门东三条营历史街区的改造,他直言,搬迁手续都已经办好,“但我不敢离开”。姚克强自称是姚鼐的后裔。据文史专家考察,他所住的陶家巷5号就是清代著名学者、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生前在南京所遗留的故居。不少市民建议,将这里打造成姚鼐纪念馆,不能再拆了。
2 z6 m" g, y, k) V- V( j  后续:本报报道之后古树挂上牌
  Q: O! t9 @+ ]! x' y$ O  本报2009年4月16日曾报道《门东改造,请留下姚鼐故居》消息,陶家巷5号老宅,当年在门东一带具有很响的名气,如今,仅二进保存略好。姚克强家就住在第三进。
6 f: x- a$ E/ o" W$ @4 V/ |* L  记者在狭窄的天井里看到,古黄杨树依旧挺拔。树上挂起了一块南京园林部门颁发的红色标牌,上面写着“黄杨树,树龄200岁 编号787”。( j+ U( r! r' r' g8 b6 _+ F# m/ [
  姚克强告诉记者,全南京“长寿”的小叶黄杨不过七八棵,分布在总统府、毗卢寺、乌龙潭等地。但是他家的这棵树明显比碗口还粗,堪称南京小叶黄杨树之最,树龄自然也超过了200多岁。而此次挂牌也是在本报呼吁下才得以实现。
) P8 J& [3 V7 c% ?0 a  调查:姚鼐对古城贡献巨大
, c/ I: M  n- ~2 j2 j( w, K  曾经的老街坊王书宽听说记者来采访,赶至姚克强家。他告诉记者,“南京是姚鼐第二故乡,秦淮河畔的名胜古迹多次出现在他的《惜抱轩诗文集》等文学作品中。”王书宽说,姚鼐故居藏于门东的消息被很多文史专家、学者知道后,大家都希望政府能修缮姚鼐老宅,修建“姚鼐纪念馆”,留下一代文翰在南京的足迹,为三条营历史街区增添文化魅力。“在桐城,姚鼐当年亲手种下的一棵古银杏树旁新建了9个旅游点,南京这里的古黄杨树旁,为什么不能打造有关姚鼐的旅游景点?”
5 }: A! e* T% u6 u+ K6 N  专家:将名城“明珠”串起来
8 m3 T3 |% K6 D8 Z# y, o( G  记者了解到,即将出炉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中,城南门东三条营历史街区很可能将整体保护,但打造姚鼐纪念馆的想法尚未纳入政府的考虑之中。- l2 D+ F* Z) G; `# e4 Q6 I# p. }6 y
  有学者表示,南京改造老城南切勿太过急功近利,而忽视了名人故居的价值。此前老城南拆迁过急、过猛种种令人扼腕的行径,已折射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的软肋与尴尬。& n, s7 V7 B5 I* u
  老城南究竟要发展成一个怎样的老城南?通过像打造姚鼐纪念馆这样与南京渊源如此之深的名人纪念馆,不失为一个串起名城遗落在各处“明珠”、展示名城旅游新亮点的好办法。
: t* H. B+ _& T# `  记者 黄勇1 m: R# V& n7 \$ J;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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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三品御史

发表于 2010-11-27 22:38:10 | 显示全部楼层
姚鼐学术思想述论  
4 t; e! B8 i. o. s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该派文人中,姚鼐是核心人物,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受到多方推崇,其学术思想也有较大影响。学术界对姚鼐的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关注较多,研究成果颇丰1。但相对而言,对其学术思想有所忽略2。实际上,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所以,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与总结。一、尊崇程朱理学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以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少年时家境不佳,体弱多病,然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伯父姚范和同里学者刘大櫆分别授其经学和古文义法。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及第,授庶吉士。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曾分别充当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还曾充当过会试同考官,并任过刑部郎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在馆不到两年,即辞官归里。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去世为止,将近40年间,始终是在书院讲学生涯中度过,先后在扬州、安庆、徽州、江宁等地,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中。平生著述颇多,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古文辞类纂》等。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兼有方苞、刘大櫆之长。经由他及其所培养的众多弟子的努力,桐城文派走向鼎盛之期。除了文学贡献外,他也是位经学家,治经颇有心得和造诣。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并不固步自封。在姚鼐心目中,程、朱之地位犹如父、师。他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3即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毛大可(毛奇龄)、李刚主(李塨)、程绵庄(程廷祚)、戴东原(戴震)正因如此,才“身灭嗣绝”4。可见他极为崇尚程、朱之学,不能容忍对程、朱的任何攻击,哪怕攻击者是前辈学者。姚鼐之所以如此尊崇程、朱,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程、朱之说最能继承孔、孟之统。他说:    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5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窃以谓说经当一无所狥。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吾狥之也。6即后人尊崇程、朱,并非是迫于“朝廷之功令不敢违”,而是出于对他们学说的信奉,因其说“继孔、孟之统”,“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且圣人之经昭昭,“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不可以私意狥也”,所以说程、朱之言可贵,“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徇私之语。此外,在姚鼐眼里,程、朱生平行止,“无愧于圣门”,可为道德楷模,这也是其值得尊崇的缘由。他说: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7可见程、朱注重“修己立德”,以实际行动践行己之主张,值得后人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这样说,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其针对性的。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士子,或不学无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仅将研习程、朱作为参加科考求取功名的工具,以此得到富贵,故有感而发:数十年来,士不说学,衣冠之徒,诵习圣人之文辞,衷乃泛然不求其义……闻耆耇长者考论经义,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风俗日颓,欣耻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为。……鼐少时见乡前辈儒生,相见犹论学问,退习未尝不勤,非如今之相师为也。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欤!8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按指程朱理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9所以姚鼐之“向慕”程、朱,是有现实考虑的,并非仅出于对程、朱在学理上的认同。正由于姚鼐崇信程、朱学说是基于其最能继承孔、孟之统,并有现实关怀的成分在内,故而他之于程朱理学,并非亦步亦趋,可以说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教条吸纳,而是能以清醒的头脑较为客观地看待其优劣短长。如他认为程、朱确系“得圣人之意多也”,但非百分之百正确,如果发现其解释有不合圣贤之意处,后人是可以舍弃或纠正的,即:若其言无失而不达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说元、亨、利、贞,舍孔子之说者,欲以达文王之意而已。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10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11也就是说,姚鼐看待程、朱的标准是能否达古圣贤之意,如不能达之,舍弃或纠正程、朱之言是完全可以的。换句话说,在姚鼐心目中,古圣贤之意才是根本,才是需谨遵恪守的信条,程、朱作为古圣贤的代言人,“得圣人之意多也”,所以其学说非常值得尊敬,但无法做到绝对正确。以上所述,表明姚鼐虽尊崇程、朱,但未将其神化,还是抱有自己的见解的。也正由于此,他关于义理的某些看法并非与程、朱全然相同。当然,姚鼐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所以他没有系统的义理著作,义理方面的见解只是散见于各类文章和作品中,而且以实行实用为主,少谈虚理。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理”。程、朱谈“理”,站在形而上的高度,哲学色彩甚浓;姚鼐谈“理”,则基于文学创作的实际,认为文学创作中的规律即为“理”。他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2在这里,姚鼐以天地之“道”,讲文章之“理”。他认为,天地之“道”与文章之“理”是相统一的,“文章之原,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不外乎“阴阳刚柔”,所以为文兼具“阴阳刚柔”四者,便为“文章之美”。当然,“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文章之“理”也是如此。实际上,“文章之美”为“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的说法,表明姚鼐已认识到文学创作之“理”在于顺应自然规律,真实的反映客观自然。除了讲为文之“理”外,姚鼐对理学家常谈的气、心、性、命、情等义理命题很少涉及,所以其对程朱之道的维护,更多表现在对理学家所倡导之道德原则的坚持上。如他十分推崇忠义、孝义、节义等道德操守,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可贵之处。他说: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13与国家存亡相比,“道德仁义忠孝名节”才是贯天地而始终的,彼暂此常,最值得提倡的便是此传之久远的道德操守。对此道德操守,姚鼐在其作品中以各种实例加以解说,不遗余力地褒扬和传扬。二、吸纳汉学之长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其非为抱残守缺之人,而是较为通达,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曾写信给戴震,议及戴之所作《考工记图注》,并欲求为弟子。戴震回复曰:仆于《考工记图》,重违知己之意,遂欲删取成书,亦以其义浅,特考核之一端,差可自决。足下之教,其敢忽诸!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14戴震非好为人师者,加之其它考虑,没有接受姚鼐的请求,但他很重视姚鼐对《考工记图注》所提之建议,愿与之“交相师”15。这表明,在学术上,青年姚鼐(时为23岁)是倾心戴震之学的,至少与戴震是有共同语言的,其所关注者为戴震之考据学成果。当然此时戴震还未写作《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义理上还认同程、朱,这种立场也与姚鼐相似,双方有“交相师”的前提。由于姚鼐后来的学术主张发生变化,故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其文集不载与戴震书,但《东原文集》中的《与姚孝廉姬传书》还是使我们确知姚鼐有服膺戴震之学的经历。尽管姚鼐后来对戴震等汉学家立异程、朱的做法不满,认为他们“诽鄙程与朱,制行或异旃”,从而发出“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的感叹16,甚至如前引之文所言,咒骂戴震等人“身灭嗣绝”,卫道立场十分鲜明,但综观他之学行,却也并非一概反对汉学考据。他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汉学“守一家之偏”,二是指责汉学为“穿凿琐屑”之学。针对当时汉学当道,学者热衷于专门经学的情形,姚鼐批评道: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其贤也几何?17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8这两段话无非是说倡言汉学,系“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这种汉学“各抱一经,师弟传受”,“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根本无法通圣人之道。与之相较,宋儒才算是真通圣人之道,即: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19在姚鼐眼里,汉学之弊除了“守一家之偏”、不通圣人之道外,还在于它以“穿凿琐屑”之学而诋程、朱。他说: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兢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20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欤!21即汉学盛行,学界“以窥隙攻难为功”,实为舍本逐末,搜细遗巨,识见低下,而且“穿凿琐屑,驳难猥杂”,以此“上诋程、朱”,自然属“今日之患”。平心而论,若去除因崇程、朱而对汉学肆意诋毁的感情色彩22,姚鼐对汉学的某些批评也并非全然无理,如说汉学“琐屑”,务为饾饤之学,甚至“守一家之偏”,确是说到了汉学的某些痛处。所以不能一看到姚鼐因卫道而攻击汉学的言论,就不加分析的一概否定,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吸纳其合理之处。实际上,姚鼐对汉学之长亦非视而不见,尤其是当汉学之见有助于宋儒之学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23就是说,汉学家的成就不是一无是处,其有助于宋儒之学之处该当从之,但不能大小不分,精粗不别。当然,作为崇理学的学者,姚鼐心目中汉学的位置要低于理学,汉学可以辅助理学,但不能超越理学,即所谓“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这表明他是将汉学视为理学的补充,只要汉学诂训有利于宋儒义理,就采纳之,汉学在他那里成了一个完善义理的工具。正由于姚鼐抱有容纳汉学的心态,而且又处在汉学盛行、学风趋实的大环境下,所以他对经史训诂之学也有所尝试,其所作《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项羽王九郡考》等,都是纯考辨性的文章。他的《九经说》虽以阐明经义为主,不完全同于汉学家的字句考订之作,但颇能融汇众说,不墨守成规。书中撷取儒家经书中的有关内容,分列为专题,考证其实,辨析其义,阐发其理;每经皆概述该经源流、卷数分合及前人研究大略,举各家之说于前,列己说于后,对汉儒经说与宋儒义理兼收并蓄,遇有疑点,择善而从。以是之故,该书颇为学者所重,如陈澧就曾评价道:姚姬传《九经说》,实有家法,过望溪(按方苞号望溪)远甚,虽《学海堂经解》不收,要自可传。24可见,姚鼐绝非抱残守缺的理学家,他宗理学,但能兼收它学之长,尤其是作为时学标志的汉学之长,而非落伍于时代。正缘于此,他才能提出著名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三、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在《复秦小岘书》中,姚鼐指出: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龇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若如鼐之才,虽一家之长,犹未有足称,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杰兴焉,尽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为群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陈之于阁下而已。25姚鼐此言,是说为学要兼有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文章相统一。义理、考证、文章三途之中,又可分出各家,“而人之才性偏胜”,所以那种“凡执其所能焉,而龇其所不为者”的做法是为“陋”,“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鼐有这样的观念,不尽完全出于学术上的自觉,当时汉学当道的学术潮流,考据之风盛行以及所导致的文风的改变,使得他必须做出某种妥协,以保护理学和古文。就像曾国藩之所言: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26即在汉学摈斥理学的大前提下,姚鼐方有“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其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而且在姚鼐心目中,三者必以义理为根本,“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可见,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并不意味着要降低义理的地位,以程朱理学作为桐城派主导思想的观念也未改变。关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具体关系,姚鼐也有过解释。他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欤?27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因这三个方面,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为学、为文之时,能三者兼长,博涉旁通,自然是极为可贵的,但若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就会出现弊害,如“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或者力求兼长,而又处理不当,则会相互妨害,所谓“兼之中又有害焉”。可以说,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俱佳,是很高程度的要求,它需要为学、为文者既要讲求宋学家的义理,又要讲求汉学家的考据,还要讲求文章家的词章,兼采三家之长。若用现代概念表述,义理指哲学,考据指历史学,词章指文学,那么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方可称上乘。当然,姚鼐是文学家,他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其所谓义理就是指文章立言之旨,对他而言,主要即为儒家经义,特别是程朱理学;所谓考证,就是要求写文章要材料确凿,实事求是,不为空言;所谓文章,就是要求讲究行文的字句章法,力求将文章写得明白晓畅,富于韵味。这样的要求,既不同于理学家“作文害道”的主张,又能矫正汉学家以考核为重而不讲文章技巧的偏颇,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实际上,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并非完全出于自创,戴震也曾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钜观,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时或不尽山之奥、水之奇。28戴震此言,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理义、制数、文章,制数即等同于考证。三者之中,文章虽系“等而末者也”,但其可以载道,特别像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至于制数、义理,汉儒、宋儒各得其一端,都不能完“圣人之道”,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睹此“天地间之钜观”。此外,戴震弟子段玉裁亦曾言道:始,玉裁闻先生(即戴震)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29即在戴震眼里,义理、文章、考核三者之中,义理为本,“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这与姚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不过若从时序而论,也可能是戴震启示了姚鼐。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各有侧重,戴震重在讲治学,姚鼐则更注重作文之法,而且两人对义理之内涵的理解也非一致,这都是不能不提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姚鼐还主张为学要兼收各派之长,宋儒理学外,儒家的各个学派、老庄学说以及佛教思想等,都在他兼收之列。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认为: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夫恶知其始之一也。30这里所谓“道”,显然不限于孔孟之道,而是指“天下”之法则。此“道”为一,“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各有探寻之途,故而应兼收并蓄,以达求“道”之目的。正是基于此,姚鼐专门写出《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著作,阐发自己对老、庄的看法。当然,他主张兼收并蓄,也非良莠不分,而是要“于群儒异说,择善从之,而无所徇于一家。”31应该说,这样的主张,体现出姚鼐学术胸襟的宽广,以此,他得到众多学者的赞誉。总之,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进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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