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时代当属国家（节选）

闽南姚斌

虞舜时代当属国家（节选）

侯文华

虞舜时代是国家，这种观点是代表中国古代社会正统意见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论述儒家学说宗旨时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说尧舜与周朝的文王、武王并列都是中国古代圣君的楷模，尧舜身份与三代之王无异。以上说明在先秦、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中，五帝时代至少在尧舜时期与随后的夏商周是相同的。

从国家的构成要素看，《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是把五帝作为帝王的形象写的。如写黄帝，说诸侯尊之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写舜作五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确立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刑罚；又设置司空、司徒、后稷、士、共工等官职，我们认为司马迁已把五帝时代(包括虞舜时代)定为中国国家的开端。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除司马迁外，《礼记·祭义》中有：“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中有：“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王，虞、夏、商、周皆有之。”《吕氏春秋》中记载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到历山下耕耘，在雷泽捕鱼狩猎供养他们。舜的品德高尚，得民心者得天下。《吕氏春秋》中还有“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之语。以上说明虞舜时期聚落变成城邑，由小城逐步变成大城，大城便成为国家的都城，国家诞生了。虞舜的时代，“已处在跨入阶级社会了”。同时也反映了舜每到一地，老百姓欢迎和拥戴仁人之君的热烈场面和情景，符合农业社会的个人魅力型的政治统治特征。

国家机构是国家存在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权力与职能实现的形式和载体。从虞舜时期国家机器的设置看，舜接替尧管理国家时，据记载，国家行政部门设置为数不少部长级的高级官员。如《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舜命大禹做司空，“平水土”；让弃做“后稷，播时百谷”；命契为司徒，“散敷五教，在宽”；命皋陶“作士”，管理刑狱；让垂为“共工”，管理百工；让益为“虞”，掌管草木鸟兽；让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举官“二十有二人”(《尚书·虞书·舜典》)。舜被臣下的恪守尽职所感动，作歌：“股肱喜哉！”(《尚书·益稷》)舜对禹说：“臣作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尚书·益稷》)可见虞舜时代的办事机构，已具备了国家机构的规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以上史料看，虞舜时期已有法律，具备国家形成的条件及国家的职能。当时，皋陶作“士”，有五种刑罚：墨、劓、剕、宫、大辟。“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尚书·吕刑》)。刑罚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当时，虞舜国家机关已具备了镇压职能。舜对违命的族邦以严厉的制裁，《尚书·舜典》中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６涤诔缟剑�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用强制的方式把一些部族流放到边远地区，这种作法显然已经不是原始社会中平等部族的关系了。舜时期的社会制度已经有了阶级社会的特征。以上说明舜设置的一套官职制度体系具备了国家性质，以后又被三代国家继承，梁启超认为“尧舜为中国中央集权滥觞”。张华松认为：‘从现存文献资料看虞舜时代已经赫然存在早期国家所应具备的几乎一切专政机构”，“应将虞作为夏朝之前的一个王朝”。

（《运城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