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四：政治改革开启盛唐之门

姚旭元 · 发表于 2009-4-15 22: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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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大河报《厚重河南》首席记者姚伟重头文章：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四：

政治改革开启盛唐之门

首席记者姚伟任双玲文图

　　陕县张茅镇西梨山下，陇海铁路与３１０国道形成交会。这里的麦田和道路与别处无异，看不到关于姚崇的任何痕迹。但二三十年前，这里还能看到姚崇人生最辉煌的印迹。

　　开元三年（７１５年），姚崇成为唐玄宗“国务总理”的第三个年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之后，大唐逐渐走上康庄大道，国家在安定中洋溢着生机和活力。唐玄宗龙颜大悦，在这一年的七月，追赠姚崇之父——已去世５０多年的姚懿为吏部尚书、幽州都督，下令为其重修墓茔，并建旌贤寺一座，予以表彰。

　　这年十月，他回到故居张茅镇为父亲营造义冢（衣冠冢）。可以说，这是姚崇人生辉煌的一页。所谓“光宗耀祖”，是古人非常看重的事情，他的事业既达到顶峰，皇帝又如此恩遇优渥，应该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姚崇父亲的义冢在张茅镇外一直存在到１９８３年。该墓的遗址如今是一片麦田，６９岁的张茅中学原校长陈宝禹告诉我们，墓地原有一亩多大，他小时候常在墓碑附近玩，那里有石马石羊等，都是青石雕刻的，半人多高，卧式。１９８３年，修建陇海铁路复线时，工地上收石子儿，一方几元钱，那些石马石羊被人偷偷打成了石子儿。第二年，一位农民砍玉米时，发现有人盗墓，赶紧报警，警方很快抓获了嫌疑人。其实墓内只有一些瓦器，那个倒霉蛋并没盗走啥东西。在张茅镇的民间传说中，姚崇为父亲做了个金头，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根本没有这事。随后，有关部门进行了正式发掘，将墓和墓碑移到县城附近刘秀峰西侧。

　　在姚学谋、姚正己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在刘秀峰看到了那个唐代的墓碑和残存的石狮，石狮浑朴而雄健，虽然残缺，但仍散发着野性，与现在的石狮迥然不同。四方形的碑楼除唐代原碑外，还有几块讲述旌贤寺变迁的碑刻：１９２４年，当地姚氏与和尚之间，就该寺的管理权发生争执，双方打起了官司。洛阳地方法庭查阅史料，认定此寺是为褒扬姚懿而建，判决姚氏胜诉，将管理权交给姚氏。１９４２年，以国民党陆军六十四师中将师长姚北辰为首的众多姚姓军官和姚姓士绅，共同筹资重修了旌贤寺。姚学谋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３１０国道时，要扩宽路面，这一带地势狭窄，这座千年寺庙被冲掉了。

　　姚崇劝玄宗不用功臣

　　姚崇的同时代人魏光乘诙谐多智，喜欢给人起外号；副宰相卢怀慎习惯看地面，被送外号“观鼠猫儿”；舍人齐处冲爱眯着眼睛看人，被送外号“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头发少，被送外号“日本国使人”。而姚崇因“长大行急”，即个子高走路总是急匆匆的，被送外号“赶蛇鹳雀”。应该说，这些外号都很有想像力，不过好像唐朝人的幽默感差点，据说魏光乘因戏谑朝廷命官太过分，“自左拾遗贬为新兴县尉”。

　　不过从这则逸事我们可以看到，姚崇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大忙人。开元初年，唐王朝问题成堆，并且都是“不好剃的头”，的确是够他忙活的。

　　姚崇被任命为首辅宰相后，出手的第一招就对准了参与诛杀太平公主党徒的“定策功臣”们。他建议玄宗抑制这些人的权势，外放为刺史或加以妥善安置。

　　在此之前，唐朝政变迭起，不稳定因素很多，所以第一要务是安定政局，巩固皇权，消除隐患。“定策功臣”们位高权重，居功自傲，相互勾连，成为一种政治势力。这些人多是“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盖求纯朴经术之士”。这样的观念其实魏征也曾提出过，他对唐太宗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就当时的政变英雄来说，崔日用“才辩绝人，而敏于事，能乘机反祸取富贵”，他先后依附武三思、安乐公主、李隆基，自己也说，每想到往事，“若芒刺在背”。钟绍京原为胥吏，政变成功当大官后，“纵情赏罚，人皆恶之”。

　　这些人自以为功劳极大，愿望没完全满足，很容易成为不稳定因素。在姚崇建议下，玄宗开始冷落他们，他们因此心理失衡，经常相聚攻击朝政，散布不满情绪。玄宗亲历多次政变，深以为戒，下令追查他们。姚崇进言道：这些人是定策功臣，刚任闲职发点牢骚，也在情理之中。他们过去功劳大，受恩宠也深，一旦下狱，影响极大，不利于稳定。一席话避免了矛盾激化，然后姚崇乘机建议将他们都外放为刺史。稳妥地解决了问题。

　　后来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评价说：“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

　　姚崇的第二招针对李隆基的兄弟们。皇室诸王是最有资格争夺皇位从而酿成祸乱的，此前唐朝政变迭起，都是自己兄弟相残，或者被别人利用而引发政变。姚崇的对策是“诸王外刺”，就是派到地方任刺史。玄宗接受建议，将他的三个哥哥两个弟弟都任命为外地刺史，并且“到官只领大纲”，具体政务由朝廷另派官员主持。从此，唐朝的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后来玄宗又下诏书，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

　　接下来，姚崇又使出第三招、第四招，不允许皇亲国戚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不允许宦官参与朝政。在当时，这一系列措施，如釜底抽薪，消除了朝廷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政局多年动荡不安的局面。后来，杨国忠等外戚又出任宰相等职务，那是后话，其结果人所共知。

　　整顿吏治至为关键　　

　　在安定大局的同时，姚崇着手辅佐玄宗大力整顿吏治。朝廷罢冗员，精简机构；选贤才，量材授官；改革弊端，建立制度，从上到下建起了一整套高效运作机制。

　　中宗以来，皇亲国戚卖官鬻爵，致使官吏增多，机构臃肿。为了安置人员，除正常的官职（正员）外，还设置大量的员外官、试官、检校官。睿宗时，姚崇、宋　曾罢免了这些官员，但他们被贬后，睿宗担心牵扯面大影响稳定，在太平公主的干预下，让他们全部官复原职。开元二年，姚崇以京师饥荒、财赋入不敷出为名，全部罢免了这些官员。

　　与此同时，姚崇着手精简机构，撤销了十多个闲散的司、监、署，规定全国内外文武官员为１８８０１人，大大减少了冗员，解决了中宗以来机构臃肿、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弊端。

　　姚崇从小在衙门长大，又长期任地方官，以明于吏道著称。在罢免冗员的同时，他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旧唐书·玄宗本纪》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

　　在此之前，托关系、走门路谋求官职的人比比皆是。姚崇硬着手腕杜绝这种风气，即便是走皇帝的路子，到他这里也是不予考虑一律驳回。玄宗的二哥请求提拔一个人，玄宗碍于情面答应下来，但姚崇不认这笔账：量材授官，这是吏部的职责。如果因为亲情之恩，陛下就随便赏赐升降官职，难道不会扰乱朝廷的纲纪？说得玄宗只好收回成命。据《资治通鉴》说，自此以后，请托之风大为收敛。

　　对于上门求自己的人，姚崇更是鄙薄。他的姻亲成敬奇颇有才华，常上门联络感情，不过人家不说出口，姚崇自然也装糊涂。一次姚崇患病卧床不起，成敬奇前来探望，对着姚崇涕泪横流。他怀中放着几只活鸟，一一掏出，让姚崇握住，然后再放生，祝颂道：“愿令公速愈。”姚崇勉强听从了。成敬奇走后，姚崇鄙视地说：“成敬奇的眼泪从何而来？”从此，不再对他以礼相待。

　　针对吏治弊端，姚崇提出“无数迁吏”。唐朝前期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任期为四年，五品及以上官员任期三年。官吏的考核，一年一次。但武则天、中宗、睿宗时，官吏的任职时间随意性很大。“在任多者一二年，少则三五月”，结果“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教；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力，偷安爵禄，但养资望”。

　　“无数迁吏”，就是要严格按照官吏任职制度办事，官吏的任期和考核都要按时，一般不能随意变更官吏的任免。玄宗采纳了这个意见，颁布《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核，分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同时，对京官也进行考核，“虽姚崇、宋　”前后两任首辅也不例外。这样的制度，稳定了官吏队伍，使他们“亟进退则人心思有为”，避免当官时间久了生出惰性，大大提高了唐王朝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评价道：“时承权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１７人，台省要职不可数。（姚）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无数移吏。繇时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

　　此外，姚崇上任前提出的“十事建言”，也在开元初年得以贯彻、执行。比如“法行自近”，是要玄宗按照法律严格约束自己亲近的人。玄宗之弟李隆业的舅舅王仙童，依仗身份，侵暴百姓，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朝廷将依法治罪。李隆业向玄宗求情，玄宗下令重审，意欲宽免。姚崇和副宰相卢怀慎一起上书：“仙童依恃王亲，欺夺百姓，事状明白，人人共知……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动摇，恐招物议。望准前状。”玄宗最终接受进谏，王仙童被依法惩办。自此，皇亲国戚们不敢再胡作非为，触犯纲纪。

　　开元年间的玄宗，是个英明果决、能听诤言的好皇帝，大臣们因此也都敢说话。他还专门下诏，倡议天下臣僚、士庶直谏，当时谏诤风行，上书切谏、陈时政者络绎不绝。

　　开元初年，君臣一心，轻徭薄赋，鼓励农桑，十分注意减轻农民负担，严格约束地方官员重复征收赋税和徭役。同时大举兴修水利，实行义仓制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

　　捕杀蝗虫避免王朝翻船　　

　　开元初期，天公并不配合贤明政治，自然灾害频仍。开元三年，山东（当时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爆发特大蝗灾，“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禾苗，声如风雨。”

　　古代人把蝗虫视为神物，商周时期就有“八蜡庙”，其祭拜的主要神灵就是蝗虫，因此蝗虫飞来，百姓不敢捕杀，而在田边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

　　汉代后，董仲舒“天人合一”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天降蝗虫，是对朝政失德的惩戒，人力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以德政驱蝗。朝廷士大夫也都认为蝗灾是无法对付的灾难。唯独姚崇不信邪，决意尽人力灭蝗。他认为：“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夜间必然赴火，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灭。”

　　最初唐玄宗并不同意灭蝗，他说，蝗是天灾，人们都认为是朕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和汉光武帝灭蝗诏书，说明河南、河北储粮有限，蝗虫一旦造成大灾，百姓流离失所，会发生危及社稷的大事，绝对不能犹豫不决。并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玄宗被他说服，定下灭蝗之事。姚崇制定了灭蝗奖励办法，根据百姓灭蝗多少奖励粮食，把灭蝗与救灾结合起来。

　　现在人很难想象，当时灭蝗会有多大的阻力。尽管有玄宗支持，公卿百官中仍有很多人疑惧不安，全力反对。

　　汴州（今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上书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出现在你管辖的地面，是因为你的无德吗？现在不忍心杀虫，将来忍心看着百姓饿死吗？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被说服，执行命令很卖力，汴州焚埋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的也不计其数。

　　第二年，蝗灾仍很严重，但在姚崇的督办下，各地官员灭蝗尽力，各地仍有一定收成，百姓不至于因饥荒流离失所。

　　唐朝晚期，又发生两次特大蝗灾，由于处置不力，造成饥民遍地，先后酿成庞勋和黄巢起义，终于导致唐朝的灭亡。相比之下，开元之初的蝗灾，由于国家政权稳定，行政效率良好，姚崇指挥得当，并没造成太大影响，更没造成社会动荡。唐朝渡过难关，很快步入盛世。从这个意义说，姚崇灭蝗，功莫大焉。
　　
　　开元三年七月，唐玄宗追赠已去世５０多年的姚崇之父为吏部尚书、幽州都督，并下令为其重修墓茔、建旌贤寺。同年十月，姚崇回到故居张茅镇为父亲营造义冢（衣冠冢）。而如今，在张茅镇已看不到关于姚崇的任何痕迹，图中老人所指的地方，就是姚崇父亲的义冢原址。

开元三年七月，唐玄宗追赠已去世５０多年的姚崇之父为吏部尚书、幽州都督，并下令为其重修墓茔、建旌贤寺.这是当时所建造的姚懿

神道碑。（现树在陕县刘秀峰上，碑楼建于1984年为保护碑石而造。）

姚懿神道碑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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