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

安乐寺姚波

+ W* E) G$ `% }9 Q- L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年又号晚和，别署幸翁。清中叶时安徽省桐
城县人。
桐城姚家的先祖居在麻溪，后世迁居县城，仍称麻溪姚家，自明朝时便
  J+ F( K+ Q: m1 V  _& T已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清朝以来，姚家以政绩、儒学、文艺、义
行等而闻名者有很多人。就近亲说，官至刑部尚书的名臣姚文然，是姚莹的
" O  y3 e& d  J5 z七世祖；以“经学”名世、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姚范，是姚莹的曾祖；以学术
文章称师表、被目为“桐城文派”主将的姚鼐，是姚莹的叔祖。
1785 年11 月8 日，姚莹诞生于桐城县内北后街的这样一个名门世家之
中，兄弟排行居三。先世的声名显赫，虽然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留
2 S6 p* T8 y) C  m下深刻的影响，但到他出世时，家境已趋没落。他祖父姚斟元，秀才出身，
并未发达，终生在外教书或当幕僚（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他父亲姚骙，
虽自幼读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只好继续教书为业。
姚莹家自祖父辈分居，所承祖产本来有限，祖父两代又无什么作为，家
境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姚莹生时，家中尚有仆妇四人供差役；到他七岁时，
便不得不将旧宅售出，租房居住，父辈再行分居；到他九岁时，连最后保留
3 z8 N5 }$ C$ v6 ?/ y9 N的一名女仆也只好裁减，家务都由他母亲操作；他十岁时，正赶上夏天发大
水，屋内水深三尺，他母亲拖带孩子借浮板于水才幸免于不死，断炊之苦，
更不在话下。
7 I, F* b# \2 Y. {, _所幸他母亲张氏也出身桐城名门，为清初大学士名臣张英的曾孙女，虽
也家道衰落，但自幼知书明理，志当贤妻良母，特别注重教育后辈成人，家
境再艰难，也要培养孩子读书向上，即令为此而典衣卖物也在所不惜。姚莹
自六岁开始从师读书以后，张氏不顾日间劳累，每晚必亲自检查他兄弟的课
7 y6 e  C" d3 X- Y* V业，见有所长进则喜，若有所赖惰，必加体罚，即使老师原谅他们，她也都
丝毫不放过。有时，姚莹兄弟没有机会读书时，张氏便亲任教师，不让孩子
学业荒废。姚莹兄弟的《周礼》、《诗经》二书，便得自母亲的口授。等孩
* l2 [0 l# Y2 W5 u子开始学作文时，张氏又亲抄范文数十篇、唐诗百首为课本，督促学习。当
- t# J- V4 S3 C0 v6 P) J8 j$ G/ o姚莹苦读至深夜，伏案而睡觉时，张氏怜爱不已，常常故意借冬夜脚冷唤醒
7 p4 s$ ~% `  _+ \* ~% D3 ]- b孩子，姚莹惊醒忙上床为母“捂脚”，“抱母足而眠”。真是母督子严，子
爱母慈。
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先世的光荣，家境的衰落，生活的困苦和贤
- s5 z1 j. g% m母的督教，深刻激励着幼小的姚莹，使他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发扬先德，
重振家声，报效国家与社会，不负贤母的殷切期望。早年的生活坎坷，也使
4 R3 z9 `2 G3 S7 w* c他对中下层社会的实际，具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养成了他后来为官时关心
5 i2 [" l8 ?3 E2 @民间疾苦的宗旨与作风。同时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实心实意办事、不向困
/ h# V& }4 C' g1 v难低头的性格与志向。
: i* X% R- w) `( v21 岁那年，姚莹赴安庆参加府学考试（当时桐城县属安庆府）。因为盘
7 V! h0 @7 k; I, Z$ v1 ~# k" D费有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这位亲戚势力眼，对待姚莹十分不好。姚莹不
堪羞辱，一气之下，便拔脚回家，待另作经济准备，再参加下期考试。科举
时代，应试是读书人的关键时刻。姚莹竟宁可放弃，而不受窝囊气。从这里
不难看到他个性的一个侧面。
  T0 t! M$ {4 i2 z) ^他回家后，正逢叔祖姚鼐在家，见他提前回来，十分奇怪，便问他何故
9 s/ @; G$ y- Y# Z9 g如此。姚莹只好实说。叔祖闻言，既赞许这个侄孙的志气，又不忍他失去这

安乐寺姚波

次考试的机会，便拿出银两资助姚莹赶去应试。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补为府学附生，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他父亲，成了秀才。回家后娶妻方氏，也
是桐城名门之后。隔年，也就是1807 年秋，姚莹又去南京应“丁卯科”江南
' [5 |0 K2 l( S/ Y6 i/ u8 S% m: y乡试，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了他祖父。时年23 岁。
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
% p6 n( z( z' ~* {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
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
+ F" `* e2 z! F- m8 z) C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
8 F  v& ^5 }8 \- K, _; D/ W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
视野，并因同年（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
' P, p# C3 J$ Q1 R) o( {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同省者为
% C! j  V8 {  {- G) O, }# T/ c: f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
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
3 S- h0 d# q# M2 Q! X; I/ G- |6 q& D1 ?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
5 |5 I8 [* t! F0 o$ j+ `/ Z& t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
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
. r- A. ^0 {6 g, I5 T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
+ ~; s7 ^5 Q9 ~6 {' G8 C. v# L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
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志在经世”，即以治理
9 h4 b& P2 v: u) a3 R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 p! y- B+ w+ i0 B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
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
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6 i) @$ |; u8 d+ t" K, o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
  t; U# m) C+ M# f5 O7 z! {深，号为“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
/ D7 X* r( D) P) r2 W' `( J" V7 m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
6 P4 x- Y5 X# ~/ F( l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
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
9 ?4 F* e$ i  t# Y9 a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
* e' o3 }% E; j( `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
二、研讨“海上事”和“海外事”
9 J$ m1 N/ w, D) k" I5 G% E1809 年春，山东巡抚百龄升任两广总督，闻新科进士姚莹之名，遂趁途
' a; ~" L- }9 l6 e( G: W) H- y径桐城之便，邀请姚为幕僚，随他同去赴任。
百龄，字菊溪，姓张氏，正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以干练和有魄力而
得仁宗皇帝的信任。数年前即已官至总督，后因事被革职。继而，再次被重
用，历升至两广总督。
2 C9 M  P: Y5 _5 d; L就姚莹来说，去广东既可开阔眼界，熟悉世务，又可顺便看望正在广州
& z3 r$ b- _5 S- E+ k, B6 ~任教的父亲，更何况聘金对家庭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乐得应邀，欣然而
去。当年秋天，姚莹随百龄抵达两广总督的任所广州。

安乐寺姚波

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4 s* p5 R; h( o1 s0 K+ i; h" w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8 p" b( R$ K: m: P- r, a9 B8 b9 C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1 @' |# g" f3 C" Q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 n2 M; t0 \' A2 Z. i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 i9 q3 T. c% G% R1 N0 a洋行早在明朝时便有，“公行”则为后起。行商除负责确定货物的价格
) G! s* l1 A( B+ J& c, `& \* L( S外，并负责代中国政府向外商征税，外商也乐于委托其代办这类手续。而政
府对外商的管理，一般也都通过行商来进行。“夷馆”，则由行商依政府规
定租与外商使用。政府本来对外商设有严格的规定，但因日久天长，不免流
# Q3 ], v9 L+ G" q4 Q于形式，而时松时紧。这当中，外商的不法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重
要原因。
9 F' g8 @% @6 t由于广州的特殊口岸地位，便使两广总督多了一层敏感的任务，即管理
/ D, W1 V3 |/ b9 V( n0 c. }和保证外贸事宜，并通过此渠道进行与外国的交涉。这些，当时统称“夷务”。
“夷”，是当时对外国的蔑称，反映了中国传统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和中央
大国的心理。仅从这个不妥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是多
/ g" m; g' s9 l( X8 F么贫乏！
& {8 M8 D9 @! s对外贸易的发达，已令姚莹亲见广州的格外繁盛，而由于英国从事的鸦
+ t: Z+ s3 _( F' X* V. I片走私贸易日盛，致使清政府的严禁形同虚设，鸦片的毒害在广州反映得最
, j+ ]9 U: ]! j" G为明显和突出，更使姚莹深为留意。这还不算，百龄面临的海盗问题，也迫
" N1 I2 R& x" c7 O; b- f使身为幕僚的姚莹不得不多加关注。
  [8 `- [8 Y( h- a0 H  C9 d所谓海盗，泛指当时活动于海上，并对抗政府缉察的武装集团。其性质
与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职业走私团伙，有的专以劫掠为生，有的是不甘清
( K' J; A3 H3 x, A5 W& M政府统治压迫的反抗者，有的是为外国谋经济利益的滋扰者。但其利用洋面
广阔，清朝水师力量薄弱，特别是因为军政腐败而大举发展。这些海盗不仅
扰乱正常的对外贸易，威胁海道安全，而且不时登陆劫掠，无不成为治安之
大患。前此，清政府曾大力对海盗活动最为猖撅的浙江、福建沿海用兵，使
两省所受威胁大为缓解，但广东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这既是由于海盗活动
* I. o2 V* j' E# H* I方向的转移，也证明广东文武官员的处置不力。
6 M% e! H+ o/ \5 l  \8 D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皇帝才特调百龄出镇广东。百龄也不负皇帝厚
! S) o. T7 n) y/ c; B0 S1 [望，到任便针对海盗问题，一面振刷军政，惩贪去懦，整顿军队，筹饷练水
  `* B8 d/ E- J1 M  W  q+ W& _师，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一面裁撤沿海商船，连运盐也都改为陆路，从而对
' V- x7 _- Z. @8 `1 Q沿海实行戒严，以断绝海盗从陆上获得水米接济和到陆上销脏。经过将近一
年的“日事招讨”，除分别击溃数小股集团，使仅余两大股海盗集团的处境
日益受到危胁外，又通过分化瓦解、利诱，招降了势力最大、辖众二万余人
有炮船四十余只的张保集团，并利用张保，平定了乌石二集团，宣告广东沿
$ Z* `" i4 H% C1 p7 q海平静。闹了十来年的海盗，终于被肃清了。
) |% y5 d/ R" l百龄因而获重赏，幕僚们竞相赋诗著文，为他颂功志贺。独姚莹没有参
加。在他看来，“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
, z  x) a( w+ w0 o' H* _* w其狠心故智，何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益众。夫匪类者非他，
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近悉近内。”所谓大功告成，不过是表面
现象。潜伏的危机甚重，又有何值得庆贺？这种后来在《上座师赵分巡书》
. \' v# @4 g( y中透露的看法，既说明姚莹的头脑清醒，也反映了他的不随流俗。事实也证

安乐寺姚波

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 X( ^1 G$ j+ q: r6 Q今虽不明姚莹曾否将他的这种看法直告百龄，但从他劝百龄“功成身
7 x! z6 H( P1 x+ x退”，可知他还是透露出来。他对百龄说：“张保当年不只一次扰害沿海七
郡地方，仇怨甚多。今既收抚，加以官爵，久后难免再生技节。假若有人寻
仇，张保被杀，处置起来，便会两难，坐视不问，则张保余众数万必会生事；
惩治杀手，必被认为包庇降盗，为地方人士所不服。莫若携张保离开广东，
免致他日被动。”一席话，令百龄于惊愕之余，采纳其议，上书告病。奉旨
允准，召其还朝。百龄遂携带张保离去。
从个人利益来说，此举对姚莹绝无任何好处。独持异论，必为百龄所不
喜；劝百龄去任，更丢了优越的幕僚差使。但姚莹仍然走了这步棋，充分显
' [5 S3 L5 Y/ J- d) q* I5 t  `示了他的以大局为重。倘非具有“经世”的宗旨和自觉，断然不会这样做。
3 j- c2 ], H/ g* N6 y. D7 m而他的别具见解，则是他对海盗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深
$ V% q. g7 }/ X) W8 H刻了解的结果。
此后，姚莹先后在从化、香山（今中山县）等地担任官员的家庭教师，
以教授其子弟为生。他也利用这个时候，游历了广东的一些地方。闲暇时他
& L! q1 e" }+ m% L  d便继续读书，研讨世务。但此时的研读，已不尽同于既往，那便是增加了一
项新课题：他所说的“海上事”“海外事”。具体说，就是“夷务”和与其
相关的海盗等问题，就是对来自海上的诸外国实情的了解及其对策。他后来
在《康輶纪行自叙》中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
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
而已。⋯⋯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所谓“以
求抚叙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正反映了他一贯的“经世”宗旨；所谓“外
6 Y4 ]/ g( d1 u! n7 w" N6 O' h夷桀骜”，当然包括了他在广州亲经实见的外商趾高气扬，抗拒与抵制中国
5 }+ C5 x4 n# H( |& o政府的管理与规章；他的“深忧愤”，说明他敏感地认识到对外关系处理不
善，必有损国威，影响世运。
深怀忧愤地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是这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收获。
  U- h# t3 T) q1 D从此以后，姚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努力，使他成为当时所说的“开眼
* B  Q6 I: Q- Y1 S8 B看世界”（林则徐语）的一批杰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决定了他后来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坚定立场。正是由于广东之行，才使他的“经世”抱
/ j' |% ~6 e- A' V( @) l: X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关切与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来回应
当时中国面临的外国侵略的挑战。作为姚莹生平事业的一大关键，此次游粤，
真可说是不虚之行。
从25 岁抵粤，到30 岁离开广东的这五年多时间里，姚莹虽大增新知，
但从他这一时期写给师友的书信中，不时可见他怀才不遇、“困顿风尘”、
“三十未立”的悲怆心情。1814 年11 月，他三十岁生日时写的《甲戌十月
0 Q7 s, m( M. v9 Y# S' T0 h' S2 b七日，余年三十，奴子早起进鸡酒为膳，有感》诗，对此表露无遗。诗云：
“忽惊三十岁华新，转愧人间壮大身；束发何曾志温饱，人生惟是备艰辛。
愁看僮仆陈杯酒，泣向天涯拜二亲；风雨六年违定省，可怜伤别更伤贫！”
; ?; i7 F2 Y5 f6 l: R大概正是由于“三十未立”，才使他决计结束在岭南的生活，北归选官，去
正式干一番事业。
三、闽吏第一
# `) }5 R  B3 _3 k# Y" u/ g8 O7 \1815 年初，姚莹从广东回到久违的故乡，与家人团聚。转年春，一度去

安乐寺姚波

杭州访友，路过南京时，拜谒了正在那里任教的叔祖姚鼐。秋天，便起程去
北京参加吏部的铨选。
到1816 年春，铨选有了结果。姚莹被授任福建平和县知县。依例办理手
续后，告别京中师友，赶赴福建报到。夏末到达福建省会福州，秋初到平和
任职。他的“经世”理想与抱负，第一次有了直接实践的机会，时年32 岁。
平和，地处闽东南，时为漳州府所属县。今仍有平和县，属漳州市，但
; _" K1 r2 F% ]3 g- [县治已迁移，不在旧地。关于这个与广东邻界的山区县，姚莹曾在《复汪尚
书》中分析其民情说：“其地溪岭深阻⋯⋯无三里、五里之平远⋯⋯民皆依
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
好斗、健讼，相沿成风。对此，姚莹认为应“因其俗宜”，以恩、威、信相
$ B* T& x! e" n* e4 B( v+ Y结合而治之。姑息，并不是恩，而是软弱无力，不负责任；暴虐，并不是威，
只会失去民心，激化矛盾；贪诈，无从取信于民，必然难有作为，说话全无
# L3 B2 p3 ]2 ]8 @力量。过去的官员或姑息，或暴虐，或贪诈，因而失败。他坚信凭恩、威、
信三字，不难成功。
4 }5 v1 |! V5 [% E$ }) N: Y% B于是，他以满腔热忱和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天将亮，便升堂理事；事
无巨细，都亲行决定；民间投诉，迅即审理决不耽搁，而且当众进行，令民
共见，以示劝惩；访闻盗贼，即便是半夜得讯，也亲率员役，前往督捕，而
; C1 J9 b: Q& M4 ?且外出决不扰民，食用皆自备；每月朔望，亲至四乡，择适中之地进行劝谕，
召集缙绅民庶来听，至者予赏；诛锄强暴，雷厉风行，决不含糊。这些，都
, W3 j( I' t8 E$ e1 N令百姓耳目一新，叹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心眼里敬佩和服从这位廉、
* O3 b: M# g% j, M$ w( w7 I; a正、清、明的姚知县。
, {* S' w/ U3 \- h% f挑词架讼者被严惩，捏词诬陷者被当堂揭穿，谁还敢自投罗网来告歪状？
( C8 Q: C6 V: ~) T) \0 f" c鼓动斗殴者被追究，借以讹诈者遭严办，有冤者知县自然为之作主，无理者
骗不过知县，必遭申斥或令赔偿对方损失。确如知县宣谕的斗殴有百害而无
一利，有理的变成无理，无理的错上加罪，谁还愿意小题大作、自讨苦吃地
& I5 W' e) e( |7 D" E斗殴？于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平和的风气便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当姚莹
依既定设想，准备陆续开展倡文教、劝农耕，俗将平和治理出个样子的时候，
上司却于次年冬决定调他为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知县。尽管姚莹本人不愿
意，平和士民百计挽留，皆无效果，只好遵命，到首县任官。
- h) g% |+ Q' g4 U9 _  p/ K  T1 J首县，一向由所属最得力的官员出任知县。姚莹被调的原因，就是由于
- {0 M4 D( }3 T) {' t他在平和的政绩甚著，官声颇佳。依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
( S/ _! G: c) c+ J& Z2 u7 a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州）、漳（州）、龙（岩直
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因此，漳州一城中而聚集总兵、道台、知府、
7 P# ^3 v: k6 r2 a% @0 K/ f知县四个衙门。今漳州市仍有龙溪县，但已不辖市区。
别看漳州府城中衙门众多，但直接理民的龙溪知县却很不好当。姚莹在
% }2 y; t0 I' v0 K《谢周漳州书》中，述当时龙溪难治的症结说：“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
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
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
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刼为故常，一
* \, e3 o' f0 w% B% J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
9 X/ E$ y( X1 e$ g1 `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
+ u! J' n$ O1 z  }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实际，姚莹认定不能以常规来治理。刚到任，便出其不意地亲
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

安乐寺姚波

多，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
立即正法，可免“迁延岁月，株累无穷”；正法于当地，召众环观，影响远
大于“正法省中”的“不足以警当地”。一番“下马威”立竿见影，“四境
1 l- h  T9 E4 V凶徒，闻风股溧”，发挥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 \/ @8 ?% F0 p9 g( ?3 j接着，于各地张贴《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
& p* j9 s9 P- R: D. K( }8 l5 w% O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
9 r" q, v) k& \+ c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
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
# i$ e& _" O( ?1 u5 q" L+ `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以便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视
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
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
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知县又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
之以理，约之以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
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卹；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
, S) H3 Z: }9 ]) o4 v8 _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通过这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
1 b/ u  V4 B/ |1 O! i$ _' ?$ P“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
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
% O  q9 _% d. Z  d1 G$ V5 t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
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
* {* `" Q2 f/ s! R/ \2 X5 B7 u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于是，械斗与盗贼之积患，
9 Q/ O) }# t( B9 }% q5 r% P初步得到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经如此雷厉风行地大加整顿之后，姚莹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
导礼义，龙溪百姓因而大悦。姚莹的魄力、识见与干练，大为漳州知府所推
: r8 ~* J3 Y5 _6 S8 T7 k3 o$ T重，不时向姚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相处极为融洽，结成深厚的友谊。当时
的闽浙总督董教增，亲见龙溪局面迅速改观，也高度评价姚莹的治绩，推他
为“闽吏第一”，多次接见姚莹，就大政征询意见，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
指示他们：“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
' b+ M) w$ V: g7 N4 t* D  ~/ h' w姚莹的成功，正如他所说的是当时文武上下，“合力同心，彼此信任，
毫不间言”的结果。当然也是他“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倾注全
部精力，实心任事，“心神况瘁，气血为之虚耗”的结果。“闽吏第一”，
' g$ O5 c! i, j" K8 d% O4 b& H是用他“头发已白”换来的。两年后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
民不肯放他走，纷纷要求留下姚知县。最后，省里略作妥协，答应留待转年
" m0 K2 e0 g, M  e% V, ^9 x1 f8 B春再赴新任，聊慰民望，但台湾还是得去，因为那里更需要这样有本事的官
员。
四、初官台湾
2 W% Z$ Z# j) P7 e1 R当时，台湾尚未建省，只是福建省所属的一个府。台湾府的治所，即今
台南市，与后来的台湾军政中心在台北，情形不同。当时，台北尚未设府；
! z! O, H/ s* m5 Z, c今台北市，当时仅为一个镇。台湾府辖台湾、凤山（今高雄市）、彰化（今
- h3 ~! j- q- V名同）、嘉义（今名同）四县。首县台湾县与府治同城。由于府境辽阔，故
另于重要之地，分设澎湖（今澎湖县）、淡水（今新竹县）、鹿港（今属彰
! x5 U/ g2 U! [化县境）、噶玛兰（今宜兰县）、海防（原驻鹿耳门，在今台南市境，后移

安乐寺姚波

驻府城五厅。厅，为清代行政建置序列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直隶厅与散厅之
% q& W" h9 r& Q# @* B别。台湾五厅，即属散厅，虽说与县平行，但其官长的品级却比知县（文正
2 o' f6 p2 h! ?) `. U七品）为高。其中，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衔，“鹿港同知兼”“北路理
) K; z, N+ x3 F5 U番”衔。一府、四县、五厅便构成了当时台湾的行政网络。
台湾虽为府，但文从四品的台湾知府，却非台湾的最高文官。这是因为
另有文正四品的分巡台湾兵备道，代表省来监察和协调台湾的军政事务，驻
台湾府城。内地虽也设道，但多监数府。因为台湾孤悬海上的特殊战略地位，
, e/ u& I% U+ G1 I又定例分巡台湾兵备道均加按察使（文正三品）衔。内地之道，虽亦有此情
况，但属个别。这还不算，更规定分巡台湾兵备道可以通过邮驿，直接向皇
2 K9 q/ Y& N% ~# o* B; m1 g8 g+ J帝专折奏事，不必转由省代奏。这种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旨在避免贻误事
& _  X8 N) m5 e* [/ ^* z机。因而，台湾的最高文官首长是道，而非府。
自清初平定郑氏势力，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以来，在军事方面更对台湾
特别加以倾斜，派重兵镇戍。设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武正二品）领之。内地
总兵官的防区较小，而且很少兼统水师、陆营，更无台湾这么多兵。为了崇
重事权，故特于其官衔冠以内地所无的“挂印”二字，隐示其含有“钦差”
的性质。台镇所辖，除直属的镇标三营外，还有：台湾水师协（三营）、澎
湖水师协（二营）、北路协（二营）、台湾城守营、南路营、艋舺营、南路
' q$ m4 Z/ z1 f下淡水营、沪尾水师营、噶玛兰营。合计为水陆十三营，分兵布防。弃兵则
. y+ g6 @4 m" m7 P! n. l5 ]" R' _' A由福建陆上各地抽调，三年一换。
由于姚莹的生平事业，与台湾密不可分，故有必要就当时台湾的文、武
建置，简要说明如上。
1819 年春，35 岁的姚莹渡海履新，出任台湾县知县，旋加海防同知衔。
任官台湾，掀开姚莹生平事业的新章，也是他成为当时著名“台湾通”的起
点。
当时台湾的情势，可用时人所说的“叛服不常，时存危象”来概括。由
( p. O1 Z$ M6 J+ [! [7 E. `于潜在的反清意识，加之治理政策的不当和官员的暴虐恶行，故自台湾为清
朝所有后，屡屡发生抗清起义，严重时几乎动摇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尽管一
次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但从多者三十年、少者十余年便又爆发起义，便足
* D5 X# _7 R% v& i见危机的深重和矛盾的错综复杂。
1 V$ O& g: j* U, O7 B4 h7 }当时，纳入政府直接施政管理的只是沿海地区，主要是西部沿海地区。
岛上纵亘南北的山区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尚未开发，或为无人区，或为当地
% _. ?; M; U1 o/ ^5 G: U5 F2 W$ y兄弟民族（时称为“番”）居住区，即所谓番地。番有生、熟。浅山或重要
之地，为政府号令所及之处，多由其首领（时称“头人”）代政府管理，接
. Y& |9 d5 F  `" j& j" q受官员的指导，称“熟番”；居于深山，为政府号令所不及，自已独立不受
9 M% g  j2 n9 s, E政府管辖，则称“生番”。政府只是控制其不出山，互不影响而已。实则，
) e  Q9 _0 |  E6 s# Y' K% q5 p民族关系时见紧张。
2 G$ F; }( r& V5 k1 Q沿海居民，则以原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嘉应州、潮州的迁民为主体。
0 R& n% Y, j3 r6 t, `3 u5 U1 X5 K虽迁来有早晚，但以原籍为纽带的而连系在一起，但地域的界限很突出。而
各该原籍又都是民风强悍，习于械斗的地区。受此影响，往往因个人纠纷演
变为地域来源不同者间的群体磨擦。
尽管台湾驻军多达一万四千余众，可称内地罕有的重镇，但防区辽阔，
海岸线长，分散开来，依然不足，平时巡缉尚多漏洞，一旦发生变故，只好
6 G& @4 c9 W9 H  y' m" V" h" m仰仗由内陆派兵越海。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弁兵皆由福建陆上各地
抽调，尤以漳州等地兵员为多，地域意识和部队间的关系，最易发生摩擦，

安乐寺姚波

有时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械斗。至于骄横不法、违犯军规、甚至不服管束，更
2 p. v6 B% H& I3 k' A" x是常事。
因而，除了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根本矛盾外，从形式上便表
) X- N& [5 [6 _现为姚莹在《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所说的：“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
兵不相能也，民与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加之“沿海僻静
' \( J, J) c$ x# c9 c5 G港汊分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往来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
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而来，有业者十无一二，地力人工不足以养，
群相聚为盗，为奸恶”，这种难于控制的游民，尤为治安之大患。凡此种种，
3 y1 G# y( `7 o2 Y4 h故姚莹认为当时台湾的情势是：“人心浮动，风淫易生，变乱之萌，不知何
时”。总之，是矛盾重重，一触即发的形势。
9 {1 c+ h& _8 [1 n相对于全境的不稳定，台湾县因为开发历史最久，商贸繁盛，户多殷实，
且镇、道、府、县等衙门林立，并有重兵弹压，形势相对来说较好，但全境
存在的隐患这里也难以平静，尤需治理得人。否则，更会招惹麻烦，动摇根
* T5 ?! Q' _: K% J+ _: l本。
- Z1 u" B4 @! }9 @1 h  R姚莹到任以后，仍如在漳州般地谨遵“清、勤、慎”的官戒，以“恩、
威、信”为施政方针，很快便搏得士民的拥护与爱戴。仅从两事，便可知其
在台湾知县任上的一斑。
一次，姚莹乘轿出巡，正逢一帮兵卒聚在市上赌搏。县役令其依例回避，
众兵非但不服，其中一个竟还诬称该役抢钱，与之揪扭起来，一时秩序大乱。
姚莹即命停轿，将该兵带至轿前讯问。众兵先不知轿中为何官，未放在眼里，
- X6 M& f- V5 m. b6 ~8 L闻是以厉害闻名的姚知县，早已四散。后见有同伙被逮去，担心被供出姓名，
, _9 t# b! X% \& V: q便约集数十人，手持武器，前来抢求。
( F. C8 U6 s: y! [1 R/ }' ]: K悍兵持械行凶的事，从前就有，并不新鲜。见此形势，随役都捏了一把
: {' `* d- [$ J! B1 C汗。姚莹却十分镇定地下轿，亲执锁练，拉着该兵迎上前去。来众见势，反
5 F5 g2 C, }5 }倒迟疑下来。姚莹当面晓谕众兵说：“你们公开赌搏，已经违犯军规，现又
持械前来，难道不知伤害官长要处死？你们豁出去了，难道就不怕连累家中
# u7 f* W$ G4 I老小？我本来不想追究你们冲撞官长仪仗，不行回避的过错，只想把他交给
总兵大人，教育他别再赌搏。你们竟敢前来行凶！也不打听打听姚知县从来
9 f7 e) Y8 [1 y- V9 s/ f: w3 J- w不怕死。不怕死的，只管上来，看看谁豁得出去。”
; l) J9 Q: o9 R) H+ o6 |( n* I众兵闻言，大吃一惊，方知头脑发昏，惹出大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没精打采地放下武器讨饶。姚莹却一概不理，手牵该兵，径直从众兵中穿
8 Z4 ?* f0 d# f过，直奔总督衙门。众兵先是让路，继而相随，求情不止。结果，总兵据情
况把为首者加以严处，重申禁赌之令。从此，悍兵见姚知县轿到，赶忙回避，
0 w$ U8 `- R# W无人敢生事端。老百姓也由此知道：姚知县不但不爱财，而且不怕死！
台湾当时的迷信鬼神，较内地尤甚。有病痛，不问医服药，却认为是得
罪了鬼神，一味磕头烧香，尤其敬畏五妖神。姚莹早就打算扭转这种陋习。
2 K% m; V, W, a) C6 L3 L% {县民许某，小贩为生，年未三十，邻里无不称其老实，忽染重病，据说是得
罪了五妖神，因而得祸。他家烧香求恕不止，许某之病却日甚一日，临死对
兄说：“神恕祭祀未周，我死之后恐将降祸全家。”既死，家中大惧，不惜
破家举债而塑该神像，大举祭祀，以求免灾。姚莹闻讯，即命衙役将塑神像
锁系到堂，传集许家及百姓前来观其审判。至时，姚莹当众列举其罪，指斥：
6 n5 e( U7 ~1 Z8 ~+ S: m“今尔敢虐吾良民，肆为妖妄，岂可纵容！”下令当众杖碎投火，以绝妖邪。
并宣布：“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到上帝那里去起
诉你）！”县民起先还对此举将信将疑，后见姚知县一切如常，才大为信服。

安乐寺姚波

姚知县审判五妖神，成为一时的新闻。
1821 年春，姚莹调任噶玛兰厅，摄（暂代）该厅通判，主持该厅政务。
! [8 A  \2 e0 {8 a5 [! s' b% z该厅地处府境东北，始设于1811 年，新建不久，一切尚属草创时期。不但境
民最穷苦，而且治安状况也最差。因而，姚莹到任后下大力量完善制度和缉
盗。曾因捕获著名海盗林牛等十余人，经镇、道奏功，奉旨送部引见，即到
. S$ K/ H+ a6 E) y  X吏部报到，接受皇帝的召见，意味着将予提升。
就在圣旨未到时，姚莹却出人意外的因在龙溪县的所谓审案错误被追究
责任，撤职查办。简单说是：龙溪县民郑源与族人某有矛盾，率亲众杀某而
掠其财物。郑源被获服罪，姚莹以仇杀定案。未及解省复审，便调任台湾。
' z7 ?4 H4 z1 o1 Z2 }! U后来，此案拖延两年，才由经手者重新定郑源为强盗。姚莹因而获审查不实
之罪。其实，这只不过是早就忌妒姚莹者，趁督、抚等上官换人而落井下石，
9 w6 a" i4 A' E) b2 t; G作了手脚。
姚莹初官台湾不到三年，便以这飞来的横祸而告终。台湾县及噶玛兰厅
- X% d- B  q' R+ J; a4 {% V士民闻姚莹罢官，竞相奔走道、府为他呼冤乞留。及知事已定局，均大失望。
0 b1 Z# R/ m' t姚莹自出任平和时，便将家人接至任上，后随来台湾。突然罢官，生活顿感
困难。幸靠当地百姓时赠柴米接济，才勉强过活。拖延至转年秋，才因当地
3 ^  D) Q5 V2 W& A9 q官民集资代为还清官债，得以举家启程回省。船尚未开，其父突发重病，死
- J# S; B* T. X3 x# ?于船上，只好扶棺内渡。
% U) {3 F6 P( S1 k) m/ W五、蹉跎与复起
4 V+ K$ A: V2 Y2 U& `罢官的挫折，并未影响姚莹的壮志。他在当时写的《与刘明东书》中说：
“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心。古人君子虽极颠连困苦，而秉志坚定，
+ ?+ ~7 W1 ~  }- r) r/ z) q* z百折不回。仆于古人，何能为役？然穷困愈甚，乃见理愈明，觉确然有据，
3 R$ o# h6 G  q% v2 b( ]! D故倔强自好之气，亦愈不为人屈。盖此心不为穷达所系久矣，造物其如人
1 K9 `/ E& n/ P8 }# h  O何？”更何况是在“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于井”的情况下，“幸
得洁身而行，不为缪辱”，说明自己的清廉，使他们实在抓不住什么把柄，
( u- U, G' H' Q1 n( f1 q7 ?只好在公务方面作文章。事既不实，又有何愧疚？而罢官后百姓的热情接济、
代偿夙债，临行时“又送者相随数十里，至于舟中甚众，”更是最大的欣慰。
“政声人去后”。这才是最令人感动的。
然而，老父的突然去世，却打乱了内渡后遵旨入京引见的计划，只好暂
居福州，为父“守制”（停官服丧）。按理，应回乡安葬亡者之后“守制”，
2 V" T5 k, B( c$ j8 @! c' s/ x但扶柩归里，耗费甚大，一时无从筹措，只好从简。在封建时代，父丧不能
" k4 Q9 G& ]! B( i: T安葬，是做儿子者最大的不安。“守制”三年，举家生活又将如何料理？这
些都不能不令姚莹倍感焦虑。
) T2 z* z( O" o6 J天无绝人之路。这年（1823 年）秋，姚莹的乡试座师赵慎畛由广西巡抚
升任闽浙总督。赵对姚莹这个门生一向颇为欣赏鼓励。他任官广东时，姚莹
/ K: d! k# G! S9 G1 r1 d  u+ c正好游粤，有过接触。后虽分手，仍保持联系。赵至福建做官，眼见门生处
, B9 ]+ D" ~$ @2 q' f于困窘，即慷概解囊，资助其归葬，并挽留姚莹在闽。姚莹难违恩师盛意，
' j" M2 L2 _  Q) a5 Q. Y便由兄扶柩还乡，自己与家属留闽，但监于忌恨者仍在窥伺，深恐因而影响
1 F- o8 B  g- W- o% x恩师。恰巧漳州方知府调任台湾知府，方素知姚莹的才干，特邀他为幕僚，
随其赴任。姚在得到赵的谅解后，便于当年冬再去台湾。台湾士民闻姚复至，
“争以鼓吹来迎”。
倘说前此任官台湾，是姚莹成为“台湾通”的开始，那么，这次以知府

安乐寺姚波

幕友身份入台，便使姚莹对台湾的研究更为升华而成熟。这是因为：当初集
中考虑到的多是面临的县、厅具体政务，现在不仅是知府的幕僚，且不时因
赵慎畛的咨访而充当总督事实上的顾问，因而更多着眼于台岛全局，更多集
中于体制和政策，因感赵、方的知遇而知无不言，以往所建议而未被采纳者，
均和盘托出，得为采纳，付诸实施。
后来，姚莹就他前番在台任官和此番去台充幕期间的调查、见闻施设与
/ j( z. y2 j4 r9 e+ l% Q论议，汇编为《东槎纪略》五卷。他说：这本书“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
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事皆纪实，言归切要”。吴德旋为该书
作序，称姚莹“夙留意经世之学，不为詹詹小言”，“后之从事台湾者，必
* D2 C$ S; ^: _8 k% T取其言以为鉴”。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关于台湾事务的专书，它既是姚莹的“经
4 e5 _0 Y: G7 i& x8 y2 J世”成果，也奠定了姚莹的“台湾通”的地位。
. t3 }7 g" r) _1825 年，姚莹“守制”期终，向方知府告辞内渡，经故乡而入都引见。
7 _9 v- F8 w" W8 }2 L0 ]8 k0 h1826 年初，得引见，奉旨：“以获盗功，改为降二级调用。”又依时例，捐
复原官，归部铨选。因次年春末便可当选，故索性在京等待。期间，与魏源、
龚自珍、张际亮、汤鹏等过从甚密，切磋世务，探讨学问，彼此间赠答诗文
# Z3 ~% A+ s( `甚多，结成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1827 年初，母亲张氏在福州病故。姚莹闻
讯，忙告丧假，赶回福州。
本来马上便可选得官职，重入仕途，再展抱负。然而突来的不幸，使他
又开始了三年的“守制”。经济的困难，尤如当年父丧之时。念及慈母的抚
育教养和近年的随之奔波流离，痛心疾首的心情比当年丧父时还重。这时，
7 }+ S. k7 R: `恩师赵慎畛已调任云贵总督。方传遂已升福建汀漳龙道，闻姚莹之窘，又延
请他去漳州入幕，以为生计。次年秋，他便将家眷打发还乡，以节约开支。
' X  F( M) ~  Y这一时期的姚莹，除继续为贫困所笼罩外，更因岁月磋跎而焦急。他在
; }* q, |5 k$ e) l《与李永州书》中透露当时的心境说：“仆幼贫贱，备极艰苦，甫欲见伸即
重遭困踬”，连遭罢官、丧父、丧母的打击，虽“坎坷而不知悔”，仍“期
有所振厉”，但“人生无多岁月耳”，及此壮盛之年，不得有所施为，“更
历数年，境遇之穷益甚，精力尚堪用乎！”
( b* ?0 k+ t  ^6 n$ ^1830 年春，“守丧”期终，姚莹经浙返里，谋北上入都补官。此前，其
恩师赵慎畛已病故于云贵总督任上，归葬原籍湖南武陵（今常德市）。姚莹
感念恩德，专程前往湖南拜祭于墓下。1831 年春，姚莹由桐城抵京，等候补。
. n  q* g8 \* p' s  ]因这年夏天江南大水，善后工作急需人员，两江总督陶澍等奏请朝廷派知县
0 A9 P$ \# Z& E* e六人。姚莹经“引见”后，奉旨前往江苏，于9 月到南京报到。若非江苏奏
  I( c: E; H( l9 l# P, Z6 r4 ~请缺人，姚莹既未必能这么快就补上缺，而且补上官也只能在福建。
4 S' H8 \: t7 Z) z" c7 L姚莹自37 岁因事罢官，中间又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再次任官，时已47
岁。报到后，先是被派跟随总督巡查河工、漕运，然后被任为临时代理武进
' P+ A# a6 K, d4 F" K7 A知县。
0 q& U! d3 }: m: w6 P武进与阳湖二县，当时同为常州府的首县。二县衙门与知府衙门同城，
2 D7 q( Z$ K& |* U二县分辖府城之城、郊。即今江苏省常州市。由于当地为经济发达、人口繁
盛之区，又处交通要道，事务较多，故设两首县。
# R$ ?. ]; U$ W! K" S1832 年春，姚莹赴任武进。县境孟渎三河为农田灌溉之所资，因于淤塞
. f8 x3 H+ A4 v' E( Y" q$ F不畅而奏准兴工疏浚。去年冬即已开工，未成便因大雨雪而报废。姚莹上任
6 X# n8 Z/ S3 O; j前，上司便令他抓好此项工程。开春后，即督办此事，经实地勘察之后，姚
莹坚持延缓到秋后兴工，理由是：“水利之兴原以利农。今当春中，使民废
; I# S4 i7 l3 A4 H: a1 C) j3 \耕而工作，非便。”他考虑的是不利于春耕。而且，此时兴工，因于河道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