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

安乐寺姚波

0 }" K  {" e' d, M, m* Z
5 @0 J3 C. b( ^+ c* k* l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年又号晚和，别署幸翁。清中叶时安徽省桐
$ d: ?$ s/ q) F/ N城县人。
桐城姚家的先祖居在麻溪，后世迁居县城，仍称麻溪姚家，自明朝时便
7 o$ u3 e, Z% q+ P% m已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清朝以来，姚家以政绩、儒学、文艺、义
行等而闻名者有很多人。就近亲说，官至刑部尚书的名臣姚文然，是姚莹的
七世祖；以“经学”名世、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姚范，是姚莹的曾祖；以学术
3 l5 }* c+ Q) ]文章称师表、被目为“桐城文派”主将的姚鼐，是姚莹的叔祖。
1785 年11 月8 日，姚莹诞生于桐城县内北后街的这样一个名门世家之
中，兄弟排行居三。先世的声名显赫，虽然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留
下深刻的影响，但到他出世时，家境已趋没落。他祖父姚斟元，秀才出身，
+ u( ~1 _0 G0 ^/ {并未发达，终生在外教书或当幕僚（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他父亲姚骙，
2 p" d* J8 A+ q' N5 R9 L7 P0 i虽自幼读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只好继续教书为业。
) c9 a3 A0 x& t. A$ l姚莹家自祖父辈分居，所承祖产本来有限，祖父两代又无什么作为，家
6 G9 b. r* e* i8 m  i1 ?4 m境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姚莹生时，家中尚有仆妇四人供差役；到他七岁时，
便不得不将旧宅售出，租房居住，父辈再行分居；到他九岁时，连最后保留
的一名女仆也只好裁减，家务都由他母亲操作；他十岁时，正赶上夏天发大
  u8 M9 x' J( u9 ^8 e& {水，屋内水深三尺，他母亲拖带孩子借浮板于水才幸免于不死，断炊之苦，
更不在话下。
所幸他母亲张氏也出身桐城名门，为清初大学士名臣张英的曾孙女，虽
1 V' a8 z/ ?; G+ B7 ]也家道衰落，但自幼知书明理，志当贤妻良母，特别注重教育后辈成人，家
境再艰难，也要培养孩子读书向上，即令为此而典衣卖物也在所不惜。姚莹
自六岁开始从师读书以后，张氏不顾日间劳累，每晚必亲自检查他兄弟的课
& ]8 ]* p, B" P) |" O业，见有所长进则喜，若有所赖惰，必加体罚，即使老师原谅他们，她也都
丝毫不放过。有时，姚莹兄弟没有机会读书时，张氏便亲任教师，不让孩子
学业荒废。姚莹兄弟的《周礼》、《诗经》二书，便得自母亲的口授。等孩
子开始学作文时，张氏又亲抄范文数十篇、唐诗百首为课本，督促学习。当
. z0 ~  p$ h( |  x7 v姚莹苦读至深夜，伏案而睡觉时，张氏怜爱不已，常常故意借冬夜脚冷唤醒
孩子，姚莹惊醒忙上床为母“捂脚”，“抱母足而眠”。真是母督子严，子
  D" ?  t, k  g4 d爱母慈。
! Z' M& c1 i% w4 Z* T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先世的光荣，家境的衰落，生活的困苦和贤
; b) U/ D/ h8 K1 b6 R母的督教，深刻激励着幼小的姚莹，使他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发扬先德，
% p/ n. k" V/ T重振家声，报效国家与社会，不负贤母的殷切期望。早年的生活坎坷，也使
他对中下层社会的实际，具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养成了他后来为官时关心
民间疾苦的宗旨与作风。同时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实心实意办事、不向困
) o4 _( u$ v  h0 I/ M难低头的性格与志向。
+ j: Z/ s; r( O! L3 [21 岁那年，姚莹赴安庆参加府学考试（当时桐城县属安庆府）。因为盘
9 w5 c/ r  }0 A$ V" T% S0 C费有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这位亲戚势力眼，对待姚莹十分不好。姚莹不
' {$ B5 T$ V- _' ~! \9 v; Y堪羞辱，一气之下，便拔脚回家，待另作经济准备，再参加下期考试。科举
/ l5 c6 X! k/ `3 Q4 v6 m. a" x时代，应试是读书人的关键时刻。姚莹竟宁可放弃，而不受窝囊气。从这里
# e- V) F5 X1 }) U' a5 _不难看到他个性的一个侧面。
% y4 B; k. o( I) f/ V他回家后，正逢叔祖姚鼐在家，见他提前回来，十分奇怪，便问他何故
如此。姚莹只好实说。叔祖闻言，既赞许这个侄孙的志气，又不忍他失去这

安乐寺姚波

次考试的机会，便拿出银两资助姚莹赶去应试。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 T; K& \, \  O& M# k补为府学附生，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他父亲，成了秀才。回家后娶妻方氏，也
' w! |- f" ]% @9 E6 Q3 I是桐城名门之后。隔年，也就是1807 年秋，姚莹又去南京应“丁卯科”江南
乡试，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了他祖父。时年23 岁。
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
9 M) o8 g2 }5 y" D7 J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 q: H8 V+ G0 P$ X8 P( b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
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
. O& m  J( H: Z: o+ X5 h- d7 Q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
) n5 s  C1 ~& R7 H: Z2 w. s& F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
视野，并因同年（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
8 E% a( c7 ]4 H& E$ l7 j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同省者为
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
2 K% P. }4 c/ h  h! H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
4 A7 P8 U( ]. m; u6 d0 d, `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
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
& h4 g6 I' p0 [0 t+ I7 @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
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
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
  g0 U" P! q1 E- s  `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志在经世”，即以治理
4 R$ @* P2 x) L1 s% m; N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2 x7 P: K8 A& A( |8 `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
8 C2 O- V+ \, K) p# d0 P# X' i+ }+ B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
( {" X- n- p( H+ ?+ P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
深，号为“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
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
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
" J, t3 y5 \! Z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
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
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
二、研讨“海上事”和“海外事”
: |2 D% p8 W) E) A1809 年春，山东巡抚百龄升任两广总督，闻新科进士姚莹之名，遂趁途
" U4 r2 V" s, @1 ?. \$ k径桐城之便，邀请姚为幕僚，随他同去赴任。
百龄，字菊溪，姓张氏，正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以干练和有魄力而
得仁宗皇帝的信任。数年前即已官至总督，后因事被革职。继而，再次被重
/ u$ @: l2 _) m  M用，历升至两广总督。
3 B0 H2 ?! }: w4 _; K% \) f就姚莹来说，去广东既可开阔眼界，熟悉世务，又可顺便看望正在广州
& Q/ U9 Z! f# `4 Z任教的父亲，更何况聘金对家庭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乐得应邀，欣然而
+ w5 ^; V$ V. t5 \& M% X去。当年秋天，姚莹随百龄抵达两广总督的任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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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 }  n. [4 R0 D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 `# t9 [! ?4 h# h8 [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洋行早在明朝时便有，“公行”则为后起。行商除负责确定货物的价格
外，并负责代中国政府向外商征税，外商也乐于委托其代办这类手续。而政
府对外商的管理，一般也都通过行商来进行。“夷馆”，则由行商依政府规
定租与外商使用。政府本来对外商设有严格的规定，但因日久天长，不免流
于形式，而时松时紧。这当中，外商的不法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重
要原因。
由于广州的特殊口岸地位，便使两广总督多了一层敏感的任务，即管理
' O" M* m5 A& P! |5 s和保证外贸事宜，并通过此渠道进行与外国的交涉。这些，当时统称“夷务”。
“夷”，是当时对外国的蔑称，反映了中国传统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和中央
大国的心理。仅从这个不妥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是多
么贫乏！
对外贸易的发达，已令姚莹亲见广州的格外繁盛，而由于英国从事的鸦
" r3 Z- F* a. z: J$ r/ [: ?片走私贸易日盛，致使清政府的严禁形同虚设，鸦片的毒害在广州反映得最
/ K7 q& u  j& s% ~" W+ U2 X: x为明显和突出，更使姚莹深为留意。这还不算，百龄面临的海盗问题，也迫
使身为幕僚的姚莹不得不多加关注。
3 c  Y  m; u( a1 C, R所谓海盗，泛指当时活动于海上，并对抗政府缉察的武装集团。其性质
与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职业走私团伙，有的专以劫掠为生，有的是不甘清
政府统治压迫的反抗者，有的是为外国谋经济利益的滋扰者。但其利用洋面
7 ^3 X& R6 z# i9 R1 Y; @, f广阔，清朝水师力量薄弱，特别是因为军政腐败而大举发展。这些海盗不仅
" H8 M/ J: [6 L" ?扰乱正常的对外贸易，威胁海道安全，而且不时登陆劫掠，无不成为治安之
大患。前此，清政府曾大力对海盗活动最为猖撅的浙江、福建沿海用兵，使
+ K9 p- E) w9 k两省所受威胁大为缓解，但广东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这既是由于海盗活动
$ v! s4 ^) X; |方向的转移，也证明广东文武官员的处置不力。
- ~, B# ?- ]; Y0 x3 Q# h% O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皇帝才特调百龄出镇广东。百龄也不负皇帝厚
, w) _2 K9 q" ]' L- [$ d+ j6 X望，到任便针对海盗问题，一面振刷军政，惩贪去懦，整顿军队，筹饷练水
, R# A7 _/ z$ O; O& c; E: w师，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一面裁撤沿海商船，连运盐也都改为陆路，从而对
* x" \3 z$ S3 l2 H: h沿海实行戒严，以断绝海盗从陆上获得水米接济和到陆上销脏。经过将近一
7 E0 v% u; J! M$ a3 y年的“日事招讨”，除分别击溃数小股集团，使仅余两大股海盗集团的处境
4 o( r( I  n- K, E$ n  C& w$ c/ {日益受到危胁外，又通过分化瓦解、利诱，招降了势力最大、辖众二万余人
有炮船四十余只的张保集团，并利用张保，平定了乌石二集团，宣告广东沿
1 L) L! Y( N5 O2 z) c海平静。闹了十来年的海盗，终于被肃清了。
( ]4 V5 ^1 }5 r$ g2 M' s百龄因而获重赏，幕僚们竞相赋诗著文，为他颂功志贺。独姚莹没有参
& i% }6 c. r* R5 ?+ |, }0 e加。在他看来，“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
其狠心故智，何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益众。夫匪类者非他，
" b3 Y4 c& m6 x& A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近悉近内。”所谓大功告成，不过是表面
现象。潜伏的危机甚重，又有何值得庆贺？这种后来在《上座师赵分巡书》
0 z6 H7 Z3 _( r! k% @+ H, a中透露的看法，既说明姚莹的头脑清醒，也反映了他的不随流俗。事实也证

安乐寺姚波

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5 n: B. W! d2 f' j4 Q9 c今虽不明姚莹曾否将他的这种看法直告百龄，但从他劝百龄“功成身
退”，可知他还是透露出来。他对百龄说：“张保当年不只一次扰害沿海七
; F1 ]' _$ g  D) ]郡地方，仇怨甚多。今既收抚，加以官爵，久后难免再生技节。假若有人寻
仇，张保被杀，处置起来，便会两难，坐视不问，则张保余众数万必会生事；
  u0 A! o: q% o* U, j4 t1 m8 Y惩治杀手，必被认为包庇降盗，为地方人士所不服。莫若携张保离开广东，
  M( S! k$ {) m+ t免致他日被动。”一席话，令百龄于惊愕之余，采纳其议，上书告病。奉旨
允准，召其还朝。百龄遂携带张保离去。
从个人利益来说，此举对姚莹绝无任何好处。独持异论，必为百龄所不
喜；劝百龄去任，更丢了优越的幕僚差使。但姚莹仍然走了这步棋，充分显
示了他的以大局为重。倘非具有“经世”的宗旨和自觉，断然不会这样做。
; o9 G. {3 Y4 }+ g$ O0 C7 P; e而他的别具见解，则是他对海盗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深
刻了解的结果。
此后，姚莹先后在从化、香山（今中山县）等地担任官员的家庭教师，
, p- h: L0 \8 }  j8 X1 p以教授其子弟为生。他也利用这个时候，游历了广东的一些地方。闲暇时他
4 w! M$ y0 o) m便继续读书，研讨世务。但此时的研读，已不尽同于既往，那便是增加了一
项新课题：他所说的“海上事”“海外事”。具体说，就是“夷务”和与其
  ~1 s3 y+ I+ a  ]' a& n相关的海盗等问题，就是对来自海上的诸外国实情的了解及其对策。他后来
在《康輶纪行自叙》中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
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
% }! C: J+ ?& D) \& v4 t2 l而已。⋯⋯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所谓“以
求抚叙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正反映了他一贯的“经世”宗旨；所谓“外
夷桀骜”，当然包括了他在广州亲经实见的外商趾高气扬，抗拒与抵制中国
4 k$ R: C6 X: o- E; s6 O政府的管理与规章；他的“深忧愤”，说明他敏感地认识到对外关系处理不
善，必有损国威，影响世运。
深怀忧愤地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是这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收获。
从此以后，姚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努力，使他成为当时所说的“开眼
看世界”（林则徐语）的一批杰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决定了他后来在
! s: v- E: t5 V7 h, o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坚定立场。正是由于广东之行，才使他的“经世”抱
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关切与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来回应
, ?7 Z, A; t9 h0 O: g当时中国面临的外国侵略的挑战。作为姚莹生平事业的一大关键，此次游粤，
真可说是不虚之行。
7 U) ^8 ^0 R) ]& u/ N3 O从25 岁抵粤，到30 岁离开广东的这五年多时间里，姚莹虽大增新知，
; {& }# s% q1 {; Z5 k/ z% Q但从他这一时期写给师友的书信中，不时可见他怀才不遇、“困顿风尘”、
7 T5 s7 ~' T/ x( C9 `8 |- A“三十未立”的悲怆心情。1814 年11 月，他三十岁生日时写的《甲戌十月
七日，余年三十，奴子早起进鸡酒为膳，有感》诗，对此表露无遗。诗云：
“忽惊三十岁华新，转愧人间壮大身；束发何曾志温饱，人生惟是备艰辛。
: e8 s9 U9 G* x& ]2 t3 R愁看僮仆陈杯酒，泣向天涯拜二亲；风雨六年违定省，可怜伤别更伤贫！”
大概正是由于“三十未立”，才使他决计结束在岭南的生活，北归选官，去
  K( K5 H7 G6 ]7 `7 q2 w正式干一番事业。
5 j6 f" Q& Z$ J6 R+ H2 i三、闽吏第一
( [8 ^. O  |- P, \- ?1815 年初，姚莹从广东回到久违的故乡，与家人团聚。转年春，一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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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访友，路过南京时，拜谒了正在那里任教的叔祖姚鼐。秋天，便起程去
& k5 i/ }7 {) n5 Y( |9 M9 I. m北京参加吏部的铨选。
到1816 年春，铨选有了结果。姚莹被授任福建平和县知县。依例办理手
续后，告别京中师友，赶赴福建报到。夏末到达福建省会福州，秋初到平和
/ L$ m( U/ \" Z  T任职。他的“经世”理想与抱负，第一次有了直接实践的机会，时年32 岁。
" E& b3 \$ V2 i+ r平和，地处闽东南，时为漳州府所属县。今仍有平和县，属漳州市，但
+ z( p* K. v3 n县治已迁移，不在旧地。关于这个与广东邻界的山区县，姚莹曾在《复汪尚
书》中分析其民情说：“其地溪岭深阻⋯⋯无三里、五里之平远⋯⋯民皆依
' `$ e/ d2 I/ Z( Y8 N& A; g2 w( o+ }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
好斗、健讼，相沿成风。对此，姚莹认为应“因其俗宜”，以恩、威、信相
! @, z7 K6 V" ^" v# \/ G- x8 R结合而治之。姑息，并不是恩，而是软弱无力，不负责任；暴虐，并不是威，
  n( ^3 e. R7 k# v! d只会失去民心，激化矛盾；贪诈，无从取信于民，必然难有作为，说话全无
# a, u' r3 L; A6 c; X5 h力量。过去的官员或姑息，或暴虐，或贪诈，因而失败。他坚信凭恩、威、
6 b/ e* v4 b* ?' B7 I信三字，不难成功。
+ M, V) E  g& @4 G8 |# _' l, P于是，他以满腔热忱和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天将亮，便升堂理事；事
2 s" }, T# H6 w6 D" _' ?无巨细，都亲行决定；民间投诉，迅即审理决不耽搁，而且当众进行，令民
共见，以示劝惩；访闻盗贼，即便是半夜得讯，也亲率员役，前往督捕，而
1 N) ?) z2 |# S( T. F) H5 _且外出决不扰民，食用皆自备；每月朔望，亲至四乡，择适中之地进行劝谕，
' b) G: J1 ~3 }. V; {召集缙绅民庶来听，至者予赏；诛锄强暴，雷厉风行，决不含糊。这些，都
* m" x/ I, j( Y; R令百姓耳目一新，叹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心眼里敬佩和服从这位廉、
正、清、明的姚知县。
  l+ m/ O+ I7 D' e4 }, M7 D" b挑词架讼者被严惩，捏词诬陷者被当堂揭穿，谁还敢自投罗网来告歪状？
鼓动斗殴者被追究，借以讹诈者遭严办，有冤者知县自然为之作主，无理者
) ^3 a" L. b, C; ^' m) t4 D骗不过知县，必遭申斥或令赔偿对方损失。确如知县宣谕的斗殴有百害而无
9 G5 s  x# N3 \$ b( g一利，有理的变成无理，无理的错上加罪，谁还愿意小题大作、自讨苦吃地
斗殴？于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平和的风气便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当姚莹
! f" c5 p, ^" i/ @$ H依既定设想，准备陆续开展倡文教、劝农耕，俗将平和治理出个样子的时候，
" ~& n8 d0 f) W) O' H上司却于次年冬决定调他为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知县。尽管姚莹本人不愿
' G! o/ Y* f' A6 |7 H% v意，平和士民百计挽留，皆无效果，只好遵命，到首县任官。
0 e) I0 a  m. w  B8 \) @4 f首县，一向由所属最得力的官员出任知县。姚莹被调的原因，就是由于
0 c+ Q3 {0 F2 x# r! ^# B* y3 ?他在平和的政绩甚著，官声颇佳。依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
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州）、漳（州）、龙（岩直
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因此，漳州一城中而聚集总兵、道台、知府、
知县四个衙门。今漳州市仍有龙溪县，但已不辖市区。
别看漳州府城中衙门众多，但直接理民的龙溪知县却很不好当。姚莹在
《谢周漳州书》中，述当时龙溪难治的症结说：“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
7 v: }+ ]: x. l+ j1 c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
" x* w8 y2 l5 l7 N! S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
1 u3 A( b* {3 L+ n5 p8 N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刼为故常，一
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
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
# F- W$ f/ R6 q" F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实际，姚莹认定不能以常规来治理。刚到任，便出其不意地亲
. l5 X" M$ C$ r- b  f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

安乐寺姚波

多，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
立即正法，可免“迁延岁月，株累无穷”；正法于当地，召众环观，影响远
7 j2 Z# P" V0 k" X, x大于“正法省中”的“不足以警当地”。一番“下马威”立竿见影，“四境
凶徒，闻风股溧”，发挥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接着，于各地张贴《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
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
/ Q* H% ~2 }. m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
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
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以便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视
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
3 ?9 E7 q3 z' F2 c  j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
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知县又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
. j/ k$ T( C6 S( I0 W+ F之以理，约之以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
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卹；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
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通过这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
: A( Z: Y$ Q/ p' D“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
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
, _, x4 Q% C$ B  A& [1 W/ T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
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
5 A" Z+ F: l% I2 ^8 D& ^2 \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于是，械斗与盗贼之积患，
初步得到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经如此雷厉风行地大加整顿之后，姚莹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
导礼义，龙溪百姓因而大悦。姚莹的魄力、识见与干练，大为漳州知府所推
; Q1 d1 p$ @/ c# A3 N# ?0 f% y& F' x重，不时向姚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相处极为融洽，结成深厚的友谊。当时
( X. N- u) y& U; v6 ?' ?- c, w4 a的闽浙总督董教增，亲见龙溪局面迅速改观，也高度评价姚莹的治绩，推他
为“闽吏第一”，多次接见姚莹，就大政征询意见，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
% _" d3 L7 h0 N- W指示他们：“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
姚莹的成功，正如他所说的是当时文武上下，“合力同心，彼此信任，
毫不间言”的结果。当然也是他“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倾注全
+ ~7 Z6 T) @& M+ W部精力，实心任事，“心神况瘁，气血为之虚耗”的结果。“闽吏第一”，
0 {5 O* l3 u; j( t; f1 ]是用他“头发已白”换来的。两年后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
% T, L! K2 P; s" Z民不肯放他走，纷纷要求留下姚知县。最后，省里略作妥协，答应留待转年
5 C! P$ x2 X4 s2 G" G春再赴新任，聊慰民望，但台湾还是得去，因为那里更需要这样有本事的官
, Z1 F0 @+ k' h) ^2 E7 m% D员。
四、初官台湾
当时，台湾尚未建省，只是福建省所属的一个府。台湾府的治所，即今
* j  E" Y& X2 d% b台南市，与后来的台湾军政中心在台北，情形不同。当时，台北尚未设府；
0 V- M: _9 z. I4 P今台北市，当时仅为一个镇。台湾府辖台湾、凤山（今高雄市）、彰化（今
! Z5 i+ b, W  }/ K" m名同）、嘉义（今名同）四县。首县台湾县与府治同城。由于府境辽阔，故
另于重要之地，分设澎湖（今澎湖县）、淡水（今新竹县）、鹿港（今属彰
化县境）、噶玛兰（今宜兰县）、海防（原驻鹿耳门，在今台南市境，后移

安乐寺姚波

驻府城五厅。厅，为清代行政建置序列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直隶厅与散厅之
别。台湾五厅，即属散厅，虽说与县平行，但其官长的品级却比知县（文正
七品）为高。其中，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衔，“鹿港同知兼”“北路理
番”衔。一府、四县、五厅便构成了当时台湾的行政网络。
台湾虽为府，但文从四品的台湾知府，却非台湾的最高文官。这是因为
另有文正四品的分巡台湾兵备道，代表省来监察和协调台湾的军政事务，驻
5 g7 {) h; }$ ]5 {. G2 ~台湾府城。内地虽也设道，但多监数府。因为台湾孤悬海上的特殊战略地位，
又定例分巡台湾兵备道均加按察使（文正三品）衔。内地之道，虽亦有此情
$ @6 n4 d% n3 u况，但属个别。这还不算，更规定分巡台湾兵备道可以通过邮驿，直接向皇
* z1 @2 h- t9 R  C帝专折奏事，不必转由省代奏。这种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旨在避免贻误事
# Q8 V1 z5 T  T3 I机。因而，台湾的最高文官首长是道，而非府。
, E$ e# g/ J. C, q) v9 v自清初平定郑氏势力，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以来，在军事方面更对台湾
- t' k% K1 n7 Q4 t特别加以倾斜，派重兵镇戍。设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武正二品）领之。内地
, N- d6 P. C$ }6 B" l* I总兵官的防区较小，而且很少兼统水师、陆营，更无台湾这么多兵。为了崇
! n2 J7 K9 K: e+ {  a& e6 Z重事权，故特于其官衔冠以内地所无的“挂印”二字，隐示其含有“钦差”
& h7 A7 ^1 I, j% ~1 Q  s3 R9 K4 V的性质。台镇所辖，除直属的镇标三营外，还有：台湾水师协（三营）、澎
! W- z" @. A2 F' w! |湖水师协（二营）、北路协（二营）、台湾城守营、南路营、艋舺营、南路
下淡水营、沪尾水师营、噶玛兰营。合计为水陆十三营，分兵布防。弃兵则
由福建陆上各地抽调，三年一换。
3 l9 N" }, C6 M2 R" G由于姚莹的生平事业，与台湾密不可分，故有必要就当时台湾的文、武
建置，简要说明如上。
4 U9 |5 P. p6 }! h, E1819 年春，35 岁的姚莹渡海履新，出任台湾县知县，旋加海防同知衔。
6 @7 {4 B6 u/ d! C) s+ S  X任官台湾，掀开姚莹生平事业的新章，也是他成为当时著名“台湾通”的起
5 ^6 S' L5 F# o  {点。
$ Z+ o; k+ O6 o5 h1 V0 [当时台湾的情势，可用时人所说的“叛服不常，时存危象”来概括。由
于潜在的反清意识，加之治理政策的不当和官员的暴虐恶行，故自台湾为清
朝所有后，屡屡发生抗清起义，严重时几乎动摇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尽管一
/ {) C3 x( V5 J2 T/ g0 i次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但从多者三十年、少者十余年便又爆发起义，便足
见危机的深重和矛盾的错综复杂。
当时，纳入政府直接施政管理的只是沿海地区，主要是西部沿海地区。
岛上纵亘南北的山区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尚未开发，或为无人区，或为当地
; @$ G+ N) F4 \6 K# t4 \兄弟民族（时称为“番”）居住区，即所谓番地。番有生、熟。浅山或重要
之地，为政府号令所及之处，多由其首领（时称“头人”）代政府管理，接
$ g3 \* a' O" Y) @7 j受官员的指导，称“熟番”；居于深山，为政府号令所不及，自已独立不受
% I( R; @1 c; {( Q( v. ~/ d& V# A政府管辖，则称“生番”。政府只是控制其不出山，互不影响而已。实则，
民族关系时见紧张。
沿海居民，则以原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嘉应州、潮州的迁民为主体。
$ i3 l; p# y& q6 a% E* t# S虽迁来有早晚，但以原籍为纽带的而连系在一起，但地域的界限很突出。而
各该原籍又都是民风强悍，习于械斗的地区。受此影响，往往因个人纠纷演
2 @. v" Z$ P) c4 O9 P变为地域来源不同者间的群体磨擦。
  N; b- `6 ~) B" c尽管台湾驻军多达一万四千余众，可称内地罕有的重镇，但防区辽阔，
( K9 z* D* r$ M( h: q( i海岸线长，分散开来，依然不足，平时巡缉尚多漏洞，一旦发生变故，只好
仰仗由内陆派兵越海。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弁兵皆由福建陆上各地
1 V1 k- }, J. L( M3 D抽调，尤以漳州等地兵员为多，地域意识和部队间的关系，最易发生摩擦，

安乐寺姚波

有时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械斗。至于骄横不法、违犯军规、甚至不服管束，更
是常事。
. ?3 h7 `1 }- S% H% R' M9 W) E因而，除了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根本矛盾外，从形式上便表
& C4 r! b9 ^& A, h/ K* H# \9 K现为姚莹在《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所说的：“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
! {) n  ^8 ~* z; f! V, l兵不相能也，民与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加之“沿海僻静
* q8 M" i# C3 g7 j. H( |/ n港汊分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往来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
0 U' K, H% w7 |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而来，有业者十无一二，地力人工不足以养，
3 o3 n! c  ~# {" e群相聚为盗，为奸恶”，这种难于控制的游民，尤为治安之大患。凡此种种，
- i3 B* \+ w) i" E故姚莹认为当时台湾的情势是：“人心浮动，风淫易生，变乱之萌，不知何
9 K% m% D6 {0 J1 Y* D6 U/ z4 G时”。总之，是矛盾重重，一触即发的形势。
相对于全境的不稳定，台湾县因为开发历史最久，商贸繁盛，户多殷实，
且镇、道、府、县等衙门林立，并有重兵弹压，形势相对来说较好，但全境
. O0 P6 y/ D" Q5 \. x$ O" Z: z( q$ |存在的隐患这里也难以平静，尤需治理得人。否则，更会招惹麻烦，动摇根
8 {" B+ w* k- F6 j本。
姚莹到任以后，仍如在漳州般地谨遵“清、勤、慎”的官戒，以“恩、
威、信”为施政方针，很快便搏得士民的拥护与爱戴。仅从两事，便可知其
! K7 ?$ X' _) J' M* C& |0 Y在台湾知县任上的一斑。
3 H1 x9 h+ ]6 o一次，姚莹乘轿出巡，正逢一帮兵卒聚在市上赌搏。县役令其依例回避，
1 D' I8 l% G5 a" l+ k$ _众兵非但不服，其中一个竟还诬称该役抢钱，与之揪扭起来，一时秩序大乱。
姚莹即命停轿，将该兵带至轿前讯问。众兵先不知轿中为何官，未放在眼里，
3 W6 _: J. A# |4 S5 z) `# {0 f. l: k3 G闻是以厉害闻名的姚知县，早已四散。后见有同伙被逮去，担心被供出姓名，
便约集数十人，手持武器，前来抢求。
$ @* L" F+ r. p: c7 S" C# T悍兵持械行凶的事，从前就有，并不新鲜。见此形势，随役都捏了一把
汗。姚莹却十分镇定地下轿，亲执锁练，拉着该兵迎上前去。来众见势，反
7 z0 J# f: A- B6 o倒迟疑下来。姚莹当面晓谕众兵说：“你们公开赌搏，已经违犯军规，现又
* [6 y3 y4 M- F0 T" W( E2 r持械前来，难道不知伤害官长要处死？你们豁出去了，难道就不怕连累家中
老小？我本来不想追究你们冲撞官长仪仗，不行回避的过错，只想把他交给
总兵大人，教育他别再赌搏。你们竟敢前来行凶！也不打听打听姚知县从来
不怕死。不怕死的，只管上来，看看谁豁得出去。”
; O( N6 ?8 O7 K众兵闻言，大吃一惊，方知头脑发昏，惹出大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 v0 S3 Y  ~$ w- U) Z/ h0 B: {都没精打采地放下武器讨饶。姚莹却一概不理，手牵该兵，径直从众兵中穿
过，直奔总督衙门。众兵先是让路，继而相随，求情不止。结果，总兵据情
4 b' i1 a5 I2 f( s" ]) e2 @况把为首者加以严处，重申禁赌之令。从此，悍兵见姚知县轿到，赶忙回避，
/ p9 ]2 ]2 r) Z无人敢生事端。老百姓也由此知道：姚知县不但不爱财，而且不怕死！
台湾当时的迷信鬼神，较内地尤甚。有病痛，不问医服药，却认为是得
罪了鬼神，一味磕头烧香，尤其敬畏五妖神。姚莹早就打算扭转这种陋习。
- m( m4 P% q" i5 B" B县民许某，小贩为生，年未三十，邻里无不称其老实，忽染重病，据说是得
- D8 s) B! {: I% L2 J2 s5 U5 Q6 i罪了五妖神，因而得祸。他家烧香求恕不止，许某之病却日甚一日，临死对
1 p/ u/ R4 H0 W( Q7 n8 I9 p兄说：“神恕祭祀未周，我死之后恐将降祸全家。”既死，家中大惧，不惜
破家举债而塑该神像，大举祭祀，以求免灾。姚莹闻讯，即命衙役将塑神像
: p9 d! j9 R3 u8 X3 Q- y7 h锁系到堂，传集许家及百姓前来观其审判。至时，姚莹当众列举其罪，指斥：
0 ~0 B( U) x& N' h“今尔敢虐吾良民，肆为妖妄，岂可纵容！”下令当众杖碎投火，以绝妖邪。
# |/ `1 `9 M& E$ a0 I% h2 O& @4 g并宣布：“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到上帝那里去起
诉你）！”县民起先还对此举将信将疑，后见姚知县一切如常，才大为信服。

安乐寺姚波

姚知县审判五妖神，成为一时的新闻。
1821 年春，姚莹调任噶玛兰厅，摄（暂代）该厅通判，主持该厅政务。
该厅地处府境东北，始设于1811 年，新建不久，一切尚属草创时期。不但境
; T! v" r8 I) [& ?: d6 |; L民最穷苦，而且治安状况也最差。因而，姚莹到任后下大力量完善制度和缉
盗。曾因捕获著名海盗林牛等十余人，经镇、道奏功，奉旨送部引见，即到
+ d  x" p; o; ]( o& g! P吏部报到，接受皇帝的召见，意味着将予提升。
就在圣旨未到时，姚莹却出人意外的因在龙溪县的所谓审案错误被追究
' |0 _2 p0 T: Z4 Z责任，撤职查办。简单说是：龙溪县民郑源与族人某有矛盾，率亲众杀某而
掠其财物。郑源被获服罪，姚莹以仇杀定案。未及解省复审，便调任台湾。
后来，此案拖延两年，才由经手者重新定郑源为强盗。姚莹因而获审查不实
" z5 \$ V6 L2 r5 E4 U) q之罪。其实，这只不过是早就忌妒姚莹者，趁督、抚等上官换人而落井下石，
作了手脚。
5 x9 F( }6 V" b5 @9 ]: |; j姚莹初官台湾不到三年，便以这飞来的横祸而告终。台湾县及噶玛兰厅
士民闻姚莹罢官，竞相奔走道、府为他呼冤乞留。及知事已定局，均大失望。
姚莹自出任平和时，便将家人接至任上，后随来台湾。突然罢官，生活顿感
; [0 `. ]6 ~9 y" c/ r9 P  r困难。幸靠当地百姓时赠柴米接济，才勉强过活。拖延至转年秋，才因当地
; p$ E/ f9 W/ L: M% @官民集资代为还清官债，得以举家启程回省。船尚未开，其父突发重病，死
* D7 a' D1 x$ D# q于船上，只好扶棺内渡。
五、蹉跎与复起
0 |2 A; Z3 q1 N+ D# F; A9 B( X: ]罢官的挫折，并未影响姚莹的壮志。他在当时写的《与刘明东书》中说：
! s2 r& O; S; _6 G' j, e7 [“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心。古人君子虽极颠连困苦，而秉志坚定，
! U/ o5 y0 g# E百折不回。仆于古人，何能为役？然穷困愈甚，乃见理愈明，觉确然有据，
; T9 z! n+ t; v# N6 b& b故倔强自好之气，亦愈不为人屈。盖此心不为穷达所系久矣，造物其如人
4 R# }1 |/ h! F0 ~9 H0 m2 `何？”更何况是在“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于井”的情况下，“幸
8 H& S& p! A. S2 D, {& n得洁身而行，不为缪辱”，说明自己的清廉，使他们实在抓不住什么把柄，
+ l/ T/ m% m0 I- M* D+ F7 A4 Q# ?只好在公务方面作文章。事既不实，又有何愧疚？而罢官后百姓的热情接济、
+ j( H; ~* }# q% {6 N代偿夙债，临行时“又送者相随数十里，至于舟中甚众，”更是最大的欣慰。
“政声人去后”。这才是最令人感动的。
然而，老父的突然去世，却打乱了内渡后遵旨入京引见的计划，只好暂
  u  H  J/ E. ~7 ~居福州，为父“守制”（停官服丧）。按理，应回乡安葬亡者之后“守制”，
但扶柩归里，耗费甚大，一时无从筹措，只好从简。在封建时代，父丧不能
! w' L4 [- q4 ?6 ^# W安葬，是做儿子者最大的不安。“守制”三年，举家生活又将如何料理？这
些都不能不令姚莹倍感焦虑。
0 F" Q( Y+ h3 R! E( `7 ~天无绝人之路。这年（1823 年）秋，姚莹的乡试座师赵慎畛由广西巡抚
升任闽浙总督。赵对姚莹这个门生一向颇为欣赏鼓励。他任官广东时，姚莹
: V/ `4 F. u  B' m. A" {0 j# R正好游粤，有过接触。后虽分手，仍保持联系。赵至福建做官，眼见门生处
5 ]5 }! k1 G* r4 R- q; }/ e0 Z' H于困窘，即慷概解囊，资助其归葬，并挽留姚莹在闽。姚莹难违恩师盛意，
便由兄扶柩还乡，自己与家属留闽，但监于忌恨者仍在窥伺，深恐因而影响
恩师。恰巧漳州方知府调任台湾知府，方素知姚莹的才干，特邀他为幕僚，
  H9 v% d8 e) Z6 G' t随其赴任。姚在得到赵的谅解后，便于当年冬再去台湾。台湾士民闻姚复至，
“争以鼓吹来迎”。
倘说前此任官台湾，是姚莹成为“台湾通”的开始，那么，这次以知府

安乐寺姚波

幕友身份入台，便使姚莹对台湾的研究更为升华而成熟。这是因为：当初集
# l& q8 P* F+ U# [中考虑到的多是面临的县、厅具体政务，现在不仅是知府的幕僚，且不时因
赵慎畛的咨访而充当总督事实上的顾问，因而更多着眼于台岛全局，更多集
中于体制和政策，因感赵、方的知遇而知无不言，以往所建议而未被采纳者，
均和盘托出，得为采纳，付诸实施。
后来，姚莹就他前番在台任官和此番去台充幕期间的调查、见闻施设与
论议，汇编为《东槎纪略》五卷。他说：这本书“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
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事皆纪实，言归切要”。吴德旋为该书
1 }9 k) X! [: i# t* O' P& r作序，称姚莹“夙留意经世之学，不为詹詹小言”，“后之从事台湾者，必
取其言以为鉴”。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关于台湾事务的专书，它既是姚莹的“经
世”成果，也奠定了姚莹的“台湾通”的地位。
) E4 v% Z6 p( A* E$ v1 r1825 年，姚莹“守制”期终，向方知府告辞内渡，经故乡而入都引见。
1826 年初，得引见，奉旨：“以获盗功，改为降二级调用。”又依时例，捐
. _# b4 s4 M2 i, B1 H5 b复原官，归部铨选。因次年春末便可当选，故索性在京等待。期间，与魏源、
' A0 q3 [- P/ O# e. g0 y0 T: P# S8 f, ?龚自珍、张际亮、汤鹏等过从甚密，切磋世务，探讨学问，彼此间赠答诗文
甚多，结成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1827 年初，母亲张氏在福州病故。姚莹闻
( X. d; D3 P* o  A' F& Q0 W& |讯，忙告丧假，赶回福州。
本来马上便可选得官职，重入仕途，再展抱负。然而突来的不幸，使他
' o6 z. a2 }, R" ~( n) b又开始了三年的“守制”。经济的困难，尤如当年父丧之时。念及慈母的抚
9 {7 V2 P4 z2 q- R0 T- m' {育教养和近年的随之奔波流离，痛心疾首的心情比当年丧父时还重。这时，
恩师赵慎畛已调任云贵总督。方传遂已升福建汀漳龙道，闻姚莹之窘，又延
5 X& j# A$ r& X9 c, n7 d9 q6 R请他去漳州入幕，以为生计。次年秋，他便将家眷打发还乡，以节约开支。
这一时期的姚莹，除继续为贫困所笼罩外，更因岁月磋跎而焦急。他在
《与李永州书》中透露当时的心境说：“仆幼贫贱，备极艰苦，甫欲见伸即
重遭困踬”，连遭罢官、丧父、丧母的打击，虽“坎坷而不知悔”，仍“期
# V9 o$ C4 r) f! R( s4 r$ {有所振厉”，但“人生无多岁月耳”，及此壮盛之年，不得有所施为，“更
  g* O& o) t! r7 M8 f# b; y5 V! h. ^历数年，境遇之穷益甚，精力尚堪用乎！”
  M! g" V! w; Y. i0 {8 I7 q* S1830 年春，“守丧”期终，姚莹经浙返里，谋北上入都补官。此前，其
* V' G3 f5 j( c) L4 M. B' C9 {8 F恩师赵慎畛已病故于云贵总督任上，归葬原籍湖南武陵（今常德市）。姚莹
感念恩德，专程前往湖南拜祭于墓下。1831 年春，姚莹由桐城抵京，等候补。
因这年夏天江南大水，善后工作急需人员，两江总督陶澍等奏请朝廷派知县
六人。姚莹经“引见”后，奉旨前往江苏，于9 月到南京报到。若非江苏奏
请缺人，姚莹既未必能这么快就补上缺，而且补上官也只能在福建。
姚莹自37 岁因事罢官，中间又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再次任官，时已47
& _9 i! p! h( D8 Y( @* [岁。报到后，先是被派跟随总督巡查河工、漕运，然后被任为临时代理武进
5 m' j5 o5 d" d知县。
- v5 i9 L. L! F3 {; }( Q3 `; w; O武进与阳湖二县，当时同为常州府的首县。二县衙门与知府衙门同城，
二县分辖府城之城、郊。即今江苏省常州市。由于当地为经济发达、人口繁
0 \7 _$ H5 X- n盛之区，又处交通要道，事务较多，故设两首县。
1832 年春，姚莹赴任武进。县境孟渎三河为农田灌溉之所资，因于淤塞
不畅而奏准兴工疏浚。去年冬即已开工，未成便因大雨雪而报废。姚莹上任
前，上司便令他抓好此项工程。开春后，即督办此事，经实地勘察之后，姚
2 N% u! P: `; P. Q& l# B莹坚持延缓到秋后兴工，理由是：“水利之兴原以利农。今当春中，使民废
耕而工作，非便。”他考虑的是不利于春耕。而且，此时兴工，因于河道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