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

安乐寺姚波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年又号晚和，别署幸翁。清中叶时安徽省桐
城县人。
( r$ m4 b2 i- M* f. _桐城姚家的先祖居在麻溪，后世迁居县城，仍称麻溪姚家，自明朝时便
: G4 Q( D9 f& X5 ?已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清朝以来，姚家以政绩、儒学、文艺、义
( E# l9 a( D, d# {行等而闻名者有很多人。就近亲说，官至刑部尚书的名臣姚文然，是姚莹的
七世祖；以“经学”名世、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姚范，是姚莹的曾祖；以学术
3 T1 J2 D. A4 b- d5 J4 `) y3 Y文章称师表、被目为“桐城文派”主将的姚鼐，是姚莹的叔祖。
" J, i5 I1 _/ W" q% D) g# f, w2 Q1785 年11 月8 日，姚莹诞生于桐城县内北后街的这样一个名门世家之
) f8 u6 x  b5 g- P# N3 u0 }4 y7 D中，兄弟排行居三。先世的声名显赫，虽然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留
下深刻的影响，但到他出世时，家境已趋没落。他祖父姚斟元，秀才出身，
3 r1 \8 z. o+ G并未发达，终生在外教书或当幕僚（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他父亲姚骙，
虽自幼读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只好继续教书为业。
- g) c: p8 f; O姚莹家自祖父辈分居，所承祖产本来有限，祖父两代又无什么作为，家
; q# D$ \4 H6 e: r9 ]境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姚莹生时，家中尚有仆妇四人供差役；到他七岁时，
' d8 V: `) S0 M7 E; w, |2 [便不得不将旧宅售出，租房居住，父辈再行分居；到他九岁时，连最后保留
3 g) W2 W! E" b' m3 [的一名女仆也只好裁减，家务都由他母亲操作；他十岁时，正赶上夏天发大
/ }' H, O2 O! }& [3 V水，屋内水深三尺，他母亲拖带孩子借浮板于水才幸免于不死，断炊之苦，
更不在话下。
6 X/ W, P! O# L7 \/ V' e所幸他母亲张氏也出身桐城名门，为清初大学士名臣张英的曾孙女，虽
也家道衰落，但自幼知书明理，志当贤妻良母，特别注重教育后辈成人，家
境再艰难，也要培养孩子读书向上，即令为此而典衣卖物也在所不惜。姚莹
& A) Q3 H8 j2 E. y6 l0 C+ p, ?自六岁开始从师读书以后，张氏不顾日间劳累，每晚必亲自检查他兄弟的课
业，见有所长进则喜，若有所赖惰，必加体罚，即使老师原谅他们，她也都
丝毫不放过。有时，姚莹兄弟没有机会读书时，张氏便亲任教师，不让孩子
! @! z& I. a4 ]( r9 e" ^6 l( ?8 N8 g学业荒废。姚莹兄弟的《周礼》、《诗经》二书，便得自母亲的口授。等孩
1 _: L+ N* |2 _  l1 ]9 B# ~# u子开始学作文时，张氏又亲抄范文数十篇、唐诗百首为课本，督促学习。当
7 a3 l$ U- i( I& ?# @! s' W姚莹苦读至深夜，伏案而睡觉时，张氏怜爱不已，常常故意借冬夜脚冷唤醒
孩子，姚莹惊醒忙上床为母“捂脚”，“抱母足而眠”。真是母督子严，子
4 Y# P7 k& m9 F; M- M. _) ^爱母慈。
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先世的光荣，家境的衰落，生活的困苦和贤
; c- R# w8 R7 y) |5 b母的督教，深刻激励着幼小的姚莹，使他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发扬先德，
4 Z2 g6 L% f5 p9 l. ]+ M重振家声，报效国家与社会，不负贤母的殷切期望。早年的生活坎坷，也使
他对中下层社会的实际，具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养成了他后来为官时关心
民间疾苦的宗旨与作风。同时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实心实意办事、不向困
难低头的性格与志向。
21 岁那年，姚莹赴安庆参加府学考试（当时桐城县属安庆府）。因为盘
) A, x, ?/ Q% X; r1 H- N3 c; O+ ^1 e7 P费有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这位亲戚势力眼，对待姚莹十分不好。姚莹不
9 P# P8 \" k6 ?堪羞辱，一气之下，便拔脚回家，待另作经济准备，再参加下期考试。科举
5 `& L: w3 b! J时代，应试是读书人的关键时刻。姚莹竟宁可放弃，而不受窝囊气。从这里
不难看到他个性的一个侧面。
$ I" b, u& E9 @0 Y. p; ?3 g' h' A他回家后，正逢叔祖姚鼐在家，见他提前回来，十分奇怪，便问他何故
如此。姚莹只好实说。叔祖闻言，既赞许这个侄孙的志气，又不忍他失去这

安乐寺姚波

次考试的机会，便拿出银两资助姚莹赶去应试。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8 o* Z0 S4 f, K7 D补为府学附生，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他父亲，成了秀才。回家后娶妻方氏，也
是桐城名门之后。隔年，也就是1807 年秋，姚莹又去南京应“丁卯科”江南
2 x" f% }2 T! n' L6 R乡试，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了他祖父。时年23 岁。
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
  v1 r. l3 J) {; p# q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 ]  k+ n. ~2 Y! t& g5 g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
+ e. l# p7 x/ B* @! o; }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
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
$ i: |0 [3 l6 k" |' I, u: X# y+ k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
视野，并因同年（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
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同省者为
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
. G' f8 ~* y$ C1 I' j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
! x! S4 I) `: p% k; |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
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4 ?" T; _5 \7 `' k+ z- k( A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
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
+ Y* N$ o' e9 W. s- X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
$ J3 T! V1 |' m0 R4 [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
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志在经世”，即以治理
, Y& x  ]4 g5 R9 c" k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
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
( U: ]( c5 H- R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
5 n: h& S9 g. f深，号为“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
6 {- v+ O! N; _# ~5 Q0 @  e) S  U. |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
. g: K# O6 I8 `$ I  K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
/ ]! I8 K$ r6 V" P; Z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
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
. \& h! ^9 N- D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
二、研讨“海上事”和“海外事”
1809 年春，山东巡抚百龄升任两广总督，闻新科进士姚莹之名，遂趁途
径桐城之便，邀请姚为幕僚，随他同去赴任。
/ K. _: P7 P  A. x( }# e# K百龄，字菊溪，姓张氏，正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以干练和有魄力而
# L( B4 w& C/ |& Y; R得仁宗皇帝的信任。数年前即已官至总督，后因事被革职。继而，再次被重
用，历升至两广总督。
. c2 d& x" Y) O0 l/ m就姚莹来说，去广东既可开阔眼界，熟悉世务，又可顺便看望正在广州
9 o4 l4 E: U5 D" Y2 ^任教的父亲，更何况聘金对家庭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乐得应邀，欣然而
去。当年秋天，姚莹随百龄抵达两广总督的任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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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 G% [9 H4 Y* }6 g0 \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 |1 b, j- _& j# W" h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 c3 O8 p8 _: Z! l/ y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4 c# O% h' U) B$ t- r) v9 E# |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洋行早在明朝时便有，“公行”则为后起。行商除负责确定货物的价格
外，并负责代中国政府向外商征税，外商也乐于委托其代办这类手续。而政
府对外商的管理，一般也都通过行商来进行。“夷馆”，则由行商依政府规
定租与外商使用。政府本来对外商设有严格的规定，但因日久天长，不免流
于形式，而时松时紧。这当中，外商的不法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重
要原因。
由于广州的特殊口岸地位，便使两广总督多了一层敏感的任务，即管理
和保证外贸事宜，并通过此渠道进行与外国的交涉。这些，当时统称“夷务”。
+ Y4 i# g3 T8 K. J. R- B“夷”，是当时对外国的蔑称，反映了中国传统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和中央
大国的心理。仅从这个不妥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是多
; s$ d2 i7 H0 }0 h1 m: {. E% P4 O! O. A4 i么贫乏！
+ \7 K$ O7 i2 o& I对外贸易的发达，已令姚莹亲见广州的格外繁盛，而由于英国从事的鸦
6 |- {, X4 j) d" ]' i# `' N6 c片走私贸易日盛，致使清政府的严禁形同虚设，鸦片的毒害在广州反映得最
; E, S0 t+ U1 W: `, J- V* f为明显和突出，更使姚莹深为留意。这还不算，百龄面临的海盗问题，也迫
使身为幕僚的姚莹不得不多加关注。
所谓海盗，泛指当时活动于海上，并对抗政府缉察的武装集团。其性质
与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职业走私团伙，有的专以劫掠为生，有的是不甘清
: k0 }$ K& W# j& P& w- b政府统治压迫的反抗者，有的是为外国谋经济利益的滋扰者。但其利用洋面
& p8 J' M3 p$ j6 W3 g/ O广阔，清朝水师力量薄弱，特别是因为军政腐败而大举发展。这些海盗不仅
; r& u- s5 y5 C1 j' A* \扰乱正常的对外贸易，威胁海道安全，而且不时登陆劫掠，无不成为治安之
大患。前此，清政府曾大力对海盗活动最为猖撅的浙江、福建沿海用兵，使
两省所受威胁大为缓解，但广东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这既是由于海盗活动
方向的转移，也证明广东文武官员的处置不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皇帝才特调百龄出镇广东。百龄也不负皇帝厚
望，到任便针对海盗问题，一面振刷军政，惩贪去懦，整顿军队，筹饷练水
0 k+ r$ q6 ]8 P, e, n# g) t师，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一面裁撤沿海商船，连运盐也都改为陆路，从而对
沿海实行戒严，以断绝海盗从陆上获得水米接济和到陆上销脏。经过将近一
年的“日事招讨”，除分别击溃数小股集团，使仅余两大股海盗集团的处境
日益受到危胁外，又通过分化瓦解、利诱，招降了势力最大、辖众二万余人
) O" ?# @5 Z. p6 x0 Y. @有炮船四十余只的张保集团，并利用张保，平定了乌石二集团，宣告广东沿
海平静。闹了十来年的海盗，终于被肃清了。
百龄因而获重赏，幕僚们竞相赋诗著文，为他颂功志贺。独姚莹没有参
% v  V, K+ H% o$ P+ M: T* L加。在他看来，“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
2 ^; f4 H* F6 ?4 G其狠心故智，何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益众。夫匪类者非他，
7 }3 k' O% f6 [+ x- h5 [, c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近悉近内。”所谓大功告成，不过是表面
( S, E% c: [: X  E( G3 }( w现象。潜伏的危机甚重，又有何值得庆贺？这种后来在《上座师赵分巡书》
中透露的看法，既说明姚莹的头脑清醒，也反映了他的不随流俗。事实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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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 N# a% U3 ]$ ~0 P( X+ \; D7 X, b今虽不明姚莹曾否将他的这种看法直告百龄，但从他劝百龄“功成身
" ]+ g* v7 l  n- U; b6 F" S; H# d退”，可知他还是透露出来。他对百龄说：“张保当年不只一次扰害沿海七
5 [  p! A% R; f) O* @郡地方，仇怨甚多。今既收抚，加以官爵，久后难免再生技节。假若有人寻
' o# i( g' x" q8 m! w2 ?; ^仇，张保被杀，处置起来，便会两难，坐视不问，则张保余众数万必会生事；
8 ~% W" R" S$ p$ L惩治杀手，必被认为包庇降盗，为地方人士所不服。莫若携张保离开广东，
免致他日被动。”一席话，令百龄于惊愕之余，采纳其议，上书告病。奉旨
允准，召其还朝。百龄遂携带张保离去。
$ X# q8 P: |8 k7 h5 \% b5 }+ H6 e从个人利益来说，此举对姚莹绝无任何好处。独持异论，必为百龄所不
! N5 F. X2 Y4 P7 E% _8 K; E/ T1 y5 Z$ o. X喜；劝百龄去任，更丢了优越的幕僚差使。但姚莹仍然走了这步棋，充分显
示了他的以大局为重。倘非具有“经世”的宗旨和自觉，断然不会这样做。
而他的别具见解，则是他对海盗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深
刻了解的结果。
此后，姚莹先后在从化、香山（今中山县）等地担任官员的家庭教师，
以教授其子弟为生。他也利用这个时候，游历了广东的一些地方。闲暇时他
便继续读书，研讨世务。但此时的研读，已不尽同于既往，那便是增加了一
+ P9 x) j2 `4 b/ B5 M项新课题：他所说的“海上事”“海外事”。具体说，就是“夷务”和与其
, s$ F' {; l6 o- i) @: U8 M相关的海盗等问题，就是对来自海上的诸外国实情的了解及其对策。他后来
在《康輶纪行自叙》中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
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
5 z8 Q7 O" L" `: n而已。⋯⋯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所谓“以
5 m" g8 J+ K. Q  Z. b2 ?( n& n求抚叙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正反映了他一贯的“经世”宗旨；所谓“外
夷桀骜”，当然包括了他在广州亲经实见的外商趾高气扬，抗拒与抵制中国
政府的管理与规章；他的“深忧愤”，说明他敏感地认识到对外关系处理不
, X+ J8 b1 H, w9 B. A  P3 m, S善，必有损国威，影响世运。
深怀忧愤地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是这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收获。
从此以后，姚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努力，使他成为当时所说的“开眼
看世界”（林则徐语）的一批杰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决定了他后来在
1 }1 V* I5 o$ o& P3 q5 W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坚定立场。正是由于广东之行，才使他的“经世”抱
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关切与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来回应
  a( I9 }; k9 o. ]7 n$ ?! k当时中国面临的外国侵略的挑战。作为姚莹生平事业的一大关键，此次游粤，
& D0 a$ k+ C2 T( V% n9 J$ W' |. X+ \: f真可说是不虚之行。
从25 岁抵粤，到30 岁离开广东的这五年多时间里，姚莹虽大增新知，
4 q% p9 @7 @( m但从他这一时期写给师友的书信中，不时可见他怀才不遇、“困顿风尘”、
1 P$ F3 b) f3 [: y) ?“三十未立”的悲怆心情。1814 年11 月，他三十岁生日时写的《甲戌十月
( _$ s, \- \# T7 ^7 G七日，余年三十，奴子早起进鸡酒为膳，有感》诗，对此表露无遗。诗云：
“忽惊三十岁华新，转愧人间壮大身；束发何曾志温饱，人生惟是备艰辛。
愁看僮仆陈杯酒，泣向天涯拜二亲；风雨六年违定省，可怜伤别更伤贫！”
大概正是由于“三十未立”，才使他决计结束在岭南的生活，北归选官，去
  A' E, K4 r- E0 `9 s- x6 F正式干一番事业。
/ E' Z; l6 T. J* ^" M: t" _9 t三、闽吏第一
/ v; C- U. |# e+ I0 e1815 年初，姚莹从广东回到久违的故乡，与家人团聚。转年春，一度去

安乐寺姚波

杭州访友，路过南京时，拜谒了正在那里任教的叔祖姚鼐。秋天，便起程去
北京参加吏部的铨选。
' f  Z. L8 F: N2 o- h) x到1816 年春，铨选有了结果。姚莹被授任福建平和县知县。依例办理手
/ b" D( A& B( W) a! i- g续后，告别京中师友，赶赴福建报到。夏末到达福建省会福州，秋初到平和
任职。他的“经世”理想与抱负，第一次有了直接实践的机会，时年32 岁。
平和，地处闽东南，时为漳州府所属县。今仍有平和县，属漳州市，但
县治已迁移，不在旧地。关于这个与广东邻界的山区县，姚莹曾在《复汪尚
4 \5 k5 k- @1 }7 Y书》中分析其民情说：“其地溪岭深阻⋯⋯无三里、五里之平远⋯⋯民皆依
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
好斗、健讼，相沿成风。对此，姚莹认为应“因其俗宜”，以恩、威、信相
% S+ ?- L& R6 L) M! I结合而治之。姑息，并不是恩，而是软弱无力，不负责任；暴虐，并不是威，
8 t1 o- j6 ?7 ^* R% T; }1 \只会失去民心，激化矛盾；贪诈，无从取信于民，必然难有作为，说话全无
力量。过去的官员或姑息，或暴虐，或贪诈，因而失败。他坚信凭恩、威、
信三字，不难成功。
2 [  b+ Z+ k+ x% E于是，他以满腔热忱和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天将亮，便升堂理事；事
无巨细，都亲行决定；民间投诉，迅即审理决不耽搁，而且当众进行，令民
共见，以示劝惩；访闻盗贼，即便是半夜得讯，也亲率员役，前往督捕，而
且外出决不扰民，食用皆自备；每月朔望，亲至四乡，择适中之地进行劝谕，
召集缙绅民庶来听，至者予赏；诛锄强暴，雷厉风行，决不含糊。这些，都
8 r5 Y- A0 L' p6 C. G1 d令百姓耳目一新，叹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心眼里敬佩和服从这位廉、
8 ?! B% S5 A' C2 |, p2 d正、清、明的姚知县。
6 N& \0 q/ n, p/ f* Z2 v# V; c挑词架讼者被严惩，捏词诬陷者被当堂揭穿，谁还敢自投罗网来告歪状？
7 z0 s+ Y( w" A( x' d- o" B) V鼓动斗殴者被追究，借以讹诈者遭严办，有冤者知县自然为之作主，无理者
骗不过知县，必遭申斥或令赔偿对方损失。确如知县宣谕的斗殴有百害而无
一利，有理的变成无理，无理的错上加罪，谁还愿意小题大作、自讨苦吃地
斗殴？于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平和的风气便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当姚莹
) X- e; Y' T* S2 I' _7 Z依既定设想，准备陆续开展倡文教、劝农耕，俗将平和治理出个样子的时候，
3 j0 ?- O. Y  @上司却于次年冬决定调他为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知县。尽管姚莹本人不愿
意，平和士民百计挽留，皆无效果，只好遵命，到首县任官。
首县，一向由所属最得力的官员出任知县。姚莹被调的原因，就是由于
2 J# y0 E6 w; [" q! w# I* ^+ f# n. T他在平和的政绩甚著，官声颇佳。依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
3 J/ R& _$ f' `3 v& [  E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州）、漳（州）、龙（岩直
: C3 y  q. J2 p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因此，漳州一城中而聚集总兵、道台、知府、
知县四个衙门。今漳州市仍有龙溪县，但已不辖市区。
别看漳州府城中衙门众多，但直接理民的龙溪知县却很不好当。姚莹在
《谢周漳州书》中，述当时龙溪难治的症结说：“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
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
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
) U, }# Y& v+ ]( I) m$ h, m9 y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刼为故常，一
9 q2 A) v& c/ O' J2 s0 e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
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
7 x9 W3 U$ @" b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实际，姚莹认定不能以常规来治理。刚到任，便出其不意地亲
, J& U) I. G8 j/ i3 m) {0 [9 Q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

安乐寺姚波

多，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
; F: Z9 P0 U: S6 g& {立即正法，可免“迁延岁月，株累无穷”；正法于当地，召众环观，影响远
3 Z. @1 m* h7 {大于“正法省中”的“不足以警当地”。一番“下马威”立竿见影，“四境
- \1 h0 N* Z  G  P! F2 j& J! g; C凶徒，闻风股溧”，发挥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f# d! I% f3 [. C/ q9 c& g4 H接着，于各地张贴《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
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
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
$ h4 @5 e8 f$ n  F. Z# N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
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以便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视
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
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
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知县又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
* A' r& x5 O  }( o! O之以理，约之以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
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卹；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
, C0 n8 }( H& k# H: N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通过这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
4 C) W# y( M& ?# f. D$ ?$ G“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
) w- r) F( S  I& u1 I# Z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
, g: S+ m, f" m' ~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
" A# g$ R/ d5 q1 R5 P  i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
  Q5 r; D9 X6 [* v1 d& C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于是，械斗与盗贼之积患，
初步得到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经如此雷厉风行地大加整顿之后，姚莹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
6 J% v" B$ h7 p+ h) R. g导礼义，龙溪百姓因而大悦。姚莹的魄力、识见与干练，大为漳州知府所推
6 F  u) B3 e! e* c5 e$ j重，不时向姚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相处极为融洽，结成深厚的友谊。当时
的闽浙总督董教增，亲见龙溪局面迅速改观，也高度评价姚莹的治绩，推他
, v/ M& U& n( b1 \. y为“闽吏第一”，多次接见姚莹，就大政征询意见，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
$ T( F' x2 e/ N/ {: G5 b指示他们：“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
姚莹的成功，正如他所说的是当时文武上下，“合力同心，彼此信任，
5 ^, x6 ~8 \3 H3 c6 q- T! E毫不间言”的结果。当然也是他“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倾注全
部精力，实心任事，“心神况瘁，气血为之虚耗”的结果。“闽吏第一”，
是用他“头发已白”换来的。两年后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
民不肯放他走，纷纷要求留下姚知县。最后，省里略作妥协，答应留待转年
* j. w: h. \& S) G  z, B春再赴新任，聊慰民望，但台湾还是得去，因为那里更需要这样有本事的官
员。
四、初官台湾
当时，台湾尚未建省，只是福建省所属的一个府。台湾府的治所，即今
, ?& q3 D2 p( t$ c6 B5 u: [2 M& X台南市，与后来的台湾军政中心在台北，情形不同。当时，台北尚未设府；
) W# u6 i+ R1 ]3 J5 m4 k今台北市，当时仅为一个镇。台湾府辖台湾、凤山（今高雄市）、彰化（今
' o$ i" ~8 b; Q" k4 k+ d8 t名同）、嘉义（今名同）四县。首县台湾县与府治同城。由于府境辽阔，故
9 [& E2 `0 x* r' @* I0 w( i另于重要之地，分设澎湖（今澎湖县）、淡水（今新竹县）、鹿港（今属彰
- Q4 e8 b4 g* Q) X- y0 Y  m6 r化县境）、噶玛兰（今宜兰县）、海防（原驻鹿耳门，在今台南市境，后移

安乐寺姚波

驻府城五厅。厅，为清代行政建置序列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直隶厅与散厅之
别。台湾五厅，即属散厅，虽说与县平行，但其官长的品级却比知县（文正
+ s  `6 i; d# v/ d  e七品）为高。其中，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衔，“鹿港同知兼”“北路理
7 v" I/ ]0 T0 E+ {7 w( I番”衔。一府、四县、五厅便构成了当时台湾的行政网络。
3 K( E" Y$ [  G0 _4 F台湾虽为府，但文从四品的台湾知府，却非台湾的最高文官。这是因为
另有文正四品的分巡台湾兵备道，代表省来监察和协调台湾的军政事务，驻
! n' e& O" t9 _台湾府城。内地虽也设道，但多监数府。因为台湾孤悬海上的特殊战略地位，
又定例分巡台湾兵备道均加按察使（文正三品）衔。内地之道，虽亦有此情
1 Q1 \, L0 ~; [+ P况，但属个别。这还不算，更规定分巡台湾兵备道可以通过邮驿，直接向皇
) P+ ]& P9 r9 L帝专折奏事，不必转由省代奏。这种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旨在避免贻误事
机。因而，台湾的最高文官首长是道，而非府。
9 q1 p3 b0 u1 h自清初平定郑氏势力，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以来，在军事方面更对台湾
0 E; O& ]) R8 P) v' l. K% o# A* `特别加以倾斜，派重兵镇戍。设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武正二品）领之。内地
- m; @$ k: @& D5 B2 }+ Q. R8 G总兵官的防区较小，而且很少兼统水师、陆营，更无台湾这么多兵。为了崇
' V) S' X% c( C7 j0 P0 {$ H. N6 @2 H8 c0 i  k重事权，故特于其官衔冠以内地所无的“挂印”二字，隐示其含有“钦差”
的性质。台镇所辖，除直属的镇标三营外，还有：台湾水师协（三营）、澎
湖水师协（二营）、北路协（二营）、台湾城守营、南路营、艋舺营、南路
" {8 O' s. ~- }/ M下淡水营、沪尾水师营、噶玛兰营。合计为水陆十三营，分兵布防。弃兵则
9 Y5 ^( x" C6 B: o由福建陆上各地抽调，三年一换。
* z1 V- i( i2 g由于姚莹的生平事业，与台湾密不可分，故有必要就当时台湾的文、武
; @7 n; Z/ d3 @; e建置，简要说明如上。
. E$ `3 w2 t) o# M+ K+ K1819 年春，35 岁的姚莹渡海履新，出任台湾县知县，旋加海防同知衔。
* r6 a1 W+ }: p+ D2 c  F2 t9 S" t任官台湾，掀开姚莹生平事业的新章，也是他成为当时著名“台湾通”的起
% s* K8 g# {- I9 u1 g  ?' [" c9 r点。
当时台湾的情势，可用时人所说的“叛服不常，时存危象”来概括。由
. o1 Q* J5 J# ~! ]' g于潜在的反清意识，加之治理政策的不当和官员的暴虐恶行，故自台湾为清
& a6 d: P3 b3 x朝所有后，屡屡发生抗清起义，严重时几乎动摇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尽管一
次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但从多者三十年、少者十余年便又爆发起义，便足
8 B# o3 i8 |( K: d9 r7 S" V; m见危机的深重和矛盾的错综复杂。
当时，纳入政府直接施政管理的只是沿海地区，主要是西部沿海地区。
岛上纵亘南北的山区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尚未开发，或为无人区，或为当地
兄弟民族（时称为“番”）居住区，即所谓番地。番有生、熟。浅山或重要
之地，为政府号令所及之处，多由其首领（时称“头人”）代政府管理，接
受官员的指导，称“熟番”；居于深山，为政府号令所不及，自已独立不受
9 |4 d$ u+ F6 \( |* [5 D" S2 q政府管辖，则称“生番”。政府只是控制其不出山，互不影响而已。实则，
民族关系时见紧张。
沿海居民，则以原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嘉应州、潮州的迁民为主体。
虽迁来有早晚，但以原籍为纽带的而连系在一起，但地域的界限很突出。而
各该原籍又都是民风强悍，习于械斗的地区。受此影响，往往因个人纠纷演
变为地域来源不同者间的群体磨擦。
8 [" ?7 L/ C1 Q尽管台湾驻军多达一万四千余众，可称内地罕有的重镇，但防区辽阔，
海岸线长，分散开来，依然不足，平时巡缉尚多漏洞，一旦发生变故，只好
$ {" l: Q  m9 t/ o  {2 k' R7 d4 I仰仗由内陆派兵越海。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弁兵皆由福建陆上各地
- Y& ~; Q' h. n  S抽调，尤以漳州等地兵员为多，地域意识和部队间的关系，最易发生摩擦，

安乐寺姚波

有时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械斗。至于骄横不法、违犯军规、甚至不服管束，更
, C# C& Y$ U& D5 V! s5 y  Z/ w1 u( N+ L是常事。
* ~) I$ x  D4 i! o5 M2 C# ]5 m因而，除了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根本矛盾外，从形式上便表
现为姚莹在《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所说的：“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
兵不相能也，民与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加之“沿海僻静
/ Z$ [; h2 d6 N  g% }港汊分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往来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
( k; ]9 h4 c2 l  j- ^% `" S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而来，有业者十无一二，地力人工不足以养，
群相聚为盗，为奸恶”，这种难于控制的游民，尤为治安之大患。凡此种种，
, G4 V$ I# a6 r: y! g' V+ ^故姚莹认为当时台湾的情势是：“人心浮动，风淫易生，变乱之萌，不知何
时”。总之，是矛盾重重，一触即发的形势。
相对于全境的不稳定，台湾县因为开发历史最久，商贸繁盛，户多殷实，
9 p) i. H) T) z  v2 b且镇、道、府、县等衙门林立，并有重兵弹压，形势相对来说较好，但全境
9 t7 d$ y" p, Q! E4 g) T存在的隐患这里也难以平静，尤需治理得人。否则，更会招惹麻烦，动摇根
, n) R% q) L# v/ o  Y本。
姚莹到任以后，仍如在漳州般地谨遵“清、勤、慎”的官戒，以“恩、
威、信”为施政方针，很快便搏得士民的拥护与爱戴。仅从两事，便可知其
在台湾知县任上的一斑。
9 n# K/ I1 ^; `/ p/ z一次，姚莹乘轿出巡，正逢一帮兵卒聚在市上赌搏。县役令其依例回避，
众兵非但不服，其中一个竟还诬称该役抢钱，与之揪扭起来，一时秩序大乱。
姚莹即命停轿，将该兵带至轿前讯问。众兵先不知轿中为何官，未放在眼里，
* X" _, ]6 P: P8 k" c. s, i  f闻是以厉害闻名的姚知县，早已四散。后见有同伙被逮去，担心被供出姓名，
便约集数十人，手持武器，前来抢求。
悍兵持械行凶的事，从前就有，并不新鲜。见此形势，随役都捏了一把
; t( G3 I3 H: p3 x7 V( T汗。姚莹却十分镇定地下轿，亲执锁练，拉着该兵迎上前去。来众见势，反
# l7 u/ o* I* ~) Z) d/ I倒迟疑下来。姚莹当面晓谕众兵说：“你们公开赌搏，已经违犯军规，现又
持械前来，难道不知伤害官长要处死？你们豁出去了，难道就不怕连累家中
老小？我本来不想追究你们冲撞官长仪仗，不行回避的过错，只想把他交给
总兵大人，教育他别再赌搏。你们竟敢前来行凶！也不打听打听姚知县从来
不怕死。不怕死的，只管上来，看看谁豁得出去。”
! O4 B( g& ]& q; B众兵闻言，大吃一惊，方知头脑发昏，惹出大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 ?# Q8 }7 s$ N, K7 ~5 X都没精打采地放下武器讨饶。姚莹却一概不理，手牵该兵，径直从众兵中穿
过，直奔总督衙门。众兵先是让路，继而相随，求情不止。结果，总兵据情
0 a8 e) [4 V; m) s! K+ N况把为首者加以严处，重申禁赌之令。从此，悍兵见姚知县轿到，赶忙回避，
: o9 k6 O2 s& L0 |- e# E无人敢生事端。老百姓也由此知道：姚知县不但不爱财，而且不怕死！
/ Q0 r4 z. H% k9 y: ]0 f台湾当时的迷信鬼神，较内地尤甚。有病痛，不问医服药，却认为是得
罪了鬼神，一味磕头烧香，尤其敬畏五妖神。姚莹早就打算扭转这种陋习。
县民许某，小贩为生，年未三十，邻里无不称其老实，忽染重病，据说是得
# I2 @3 f! q2 A罪了五妖神，因而得祸。他家烧香求恕不止，许某之病却日甚一日，临死对
兄说：“神恕祭祀未周，我死之后恐将降祸全家。”既死，家中大惧，不惜
% V; L  ]. S- G. P破家举债而塑该神像，大举祭祀，以求免灾。姚莹闻讯，即命衙役将塑神像
锁系到堂，传集许家及百姓前来观其审判。至时，姚莹当众列举其罪，指斥：
“今尔敢虐吾良民，肆为妖妄，岂可纵容！”下令当众杖碎投火，以绝妖邪。
并宣布：“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到上帝那里去起
诉你）！”县民起先还对此举将信将疑，后见姚知县一切如常，才大为信服。

安乐寺姚波

姚知县审判五妖神，成为一时的新闻。
1821 年春，姚莹调任噶玛兰厅，摄（暂代）该厅通判，主持该厅政务。
该厅地处府境东北，始设于1811 年，新建不久，一切尚属草创时期。不但境
3 l; V. W+ [, p  ^  t( ^民最穷苦，而且治安状况也最差。因而，姚莹到任后下大力量完善制度和缉
; J- d2 `0 D5 c盗。曾因捕获著名海盗林牛等十余人，经镇、道奏功，奉旨送部引见，即到
吏部报到，接受皇帝的召见，意味着将予提升。
  C4 T% t$ F! u3 X就在圣旨未到时，姚莹却出人意外的因在龙溪县的所谓审案错误被追究
. a" O0 R/ D) L( L2 \责任，撤职查办。简单说是：龙溪县民郑源与族人某有矛盾，率亲众杀某而
0 z( J% b% @$ |2 f0 S/ g掠其财物。郑源被获服罪，姚莹以仇杀定案。未及解省复审，便调任台湾。
. E5 I* Y; N) J$ ?  f! e' r7 F5 B后来，此案拖延两年，才由经手者重新定郑源为强盗。姚莹因而获审查不实
之罪。其实，这只不过是早就忌妒姚莹者，趁督、抚等上官换人而落井下石，
  K3 {8 |) m" j. d作了手脚。
6 w2 S$ T9 r5 R# @) T; e姚莹初官台湾不到三年，便以这飞来的横祸而告终。台湾县及噶玛兰厅
士民闻姚莹罢官，竞相奔走道、府为他呼冤乞留。及知事已定局，均大失望。
; f" ~) _* w4 {姚莹自出任平和时，便将家人接至任上，后随来台湾。突然罢官，生活顿感
困难。幸靠当地百姓时赠柴米接济，才勉强过活。拖延至转年秋，才因当地
官民集资代为还清官债，得以举家启程回省。船尚未开，其父突发重病，死
于船上，只好扶棺内渡。
五、蹉跎与复起
罢官的挫折，并未影响姚莹的壮志。他在当时写的《与刘明东书》中说：
“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心。古人君子虽极颠连困苦，而秉志坚定，
百折不回。仆于古人，何能为役？然穷困愈甚，乃见理愈明，觉确然有据，
故倔强自好之气，亦愈不为人屈。盖此心不为穷达所系久矣，造物其如人
何？”更何况是在“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于井”的情况下，“幸
2 `! x+ P+ _5 a7 h) o得洁身而行，不为缪辱”，说明自己的清廉，使他们实在抓不住什么把柄，
7 L& S% n) c1 x只好在公务方面作文章。事既不实，又有何愧疚？而罢官后百姓的热情接济、
代偿夙债，临行时“又送者相随数十里，至于舟中甚众，”更是最大的欣慰。
“政声人去后”。这才是最令人感动的。
然而，老父的突然去世，却打乱了内渡后遵旨入京引见的计划，只好暂
居福州，为父“守制”（停官服丧）。按理，应回乡安葬亡者之后“守制”，
但扶柩归里，耗费甚大，一时无从筹措，只好从简。在封建时代，父丧不能
安葬，是做儿子者最大的不安。“守制”三年，举家生活又将如何料理？这
些都不能不令姚莹倍感焦虑。
7 {$ u4 H# T+ f2 L  |' k% P天无绝人之路。这年（1823 年）秋，姚莹的乡试座师赵慎畛由广西巡抚
/ y7 U) {9 d% x8 a/ u- \升任闽浙总督。赵对姚莹这个门生一向颇为欣赏鼓励。他任官广东时，姚莹
正好游粤，有过接触。后虽分手，仍保持联系。赵至福建做官，眼见门生处
于困窘，即慷概解囊，资助其归葬，并挽留姚莹在闽。姚莹难违恩师盛意，
便由兄扶柩还乡，自己与家属留闽，但监于忌恨者仍在窥伺，深恐因而影响
/ K5 z4 P7 U! [恩师。恰巧漳州方知府调任台湾知府，方素知姚莹的才干，特邀他为幕僚，
. |) K) D. E& A& ], u% w随其赴任。姚在得到赵的谅解后，便于当年冬再去台湾。台湾士民闻姚复至，
“争以鼓吹来迎”。
倘说前此任官台湾，是姚莹成为“台湾通”的开始，那么，这次以知府

安乐寺姚波

幕友身份入台，便使姚莹对台湾的研究更为升华而成熟。这是因为：当初集
中考虑到的多是面临的县、厅具体政务，现在不仅是知府的幕僚，且不时因
* J* Q; |- \% ~2 {# X赵慎畛的咨访而充当总督事实上的顾问，因而更多着眼于台岛全局，更多集
1 ^. z2 H! ^- f2 y7 a4 j- j4 ]9 Y中于体制和政策，因感赵、方的知遇而知无不言，以往所建议而未被采纳者，
# e* x3 q8 P9 o: A- M, Z  W, N6 o8 r均和盘托出，得为采纳，付诸实施。
后来，姚莹就他前番在台任官和此番去台充幕期间的调查、见闻施设与
论议，汇编为《东槎纪略》五卷。他说：这本书“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
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事皆纪实，言归切要”。吴德旋为该书
作序，称姚莹“夙留意经世之学，不为詹詹小言”，“后之从事台湾者，必
取其言以为鉴”。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关于台湾事务的专书，它既是姚莹的“经
6 X$ W! W2 l, W6 i. {世”成果，也奠定了姚莹的“台湾通”的地位。
, i) h( V( y  [3 \9 ]: l9 [1825 年，姚莹“守制”期终，向方知府告辞内渡，经故乡而入都引见。
1826 年初，得引见，奉旨：“以获盗功，改为降二级调用。”又依时例，捐
复原官，归部铨选。因次年春末便可当选，故索性在京等待。期间，与魏源、
龚自珍、张际亮、汤鹏等过从甚密，切磋世务，探讨学问，彼此间赠答诗文
; Z: s2 [) y0 Q9 C% ~  Y2 i% K甚多，结成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1827 年初，母亲张氏在福州病故。姚莹闻
讯，忙告丧假，赶回福州。
本来马上便可选得官职，重入仕途，再展抱负。然而突来的不幸，使他
" [, Q# u0 B2 m. @& k又开始了三年的“守制”。经济的困难，尤如当年父丧之时。念及慈母的抚
育教养和近年的随之奔波流离，痛心疾首的心情比当年丧父时还重。这时，
恩师赵慎畛已调任云贵总督。方传遂已升福建汀漳龙道，闻姚莹之窘，又延
( `& H; P  G0 E请他去漳州入幕，以为生计。次年秋，他便将家眷打发还乡，以节约开支。
$ }/ x5 \* O! y# ]" Z- V! K这一时期的姚莹，除继续为贫困所笼罩外，更因岁月磋跎而焦急。他在
2 O6 W7 O8 j5 t《与李永州书》中透露当时的心境说：“仆幼贫贱，备极艰苦，甫欲见伸即
重遭困踬”，连遭罢官、丧父、丧母的打击，虽“坎坷而不知悔”，仍“期
有所振厉”，但“人生无多岁月耳”，及此壮盛之年，不得有所施为，“更
历数年，境遇之穷益甚，精力尚堪用乎！”
: }5 Y' Y% X6 Q- m5 y0 d. N1830 年春，“守丧”期终，姚莹经浙返里，谋北上入都补官。此前，其
恩师赵慎畛已病故于云贵总督任上，归葬原籍湖南武陵（今常德市）。姚莹
感念恩德，专程前往湖南拜祭于墓下。1831 年春，姚莹由桐城抵京，等候补。
因这年夏天江南大水，善后工作急需人员，两江总督陶澍等奏请朝廷派知县
六人。姚莹经“引见”后，奉旨前往江苏，于9 月到南京报到。若非江苏奏
请缺人，姚莹既未必能这么快就补上缺，而且补上官也只能在福建。
! g/ r5 R4 z5 U; M1 n: n姚莹自37 岁因事罢官，中间又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再次任官，时已47
岁。报到后，先是被派跟随总督巡查河工、漕运，然后被任为临时代理武进
知县。
* I: ^7 t3 e% U6 H0 x$ b# u武进与阳湖二县，当时同为常州府的首县。二县衙门与知府衙门同城，
$ |9 p  y) m  _5 Y. d/ X' S二县分辖府城之城、郊。即今江苏省常州市。由于当地为经济发达、人口繁
- V! m! O6 f5 n  k4 I盛之区，又处交通要道，事务较多，故设两首县。
: c/ J! @+ |2 C0 H1 n1832 年春，姚莹赴任武进。县境孟渎三河为农田灌溉之所资，因于淤塞
不畅而奏准兴工疏浚。去年冬即已开工，未成便因大雨雪而报废。姚莹上任
$ j# P5 B& U# }; Q1 S  G前，上司便令他抓好此项工程。开春后，即督办此事，经实地勘察之后，姚
0 D  g: C: w- C& I/ Z4 ?莹坚持延缓到秋后兴工，理由是：“水利之兴原以利农。今当春中，使民废
2 {- \5 t" L7 x& c耕而工作，非便。”他考虑的是不利于春耕。而且，此时兴工，因于河道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