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贯线』〈转〉文]揭秘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援助几内亚与刚果20000吨大米

姚元周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外援”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外援”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记者发现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8 ^/ r7 ~4 l1 x$ ?3 {: D　　蒙古国最早请求我国支援劳动力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
9 T7 [1 c2 p' A6 O( N/ G6 g1 o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在当时我国外交部和外贸部等政府部门、驻相关国家大使馆工作中，这项占有不小的分量和重要地位。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 D, z9 l8 f& \% C7 L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1500吨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9 b5 X9 v! c& m* H: F/ U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记者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4 q7 I/ h9 C6 k; ]5 Y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厂，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0 |2 d( G' y7 z3 P# \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 ]6 O& o- W6 j% k. J6 ^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2 j$ o! i) Z2 u3 w* @& j" B3 E& w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姚元周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4 @/ H/ O2 e: l; d. f& D1 B　　虽说是我国提供外援，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外援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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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为什么要谈判这么多次?原来，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5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3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30%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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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F, }5 j( \7 ]　　这样的问题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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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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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z* R, V5 {2 O2 Q' p1 K　　因此，当时外贸部等一些部门提出：“对兄弟国家提供援助……是为了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促进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外援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方针，做到因地制宜，中小为主，多快好省”。

9 C5 x, R" s- u+ H& h　　11年援外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 ~% `2 {+ E! K- f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 t+ [4 Y# Y; z+ n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46年后，这个发言稿加上了印有档号的封面，向公众亮相。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3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5 O; p3 C3 D, U% D: e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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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 ^% L& k& j, Q. y; ~) G　　中国还积极参与了人道主义援助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外援’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