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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全国兴起修家谱的热潮，于是我们族人也开始琢磨修谱事宜。对于我们这个拥有几百户的“大家”来说，修谱并非易事。文革中把旧谱烧毁了，除了始迁祖名字之外，很多人甚至连祖父以上的名字也说不清楚，更不用说更早的故事经历、文化传承，这些都是个迷。在我们老家，口口相传的警句就是“满门抄斩，有家难回”，始迁祖姚志纲携家仓惶出逃，最后落脚襄阳境内之穷乡僻壤。既然是“出逃”，自然对过往的一切都有所隐瞒，因此我们始终不明白始迁地在什么地方。既然“修家谱”，起码要弄清始迁地问题。自从族人讨论起修家谱那时开始，我就急于弄清“始祖从哪里来”。为了查寻始迁祖姚志纲何时由何地来到襄阳之北偏僻之地，因何犯下弥天大罪以至“满门抄斩、有家难回”的结局，自二零一零年开始，我便踏上漫漫寻根问祖之路。我到过山西洪洞的“大槐树”，因为人人都说来自“大槐树”。在洪洞，我浏览了古刹名胜广胜寺，凭吊了曾经关押过“苏三”的监牢，当然很认真查实了洪武初年的移民去向并无湖北。我去过江苏宿迁，就为族人口传有“来自宿迁”说辞。面对苏北重镇宏伟林立的高楼大厦、渺茫无际的烟柳村居，以及如潮般的人流，我只能望洋兴叹。我到过湖州，因为我隐隐知道“吴兴郡”是姚姓开源之所、是姚氏的圣地。在湖州转悠了两天，买了一方砚台和几盒湖笔作纪念之外，却与真正的祖居圣地武康、德清擦肩而过。那时刚学会电脑，不会“网络”搜索，因此并不清楚姚氏祖居具体位置，可以说是漫无目的地乱转一气。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专程回到老家襄阳，一头扎进县档案馆。望着管理人员抱来的一大摞明、清时期的县志，那时的我真可谓是手舞足蹈、喜笑颜开。接下来如饥似渴地博览这些宝贝文献，细细琢磨着字里行间意思。一连几天的努力，结果却大失所望，除了知道我们“姚店”村名原来是“刘李店”更名而来之外，别无任何所获。根据我村仅有的一块姚宗智墓碑上“袭祖军功职员”记载，我以为县志里会有所发现。其实细想下来，一个小小的“军功职员”，正如现在的机关普通公务员，无论如何也登不了大雅之堂。每到此刻，我倍加可惜的不仅文革中烧毁了家谱，而是保存家谱的主人目不识丁，到死也是一问三不知。正是这样的一个目不识丁的人，解放初期成了保存家谱的传人。这位传人辈份高，我该称呼他曾曾祖（因为辈分高，我们统统按习俗简称“老太”）。正是这位不起眼的“老太”，文革中经不起造反派的诱惑，十分情愿地把家普献了出去。更可惜的是大跃进年代刨祖坟，我姚家占地几百亩的祖坟被邻村洗劫一空，据说他们卖出所得的金银财宝购置了足够一个大剧团所有的“行头”。因为邻村人喜爱豫剧，历来就组织有村剧团，逢年过节除自己娱乐之外，也接受外地的邀请。他们搜罗了赔葬品卖钱也就罢了，又把所有的墓碑集中起来烧成石灰。他们村本来不会烧石灰，再说我们那里没有山石作为原料，这样的恶作剧不过是大炼钢铁运动的一个小小插曲罢了。除此之外，村中散落的墓碑也有几十块，后来又被本村村民用于造桥，永远地埋在村西小河里。此所谓好事多磨，原以为散居在襄阳周边的姚姓很多，无论如何总可以弄清心中的迷团。其实我错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过于天真。 襄阳县境内散居的姚姓的确很多，单是我们村通往襄阳名镇太平店五十里丘陵路上就散居着十几个姚姓村落。我少年时期在太平店上中学，这条僻静的山路我走过几十次，却从没有关注过擦身而过者姓甚名谁。那时节不仅因为饥肠辘辘，主要是年龄小，根本不知道除了读书之外还有家谱这样的事情需要人们琢磨。为了寻找先祖来胧去脉的蛛丝马迹，退休之后我重走了少年时期走熟的泥泞小道，拜访了凡能找到的姚姓老人家，结果自然是徒劳无益。在我所探访过的这些姚氏村庄，多则百十户人家，少则仅十几户，却因迁徙不同，对于始迁祖各有自己的说法。如果认真归纳的话，总数几千户的姚氏人家，最起码来自十几个支脉。如此庞杂繁复事务，任谁一时也难以理清其脉络。就这样，我肩负自己的使命奔波数年，却依旧是空载而归，自己不免常常扼腕叹惜。不过，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大量的姚氏信息之后，我却对南安赤亭姚氏的源流有了一定的认识，破解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大家知道西羌首领烧当称王之后，羌姚势力逐渐强盛，以至烧当玄孙姚滇良时期屡犯中原、威协东汉统治。东汉杨虚侯马武击败羌姚，并迁徙至塞外。后来羌族首领姚迁那率众内附，以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居南安赤亭，由此储备了后秦建国的资本。虽然后秦建国仅三十三年，其影响力很大，基本上彻底动摇了东晋统治。随着后秦最后一个皇帝姚泓被俘、太子姚佛念投火自尽，后秦灭亡，自此羌姚氏势力一落千丈。我们都知道南朝宋武帝刘裕迁姚氏宗族到江南，却很少有人关心羌姚迁徙江南之后的踪迹。当然了，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姚姓人之外，没有人会关心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后秦亡国之前，国内争权夺利斗争已经演变成内讧。姚氏宗族（主要是低层宗族）预料到结局不堪，于是纷纷弃军为农隐居民间。随着刘裕的迁徙令，羌姚由黄河以北的北魏辖境来到宋国。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常的历史，也为了不至与宗亲失去联系，羌姚把所居住的村庄统一命名为“尧当”。“尧当”隐讳“烧当”之嫌，不仅免除官府怀疑，而且简单易记，以利世代传承。 关于“尧当”村名来自羌姚的结论，我也是偶然发现。在我们老家姚店之北五里地有个“尧当”村，因为隔着一条不起眼的小河，且辖区不同，尽管近在咫尺，两村却没有来往。并且“尧当”不是“姚当”，我们从来不关注这里人到底姓什么。当我探访始祖的来胧去脉的那些日子，有人提醒我去“尧当”访问，并告诉我说尧当人姓姚，村名也改成了“姚当”。我去了，询问字派自然不相同。再问祖宗来历，方知是羌族后裔，由是我开始关注这支宗亲的迁徙情况。在后来的寻访过程中，果真遇到两个“尧当”村，其中一个就在本县太平店辖区。在与太平店“尧当”的人交谈中，我赞扬他们坚守祖宗精神可贵。村干部却告诉我说，因为南北语言的差异，再加上频繁迁徙，不少的“尧当”改成了“老垱”、“绕当”、“腰当”等等。联想到荆州人杨、柳不分、把“祖父”叫成“爹爹”，把“父亲”叫成“爷爷”的错误，只怕都是千年的隔阂、语言差异的结果。由此推理，相信在江南地区一定能查到更多的“尧当”村落，即便南北语音的相讹、文化的限制、千年的沧海桑田，找到真正的“尧当”不是难事。 关于“尧当”的故事没完，因为我找到了“尧当”村民南迁的证据。说来十分巧合，我所在的中原油田地处河南濮阳市，就在我单位附近有个村子就叫“尧当”。尧当村是我们去总部的必经之路，以前我只觉得这村名字很熟，脑子里印象正如“高家庄、马家河”一样再普通不过。通过调查老家“尧当”经历，我突然觉得应该去这个“尧当”一探究竟。濮阳尧当村原属孟轲乡管辖，随着城市逐年扩大，现今的尧当村已成“城中村”，属华龙区胜利路办事处管辖。该村现在没有姚姓村民，据村干部说，村子历史悠久，他们也说不清村名的起源，只知道祖先从“大槐树”移民时就叫“尧当”了。我查了县志，证明了村干部说法不错。村干部还告诉我，不仅濮阳县有“尧当”，市辖区的五县两区至少有五个村名叫”尧当”。此言一出，我立刻来了劲头，第二天便开始探访其他的“尧当”。经过一番折腾，查证濮阳市五县两区共有四个“尧当”村，即：濮阳市华龙区胜利办“尧当”村，清丰县双庙乡“尧（窑）当”村，南乐县城关“尧档”村、范县杨集“姚当”村，（范县“姚当”解放放后更名为“姚坊”）。这些“尧当”现没有姚姓人家，探询的结果与濮阳华龙区“尧当”干部说法一致，明朝初年移民的时候村名就已经存在了。翻看历史，刘裕下令南迁“赤亭姚”是后秦亡国那一年，即公元417年。不久东晋灭亡，以淮河为分界线的南北朝形成。濮阳市地处黄河以北，在拓拔氏北魏管辖之内，所以“尧当”的姚姓人家已经转移到了江南鱼米之乡，长留村名诉说古往今来。 南安姚姓尽管是羌族，但同是舜帝传人，“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这不仅是传说，而是有家谱记载的事实。舜帝长子“商均”传姚姓于中州，舜之少子“无淫”传姚姓于西羌，形成后来的吴兴郡和南安郡两大支脉。至于赐姓姚氏，不过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谁也不情愿放弃自己的祖宗而甘当别人的孝子贤孙。因此，被赐姓者大多数后裔都恢复了原姓。明白了“天下姚姓是一家”的道理，知道南安赤亭姚与吴兴姚的区别，包括我在内至今未查明始祖源头的姚氏宗亲就不必担心寻错方向。我赞成《姚网》大多数宗亲的格言：坚持就能成功。我也坚信，越来越多的宗亲认祖归宗，寻根问祖之路一定能越走越宽广。 7 y# e9 V5 u7 y. k9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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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2-5-28 1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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