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2) 商业部被夺权后,周总理出面讲话,保护了他,通知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他本来是一半靠边站,商业部叫他去开会时,便自己去开会;开了会还可以在家里和李先念同志通电话,也无秘书监视。财贸政治部被控制之后,他在不开会时仍可去财贸办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讲话后,他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他便交了汽车,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学生来找他,让他住到马神庙北京商学院一间屋内,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应付调查、询问、写材料。之后,学生不怎么来了,临近阳历年,也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对他的审查升级了,给他开批斗会,开始时还让他讲话,到八九月被批斗时光听不许讲话了。他当时诌了几句打油诗曰:“堂上一声传,押到台前。四顾茫茫皆不见,惟见脚尖!”
- Z w% Y/ q9 _+ ^5 X5 Q “反而舒服了。”他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 @# L8 q: B% G3 u& X" X
“审查你什么呢?”我问。
5 j* T! C# e$ g7 ]2 m' Z5 a$ ]2 S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他说:“但毫无实据。”
, y' N& `/ Y3 O2 l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我说。
4 ^2 b Q+ k5 h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他笑道。 + U2 P5 t% [* y% T# y1 C7 x
他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他们相处很好。当时每月给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他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他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请同屋帮助给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 C& H1 u( f8 n; c2 v: `* t3 G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他说。 2 {4 j8 T5 e' J2 t. {! E8 G/ u
“真是奇遇。”
+ }$ K8 ~; U2 r2 m5 F6 D 我们一起笑着,笑的内涵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文革”十年的怪现象使人哭笑不得。
3 a3 }# S. w5 y! g- | “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了。”他断然地回答。2 v" r5 E& p$ {3 L' F* l; a/ I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