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被尘封的文学巨匠

姚立行

重估被尘封的文学巨匠

——人民文学出版社《姚燧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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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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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查洪德先生整理的《姚燧集》，查先生在该书卷首撰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作为前言，客观评价了姚燧文章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从“人格光芒与文章光辉”、“以信史之笔展示宋元之际历史图卷”、“学以资文”、“破体求新”、“以传奇为传记”、“正中见奇”等六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述。现上传该文电子版，以便深入了解这位杰出的先贤。由于该版电子输入和繁简转换的谬差尚未校正，烦请宗亲对外引用之时核对书本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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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家。今天的读者对他不是很了解了，但自元至清，人们对姚燧的人品与文品都很推崇。姚燧现存《牧庵集》三十六卷，为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四库全书纲目》提要对其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说：

“张养浩作是集序，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纪律惟意，如古劲将帅市人站，鼓行六合，无敌不北。】柳贯作燧謚议，称其【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其浮靡，一返古辙。而铭、志、箴、颂，雄伟光洁，家传人诵，莫得而掩。】虽不免同时推奖之词，然宋濂撰《元史》，称其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历，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国初黄宗义选《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则皆异代论定。燧之文品亦可概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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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T7 |7 \  F# h7 D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元代诗文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进入新世纪更是如此。姚燧作为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家，必然进入越来越多读者的视野。了解元代诗文，了解姚燧，可能成为更多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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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阅读姚燧诗文，不仅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文章家而且会促使我们重新评价元代诗文。我们以往接受的对于元代诗文的评价，多是否定性的。而这些否定性的意见，如说元代诗文不能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缺乏批判精神等等，在我们阅读了姚燧的文章以后，就会感到它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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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z# p' O* q& F0 e5 [像姚燧这样的人，在他生活之当世，声名之着，为一代之最，今天却知之者甚少。对于这样的文学家一般读者总是希望在具体认识他之前，先得到一个文学成就的基本评价和文学史的大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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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个作家客观评价极其不易，文学作为艺术，其所谓高下优劣，读者的评判，本来就具有极大的主观性，见仁见智，难有客观标准。我们的评价，只是尽可能努力接近公众心目中的共识而已。公众共识，就是所谓的客观。姚燧在元代被推尊得极高，比之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清人顾嗣立《元诗选》姚燧小传就说是【拟诸唐之昌黎、宋之庐陵】。元末吴善《牧庵集序》如此说：“文章有一代之宗工。······汉四百年，惟司马迁父子、扬雄、班固四人；而晋、魏、隋之间，则无关矣；唐三百年，惟韩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欧阳修、苏轼二人。······即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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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如他之所言，则姚燧当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流文学巨匠，这恐怕难说是客观评价。近代文学史家钱基博对姚燧则大加贬斥，说他【以蹇支离之笔，抒广末猛愤之调，而无大力控抟，无豪气连贯】，针对《元史·姚燧传》【舂容盛大】之评，吴善序【雄深雅健】之誉，钱氏极力驳斥；【欲为｛盛大｝而未见｛舂容｝。议论好为矜张而无精识，｛雄｝而不｛深｝，抑非｛雄｝也，肤也，廓也。辞笔特为拗强而疎脉理，｛健｝而不｛雅｝，亦非｛健｝也，犷也，伧也。······有意立异为学韩，不惮支离其辞，增减其字······生字拗语，怪怪奇奇······不知知言养气为何事，而顾字句剽拟，好奇矜诞。】他如此贬斥的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文章，而在于民族感情：姚燧曾为众多元之勋臣撰写碑传墓志，这些元勋功臣在钱基博看来，乃是殄灭汉族政权南宋的首恶元凶，【在彼之丰功伟烈，在我汉族则奇冤大愤；而誉凶人以为元勋，奢屠戮以张德威······顾认贼作父，歌功颂德，如不容口，而不知其颡之有泚也。】我们可以理解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但怒骂毕竟不是文学评价，更莫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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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库馆臣深明于此，在为姚燧《牧庵集》写的提要中，先引元人张养浩、柳贯两人极端推尊之辞，但不作评价之依据，另引明初修《元史》与清初黄宗羲《明文案序》之评，以之为“异代论定”。能得四库馆臣如此赞许的，决非庸劣作手。按黄宗羲的评价，姚燧之文，高居元之一代，下掩有明三百年。我们看看黄氏的具体说法：“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在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某尝标其中十人为甲案，然较之唐之韩、社、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社、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按他的说法，归有光（震川）、宋濂（景濂）之文皆在姚燧之下，则有明一代，自然再没有能与姚燧抗横者。不过，二十世纪的古代散文选本，选宋濂、归有光而不选姚燧。明代辑禄《中州名贤文表》的刘昌又将姚燧与宋代宋祁比较，认为文辞风格近于宋祁，而融会理道，高于宋祁，其《中州名贤文表》卷十四跋云：“文公之文······其辞类宋景文，而理之得于许文正公者（按元初大儒许衡谥文正）非景文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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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时杨复吉编有《元文选》，其书不传，蒋光煦《东湖灇记》卷二禄有其序，序中对元代文章有宏观评价说：“（元）百余年间，魁儒硕彦，相继诞生。匠心所连，发为词华，尉然自成一代文章之礼。······间尝取而浏览之，或苍茫浑灏，或渟泓演迤，或崛强克喜，或潇洒不羣，实足嗣响唐宋，卑视有明。”此评与黄宗羲《明文案序》持论近试，清人持此论者不少。即使不说元代文章“卑视”明代，也应不低于明代。又有将元代文章与此前置唐与南宋相比者，清魏源《元史新编》卷四十七《姚燧传》说元文祖述韩、欧而还在南宋之上。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文章家之一，为元代文章定位，也就为评价姚燧在中国文章史上的地位提供了依据。姚燧在元代文章史上的位置，多数人都以为与元中期南方的虞集并称，代表元代文章的最高成就。清人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牧庵文选》题辞为姚燧文与前遗山（元好问）、后道园（虞集）鼎足而三，“以前后诸家比之，其神极不如遗山之贵，而意蕴较深；其气韵不如道园之超，而规模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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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在清代不少学者看来，元代文章成就既高于此前之南宋，又胜过其后之有明。姚燧是元代代表性文章家，则其在中国文章史上得地位，可以大致论定。

借鉴以上评论，我们以冷静的态度来比较，应该说，姚燧文高于宋祁、归有光。宋祁之代表作如《西斋休偃记》、《雁奴后记》等，明显不如姚燧之文，归有光之代表作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可读性或胜于姚文，其耐读性则还不及姚文。但宋濂的文章成就应不低于姚燧，特别是宋濂的一些短篇传记，传主都是奇人，宋濂都能写出其风神以度，且都能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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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参照，就能对姚燧文章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得位置有个大致有个大致的认识。今天的读者对姚燧缺乏了解，姚燧的价值还没有被认识，也没有给予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姚燧的价值，需要去发掘，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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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农十三姚

刚刚读了，这个姚燧公，我们家族谱中有记载，不过也有姚勉公，姚期公，姚思廉公，姚天福公，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啊！

湖南临湘姚郑保

好资料,学习了 .

姚孝中

学习了

姚绍弦

回复 12# 姚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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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帖!我读大学的时候,[中国文学史]读的是游国恩的本子,关于元代文学仅仅了解关汉卿的几部杂剧,以及'西厢记'还有马致远,白朴.对于咱们姚家的这位巨匠没有听说过哦.实在令人遗憾!当时感觉到元朝在文学上没有什么值得汲取的东西,现在看来孤陋寡闻了.也被严重误导了.

姚立行

* N* }+ n( m7 h( R8 d（按：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查洪德先生整理的《姚燧集》后，刘季先生在《光明日报》2012年4月15日第五版上撰写了书评及探讨元代文学的文章，现上传供大家研究。）

　　

从《姚燧集》看元代散文评价误区

刘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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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H: d$ S- B- l4 r6 S1 J　　若干年前听邓绍基先生讲元代诗文，说大学生对唐宋诗文名家都耳熟能详，对明清诗文，也能数出什么家什么派，问到元代诗文，则茫然不知，由此呼吁加强元代诗文的研究与普及。但接触元代诗文的现实难题是，元代诗文文献多缺乏整理，阅读困难。如元代代表性的文章家姚燧，其作品号称古奥难读。今日读到查洪德先生整理的《姚燧集》，读其前言，才知道姚燧文章原本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难读，所谓难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版本文字错误造成的。查先生以数年之功，精心校理，纠错补漏，为我们了解姚燧文章，进而了解元代诗文，提供了一个精善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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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2 f( c5 v. ^/ L* K& u# H! y　　对于元代散文，一直存在三大认识误区：一是认为元文普遍缺乏社会批判精神；二是元文在理学的桎梏下，思想保守、形式僵化；三是艺术上缺乏创新，大致不出唐宋古文的范围。这三点从内容到形式，几乎全盘否定了元代散文的价值。但是，通过阅读《姚燧集》可以发现，这种论断是有失偏颇的。查洪德为《姚燧集》写的《前言》指出：“认真阅读姚燧诗文，不仅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文章家，而且会促使我们重新评价元代诗文。”以上这些否定元代文章的意见，“在我们阅读了姚燧文章以后，就会感到它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姚燧文章就表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下至百官上至忽必烈，都敢于批评，体现出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自言“余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传后为恃，以待他日子云者出，将不病夫一世之人不余知也。”抱着这种不在乎一时毁誉的坚定信念，他坚持秉笔直书，“由职史馆以来，尝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见求。于德于功，于事于言，见书见而闻书闻，信传信而疑传疑。实录直致，俾观者自判是非于千载下”，文如《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转运盐使曹公神道碑》等，皆以信史之笔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与社会面貌，可补史之缺。关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研究者多从负面认识。姚燧是元代文章家的代表，又是元初大儒许衡的弟子。他以其深厚修养，发为文章，成就了他“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的文风与气度；以及“如朝绅引班，气肃色正，步趋有序，佩玉锵鸣；又如战阵相持，纪律不紊，雄威远被，坐慑万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所以《元史·姚燧传》说：“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查洪德在《前言》的《学以资文》、《正中见奇》两部分，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姚燧文章的行文既不拘于文法和常规、也不拘于文体与题目，而是务求去其陈腐，“为言不尽同于古人”。由他所撰写的墓志铭、神道碑之类文章，突破一般铭文的写法，“破体求新”。他甚至以传奇的手法写人物传记。这些都显示了姚燧文章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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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燧集》以百余种图书的相关材料为参校，补录前人漏收的姚燧诗文词29种，剔除前人误收文章7篇。为求完整，还将姚燧的笔记、散曲等作品也一并收录，为研究者提供了大体完备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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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正中见奇

姚燧不仅为大儒许衡弟子，他本人也“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名儒为文，自然力求立意之正。所以，立意之正。所以，立意醇正，为姚燧文章的一大特点，《元史》 “舂容盛大”之评，近乎此意。但姚燧文章，又能于正中见深，正中见奇，在习以为常中见出常人见不到之理，更具有服人的力量。今人或认为元代文章缺乏新意，典雅醇正，甚至指为迂腐。郭预横先生《中国散文史》就说：“元代文人，实多儒者。”“元代散文的基本思想内容，不出濂洛关闽。”先要说明，就有元一代文章说，立论不是醇正，而恰恰是驳杂。姚燧文章立意求正，在元代属少数。正未必腐，立论之正并不妨碍思想的深刻性，正的立论也不乏惊人之思，姚燧文章可以看我们作出有力证明。我们以姚燧《遐观堂记》一文为例作具体说明。文章紧扣“遐观”二字立论，但却变换出意想不到的深情远思。作者从“遐观”即由遐观堂远望所见写起。目之遐观（远望）所见：长安城西二途（两条路），此二途“喧寂异然，亦可见利势之在与所无也”。此空间之“遐观”。由空间遐观“四方賸概，极目千里。凡秦、汉、隋、唐之陵庙池籞，由人力以废兴，可吊而游，可登而览者”，远见历史陈迹，引申至时间之遐观。此为两种“遐观”。此段中还隐含了另一“遐观”：即人生远见。“长安城西二途”象征着两种生活方式，也是两种不同人生道路（二途），选择“喧”还是选择“寂”揭示了人有无“遐观”。此一层意，之作伏笔，并不揭明，待读至文末，再来回味，恍然而悟，方首肯心许，更欢服作者笔意之深密。此一节三重“遐观”之意，惟空间之遐观为表层和直观，人生远见之“遐观”与时间之“遐观”，意识象征，一是引申，但却是“遐观”的深层义。由“遐观”这两种深层含义、引道文章进入关于人事与歴史的思考，说人面对生死考验，即“遇存亡危急之会”，当然应该“守节仗义、杀身成仁”，但无谓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不过，人生未必都会面对生死抉择的考验，所以更多的是要看人能否坚持“道义”，作“道义之臣”。“ 揆道而归义”是“遐观”者，“志富贵”者反是。但“今之仕者，吾不知孰为道义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鲜亦。志富贵私身以毒世，卒离尤而蹈祸者，骈首接踵也。是于计功谋利之间，且有不能，况揆道而归义乎哉？”“揆道而归义”者少而“志富贵”者多。不能“遐观”即无远见是很危险的，所以出仕伟官者“离尤而蹈祸者，骈首接踵也。”第三层“遐观”之意，至此方明。最后，他用一个寓言式的情节结束全文：盖天下之事，遐观则先识，先识则几矣。雉兔之不能搏人，谁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声辟易，而丧其常守，以其卒然过之也。使前见于数百步之外，无曰雉兔，虽虎兕之暴，人得以为备，将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这真是中国史上少见的好文章，有深意，有妙趣，真堪吉撀节赏欢。文章宗旨，乃在于揭示其“言外微意”发人深省。立论虽正，议论则长出人意表。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立论正一样能写出超绝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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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综管张公墓志铭》是一篇颇具传奇风致的人物传记。姚燧用墓主张国实一生中德四件事，凸现了张国实的奇人风貌，传奇人生。这四件事，又两详两略，交叉写来。第一件事，写墓主出使安南征服安南君臣。先几笔简明交代张国实使安南的背景形势（元大军威压南宋），然后写与其国君臣的第一次交锋。王立受诏，即不拜受诏，表示不听命于元。接下来主客之间的大事小情，一切略去，只详述张国实对安南君臣的一番话。这段话中，将大小国之礼一句带过，而晓以利害，威以形势。王屈，一转，益渐愤，将以兵恐公，突然有转，对张国实先以威逼，后来软困，企图征服使者为摆脱困局寻找出路。但张国实以超人的坦然与镇定，征服了安南君臣，圆满完成了这次特殊使命。一段文字，详略有致，曲折生动。张国实的形象，已经在读者心中站立起来。第二件，母丧，弃官归，略写：“丁内艰。时军兴法：闻丧，不得辄行。乞奔赴，不报。公愿还所受制书为民，行省知不可夺，归之。旋舻枵然，金玉美色皆无有，惟文书幞被而已。”这节看似写张国实因母丧与上司的冲突，实际上写她在礼与利、节孝大义与个人前途厉害之间的选择。张国实不屈于压力，不眷恋官位，毅然弃官奔丧。文章表彰的时孝义，但赞颂的是张国实不为强力所移的坚定个性。这与出使安南一节，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具有一贯性。第三件事，发假控鹤者之奸。这件事表现了张国实的睿智以及建立在智慧和准确判断基础上得勇气，堪称大智大勇。与前两件事相比，更具传奇性。这种智慧和勇气，在民生艰难时，表现为拯救生民的大义担当精神，此即第四件所写：违令济灾民渡河。在大灾面前果敢行事。这一节先用十三个字写了她为救民饥“辄止税勿轮”的一贯作风，为具体写这次抗命救民作铺垫，然后写这一事件的经过。这一件事有二百多字，之所以还称之为略写，是因为这一件事极其复杂，用二百字首尾完整地写出，不仅文字简洁，且出张国实在此事件中的坚定，觉不犹豫，毫无个人得失之处。“甘受祸以活此民”，多么可敬的胸襟和境界，又近于传奇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这样的文章，如果删去墓志铭必写得内容，简直就可作传奇小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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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庵集》卷三十《太华真隐诸君传》一篇，写人则形神具妙，写景则可媲美唐宋大家。如写牛心谷：“谷南直中，方人行二里许，深林奇石，泉溅溅鸣其下。垦地盈亩，构室延袤不足寻丈，环时佳花美箭。人之来者，始则爱其萧爽，不自知置身尘埃之外。居不昃晷，既已欠伸驰然而思去矣。”文字质朴平实，欲很会心，很耐读。文章对太华真隐褚君这位奇人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写已褚君主持云台宫因而居云台山，云台上方乃“天下之绝险”，“非恃铁絙，不得缘坠上下”，“将至其颠，下临壑谷，深数里，盲烟幕医其中，非神玩气劲，鲜不视眩而魄振。”这些文字，极写云台乃人不可暂居之绝境，都是为写太华真隐这一奇人之奇作铺垫。太华真隐一人独处如此险恶之山中，欲能自适自得，纔显示其伟绝对奇人：“君负食上下自给，如由室适奥，嬉然不为艰。薄寒，则上下负食益勤，为御冬备。一岁偶未集，冰雪塞山门，计廪纔得当冬之半，始服气减食为胎息，还则数日一炊。明年，山门开，弟子往哭求其死，见步履话言，不衰他时，方神其为非庸人。”在以极端反衬之笔揭示其为人之后，再用日常细节详述其奇人行迹：日食数月，饮酒未醺而止，不尽醉也。人家得名酒，争携饷之。至则沉罂泉中，时依林左右，引瓢独酌。日入则入室而休。或坐罢寝觉，起行庭中。一歹，如闻行声戛戛，君则曰：“兽也。虽不得其名，可试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将惊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听不去。明旦视樊垣外，虎迹纵横。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闻而谈者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猎夫人适山，初未闻君为孰何人，责之具炊，寝则假榻，甚者易而诟之随之，益勤以安，无难色忿言其外，若耻宜然者。去，或问姓名，惟他语，不告。太华真隐的奇行奇趣，以其险之云台山为背景，以恶劣严酷的生活条件为衬托，使人确信其为天地间一奇人，且有高深莫测之感，深信其必有过人之处。而“神其为非庸人”，激发人们了解他得欲望。对他日常生活的描述，则活脱出一位林间高士的形象。投石试兽的细节，更揭示了真隐对山间生活的细微体察和过人智慧。这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深服作者为写人之大手笔。情节之叙述，人物之描写，都借助了传奇笔法，甚至也有传奇小说那种超现实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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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姚燧，元代著名文章家，多有以传奇为传记者。前期北方文章家如刘因，其《孝子田君墓表》已是如此。中期以后南方作家，此类作品更多，号称“儒林四杰”的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除柳贯外，其他三人的人物传记类文章都颇用传奇笔法，虞集之作，如《王诚之墓铭志》、《王公信墓志铭》等属此类，黄溍文如《秋江黄君墓志铭》、《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碑》等属此类，特别是《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碑》，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揭傒斯也有此类作品，如《饶隐君墓志铭》等。元末宋濂，以传奇为传记达到了更高水准，他写的一大批人物传记，都因传奇笔法的运用而独具魅力，如《秦士禄》、《竹溪逸民传》、《抱瓮子传》、《吾衍传》、《樗散生传》，所写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在传奇之风的影响与佛道二教盛行的背景下，许多荒诞不经之事，被元代文章家写进了高文大册。以传奇为传记，传记文章而富有传奇色彩，是姚燧文章的特色，也是元代文章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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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传奇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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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O+ p% }' b8 O元代传记文章与宋以前相比，有一个显者变化：受传奇小说影响，以传奇笔法写传记，写奇人奇事，有的甚至荒诞不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曾说，在明清之际，“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其实这种风气，元代已盛。姚燧文章有信史之称，固然少写荒诞不经之事，但连用传奇笔法写人，写出奇人之奇节异行，这样的文章还是不少的。她的不少文章，也因此而大为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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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的传记文章，使用传奇手法比较普遍，有局部用传奇笔法者，有全篇用传奇笔法者。局部使用者，在传记类文章重，比比皆是。举例看，如他为元代著名色目文人贯云石（小云石海涯）的祖父阿里海涯（清四库馆臣改译为阿尔哈雅）所写神道碑，使用传奇笔法的部分就有声有色，写得非常成功。文章用忽必烈的一段话和御笔亲书开头，先声夺人。

初，公以中书右丞下江陵，驿闻，大帝为大燕三日，晓近臣曰：“伯颜东兵，阿里海涯孤军戍鄂，朕常深忧。或荆蜀连兵，顺流而东，人心未牢，必翻城为应，根本斯撅。孰谓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闻是，肝瞻落矣，而吾东兵可无后虞。朕喜以此。”御笔为北庭书：“昔噜噜哈西地所生阿里海涯，为大将有功，信实聪明而安详。其加卿为阿虎耳爱赤嫡近越各赤给日别平章。”元军渡江，攻下金陵，忽必烈异常兴奋。而忽必烈特别看重的，是元军主力东下后，阿里海涯戍鄂稳定根基之功，所以极力表彰。如此让碑主闪亮登场，获得了极好的叙述效果。但这并非碑传之笔，已涉传奇之法。接着叙述阿里海涯的出生及早年所经历的几件事，则是典型的传奇笔法：公北庭人，妣夫人图沁呼都鲁，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额森和卓，弗善也，将弃之，夫人未忍，益谨鞠。公幼聪颖而辨，长躬农耕，喟然曰：“大丈夫当树动国家，何至与细民勤本畎亩？”释耒去，求读北庭书，一月而尽其师学，甚为舅氏实喇岱达尔罕所异，叹曰：“而家门户，其由子大！”及从事大将布拉吉达，俾其子故中书右丞相呼噜巴哈从受北庭书。又荐其忠谨，得宿卫大帝潜藩。已末，从济江，帝射虎未死，公猞马而徒，挺矛舂杀之。攻鄂，先众而登，禽一人还，流矢贯喉出项。帝勇之，赐银为两半百。先是，闻吐蕃有贮甘露宝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在使求之，皆为大蛇奇兽所惧，莫至，最后遣公之其所，无所见，竟与俱归。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闒察耳常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其出生已非常人；畎亩之欢，类其非凡之志；读书一月而尽其师学，则文子当为一代之秀；挺矛杀虎，论武无疑为少年雄豪；攻城先登，写其勇武；实察传闻中的珍宝与贡献，写其明睿；劝进之事，凸类其临大事之智慧。如此一位传奇人物，在如此简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中，鲜活而丰满地站立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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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使用传奇笔法的也不少，《牧庵集》卷二十二之《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时游公神道碑》，卷三十之《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等均是。这里选《南京路综管张公墓志铭》和《太华真隐褚君传》两篇，作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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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行

四   破体求新

张养浩《牧庵姚文公文集序》评姚燧文章说：“盖常人之文，多剽陈袭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驱气驾，从横开阖，纪律惟意思。”其意思说，姚燧与其他文章家的一大不同，是敢于打破成规，自创新格。对此，清人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在多篇文章的评论中都有具体说明，如评《汴梁庙学记》，言其所写，多“非记学正文。正文仅结处一段”，以为如此写法乃“于前贤名作外，另树一帜”。又评《江州庐山太平与国宫改为九天采访应元保连秒化助顺镇君殿碑》说：“先生为文，每触类引伸”，“真所谓黄河之水，鱼龙百怪，与泥沙土石而俱下者也”，说那些拘于问题与题目要求者见之，“必舌挢而不能下矣。”这些评论都指出了姚燧作文的一大特点：惟意所之，不拘文法。她为什么不守文章成法呢？李祖陶在《崇阳学记》的文末评中这样解释：“两宋诸先生学记，于化民成俗之道，言之备已。剿袭言之，非陈即腐。作者词必己出，故前汴梁篇，明古制之非，此篇论今职之失，皆所谓崭新日月也。”姚燧文章，既不拘于体，也不拘于体，也不拘于题，多借题发挥，如《戍守郑州千户杨公神道碑》，文章写碑主的内容很少，而用不少篇幅写碑主之子，李祖陶评：“杨千户事迹无多，只前半幅已尽，因其子有光前烈，不觉兴来，虽并珪（杨千户之子）战功，一齐阑入。重波迭浪，不顾尾大于身。唐宋诸大家，无时格也。”更奇特的是《浏阳县尉閰君墓志铭》，简直就是一篇奇特的小品文。开篇既不述家世，也不写墓主生平，而以议论起：作县尉之难与易：“盖尉有难为有利为。江南大县，户动十万，一尉兵额，止于数十，而押纲卫使，恒抽其半，有其身有疾疚、丧婚之请，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辈。盗逐步得，必尉焉罪，小则辍禄，大而夺官，是不谅其力少不足以制奸，而惟责其专印不职也。是其所难。”忠于职守则难为，显示元代官制之弊与官场生能之恶劣。“其利为者，必求为盗，罪不抵死，尝墨其肌肉，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盗……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图报，虽身为盗，将不避为。……盗为伺盗忠臣，伺盗为尉忠臣。”官而惟盗，官为盗首，戕害百姓，中饱私囊则易为。不仅如此，尉之为害，更甚于盗，“又其巧者，与邻尉交欢，私要言曰：吾得盗，必使诬汝县富室，曰尝巢窟焉，曰屡资给焉！幸罗之狱，足吾欲从之，民惟之德吾耳。汝得盗，亦如是取偿吾县。易地为之，胥相益也。”官已与盗一体，兵已无须逋盗，于是私下将兵放归，县尉又向其家收佣工之钱。凡是数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又闻一尉始至，子尝借衣尉兵，其无可知也。比满，积楮缗十五万，岁入稻万石，而不知何术取之也。或曰：是又贼不急其期日，民贷其家，责券数月，子与母侔，无则入其田屋，今埓封君，不思仕矣！呜呼，尉乎！御盗欤？不可思议的是，在姚燧笔下，墓志铭竟然可以这样写。这是历来死守文章体制作法的人不可梦见的。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牧庵文选》对此文有绝好评语：“读此令人发指，而文则谈笑出之，绝不动气，所以为高。”“此一极小题，而于此中分出难为、利为两层，又于各层中细细批驳，如抽茧丝，而文自纡徐有度，豪不伤雅，是真绝特之文。”真是一篇妙不可思的奇绝文字。

如何认识姚燧的不守成法呢？古文自唐代韩愈倡导，经宋代诸大家发扬，文章体制及人们对体制的认识，已大体定型。与姚燧大致同时的卢挚作《文章宗旨》，详论记、叙、碑、铭、行实、跋等文体写法，表现出元初文章家文体意识的成熟且定型。姚燧对此，自应详熟。他之不守文法，并非不知各种文体写作的一般要求，而是有意破体求新：古文各体，宋诸大家后已有成法。正如李祖陶所言，遵体而作，难免“剿袭言之，非陈即腐”；破体求变，以图展现“崭新日月”。是他文章要求新德一种尝试。不仅姚燧，元代文章家多有做如此尝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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