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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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理学的光大，不是在百泉湖畔的书斋，而是在姚枢、许衡等人孜孜以求的实践中完成。理学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实践性，学问不止于词章，讲明经术是为追求保国保民之道。所谓“以道为己任”，即便前路坎坷，但如程颐所说，“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乱而不救？”

　　所以，当忽必烈向姚枢、许衡等人发出召唤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搁下平静的生活，搁下美丽的山水，走向遥远的漠北。“以道为己任”的责任感，让他们在百泉“刊诸经，惠学者”，教书授徒；同样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以道事君”。而接近统治者，让欲“为中国之主”的蒙古贵族“行中国之法”，可能是传播理学的更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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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实行“汉法”，在木华黎、窝阔台时就已肇其端，忽必烈则更进一步，除姚枢、许衡、窦默外，他身边著名的汉人谋士还有刘秉忠、张文谦、郝经、赵璧等等，这些人力图使忽必烈接受中原传统，而忽必烈则通过他们争取汉人的支持。
　　 忽必烈最终坐上大汗宝座，将首都从漠北迁到燕京，改蒙古汗国为大元，按照历来中原王朝传统，称皇帝，立年号。他在建元中统诏书中说：“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这明白地宣告，他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正统继承者。

在这个过程中，百泉走出的几位学者担当了大任。姚枢先是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将程朱理学与汉法融为一体，“帝深嘉纳”；后负责详细制定各种礼仪，孔孟程朱的道德准则，在他手中再一次得到系统化，成为元王朝汉化蒙古游牧民族的规范。许衡两任国子祭酒，其学生，很多是忽必烈亲自选择的蒙古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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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F/ D+ Y5 A% Q) {               十三世纪前半叶，蒙古大军席卷欧亚大陆，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他们的主要对手，成了庞大的南宋。为了对南宋形成包抄之势，公元1252年7月，蒙哥汗令忽必烈攻打位于今云南的大理国。

　　大理国由段氏建立，此时已传承300余年。这是个遥远的国度，但对于蒙古军队来说，这样的远征不在话下。

　　忽必烈率军从漠北起行，姚枢等人从征。大军行进到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忽必烈夜宴群臣。席间闲话，姚枢给他讲起北宋儒将曹彬的故事：北宋初，宋太祖派遣曹彬平定南唐，行军途中，曹彬佯装生病，部下众将纷纷前来探望，曹彬告诉他们，自己是忧虑过度致病，只有他们保证攻下金陵（今南京）后，不抢劫、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主帅如此，众将只好纷纷表态，约束自己的部下。后来曹彬的军队攻下金陵后，果然不杀一人，金陵安定如初，“市不易肆”。

　　听了姚枢的故事，忽必烈没有说话。但第二天大军起程之时，忽必烈在马上看到姚枢，高声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姚枢在马上拱手贺道：“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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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率领大军越大雪山，过大渡河、金沙江，包围了大理城。在城下打败大理主力，最终攻陷城池。虽然此前忽必烈派去招降的使者被杀，但在姚枢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只处理了杀使臣的大理高氏，而命姚枢裂帛制旗，书止杀之令于上，分巡街市，“由是民得相完保”。

　　回望这段历史，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有自己的分析，他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一书中写道：“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模式，他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神话而已。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对方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城镇……在他（指忽必烈）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蒙古人并不需要姚枢的策略。这个解释应该比汉文资料中的描写更可信。”

　　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在西方拥有众多的读者，还被不少欧美大学列为亚洲史必读书，但这位美国学者的这段论述显然出现了误读。他弄错了一段史实，当初南唐并没有“以和平手段被征服”，曹彬打败了南唐主力，围困金陵数月之后，李煜才被迫投降。此时，因曹彬约束部下，金陵安定如初。因这个常识性错误，他也误解了姚枢的意思，姚枢并不是要以不杀一人招降大理，而是希望占领大理后不抢掠、屠杀百姓。

　　在误读的基础上，罗沙比先生得出的结论并不合理，所谓“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之语，完全不得要领。

　　蒙古贵族以武力和屠杀为后盾的“劝降”，是策略，是权宜之计，是“霸道”；姚枢提倡的却是安定天下的政策，是“一百年不动摇”的原则，是“王道”。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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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军队的抢掠和滥杀是很多时代都有的。在四处征讨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大规模的抢掠和屠杀时常见诸史册，而在征战大理、南宋的过程中，这种情形大为减少，不能不说姚枢等人有劝诫之功。
　　即便如此，战争中的抢掠和滥杀仍有反复。
　　公元1275年，在灭南宋前夕，姚枢再次上书劝诫，述说以前伯颜奉“陛下不杀人之诏”，渡江作战，进军神速，战果卓著，而近期战事中却“一城不降”，“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其原因就是“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他因此建议忽必烈“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随后，他又上书请禁宋鞭背、黥面及诸滥刑。
# H" `2 ~3 D' h( ]　　随后几年战争中，忽必烈对军队加强约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伯颜攻下南宋都城临安，史书称之为“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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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a/ O6 n, `! b3 j; G' A+ r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却始终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没有显著政绩。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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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 K  U$ Z4 H1 T( Q3 f           有史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根本在于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得中土人心”是既定的目标，其主要方式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政治、经济秩序。同时，为了在蒙古贵族中赢得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多智善谋者的辅助他。姚枢这样的人，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因此受到倚重。

　　但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他称汗不久，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阿里不哥占有家族多年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为了与他抗衡，忽必烈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倡言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理学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适的大臣人选了。他起用了汉人王文统，此人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却善于理财，“敷对明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必烈对他十分宠信。

　　不过，王文统是李的岳父，李之乱发生后，他因有牵连被诛。因李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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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枢在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施展空间，不久，就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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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4 [) n% ~2 _9 T           不过，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还是离不开姚枢。他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文化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

  据辉县姚枢后裔姚成林先生介绍，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大约在公元1275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太医紧急救治，他缓了过来，三年后，在家中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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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姚枢的才智，忽必烈始终看重。据《元史·窦默传》记载，忽必烈曾评价道：“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而《元史·姚枢传》则认为他是位忠厚长者：“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有人对不起他，他也没有怨气；有人来请教事情，他必定反复阐述，让对方理解透彻，这样的人，的确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