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

姚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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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序”中说：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间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10年功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开始。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两朝的各种制度文学和艺术、社会形态及其思想和信仰都牢牢地扎根于过去，如果没有这段更早历史方面的某些知识，就无法了解它们。”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们从秦汉写起，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时候很自信，有些盛气凌人；有时候又坦率得很可爱，居然说出“出于无奈”这样的真心话，这种坦诚的态度是可贵的。

姚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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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自己的历史应该自己写，这本来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迷雾，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更是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天职。

写一部新史书，这并不是很渺茫的事。海内外很多学者都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新史书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史书中，除了用不多的篇幅简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介绍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时代的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的生活情况之外，从一万年前开始，就进入了中华文明史的范围，中华民族史的范围。距今一万、五千年、两千年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是传说中的女娲、伏羲、神农时代。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一万年，南北各地都发掘出许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稻，北方是粟。我们何时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鉴定。

大约在五千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制社会让位于父系制社会，青铜器与铁器先后出现。这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互相吞并，由多到少，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距今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互相吞并，由多到少，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距今两千年到现在，许多史事众所周知，不必赘述。

因为大家听惯了“上下五千年”或“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说法，猛然听到我们说“中华文明一万年”或“中华万年史”，可能会认为两说不能并存。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不过是我国历史上两个不同阶段而已。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启步（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五千年是国家史，是从许多方国逐渐合并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五千年的中国史，过去已经写得很多了，包括大陆、台湾与海外，少说些，也有一百部以上；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部也没有。为什么没有？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直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已有万年的证据才陆续出土。湖南城头山（不是彭头山）古文化遗址的报道是1994年2月21日才发表的，距今不过五年。如果证据不足而贸然动手撰写万年史，岂不成了说大话。现在条件成熟，又到了世纪之交，新世纪写新史书，自是一件盛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姚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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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只知“上下五千年”的时候，我们总认为中华文明产生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坡，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黄色文明，有封闭保守的缺点，因而羡慕人家的海洋文明、蔚蓝色文明之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但是通过对七千年前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了解到我们的先民“饭稻羹鱼、断发文身”的百越族群在那时候已以轻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海洋民族。百越族群通过逐岛漂流，活跃在广阔无边的太平洋上，移居到东南亚和太平洋上诸岛。现代的遗传学家通过对DNA的分析，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开展，许多发明创造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就指手划脚，认为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例如水稻栽培，就被说成是从印度传来，因为印度考古发现在7000年前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稻谷。不久之前，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稻谷，就用事实说明了问题。许多在五千年历史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疑难问题。在万年史中就一一迎刃而解。因为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许多事物，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孕育而成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传播。虽有少数学者如老一辈史学家卫聚贤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的说法，因为缺少证据，并未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如蚕丝、茶叶、瓷器、漆器等等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事物，无不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局限，却很少想到自己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局限。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每每会自认为是黄土高原的儿女，安土重迁，不思进取，所以事事落后于人，缺少足够的自信力、自尊心与自豪感。如果读了一部新史书，知道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知道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知道全世界人类200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追本穷源，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落后于人的时间，不过百分之四而已，则每一位中华儿女，将有何感想？这些史事，能不振聋发聩；这些史事，能不激动人心！

姚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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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缅怀往事（一万年来的往事），遥望将来（21世纪已在眼前），如果不决心振作，，如果不决心振作，奋勇前进，担负起永远愧对历代祖先与后世子孙。鉴往可以知来，我们一定能从一部前所未有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

（原载《新华文摘》）史式

卧龙姚建中

回复  姚孝中
/ y# I% q- B& i% Q& ^$ r3 `!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司马迁以刑余史臣，发愤著书，成一家言，创千秋沿用之体例，开创之功 ...
8 E' e# ]) b1 |% {3 q' k姚孝中 发表于 2012-12-12 18:32

! h' I( W5 o; d“例如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闹出大笑话，即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 ”
4 w7 N) Z# z. e这些天，我也在纳闷这个问题：都说尧帝是皇帝的后代，舜帝是黄帝的八世孙，那么，尧帝怎能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帝呢？

卧龙姚建中

“新史书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史书中，除了用不多的篇幅简述“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介绍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时代的自然环境与早期人类的生活情况之外，从一万年前开始，就进入了中华文明史的范围，中华民族史的范围。距今一万、五千年、两千年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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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H( D! d9 K# R1 v0 P' X& _11楼至24楼，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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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lol   不知原标题是什么？请孝中宗亲编辑11楼加上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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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 @. X9 n% A
此文距今13年了，未见对策划万年史书的信息报道，可能还是因为：出土文物还在继续，中华文明史的源头年代还不能确定。:victory::victory:

卧龙姚建中

回复 26# 卧龙姚建中
$ r; |4 i" e3 W; [0 }2 |1 A
. R* s' n0 A& M# e1 j6 q. w加精是为11楼至24楼一文所加！:victory:  :lol

姚孝中

11楼至24楼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这一篇文章，由于比较长，不太会发帖，用回复的办法发了14贴，不好意思，占了空间。

卧龙姚建中

11楼至24楼是《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这一篇文章，由于比较长，不太会发帖，用回复的办法发 ...
姚孝中 发表于 2012-12-12 20:47

   

5 X/ b% k; O% g& W$ ^( N7 D4 O最好单发主题。分段发帖没关系的。

姚月圆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它的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今天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仰韶村。 仰韶文化的发现 1916年6月当安特生教授在山西勘探铜矿资源的时候，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批古新生代的生物化石，这一发现结合当时矿藏资源勘探工作难以为继的状况，安特生教授以及当时地理测绘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先生随即调整了工作重心，转而进行对古新生代化石的大规模收集整理工作，同时这一工作也得到了当时民国农商部以及瑞典皇家的支持，于是，安特生先生的考古生涯自此也拉开了帷幕。 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陕西渭河流域、山西西南和河南西部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手工艺、陶艺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栗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装饰各种精美的纹饰。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建筑和文化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聚落建筑的布局整齐有序。半坡聚落保存较完整，居住区在中心，外围绕一周大壕沟，沟外北部为墓葬区，东边设窑场。共揭露出40多座房屋遗迹，有一座大房子为公共活动的场所，其他几十座中小型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半月形布局。仰韶文化居民死后按一定的葬俗埋葬，多长方形土坑墓，墓中有陶器等随葬品，小孩实行瓮棺葬。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但合葬墓占一定比例。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特点。聚落房子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则表明当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这些与母系氏族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相吻合的。 甘肃仰韶文化特征 仰韶中期的发掘相对早、晚期显得单薄一些，但仍可初步确立甘肃仰韶中期的界定标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它的主要文化特征归纳如下： （1）遗址大多位于山谷中的河边台地，陇东黄土塬的塬边及沟壑也被先民选作居住地，对环境条件的适应生存能力比早期有所提高，海拔较高的甘南临潭发现的此类遗存就是明证。已经发掘的三个重要遗址都是在早期遗存的原址之上扩展而成，调查发现的中期遗址往往含有早期遗存，显示出早、中期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聚落布局因资料所限不甚清晰，但大地湾遗址表明，聚落内已存在多个处于相等地位的中心，社会组织呈现出多级分化的趋势； （2）房屋仍为半地穴式建筑，大地湾遗址中的房屋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师赵村发现一座圆形房屋遗址。大多在穴壁立柱，这说明穴坑之上已增设立面墙体，室内空间增大，采光也好，比早期房址进步。少数房址采用“料姜石”作未加工的居住面，以此提高防潮性能。灶坑以圆形桶状为主，出现双联灶，即前后两个灶坑相通，表示人口及炊事活动的增加。房址可分为大、中、小型。大型房址面积近70平方米，出土众多陶、石、骨器，并有精美彩陶，表明房址主人应是氏族首领。中型房址面积在25平方米—50平方米之间，可能是大家族长和未成年子女的居室。小型房址面积大多在15平方米—20平方米之间，当属一般社会成员的居室； （3）陶窑均为横穴窑，大地湾、师赵村均有发现。一般分为火塘和窑室两部分，火塘是添柴生火之处，呈圆形或长方形，有火道通人窑室。窑室均呈圆形，周边设环形火道，受热较匀。火塘一般低于窑室，由下往上火势自然加强，烧陶技术比早期有显著提高； （4）本期墓葬资料甚少，按常理推测应有集中的公共墓地，但至今未见踪迹。不仅甘肃未见，其他省区也未发现。这一奇特现象或许表明了中期的先民们选择了尚不可知的埋葬习俗。我省仅在大地湾发现3座零星墓葬，均为成人单身葬，其中1座侧身屈肢，另2座仰身直肢。都有随葬品，分别为陶瓮和骨笄； （5）陶器以细泥红陶、夹砂红陶为主，还有少量的橙黄陶、灰陶以及褐陶。饮食器多为细泥红陶，其中不少是彩陶，罐、缸、瓮等炊器和盛储器则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以平底为主，少量为尖底，偶见圜底，这是陶器形制的重大改变，平底陶器终于基本取代了圜底器，在史前文化上首次成为主流器形。常见器物有敛口平底钵、曲腹彩陶盆、双鋈盆、多孔盆形或钵形甑、双唇口尖底瓶、弦纹或绳纹短颈罐、大口小底缸、曲腹瓮等，器类较前复杂，大型器物增多。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其次为弦纹和线纹，还有少量的剔刺纹、附加堆纹等。制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 （6）陶制生产工具以纺轮、陶刀为主，仍有少量的陶锉，形制较前复杂。细泥捏塑的纺轮增多，陶片改制的减少。陶刀形制更为规整，数量增多。陶制装饰品仍是常见的陶环，但陶质细腻，小巧玲珑，还出现酷似羊角的陶制装饰品； （7）石器的形态和技术比早期有所进步，加工较为精细，如常见的石斧更为厚重，石铲刃部更为锋利，石刀钻孔由近背部向中部转移； （8）骨器种类、数量与早期相比有较明显减少，表明狩猎在经济生活中地位下降。出现不少精品骨镞、骨笄。 从文化特征上可以看出，甘肃仰韶中期是在早期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而来，其陶器继承了早期的许多文化因素，但又有明显的变革，其经济形态与早期大体相同，但狩猎比重下降。与陕西等邻省同期文化面貌相比，差异不大，但有分化的趋势，地方区域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