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塘姚氏——虞舜嫡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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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在“得达”之前，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他年幼丧母，其父瞽叟再娶，生象。王充说：舜“父顽，母嚣，弟象傲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得罪，不幸甚矣。”舜在家庭中的不幸，突出表现在他的父、弟企图谋杀上。王充说：“舜未逢尧，鳏在侧陋。瞽叟与象，谋欲杀之。，’

这就是说，舜在没有遇到尧之前，虽已成年，但却是一个没有妻子的鳏夫，住在一个狭窄简陋的地方。瞽叟与象一再企图谋杀他。有一次，瞽叟派他修补仓廪，当舜爬上仓顶修补之时，瞽叟从下纵火焚烧，舜急中生智，手执两顶斗笠，如同鸟的两只翅膀，滑翔而下，幸免于难。又有一次，瞽叟命令他“浚井”，也就是把井挖深。待舜人井深处之时，瞽叟与象一起下土实井，幸亏舜早有防备，从井的匿空而出，又一次幸免于难。”

这段讲舜帝受迫害的事情，是在舜帝结婚之前；而姚网上其它帖子讲的，都是结婚之后的事情，且有娥皇、女英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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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历史上的科举三鼎甲��

上虞历史上的科举三鼎甲�� 李金海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项基本制度，源于汉朝，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明、清。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度为历代王朝选拔了10万多名进士，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状元就有599人，其中唐141人、五代十国16人、宋118人、辽54人、金31人、元32人、明89人、清114人、张献忠大西国1人、太平天国3人。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最后一个状元是刘春霖。据有关史料记载，上虞科举文武进士有290人，其中宋113人、元2人、明117人、清58人(未含清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年期间)。历代科举中，上虞共有三鼎甲10人，其中状元7人，榜眼1人，探花2人。上述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现就上虞10名三鼎甲作简略介绍。�� 一、文科状元(3人)：�� 张起岩，上虞人，寄籍济南。少时聪颖，博闻强记，昼诵夜读，文才出众。一生苦读，博览群书，通经明理。元延�潭�年(公元1315年)中文科状元。(据现有资料，未能找到张起岩是上虞人的证据)�� 罗万化(1536—1594)，字一甫，号康州，上虞东关罗村人。6岁就乡塾，其傍楼忽倾，他不为所动。明穆宗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中文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升侍读。后升任国子祭酒、南京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国史馆副总裁。因不满朝政，多次上表告老返乡，奏章十上始允，行至宝应卒。皇上闻之震悼，辍朝遣官谕祭二坛，赠太子太保，谥文懿。�� 梁国治(公元1723—1786年)，字阶平，号瑶峰，又号丰山，上虞中塘梁巷村人。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中文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任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后入直军机处，擢户部尚书，累迁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又充任过《四库全书》副总裁。 二、武科状元(4人)：�� 黄钺，字长白，上虞人。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中武科状元，首任广东潮州参将，继升广西总兵。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挂平蛮将军印。后又历任南京左都督佥事、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解印南还住南京，78岁去世。�� 顾文纲，上虞人，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中武状元。掌管军事，招收兵员，扩大武备，军纪严明，将士上下一致，筑墙修城，御外平内。官至总兵。�� 顾景元，号继陵，早岁家贫，致力诗书。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中武状元。初任湖广佥书都司，后升北京参将。年七十二卒。 罗淇，上虞长塘篁村人。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中武状元。时值西藏叛变清廷，朝廷命罗淇为讨伐西藏兵马大元帅，点兵10万西征，征战1年余，多有胜绩。因罗淇曾得罪朝中大臣，战报全被篡改，致使康熙皇帝接连19次收到罗淇在西藏的败耗。康熙气恼中传旨将罗淇摘印问罪，十九年(公元1680年)被削职为民，发回原籍。数年后，康熙获知真相，复下诏召淇赴京，罗淇误解为再治其罪，竟自裁而死。 三、文科榜眼(1人)：�� 董玘，上浦渔家渡人，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榜眼。�� 四、文科探花(2人)：�� 李孟博，字文约，李光之子。上虞人。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成探花。聪明强记，为文精于楚辞。绍兴八年，其父李光因得罪当朝奸臣秦桧等被贬，绍兴十一年贬至滕州，后转移海南琼州等地。孟博受到牵连，随父前往，因此没做过一天官，正值年轻有为时，却早逝琼州，时人深为可惜。�� 范衷，字士恒，上虞人。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中进士，以一甲第三名及第，即为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授江南道监察御使，掌管监察、执法之事。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宴庆大典，范衷与时任大学士的和�ば圆还逗希�独抗论。不少屈服和�さ娜巳八�，范衷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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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国宝”——《上虞帖》

4 j# O% X. E& v7 ]! U 走近“国宝”——《上虞帖》�� 陈秋强任岗赵张达 一东晋，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 此年，书圣王羲之54岁。他闲居山阴，一边抄经写字、教子习书，一边与邻县东山谢氏纵情山水、弋钓为娱。�� 过着远离红尘的隐居生活，他非常庆幸自己对生活正确的选择。记得前一年的三月初九，趁着春日扫墓的机会，他带着众多子女，严肃地站在父母墓前，朗声地宣读了那篇《自誓文》，当着九泉之下的父母和众多小辈的面，郑重地宣布了一个决定：从此之后脱离仕途。�� 无官一身轻。不久，他致书谢安弟弟吏部郎谢万云：“坐而获免，逐其宿心，其为庆心，岂百非天赐。”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欣喜之情。�� 书圣望望窗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明媚春光，又望望放在案头的来信，略作思考之后，慢慢提起那支鼠须笔，徐徐展开蚕茧纸，开始挥毫。�� 说实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文化人的追求，今天他远离仕途，隐退山水，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表面上他对目前的清闲生活心安理得，非常满意；内心深处却还是非常关心天下风云和国家安危。书圣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友和朋友，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对比他小17年的谢安，他的政治希望就寄托在这位朋友身上。�� 书圣一挥而就，意犹未尽，他认真看了看自己的书法，但见58个草书宛如江河横溢、飞流直下，书圣清癯精瘦的脸庞此时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二唐，贞观八年(公元630年)。�� 光阴荏苒，近300年转瞬即逝，唐太宗李世民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爱得如醉如痴，为了获得“天下第一行书”，竟不择手段专门派了御史萧翼打扮成一位游僧，挖空心思，用计将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手里珍藏的《兰亭集序》骗到了手，占为己有。唐太宗又命人精心临摹了王羲之所写的《夜来腹痛帖》，早晚欣赏。星转斗移，400多年又匆匆而过，到了北宋，宋徽宗又酷爱书画，对书圣王羲之佩服得五体投地，专门把唐摹《夜来腹痛帖》取来认真审阅，发现此帖为草书尺牍，牵丝映带，顾盼自然而又法度森严，笔笔不拘，既有草书之气象，又有楷书之规矩，笔力清劲，气韵流畅，点划精到，风格遒美，虽非王羲之真迹，却体现出了王羲之中年以后草书的风貌，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宋徽宗赵佶爱不释手，专门用瘦金体写上了“晋王羲之上虞帖”的题签，写得神采奕奕；帖的左右上角和下方分别有南唐“集贤院的御书印”墨印和“内合同印”朱文印，赵佶又郑重地盖上了双龙朱文圆印和《御书》葫芦印，对《上虞帖》作了精心包装。�� 时至明代，《上虞帖》起初藏在晋王府，后由韩逢禧收藏；清初为保和殿大学士、大收藏家梁清标所收，至乾隆年间为著名收藏家安仪周所藏，至嘉庆年间为翰林商裁所收。�� 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中华民族又陷入了战火之中。翰林商裁之女懂得《上虞帖》的含金量，在逃难的时候，将此帖缝制在自己的贴身衣襟里，才免于一劫。后来此帖为道员陈定夷收藏。解放后，此帖又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一位收藏家手里。�� 三公元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横扫四旧”中，《上虞帖》理所当然地成了“四旧”，被造反派从柜中搜出，塞入麻袋扔上卡车，然后打入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仓库。那时抄家风刮得昏天黑地，整个上海市共抄出文物、工艺品达332万件，图书547万册，涉及人员6.7万户。因上海博物馆大厅已无法容纳，只好分散在安远路、北京路、长乐路等仓库里。从此《上虞帖》石沉大海，不知在哪个仓库旮旯里幽禁了整整3年。 1969年10月，时任党中央副统帅的林彪发布了“第一号令”，“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解放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老百姓也跟着进入了“深挖洞”的阶段。上海“文清组”接到命令，要紧急处理查抄物资，将一级文物从几百万件文物中挑选出来进行转移，稍好的移交上海博物馆，不够档次的作价处理给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那些被认为是膺品的东西就5角钱一张、一元钱一件处理了事。总之，用“四旧”能换点外汇，认为这是革命行动。 可怕的是《上虞帖》不知被何人鉴定作为膺品也被捆入了5角钱一张的处理品之列，然而正当要出口前，送到上海博物馆的“海关组”复审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老天爷让它撞到了万育仁先生的手里。万育仁何许人?他是一位装裱工人，16岁就进苏州集宝斋碑帖学徒，师傅是古玩界前辈孙伯渊先生。万师傅一生为豪门大户装裱字画帖不计其数，几十年下来，炼就了一副好眼力。他面对那幅《上虞帖》，左看右看总觉得“气息”逼人，不像假的，况且上面盖满了历代皇家典藏章，于是决定扣下不发，带回到上海博物馆。�� “文革”中博物馆也是造反派掌权，一代文物鉴定大师徐玉森、谢稚柳均关在“牛棚”。当时馆内同志看了之后，有的认为是膺品，有的认为“吃不准”，于是只好“挂起来”以后再说，这样一挂，足足挂了3个年头。�� 1972年以后，馆长沈之瑜官复原职，万师傅赶紧向其进言，要求对《上虞帖》重新组织人员鉴定。正巧谢稚柳宣布“解放”，沈馆长便安排了两位同志将《上虞帖》送到谢家，谢果然慧眼识宝，一看便觉得此帖不同凡响。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留下细细观摩了10余天，最后终于将那枚模糊不清的南唐宫廷典藏章“内合同印”认出来了，从而下了一个结论：此帖为唐摹本，属国家一级文物。�� 80年代后落实政策，原收藏家同意作价由上海博物馆收购，从此《上虞帖》的地位正式确立，成了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四�ス�元2000年12月12日。�� 上海博物馆为庆祝建馆50周年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展览由故宫博物馆、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联合举办，共展出每件堪称为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之作72件。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空前绝后的中国古代书画展，其精品之多、质量之高，可谓登峰造极、亘古未有，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哗然。展览期间，人们争先恐后，排着长队等候，其盛况空前的热闹场面，令各大媒体都以浓墨重彩竞相报道，“上博旋风”一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令上虞人无比自豪的是，在72件国宝集体亮相中，列在第一位的作品是书圣王羲之的传世之作《孝女曹娥碑》，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宝第三件，正是王羲之的《上虞帖》。�� 故乡也有很多书画家、书画爱好者排着长队参观这次展览，面对着历史的丰厚馈赠，大家感到无比荣耀。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为上虞灿烂的文化遗产而欣喜和骄傲。记得我市老年书法班的刘妙忠先生一行参观回来，激动不已，打电话要我转达：希望市委、市政府领导能引起高度重视，是否专门组织文化界人士去上海参观?我市著名花鸟画家张万琪教授也感慨地说：“我老家嵊州，原来对上虞稍有藐视，但自从来到上虞之后，发觉这里的人文底蕴非常丰厚，特别是这次看了上博展览之后，令我对上虞肃然起敬!”�� 五�ス�元2005年7月。�� 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正在新建的市民中心西边，曹娥江三期城市防洪工程的主战场上，虽然是“赤日炎炎似火烧”，但工地上仍然车来人往、机声隆隆，以防洪、生态、文化和城市景观相结合的城市最大的一块绿地正在紧张建设中。作为上虞的城区休闲绿地，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扬上虞独特的地域性，地域文化成了三期挖掘的一个重点，“舜会百官”、“东山雅聚”、“春晖集贤”等3组雕塑已矗立在三期工地上。但除了这个作品之外，还能用什么文化元素来填充?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这个选择引起了市委、市政府和水利局领导的高度关注，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和争论之后，大家的目光最后瞄向了《上虞帖》。�ピ谥泄�书坛，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无法动摇，但书圣和上虞名人谢安及上虞的关系如此密切却少有人知晓，更加宝贵的是书圣留给上虞人民的无价之宝《上虞帖》，对上虞的影响和贡献是无法衡量的，作为后人不把这件国宝展示并发扬光大有愧于先人，《上虞帖》无论如何应在城防三期工程中留下一块展示之地。工程的建设、文化策划、设计者为原汁原味地把《上虞帖》展示出来，想方设法动脑筋，一个现实的方案已经完善并实施。�� 让我们设想一下：风和日丽之日，当我们漫步在舜水江边，一边欣赏着多姿多彩的娥江风光，一边直接感受着上虞四千年历史文脉和国宝《上虞帖》的神彩风韵，这是何等奢侈的享受。《上虞帖》历经了1700年的风雨沧桑，幸未湮灭于尘埃之中，最终尚能划上如此圆满的句号，实乃上虞之幸运、艺苑之幸运也!�� (原载2005年9月10日《上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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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和特色

& F# c. t" o/ [2 [9 ~5 z 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和特色 陈荣力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曰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5.上虞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重要摇篮。上世纪20年代初，以经亨颐、夏丏尊、匡互生、俞平伯、朱自清、丰子恺等为代表的大量文化精英会聚白马湖，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及现代教育的铺张和提升。��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二、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 爬梳和分析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也许很难理清经纬、确定坐标，或更多只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但其意义和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但可以努力以历史和文化两个维度为切入点，作一些探讨。�� 1.历史维度的构成�� 历史不仅仅是一根线或一根轴，更应该是由无数截面组成的一幅长卷，从历史维度分析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其立足点也理应如此。从历史维度上看上虞历史文化，其构成相对集中于三大板块。即东汉板块、魏晋板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板块。�� ①东汉板块。东汉板块是上虞历史文化中时间最早、影响最大、尺度最高、内容也最丰富繁杂的板块。王充绳床瓦灶著《论衡》，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历史进程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魏伯阳殚精竭虑写《周易参同契》，开创了中国化学的先河；越窑青瓷千峰翠色夺先声，使上虞成为世界青瓷的发源地；曹娥投江寻父感天地，演泽为中国伦理教化的楷模；孟尝合浦还珠传佳话，树立了古代清官廉吏的榜样。东汉板块的的上虞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几乎都是里程碑式的，越窑青瓷不必说了，双峰耸峙的王充和魏伯阳，其著作双双入选中国百部传世名著，上虞仅此两部。�� ②魏晋板块。魏晋板块是上虞历史文化中最富诗意、最具美学韵味、也最让人津津乐道充满想象憧憬的板块。这一板块以谢安和祝英台为代表。竹林七贤的嵇康遗世高蹈居广陵，一曲《广陵散》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绝唱；一代名相的谢安隐居东山觅风流，其东山再起的经历浓缩了中国士大夫群体的典型特质；一代情女的祝英台勇敢追求爱情和幸福，千古传奇的故事誉满中外；山水诗鼻祖的谢灵运清新自然开新风，其诗歌史上的地位少有望其项背。值得一提的是，因东山和谢氏家族在著名的浙东唐诗之路中，曹娥江成为最华美、璀璨的段落。 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板块。这一板块是上虞历史文化中最具时代特色、诗意魅力，最铺张斑斓，最具开发价值的板块。这一板块无疑以二十年代初春晖中学白马湖畔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俞平伯、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化精英的聚集为核心。可归入这一板块的还有相近或相同于这一时段的上虞文化群落，如胡愈之、竺可桢、杜亚泉、罗振玉、马一浮、吴觉农、徐懋庸，包括稍此前的章学诚等。就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一板块最具代表性，也最富认知元素。�� 2.文化维度的构成�� 文化维度的构成，一定意义上也是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探寻上虞历史文化或三大板块之所以形成的社会、政治因素或经济、文化条件，这对梳理和了解上虞历史文化的特色抑或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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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D2 R0 z5 n. R" c2 w% m2 }东汉板块的文化构成。经过王莽篡权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中兴了汉帝国，史称东汉(或后汉)。在这一段偃武修文的时代里，社会相对稳定，疆域有所扩大，文化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生产力发展，教育日趋普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等自然科学已有较大进步。而地处江南的绍兴一带，经西汉一代的经营生息，秦统一六国后因迁散越国部族而造成发展缓慢的局面也有了较大改观，尤其是东汉太守马臻兴修鉴湖，有效地促进了绍兴一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光武帝极力主张天人合一的观念，谶讳神学成为东汉法定的王朝统治思想。一方面是物质、经济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的倒退以至迷信，东汉板块形成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文化因素大致如此。同处东汉的王充《论衡》的诞生和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问世，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条件和因素使然下正反两方面的产物。《论衡》以反谶讳神学，主张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为宗旨，而《周易参同契》其本意是迎合谶讳神学求长生不老的炼丹之术(《周易参同契》又被称为“万古丹经王”)。越窑青瓷的诞生并非横空出世，虽无确凿证据，但绍兴一带经济的繁荣和东汉自然科学的进步(龙窑火温提升技术的突破)，想来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归纳上虞历史文化东汉板块的文化构成，似乎可用“学术文化”来概括。《论衡》是古代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学术；《周易参同契》是炼丹而提升成的化学学术；青瓷是自然科学制造学术的产物；甚至曹娥一定意义上也是学术的牺牲品，迷信思想学术——谶讳神学的牺牲品(曹娥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巫师，为迎神落水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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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s* F% C% Y. h0 ~2 e* H魏晋板块的文化构成。魏晋南北朝400多年，是政权分立、政局扰攘、战乱频仍的400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政权的更迭频繁，社会经济的萎靡，专制权力的大大削弱，导致原有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全面解构。旧的儒家经学失去了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不再具备过去那种对于科学的禁锢与束缚的强力，社会发展进入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时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人格个性得到张扬。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人生道路充满荆棘险恶的时代，广大士人知识分子更是致仕之路断绝，囹圄之祸时至。为寻求解脱，或耽于酒药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或浪迹江湖流连山川、说理谈玄求旷达。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与佛教兴盛紧密毗连的隐逸文化的兴起。竹林七贤嵇康遗世高蹈居广陵，江东名士领袖谢安隐居东山觅风流，便是典型的代表。因此归纳魏晋板块的文化构成，用“隐逸文化”来描述盖为贴切。谢安隐居东山的意义不仅仅只限于本身，更在于以谢安为代表的如王羲之、许询、支遁等一个江南隐士群体的聚集和形成，并由此完成了中国文化对自然山水的审美由自发向自觉的飞跃。同为魏晋板块中的谢灵运和其山水诗，一定意义上也是隐逸文化对自然山水审美的产物和符号，山水诗是隐逸文化的重要审美特征。祝英台则是自我意识觉醒、人格个性张扬的典型，其内涵与隐逸文化的本质也是相通的。综观中国的隐士无非三种结局：一是终老山野；二是东山再起；三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两难选择而命运多舛。而谢安和嵇康却各成为后两种的典型，作为隐逸文化重要平台的上虞，在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③二三十年代板块的文化构成。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进步的意义不用多言，“五四”运动一个最辉煌的成就，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和兴起。尽管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和否定似太偏激了些。与新文化的兴起互为因果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落的出现和崛起。当“五四”运动最初的轰轰烈烈过去之后，各种知识分子群落的解构和重组，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相对降温和沉寂(“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二年，到1921年夏基本结束)。也许这种降温和沉寂对中国现代文明特别是对中国新文化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比当初的轰轰烈烈更为深刻，更具实际意义。解构和重组的重要特征，便是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组织和文化社团、群落的整合和聚集(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文学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出现)。1921年以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等为代表的大量文化精英聚集白马湖成为其中重要的个例。因此归纳二三十年代板块的文化构成，用“五四”新文化来概括，无疑是颇为合适的。白马湖文化精英群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将和骨干(无论是当时轰轰烈烈中扮演的角色，还是此后长时间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和推动)。甚至相应归纳于这一板块的上虞名人群落的胡愈之、竺可桢、杜亚泉、马一浮、徐懋庸等等，或本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干将，或因受“五四”新文化的浸淫而成翘楚。��

从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观视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脉络：东汉板块——学术文化，魏晋板块——隐逸文化，二三十年代板块——“五四”新文化，尽管这样归纳或许比较牵强。

三、上虞历史文化的特色��

在从历史、文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后，我们无疑应对上虞历史文化的特色作一概括和表述。尽管这样的概括从未有人作过明确的尝试，尽管这样的表述将会有很多的偏颇和缺陷，也许差强人意。��

特色之一：地位高，影响大。综观上虞的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高、影响大是其最重要的特色。青瓷发源地的地位是世界级的；王充和魏伯阳则分别树立了中国思想史和化学史上的里程碑；祝英台的故事作为东方四大传奇之一，与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峰并峙；曹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化的楷模；谢安的东山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山再起的典故家户喻晓，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白马湖现象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推动和引领无出其右。在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中，人文资源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其构成的众多人物几乎是国际级和全国级的。��

特色之二：内容丰富，板块清晰。就时间跨度而言，上虞的历史文化几乎穿越了自虞舜至民国近4000年的历史，内容的丰富繁杂在一个县级市中是十分鲜见的。单从文化构成来看有部族文化、学术文化、隐逸文化、孝文化、“五四”新文化等几大类。更难得的是文化特性与历史时段的对应较为清晰，东汉的学术文化板块、魏晋的隐逸文化板块、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板块等更具典型性。��

特色之三：地域特质明显，美学价值大。上虞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大都与水有紧密的关联。曹娥江畔的王充、青瓷、东山、曹娥庙不必说了，祝英台有玉水河，春晖现象有白马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虞的文化一定意义上也是乐水的智者文化，而且其历来文化资源的外在形态和元素，与江南丽山秀水的地域特质彼此融合，互为表里。王充乌石山的青青茶园、谢安东山的帆影棹声、白马湖的青山红树、祝英台祝家庄的田园风光乃至嵇康广陵的茂林修竹无不如此。其内涵的美学特征虽无黄钟大吕的雄浑、高天厚土的粗犷，却充满了江南松涛竹音的娟秀和草长莺飞的诗意，是江南地域文化特质的必然产物。��

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的定义：上虞历史文化是江南或江浙在历史文化板块中，一个十分丰富又极为典型的平台。��

上虞历史文化时间悠久、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优势独特，但其缺陷也是存在的。这种缺陷相比较而言，主要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1.纵向的缺陷。��

上虞历史文化起点高、板块清晰，但就时间的延展和分布来说，不均匀的现象较为明显。如果将其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的头(东汉、魏晋板块)尾(“五四”新文化板块)波涛汹涌，声势逶迤；而河流很长一段的中间部分却色彩平淡，相对沉寂，形成了一定的断裂。自隋唐至清末，上虞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重量级的文化名人，青瓷的辉煌也终被景德镇乃至浙江龙泉替代，历史文化资源的当量大大减弱。这种时间上的相对阻隔和断裂，很大程度上也妨碍或影响了后人对上虞历史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尤其是造成了对东汉、魏晋板块历史资源的遮蔽和掩掖)。同样因时间关系，导致实物几乎湮灭和文字记载相对稀少的原因，使上虞历史文化的实证性和感召力明显不足，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视性和亲和力不大(大凡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江南地区较为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大多以时间相对较为接近的明清时期为主)。

2.横向的缺陷。��

从横向的角度看上虞的历史文化的缺陷，主要缘于内容构成的繁杂和板块内部、板块之间缺少内在的承接和有机的融合。上虞历史文化的地域特质虽然明显，但作为一个移民后裔为主的地域，其原生态的文化特质或色彩已不很典型或相对稀缺；板块内在的承接虽隐约可见渊薮，但很难剥离出一条完整的脉络。学术文化在东汉独树一帜，说要有联系，一直迟到晚清的章学诚及其后的马一浮、杜亚泉等。隐逸文化在魏晋形成高潮，其后就销声匿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佐证。即使以白马湖为象征的“五四”新文化，在二十年代初短暂的繁荣之后，辉煌亦很快一去不复返(白马湖现象的短暂与其人员大多不是上虞籍亦有关联)。更重要的是，各个板块之间很难用一种典型的文化来概括和统领(如苏州的园林文化、绍兴的名人文化、书法文化、天台的佛教文化、新昌的山水文化等)，从而使上虞的历史文化缺乏整合效应和典型的品牌。��

(原载2003年11月12日《上虞日报》，节录)

蓬安姚波

寻访舜王庙

寻访舜王庙�� 王雨歧 虞舜遗迹遍布上虞、绍兴一带，为数众多，尤以矗立于曹娥江畔气势恢宏的大舜庙最为闻名，惜因战乱毁损，年久失修，后又改设粮站，几经变迁而至今无存。闻悉位于虞绍边境之舜王庙遗迹尚在，其建筑规格与百官大舜庙多有相似之处。笔者慕名寻访，以供参照。�� (一)�� 舜王庙位于距上虞市汤浦镇不远的绍兴县王坛镇两溪村舜王山之巅。清代咸丰年间重建，不久正殿、后殿即毁，同治元年(1862)年重修。�� 舜是我国远古时代部落联盟领袖，姓姚，名重华，史称虞舜。当时推行禅让制度，到唐尧传位给虞舜的时候，尧子丹朱骄横不羁，图谋继承皇位，舜避让到南方，来到绍兴、上虞一带，并常来此游憩。后人为纪念他，在此建立庙宇。据考证，舜王庙原建于对岸老鼠山上，规模很小，咸丰年间建于今地。舜王山原名乌龟山，建庙后改称舜王山。�� 舜王庙主体建筑由山门、戏楼、大殿、后殿组成，两旁为东西看楼，后为配殿。东西看楼外侧有夹弄，其外依据地形各置楼屋6间，作为庙内辅助用房。整座建筑融木雕、石雕、砖雕和建筑技艺于一体，具有典型的清代中晚期风格，对研究民俗学、建筑科学以及雕刻艺术都有重要价值。�� 从舜王山东南麓登石级60级处，有一个小平台，旁有一株可数人合抱、枝叶繁茂、荫有亩余的香樟树。再向上攀登115级，便到山门，前有一块广约数丈的平台。山门朝向南偏东20度，面阔5间，中间3间置前廊，上置船篷轩，梁架上满布木雕，正中上悬“大舜庙”三字竖匾。匾为舜王庙清代原物，石蓝底金字，周边深雕云龙，字体端庄浑厚。东西两间用封闭墙，墙面正中以整块石板雕刻漏�ā６�面一块取材《水浒》“智取生辰纲”，四周围以暗八仙石雕图案；西面一块为“蔡状元造洛阳桥”，画面中4位老人在松树下展图细视，笑容可掬，四周围以镂空双龙图案。山门背部正中为三重檐戏台，做工考究，为绍兴乃至江南戏台中的典范。�� 戏台对面是大殿与后殿，中隔天井，深不足4米。大殿与后殿之间设廊连接，呈“工”字形平面。大殿3间，高9米，宽13米，井深23米。大殿前檐4根石柱，特别引人注目，明间两根深雕云龙，昂首凌空，气势威武；梢间两根栖凤，足踩牡丹，悠闲自若。大殿两旁与凤柱相邻侧壁雕有“西湖十景”。大殿前后设廊，置大小两卷轩。后殿仅有前廊地，上置卷轩，后檐用墙封闭。所有梁架上都有雕刻纹丝，内容大多选自古典小说中的故事或戏曲人物。东西两侧看楼的牛腿雕刻“十二生肖”和“渔”、“樵”、“耕”、“读”等单个图像，生动逼真。砖雕则大多置于墀头、檐下等石木雕难以安放的地方。看楼后东、西配殿山墙上绘有农耕图，用色淡雅，笔法精细，可称佳作。�� 舜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位贤明圣帝。相传他在位数十年，天下大治，人民安居乐业。舜耕历山、孝感动天的故事为后人传颂。大殿中还有许多石刻的对联，歌颂舜的功绩及庙宇建筑。其中五副对联为：�� 龙桎尻闻克谐以孝；凤庭垂统火执厥中。�� 蒲坂挥弦凤解愠；寞阶嗣服草呈祥。�� 凤庭继统千秋绩；燕寝养心一曲琴。�� 庭垂藻火光千载；栋接松云焕九重。�� 凤谱南薰临午阶；呈辉北极壮辰居。�� (二)�� 舜王庙有三怪和三珍。舜王庙东南麓的一株须数人合抱、荫有亩余的古樟。早年树身已有空洞，50年代时五六岁的小孩可进入洞内躲避。据年过八旬的董阿狗老人回忆，他童年牧牛时与几个娃娃在舜王山上捉迷藏玩耍，六岁的阿祥躲入洞内，左喊右喊不见人影，直到阿祥自己从洞内钻出来，才知其躲在树洞内。经历多年风雨，这株偌大的古樟空洞竟然自行愈合，至今手也无法伸入。此乃一怪，有待植物学专家研究解释。�� 舜王庙所在地原是绍兴县两溪乡，现属王坛镇。两溪乡由两条乡溪水在此汇合而得名。其中一条从嵊州北山流经谷来、马溪，进入绍兴的王城、王坛；一条从诸暨钟家岑经绍兴安村、孙岙流入。两溪汇合之处，即是上虞小舜江水库的源头。据罗卜潭头村陈生根等老人说，每年农历五月下旬，有一周左右时间，每当红日初照之时汇合处总有密密层层的游鱼整齐弋游两小时而散去，宛如“部队出征前的有序集合”。当地老人称此种现象为游鱼朝拜舜帝。此是二怪，有等水产学专家研究破解了。�� 舜王庙庙基乌龟山是个丘陵山地，每层平整水准很高，是泥土铺上小石块和合而成，这是清朝咸丰年间筑成的。当时还没有水泥，现今看去有许多处竟如水泥浇注一样。这是三怪，寄希望于建筑专家研究释疑。�� 舜王庙还有三珍。一是戏台上部三重飞檐挑角的戏楼最低层如碗倒扑的碗状空顶，整体由石雕、砖雕、木雕有机组合。石质全是青田石，砖是清代古砖，木质全是黄杨，雕刻精细，纹理清晰。据说此类戏台雕刻如此考究者，全国只有3处。一在北京颐和园，二在圆明园，三在舜王庙。圆明园已遭八国联军烧毁，至今只存颐和园与舜王庙矣。�� 二是前殿两石柱云龙、栖凤的青田石深雕。据传是资深祖传石匠父子两代完成的。父亲雕刻了28个春秋，儿子凿了22年。父子俩花了整整半个世纪才完成。石柱浅雕、浮雕在各地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而这样考究的石柱深雕却很少见，在全国保存完好的只有两处，除舜王庙外，现在只有苏州吴王府还有深雕云龙、栖凤的石柱保存着。�� 三是庙内前殿、后殿两边侧厢各六开间内，保存着舜帝身世，包括出生、婚姻、孝行、象耕、禅让、重臣及与百官同乐、政绩、葬地……等画像近百幅。史料源于司马迁《史记》，内容翔实完整，确是难得的一珍。�� (三)�� 舜王庙的舜神前殿是坐宫，后殿是行宫。坐宫是供来庙祭拜接受香火之所。行宫自清咸丰年间建庙以来，每逢舜帝诞生之日，从五月甘三日起迎会一周、半月不等，迎会场面极其壮观。参加人数常在千人上下，迎会队伍中有旗牌队、十幡队、门枪队、冲队、大镐会队、黄伞、行宫、戏班等，行程几十里，甚至近百里。舜王庙地处绍、虞、嵊、新四县交界，在县界边缘迎神，通常历时五天、七天、十天、十几天不等。迎神途经之地，沿村百姓虔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解放后，迎神虽已不再进行，但改以庙会形式代替，一直延续至今。庙会期间，商贾云集，设摊叫卖，或举行大型物资交流会，热闹非凡，同时上演绍剧三、五、七天，“文革”期间也从未间断，只是改演样板戏。�� & }. q  G7 \! }& V+ U9 V8 Z# J(四)�� 舜王庙庙宇保存比较完好，丰厚的历史资料基本上未遭散失和毁坏，这是当地人民敬仰舜帝所付出的功绩。附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敬仰舜帝，对保护舜王庙已形成共识。“文革”中，殿右侧一块高约1.5米、宽约1米十分珍贵的“西湖十景图”雕刻，就是原两溪中学校长郭文汉带领学生，用烂泥与稻草拌和涂刷于石碑上，才得以保存复原的。东西厢的近百幅画，也是经老人们密议后，由一望族老人在众人巧妙掩护下趁着黑夜偷偷拿回家妥为保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由她孙子送回庙堂的。�� 舜帝仁德不灭，虞舜子民功绩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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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舜美德 代代传承

6 x( i1 \1 F! D- {8 k 虞舜美德 代代传承�� 任苗根 上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县城和城区之得名，纵贯南北母亲河曹娥江之古称，以及境内众多古迹遗存，无不与远古时期有虞氏舜即虞舜有着说不清、道不尽的渊源关系。�� 舜是我国古代五千年前的一位仁圣贤明的帝王，其人品光照千秋，德政恩泽万世，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仁义孝悌 立德为本 相传舜双目重瞳，故取名重华，字都君。自幼生性至孝，宽厚仁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生母握登早亡，父瞽叟娶后母，生弟象。父顽、母嚣、弟傲，全家都歧视舜，甚至几次想害死舜，而舜却“顺事父母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史记·五帝本纪》)。舜对父母的种种虐待与迫害，百般忍让，更加孝顺，以“求为变心易志”(《越绝书》卷三)。舜想以仁义孝悌之心感化家人，不让父母背上恶名。及至舜登帝位，回家拜见父母，仍然非常恭敬，未敢有丝毫懈怠，表现了崇高的仁德秉性。�� 舜年三十被四岳(四方部落首领)推举给帝尧，尧试着考验他，先是“以二女妻之，以治家观治国”(《尚书·尧典》)。娥皇、女英二女虽出身王室，下嫁于舜，受其德行熏陶，皆十分温顺贤惠。继而，尧又令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偏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史记·五帝本纪》)。说的是舜宣扬五种伦理道德，教化百姓，结果使百姓家庭上下和睦，社会祥和；承担国务，将政事处理得井然有序；接待宾客，四方宾朋一片和睦，连各路诸侯和远来的宾客，都肃然起敬。这样，经过三年的考绩，帝尧欲让位于舜，舜却再三推让。舜还“避让丹朱(帝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史记·五帝本纪》)。说明舜避让丹朱以后，部落诸侯仍向舜朝觐，百姓的纠纷诉讼和赞颂政绩也都找舜，而不去丹朱那里。 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是舜伟大德性的感召，也是舜齐家治国、建功立业的真谛所在。�� . Y7 E; \9 |6 X; I1 w(二)躬耕劳作 8 k, x, s( Z5 U9 k取信于民�� 舜刻苦耐劳，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德行去感化百姓，求得实效，从而得到了百姓的信任和拥护。舜曾亲自在历山耕田，起早摸黑，劳苦耕作，为百姓作出了好榜样，使历山本来互相争夺地界的纠纷平息了，粮食也获得了好收成。舜在雷泽捕鱼，那里就不再发生互相争夺渔区的纠纷，而且还互让渔场，并让年长者优先占有好渔区。舜到河滨去制作陶器，把原来制作粗劣的陶器提高了质量，变得经久耐用。因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正因为舜的躬耕劳作，感化百姓，注重实效，取信于民，使百姓归之若流水，短短三年就聚集了像都城那么多人。后来舜做了帝王，仍然身体力行，带领部下烧林莽、驱猛兽、垦荒地、治水土、编蒲苇、织渔网，与平民百姓一样耕种渔猎。舜的这种艰苦劳作、苦干实干的精神，为后世万民作出了表率。�� (三)举贤惩恶 大公无私�� 舜治理天下，知人善任，举用贤才，惩奸治恶，执法严明，犯法减少，政绩显赫，天下太平。其时，高阳氏有才子8人，世称“八恺”，高辛氏有才子8人，世称“八元”，皆俊杰之士，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舜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授以重任，结果能适时播种，收成良好，上下融洽，社会祥和，取得显著成效。�� “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用分职” (《史记·五帝本纪》)。这样许多人才，在尧时虽被任用，却无适当的职务。舜当政时，命禹为司空，治理水土；命弃(后稷)为农官，主持农业，种植百谷；命契作司徒，推行五教；命皋陶为狱官，主持刑狱；命益为朕虞，管理山泽；命垂为共工，主持工程；命夔为乐官，主持音乐；命伯夷为秩宗，主持典礼；命龙为纳言，主持接待宾客。舜的量才录用，安排适当职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人的特长，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是禹的功劳最大，他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 舜明法慎刑，对那些隐贼、奸恶、凶顽、贪财而危害百姓至罪大恶极者，绝不心慈手软而果断处置。“流共工于幽州，放�ザ涤诔缟剑�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表现了舜执法严明、上不阿贵、下不徇私的公正立场。�� 帝尧时，洪水滔天，百姓遭灾，尧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尧乃“举舜而敷治”(《孟子·滕文公上》)。舜察看灾情，发现鲧“治水无状”，危害百姓，当机立断，殛鲧而“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史记·夏本纪》)。禹治水成功，造福万民，舜不传位于其子商均，而禅位于禹，体现舜举贤任能、外不避仇、内不阿亲的高尚风格。舜的举贤惩恶、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啻为千秋万代之楷模。�� (四)廉洁奉公 虚心纳谏�� 舜为政开明，广纳众言，实事求是，择善而从，且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形成了千古流传的好风气。据《淮南子》载：“舜立诽谤之木。”即舜在交通要道处竖立木牌，让过往百姓在木牌上写谏言，以便执政者采纳。舜就是用这种方法虚心纳谏。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对舜的从谏如流，集中众人的智慧，孔子赞颂：“舜其大智也与，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大学》)。说的是舜对于谏言，能认真分析，择善而从。“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史记·五帝本纪》)。舜祭祀过祖先，敞开国都四门，招致四方贤能，畅达四境见闻。凡百要事，总和四方部落首领或身边官员商量，他所任命的重要官员，也是经大家推荐商议后决定的。舜为政开明，开创了民众议政的良好风气。�� 舜对个人的生活小节也十分检点。“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孟子·公孙丑止》)。即指舜为帝之后，在物质待遇上，不占任何便宜。“舜之饭�θ悴菀玻�若将终身焉”(《孟子·尽心下》)。说明舜贵为帝王，仍然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舜的这种廉洁奉公、虚心纳谏的精神，为千秋万代树立了榜样。�� (五)勤政爱民 开拓进取�� 舜执政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划定疆域、统一政令，治水抗灾、恢复生产，无为而治、勤政爱民等一系列措施，安定了人民生活，宾服了化外之民，四海之内皆感戴舜的功绩。“肇十有二州，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史记·五帝本纪》)。舜开始划定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幽、营十二个州，并以十二牧有效地行使各自的职权。又对四方周边的各部族，采取安抚政策，取得了周边各族的拥戴，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与此同时，校定四时月份，改正日子误差，统一了度量衡和音律。�� 舜在位期间，开始实行全国性巡视，二月到东方巡视，五月去南方，八月去西方，十一月去北方，每到一地，先祭祀神灵，再觐见诸侯，并考察各地的实况，了解民间的疾苦，查询政令的落实。“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舜典》)。即规定每隔五年巡视一周，四岳每四年轮流到国都朝见一次进行述职与陈说政见，卓有成效的，便赏给牛羊衣服。对百官每三年考绩一次，考绩三次，决定陟黜升降，并经常勉励百官要清正廉明，诚信谨慎，忠于职守，做出成绩。�� 舜制订刑律，“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尚书·舜典》)。设立五刑(即墨、劓、�А⒐�、大辟)，又作赎刑、宫刑、教刑、典刑，用放逐的办法来宽恕服刑，对那些因无心或因灾难而犯罪的人赦免不究，而对怙恶终身、危害别人的罪犯则课刑不贷。 舜设立国学。“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王制》)。上庠即大学、下庠即小学，教育庠中子弟要正直温和，宽容谨慎，并配合音乐，陶冶情操。�� 舜制作《韶》乐。“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越绝书》卷十三)。反映了舜崇尚自然、谋求和谐的治国思想，以致孔子对舜《韶》乐也给予了高度赞扬：“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孔子还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所谓“无为”而治，实质是不扰民，不侵犯百姓，让人民安心生产，安居乐业，而绝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舜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的安危，社会的安定。他日夜操劳，对当务之急的治水抗灾、恢复生产、整肃吏治、安邦定国等大事，都做了一系列大量的工作。舜的这种勤政爱民、开拓进取的精神，为后世为官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虞舜的为人、为官和德行、仁政，万民称颂，万世留芳，也必将如舜水长流，代代传承，永放光芒!

蓬安姚波

舜，冀州人、上虞人耶?

舜，冀州人、上虞人耶? 周云正 7 f: l: y" A# _3 ]. H 5 T2 ]7 v& H) M. s《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还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会稽旧记》：“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邱，即舜所生也。”�ニ矗�新石器时代人，属原始社会晚期，距今4100多年，尚无文字记载，实属千古之谜。舜是何方人氏，史学界争议颇多，众说纷纭，各据一词，有的学者认为是否真有其人，有待考证……传说，不能一概而论的否定，否则中国的上古史一篇空白。禹的传说已成为史实就是一个例证。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的舜，被写进《中国上下五千年》应予认定。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舜，究竟是冀州人，还是上虞人?�� 要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实在太难。只能客观地从当时的冀州、上虞两地的地理、气候、宗教文化入手，结合有关文献记载、传说，联系地下文物，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论证方可。�� 一、新石器时代的冀州�� 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原始人使用的石器已采用磨制；人类已经定居，农业、畜牧业成了主要谋生手段，辅之狩猎、采集；制陶业有了新的发展；各种宗教、科学艺术活动也开展起来。�� 冀州，当时正处于河南的仰韶文化年代，即公元前2200—1800年��①。比之于南方，当地的气候比较干燥，又是黄土地带。冀州古人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农业生产主要由妇女担任。主食是耐干旱的粟，种子撒进土里，不再田间管理，任凭自生自长。产量极低，生活异常困苦。从发掘出墓葬中死者骨骼判断，大多数人在三四十岁便结束了生命，儿童夭折的比例更高。�� 冀州古人已掌握水加沙研磨石刀、石斧、钻孔，比粗糙的旧石器要精细，生产效率有所提高。采用泥盘法制陶，烧出的陶器大部分是红色，这是陶窑不密封，泥坯中的铁被氧化所致。遮体的布是用野麻纤维，陶纺轮捻成细线，再用原始织布机织成麻布。当时的冀州人束发用骨簪，耳坠由碧玉和绿松石磨制而成。兽牙、蚌壳串成项链、腰环。冀州古人属于熊氏族部落，他们的图腾是天鼋。�� 二、新石器时代的上虞�� 浙江上虞地处长江流域，那时的气候比现今要温热湿润，雨量充沛，属亚热带气候。上虞南部山区土质以黄泥和红壤为主，竹木茂盛；北面是沼泽，水草茂密。宁绍平原、杭嘉湖一带定居着一个农耕部落——越族古民。虞舜时代距今4100—4200年之间，处于良渚文化年代。②良渚文化的分布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包括苏南和浙北，是新石器晚期江南地区的重要文化。上虞西首的绍兴马鞍山等地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大体上与之相当。良渚文化是继上虞东南的余姚河姆渡、北面的马家滨文化和崧泽文化之后的新石器文化。良渚文化的主要特征在于水稻、玉器、陶器和丝绸四大宝。�� 众所周知，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主体是稻作。③发现于第四文化堆积层的稻谷广达400多平方米，平均厚达50厘米，估算百吨以上，可供400多人一年的口粮。这比我在中学的课本上读到的神农氏种稻还要早2000多年，比印度早3000年。据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公元前3850年3月，“伽利略”慧星残骸撞击地球海洋表面，引起海平面上升，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卷转虫(sanmonia)海侵，整个宁绍平原变成一片浅海”��④。进入虞舜时代，海水逐渐退去，舜带领禹、稷、皋陶及部落成员挖河排水，把沼泽变为稻田，水稻产量显著提高。�� 良渚文化的玉器是举世无双的。其数量之多、雕琢之精，与国内所有新石器出土文物相比首屈一指。如神徽图案的成条比头发还细，究竟用何工艺刻制，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 由于宁绍平原的土质特殊，制陶产品大都呈黑色，比起红陶，刚性要强些。如上虞驿亭镇马慢桥于1972年出土的陶瓷，1973年又在百官三棚桥发现陶�罚�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黑陶，这说明越族古人当时的制陶技术并不低于同时代的黄河流域。�� 丝织品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杭嘉湖、宁绍一带是我国最早养蚕织丝的地区，一直延续至今。据考证，河姆渡第四层出土的陶纺轮就是纺丝线的工具，象牙蛊外壁雕刻着蚕纹图像就是有力佐证。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是家养丝所制。 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 综上所述，上古时期的上虞，其地理环境优越，越族古民勤劳而聪明，特别是水稻、蚕丝，世界上也领先一步，玉器在国内也属一流。不难看出，比起同时代的冀州，上虞的文化要进步一些，生活也富裕得多。�� 三、舜出生在上虞�� 新石器时代的上虞北临大海，鱼蚌海鲜丰盛；南连会稽、四明山脉，林木花果茂盛；广阔的宁绍平原种满水稻——是一块物华天宝之地。这里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文明部落——越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解体，进入父系社会，这就是虞舜时代。这个部落酋长就是虞舜，他领导越族古民把河姆渡文化打造一新：水稻、蚕丝、玉器和陶器四大宝举世无双，可谓人杰地灵。�� 有史书为证，《史记》中早有“虞国名”的记载。郭沫若考证殷商甲骨文字后道：“上当是国名，其地距殷京颇远，由下片推之路程在四十日以上，当在三千里内外，以声类求之，疑即上虞，上虞之名颇古……”，据此推断上虞是越族部落发祥地带不容置疑。�� 上虞和余姚均处曹娥江以东，两市毗邻。这里关于舜的传说在国人心目中算得上“独占鳌头”。据考证，清朝光绪本的《余姚县志》详细记载：“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其水之经上虞者曰百官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 乐祖谋先生翻阅了《嘉庆会稽志》、《光绪上虞志》、《光绪余姚志》和《越中杂识》后提出：“古代南方的民间传说中，也流传着舜和禹的同样故事，并拥有许多舜和禹的故迹。宁绍平原则是这一传说特别流行、这些故迹特别集中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见于历代地方志中的舜禹故迹，在这里的绍兴、余姚和上虞三县境内，就有18处之多。” # e3 j# N* c/ T- y+ v. i# `; \据考证，秦汉时“舜”与“上”同音，“娱”与“虞”相通，上虞因此得名；舜姓姚。余姚县名由此而立。�� 宋代的孙因在《越人问·序》中写道：“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人，越兼其二焉。”�� 宋代史学家王十朋经过反复考证，也认为舜并非生于冀州，而是上虞。他指出《孟子》所书“舜生于渚冯，是东·夷之人”有误。他在《会稽风俗赋》中对此是如此评说的：“舜生于渚 冯，《孟子》以为东夷之人，历世逾远，流传失真，太史公以为冀州，然耶，否耶?然越之邑，则有上虞、余姚，水有渔浦、三抚，地有姚邱、百官。里有粟、陶焉有灶，及焉有井，祀焉有庙，皆其遗迹也，意者不生于是，则游于是乎?”文中的渔浦指上虞北的白马湖，舜渔之处。姚邱，上虞上浦握登山下古村名。百官者，百官从舜至此，故名，粟里也在上虞，舜时供储在此。上虞有古陶灶，言舜所作。舜井位于上虞宾馆门口，古舜庙在曹娥江铁路桥东首。南宋诗人陆游曾到此，并作《舜庙怀古》诗一首��⑤。遗憾的是，抗战时舜庙毁于日寇的轰炸，上虞人记忆犹新。�� 史书多处记载，舜刚到冀州上任时，地位不稳，丹朱凭借武力作乱，为避丹朱之祸，舜带领百官回老娘家——上虞，家乡人最亲，回原来自己的部落最安全，这符合情理。后人为记念这一事件，上虞才有“百官”的地名。�� 根据文献的记载及古今学者有关论述，不难看出传说中的舜确有其人，他出生于上虞上浦的握登山。长大后品德高尚，聪明好学，是水稻行家、制陶能手和捕鱼狩猎高手，在越族部落 内享有崇高威望，被推选为部落酋长。这一论点在我的拙作《舜迹考》一文中也已粗略提到。��⑥�� 四、舜是“冀州人”的由来��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惊震了世界，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到七千年前，也证实了长江流域的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吴越地带经过虞舜部落的发展更富裕了。从杭州的良渚到绍兴的马鞍山文化遗址中看出，尤其是水稻、蚕丝、玉器和陶器四大宝在华夏族中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为虞舜逐鹿中原，竞选部落联盟军事首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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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山东最早种水稻的记载是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事，这正是舜带领禹、皋陶、后稷等一批越族精英到中原冀州任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时，路过山东传授的。��⑦��

越族古民以蚕为图腾，冀州人因舜的到来，见到了漂亮的丝绸，比起粗糙的麻布要略胜一筹，于是对蚕宝宝也肃然起敬。原轩辕黄帝统领的熊氏族的图腾天鼋，慢慢地被同化合并为蚕，相演相嬗，变成了龙流传至今。从《甲骨文编》查考到：虞舜时期的龙字符号是蚕的图形“〓”，演变到小篆书的龙字，由“〓”和“〓”(蚕和丝)两者组合而成〓。从此蚕丝和水稻同时出现在中原一带。��⑧�ァ妒芳恰分屑窃氐乃础坝胬自蟆钡痹谡惚钡奶�湖南岸，即当今地图上的“震泽”。吴承志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据《说文》震字籀文云：“雷泽即震泽。《汉书·地理志》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扬州薮古人以为震泽。震泽在吴西可证。”舜北上时途经震泽，把上虞白马湖(古时称“渔浦”)的网鱼技术教给他们，司马迁才写出“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的名句。今太湖北边的江阴县有座“舜过山”，顾名思义，虞舜南来北往路过此山。当地县志记载吴王夫差之子在那里隐居种田。由此推断，舜北上路经是从上虞出发，渡钱塘江，经震泽、江阴，过长江后沿着高邮湖、洪泽湖(古时东面为海)，进入山东，再到达冀州。应了郭沫若的“四十日路程，三千里内外”的论述。��

舜带领一批越族精英，把虞舜部落的先进文化传到中原，特别是水稻、丝绸和良渚玉器、陶器四大宝，华夏族各部落首领刮目相看，最终被推选为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都城设在冀州的蒲坡，在位39年。“后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⑨。由于舜在冀州时间长，政绩显著，影响范围更广，当时又无文字记载，后人反而忘了他的出生地。

这就是有些学者只认定舜是“冀州人”的由来。

五、亚洲东部七处石棚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的特有宗教纪念物��

宗教始于史前社会后期，是古人对于神道的一种信仰。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对于日月星辰感到不可思议，在洪水猛兽面前束手无策，面对疾病、死亡是那样的恐惧。总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统治着人类，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的神。��

石棚是新石器时代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古越人依照信士大众意志，为了表达对神灵的虔诚，在上虞傅村牛山上用极原始的方法采集万斤巨石，搭起长12米、宽2米、高1.8米左右的石棚，建在山顶东面的一个祭天(日出)和西面的一个祭地(日落)。北麓半山腰的3个石棚规模略小，用于储存食物、保存火种，又是老人小孩躲避野兽、风雨的好去处。��

早在1895年8月，日本考古学家乌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在我国东北辽东的析木城发现石棚(Dolmen)，著有《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见《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第43页)。由于地理的局限性，他只与日本的一个石棚作对比：都有三块万斤巨石搭成，建在山顶上，东西走向，认为是辽宁传到日本的。后来又有人在山东、湖南零陵永州黄田铺、西伯利亚及朝鲜发现类似石棚。傅村牛山的巨大石棚无论从规模、数量上比起那6处石棚，都算得上独一无二的。傅村牛山曾经是越族部落的宗教活动中心，上虞是建造石棚的发源地可证。因史学界未公布牛山上的五大石棚，所以有的学者误认为“零陵石棚与东夷宗教祭祀有关，很可能是舜南巡带来的文化”。连少数上虞人也把它与非洲的金字塔牵在一起，说是葬人的坟墓。事实上，墨西哥建有太阳金字塔，伦敦郊外有巨石阵，也是新石器的产物，但民族不同，内涵不一样，结构也大相径庭。��

有人质疑：既然是新石器时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为什么亚洲东部各国都有石棚呢?这一问触及了本文的关键。禹的儿子启凭借其父的威望，用武力捣毁了原始社会的禅让古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尚书》中的《甘誓》篇记载了“甘之战”，夏启王召集六军，发表了镇压不同政见者是“奉行上天意志”，要求部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奴手戮汝”。在那个野蛮的时代，镇压反对他的人，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知要残暴多少倍!舜的后代首当其冲，四下逃散，有的跑到辽宁、朝鲜，有的到了西伯利亚，还有的东渡日本，在那里建起了简易石棚进行宗教活动。这也是舜的历史记载出现断层的根源所在，他们一直等到夏杰被杀，商朝建立才抬起头来，到了越王句践再振雄风。��

山东石棚是舜途经之处，零陵石棚是舜南巡征三苗族时建的，史书上记载最多。春秋战国时隔不久，关于舜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肯定要比现今多一些，真实许多。屈原《九歌》中所写的“湘夫人”成为千古绝唱。汉武帝特地到九疑山祭舜，这一史实可证。��

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上自穹古之石史”很有道理，经过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这场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分析上述七处石棚的有机联系，不难判定亚洲的七处石棚都是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亚洲东部各国与虞舜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上虞的傅村牛山是史前越族部落宗教活动中心，上虞是舜的出生地，虞舜曾经是越族部落的酋长。��

六、结语��

“舜是上虞人，也是冀州人”，这不但不矛盾，恰恰是客观全面的反映。把舜的出生地与他的活动踪迹割裂开，难免出现片面性。中国史前文化中关于舜的争议与其说是某些学者的偏见，还不如说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河姆渡遗址发现前，谁敢断言中华民族的摇篮有两个：一个是黄河流域，还有一个是长江流域。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考证了卷转虫海侵对宁绍平原的影响，分析了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对于禹的传统说法提出的挑战，才大胆地在《大禹研究》一书中指出：“禹是越地土生土长的人物……”假如上虞的五大石棚公布于众在先，日本的乌居龙藏君不会说石棚是从辽宁引到日本；也不会出现“零陵石棚是东夷文化”的偏差。舜从出生地上虞出发，北上冀州任职，避丹朱又原路返回上虞，临终前南巡至零陵的史实不容置疑。舜推荐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只是禹的功绩，还有关键的一点——禹是绍兴人……所有这些可证：舜是上虞土生土长的历史人物。只因为他长期在冀州任华夏族部落联盟首领，所以也说他是“冀州人”。随着石棚文化的深入研究，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展开，舜出生在上虞的证据会越来越多。�オ�

［注释］��

①《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年代关系
: ?8 y1 ]6 L3 @" j' D$ T+ v9 Z陈星灿著 三联书店出版社��

②《吴越文化论丛》——论良渚文化的基础研究
( a" p. _- m# X; {! q陈桥驿著
$ P. P( i: ^' H, k; {) M3 |2 b中华书局出版社��

③《河姆渡文化探源》——陈忠来著
$ u, z; y$ }2 n/ m5 R1 x团结出版社��

④《吴越文化论丛》——越族的发展与流散
陈桥驿著
中华书局出版社��

⑤《舜庙怀古》诗云：“云断苍梧竟不归，江边古庙镇朱扉。山川不为兴亡改，风月应怜感

慨非。孤枕有时莺唤梦，斜风无赖客添衣。千年回首消磨尽，输与渔舟送落晖。”��

⑥《舜迹考略》——周云正著
原载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虞舜文化》，

1997年12月版��

⑦《正义》注：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

所都也。”冀州，今北京山西境��

⑧《虞舜·蚕·图腾·龙》——冯昭煜著
. i% f2 T% I; l% y; \! P1 N原载《虞舜文化》��

⑨《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著��

�� (原载《上虞日报》1999年2月26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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