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崇

姚孝中

姚崇(650—721)

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人。

姚崇出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姚懿，为唐朝官员，曾于贞观年间任衡州都督职。

姚崇少年时候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任濮州司仓一职，不久任司刑丞。此时属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酷法极端严重，一时横行天下。但姚崇为官办理刑案，审问详实，执法公正无私，把许多含冤的人从监狱解救出来。姚崇的才能引起上司的重视，他连连晋升，不久，担任夏宫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

武则天是一个较有作为的女皇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姚崇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俊才。当时，契丹国举兵侵犯大唐，契丹军队攻陷了河北省的几个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及时上书应急对策。武则天见到他的书文剖析周密，论理精到，切中要害，就破格提升姚崇任兵部侍郎。

在武则天执政的前段时期，奬励告密，过用刑法，重任周兴，来俊臣等人。闹得满城风雨，朝廷文臣武将一时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姚崇见到这样的情形，便直言不讳地对武则天说:“自从垂拱之后，被告密的人家破人亡，很多都是因为酷吏的无中生有诬告而死，诬告者特别有功，全国可称为天罗地网。比以前汉朝的党锢有过之而无不及。”姚崇还冒死以自身及全家人的性命作担保，恳求武则天，从今以后收到告发谋反的状子，就把状子收藏起来，不必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造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

武则天听了姚崇的一番话之后，她也不怒，想了一想，反而是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无论是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我陷进了滥施刑罚的境地。而今天听到你的话，真是十分难得，这很合我的心意。”武则天还特别赏赐了千两银子给姚崇。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提升姚崇任夏宫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任王府长史。后来，姚崇以母亲年老为由，主动解除侍奉。

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武则天又任命姚崇为夏宫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但姚崇婉拒说:“下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宫原本是管兵马的职守，下臣不适合管理军务带兵打仗。并非下臣贪生怕死，爱惜身命，只是这样对国家，对相王都没有利益。”武则天听了姚崇的意见，认为姚崇讲得有道理，于是下诏书改任姚崇为春宫(礼部)尚书。

姚崇为官刚直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倚仗武则天，目中无人，横行朝中。长安四(704)年，张易之要把京城里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在河北定州的佛寺。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但是为了遏制张易之的嚣张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批准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而姚崇都是坚决拒絶。这样，张易之自然会记恨在心。他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了不少有关姚崇的坏话，但武则天心中有数。张易之毕竟是武则天的内宠，她多少都要给其面子。于是，武则天就借突厥侵犯边境的机会，将姚崇调出京城，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武道安抚大使。虽然姚崇还是凤阁鸾台三品，但其实已经是徒有其名，却无实权。

在姚崇赴任前，武则天要其推荐宰相的人选，姚崇继狄仁杰之后，再一次荐举了张柬之。他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本是宰相之才。武则天随即任命张柬之为秋宫侍郎，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为宰相之位。

张柬之任宰相后，发现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为此深感不满。同时朝中的文武百官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这样便促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二张。但由于武则天的袒护，二张兄弟得以在宫中逍遥法外。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兄弟。此时正好姚崇从驻地灵武回京，张柬之十分高兴:这无疑是来了一位最好的帮手。经过姚崇与张柬之等密谋，随即率领羽林军五百人，直接进入玄武门，终于斩杀了这两个不法之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退位，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

李显复位后，立即任命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功殊巨献，加封姚崇为梁县侯，食邑二百户。

武则天迁居到上阳宫后，有一天中宗(李显)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上阳宫问候她的起居生活，王公群臣欢声笑语，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便劝说:“今日岂公流泪之时，恐怕公祸由此始。”姚崇说:“顷与公诛杀二张，不足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别离旧主而悲泣，这实乃做人臣之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后来听到此话，兼之还有同僚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中宗便将姚崇调出京都，外任亳州刺史。

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曾经的共事之情，同时也由于其料事如神，深谋远虑。他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二张兄弟己被诛杀，武则天也已经让位给太子李显。但中宗李显昏庸无为。武氏家族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在不久的将来，必定有一场激烈的争权夺位之战。他自然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而成为牺牲品。所以“以一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王夫之语)

果然不出其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去了张柬之宰相之位及五人的要职实权，并相继将他们调离京城，结果这五人皆在流放中被害致死，唯独姚崇自己得以免死。

姚崇罢相之后，这期间先后在亳州，宋州，常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都，他虽然密切关注朝廷的情况，但均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争斗。而此时的朝廷已是武三思与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

太子李重俊对武三思，韦后的所作所为早有分数，渐积恨在心。他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矫发羽林军，斩杀了武三思及其党羽数十人。但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自己的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威胁兼诱惑下，发兵杀死了太子李重俊。

韦后和安乐公主见阴谋得逞后，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李显。这样，朝中大权就完全掌握在她们的手中。而韦后也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了政变，其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即睿宗。并立李隆基为太子。

睿宗李旦即位后，于元景元年(710)六月，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第二次当上宰相。虽然姚崇任宰相之职，但朝中的实权却掌握在武则天的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的手里。她极力干预朝政，野心昭然，决心要走其母武则天之路。

为了防患于未燃，姚崇与另一位宰相宋璟联名上奏，提出了几条建议:一 把岐王李成器，幽王李守礼调离京城，外出任为刺史;二 把岐王李隆范，薜王李隆业统领的羽林军的大权交出来，由太子李隆基直接掌握指挥。 三  将太平公主及附马迁往东都洛阳。但昏庸的睿宗却将姚，宋二人的建议泄露给太平公主。为此，太平公主大为震怒，她不甘心灭亡，加紧反扑。在她的鼓动下，掀起了一股反对罢“斜封官”的浪朝。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他非常害怕，为了争取主动，保住自己。太子违心上奏睿宗，指控姚崇等人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该加以严励惩罚。结果太子保住了自己，姚崇被贬出京都。外任申州，淮南刺史等职。

姚崇在地方官的任职期间，充分发挥其政治的领导才能，其不但政风廉洁，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等措施，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后又调任同州刺史。

先天元年(712)，睿宗李旦让位于太子李隆基，即称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经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就决定发动政变。但李隆基事先得到手下的告密，即刻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励精图治，要振兴国家的君主。他决定任用姚崇为宰相。

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州府的长官，必须到来拜见。唐玄宗就密诏姚崇前来拜见。

姚崇到来的时候，唐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玄宗立即召见，并问姚崇是否会打猎，姚崇回答说:“少年时期练习过。臣十二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让臣长大后应该辅佐天子，不要自暴自弃，所以臣决心读书，后成为将相。但臣少时常常带领一些人去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与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玩得很高兴。猎后，玄宗征求了姚崇关于对国家治理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君臣二人十分投合，不知疲倦。玄宗当即表示要拜姚崇为宰相，但姚崇并没有马上应任，而是向玄宗提出了十项建议，希望得到皇上的支持。

姚崇的这十项建议是针对自武则天以来朝廷所经历的弊政和教训而提出来的，也是挽救当朝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切中时弊。对急于振兴国家的玄宗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大良策。玄宗欣然表示赞同，并一一采纳。

在渭川，唐玄宗李隆基即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就这样，姚崇第三次担任宰相之职。

姚崇获得唐玄宗的充分信任和器重，举凡军国要事，皇上都要这位宰相商议主决。而开明的玄宗皇帝也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同朝的另一位宰相张说因与姚崇的意见经常不同，玄宗就把张说调出京城，派往地方任刺史。还有另一位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要求调任闲职。这样，当朝的宰相只有姚崇和卢怀慎，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位。姚崇既掌握相权，又手握兵权，是开元年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政治家和最高长官。

开元年初，社会动荡不安，局势混乱。姚崇就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知道自武则天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禁军的指挥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往往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叛乱。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连续发生了五次政变。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姚崇协助玄宗，于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尺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从此。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实权，因此也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

姚崇宰相还规谏皇上:“亲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历史上称为“仁皎不干预朝廷政事务”。

姚崇当时身居要职，实权在握，真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以此为私自及家族谋半点利益，而是专心于治国兴天下，整顿纲纪，发展农业生产等各方面。

姚崇还千方百计设法抑制宫宦权臣的势力彭胀，着手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重臣贬到全国各地方去任州官刺史。这一招损害到许多统治者的利益，遇到了诸多阻力和反对，但姚崇仍然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好在依靠玄宗的极度信赖和重用作为后盾，历尽艰难，终于得以实行了这些措施。此举犹如釜底抽薪一样，彻底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源头，很快就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这个“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在整顿吏治方面，姚崇宰相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自中宗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了正员之外，置员外官二千多人。一些富商巨贾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做上官，而官多俸多，导致国家开支入不敷出。

于是，在开元年初，姚崇力主大量裁减冗员，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上的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都不得録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的诸司，监，署等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要员为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从而减轻了国库的负担。

开元年初还规定了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相互流动的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以出任都督，刺史等职，而州都督，刺史有大政绩者，可入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

县令是地方基层的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了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唐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了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一人擢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

姚崇荐官取仕，以品德才能兼备者为主要。如他所荐的广州都督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坚决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 所谓的“斜封官”就是只要用钱三十万，无论何人，资历才能学识如何都可以买官做。他们不经中书，门下等机构批准，直接由皇帝降墨颁下诏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而这些”斜封官”大多都是富豪商贾，他们根本不懂朝政，但是搜括百姓，贪污贿赂却是轻车路熟，心很手辣。

开元二年(714)，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请奏玄宗，把府中的阎楚桂由録事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然已经表示同意，但即遭到姚崇的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此事由于姚崇的极力反对，玄宗不得不收回了敕令。

姚崇更重视用法规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使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714)正月，薜王李成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性，受到御史的弹劾，将要依法治罪。薜王就到玄宗处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但姚崇即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结果玄宗只好同意维持原判。

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铁腕治国，尊重农民百姓，轻赋税，积极发展各个行业。使得开元年初期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大有进展。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蝗虫灾害。遮天蔽日的蝗虫所经过的地方，那里就什么都被啃光，不留一丝草叶，更别说粮苗庄稼了，这种情景异常惊人。但当地百姓都愚昧无知，认为这是“天虫”，不可杀死。农民都是坐以待毙，最多是求助上天显灵保佑。对此束手无策，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

就在满朝文武百官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皇帝，主张应想尽办法及时扑杀蝗虫。他说:“田地都有耕种的主人，若使其自救自地，百姓不会害怕劳苦。”姚崇还提出了详细具体的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梵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之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的原因。”

当期时，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大多数官员认为:“以驱蝗虫不可。”而姚崇立场坚定，以极少数人对絶大多数争论，其顶住了极大的压力，排除众议，力争理据，他大声说:“庸儒拘泥于咬文嚼字，不知变通……今山东蝗虫到处成灾，再加上不断繁殖，实属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失所，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为了消除皇帝的疑虑，坚定玄宗灭杀蝗虫的决心。姚崇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谋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姚崇的这番说话，更加坚定玄宗灭杀蝗虫的决心。皇上对群臣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扑蝗之事，敢异议者死。”

姚崇排除干扰，下令扑蝗工作立即展开。他马上派遣特别御史，任命为“扑蝗史”。迅速分赴灾区各地，督促地方官员，勒令他们及时尽力扑杀蝗虫。仅得州一地区就扑获蝗虫一十四万石，而人汴渠顺流而下的蝗虫更是不计其数。

由于朝廷的高度重视，通过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扑杀蝗虫的活动，百姓的积极性很高，连那些对“天虫不可驱”的人也有了“蝗虫可灭”的信心。通过上至朝廷高官，下至百姓民众的齐心奋力扑杀，“蝗虫是渐止息”。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

经过此事，当朝百官再次领略了姚崇宰相的才干与胆识，更加折服其远见的目光和宽阔的胸襟。玄宗皇帝很是庆幸今朝有人。而姚崇的无私与忠诚更加使唐玄宗对他的重用和信任。

有一次，姚崇将朝中的政事交给另一位宰相办理，离京外出巡视，深入各州府详细瞭解政府基层龢民间百姓的情况。半个月回来后，但见文件堆积成山，这位宰相不得不将诸事拖着，确实没有能力办理这些政事。姚崇立即着手解决，他首先明瞭缓急，分清主次，加强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快刀斩乱麻。原本计划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仅用几天就彻底解决了，幷且很有条理，令人十分满意，也令到同行上下官员的佩服称赞。为此，姚崇还有些得意，就问手下:“我为相能与谁媲美?”紫微舍人齐浣还没有回答，姚崇又问;“比管仲，晏婴怎么样?”齐浣回答说:“管仲，晏婴的作法虽然不能施用于后代，但还是很适用于他们的那个时代，而你的作法随事灵活变通，但似乎比不上他们。你可真正称得上为‘救时之相’。”姚崇也高兴，投笔而说:“‘救时之相’那是容易做得到吗?”

唐朝时代盛行道教，佛教。上自帝皇文官武将，无论达官贵人，豪绅富户，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迷神信佛。导致那些贪官猾吏，不仁富贾都佞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兴土木修造道观佛寺，占用大量景区和土地。这些寺院拥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道人数的急剧增多，造成了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开元二年(714)，姚崇上书玄宗，请奏政府裁减和尚道士人数。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佞度好人，使坏正法。” 姚崇还列举了历代由于迷信神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佞佛道实不可取。唐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减道僧尼三万人，勒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劳动。姚崇还下令禁止百官与僧尼道士来往，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请报批准。这些措施得以实行，对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事情往往都是物极必反，尽管姚崇宰相一心一意治政兴国，为开元盛世立下了不朽功勋。毕竟这触动和损害了朝廷各层官员的利益。姚崇仍然位高权重，正在处于权力的颠峰。但由于儿子的贪贿无为及诸方面的原因，姚崇清醒地审度时势，主动辞去了宰相职位。并荐举广州都督宋璟继任其位。玄宗皇帝同意了他的请辞和建议，还授予姚崇开府仪同之司。

虽然姚崇不再担任宰相，但有关军国要事，唐玄宗还是与其谋划，十分重视听取他的意见。姚崇一贯以天下为已任，他从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其一生多次被贬斥，仍然赤胆忠心，直谏敢言，实为一位德才兼备的名相。

开元五年(717)春，唐玄宗准备幸巡东都洛阳时，太庙却突然倒塌。皇上因此事问起身边的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的丧守没有满期，不可幸巡。宜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遣责。”唐玄宗便召见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道:“太庙大殿乃前秦苻坚所修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同，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幸巡东都已经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还主张重建太庙，同样准时东行幸巡，唐玄宗欣然同意。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姚崇在病危之际，他还嘱咐子孙不要迷信佛道，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迦之本法，为了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临终嘱咐不要厚葬:“吾身亡后，可睑以常服，四时之衣，备一副而已。”

唐玄宗对姚崇宰相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

位为帝之四辅

才为国之六翮

言为代之轨物

行为人之师表

卧龙姚建中

拜读学习。

姚孝中

死姚崇算计活张说（姚崇）

姚崇与张说同一时期担任唐玄宗李隆基的宰相，所谓同行如敌国，两位宰相常有明争暗斗，但姚崇常常得势，因多次攻击张说而获胜，所以张说深为痛恨姚崇。

姚崇在病重垂危时，告诫几位儿子说：“同僚张说与我不和，我们之间隔阂很深，
但他自小爱奢侈，尤其爱服饰玩物。待我死了以后，他会以同僚的身分来吊唁的，你们就把我平生的服饰玩物宝贝珍品都安放在灵堂帐前，无意让他看见。如果他对此不屑一顾，看来是凶多吉少，你们就马上安排好家事，恐怕将有灭门之灾。若他在观看，就不必害怕，暗中将这些东西全都送给他，请他为我写神道碑。待你们一拿到碑文，即刻誊写呈交皇上，并备好碑石，及时刻上文章。张说才思不及我敏捷，过几天肯定会后悔，如果他藉口要将文章修改来取回碑文，你们就给他看刻好了的碑石，并告诉他已将文章进呈皇上。”

姚崇去世后，张说果然来吊唁，在帐前，他三番几次地注目那些珍玩。姚崇的儿子们就按照父亲生前的教诫行事，一切顺利，没几天，张说就写好了神道碑文。张说所写的碑文叙述详尽，在当时可称最佳文章。几天后，张说果然以修改文章为由，派人前来取回文本。姚崇儿子领来人观看已刻好的碑石，并相告之文章已经呈进皇上。使者回去给张说复命，张说悔恨得连拍胸堂，叹道：“死姚崇还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方知自已的才能远远比不上他啊！”

*唐.郑处诲《明皇杂録》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