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5:45:04

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下载 (5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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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5:48:02

主要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下载 (5.12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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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5:51:31

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http://baike.baidu.com/view/267260.htm.原文地址.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5:57:21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5:59:37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6:01:43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6:10:59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时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200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6:21:13

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6:22:50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9-24 16:24:17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

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

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

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

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

和作用谈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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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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