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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九疑山“帝舜”庙地图【二】+ \/ ]5 e! a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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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地官司徒》:) e6 o7 F+ J. }0 k8 [! K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0 h( `% S, h; j0 x+ Y 《管子·地图篇》:
5 |7 ~( [) ]. T( N7 O# O, _ 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辕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I0 A' v( ~, e \& M7 [
《周礼》和《管子》二书大致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据上引二书所载,则战国时代地图的绘制,应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和《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讲到刘邦初人咸阳,萧何即收其律令图书藏之,刘邦因而得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这一段记载,是相符合的。但西晋初年裴秀在其所撰《禹贡地域图》的序里却又这么说:* t" V& K5 e* B* w) V( U1 s& b
今秘书院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
/ e g1 o+ `$ N5 \# B7 J 裴秀对汉代地图的评价很差。按常理汉代的地图不应比秦以前的差,那末究竟是《周礼》、《管子》的话对,还是裴秀的话对?过去我们看不到宋以前的地图实物,总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南宋以后的地图水平还不是很高,那末千年以前的汉代和千数百年以前的先秦的地图,当然只能更差,裴秀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周礼》、《管子》的话未免有些夸张失实。
3 X% x* Y! i- D' h! l 当我们把马王堆三号汉墓这幅图复原出来之后,才知道我们先前的想法并不正确,至少不完全正确。4 d" n" G2 P# ?+ [" s) E) @/ Y
图中已经有了统一的图例: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框表示。细而径直的线表示道路。粗细不等而有弯曲的线表示水道。山脉一般勾出逶迤转曲的两麓,中间加画横细线;遇大山则按山体勾出其盘亘范围,中间细线画成层层重叠状。居民点的注记都在符号(即方框或圆框)之内。水道的注记都在下游将近与他水会合处。道路和山脉都没有注记。
* G# X2 Z8 x" p. o: h+ H3 D 拿这种画法和传世的南宋以后古地图相比,显然决不能说处处赶不上后者,有些地方还要比后者强些。1 @% D3 s) N) {
山脉的画法特别值得赞赏。这种画法接近于现代的等高线法,要比宋以后直到明、清经常被采用的人字形画法或山水画中的峰峦那样的画法都强得多。居民点符号用方圆区别政区的等级,也一直沿用到近几十年前。地名注在符号即方回框之内,只要能够容纳得下,那就不比注在符号用方旁边坏。近代地图采用了小符号,才不得不把注记注在旁边,但居民点稠密处,很容易误读。居民点注记加方圆框而水道注记不加框,比之于阜昌《华夷图》和《禹迹圆》不分府州县山川一概只注记不用符号,南宋黄裳《地理图》凡有注记一概加框,不能不说是后出的宋图反而不如这幅汉初的图。$ i0 Y9 C- t* R6 Q. F7 ^
水道注记有一定的位置,更是一个显著的优点,连一般近代地图都未能办到这一点。道路除特殊情况外,本用不着标名。惟有山脉不标名这一点,是这幅图在图例方面一个重要缺点。可能有些山当时还没有名称,但已经命名的应占多数。图中竟连名见于《楚辞》、《山海经》相传为舜陵所在的九疑山也不标名,这是很不应该的。, E" u8 t8 M1 M* K5 H( E; h
九疑山南画着九条柱状物,柱后画有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据《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物夸大地画在地图上,这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并不足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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