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茂《舜帝之谜》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08:08

6、近年对九嶷山舜帝陵的祭祀活动

古代有“五礼”。吉礼是“五礼”之一，泛指祭祀之礼。在以礼治为本的中国古代，对祭礼是十分重视的。《礼记·祭统》云：“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是礼的发端，是“国之大事”。因此，吉礼被列为“五礼”之冠。中国历史上，吉礼作为一种祭礼，祭

祀的范围很广，包括上帝天神，日月星辰，山川林泽，社稷祖先等。

吉礼中的祭天地是指古代帝王定时举行的“封禅”仪式。所谓“封”，就是祭天；所谓“禅”，是祭地。《史记·封禅书》认为封禅产生于伏羲氏以前的无怀氏。古时的封禅大典要由帝王亲自主持，一般在泰山举行。在山顶或在山之阳设立的祭坛祭天，在山之阴祭地。祭坛广一丈二尺，高九尺。舜帝、秦始皇、汉武帝都在泰山主持过封禅。

吉礼中的祭祀宗庙其实就是祭祀先祖。古代祭祀先祖时其礼仪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例如周朝时，祭祀时先要卜筮选尸，尸为已故祖先的替身，通常由孙辈小儿扮充。祭男用男尸，祭女用女尸。宗庙祭祀时所用的礼器如鼎、尊等都被看得很重；祭祀用的食品也十分讲究，礼毕要分而食之，祭祀所用的三牲之肉要分给参加祭礼的宾客。天子、诸侯都立有祖庙，祖庙里供奉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神主。

此外，吉礼中还有祭祀日月星辰，祭祀社稷，以及民间流传的腊祭、伏祭等等。

舜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他开创了华夏道德文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最广，最合谐、最统一的诸侯国联盟的国家。舜帝的业绩，4000多年来一直为华夏子孙所颂扬。我们祭祀舜帝，实际上就是祭祀共同的祖先。从夏代开始，历经数千年，祭祀礼仪都十分讲究。例如，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就记载了祭祀舜帝陵庙的礼仪：“以二品至四品京堂官充使，以礼部、太常侍笔帖式赍御祭文、香帛，导以伞仗龙旗，诹日发京师······使至，各官朝服出郭跪迎。地方官恭奉御祭文、香帛安置龙亭内，迎至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拜首礼。择定祭期，使者前期致斋三日，地方官备鼓乐、仪仗，行一跪三拜首礼。迎龙亭至祭所，各官具吉服，行一跪三拜首礼。至其黎明，各官其集，行礼。”可见，对于祭祀的陈设、供品以及仪节仪程，都有严格规定。

九嶷山舜帝陵修复工作于1993年正式动工，至2000年完工，历时七年多。修复以后的2000年清明，宁远县人民政府组织社会各界公祭舜帝陵；同年九月九日，永州市人民政府组织全市社会各界公祭舜帝陵。自此，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一年一次。每次祭祀，其祭祀礼仪既尊重了传统，又融入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内容。以公元2001年的祭祀活动为例，其祭典仪程共有十五项：典礼开始，奏乐，主祭人登坛就位、主祭盥手，陪祭人登坛就位，鸣炮（21响），击鼓（34通），鸣钟（14响），献酒，主祭人敬酒，向舜帝像行礼，主祭人宣读祭文，焚帛书，献祭舞，献花篮，礼成谒陵。其中的鸣炮、击鼓、鸣钟、献酒等，都赋予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鸣炮21响，代表对舜帝的最高敬意；击鼓34通，代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对始祖舜帝的敬意；鸣钟14响，代表全世界14亿炎黄子孙的敬意；献酒则十分夸张地用八人抬一个硕大无朋的酒缸，酒缸里装载本地名酒“舜皇酒”，以表征事业之兴旺。另外，祭祀礼仪的起始时间选定为九时五十分，其意是崇敬舜帝是“九五至尊”；祭文既缅怀舜帝德行，又讴歌现代之辉煌成就，也祈盼国富民强，国泰民安。祭祀队伍还使用了五十六面幡旗以表征五十六个民族聚集在舜帝道德文化的旗帜下。谒陵的时候，谒陵者还自觉自愿地向舜帝铜像和陵十分虔诚地敬献香火。

祭祀活动绝对不是迷信活动。

《尚书·尧典》载：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其七政。肆类于上帝，烟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史籍记载了虞舜初登帝位，举行祭祀活动情况。舜举行祭祀活动是出于大自然崇拜，其目的在于“齐七政”，“祈求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地利人和，人民安康”，一句话归总：是为国祈安，为民祈福。

民间原汁原味的祭祀活动的意义在于尊敬先贤先祖；在于寄托美好愿望，祈求福祉，企盼永远地舜日尧天。因此，祭祀中使用了香火，应该理解为寄希望于传统美德的传承，其意为“香火传承道德文明，齐心建设和谐社会”。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08:32

7、2005年湖南省政府公祭舜帝陵

公祭舜帝，弘扬舜帝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公祭舜帝，弘扬舜帝精神，是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

通过祭舜，可以增强世界华人和睦团结的亲和力；可以增强全球华裔同祖连根的民族自豪感；可以增强海峡两岸同脉连宗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回归统一的紧迫感。

其次，公祭舜帝，弘扬舜帝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舜帝身体力行所创建的道德文化，数千年来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思想特质，对维护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来说，是一股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舜帝毕生所倡导的思想行为和道德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原动力。

再次，公祭舜帝必将推动湖南旅游经济快速发展。

通过公祭舜帝，可以不断提高九嶷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成为湖南南连粤桂、遥引港澳的区域性旅游观光度假中心，进而促进湖南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此，2005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祭祀中华道德文化始祖舜帝的活动——湖南省公祭舜帝大典在九嶷山隆重举行。祭舜大典由省人民政府主办，永州市人民政府和宁远县人民政府承办，省长周伯华主祭，常务副省长肖捷主持祭典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参加祭典。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主席陈守仁为大典发了贺电。

祭典活动以“尊祖爱国、传承文明、凝聚人心、促进发展”作为主题。

参加公祭舜帝活动的人员有国家领导人，国家有关部委，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领导和离退休老领导代表，部分省、市、自治区委、政府领导，港、澳、台及海外舜裔宗亲负责人，对舜帝陵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还有湖南省各界代表和各市、州、县领导，境内舜裔宗亲代表、经济、文化名人代表。新闻记者、永州市各界代表、宁远县各届代表、商贸旅游观光代表，以及参祭群众总共约10万人。

整个祭祀活动有七项议程。⑴湖南省公祭舜帝陵开始；⑵鸣

钟击鼓；⑶全体肃立；向舜帝行鞠躬礼；⑷公读祭文；⑸乐舞告祭；⑹敬献花篮；⑺謁陵。

上午九时，祭祀队伍越过玉带桥，顺着神道进入宽广的祭祀广场。九时五分，公祭舜帝大典开始，鸣炮九响，鸣金五记，表征舜帝为九五至尊；击鼓34通，表征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对人文始祖的共同敬仰与祭祀。全体主祭、参祭人员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舜帝像三鞠躬后，省长周伯华盥手、恭读祭文、焚帛书、敬香。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亦敬香寄托对舜帝道德文化传承不断的期盼。

其中的乐舞告祭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一个亮点。

告祭乐舞以《韶乐》的音律为主旋律，融入歌颂舜德的《卿云歌》以及舜帝亲创的忧国忧民心曲《南风歌》，营构起“萧韶九成，百兽率舞，凤凰来仪”的舞蹈氛围，表达出中华民族崇敬“德圣”“孝祖”舜帝，祈祷福庇，期盼舜日尧天永在的心境。

告祭乐舞分《萧韶引凤》、《卿云歌颂》、《南风祈福》三个乐章，总共十五分钟。参演演员670人。

随后，参加公祭大典的国家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湖南省省长周伯华，常务副省长肖捷，省人大原主任刘夫生，湖南省九嶷山舜帝陵基金会理事长、原省政协主席王克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石玉珍，省人大副主任唐之享，省政协副主席王汀明，湖南省军区副政委谢光豪等省领导，各市州、九嶷山舜帝陵基金会、舜文化研究会、境内外舜裔宗亲和社会各界代表、对舜帝陵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永州市和宁远县五大家向华夏人文始祖舜帝敬献了花篮。

近千人的庞大仪仗队和民俗文化表演队伍，给公祭大典增色不少。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09:09

8、近几年九嶷山祭舜的有关祭文

九嶷山舜帝陵修复以后，从2000年开始，恢复了对舜帝的祭祀活动。大的祭祀活动总共有四次：2000年9月9日，永州市市长刘爱才，率各界人士举行市祭；2004年（甲申年）9月25日，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主席陈守仁与湖南省九嶷山舜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王克英联合主祭舜帝陵；2005年9月15日（乙酉年），湖南省省长周伯华率全省各界，代表六千七百万人民公祭舜帝陵。2001年，2002年，2003年，宁远县人民政府都举行了祭舜典礼。

祭祀典礼中，祭文是务必要精心撰写的。祭文内容和文采都十分讲究。每次祭祀，各级的祭文都由懂历史，通古今的人执笔，官方把关。我们将2004年与2005年的祭文罗列。为帮助欣赏，特作了意译。

一、    甲申年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祭舜帝文

维西元二00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岁次甲申八月十二，世界舜裔宗亲联谊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陈守仁、副主席陈来金、陈捷中、暨全体常委，代表本会海内外舜裔，谨乙太牢、五谷、百果、美酒、香烛之仪，叩首拜祭于我祖帝舜有虞氏之陵曰：

伟哉神矣，德圣我皇！以孝立家，以德治邦。

推行五教，人伦大昌。道德文化，我祖首创。

颁刻五刑，慎法惟宽。法治文化，我祖肇端。

播时百谷，界定职壤。农耕文化，我祖彰扬。

治世清明，人和政安。政体文化，我祖凸显。

伟哉神矣，德圣我皇！孝冠今古，德侔地天。

呜呼始祖，九嶷崩葬。精魂栖此，万民敬仰。

我辈临祭，祈福久远。护佑胄裔，发达兴旺。

尚飨！



译文

伟大而神圣的舜帝，您以孝道立家，用德政治理天下；您身体力行创造了道德文化，毕生推行五常之教，使得人人都按道德行事；您颁布的刑罚重在教化，宽容待人，谨慎施行；您重视农耕，指导春播秋收，按照土壤的好坏确定纳税标准，弘扬了炎帝创造的农耕文化。您对于国家的治理和人民的管理井井有条，使得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伟大而神圣的舜帝啊，孝心和德行感天动地，堪为古今之范。尊敬的人文始祖啊，您勤民而死于九嶷山，把道德文明的精华，珍藏于灵山秀水，永远地受到世人的敬仰和崇拜。今天，作为你的后裔的我们，来九嶷山祭祀您，祈求您庇佑你的后裔们发达兴旺，永远幸福美满。

请舜帝享用我们的祭品吧。

   二、甲申年湖南省九嶷山舜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王克英祭舜帝文

维公元2004年9月25日，岁次甲申八月十二，湖南省九嶷山舜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王克英，副理事长王汀明、周昌贡、卢平、曾献兵、李建新，秘书长谭政暨全体理事，敬致祭于中华圣祖舜帝有虞氏之陵曰：

         伏惟舜帝，圣洁吾君。明德天下，启开文明。

         情感傲弟，孝动顽亲。又舍自我，礼让乡邻。

         继尧帝位，勤政为善。求贤辅己，竭诚纳谏。

         施行五教，德治甫建。颁布五刑，法治有宪。

         设定职官，政体规范。大同世界，上古伊甸！

         今逢盛世，百业蕃昌。举国奋进，共奔小康。

         拜竭陵前，思绪激扬。得帝灵气，催人图强。

         谨奉仪礼，以表衷肠。祈赐洪福，佑我家邦！

         尚飨！

译文

虔诚地祭祀思念舜帝，您是我们圣明贤达的君王。您开人类道德文明之先河，启迪普天下的人都惟德惟善。您用真情去感化骄奢傲慢的弟弟，用始终如一的孝心打动顽固愚昧的父亲和后母。您克己奉人，礼让乡邻，让耕地，让渔场。您继承尧的地位，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立诽谤之木以示纳谏。您毕生在国民中推行五常之教，使道德文明蔚然成风。您制定、颁布象刑，使以法治国有章可循。您重用贤人，科学地设定职官管理各方面事务，使得国家政体规范。您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合谐的国家政体，使社会大同，如同伊甸园。当今太平盛世，百业繁荣兴旺，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奋力拼搏，共同奔向小康社会。我们在先祖舜帝陵前拜竭，思绪激荡飞扬，感受舜帝您的灵气，催动我们奋发图强。我们谨慎地敬献礼仪，以表达我们对圣祖发自于内心的怀念与敬仰。祈望您赐予我们福祉，庇佑中华民族大家庭国富民强。

         三、乙酉年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周伯华祭舜帝文

维公元二00五年九月十五日，湖南省省长周伯华谨代表湖南省

人民政府暨湖南六千七百万人民敬致祭于中华圣祖舜有虞之灵曰：

伏惟舜帝，圣哉吾君。成一代之教化，启万古之文明。

父瞽嚚顽，未失晨昏之礼；弟象居傲，仍怀手足之情。

居妫汭而和宗亲，内存笃谨；耕历山而睦邻里，外德

芳馨。三十发于畎亩，辅君无爽；六十践于帝位，秉政

有方。举八恺与八元，国多贤哲；流四凶于四裔，民享

安康。五教昌明，德育由之兴盛；五刑清肃，法治因以

成章。设官定职，政体规整有范；制礼作乐，民风和乐

无央。奏《九韶》，歌《南风》，弹五弦，来凤凰。号大

同之世，称明德之邦。讵知驾巡南国，梦断苍梧；礼葬

九嶷，魂系潇湘。圣哉舜帝，其德周洽；伟哉舜帝，其

业辉煌。缅前贤之雅韵，谱当世之华章。忝一省之重托，

诚惶诚恐；兴三湘之伟业，亦豪亦状。视听唯民，清廉

是商。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行；夙夜匪懈，力求乘时

而上。奔小康而臻大同，安天心而顺民望。灵兮不昧，

鉴我赤诚，绵绵瓜瓞，万世齐昌。

尚飨！

译  文

神圣的舜帝，成就了世世代代的教化，开启了万古流传的文明。父亲目盲愚顽，早晚侍候，不失孝道；弟弟傲慢骄横，仍怀手足情谊。居住妫汭，与娥皇、女英善待亲朋，在历山开荒耕作，与邻里和睦相处，高尚的品德众口皆碑。三十岁崛起于平民匹夫，辅佐帝尧没有任何差错；六十岁践帝位，施政有方，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举贤任能，有如启用“八恺”“八元”，使得国家人才济济；将“四凶”流放边远之地，使百姓从此不受滋扰，安享太平。重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的五常之教，使道德文明从此兴盛。公布墨、宫、刖、劓、辟五种刑法为象刑，从此法律有规。明确各官职责，管理得以规范；定下礼乐之规，发明箫演奏《韶乐》，弹五弦琴以歌《南风》，引得凤凰来仪，人民和谐快乐，享受无尽。没料想老来南巡，驾崩苍梧，礼葬九嶷山，一缕英魂从此长留潇湘。

圣明而伟大的舜帝，德行广传，业绩辉煌。今天我们缅怀先贤，要谱写新时代的华彩乐章。我们深知责任重大，心难安然。我们立志兴三湘之伟业，为政清廉，锐意进取，顺应民意，决不懈怠；发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乘势而上，与全国一道，建成全面小康。祈愿舜帝英灵，明察我一片赤诚之心，庇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如日中天。

由几篇祭文可知，祭文以较重的篇幅缅怀舜德，最后表达为民祈福，佑家安邦的美好情怀。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09:56

9、《尚书》中关于舜的记载的可靠性

《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这是汉代立在学宫的五部经典。

《诗经》、《尚书》、《周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这是通行于唐文宗之前的九部经典，在九部经典之外再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就是通行于唐文宗之后的十二部经典。

《周易》、《尚书》、《诗经》、《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是由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圈定，经最高统治者首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十三部经典。

可见，《尚书》从汉到唐到宋始终是排行第二的、儒家所一致推崇的经典。

《淮南子》说：“仓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拾遗记》说：“轩辕始造书契，服冕垂衣。”《淮南子》和《拾遗记》都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文字了。据吴国祯所著《中国的传统》中推算，黄帝时代的字汇大约为800个。而公元前1500年的商代，字汇已达3000个。《尚书·多士》说：“惟殷商人，有册有典。”《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礼记·中庸》也说：“文武之证，布在方策。”有了文字以后，出于治国安民的需要，统治者将他们的政令及谈话，刻写在竹、木片上，用于宣传和保存。历史上留传下来的“简册”、“方策”，也就是中国古代流传最早的书，它是记载政令文字的竹、木片。

《尚书》就是一部记载官方文件的“简”、“策”的汇编。它是唐尧、虞舜、夏、商、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文献档卷，天字第一号的古老。据汉朝的方士说，最初档卷有三千多篇，后经孔子“断远取近”和以“可以为世法者”为原则，最后只保留了一百零二篇。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三代世表》都说孔子首先整理《尚书》；《汉书·艺文志》记载：“《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春秋说题词》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

《论衡·正说篇》云：“《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

《尚书》的精华最初出自历代史官之手，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部从尧至秦的光辉史册，它对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所发生的影响，对汉、唐各朝各代历史文化的滋润，再没有任何一部史册能与之匹敌。全书以《尧典》开篇，以《秦誓》殿后，上起尧、舜，下迄春秋前期，中间是夏、商、周三朝，跨越1600年时空，这恰恰是中华民族处在大灾变、大复兴、大冲撞、大融合的关键时期，这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创造活力最为旺盛，民族精神正在孕育和初生、逐渐成型的关键时期。

《尚书》被称之为天书，它是上世帝王经营世宇留下的遗书。历代学者都盛赞其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书。汉代学者郑玄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因此，从天子到布衣，《尚书》常常为皇帝与儒家聚而讲诵、研究。东汉时共一十四帝，除去在位不足一年的五帝，其余九帝全都研习《尚书》。《尚书》几乎成了汉时皇帝惟一的必修学科。两汉时期，因为研习《尚书》而官至三公九卿者不胜枚举。在东汉时，专门传授《古文尚书》的大师们，往往门徒盈百，多者达万人。

中国古代后来的皇帝往往效法先王。淳于越就曾经向秦始皇进谏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既然《尚书》是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帝王经营世宇所留下的遗迹，那么，它对后来的统治者来说在加强国家的管理、维护自身的统治、牢牢控制社会诸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作用和使用价值。正因为《尚书》在当时能满足社会政治生活之需，所以对《尚书》的学习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才得以在秦汉时广为流传。

秦、周以往，政学合一，所有史册典籍都密藏在官府里。一部《尚书》，天文、地理、祭祀、军旅、治政、官制、音律、历法、刑规、经济、文教、服饰都无所不及，经邦治世之术面面俱到，因此，周朝统治者一直把《尚书》作为培养士大夫的教科书。既然这教科书为周代所用，自然是用当时所存在的文字所书写，后世之人就把周朝的文字叫作古文。用周时文字所写的《尚书》就是“古文尚书”。

秦二世时，《尚书》博士伏生在楚、汉争战的几年曾将一部百篇《尚书》当命根子藏在老家墙壁里，可兵荒马乱之后伏生回到故里，发现百篇本《尚书》只剩了二十九篇。伏生抱残守缺，在齐、鲁之间授徒。到汉文帝时，伏生传授《尚书》已经四十八年。秦时书写文字为小篆，而汉时为隶字，为了教学方便，伏生就将《尚书》由古文转换成了改为汉代通行的隶字。后来，汉、魏学者就把伏生所传授的二十九篇《尚书》叫做“今文尚书”。

到汉武帝时，汉武帝的弟弟鲁恭王在拆除孔子当年授徒的厅堂时，在墙壁里发现一部用周朝文字写成的《尚书》。恭王将其交给博学多才的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孔安国是武帝时的《今文尚书》博士，他将从孔壁得到的《尚书》与伏生的《今文尚书》一一对照发现，除了文字不同，孔壁《尚书》一共有四十五篇。后来人就把出于孔壁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源头是一个，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

中国人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历史。如果说神话是古希腊艺术的前提和土壤，那么，历史就是中国人从事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武库。而最能体现中国人历史理念的古代经典就是《尚书》。鉴于《尚书》源于朝廷档卷，所以有关尧、舜的记载最为原始可信。对于舜帝的研究，我们一再引用《尚书》，一再推崇《尚书》，就是因为其史料可靠。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12:34

10、《山海经》怎样论述舜帝的葬所？

在中国古文化中，《山海经》为先秦古籍。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

《山海经》、《易经》、《黄帝内经》被称为上古三大奇书，而《山海经》又被视为古人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涉及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民俗、哲学、动物、矿物等各个领域，是一部貌似怪异玄奇，但却意蕴无穷的不朽名著。由于《山海经》成书早，图文并茂，有关资料、内容接近史实，因此，向来是学人所推崇的经典。

《山海经》记载的是距今约9000年至4000年间的上古图腾的珍贵史料，它以古代地理作为整体结构，在内容与地域上分为《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其《山经》按东、西、南、北、中和数字顺序又分为许多册。《山经》着重记录山川物产，奇珍异宝。《海经》、《荒经》侧重于风土人情国事。《海外经》和《大荒经》是写居于穷乡僻壤尚需开发之地的人群和少数民族群体。

《山海经》记述了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117个古国，内容十分丰富，涵盖面非常广泛，是一部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华夏文明的重要史籍。它不仅记述了伏羲族、炎帝族、黄帝族等民族团的世系，而且还记述了夏、商、周时期的史事，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创业宏图”。《山海经》里许许多多的珍贵图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珍藏在朝鲜国办中央图书馆的《天下图》、《天下地志》，就是根据古本《山海经》临摹的，它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舆地勘测的实录。

《山海经》自古令人叹服。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都来自《山海经》。虽说是传说，但是反映的却十分接近史实。例如《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夸父逐日的故事虽为神话，但它反映了原始社会久旱不雨时节，先民顽强执着地与天斗与地斗的自强不息精神。据研究，夸父也并不是神话人物，他是炎帝九世。夸父族的足迹遍布陕西、河南、山西、湖南、浙江、甘肃，甚至到达美洲地区。西汉孝武帝时，曾有异国人奉献了一只奇鸟，无人知其名，也不知如何喂养。后来，东方朔说出了奇鸟的名字和鸟喜欢吃的食物。孝武帝一试，果然如东方朔所言。孝武帝于是问东方朔：“你从何处得知”？东方朔说：“臣读过《山海经》，其中有关于这种鸟的知识。”帝大赞之，朝中上下争相阅读《山海经》。

对《山海经》的研究表明：在西班牙探险家哥仑布发现美洲大陆前几千年，中国人已经发现美洲和太平洋中现今的许多岛国。这正是《山海经》的伟大之处。

学者说：“《山海经》就是一部关于上古人类的历史书。”

上古史专家徐旭生说：“《大荒》各经，亦保存古代传说甚多。其真实价值决不在《禹贡》诸篇之下亦毫无疑问。”又说：“《山经》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相当可信之地理书。”又说：“此经经过如此不执成见、审慎谨严学者之整理，从史料观点来看，为我国有很高价值书之一，而有此等价值者，恐尚不及十部也。”

《山海经》中与舜帝葬地有关的记载有数处。

卷十《海内南经》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又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兕生活在帝舜墓葬的东边，湘水的南边。它的样子像牛，一身黑毛，只生一只角。

苍梧山，山的南边埋葬着帝舜，山的北边埋葬着帝丹朱。

卷十五《大荒南经》载：“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将它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在南海中有氾天山，赤水的尽头便在那儿。赤水的东边有苍梧之野，舜与他的儿子都葬在这里。

卷十八《海内经》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南方有一大片荒山叫苍梧丘，山下有大渊叫苍梧渊，苍梧渊中有座大山叫九疑山，帝舜便葬在这座山中。九嶷山在长沙零陵界内。

舜帝葬在九嶷山是由于南巡；其子商均葬在九嶷山是由于随父南巡；而帝尧的儿子葬在九嶷山的原因，《山海经白话全译》说丹朱是个不肖之子，骄奢淫逸，无恶不作，尧便率兵杀他。丹朱兵败，自悔有罪，投江而死。帝尧又同情他，允许他的妻子到南海生活，其子孙繁衍成了驩朱国。

《山海经》十分明确地界定了舜帝陵所在方位——南方、南海、湘水之南。

有人妄言：“司马迁虽为名人，在认定史料中，也应极为慎重，却以地理著作《山海经》中关于舜葬九嶷作为史实依据，乃至酿成千古之误。”我们姑且引用学者共同认知的结论正告妄言者：“《山海经》为阶级社会以前的记实之作，是一部含金量很高的百科全书。”这正如西汉刘秀《上山海经表》所说：《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13:04

11、《史记》怎样论述舜帝的葬所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伟大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史诗型文学名著，一向被学者列为最能代表历史文化的要籍。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永济仅隔一条黄河），其一生大抵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他之所以能成就《史记》，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家世和家庭使然。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谈是个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谙悉历史，在学术上也很有报负，早有修著一部史书的打算，但未能如愿。后身患重病。弥留之际，司马谈握住儿子的手，哭泣着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承父志，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来。三年以后，司马迁继任父职，当即开始搜集材料，作写作史书的准备。司马迁曾参加过订历，有历法方面的知识；平时关注社会的经济活动，留心人类的宗教行为；在政治上，见解独到；语言上训练有素；且有父亲留下的和国家文史馆的大量资料。

二是青壮年时代的漫游。司马迁不但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历史文献，而且在青壮年时代大的漫游就有三次。第一次漫游时在汉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借漫游之际，饱览名山大川，访问遗闻旧事，了解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状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足迹所至，遍及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必须指出的是，在湖南境内，司马迁把考察重点放在了汉元鼎六年所建的零陵郡境内的九嶷山。舜帝是司马迁最为崇拜的帝王，在《尚书》与《山海经》以及《五帝德》、《世本》等史籍中，司马迁知道了舜帝崩葬于九嶷山。但是，治学严谨的他不愿意人云亦云，他相信“眼见为实”，因此从长沙溯湘江而上，到了湘水与潇水的源头九嶷山。在九嶷山玉琯岩，司马迁亲眼得见了气势宏阔的舜帝陵庙，亲眼得见了民间祭祀不断，昼夜红烛高照香火缭绕的情景。同时，司马迁走访官方民间，与当地长老们交谈，对祭祀舜帝的历史都作了调查。他把调查到的生动的传说故事、民间的歌谣俚语、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历年祭舜的盛况，抚慰感化三苗的情景，一一作了详细记载。第二次，司马迁出仕为郎中时奉命出使今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区，长途跋涉中，收集了大量资料；第三次，其父随汉武帝东巡病于洛阳。司马迁从西南回朝，赶到洛阳见过重病的父亲，赶到山东复命。随汉武帝先东巡海上，而后封禅泰山，复至东海，沿海北上，经碣石山，至九原郡，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甘泉。这次出巡，司马迁对北部、东部作了实地考察。

三是遭李陵之祸。汉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而坦诚直言，惨受腐刑，从此怀抱孤愤，尚友古人，奋笔疾书。

公元前104年，离司马迁第一次漫游已经22年。他开始将积累下来的资料整理为书。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性完成的一部以人事为中心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从而确立了高踞正史的首席地位。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共计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史记》的写作意图如司马迁所概括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通过著作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和社会思想。

司马迁是个治学严谨求实的史学家，他以孔子作《春秋》期许，继承了古代良史“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精神，还历史本来面目。为了反映五帝时期的历史真实，司马迁在全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追根索踪，不放过任何有关五帝的资料。所幸后来在汉代石室金匮中发现了远古时候留下的谱牒和碟记。谱牒和碟记，是历代统治者的大事记，真实可靠，不容置疑。《五帝本纪》的写作，司马迁经过了近二十余年的考证，去伪存真，严谨判断，而后落笔结论。对于司马迁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他也绝不含糊，即使汉高祖刘邦，也如实地记载了他好逸恶劳，贪酒好色等无赖习气；而在《封禅书》里，他就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行为；《平淮书》则对汉武帝黩武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匈奴列传》、《大宛列传》、《佞幸列传》则揭露汉武帝所宠幸的权贵们的骄奢跋扈和贪婪无耻。

《史记》完全有资格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作为历史著作，它最为尊重历史事实，所以汉代的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父子以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称它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清代赵翼在其《廿二史剳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至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鲁迅则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虞舜的有关记载，既是取材于《尚书》、《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等史书，又经过了实地考察验证。司马迁撰史时“疑者阙之”，正如他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神农以前吾不知矣。”因此，他就不写五帝以前关于燧人、伏羲、神农三皇时代的事。在《五帝本纪》中，他对黄帝的葬地记载得很简单，对颛顼、帝喾、尧帝的葬地没有记述，而对舜帝的崩葬之地及其崩葬在九嶷山的原因记述得十分详尽，界定得十分清楚，犹如石板上钉钉，毫不含糊，其原因就在于对于舜帝他亲自考察的结果与手里的史籍一一吻合。因而其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结论无懈可击，历经数千年来盖无异议。稍有不谐之音也会不攻自破。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13:30

12、九嶷山舜帝陵中的古代祭碑

舜帝“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四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赞颂，得到人们的尊崇与祭祀。据考证，祭舜活动是中华民族认同共同祖先之肇始。自夏代开始，历朝历代帝王，原则上三年一小祭，五年一大祭，每逢国家大事必祭，从未间断。夏禹、秦始皇、汉武帝，都曾遥望九嶷山祭舜帝。秦汉以后，历经各朝各代，祭舜香火不断。并留有祭文和祭碑。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世界最早帛书地图中的九嶷山南画着九条柱状物，旁注“帝舜”二字，根据《水经注》：九嶷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的记载，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教授谭其骧考证：“这座建筑物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这九块石碑，当属汉代以前的祭碑。《水经注》系北魏郦道元著，既为水作注，又记录了不少汉魏间的碑刻。

岁月苍桑，历史变迁，几千年过去，过于久远的碑刻或风化，或失落，但是明、清祭文和祭碑保留至今的不少。其中明代谕祭15次，现保留有明太祖朱元璋亲制的御祭文；清时谕祭44次，现保留有祭碑30方，所有祭碑均刻有“谕祭”或“纶音”字样。其中尤以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属正楷谕祭文碑刻为书家珍品，弥足珍贵。另保留有民国时祭碑三方。

九嶷山舜帝陵至今保留的祭文祭碑有：

唐代有唐张湘州（湘州刺史张邵）祭虞帝文；

明朝从明太祖至崇祯，历经17代皇帝，除了洪熙、泰昌、天启、崇祯四帝祭文失考，其它各帝祭文都留存可考。计有明洪武四年，朱元璋祭舜帝文；永乐元年，遣翰林院编修杨溥祭舜帝陵文；宣德元年，遣翰林院编撰曾鹤龄致祭文；正统元年，遣行人司行人雷复致祭文；景泰元年，遣尚宝司卿朱礼致祭文；天顺元年，遣尚宝司卿凌信致祭文；成化元年，遣中书舍人解祯亮致祭文；宏治元年，遣中书舍人欧阳哲致祭文；正德元年，遣中书舍人于聪致祭文；嘉庆元年，遣翰林院编修尹襄致祭文；隆庆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王凝致祭文；万历元年，遣兵科给事中张楚城致祭文。

清人打自1644年入关，至1909年溥仪即位，历经顺治、康熙、

乾隆、雍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十个皇帝，除雍正时谕祭碑失落只保留有谕祭文外，其余九个皇帝都有谕祭碑保留于九嶷山舜帝陵。保留下来的祭文则十个皇帝均有，其中顺治八年，遣侍读学士白谦允致祭碑文；康熙时代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七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八年谕祭文共九篇；乾隆时代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四十五年、五十年、五十五年谕祭文共十篇；嘉庆时代元年、五年、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谕祭文共五篇；道光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年谕祭文共五篇；咸丰二年、十年谕祭文两篇；同治元年、十二年谕祭文两篇，光绪元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谕祭文共六篇；宣统元年谕祭文一篇；清朝谕祭舜帝可考的有四十四次，保留下来的祭文四十一篇，其中保留至今的祭碑尚有三十方，立于九嶷山舜帝陵碑廊中。

从明、清时期所留存下来的谕祭碑看，遣官祭祀的原因是：易位必告，即位必告，复储必告，平乱平叛必告，亦有祈万寿祈福祉晋徽号而遣官致祭的。足见舜帝是多么至高无上；足见舜文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民国时期，祭祀舜帝陵活动仍未间断。其保留下来的祭碑有三方。

九嶷山舜帝陵里保留下来的祭文、祭碑，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特选辑数篇。

一、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亲拟祭文遣国史院编修雷燧致祭，告易代。

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

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

民，今已四年矣。君生前世，作蒸民主，大德无穷，垂法至今，后人不

忘者，以其量同天地故也。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三千

余年，观于帝典，大哉圣德，非天者何？虽窃慕于心，奈禀性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仰惟圣谟，万世所法，特遣专官，祭祀修陵。圣灵不昧，

尚其鉴纳焉。尚飨！

二、康熙六年，遣宗人府丞高珩致祭，告亲政。

自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朕受天眷命，绍缵丕基。庶政方亲，前徽是景。明祀大典，亟宜肇修。敬遣专官，拜将牲帛，爰昭殷荐之忱，聿修尊崇之礼。伏维格歆，尚其鉴饗！

三、雍正元年，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金应璧致祭，告即位。

自古帝王，继天出治，建极绥猷，莫不泽被生民，仁周海宇。惟我皇考，峻德宏勋，比美前古，显谟承烈，垂裕后昆。朕以藐躬，缵膺大宝。兹当嗣位之始，宜修享祀之仪。特遣专官，虔申昭告。惟冀时和岁稔，物阜民安；淳风遍洽乎寰区，厚德长敷于率土。尚其歆格，鉴此精

诚！

四、道光九年，遣湖南镇筸镇总兵陈阶平致祭，告荡平回疆。

维帝王治奉三无，功彰九伐。诰兵戎而肄武，骏烈绥戡扬弧矢以宣威，鸿猷震叠。兹以凶酋剪灭，疆土盂安。昭耆定于极边，共觇一道同风之盛；缅声灵于列代，益著万方向化之庥。谨荐馨香，伏祈昭鉴！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14:09

13、关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

的解读

古代没有纸，记事于竹简上，编缀成册，后世人就把它称之为竹书。也称竹简书。《晋书·束皙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

《竹书纪年》就是指不凖盗墓所得的竹简，其内容共十二卷，起自黄帝，其记事下限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作者不详——即是说名不见经传。

应该肯定古本《竹书纪年》对于研究上古历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竹书·帝舜有虞氏》与《史记·五帝本纪》记事吻合处证明。

比如：《竹书·帝尧陶唐氏》载：“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帝位？’······众皆言于尧曰：‘有矝在民间，曰虞舜。’”《竹书·帝尧陶唐氏》载：“帝陟于陶，······虞宾三年，舜即天之之位。”《史记·尧典》亦对帝尧驾崩后舜为之守孝守忠三年才登临帝位记载得十分清楚明白。《竹书·帝舜有虞氏》载：“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史记·尧典》则对舜帝八十三岁时荐禹于天、九十三岁时让禹做摄政帝、自己南巡、以致崩于苍梧之野亦有详细记载。

但是，《竹书纪年》是否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作为国修史书，又比司马迁《史记》早200多年，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史记》和其它各种史书······被专家们作为校正史籍的样本”呢？我们认为此说未免太言过其实。

其一，国史编修的可信度，取决于谁让编和谁在编。因为主持编修者的知识是否渊博以及其治学的严谨程度，是决定书之价值的关键。从这方面来说，一个编《竹书》的名不见经传者与司马迁不能同日而语。司马迁为写《史记》，二十岁开始遍游南北名山大川，采访遗文逸事，考察古迹名胜，搜集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公元前108年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又遍阅皇家史馆藏书、档案；再加上其父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并为修史书积累了大量资料，传给司马迁。据此，《史记》岂会像自命不凡者说的那样一名不文？

其二，《竹书纪年》体例上是一部编年史书，但编年粗糙，疏漏颇多，记事并不严谨。《竹书》先说舜帝在位五十年，但却只记有十六年；在“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后的十八年，只记载了其中的六年，其中涉及舜帝的只有三年，即“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试问：这种极不完整的所谓编年体史籍就能“被专家们作为校正史籍的样本”么？再试问：舜帝既然在三十二年已经南巡，又怎能在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再者，倘若像有人说的，“陟”仅是指帝王之死，那么，对《竹书》所记载的“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和“五十年，帝陟”中的两个“陟”字如何理解？总不会让舜帝死两次吧。

其三，对于舜帝的年寿，司马迁将其认定为一百岁，其理由一是有《尚书》、《帝王世纪》等为据；二是根据中国古代“百年曰期颐”，意为长寿，所谓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舜“年百岁”，可能是实指，也可能不是实指，但是长寿是肯定了的。这样处理，人生百年，大家都能接受。《竹书·帝舜有虞氏》从“元年已未帝即位居冀”开始纪年，直至“五十年帝陟”，按照《竹书·帝尧陶唐氏》的从“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到“一百年帝陟于陶”的纪年规律可以推知：因为舜年五十做摄政帝，应视为舜元年，那么，“五十年帝陟”时则是一百岁，这就与司马迁所言舜寿年百岁相吻合。这也说明《竹书》与《史记》之编写年异源同，倘若像有人说的《竹书》说的是舜六十二岁践帝位为舜元年，那么，舜崩就是112岁，则《竹书》对于舜“三十二年，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后的纪年就是一笔既粗又不准确的糊涂账，只能说是作者凭空杜撰。可以推知这绝非是当年不準盗墓所得的《竹书》，而是伪作。

《竹书纪年》纵使作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比《史记》早了200年，但是也已经离舜帝时期隔了1800年。考证历史，从黄帝到尧舜，帝王经营上世纪的档案也莫过就留下了《尚书》中所有的。那么，《竹书》之编年，就只有依据早于他的《山海经》、《尚书》、《墨子》、《尸子》《孟子》等经、史。这些书，包括《竹书》，饱读经史的司马迁难道就没有读过？虽说《竹书》于公元279年出土，倘若真是一部重要史书，且是宫廷修制，又岂能只有孤本？以致司马迁都看不到。我们认为，对于古本《竹书》，司马迁肯定看到了，且对不适处作了修正。而后人杜撰的今本《竹书》，司马迁肯定没有看到。

诚然，任何经、史都可能存在不足。我们认为《竹书》与《史记》都是史书，其编写的材料来源都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编年体，一个是纪传体而已，因此，《竹书》所记“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而“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应是“三十三年后，舜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应是“三十九年，帝陟。”所谓“四十九年帝居鸣条”“五十年帝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刻意将《竹书》与《史记》对立，只会捧杀了《竹书》。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15:28

13、关于《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

的解读

古代没有纸，记事于竹简上，编缀成册，后世人就把它称之为竹书。也称竹简书。《晋书·束皙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云：“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

《竹书纪年》就是指不凖盗墓所得的竹简，其内容共十二卷，起自黄帝，其记事下限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作者不详——即是说名不见经传。

应该肯定古本《竹书纪年》对于研究上古历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从《竹书·帝舜有虞氏》与《史记·五帝本纪》记事吻合处证明。

比如：《竹书·帝尧陶唐氏》载：“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史记·五帝本纪》载：“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帝位？’······众皆言于尧曰：‘有矝在民间，曰虞舜。’”《竹书·帝尧陶唐氏》载：“帝陟于陶，······虞宾三年，舜即天之之位。”《史记·尧典》亦对帝尧驾崩后舜为之守孝守忠三年才登临帝位记载得十分清楚明白。《竹书·帝舜有虞氏》载：“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史记·尧典》则对舜帝八十三岁时荐禹于天、九十三岁时让禹做摄政帝、自己南巡、以致崩于苍梧之野亦有详细记载。

但是，《竹书纪年》是否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作为国修史书，又比司马迁《史记》早200多年，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史记》和其它各种史书······被专家们作为校正史籍的样本”呢？我们认为此说未免太言过其实。

其一，国史编修的可信度，取决于谁让编和谁在编。因为主持编修者的知识是否渊博以及其治学的严谨程度，是决定书之价值的关键。从这方面来说，一个编《竹书》的名不见经传者与司马迁不能同日而语。司马迁为写《史记》，二十岁开始遍游南北名山大川，采访遗文逸事，考察古迹名胜，搜集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公元前108年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又遍阅皇家史馆藏书、档案；再加上其父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并为修史书积累了大量资料，传给司马迁。据此，《史记》岂会像自命不凡者说的那样一名不文？

其二，《竹书纪年》体例上是一部编年史书，但编年粗糙，疏漏颇多，记事并不严谨。《竹书》先说舜帝在位五十年，但却只记有十六年；在“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后的十八年，只记载了其中的六年，其中涉及舜帝的只有三年，即“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试问：这种极不完整的所谓编年体史籍就能“被专家们作为校正史籍的样本”么？再试问：舜帝既然在三十二年已经南巡，又怎能在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这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再者，倘若像有人说的，“陟”仅是指帝王之死，那么，对《竹书》所记载的“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和“五十年，帝陟”中的两个“陟”字如何理解？总不会让舜帝死两次吧。

其三，对于舜帝的年寿，司马迁将其认定为一百岁，其理由一是有《尚书》、《帝王世纪》等为据；二是根据中国古代“百年曰期颐”，意为长寿，所谓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舜“年百岁”，可能是实指，也可能不是实指，但是长寿是肯定了的。这样处理，人生百年，大家都能接受。《竹书·帝舜有虞氏》从“元年已未帝即位居冀”开始纪年，直至“五十年帝陟”，按照《竹书·帝尧陶唐氏》的从“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到“一百年帝陟于陶”的纪年规律可以推知：因为舜年五十做摄政帝，应视为舜元年，那么，“五十年帝陟”时则是一百岁，这就与司马迁所言舜寿年百岁相吻合。这也说明《竹书》与《史记》之编写年异源同，倘若像有人说的《竹书》说的是舜六十二岁践帝位为舜元年，那么，舜崩就是112岁，则《竹书》对于舜“三十二年，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后的纪年就是一笔既粗又不准确的糊涂账，只能说是作者凭空杜撰。可以推知这绝非是当年不準盗墓所得的《竹书》，而是伪作。

《竹书纪年》纵使作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比《史记》早了200年，但是也已经离舜帝时期隔了1800年。考证历史，从黄帝到尧舜，帝王经营上世纪的档案也莫过就留下了《尚书》中所有的。那么，《竹书》之编年，就只有依据早于他的《山海经》、《尚书》、《墨子》、《尸子》《孟子》等经、史。这些书，包括《竹书》，饱读经史的司马迁难道就没有读过？虽说《竹书》于公元279年出土，倘若真是一部重要史书，且是宫廷修制，又岂能只有孤本？以致司马迁都看不到。我们认为，对于古本《竹书》，司马迁肯定看到了，且对不适处作了修正。而后人杜撰的今本《竹书》，司马迁肯定没有看到。

诚然，任何经、史都可能存在不足。我们认为《竹书》与《史记》都是史书，其编写的材料来源都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编年体，一个是纪传体而已，因此，《竹书》所记“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而“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应是“三十三年后，舜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应是“三十九年，帝陟。”所谓“四十九年帝居鸣条”“五十年帝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刻意将《竹书》与《史记》对立，只会捧杀了《竹书》。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4-2-17 10:17:31

14、鸣条在哪里？

关于舜的葬地在苍梧九嶷山，经过了三千年没有不谐之音。近年来，却有人提出舜帝葬地在山西运城鸣条岗，持此观点者仅根据《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就贸然下结论：孟子说舜卒于鸣条，而运城有个地方叫鸣条岗，所以舜的葬地就在山西运城。

我们权且把所有舜葬苍梧九嶷的观点都抛在一边，就认定孟子的说法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么，舜帝究竟是否葬在山西，就必须弄清“鸣条”究竟是否在山西。

我们不妨先从“鸣条”的原义作一番考证。

鸣条原义是指风吹树枝发声。《古文苑》汉董仲舒《雨苞对》：“太平之世，则风不鸣条。”也指因风作响的树枝；晋《陆士衡集六.猛虎行》：“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

后来，鸣条被引申为地名，但是其地所在，异说甚多，已难确指。事实上，今开封陈留、河南长垣、山西恒曲、以及湖南宁远，都有叫鸣条的，诸如鸣条岗、鸣条亭、鸣条陌、鸣条峰等。据清雷学淇考证后在《介庵经》中记载,地名叫鸣条的在清时至少有九处。因为此，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舜生诸冯（今山东省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郭沫若则在《中国史稿》中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卒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范文澜与郭沫若均说鸣条是在开封与封丘附近亦即古开封府陈留平邱之鸣条。

传说，舜帝南巡苍梧，因勤民而崩殂九嶷山三分石时，悲风骤起，满山遍野的树枝都呜呜泣泪，因而三分石又叫做鸣条峰，亦称舜峰。

《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史记·五帝本纪》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帝王世纪》说：舜“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

《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说：“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后育，娥皇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

四条引论，说明两个问题：其一、舜的葬地在苍梧九嶷山；其二，鸣条与苍梧山密不可分。

有鉴于此，刘俊男先生在《华夏上古史研究》一书中说：“诚然，有些地方有小地名叫鸣条，这是可能的，但舜葬之处则在苍梧明矣。按今本《竹书》，鸣条有苍梧山，则苍梧与鸣条是从属关系。”

“鸣条”还可能是个大的区域性地名。即是说，苍梧山在鸣条境内。

根据刘俊男先生之研究，“鸣条”即是“荆楚”。而古时的“荆楚”亦指楚国，其最早的疆域相当于古荆州地区。荆州为上古时候九州之一，《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事实上，舜时南疆已到交阯——五岭以南一带。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在古时十二州基础上设十三州时才增设交州，交阯才划入交州，首府即在广西苍梧县。据此知，鸣条应该是南国由荆山、衡山、直至五岭南的广大地区。就难怪《竹书》言“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了。苍梧山自古有之，决不可能是地处北国的中条山。而山西运城安邑的鸣条岗、开封陈留的鸣条亭、九嶷山里的鸣条峰等，莫过都是由鸣条原义引申出的小地名而已。

孟子所说的鸣条要则指的是大的区域性地名，位置在南国，苍梧山在其间；要则指的是九嶷山之鸣条峰；惟这样，其结论才与《竹书》中说的“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四十九年居于鸣条”以及诸本“正史”、“正经”乃至别史、杂史、野史、稗史相吻合。古往今来，找不出任何一部权威史书说过孟子所说之鸣条是指山西运城之鸣条岗、而苍梧山是指中条山的。

郑敦曜《舜葬苍梧考》说：“《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义疏：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今安邑有鸣条陌，陈留平丘有鸣条亭，与此记苍梧之说不合，欲与孟子之语为确，究不能定其为何处？······《路史》《竹书》皆言舜葬苍梧，太史公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归葬于零陵之九疑。《山海经》云：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县界。《纲鉴》注云：苍梧山亦名九疑，今道州宁远县。息凿齿云：虞舜葬零陵。《元和郡县志》云：九疑，舜之葬也。是舜葬于楚之道州九疑为甚。独《吕览》以为舜葬于纪城九疑山下，今淮安海州有苍梧山，义疏谓纪城九疑距安邑、陈留皆数千里，海州距陈留亦千余里，与鸣条亦不合，是其说误甚。夫古今地名同异，多不可考。苍梧之野，未言其野何名，今安邑、陈留、平丘之称鸣条者，已无一其处，或苍梧之野亦名鸣条。”

郑敦曜的这段话，全面地诠释了苍梧即九嶷山、苍梧九嶷山有鸣条。事实上，晋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所说舜“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早把鸣条、苍梧九嶷山、纪市均在零陵说得再明白不过。因而，孟子所说舜“卒于鸣条”，之鸣条，既不是山西运城之鸣条，也不是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说的今河南开封附近的鸣条，也不是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所说的今河南封丘东的鸣条，而是苍梧九疑山之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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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茂《舜帝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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