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研究辑存

闽南姚斌

姚崇唯物论思想之局限性
姚崇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鉴于其阶级性和时代性，其唯物论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
正如已故史学大师韩国磐先生在《隋唐五代史纲》中指出：“姚崇的反对天命和宗教迷信，同样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如他说到死者“若也有知”，这样的提法，就给惟神论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在肯定姚崇的主要方面时，同样也要看到他的错误和缺点。”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载：开元二年（715年）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
" ]( B$ F0 p; z+ J% E9 T        从史料可知，主管天文的太史令预测要日食，但这一天却没有发生。这本来是太史令预测日食失误，但姚崇却上表向皇帝祝贺，说是玄宗施行德政所致。这实际又陷入了“天人感应”的唯心论。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又载：开元二年八月，“乙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6 W0 z3 c: m8 K5 s        武则天时，女皇撰写《豫州鼎铭》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元降祉，方建隆基。”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为讨好玄宗，又献上《豫州鼎铭》，认为这是是唐玄宗当皇帝的冥符。这本是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姚崇却也认为“上玄降鉴，方建隆基”是授受天命的祥兆，并上《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表贺，表云：
“ 圣人启运，休兆必彰，故化马为龙，预流谣颂，秀为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见薛谦光所献东都鼎铭，大圣天后所制，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豫州处天下之中，所以远包四海。铭文独圣后所制，固必先感二仪，灵庆昭彰，旷绝今古。臣等忝陪近侍，喜万常情，请宣付史官，并颁示内外。”（见《全唐文》二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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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姚崇讨好玄宗的一面外，也显示了他唯物论思想的不彻底性。
        上属两件事，也受到了宋朝大史学家司马光的批评：“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所以，姚崇的唯物论思想有其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与其说姚崇的”唯物论思想“，不如说姚崇的唯物论思想之倾向更为贴切，更为符合实际。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当此之时，姚崇能有如此之卓见，对推动社会进步，毕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亦难能可贵，弥足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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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范文澜，唐代佛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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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姚学谋、杨超杰，洛阳龙门极南洞新考［J］洛阳，石窟寺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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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廉勤之节的唐宰相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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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 a1 z$ t% _    姚崇 (公元651～721年)，字元之。原籍江南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南），北魏时，其远祖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郡公姚仲和定居陕州硖石，至其父姚懿，已历八世，遂为陕州硖石（故里在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人。姚崇自幼怀“王佐”之志，少习武功，长乃折节读书，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武则天当政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时为夏官（兵部）郎中的姚崇“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深受女皇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相当于今国防部副部长）。不久，又迁风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担任了宰相。以后，宦海浮沉。睿宗朝，又担任中书令；玄宗朝再担任首席宰相（相当于今国务院总理），进封梁国公。位终开府仪同三司。
' f3 W6 [8 M. f8 N4 Y( T. [    姚崇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姚崇不但辅佐君主勤于政事，而且还积极倡导廉政，以身作则，因而名留青史。 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其为有唐一代四大贤相之一。伟人毛泽东在点评《新唐书·姚崇传》赞扬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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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倡导“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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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廉政勤政。开元初，为正官风，肃清唐中宗以来有些官吏为升官而投机钻营，投靠权贵，权钱交易，卖官买官，大受贿赂，偷安爵禄等不正之风，姚崇撰写了《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等文章，时称《五诫》，提出了为官者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这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体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廉政勤政主张。姚崇提出当官要“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应该“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从政为公还是为私这个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主张明确。他说：“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惟上之平。”强调为官者以身作则，要做老百姓的楷模。他特别要求官吏要象春秋时楚国的贤臣子罕辞玉一样，“以不贪为宝”，象汉代太尉杨震辞金一样， “以廉慎为师”，谢绝赠金，洁身自好。如果，“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就会象鱼贪食饵一样，“必曝其鳞”！没有好下场。号召仕大夫“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洞彻无瑕”，“诫往修来，慎终如初。”并要“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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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言传身教，一生不管是作地方官还是京官，都能做到廉政勤政。唐睿宗时，姚崇因反对权贵太平公主干政，被贬职到扬州大都督府任长史。扬州是唐朝最富庶的经济都市之一，但他在主政期间，公廉正己，一尘不染，政简条肃，轻谣薄赋。老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姚崇离职时，全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送行，痛苦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依依不舍地挡住道路不想让他离去。他所用的马鞭和马蹬都被老百姓截留下来，留做永久的纪念。后来，“截鞭留蹬”成了用来对离职清官表示挽留的成语。
    唐玄宗时姚崇为首辅，已年过六旬，还兼任兵部尚书，繁杂的庶务让他走路都急匆匆的，但他从不懈怠，兢兢业业。他历来十分简朴，“性不爱冠衣”，反对铺张浪费。开元初年，姚崇为首辅，对玄宗“屡以奢靡为诫”，玄宗遂下令销毁内宫金银玩器，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君臣大力倡导克勤克俭并以身作则，整个社会奢靡风俗得到有效控制，官风民风得到一定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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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刚直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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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初，姚崇为玄宗辅政，拨乱反正，任人为贤、量才授职，严格铨选制度。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不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714）闰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请求破格提拔其亲信王府录事（从九品上）阎楚珪为王府参军（正七品上）。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说，不算是大事情，玄宗满口承当。姚崇知道后就和同时任相的卢怀慎对玄宗说：“臣等认为，量材授官，职责应该属于朝廷主管部门。如果因为亲情之恩，陛下就随便赏赐升降官职，这不是重新又做起中宗朝滥封官员的旧事吗？请陛下取消成命。”于是，玄宗接受了姚崇等的意见，收回了诏书。自此之后，请谒不行，刹住了跑官要官的请托之风。
+ V7 ]( L$ u0 I1 g8 ?4 U2 K针对中宗以来滥封滥赏导致财政困难的弊病，姚崇建议唐玄宗不要随便赏赐爵禄和财物，并从自己做起，带头辞封。此时，玄宗为恩崇姚崇，“封梁国公，食邑三千户。”姚崇因国家困难，再三辞封，最后交还了原来因拥立中宗时旧封的二百户，象征性地接受了新封三千户中的一百户，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税赋。开元初，定策功臣、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刘幽求女儿出嫁。按照中宗以来形成的规矩，宰相儿女成婚，皇帝应该赐与一定数量的绢以示恩宠与祝贺。朝廷主管部门的官员“似举旧例赐物”，姚崇上奏说：“自中宗神龙年以来，宰相男女婚礼，皆得赐物，事出一时，不合著例，此后望停。”于是，玄宗就听从了姚崇的建议，废除了这个不合理的旧规矩。自此以后，朝廷上下官员利用婚丧嫁娶大肆请客送礼的风气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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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舍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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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年间，姚崇贵为堂堂首相宰相，竟没钱在长安城买一所府邸，在京城里没有私人居所。因其家居住在遥远的洛阳慈惠坊里，朝廷要长安在赐给他府第，都被婉言谢绝，平日寄居在长安城大宁坊里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
开元四年（716）九月，六十六岁的姚崇患疟疾在罔极寺卧床不起。朝廷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协助姚崇处理国事。源乾曜每奏事符合玄宗心意的，玄宗就说：“这是姚崇谋划的吧？”如果不称玄宗心意的，玄宗常说：“你为什么不和姚相商议呢？”源乾曜就谢罪称是。这样，国家每有政事不决，玄宗就常常使源乾曜到罔极寺找姚崇商议。后来，源乾曜因为来往不便，就上奏玄宗说：“姚崇气力虚弱，不能行步，伏以军马事切，欲得与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馆，特许家人视疾。”玄宗同意了，但姚崇知道后却不同意入住。他认为，四方馆华丽高大，且藏有簿籍文书，是朝廷官员办公的场所，不是病人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就一再推辞。玄宗感动地说：“朝廷设立四方馆，为的是方便官员办公。使姚爱卿居住，也是为国家社稷。朕恨不能让姚爱卿住到皇宫中来，许多大臣都巴不得住进宫廷里，他为什么却非要推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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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私子过

- V  I8 h( C# T/ T    姚崇不但自己勤政廉政，还严格要求子女，发现问题从不护短。开元二年（714），吏部尚书魏知古到东都洛阳选拨官员。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父亲早年有德于魏知古，就招权相托。魏知古回朝后，报告了玄宗。一天，玄宗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问姚崇：“爱卿的儿子才德如何呀？现在做什么官呀？”姚崇坦率地答道：“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多欲望而少谨慎。这次朝廷在东都选官，他们必定会找魏知古走后门。但臣现在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情况。”玄宗本来想姚崇会掩饰、包庇自己的儿子的错误。当听到姚崇的回答后，就很高兴地继续问：“你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呢？”姚崇答道：“魏知古做小吏时，是臣举荐提拔了他，以至于后来做了朝廷大臣。臣子很愚蠢，以为魏知古出于报答臣举荐之恩德，必定会满足他们走后门的欲望。”玄宗听后，倒觉得魏知古有点忘恩负义，对不起姚崇。就想罢免魏知古的官职。姚崇坚持请求道：“臣的儿子不成体统，扰乱了陛下之法，陛下不追究，已是大幸了。如果由于臣的原因而排斥魏知古，天下人必定认为陛下偏爱于臣，而连累了陛下的圣政啊！”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就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姚崇一辈子保持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去世前，他“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以免子孙为财产闹纠纷。他还郑重立下遗令，不准子孙为自己厚葬。他列举历代圣人薄葬的事迹教育子孙，批评厚葬之家使“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实在令人痛心。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还告诫子孙不要崇佛敬道，不要抄经写像，死后入棺只许穿平常的衣服：“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千百年来，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教育后代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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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姚崇
  a' S6 }/ ?" ]+ x  U: w$ A9 \                         ——兼议武则天选用贤才及对开元盛世的影响
  
" ^3 u4 B; F2 G4 H5 F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位其间，善于发现人才，大胆启用人才，“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1）唐代大政治家姚崇就是当时被武则天启用的英贤之一。姚崇在平息契丹叛乱中处理军务表现出色，武则天“甚奇之”，破格拔擢而委以重任。姚崇竭尽忠诚，改革弊政，在稳定政局、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等方面均有建树，成为武则天后期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君臣相互信任，和谐相处。武则天作为文坛高手，提倡每遇朝会，不可无诗；姚崇以文华著名，下笔成章，颇善吟咏；君臣二人赋诗唱和，俨然诗友。武则天被逼宫退位时，姚崇公开悲泣对其寄以同情。可以说，姚崇后来成为开元名相与武则天的发现、重用和培养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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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则天慧眼识人，拔擢姚崇，并委以重任

: o, X4 _2 ?' d8 u+ o    姚崇（公元651～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属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人。其父姚懿，早年佐唐有功，高宗龙朔初年任嶲州都督，树功于边疆。后没于任所时，姚崇方十二岁。他少习武功，长攻儒学。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被举荐为孝敬挽郎，但他并不满足以这种方式入仕，而是继续刻苦攻读，二十七岁又参加制举应试，中下笔成章科，先后任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郑州（治今河南郑州市）司仓参军达十三年。
9 v) K8 W8 a. S7 Z* v6 `0 x. G( d    天授年间，正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年代，她一方面残酷地打击、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和元旧大臣，一方面又选拔了一批有才华的新人到新朝任职。就在这种背景下，姚崇来到神都洛阳担任了司刑寺的司刑丞，“执法无颇，全活者众。”（2）后又担任夏官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5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以武周政府不赈灾、抚恤为由，起兵造反，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又连连击败了朝廷派来的围剿大军，挥师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市西南部）。河北各州县纷纷告急，平息契丹叛乱成了武周朝廷的头等要务。夏官衙门是军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剧。这使参与平叛谋划47岁的夏官郎中姚崇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的手中，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史载，其“剖析如流，皆有条贯。”（3）武则天历来重视贤才。此时，当她发现才干超群的姚崇，非常惊喜，就破格提拔他作了夏官侍郎（正四品下）。姚崇得到重用，更加勤勉用事，他参谋中枢，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终于神功元年（公元679年）七月，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姚崇的忠直和干练，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和赏识，因此，他的职位不断得到提升。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十月，在内史狄仁杰的推荐下，姚崇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进入宰相之列。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三月，被任命为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入值中书；六月，又升任为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