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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研究的开拓者--访姚汉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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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y5 B4 D5 Q) V) }0 g4 `2005年6月16日 4 S% W( h5 |)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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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b* Q6 X: Z+ ~5 H v 访问学者,我总不免有几分拘谨,担心提问幼稚,会被对方视为无知而不屑深谈;若自己偶有一管之见,则又易被认为狂妄而惹人生厌。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在今年(1986年)春雪消融的一个晴朗日子里,我鼓足勇气敲开了姚汉源教授家的门。
7 W6 ^( x& ?) R2 ~ 走进客厅,我仿佛置身于一间旧书店。四周的书橱上各类图书杂陈,既有古版的线装书,也有精装的外文书,墙角里堆放着厚厚的一摞报纸杂志,窗前书桌上是一摊凌乱的文稿。斗室中除书报外别无壁饰,足见主人是一位书癖。当时姚老正伏案奋笔疾书,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审订有关水利史条目。先生今年(1986年)已74岁,鹤发童颜,身板硬朗,笑容可掬,平易近人。一种安适之感驱走了我多余的顾虑,紧张心情也逐渐消失了。0 y8 k, r1 C* O$ n2 P5 D3 k
我想了解的是,研究历史与现代水利科学技术有什么联系?为什么姚先生选择了这条冷僻而艰巨的道路?
0 { a' q/ T- K0 m2 u) ] 姚老笑了。他说:“学点历史,可以温故知新,开阔眼界,使人明智”先生从小就酷爱历史,对祖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环境的熏陶,早在中学时代,就已通读了《资治通鉴》《九朝纪事本末》等大量史籍,为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姚老是山东巨野人,家乡距黄河不远,黄河的水既哺育他成长,也使他遭受到洪水横溢之苦,因而对黄河的历史与现状极其关注。193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的虽是土木系,但却志在水利。毕业的前一年,清华校刊上发表了他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黄河旧账翻检》。他认为,只有深入研究黄河的变迁与治理,才能办好黄河的事情。应该从几千年水利兴衰中,总结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取得启示,使今后少走弯路。6 n8 H' K: v- ^% t2 N
先生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少知识分子心情苦闷,向往西方科学技术。当时,有一位亲戚愿意资助先生出国深造,他婉言拒绝了。他是这样想的:“既然自己的理想与志向是研究中国水利史,相对来说,西方各国,或历史较短,或水利问题简单,或历史资料积累较少,只算是小国寡民。反之,我国疆域广阔,自然条件复杂,河流湖泊众多,历史悠久,且有丰富的水利史料。应该进行必要的水利史研究,从中寻求发展的规律性,以解决我国特有的水利问题”。抱定这样的决心,先生辗转于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任教,纵然生活飘泊无定,但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一直从事于系统地搜集整理有关水利史料,并从这些历史信息中探索其内在联系。八年抗战结束,一些远渡重洋的学子纷纷归来,有的人竟在镀金招牌下声价十倍,得到了高官厚禄,而姚先生则依然是百衲青衫,艰难地走着自己选定的坎坷道路。不过就学识而言,这时他已成为真正的富有者了。
, a9 F! W1 U7 U/ W 新中国成立后,姚汉源教授于1953年担任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教务长。在繁重的教务工作中,他仍然不改初衷,每当夜深人静时,仍习惯地埋头伏案,精心选择水利史料,进行分析评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整理出了一部约60万字的《中国水利技术史讲义》纲要。直到1962年,他才正式招收研究生,开始讲授中国水利史。/ b: s$ C( w' |6 s
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当时由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由于生搬硬套苏联河流的规划方案,忽视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以致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成了致命问题。一时间,人们把黄河泥沙当作罪魁祸首。姚汉源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提交了一篇《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的论文。他运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指出三门峡水库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重视黄河史的研究,没有把泥沙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他还进一步从历史角度,提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治水不能单从水着眼,有时应从泥沙着眼,甚至应以治沙为主,变沙害为沙利。% U% z* k9 r, Z( i! x. o% A
姚老认为,埃及的尼罗河,下游淤灌形成大片肥沃土地,成为埃及发达最早的农业基地。黄河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就挟带大量泥沙,使下游淤积成广大平原,成为我国古代农业主要的发展地区。这说明中下游成为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与泥沙有直接关系的。淤灌起源于古代。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修建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就是引含沙量大的泾河水淤灌。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修的白渠,也是用浊水淤灌,当时民歌云:“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说明不但引浊水灌溉,也利用泥沙肥田。北宋熙宁年间,搞过空前的小放淤,短短几年内,淤地5万顷以上。明清时期,采用放淤固堤、束水攻沙、散水匀沙等措施治河,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一般人习惯于把泥沙看成是害,千方百计地排沙、除沙,这是个对泥沙利弊的认识问题。其实,北宋的王沿早已说过:“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者尔”!
; g; T ], [9 ]; n# m0 W4 K+ p 姚老论证,给人以新的启迪,引起了水利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并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曾特意向周恩来总理推荐过这篇论文。姚老始终认为,泥沙是治黄的症结,前人已有治沙的丰富实践,我们应该总结其经验教训。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如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泥沙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 x! o# Y7 j$ \" k' S" M
姚先生告诉我,早在1965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佐藤武敏等人,就组成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二十年来,他们出版了《宋代黄河史研究》《清代水利史研究》等十几种专著,深受学术界重视。先生不胜感慨地说:“发掘祖国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如果我们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对子孙”!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策下,姚老积极倡议,并经有关部门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1982年4月,"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终于在著名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诞生了。姚汉源教授在这次成立大会上,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从此,水利史研究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n0 n. H. ]) P+ e' a( m 谈到都江堰,姚老顺便借此举例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我们现在兴建的水工建筑物多为闸坝,都江堰并非闸坝,可它却能历时两千多年而不衰,这必然有其内在的规律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吗”?是的,任何一门科学技术,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如果认识到了其中的规律性,就可以用来指导实践,水利史研究也不例外。不过,研究水利史并非易事,没有"面壁十年"的苦功夫,是难得有什么成就的。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水利史研究尚在探索之中。选学这门专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能不能甘愿做一个牺牲者?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决心”。
- k7 @: V3 T# z) u V 窥探历史的奥秘,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必须有渊博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细的思维作基础,还得有坚强的毅力。近年来,姚老的书橱上增添了几部中国水利发展史的著作:《中国水利史稿》(分上中下三册)、《长江水利史略》、《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论文集水利史专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等。这几部陆续出版的新书,主要审稿人就是姚汉源教授。他还与其他同志合作,翻译出版约50万多万字的美国C·H·佩尔主编的《喷灌》一书。此外,他还曾撰写了《鄂君启节考释》《左传地名考释》《二千七百年来黄河下游历史真相的概述》等重要论文,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一些见解。目前,他又选择了一个与现代水利建设和研究关系密切的课题,正在撰写《京杭运河工程技术史》。这对“南水北调”的东线方案工程,无疑会提供重要的借鉴。去年(1985年)《红旗》杂志第11期的《历史与认识》一文中提到:“研究现代水利工程的姚汉源教授,以大半生的精力在中国水利史这个领域里探索,从而对现代水利建设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创造性的见解。”我以为这个评价对姚老来说是恰当的。" m* W9 k5 R1 L/ K
先生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倾注心血钻研中国水利史,终于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垂暮之年,他更感到时间的紧迫与可贵。当我问到他怎样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时,他毫不踌躇地说:“前面的路还长得很哩!年纪老了,身体差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余热也应发光,给四化建设添上一砖一瓦。我的打算,一是写点书,以历史上水利工程技术作为研究的重点;二是培养人,打算申请带几名博士研究生,我最大的期望,是接班的年轻人能取得更多的成就!”
U+ l0 j, z6 |4 ~" o姚老的一席话,引起了我的沉思。执著地追求目标,年老而不失朝气,这不正是先生的主要特点吗?我对水利史研究知之甚少,但我已经理解,这是一条很难开拓的道路,同时获悉,走向这条道路的队伍正日益壮大起来。鲁迅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可以认为,姚先生就是这样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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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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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水利》1986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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