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姚文宇与“姚门教”（一） ——凌功

姚紫洪

家庭发生劫难後，家人是四处逃生。大夫人夏氏带领一帮人逃到了福建政和县的“西表村”（此村原名“山表”）。不久，她的追随者陈普想、刘普就之流一班人竟欺她是个女流，不听她的指使，说是：“吾师既以归天，香信无人可掌。”“竟将三乘封止，另出机关，名曰：‘直指’。”即另外组成一派叫做“直指派”来。之後，夏氏就一直受到“直指派”的控制。行动得不到自由。甚至在家难平静了之後也还是回不了家。她没有亲生子，养子又不肖，自将其逐出家门後，未再收养义子，故她没有後裔（21）。後来就寡身一人度世。最後於清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六月初三日在避难地“归天”。享寿六十九岁。灵柩未回老家，就埋葬在西表村（22）。
二夫人周氏抱着幼子，带着一帮人是避难福建政和县的“前山”。她得知大奶奶“被直指所霸焉。”乃事态严重，遂於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召集乃夫信徒多人於前山计议，当众宣读祖师遗言，树立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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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浙南一带的局势很不平静。大、小军阀在抢占地盘，更有南明势力的反搏。庆元城在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和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间，分别两次遭遇南明军队的攻城厮杀。可谓是庆元县在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一次兵祸。足见当时很不太平。于是，“周奶奶”就一直避难在“前山”。待到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四方平定，豪恶敛踪（23）”之后，方才“回堂”、返归故里。甫归家，就急於做两件事：其一是“延请地师”为乃夫择地建墓安葬。其二是将被杨鼎卿破坏了的故居老宅以作修复。坟墓建筑在“镜山”的最中心地带。规模宏大，建制精致。兼铺筑一条石头路直至山麓。墓地下还附建寺庙一座。工程总费时三年多。以顺治十年（癸巳•1653年）八月初十日酉时，将乃夫葬於镜山之阳（24）。重新兴建房舍仍是在旧址进行，滨“松源河”而建。即所谓“建造楼臺五叠，曲径数湾”，成了一处建筑群了。主楼坐南朝北，面对“镜山”的姚文宇墓地，每日可登楼隔河远瞻，故雅称为“望夫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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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五月十七日，二夫人周氏在故里“归天”。得年五十七岁。子姚铎将她埋葬在“望夫楼”西侧之“百花亭”地段（26）。周夫人是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以少女成为名人少妇之後不久，旋遭家庭变故。在家难当头之际，她“智而且才（27）”地处理事务。在事态发展到紧急关头，能果断行事，以得到挽救局面的结果。她虽曾“流离困苦（28）”地度日，但终能以东山再起地达到中兴。在“姚门教”的发展中，起着承先启後的作用。她是该教门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大约是受到《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中姚文宇临难、告别家小时，有“留此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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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诸佛〔栽〕（裁）根耳！”之言的误导，後来有的资料都说是姚文宇之子姚铎继承了乃翁的教权而成了“龙华会”（即“姚门教”）的教主。还说是姚铎在康熙初年就“举家迁至温州永嘉县（29）”云云。更甚者是将“姚铎”竟错成了“姚绎”，把他的曾孙说成是他的儿子（30）。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姚铎少孤，赖寡母抚育成人，以一介书生处世。他坐寒窗，攻经史；赴科举，取功名。後名震儒林，功垂梓里。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热心公益事业，献身地方建设。更以投笔从戎、跃马疆场为己任。刚逾而立之年，则事事已累累。其稳步正道尚且少暇，又何能偷闲以履迹江湖？故说他参与教务之说不可信。至于有的文献中有他的“相公法名”之记载，其实那是其後人为了该教复兴的需要，尤其是依其教主“以家治道，以道治国”的教义，在教内实行封建家长制的需要而强行地将他的名声拖入教内而已。也就是说，他身未参与而名被人利用，被棒上了名誉的座位。成了“名誉人物”。做了个“姚门教”的“名誉相公”而已（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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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秉承了“姚门教”的教权而成了“相公”的是姚文宇的两个孙儿，即姚铎的儿子姚轼（字“景瞻”，法名“普高”）和姚辙（字“景由”，法名“普宗”）。他俩人一个“兴东欧之行（32）”，一个“栖建安而居（33）”。致力教务，确实继承了乃祖的衣钵。他俩对于“姚门教”的传播很有能力和影响。尤其是姚辙，他的社会活动力较乃兄要强得多。他存远志、广交游，“纵迹所至，悉把酒赋诗，临景舒怀。”以至“闽中巨乡，豫章达士，金陵骚客，罔不识松源有姚公也。（34）”。从目前在姚氏家族的墓葬群里发现了许多姚轼的後裔之坟墓，而未发现姚轼本人的坟墓来看，可以证实他在迁居永嘉後，就确实没有再返回故乡。最终老死於他乡。但他的後裔却依然有着许多人继续在故乡衍生。其中包括後来乾隆年间在京任过“军几处”的“汉军几章京”的姚梁，他的少年时期也还是在老家度过的（35）。即使是姚梁的嫂子、姚宋的夫人季氏，也还是本县黄坛村季氏人家的女儿。看来，姚轼的後裔是作逐渐外迁的，只是到了清代道、咸年间才迁之至尽。如今，在庆元居住的姚文宇後裔中，就真的没有姚轼的後人了。与姚轼不同的是姚辙，目前在故乡也没有发现姚辙和他的续娶夫人之坟墓，可见他也是老死他乡的，可是，他的後裔除小部分外迁之外，其馀的大多定居家乡。目前还有三百馀口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其长子姚家震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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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宇的後裔逐代频频外出传教，在他们的鼓舞和诱导下，社会低层贫苦民众为了摆脱痛苦，听其所惑而大量地加入了其组织，致使这门被视为邪教，而频受打击的民间秘密宗教，却偏偏得以壮大和年久不衰。于是，在社会活动时，就每每酿成一些历史事件来，给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那场福建建安“老官斋教起义”和浙江鄞县“龙华会教案”事件等，就是“姚门教”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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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正月，建安、瓯宁两县的“老官斋教”举行了一次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行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年）十一月十五日，“遗立村”的“老官斋教”“斋堂”在搞其宗教活动时，因事属“邪教”活动，故该乡乡长即向瓯宁县署报告，该县知县得知後，即派县丞带兵前去干涉，并当场拘捕了五个为首的教徒。这事引起了众多教徒的不满。他们集议，打算劫狱。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在女首领“普少”带领下，聚集了千馀人，各执鸟枪、短枪、腰刀、叉械等物，分为三队，向建宁府进攻。事件旋遭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处死及受刑者数百人（36）。闽浙总督咯尔吉善在办理此案中发现该案与“浙江庆元县姚姓”有关，于是，就拘捕了在福建活动的姚必起和姚家震。俩人均受到了处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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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间，鄞县一带的“龙华会”之组织和活动大炽。地方官出来干涉。拘捕了多人。他们供出是发自温州永嘉县的老“祖堂”的姚姓子孙姚必彪等人。于是，杭州知府吴作哲即派人前去查拿。最後查明姚必彪等人俱已“去邪归正”，遂派人前往庆元县搜查姚文宇祖居各家及姚文宇坟前庙宇（38）。于是，“望夫楼”建筑群又一次受到冲击。而姚文宇坟前的庙宇也毁之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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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教之类民间秘密宗教，由于“它们的组织、信仰、活动同封建统治阶级及维护这统治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因此被视为‘邪教’（39）”而频受统治阶级的取缔和打击（40）。“姚门教”当然也不例外。在後来“姚门教案”频频发生之际，清政府对姚文宇之後裔总是每每加以压制和迫害。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甚至连心身都受到侮辱。相传每次派员来查抄信物时，姚家家人不分男女都得“赤身点卯”，接受搜查。然而每次的搜查总都是空手而去。于是，上官总是怪责办事人员不得力，不负责。甚至有认为其根本未到庆元云云。某一次，一位受过责备的差官来到姚家，适逢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名“娇珠”）坐在门槛上玩，在问清是某“相公”之女之後，差官二话不说，就抽刀将这女孩的耳朵割下而去，以作为到过庆元搜查的证据。可见，姚家之人，苦不堪言。据说曾经有位“相公”决定抛弃这门传教的生涯，他竟将用以作传教的信物——“照魔镜”和“方天印”等统统沉入“石龙潭”底。以示洗手不干了。于是有人说，正统的“姚门教”早已失传了。
虽然遭受了打击，但“姚门教”却依然在发展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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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南一带，以姚轼最先在永嘉县创建的“老祖堂”为中心向四边发展，其主要力量是向北渗透。在当地的影响力较小。但当然也还生存着和延续着。比如，青田县的“姚门教”残余势力，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有死灰复燃之势。後以受取缔而告终。
- f5 w! L: M: M' {3 W; O! ~$ r浙北方向主要是姚轼的後裔之势力范围。其活动区域多在宁波一带。虽然经过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年）的鄞县“龙华会”教案之後，姚家子孙大都隐处蛰居，但仍有人暗中传教不止。清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年），官方又查获姚瀛松、姚汉楫及其弟子在金华、湖州、严州、杭州等地活动（41）。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年），姚汉楫之弟姚海渣（42）在旧货摊上买回《传灯蜡敕单》等资料，他就自刻“太上正宗”和“太上心宗”两颗图章，又开始传教。後来，姚海渣还将教务传授给了其侄姚秉信。虽然在该地区的“姚门教”一时还能得以逐代相传，但致终终以绝其迹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