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被尘封的文学巨匠

姚立行

重估被尘封的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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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姚燧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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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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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查洪德先生整理的《姚燧集》，查先生在该书卷首撰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作为前言，客观评价了姚燧文章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地位，并从“人格光芒与文章光辉”、“以信史之笔展示宋元之际历史图卷”、“学以资文”、“破体求新”、“以传奇为传记”、“正中见奇”等六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述。现上传该文电子版，以便深入了解这位杰出的先贤。由于该版电子输入和繁简转换的谬差尚未校正，烦请宗亲对外引用之时核对书本为盼。

5 r6 @& I! X9 r3 V$ N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家。今天的读者对他不是很了解了，但自元至清，人们对姚燧的人品与文品都很推崇。姚燧现存《牧庵集》三十六卷，为清代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四库全书纲目》提要对其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说：

“张养浩作是集序，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纪律惟意，如古劲将帅市人站，鼓行六合，无敌不北。】柳贯作燧謚议，称其【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其浮靡，一返古辙。而铭、志、箴、颂，雄伟光洁，家传人诵，莫得而掩。】虽不免同时推奖之词，然宋濂撰《元史》，称其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历，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国初黄宗义选《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则皆异代论定。燧之文品亦可概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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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元代诗文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进入新世纪更是如此。姚燧作为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家，必然进入越来越多读者的视野。了解元代诗文，了解姚燧，可能成为更多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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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阅读姚燧诗文，不仅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文章家而且会促使我们重新评价元代诗文。我们以往接受的对于元代诗文的评价，多是否定性的。而这些否定性的意见，如说元代诗文不能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缺乏批判精神等等，在我们阅读了姚燧的文章以后，就会感到它是没有根据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

& O3 H; \7 z* _7 i7 W8 ^像姚燧这样的人，在他生活之当世，声名之着，为一代之最，今天却知之者甚少。对于这样的文学家一般读者总是希望在具体认识他之前，先得到一个文学成就的基本评价和文学史的大致定位。

给一个作家客观评价极其不易，文学作为艺术，其所谓高下优劣，读者的评判，本来就具有极大的主观性，见仁见智，难有客观标准。我们的评价，只是尽可能努力接近公众心目中的共识而已。公众共识，就是所谓的客观。姚燧在元代被推尊得极高，比之唐之韩愈，宋之欧阳修，清人顾嗣立《元诗选》姚燧小传就说是【拟诸唐之昌黎、宋之庐陵】。元末吴善《牧庵集序》如此说：“文章有一代之宗工。······汉四百年，惟司马迁父子、扬雄、班固四人；而晋、魏、隋之间，则无关矣；唐三百年，惟韩愈、柳宗元二人；宋三百年，惟欧阳修、苏轼二人。······即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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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如他之所言，则姚燧当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流文学巨匠，这恐怕难说是客观评价。近代文学史家钱基博对姚燧则大加贬斥，说他【以蹇支离之笔，抒广末猛愤之调，而无大力控抟，无豪气连贯】，针对《元史·姚燧传》【舂容盛大】之评，吴善序【雄深雅健】之誉，钱氏极力驳斥；【欲为｛盛大｝而未见｛舂容｝。议论好为矜张而无精识，｛雄｝而不｛深｝，抑非｛雄｝也，肤也，廓也。辞笔特为拗强而疎脉理，｛健｝而不｛雅｝，亦非｛健｝也，犷也，伧也。······有意立异为学韩，不惮支离其辞，增减其字······生字拗语，怪怪奇奇······不知知言养气为何事，而顾字句剽拟，好奇矜诞。】他如此贬斥的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文章，而在于民族感情：姚燧曾为众多元之勋臣撰写碑传墓志，这些元勋功臣在钱基博看来，乃是殄灭汉族政权南宋的首恶元凶，【在彼之丰功伟烈，在我汉族则奇冤大愤；而誉凶人以为元勋，奢屠戮以张德威······顾认贼作父，歌功颂德，如不容口，而不知其颡之有泚也。】我们可以理解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但怒骂毕竟不是文学评价，更莫说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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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 S5 s1 D, [( o清代四库馆臣深明于此，在为姚燧《牧庵集》写的提要中，先引元人张养浩、柳贯两人极端推尊之辞，但不作评价之依据，另引明初修《元史》与清初黄宗羲《明文案序》之评，以之为“异代论定”。能得四库馆臣如此赞许的，决非庸劣作手。按黄宗羲的评价，姚燧之文，高居元之一代，下掩有明三百年。我们看看黄氏的具体说法：“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在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某尝标其中十人为甲案，然较之唐之韩、社、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则如韩、社、欧、苏、遗山、牧庵、道园之家，有明固未尝有其一人也。”按他的说法，归有光（震川）、宋濂（景濂）之文皆在姚燧之下，则有明一代，自然再没有能与姚燧抗横者。不过，二十世纪的古代散文选本，选宋濂、归有光而不选姚燧。明代辑禄《中州名贤文表》的刘昌又将姚燧与宋代宋祁比较，认为文辞风格近于宋祁，而融会理道，高于宋祁，其《中州名贤文表》卷十四跋云：“文公之文······其辞类宋景文，而理之得于许文正公者（按元初大儒许衡谥文正）非景文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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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时杨复吉编有《元文选》，其书不传，蒋光煦《东湖灇记》卷二禄有其序，序中对元代文章有宏观评价说：“（元）百余年间，魁儒硕彦，相继诞生。匠心所连，发为词华，尉然自成一代文章之礼。······间尝取而浏览之，或苍茫浑灏，或渟泓演迤，或崛强克喜，或潇洒不羣，实足嗣响唐宋，卑视有明。”此评与黄宗羲《明文案序》持论近试，清人持此论者不少。即使不说元代文章“卑视”明代，也应不低于明代。又有将元代文章与此前置唐与南宋相比者，清魏源《元史新编》卷四十七《姚燧传》说元文祖述韩、欧而还在南宋之上。姚燧是元代最具代表性文章家之一，为元代文章定位，也就为评价姚燧在中国文章史上的地位提供了依据。姚燧在元代文章史上的位置，多数人都以为与元中期南方的虞集并称，代表元代文章的最高成就。清人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牧庵文选》题辞为姚燧文与前遗山（元好问）、后道园（虞集）鼎足而三，“以前后诸家比之，其神极不如遗山之贵，而意蕴较深；其气韵不如道园之超，而规模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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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在清代不少学者看来，元代文章成就既高于此前之南宋，又胜过其后之有明。姚燧是元代代表性文章家，则其在中国文章史上得地位，可以大致论定。

借鉴以上评论，我们以冷静的态度来比较，应该说，姚燧文高于宋祁、归有光。宋祁之代表作如《西斋休偃记》、《雁奴后记》等，明显不如姚燧之文，归有光之代表作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可读性或胜于姚文，其耐读性则还不及姚文。但宋濂的文章成就应不低于姚燧，特别是宋濂的一些短篇传记，传主都是奇人，宋濂都能写出其风神以度，且都能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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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 T' `' ]2 i根据以上参照，就能对姚燧文章的成就和在文学史上得位置有个大致有个大致的认识。今天的读者对姚燧缺乏了解，姚燧的价值还没有被认识，也没有给予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姚燧的价值，需要去发掘，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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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农十三姚

刚刚读了，这个姚燧公，我们家族谱中有记载，不过也有姚勉公，姚期公，姚思廉公，姚天福公，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啊！

姚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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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格光芒与文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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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姚燧文先要论其人。我再阅读了与姚燧有关的文献之后，得到这样的认识：姚燧的人格光辉，更胜于他的文章光芒。他立身处世之不折不挠，他只向高尚者致敬、不向权贵者低头的人格精神，历代文人，少有其比。在中国文学史上，人格高大者不乏其人，但如姚燧既人格超绝，又未遭受人身打击者，就难找了。他能如此，与他特殊的出身、教养和人生经历有关。

0 q5 w( D% N3 {2 W; [# r8 p在姚燧一生中，对其人格和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有两位，一是其伯父姚枢，一是其业师许衡。

伯父姚枢在元初具有崇高地位和极大影响，官至中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早在窝阔台时，就曾从王子阔出伐宋，拔宋儒赵复于死浮中，携之北归，在北方传播程朱理学，由此姚枢在北方文人心目中享有极高地位。后人忽必烈潜邸幕府，成为忽必烈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为忽必烈规划大政、谋划大事。“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受到忽必烈的特别信任，并与其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姚枢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为姚燧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人际资源。

姚燧十八岁入大儒许衡之门。许衡是姚枢的同道和好友，姚燧又成为许衡最得意的门生。许衡也为姚燧留下了丰厚的政治资源。许衡为元朝开国大儒，元人推尊之，以为“不世出之臣”。许衡执教国子学，弟子中多蒙古亲贵子弟，后多居要职。许衡的汉人、色目人弟子，也多在朝中有重要地位。姚燧与他们同门，是同门中之佼佼者，自然与他们有者非同一般的关系。《宋元学案》黄百家按语谓许衡“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这些人都是姚燧的同门之友，这是多么丰厚的人际和政治资源，姚燧本人是有明确的许门群体意识的，他夸耀其师门之盛说：“继司鼎铉者将十人，卿曹风纪二千石使，棋错中外者，又十此焉。其于隆平之治，荳不少赞乎？在这一群体中，姚燧以名高一世为翘楚，当然是核心人物之一。”

正是这独特的政治背景，使他能够不屈于下，直言方行，无所畏惧，且能完身终老，没有遭受前代直言之士那样的打击。

& d0 O9 ]) ^/ a8 G. n- x% ~应该说，在专制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文人，不说违心话又能自保，是极为罕见的。在强权面前，要么依附权势而自毁人格，要么坚持人格而招致人身迫害。即保全人格有保全人身，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对中国文人的两难处境有着深刻的认识，深谙中国历史的许衡当年就坚决反对姚燧写作文章。他曾告诫姚燧，说以文章名世，“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所谓“周身”，即保全自身。前代文人总要在保全人格和保全人身之间做出痛苦而无奈的选择。保全人格，多一生坎坷，甚至有性命之虞；放弃人格，又取“文人无行”之千古骂名。清人顾炎武对许衡之论很是认同，并加以发挥，以汉马融、晋徐广、宋陆游的人生遭际加以论证。姚燧的虽能可贵之处在于，绝不做违心文字，在权势面前，志不为屈，气不为扰，以此博得一代文人的尊敬与赞扬。秉笔之书，不隐恶，不溢美，有良史之风，赢得一代人的信任。《元史》本传云：“当时孝子顺孙，欲发挥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传信；其不得者，每为愧耻。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师勋、显燧所书。每来谒文，必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当然，他也有不得已而作的文章，比如奉皇帝、后妃、太子、诸王之命而作。但在这些文章中，他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扬当抑，一断之以是非之公，决不曲笔以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下，姚燧都不作曲论以迎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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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D- n8 X0 i# ~在中国文章史上，姚燧文气之盛，虽有比。时人刘将孙对此深有所感，《与姚牧庵参政书》具体分析了姚燧文气之所以昌的原因，集中表述为“文章门第，为天下第一，以真入位参预”，因而能够不“怵于势利而失其所从”，作为文章，“不慑不疑，不胶不挠”。姚燧文章，确实如此。当说当言，无所避忌。在《董文忠神道碑》中，以至于写了“圣主”忽必烈的荒唐之处。在《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直指雄踞山东的汉族世侯严忠济为“强横难制”，在《南京路总管张公墓志铭》中有对中书左丞相、同知树密院事，元军渡江作战统帅伯颜的指名批评，笔锋所指，从无畏惧。这类秉笔直书的文字，我们读了感到吃惊，在姚燧文章中却时时而有，不为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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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6 X1 {% u& j姚燧不做人情文章。古人很多文章，是受人请托而作。主人请名家作一篇记、序，是为了风光。一般文章作者都深明此道，不过说说好话，作个人情，博主人高兴，大家欢喜而已。但姚燧却不入此道，有人请他写文章，他却在文章中把人家批一通，结果自然是大扫其兴。其《王宪副母夫人九十诗后序》一文，是受王宪副请托而作，王宪副母亲九十寿辰，请一帮诗人写了赞颂、祝福的诗，请姚燧写一篇序，为了更增光彩。没想到姚燧看了这些人的诗，不仅没说好话，还说这些诗写得荒唐，大悖于理：然反披而覆诵之，犹病其言有矛盾者：既称夫人妇王婉顺矣，当节度君守赵，将以城活斯民，而夫人一言制之，是越壶内而出干戎律也。顾以节度君之雄烈职度，其揆义委质，取必夫人之一言，是举阃外而入禀墙帷也。两戾其道，恐君、夫人之贤，两不为是。笔斯言者，将以是而信来世，非诬人耶？且今之巧于术智者，人犹莫忖其心之何在，况苍苍之高天幽邈，卑人以年，而曰：“吾得之，必由是事而致。”非诬天耶！把那些拍马屁的人骂了一通。其意大约有二：一是有人为颂扬夫人，说当年其丈夫有关一城守与降之关键听命欲妇人，也有损大丈夫之“雄烈职度”。二是大约有人说夫人九十高寿，乃上天报夫人之德。姚燧说，天意幽邈难知，这话是瞎说。下文又说：“诗中或有赞夫人能诵浮屠书者”，意在说明夫人之善良。姚燧素不喜佛，竟然从剖析信佛者的心理入手，说佛者要么愚蠢，要么贪婪。这篇序十足表现了姚燧的人品和文品，正如他再文章中所说“余之斯言，虽足取愠一世，而世之人以为知言者多矣”。如此写作，虽未必“取愠一世”，但取愠主人一家是必然的。这样的文章家，在中国文章史上极其少见。姚燧的可贵处正在于，他从来不迎合他人，永远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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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o1 i5 i& a' k: W1 `  D姚燧这类文章还有不少，如《牧庵集》卷五《崇阳学记》，作学记而骂学官，揭发学官之奸诈贪墨，种种丑行，反应当时现实，极具批判力量。姚燧也明白，如此作文会开罪于人，“或曰：人之言曰：发有疾，帻则冒之；手有疾，袂则蔽之。子而学记，不谆谆乎教养之道，而惟历发职之慝，非长者也。曰：上之膏泽斯士也如何，而不善其职者屯之，事有急此乎？”他认为，揭露这些弊端引起关注并加以治理，比“谆谆乎教养之道”更为迫切。至于学官们是不是高兴，在他已是置之度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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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是个说实话而不求合于实宜的人。其不合时宜不止于以上所举，不讨王宪副一家喜欢，开罪当时的一些学官，是小不合时宜，排佛才是大不合实宜。在元代，佛教据有特殊地位。宋儒以佛老为异端，周张二程，都致力于批佛老，以为异端不息，圣学不明。但到元代，由于朝廷对佛旗帜的，只有姚燧这样的人了。他屡屡开罪于佛徒：奉太子命作《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他竟在记文忠声明自己是“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在《重建南泉山大慈化禅寺碑》中，更是引韩愈的话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余儒者也······韩子尝曰：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救起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屡屡如此终于招来不小得麻烦。据刘时中编姚燧《年谱》记载，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姚燧奉皇帝之命撰《南寺碑》。寺僧在姚燧所作碑文中极力吹疵，罗织罪名，攻击姚燧，以至于皇后召集有关人廷辩。姚燧因文字而遭致的诽谤和攻击应该不少，只是少见于文献记载，张养浩祭文讥讽一些人“面誉其削鐻，背非其覆瓿”，柳贯所作《姚燧谥文》也作愤愤之言：“排沮诋訾不一二，而家传人颂已十百。虽欲揜之。孰得揜之哉？”都传达了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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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以难以“周身斯世”的文章为业。虽屡遭诽谤，但始终没有受到大的打击，得以全身以终，人格、人身两全，这历代文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姚燧达到了。家教和教养成了他直道而行得高尚人格，家门与师门又留给他特殊的政治资源、人际关系，成为他护身的法宝，也给了他特殊的、同时代甚至历代文章家少有其必得气节和瞻量。他不仅以文章，更以人格问诶世景仰。元代文人，不管南方北方，不管为文主张是否与之相合，都对他表示极大敬意。如“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杨载有《寿姚承旨》诗云：“皇猷资黼黻，大笔主文章。”“硕望高天下，荣光近日傍。”“旧族名先着，高门庆甚长。”此在生前。在其死后，元末文人危素《姚公庐山牧庵》诗说：“昔公参行省，于此驻旌旄。至今读书堂，名配匡庐高。”张养浩对姚燧的人格光辉特加推崇，以为有如此人格才有如此文章：其尤可伟者，不权之阿，弗势而移。遇有论著，屹无诡随。或竹帛之揭，或金石之垂。褒其贤，则贱者尊而死者昭于后；诛其佞，则荣者辱而生者冥于时。故所谓良董迁者复奚恧？而观夫灵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含宏之度，廓乎其无篱。隆于风节粹于伦彝。芥功名而无意于屑屑，尘富贵而惟道之怡。“不权之阿，弗势而移。遇有论著，屹无诡随。”道出了姚燧为人、为文之真精神与不可及之处。姚燧有散曲（中吕）《阳春曲》云：“金鱼玉带罗袍就，皂盖朱幡赛五侯。山河判断笔尖头，得志秋，分破帝王尤。”“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在对姚燧有了上述了解后，在读此曲，当有更直观，更客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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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仰慕姚燧的文章气节，仰慕他所达到的人格、人身两全的境界。人格的光辉，增强了他文章的光芒。由此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姚燧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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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信史之笔展示宋元之际历史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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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8 u  k! K- y2 ?7 A) w' E! s姚燧文章的价值和成就，首先体现为，他以信史之笔为后世展示了宋元之际宏阔而真实的历史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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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之际以及整个元代的历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都是最惹动中国文人情绪的。在二十世纪写作的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中，大部分是宋人视角。由于元代文献不及宋人文献完备，即使读古代文献，也多宋人视角而少元人视角，客观反映那个时代的文献不多。姚燧是元代文章家，其文集中有大量宋元之际重要历史人物的碑铭墓志。姚燧所写，自然是元人视角。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有客观写实的瞻量，而且有信史传世的明确意识。在《玉阳体玄广度真人宗师道行碑并序》中，他说：“燧由职史馆以来，尝思古者史臣，不要死者之或知，不必生者之见求。于德于功，于事于言，见书见而闻者闻，信传信而疑传疑。实录直致，俾观者自判是非于千载下。”具有如此明确的意识十分可贵，践行这种理论更是难能。难能可贵，姚燧都做到了。姚燧文章，由此能够成为那个时代很具客观性的文献。比如说，在《牧庵集》卷二十《少中大夫静江路总管王公神道碑》中，姚燧很形象很生动地描写了宋亡后静江宋将娄钤辖率领二百五十人拒不投降、集体殉难的壮烈，至今读之，仍震撼人心，为他们的大节大义而感动，而起敬。《宋史 忠义传》等文献，显然都是依据该文记载而转述，生动形象则不及原文。他还多次写到蒙古军在灭宋战争中屠城之残忍恐怖。还有《平章政事国公神道碑》揭露元朝官员为政之酷，刑罚之滥，“榜掠百至，或关夫三木，责妻市酒以偿。民不堪命，自经裁与瘐死者已数百人。”以及逼民为盗，都让人触目惊心。《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记姚枢向忽必烈谈元军早期在河南、四川的军事行动，批评说“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后来的渡江作战，虽有忽必烈不杀之严令，但军官们并不执行：由陛下降不杀虏之诏，伯颜济江，兵不逾时，西起蜀川，冬薄海隅，降城三十，户逾百万。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国将安用？“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十二字写照，才是元灭宋战争的真实。我们再读其《荣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司农史公神道碑》，其间写到墓主史耀在浙江平叛的一段经历说：“从浙省臣破贼柳分司众七千括苍，又破吕成、娄蒙才众十万，斩其尤猖獗建黄屋、署官至平章者杨镇龙及厉制置，皆于东阳玉山，摧俞高五百余人绍兴，又斩詹老鹞、林雄、刘甲一、潘正，皆有众万余自王于温、处间者。”这似乎极简单的几句话，涉及的是十三万多人的命运。这十三万多人，按照当时的情况，或被掠为奴，一般是包括妻女全家为奴。这绝不是主观揣度，姚燧在另一篇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依据，其《转运盐使曹公神道碑》说：凡民为群盗种明亮刧污染，进讨将士取而奴者，无虑千人，皆汰之。连与反叛者有去得时，姚燧常常在表彰一人时，揭露整个时代、整个官场的黑暗与混乱。今中书省右丞相伯颜······尝语人曰：诸将渡江，无一欧不荒贪，独予与国实清慎自持。他道为使，惟知徼龙专利，贼下罔上以自私，盈路怨咨，莫之省恤。独公轸岁旱荒，发庚下估，市栗以济其饥。上例骂倒了几乎全部渡江作战的元军军官，后一例则揭露出元代政治的一篇黑暗，骂倒了几乎全部的地方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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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立行

从蒙古灭金前后到元灭宋统一全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时期。不管是灭金前后的北方，还是灭宋前后的南方，中国历史都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各种矛盾都充分暴露出来，形势又往往瞬息变化，旧的社会秩序被打乱而新的秩序未能建立，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上进行着各种表演。这种纷乱，姚燧以他的信史之笔客观真实并深刻的揭示出来。比如他多次写到河北史氏与武仙的争夺，几次反复，且有藁城董氏的介入。其中所表现得历史是复杂程度，绝对不是后世史学家那种或待民族情感或作道德批判的思维所能解释的。历史学家发明的种种理论，可能引导我们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理出头绪、认识本质或发现规律，但也可能将我们导入陷阱，诱导我们以先验的理论眼光去看待历史。被理论过滤了的历史，失去了复杂性，也失去了丰富性，也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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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U$ i7 w: Y6 A姚燧文章对当时历史相对较为客观的呈现，倒能使我们放下各种理论眼光，以一种虽朴素但更能接近真实的眼光去审视这一时期的历史。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很多矛盾的走向，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多人物的命运，也极具喜剧性。《牧庵集》卷二十八《河东检察李公墓志铭》，就表现了在山西榆次、太原等地的战乱中，墓主李懋时命运偶然性和戏剧性德变化。原本一介小民的李懋时，被推倒了历史的前台。而榆次一城的战与降，其决定的作出，好像并不取决于所谓的大节大义，也不取决于保全生灵的仁人之心。进一步还揭示出，时局如此，历史的真实是“人自为谋”，大节大义不仅是众生们作出选择的很据，还可能是阴谋家得以呈志德招牌。姚燧的叙述，可能很让历史学家们失望，但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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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姚燧则通过一些具体人物遭际的叙写，让读者感受到历史发展的大势。宋亡之前，上下睽离，同列猜忌，已成分崩离析之势。有才者不为所容，有志者报国无门，有人被逼走投无路，只好投敌。这样一个政权，在元军的进攻面前土崩瓦解，是必然的。姚燧《郑州长官赵公神道碑》所记赵祥的遭遇和最终的降元，可见一斑：金之末年，蒙古军围金主于蔡州。赵祥因善射且体力过人，招义兵数千，发平舆富室藏栗，疾战入蔡州城进献，又突围而出，为保平舆。金亡，赵祥率部下至襄阳投宋。宋襄阳守将竟“欲致尽坑之”，在人劝阻下，才委派赵祥军去守郑州，但又不放心，“别遣路钤呼延实，将若干千人为监来戍”，结果是两军互不相信，由不信而不容。赵祥本以蒙古为仇敌，为求生路而降宋，在被宋将逼迫走投无路时，只好反而以郑州降元。襄阳是宋元之战的关键之地，襄阳之争宋元双方都倾尽心力数年经营，襄阳失则长江失，长江失则宋无险可守，灭亡在即。郑州是襄阳的重要屏障。在如此关键的地方和如此关键时候，犯了如此关键性的错误，原因何在？姚燧在事件的叙述中，揭示了事件发展的必然。而这一具体事件的必然性，又影射出宋元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姚燧以一个具体人物在宋元对峙的历史关键时刻的遭遇和由此促成的认识选择，昭示了宋元双方力量彼此消长之所以然，由此让后世读者了解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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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 ]! l& O' {. v+ A$ z姚燧以信史之笔为我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他为后世留下的珍贵文献不为研究者重视，或者不愿意承认其客观性。今天我们应该以冷静的思维，珍视这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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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以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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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燧文章属学者之文。他是大儒许衡弟子，《宋元学案》为许衡立鲁斋学案，姚燧则是鲁斋之学最重要的传人。《元史·姚燧传》说: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以世之名儒而为文章大匠,未能传其师之学而以文章名世,以其学为文章之资.对姚燧的这种认识应该本自硫贯《姚燧论文》,柳文云:“先正魏国许文正公之在吾元,实当世祖皇帝拓基图之始,倡明道宗,振起来学,一时及门之士,独称集贤大学士姚公燧为能式纂厥绪,以大其承.然观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学,则其机会之相须,殆不啻山鸣而谷应,云起而龙翔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燧虽受学于许衡，而文章则过衡远甚。】此评仅说明了一个事实：姚燧是许衡的学生，文章却超越了老师。柳贯之说则揭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姚燧文章乃许衡之学的发扬，姚之【言】出自许之【学】；其二，姚之【言】与许之【学】前后相继，影响着一个时代。概括这些文献，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人们论姚燧之文，都是由学及文；姚燧文章成就，得力于学问功力。这是当时和后世不少评论者得共同看法。在其生前，就有近似之评，宋遗民王炎午《上参政姚牧庵》就说：【伏惟大参相公牧庵先生，北方奥学，先秦古文，内直玉堂，外参大政。】与姚燧同时稍后的文章家袁桷的评论更名确，其《书姚牧庵赠播州杨安抚汉英乐府》说；大德末年，桷以史属预修《成宗实录》，于时间承旨姚先生实领史事，见其涂抹祥定，若不经意，而已受润色，即粲然与班马并。此殆其天资学力，相须以成者。在袁桷看来，姚燧文章成就，主要不是得力于文字功夫，而是学问功力。姚燧以学问功力为文章之资，可以从清人《金元明八大家文撰·牧庵文撰》的评点中，得到具体认识。李祖陶评《汴梁庙学记》：首纠司马迁《世家》、《列传》，次枚巨金制崇奉之失，皆胸中素有所见，借题以发挥之……识解既高，笔力亦古，于前贤名作外，另树一帜。姚燧《汴梁庙学记》一文，用大量篇幅批评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有关错误，如齐人阚止字子我，孔子弟子宰予也字子我，《史记》竟以阚止子我为宰予；又述七十二弟子，有父子同为孔子弟子者，其排序竟有先子而后父等一系列乖谬，又详述当时庙学从祀孔子诸人位序之不当甚至荒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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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文风说，学者之文大不同于文士之文。关于姚燧文风的描述，影响最大的是张养浩《牧庵姚文公文集序》，其说颇为后来研究者引用，作为说明姚燧文章风格的最为重要的参考。他说：走年二十四见公于京师，时公直学士院，每有所诉，于燕酣后岸然瞑坐，词致砰隐，书者或不能供。章成，则雄刚古邃，读者或不能句。尤能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风霆薄而元气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汇煜。一时名胜无不鳃鳃焉闭所有，伏避其路。读张养浩之描述，觉姚燧之文当如大江巨浸，有波涛汹涌之壮；如长天昊空，有风起云涌之势。所谓“江海驶而蛟龙拏，风霆薄而远气溢”。近似描述，有元明之际王禕之评，说：“姚公之文，如泰山之云，触石而起，层出迭见，蓊郁靉靆，而震雷制电助其威声，曾不崇朝，雨及天下，万物避其润泽者，莫不昭苏而发育焉。”可我们读姚燧文章，类似的感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突出，不能形成主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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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符合姚燧文风的描述，是柳贯《姚燧论文》言其“典册之雅奥，韶令之深醇”，“铭志箴诵之雄伟光洁”，和《元史·姚燧传》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明刘昌《中州名贤文表》芭说：“文公之文，如朝绅引班，气肃色正，步趋有序，佩玉锵鸣；又如战阵相持，纪律不紊，雄威远被，坐慑万人”。这些描述，体现了姚燧文章的内在精神。还有清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牧庵文选》题辞之评：“序记刊落陈言，独写心得，既已高古雄奡，郁为巨观；而碑志之文则当时大人物，其叙述瞻而不秽，详而有体，雄深伟岸，与昌黎之过于鑱削者又自不同。”其评具体而贴切。这些评论，或就叙事言，或就议论言，但偏重于议论。姚燧学以资文，也突出的表现在议论重。由于他以深厚的学养为跟基，不管叙和议，都能款款到来，欲有举重若轻，用简洁而明畅的语言，将极难表达的问题，说的清清楚楚。我们随便举一例来看，如《送姚嗣辉序》：区士以文，始于隋而胜于唐。其法：有司择学修其家、名闻其乡者，歌《鹿鸣》而进之朝，谓之《贡》。至则试之以声律之文，中程度者谓之“选”。犹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举，犹视举主何人，或众且贤，以断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胜国因之而小变焉：选即官之，惟不使得为令，必制置、提刑、转运诸司五人者举，始用为令。令而上，郡牧、侍从、五府之官，无不能 至者。姚燧文章大多如此。读此文，感觉柳贯、刘昌之评符合姚燧文章的基本特点，也可以说说是很准确的。《元史》所谓“豪而不厉”之评，与张养浩之说打相径庭，以姚燧文章验之，《元史》之评为是。姚燧文章中有很多驳斥性、批判性文章，虽极具征服力而不见其声色俱厉。还以《送姚嗣辉序》为例，他批评当时求仕者轻视甚至厌弃学职，说：“凡今仕者，闻职乎民，以有治赋听诉之事为，莫不色喜。闻职乎士，则已无有贡选利禄之望，人怠于学，虚师席而夏楚不试，卒不怿乎其中。”不仅具有很高概括力，而且极具批判的力度。但其锋芒却隐而不露。此即“豪而不宕，刚而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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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与王褘之评，描述的时姚燧文章的外在气势；以《元史》为代表的评论，则注重其别再蕴含。细读姚燧文章，总体感觉还试属于学者之文而非才士之笔，内在蕴含胜过外在气势。虽不乏批判的锋芒，但更让人心服的是不为强势所移的内在气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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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 N9 ^: z! b& b学者之文以学资文，最容易流于以学问为文章，掉书袋，艰涩难读。人们对姚燧文章的批判，实包含这层意思。但姚燧不少文章，并无此病，如上引《送姚嗣辉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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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破体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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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养浩《牧庵姚文公文集序》评姚燧文章说：“盖常人之文，多剽陈袭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驱气驾，从横开阖，纪律惟意思。”其意思说，姚燧与其他文章家的一大不同，是敢于打破成规，自创新格。对此，清人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在多篇文章的评论中都有具体说明，如评《汴梁庙学记》，言其所写，多“非记学正文。正文仅结处一段”，以为如此写法乃“于前贤名作外，另树一帜”。又评《江州庐山太平与国宫改为九天采访应元保连秒化助顺镇君殿碑》说：“先生为文，每触类引伸”，“真所谓黄河之水，鱼龙百怪，与泥沙土石而俱下者也”，说那些拘于问题与题目要求者见之，“必舌挢而不能下矣。”这些评论都指出了姚燧作文的一大特点：惟意所之，不拘文法。她为什么不守文章成法呢？李祖陶在《崇阳学记》的文末评中这样解释：“两宋诸先生学记，于化民成俗之道，言之备已。剿袭言之，非陈即腐。作者词必己出，故前汴梁篇，明古制之非，此篇论今职之失，皆所谓崭新日月也。”姚燧文章，既不拘于体，也不拘于体，也不拘于题，多借题发挥，如《戍守郑州千户杨公神道碑》，文章写碑主的内容很少，而用不少篇幅写碑主之子，李祖陶评：“杨千户事迹无多，只前半幅已尽，因其子有光前烈，不觉兴来，虽并珪（杨千户之子）战功，一齐阑入。重波迭浪，不顾尾大于身。唐宋诸大家，无时格也。”更奇特的是《浏阳县尉閰君墓志铭》，简直就是一篇奇特的小品文。开篇既不述家世，也不写墓主生平，而以议论起：作县尉之难与易：“盖尉有难为有利为。江南大县，户动十万，一尉兵额，止于数十，而押纲卫使，恒抽其半，有其身有疾疚、丧婚之请，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辈。盗逐步得，必尉焉罪，小则辍禄，大而夺官，是不谅其力少不足以制奸，而惟责其专印不职也。是其所难。”忠于职守则难为，显示元代官制之弊与官场生能之恶劣。“其利为者，必求为盗，罪不抵死，尝墨其肌肉，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盗……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图报，虽身为盗，将不避为。……盗为伺盗忠臣，伺盗为尉忠臣。”官而惟盗，官为盗首，戕害百姓，中饱私囊则易为。不仅如此，尉之为害，更甚于盗，“又其巧者，与邻尉交欢，私要言曰：吾得盗，必使诬汝县富室，曰尝巢窟焉，曰屡资给焉！幸罗之狱，足吾欲从之，民惟之德吾耳。汝得盗，亦如是取偿吾县。易地为之，胥相益也。”官已与盗一体，兵已无须逋盗，于是私下将兵放归，县尉又向其家收佣工之钱。凡是数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又闻一尉始至，子尝借衣尉兵，其无可知也。比满，积楮缗十五万，岁入稻万石，而不知何术取之也。或曰：是又贼不急其期日，民贷其家，责券数月，子与母侔，无则入其田屋，今埓封君，不思仕矣！呜呼，尉乎！御盗欤？不可思议的是，在姚燧笔下，墓志铭竟然可以这样写。这是历来死守文章体制作法的人不可梦见的。李祖陶《金元明八大家文选·牧庵文选》对此文有绝好评语：“读此令人发指，而文则谈笑出之，绝不动气，所以为高。”“此一极小题，而于此中分出难为、利为两层，又于各层中细细批驳，如抽茧丝，而文自纡徐有度，豪不伤雅，是真绝特之文。”真是一篇妙不可思的奇绝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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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姚燧的不守成法呢？古文自唐代韩愈倡导，经宋代诸大家发扬，文章体制及人们对体制的认识，已大体定型。与姚燧大致同时的卢挚作《文章宗旨》，详论记、叙、碑、铭、行实、跋等文体写法，表现出元初文章家文体意识的成熟且定型。姚燧对此，自应详熟。他之不守文法，并非不知各种文体写作的一般要求，而是有意破体求新：古文各体，宋诸大家后已有成法。正如李祖陶所言，遵体而作，难免“剿袭言之，非陈即腐”；破体求变，以图展现“崭新日月”。是他文章要求新德一种尝试。不仅姚燧，元代文章家多有做如此尝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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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传奇为传记

元代传记文章与宋以前相比，有一个显者变化：受传奇小说影响，以传奇笔法写传记，写奇人奇事，有的甚至荒诞不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曾说，在明清之际，“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其实这种风气，元代已盛。姚燧文章有信史之称，固然少写荒诞不经之事，但连用传奇笔法写人，写出奇人之奇节异行，这样的文章还是不少的。她的不少文章，也因此而大为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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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 v" C, O8 |# ~姚燧的传记文章，使用传奇手法比较普遍，有局部用传奇笔法者，有全篇用传奇笔法者。局部使用者，在传记类文章重，比比皆是。举例看，如他为元代著名色目文人贯云石（小云石海涯）的祖父阿里海涯（清四库馆臣改译为阿尔哈雅）所写神道碑，使用传奇笔法的部分就有声有色，写得非常成功。文章用忽必烈的一段话和御笔亲书开头，先声夺人。

初，公以中书右丞下江陵，驿闻，大帝为大燕三日，晓近臣曰：“伯颜东兵，阿里海涯孤军戍鄂，朕常深忧。或荆蜀连兵，顺流而东，人心未牢，必翻城为应，根本斯撅。孰谓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闻是，肝瞻落矣，而吾东兵可无后虞。朕喜以此。”御笔为北庭书：“昔噜噜哈西地所生阿里海涯，为大将有功，信实聪明而安详。其加卿为阿虎耳爱赤嫡近越各赤给日别平章。”元军渡江，攻下金陵，忽必烈异常兴奋。而忽必烈特别看重的，是元军主力东下后，阿里海涯戍鄂稳定根基之功，所以极力表彰。如此让碑主闪亮登场，获得了极好的叙述效果。但这并非碑传之笔，已涉传奇之法。接着叙述阿里海涯的出生及早年所经历的几件事，则是典型的传奇笔法：公北庭人，妣夫人图沁呼都鲁，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额森和卓，弗善也，将弃之，夫人未忍，益谨鞠。公幼聪颖而辨，长躬农耕，喟然曰：“大丈夫当树动国家，何至与细民勤本畎亩？”释耒去，求读北庭书，一月而尽其师学，甚为舅氏实喇岱达尔罕所异，叹曰：“而家门户，其由子大！”及从事大将布拉吉达，俾其子故中书右丞相呼噜巴哈从受北庭书。又荐其忠谨，得宿卫大帝潜藩。已末，从济江，帝射虎未死，公猞马而徒，挺矛舂杀之。攻鄂，先众而登，禽一人还，流矢贯喉出项。帝勇之，赐银为两半百。先是，闻吐蕃有贮甘露宝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在使求之，皆为大蛇奇兽所惧，莫至，最后遣公之其所，无所见，竟与俱归。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闒察耳常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其出生已非常人；畎亩之欢，类其非凡之志；读书一月而尽其师学，则文子当为一代之秀；挺矛杀虎，论武无疑为少年雄豪；攻城先登，写其勇武；实察传闻中的珍宝与贡献，写其明睿；劝进之事，凸类其临大事之智慧。如此一位传奇人物，在如此简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中，鲜活而丰满地站立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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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使用传奇笔法的也不少，《牧庵集》卷二十二之《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时游公神道碑》，卷三十之《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等均是。这里选《南京路综管张公墓志铭》和《太华真隐褚君传》两篇，作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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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综管张公墓志铭》是一篇颇具传奇风致的人物传记。姚燧用墓主张国实一生中德四件事，凸现了张国实的奇人风貌，传奇人生。这四件事，又两详两略，交叉写来。第一件事，写墓主出使安南征服安南君臣。先几笔简明交代张国实使安南的背景形势（元大军威压南宋），然后写与其国君臣的第一次交锋。王立受诏，即不拜受诏，表示不听命于元。接下来主客之间的大事小情，一切略去，只详述张国实对安南君臣的一番话。这段话中，将大小国之礼一句带过，而晓以利害，威以形势。王屈，一转，益渐愤，将以兵恐公，突然有转，对张国实先以威逼，后来软困，企图征服使者为摆脱困局寻找出路。但张国实以超人的坦然与镇定，征服了安南君臣，圆满完成了这次特殊使命。一段文字，详略有致，曲折生动。张国实的形象，已经在读者心中站立起来。第二件，母丧，弃官归，略写：“丁内艰。时军兴法：闻丧，不得辄行。乞奔赴，不报。公愿还所受制书为民，行省知不可夺，归之。旋舻枵然，金玉美色皆无有，惟文书幞被而已。”这节看似写张国实因母丧与上司的冲突，实际上写她在礼与利、节孝大义与个人前途厉害之间的选择。张国实不屈于压力，不眷恋官位，毅然弃官奔丧。文章表彰的时孝义，但赞颂的是张国实不为强力所移的坚定个性。这与出使安南一节，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具有一贯性。第三件事，发假控鹤者之奸。这件事表现了张国实的睿智以及建立在智慧和准确判断基础上得勇气，堪称大智大勇。与前两件事相比，更具传奇性。这种智慧和勇气，在民生艰难时，表现为拯救生民的大义担当精神，此即第四件所写：违令济灾民渡河。在大灾面前果敢行事。这一节先用十三个字写了她为救民饥“辄止税勿轮”的一贯作风，为具体写这次抗命救民作铺垫，然后写这一事件的经过。这一件事有二百多字，之所以还称之为略写，是因为这一件事极其复杂，用二百字首尾完整地写出，不仅文字简洁，且出张国实在此事件中的坚定，觉不犹豫，毫无个人得失之处。“甘受祸以活此民”，多么可敬的胸襟和境界，又近于传奇小说中的侠义精神。这样的文章，如果删去墓志铭必写得内容，简直就可作传奇小说读。

《牧庵集》卷三十《太华真隐诸君传》一篇，写人则形神具妙，写景则可媲美唐宋大家。如写牛心谷：“谷南直中，方人行二里许，深林奇石，泉溅溅鸣其下。垦地盈亩，构室延袤不足寻丈，环时佳花美箭。人之来者，始则爱其萧爽，不自知置身尘埃之外。居不昃晷，既已欠伸驰然而思去矣。”文字质朴平实，欲很会心，很耐读。文章对太华真隐褚君这位奇人的描写是很成功的，写已褚君主持云台宫因而居云台山，云台上方乃“天下之绝险”，“非恃铁絙，不得缘坠上下”，“将至其颠，下临壑谷，深数里，盲烟幕医其中，非神玩气劲，鲜不视眩而魄振。”这些文字，极写云台乃人不可暂居之绝境，都是为写太华真隐这一奇人之奇作铺垫。太华真隐一人独处如此险恶之山中，欲能自适自得，纔显示其伟绝对奇人：“君负食上下自给，如由室适奥，嬉然不为艰。薄寒，则上下负食益勤，为御冬备。一岁偶未集，冰雪塞山门，计廪纔得当冬之半，始服气减食为胎息，还则数日一炊。明年，山门开，弟子往哭求其死，见步履话言，不衰他时，方神其为非庸人。”在以极端反衬之笔揭示其为人之后，再用日常细节详述其奇人行迹：日食数月，饮酒未醺而止，不尽醉也。人家得名酒，争携饷之。至则沉罂泉中，时依林左右，引瓢独酌。日入则入室而休。或坐罢寝觉，起行庭中。一歹，如闻行声戛戛，君则曰：“兽也。虽不得其名，可试而知。”引石投之，曰：“麋鹿哉，将惊而奔；或止而不去者，虎耳。”果止听不去。明旦视樊垣外，虎迹纵横。再夜，起行如前夕，不以自戒而止。闻而谈者神明之。亦有他士、樵人、猎夫人适山，初未闻君为孰何人，责之具炊，寝则假榻，甚者易而诟之随之，益勤以安，无难色忿言其外，若耻宜然者。去，或问姓名，惟他语，不告。太华真隐的奇行奇趣，以其险之云台山为背景，以恶劣严酷的生活条件为衬托，使人确信其为天地间一奇人，且有高深莫测之感，深信其必有过人之处。而“神其为非庸人”，激发人们了解他得欲望。对他日常生活的描述，则活脱出一位林间高士的形象。投石试兽的细节，更揭示了真隐对山间生活的细微体察和过人智慧。这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深服作者为写人之大手笔。情节之叙述，人物之描写，都借助了传奇笔法，甚至也有传奇小说那种超现实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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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姚燧，元代著名文章家，多有以传奇为传记者。前期北方文章家如刘因，其《孝子田君墓表》已是如此。中期以后南方作家，此类作品更多，号称“儒林四杰”的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除柳贯外，其他三人的人物传记类文章都颇用传奇笔法，虞集之作，如《王诚之墓铭志》、《王公信墓志铭》等属此类，黄溍文如《秋江黄君墓志铭》、《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碑》等属此类，特别是《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碑》，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揭傒斯也有此类作品，如《饶隐君墓志铭》等。元末宋濂，以传奇为传记达到了更高水准，他写的一大批人物传记，都因传奇笔法的运用而独具魅力，如《秦士禄》、《竹溪逸民传》、《抱瓮子传》、《吾衍传》、《樗散生传》，所写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在传奇之风的影响与佛道二教盛行的背景下，许多荒诞不经之事，被元代文章家写进了高文大册。以传奇为传记，传记文章而富有传奇色彩，是姚燧文章的特色，也是元代文章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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