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姚尚明

江小角　刘振

出处：https://www.fx361.com/page/2015/1009/924957.shtml

摘要：姚莹是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号称“姚门四杰”之一。一生为官为文，不忘教育，既考察关心书院建设，也曾亲自主讲书院。主张书院教育要兴仁讲让，教化风俗；讲求道义，敦崇实学；敬仰前哲，振兴文风；慎选山长，广育人才。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有关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和程朱理学的传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姚莹；书院；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姚莹少时家贫，不能应试，靠姚鼐提供支持，才得以入场考试。郡试时，姚莹名居榜首。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四岁的姚莹考中进士。嘉庆二十一年（1816），授福建平和知县。次年，调任龙溪知县。姚莹治理龙溪功绩卓著，“治行为闽中第一”。[1]11669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莹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任噶玛兰通判，鼓励百姓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和高山族友好团结，深得民心，政绩卓著。道光十一年春，姚莹至京师，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相交游，探究经世之学，关注国势民生。后任江苏武进、元和等地知县。因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向朝廷力荐，擢升高邮州知州，未赴任，改任淮南监掣同知。道光十五年，护理两淮盐运使事。道光十七年九月，授台湾兵备道，并照例赏加按察使衔。在此期间，姚莹与达洪阿团结合作，率领台湾军民奋力抗击英国侵略者，并取得重大胜利。道光二十三年，姚莹、达洪阿被诬蔑“冒功”，遭革职查办。后昭雪平反，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道光三十年，擢升广西按察使，后卒于湖南按察使官任。

姚莹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主张经世致用，是近代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研究的视角多集中在文学创作成就、学术思想、军事活动、涉外交往等领域，然而对其书院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未曾专门探讨。姚莹在各地为官，高度重视教育，他的办学主张和实践活动，在当时乃至后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通过对姚莹书院教育活动的考察，总结其教育理念，探讨他对地方教育事业和桐城派传播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一、姚莹书院教育活动述略

姚莹对书院教育情有独钟，早年求学之时，就留心书院教育；青年时期，就曾主讲书院；后来四处为官，不忘兴建书院，发展地方教育。

1.主讲书院及经署讲学①

嘉庆十一年（1806），姚莹赴安庆参加考试，其时姚鼐主讲敬敷书院，姚莹就住在书院之中，并向姚鼐求教问学。次年七月，姚莹到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住在钟山书院，②恰逢姚鼐“复主钟山书院”。[2]374姚鼐晚年欲编辑其伯父姚范的著作，但因年老体衰，就把这个重任托付给姚莹，并嘱托他要潜心治学，不可沽名钓誉，还批评时人“著书以多为贵，此但取欺俗人耳”。[2]374姚鼐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让姚莹铭记于心，终生践行。

嘉庆十三年（1808），姚莹考中进士。次年，就被两广总督百龄聘请入幕。③不久，因与幕主对招降海盗张保一事意见相左，④而抑郁不得志，遂辞别。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姚莹主讲香山县榄山书院。榄山书院于乾隆五年（1740）由香山知县李景厚倡建，但未能建成。到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暴煜率乡人何绍禹等捐建于小榄兰田坊”[3]252；嘉庆九年（1804），知县金毓奇倡修。姚莹祖父姚斟元曾经主讲过榄山书院，而姚莹主讲榄山书院时，当年姚斟元的门生闻讯来访，姚莹也得以寻访其祖父的“遗教”。[2]524

嘉庆十六年（1811）春，姚莹应广东学政程国仁聘请入署讲经，⑤与接替百龄任两广总督的松筠结识，⑥松筠与姚莹的叔祖姚鼐有旧交，因此对姚莹颇为友善。姚莹在与松筠的交往中，开始留心域外及边疆之事，视野日渐开阔。松筠在边疆地区任职多年，熟悉边境情况，姚莹时常与其探讨边疆史地知识。姚莹在《识小录》中曾追忆松筠时说：“今大学士松公筠，两为伊犁将军，前后居西北塞外几二十年，身所巡历盖数万里。尝著有《西招纪行诗》《绥服纪略图诗》，志其疆域地制最为详确。余以考诸书，间有不合者，暇日从容以请，公又为剖其是非。”[4]2167由此可以看出，松筠可谓是姚莹留心域外边疆之事的“启蒙老师”。

嘉庆十七年（1812），程国仁任期已满，调离广州，姚莹也受聘从化县令王蓬壶署中，授经讲课。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姚莹辞别幕府，离开从化去广州。次年，“石甫以除夕日自粤抵家”。⑦

2.兴修书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姚莹任福建平和知县。长期以来，平和县民风强悍，鲜知礼教。姚莹上任后，发动缙绅族长，倡议重修并扩建九和书院，旨在教化百姓子弟。为解决经费来源，姚莹通过“捐输”的方法进行筹集，他要求当地豪绅和读书世家积极参与募捐活动，不给普通百姓增加负担。他身为知县，以身作则，率先捐纳款项，并且发出多篇告示，晓谕百姓，阐明兴修书院的意义和作用。他在《劝修九和书院告示》中说：“为崇文劝学，恢拓书院，增置膏火以隆教育而垂久远事。”[2]409为使捐纳取得成效，建立“捐题簿”，把每个人捐纳金额记录在册，并提出“当量予旌奖”。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姚莹被谒选为台湾兵备道。次年闰四月十六日到赴，[5]4306就任不久，着手兴复台湾规模最大的书院——海东书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梁文煊时任台厦兵备道，⑧创建海东书院，“从右畔绕至学宫之后，计四十八间；为诸生肄业之所，匾曰海东书院”。[6]海东书院建成后，成为当地科考场所，教学功能并未体现。乾隆五年（1740），巡台御史兼督学杨二酉复建书院，⑨并将海东书院地位提升，视同省会书院。后经不断发展，“讲堂、学舍、亭台楼榭，一一俱全，为台湾当年最具规模的书院”。[7]381由于海东书院属于官办书院，靠官府拨付；官员士绅所捐出的大量田产，作为“膏火之资”。如清人孔昭虔在《重修海东书院碑记》云：“时有贡生施士安捐田千亩为膏火资。”[8]29

姚莹莅任后，对海东书院进行修整，并从内地延聘名师来讲学，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姚莹同乡左德慧。⑩姚莹说：“（道光）十七年，余备兵台湾，复偕君往；兴修海东书院，请君主讲。君学问文章博赡精通，尤以名节为重。其教诸生，皆有法则，日夕孜孜，讲授之勤，一若为童子师者。而时时留心地方，有所闻必以告余，久之，不为厌。其教大行，诸生中虽素以杰骜顽梗称者亦化之，革面受教唯谨。然后知君前在诸学官时，崇实学，敦名节，能勤其职。”[2]548左德慧从教经历丰富，教学方法独到，一些冥顽桀骜的学生，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谦逊达理，洗面革新。姚莹从内心敬佩左德慧崇高品德，感激其教化有方、执教有功。

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姚莹赴任四川蓬州，虽然履职时间不足两年，但政绩颇多，尤其重视教育。他主持兴建的玉环书院，影响很大。此前，当地仅有一所由文昌祠改建的蓬山书院，设施极其简陋，“讲堂不立，膏火无资”，[2]544每年从济仓中取得几十石剩余粮食用作学生食用补贴。山长的酬金多取自当地山寺的官产，每年只有几千钱，无法延请名师授课，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学生也越来越少。姚莹刚到蓬州，看到书院衰败的景象，心情沉重。他通过走访，得知当地人有兴修书院的愿望，只是碍于风水先生说在选定的地方兴修书院，利于学子文人，而不利于当地官府，所以乡绅贤达不敢再提此议。姚莹批驳了这一荒唐言论，他说“官民一体耳，苟利士民，官何有不利之有？数十年来，州官无迁擢，惟有死亡，又将谁咎？”[2]545他请来蓬州学正、训导及吏目等人，共同谋划，并委派当地士绅伍联芳等人操办。在城中设立劝捐局，第二年就筹得银钱九千六百四十千。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开始破土动工，次年二月完工。新建书院“栋宇坚壮，规模宏整，讲堂学舍，山长寝室湢厨咸备”，[2]545取名“玉环书院”。置办田产，作为“山长修膳、诸生膏火之资”。[2]545玉环书院落成之时，当地诸多人士纷纷赋诗祝贺，姚莹登上玉环山，眺望蓬州宁静清幽的景色，展望美好的育才前景，感慨良多，并吟诗庆贺。

3.改革相关书院

道光十五年（1835），姚莹任淮南监掣同知。三月初二日，奉两江总督陶澍之令，?姚莹亲临乐仪书院课士。乐仪书院位于江苏仪征，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时任县令卫晞骏创建，[9]47书院建成后，他邀请清代大臣、文学家曹秀先撰写落成碑记，曹秀先还据《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命名“乐仪书院”。此前，官府不参与书院对士子的考核。姚莹受命后，对乐仪书院相关规章进行改革，一是扩大学生人数，增加奖励名额，“尚有可造之才，拟酌加推广”。[2]431他亲自主持考试，选出二十名“文理清通者”为增广生。对“品行端醇、经学优长、诗文精粹者”，加给膏火一分。二是完善考核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他批评当时的学子只重科举功名、忽视修身养性和不读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现象。书院士子们为了获得膏火之资，所撰之文，多为应付之作，缺乏文采和创新。姚莹提出“课文之外，讲求先贤遗规，切于人伦之用”，并把它作为课士标准。三是明确山长职责。鉴于乐仪书院山长“年来未能仕院”的状况，姚莹对山长履职提出要求，认为山长应长期住在书院，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秩序与教学效果。道光十七年（1837），姚莹再次为乐仪书院列出规条二十则，强调延请山长的重要条件是品望素孚且能长年住在书院，严格管理生童学业。四是调整书院供奉者牌位和祭祀礼仪，对那些为书院发展做出贡献者，祭位前移，旨在激励后人。五是杜绝外界干扰。明确规定不允许地方文武官员及外来人员在书院借宿，[3]39以免影响书院正常教学活动，进一步完善乐仪书院的管理制度。正是这些改革，提高了乐仪书院的办学质量，扩大了书院影响，使其和梅花书院、安定书院齐名，成为清代扬州有名的书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姚莹蒙冤出狱，奉旨以同知知州的身份发往四川补用，十一月回到桐城。次年春天，姚莹在去四川乍雅任职之前，路过孔城，受戴钧衡请邀，游览桐梓山，参观桐乡书院。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应戴钧衡等人之请，撰写了《桐乡书院记》，阐明创办桐乡书院的意义：“兹乡之人，景仰前哲，将欲振兴文风，乃醵金为书院，名之曰桐乡书院” ，[2]518并对书院寄予厚望。桐乡书院创办未及三年，成绩卓著，县试、府试，首卷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戴钧衡撰写的《桐乡书院四议》，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二、姚莹的办学理念

清初年，统治者出于对百姓的防范心理，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打压政策，对书院发展控制。顺治九年（1652），清廷曾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令诸生将所习经书义理，讲求实践，不许别创书院及号召游食之徒，空谈废业。[10]240”在清代前期百余年间，书院没有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书院作为古代教育的重要场所，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重开书院的声音，时常响起。雍正年间，清廷经过再三权衡后，改变书院发展政策，由抑制改为支持，官学化趋势不断加强。清政府将书院教育纳入国家统治体系，在促进书院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科举及第的人数成为书院发展优劣的重要标志，科举应试成为书院主要教学目标。针对此种情况，不少士人极力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而忽视儒家的“有本之学”。如清代桐城学人许完寅在《桐乡书院记》中就指出“今之书院，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11]1015他呼吁桐乡书院的学子，不要把读书单纯看作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而忽视儒学“修己利人”的根本。作为“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在《新建桐乡书院记》中，也批评一些书院“徒以词章记诵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哉”，希望建立书院的目标能够“确效乎知、仁、勇之实”，生徒学习时要能“切而反之于心，所谓即事以穷理者”的根本要求。[12]518姚莹与上述桐城派名家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办学理念既烙上时代印记，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书院教育实践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兴仁讲让，教化风俗；讲求道义，敦崇实学；敬仰前哲，振兴文风；慎选山长，广育人才的办学理念。

1.兴仁讲让，教化风俗。姚莹重视书院教化功能，并作为重要施政手段，这也是他主张经世思想的体现。姚莹为官时，以古之循吏为榜样，循吏主要责任是“兴教化，课农桑、正民风、端士习”。[2]398教化与文教的关系，他认为“教化之盛，首振文风”。[2]409道光五年（1825），吴赓枚主讲敬敷书院，?他嘱姚莹为其校定诗文，两人与纂修方志的邓显鹤“朝夕纵言、唱酬尽欢”。?姚莹回忆这段时光，慨叹文士间“风雅之道未衰”，认为桐城从明代以来，士大夫多“朴厚”，通学鸿才，莫不是在德行上“尚气节，敦廉耻”。赞赏吴赓枚以“风节自持”，无论行动还是“立言陈义”，都“汲汲以风俗人心为急”。[2]330在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姚莹认为读书人要有责任担当，他说“风俗系乎人心，人心系乎学术”，提出社会风气、个人道德、学术修养三者结合的观点，这对桐城派后学影响颇深。例如方宗诚也认为“士子为读书冠戴之伦，小民矜式，有转移风俗之责”，“祸乱生于人心”，[13]667“人心之邪正，系乎学术之明晦”。[13]67

姚莹还将诗文创作理念融入风俗教化之中，他认为“夫诗者，心声也。人才学术之所见端，亦风俗盛衰之所由系”。言为心声，诗文风格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这就要求作者应秉持“持正人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能“讽颂得失”。[2]389在具体实施“兴教化”时，他针对自己辖区内百姓频繁争斗现象，着重开展“仁义”与“礼让”教育，旨在转变风气。他明确指出，争斗不息，“由礼让之不行”。他强调发挥书院在教化中的作用，在培养士子时，必须“讲习礼让廉耻之事”。[2]350

2.讲求道义，敦崇实学。姚莹认为科举考试的目的，必须“求通才，收实效”，而不是让天下士人抛弃经史子集，“鄙儒论说，与夫先辈及近时应试举之文”。[2]394姚莹认为读书除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之外，更重要的修身养性，有益于社会，所以他提出读书的要端就是：义理、经济、文章、多闻。桐城派作家尊崇程朱理学，姚莹也是如此。但面临时代变化，传统的理学很难完全解决现实问题，且易流于空洞。姚莹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注入“经济”的因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姚莹经世致用思想早在少年时期就已萌发，“束发读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虚。[2]345”书院的设立，不仅只是让学子“业在课文”，更重要的是 “讲求道义，敦崇实学”。[2]431还说：“敦古谊，崇实学，是莹所景仰而心敬者也。”[2]395他把对实学的理解同“名节”道德相联系，如“敦古谊、崇实学”，[2]395“励名节、崇实学”，[2]511“敦实学、崇名教”等。[2]449实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姚莹叔祖姚鼐时，乾嘉汉学鼎盛，“以考订训诂制度为实学”，将宋学主张的“身心性命之说”，斥为“空疏无据”。[2]373到姚莹时，繁琐的考证被认为是无用之学，将性理宋学视为“实学”。而姚莹倡导的“实学”，也正符合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

3.景仰前哲，振兴文风。姚莹在《桐乡书院记》中，阐述“地气世运”都有盛衰的周期性，只有人才在各朝各代都会维持隆盛局面而不至于衰弱。如春秋有孔子，战国有孟子，三国有诸葛亮，安史之乱后有郭子仪、李光弼，南宋有朱熹等；孔城近代有戴名世先生等。正是基于对人才传承性的认识，而书院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因此，姚莹及同乡戴钧衡等人，都认为书院具有景仰先哲、振兴文风的重要作用。

书院自唐代出现后，到宋代逐步具备了教育、藏书、刻书、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功能，而祭祀也是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书院职能之一。在参观桐乡书院后，姚莹列出戴名世、刘大櫆这两位家乡前辈，以激励戴钧衡等为兴建书院而奔走的后学。在乐仪书院，姚莹调整供奉者位次，其用意是通过祭祀这种隆重的礼仪形式，树立榜样，通过环境熏陶，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达到教化的目的。

4.慎选山长，广育人才。姚莹的办学理念还体现在对山长选择和人才的培上。他认为作为书院之长的山长，不仅要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要担负起书院的管理职责。因此，山长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姚莹认为山长必须由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表、众望所归的人来担任，他说：“山长者，必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法，士望归之。”?选择一位好山长，让“士心悦服”，书院教学才能实现预期目标。姚莹提出了“文章”与“艺业”的标准，同时兼顾读书治学与科举功名两大目标，即有理想追求，也有现实考量。他认为山长选聘之后，“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进退之”。?姚莹这一观点是针对书院沦为举业之所，官学化趋势日益严重的现象提出来的，旨在强调书院办学的独立性。书院如果有选聘山长自主权，书院办学就可以免受外界干扰。兴办书院就是教人“敦本力行，修其文艺”，?假如“师道不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书院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姚莹说“虽世道衰微，而礼义廉耻之四维犹存于书院”，?这对改善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及教学方法，姚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师说》中批评当时读书人：“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也”，[2]319他认为要改变此种风气，关键要发挥老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如果老师使学生忽略道德、功业、气节、文章，而只追求科举名利及“一切苟简之事”，长此以往，志向就会荒废，就会变成投机取巧、败节堕名、有负君亲乡党之人。要培养学生树立志向，姚莹主张“士必有志也，而劝诱先之”。此外，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达到“优游乎仁义之途，驰驱乎经济之用，卓绝乎峻直之行，博辩乎华实之说”的崇高境界。[2]320

三、姚莹书院教育实践的主要影响

姚莹为官各地，注重发展教育，无论是兴建书院，还是修复、改革书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

1.传播了桐城派文论思想。姚莹继承和发扬“文以载道”的文论思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古文运动”，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命题，将“文”与“道”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将所谓的“道”内化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14]53到了宋代，理学先驱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的文论主张，认为文是明道的工具和表现形式，道是文的内容。姚莹作为桐城派作家，也继承唐宋古文家倡导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他在《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中说：“君子立学，传于后世者，道也，而不在文。”[2]339认为君子立学，之所以传于后世，是因为文章中承载着道的缘故，如果舍去道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技艺而已，无法传于君子。姚莹所说的道的核心内容，就是“推明义理，羽翼六经”。[2]397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也有体现，他认为设置书院是为了“教人敦本立行，修其文艺，圣贤所以经纬天道，立人道之大端者”。[2]554他将桐城派文论主张内化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在书院教育实践活动中，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扩大其影响。

姚莹继承并发展了姚鼐的文论思想，他在《与吴岳卿书》中，纵论“学以致用”的为学主张。他认为古代的学者，不只是读书，对于日常事物都有体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姚莹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派理论，进而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主张，认为四者要融会贯通，然后再择其一熟练掌握，就可以自立于世。[2]393他强调的“学术四端”各有标准：义理求精，经济求实，文章求茂，多闻求广。通儒之才应四者明贯，但是学人自立，择其中之一即可。对“学术四端”如何选择，姚莹提出“术至”、“时逢”两个条件，既要考虑时代需要，即“时逢”；又必须修炼自身，达到“术至”，即个人学术基础。姚莹将“经济”之学，提升到“学术要端”的高度来认识，体现了他对“经济”的重视。在阐述经世济民之学与儒家学术的关系时，姚莹认为“学问、经济，初非二事”，两者都是“见理之真极，精当宏深，言之转若平易”。[2]399他提出学问、经济为一事的主张，要求士人重视刑名、钱谷、河工、漕务、诉讼等实际学问，并身体力行。例如，姚莹任职江苏时，“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2]521这些都说明姚莹能够把理论认识，自觉运用到具体实践之中，做到知行合一。

姚莹生活在嘉庆、道光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走向衰落，他直接面对了西方侵略者，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一些主张难免有盲目性，但是其“经世”主张，却影响巨大。方宗诚曾说：“桐城之文，自植之（方东树）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姚莹）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13]143方宗诚认为在“姚门四杰”中，姚莹是“才最大者”，“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其为文也得到同门赞赏，方东树称其文“义理多创获”、“论议多豪宕”、“辨证多浩博”，特别是政论文章能“晓畅民俗，洞极人情”。[13]143陈用光也称赞他“为诗古文辞皆有才气法度，称其家学，尤究心于经世之务”。[15]667可见，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为时人所重视，方东树特别提到姚莹治理平和县时，能“一一行之于其言”，使其学能见之于治。[12]173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适应了时代变化发展要求，并在其书院教育实践中予以体现，例如他强调书院乃“讲习肄业”之地，当体现“朝夕讲诵，执经问难，师弟授受，谊兼尊亲”的办学宗旨。同时，还要求生徒通过学习，达到“道足以济世，才足以救时”的目标，充分展现桐城派作家的济世情怀，促进了桐城派文论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此后，桐城派学人在文风和学风上，都呈现出经世致用的显著特色，这些与姚莹提出的“经济”之说，不无关系。

2.进一步弘扬了程朱理学。清朝初年，一些士大夫历经明亡的政治巨变，对明亡教训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空谈误国的陆王心学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顾炎武认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6]337明清之际的学者朱之瑜也曾说：“明朝中叶，以时文取士。时文者，制举义也。此物既为尘饭土羹，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17]383时人通过深刻反思，认识到要用“修己治人之实学”来替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从而推动了汉学的发展。

汉学在清朝前期盛行，嘉庆、道光之后，社会环境和百姓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交集，清朝统治危机加深，汉学的发展无法有效回答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失去了原有生机。而此时的理学由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为挽救危机四伏的封建王朝，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学术支持”，[18]其影响渐渐凸显出来。清朝前期汉学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汉、宋学术互相争鸣和汉、宋调和的新局面。桐城派作家大多是宋学的坚定信仰者，他们标榜“因文见道”，学宗程朱。无论是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姚莹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还是曾国藩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都把义理放在首位，是为学的核心，考据是实现“义理”的工具而已。

方东树、姚莹是道光时期“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19]65特别是姚莹，他四处为官，广交朋友，见多识广，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学术弊病多有认识，寻觅救世良方成为他不懈的追求。他说天下“承平日久，生齿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2]474如何医治“杂症”？姚莹认为“变法”才是正确的选择，他说：“尚能无变法乎？变法奈何？曰法半敝者犹可补救图全，今敝者十之八九，如病者仅存一息耳，非大泻大补之不可。”[2]713同时，他尤其强调人心风俗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说“风俗系乎人心，人心系乎学术”，[2]333人心风俗乃“国家之本”。[2]401在姚莹看来，要实现利国利民的远大抱负，必须读书明理，“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2]393；桐城后学胡抱真拜姚莹为师，姚莹告之曰：“闻吾乡子弟近多附理学后。夫古人明道潜修，人称之为理学，今士自以之竖眉宇间。汝宜多读古人书，以扩心胸、增知识、求实用。”?还说：“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2]345姚莹主张读书明理，贵在实用，这样做到文统、道统兼备。从儒学发展来说，儒家的经世致思想，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姚莹主张经世致用，也是恪守程朱理学。他把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书院教育的宗旨，这不仅为汉、宋学术调和创造了条件，也有助于更好地弘扬程朱理学及儒家思想文化。

3.促进了偏僻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姚莹为官之地，许多地方乃穷乡僻壤，民风剽悍，官府难治。但姚莹不畏困难，每到一地，深入了解当地民情，诛奸抑暴，打击黑恶势力；同时，兴建书院，力倡教化，发展文教事业。他每主政一方，都把“兴教化”作为重要的施政举措，坚持崇文养士乃“为政之大端”的理念，[2]409使各地民风为之一变。例如，他主政福建漳州平和县时，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施政才能。平和县地处福建东南，自古民风强悍，好斗成性，到雍正时期，更是变本加厉，雍正皇帝曾说：“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压单寒，偶因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而所属之平和、南胜一带为尤甚。”[20]846姚莹到平和赴任后，颇有同感。他在《复汪尚书》中，特地重点介绍了这些，他说：“平和地界闽广，从古为盗贼之薮，自王文成平寇乱而始建邑。其地溪岭深阻，槮篁丛密，无三里五里之平远，岩壑蔽亏，彼此悬隔。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亦地势使之然也。田不甚膏腴，而山泉蒙生，溪流潆曲，灌溉便而苏樵易，有地瓜以备水潦之虞，有芬草以通商贾之利。其田亩依山开垦甚多，而纳赋不及十之二三，故民力强而富。强则斗，富则淫，是其情也。治斯地者莫不以诈悍劫虏为虑矣。” [2]398面对这种局面，走访当地的缙绅耆老，谘访老成吏胥，总结前人之得失，倡议兴修九和书院，引导民众知书达理，互谦互让，和睦相处。他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亲自登台宣讲，“朔望之期，择地适中高台宣讲圣谕，招集缙绅民庶环拱敬听，至者数千人，人皆予赏，莫不鼓舞欢欣，以为闻所未闻。他如观风、课士、宾兴、乡饮之礼，以次举行，欲令僻陋顽民渐知礼教。”[2]398通过“兴教化、课农桑”，实现了“正民风、端士习”[2]398的效果。自此以后，平和县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真正进入一个相对和平时期。

同样，姚莹到四川蓬州任职，新建玉环书院；莅任台湾兵备道，修复海东书院。这些书院的兴修，改善了当地的办学条件，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玉环书院初成，有四十一间房舍，可住诸生百人，并由高士魁制定“戒规十二则”及“重议条规四则”，使蓬州的教育事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到光绪末年，蓬州知州方旭还撰写“蓬山此去无多远，姚公美政谁与俦”对联，称赞姚莹为当地文教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后续书院山长大多思想开明，例如魏鼎因受“新学萌动”的影响，?率先在书院实行教学改革，设“经义、治事两斋，分科教授”。光绪三十一年（1905），书院考棚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期，改为中学并附设三年制示范班。在教育不断发展过程中，地处川北偏僻之所的蓬州，出现一批学者、文人，?令外界刮目相看，姚莹居功尤伟。

总之，姚莹主讲书院、兴修书院或改革书院，大多在地处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推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后人所称颂。他深入实际，详察民情，通过兴建书院，教化民众，把重视教育与合理施政有效结合起来，促进了当地民风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今天仍然不乏启迪和教育意义。

注释：

①经署指地方长官延请老师为其子弟授经讲课的场所。

②姚莹之子姚濬昌所编的《年谱》中记载：“七月，赴试金陵，馆钟山书院。” （《中复堂全集》附录《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284页。）

③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山西学政、江南道御史、贵州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事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④张保为广州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拥众数万，为患多年。时两广总督百龄主张招抚张保，而姚莹反对招降。参阅施立业著《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

⑤程国仁（1764-1824），字济棠，号鹤樵，河南商城人。曾督学广东，状元林召棠是其门生。历官都察副御史，浙江、山东、陕西、贵州巡抚，刑部侍郎等职。

⑥松筠（1752-1835），字湘圃，蒙古正蓝旗人，谥文清。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员，曾三次为伊犁将军，在西藏为官多年，他对西北历史地理知识，了解深刻。嘉庆年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曾任军机大臣，陕甘、湖广、两江、直隶总督，户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其人清廉正直，不畏权势，施惠贫民，名满海内。（事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⑦方东树：《仪卫轩诗集》卷二。清同治七年刊本。

⑧梁文煊，字几汀，号暗斋，祖籍奉天，出生于安徽寿春，汉军正白旗荫生。历任福建罗源知县、陕西汉中府同知、广东潮州知府、云南楚雄知府、开化府知府，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福建台厦兵备道，康熙六十年因朱一贵事件中“弃职潜逃”而被康熙帝下旨“发往台湾正法”。（庄林丽：《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史事考》，《东南学术》，2013年第1期，第216-222页。）

⑨杨二酉（1705-1780），字学山，号西园，山西太原晋祠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乾隆元年（1736）授翰林院编修，任《明史钞》《文献通考》纂修官，乾隆四年（1739）奉命巡视台湾，监理学政。在台湾政绩颇佳，深受百姓爱戴。后因“诖误”而被罢官回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名人故居博览·山西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26页。）

⑩左德慧（1774-1843），字钦扬，晚字石侨。安徽桐城人。八世祖左光前为明末佥都御史左光斗之兄，可谓名门之后。年十五其父离世，家境虽贫而未从忘学。参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十三《左石侨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8页。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曾先后调任山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江苏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监管盐政，兴修水利，设义仓以救荒年。卒于两江督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著有《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等存世。（赵尔巽撰：《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中国书院辞典》等典籍将乐仪书院的创建时间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本文采用新见《乐仪书院落成碑记》拓本所载时间。

?吴赓枚，字登虞，号春麓，桐城人。嘉庆四年进士，以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纂修《会典》及《学政全书》。官至御史。（见姚莹《东溟文集》卷六《春麓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1-372页。）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人称湘皋先生，湖南新化人。道光六年（1826）官宁乡训导，梁启超称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3页。）

????姚莹：《姚莹创修玉环书院序》。见《蓬州志·学校篇·第七》，清刻本。

?胡抱真：《胡抱真跋语》。《中复堂全集》附录，清刻本。

?魏鼎（1837—1925），名宝珊，号慕遽居士，今蓬安县金甲乡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先后任教于蓬山书院、玉环书院达二十年之久，后被授予大足训导，兼长长棠书院。（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蓬安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版，第721页。）

邓郁章：《姚莹在蓬安的诗文和政绩》，1993年政协蓬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蓬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74-75页。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5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0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6]庄林丽.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史事考[J].东南学术，2013（1）.

[7]金银珍，凌宇.书院·福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

[8]邓传安.蠡测汇钞·问俗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9]朱军.扬州书院和藏书家史话[M].扬州：广陵书社，2012.

[10]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1]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2]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3]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钱伯城.韩愈文集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15]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顾炎武.日知录[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17]朱之瑜.朱舜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陈国庆，徐晓霞.试论晚清汉学与宋学之关系[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9]张昭军.清代理学史（下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20]清实录（卷一四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简介：江小角（1963-），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

刘振（1990-），男，安徽泗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编号：11BZW071）的阶段性成果。

姚孝中

姚莹(1785~1853)，安徽省桐城市人。清朝史学家、文学家。师从祖父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莹于1807年中举，1808年为进士。此后曾游历广东，在福建、江苏任过地方官。1837年，任两淮盐运使。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台湾任上，与将领达洪阿协力同心保卫国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戴罪以知州分发四川，两使西藏。1851年，协助陆建瀛主持盐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