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时代的婚姻形态（节选）

闽南姚斌

唐虞时代的婚姻形态（节选） 周延良 唐虞时代婚姻形态中的文化规定性，与三代和以后的婚姻礼法其实是在发展中形成了传承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虞夏时代的对偶婚和专偶婚的互涵现象是体现了由原始婚姻礼法到文明婚姻礼法的过渡——它的复杂是渗透在规定性的血缘未定性之中。事实上，无疑可以把婚姻作为文化现象来观照，换言之，作为一种人类生存形态，它是在文化的规约中存在和序变，因此，历史婚姻形态的研究本身不能忽视文化理论的解释，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婚姻文化在产生形成以及延续过程中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对它的直接、间接的制导和侵淫——这同样是婚姻存在中的规定性问题，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不容易把它们界分开来。前已有说，在考古学的范畴中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出土了男女合葬墓，所证明的，显然只有是一种专偶婚的一夫多妻特征。在大汶口文化系统中出土了一男一女的墓葬，它应是一夫一妻婚制的体现，而同时在新石器晚期出土的墓葬中确有多男多女混葬的情形，很显然，它证明了一种对偶婚形态仍然存在。从考古学意义上理解，虞夏时代的婚姻形态主要是对偶婚与专偶婚交错存在，这是婚姻形态规定性意义的未定性现象，那么，这一婚姻形态复杂现象的存在是以政治背景、经济形态的制约为前提，也就是说，此时的婚姻形态的错杂，首先是政治背景、经济形态的错杂。那么，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形态的复杂现象的出现，应是与社会变革有关。在这个范畴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帝制的前后传递和延续，因为不仅关系到权利、地位以及财产(唐虞时代已经有了私有财产)的继承等等，还在于决定前者的关键条件是婚配与血统问题。 伙婚和媵婚的关系。伙婚是原始社会晚期依然存在的一种婚姻形态，或者说，它是对偶婚中的一种婚姻形式，虞夏时代处在由对偶婚过渡到专偶婚的时期，很自然仍有伙婚的残存。考察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多的传说或神话资料，但大致还是可以证实的。那么，伙婚和媵婚是什么关系?学界尚无通观之说。我们认为，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仍然存在着媵婚现象，它是伙婚的残存而又参与了专偶婚所形成的婚姻变体。 探讨这个问题，只有从尧妻舜以二女谈起。关于尧妻舜以二女事，最早的记载则是《尚书·虞书·尧典》，在《天问》中也有记载，其问曰： ……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此四句诗，即在问述关于舜娶尧之二女娥皇、女英事。洪兴祖《楚辞补注》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又《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清徐焕龙《屈辞洗髓》曰：“舜恐无后，所忧闵者，在未有家室，父何不许其娶，而以是鳏之?尧不以姚姓是告，二女何辄亲舜?” 以上两家之说，大抵是对此四句诗准确的解释。由此可见，《天问》中确是涉及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的史实。这里的问题是娥皇为长女，女英为娥皇之妹而同嫁一夫，那么，女英作为娥皇之妹的出嫁即如同西周时期的“媵嫁”，也可以称为“随媵者”。在虞夏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具有很明显的伙婚特征。郭沫若先生有论曰：“娥皇、女英为姊妹而以舜为公夫，舜与象为兄弟而兄弟‘并淫’，这正表明娥皇女英互为彭那鲁亚，舜与象亦互为彭那鲁亚。”这里关涉的问题是舜与象的“并淫”。《天问》中有“眩弟并淫，危害厥兄。”按照王逸的解释是“言象为舜弟，眩惑其父母，并为淫佚之恶，欲共危害舜也”(据《楚辞章句》)。“并淫”之说盖源于此。如果王逸对此句理解得不错(今人对此句的解释颇多歧说)，郭沫若的理解就是准确的，也可以说明，在原始社会晚期，的确仍然存在着伙婚现象，这种伙婚现象实即对偶婚形态。 （周延良：《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论》，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34~136页） . n# v5 u' C* w9 P. n2 _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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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士俊

拜读了！斌哥真仍博古通今！佩服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