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 于 担 当 ——浅谈三朝宰相姚崇的政治追求

南阳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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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

——浅谈三朝宰相姚崇的政治追求

姚崇少年时潇洒豪爽，崇尚气节。“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道为业，非以曲路相通。”27岁中制举，因才干出众，迁夏官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兵机填委，姚崇“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为政以公”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三次遭贬，“三起三落”，然正气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传奇色彩。

姚崇强调，要象持秤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称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公平、公正、诚信”原则。

一、百口保百官

天授年间，在改朝换代走向皇位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受到了李朝宗室和皇唐旧臣的强烈反对。武则天毫不手软，实施酷吏政治，一方面残酷镇压反对派，另一方面也冤杀了大批无辜之人。她重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唐宗室和公卿大臣被杀者很多，冤假错案很多，姚崇任司刑丞后，持法公正，反对滥用刑法，因而保全了不少人的性命。《文苑英华》卷八八四《梁国公姚崇神道碑》说：“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

姚崇历来主张“政先仁恕”，反对“以峻法绳天下”。神功元年(697)九月，武则天和侍臣谈起周兴、来俊臣主持刑狱时，朝臣反逆案件太多，怀疑其中有冤案。姚崇当时只是夏官侍郎，不顾人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直言上奏说：“自垂拱以后，被告家破人亡者，大都是因为逼供自诬而死。”为了防止残害朝臣的悲剧再度发生，姚崇竟然以自己和全家一百多人的性命向武则天担保。他说：“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寐，诛锄凶竖，朝廷义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这样，又保护了不少官员的性命。

虽然说这是姚崇因势利导、借机行事的结果，但是，当时臣僚上奏武则天表示不同意见或者劝谏者，往往受到惩罚，下场非常惨烈。一些官员为了避免酷吏罗织之祸，不仅自己慎言谨行，而且还总结教训。徐彦伯以慎言行著称，他撰写的《枢机论》告诫世人：“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姚崇能够直言，推动冤狱的昭雪，确实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勇气。也许正是因为他这种公正与无私无畏的品质，受到朝臣的拥戴和稳固政权后武则天的信赖，因而得以晋升而调任兵部。

二、维护原则，犯颜直谏

在整饬吏治的同时，姚崇建立了长期的用人制度，主要着重于官职选授派任的合理性与合法化，期望能使京官与地方官出入常均、罢除冗滥官职以及断绝亲贵仗势请托任用私人。然而，这些制度，贵戚常是破坏的主要元凶，姚崇既要建立合理的官制运行体系，自然不容许贵戚透过请托，私自安插人事。皇帝老子答应了也不行。

据《资治通鉴》载：申王(李)成义请以其府录事（从九品）阎楚珪为其府参军（正七品），上（皇帝）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息，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

姚崇表明量才授官应该由吏部处理，不可因攀亲带故而私相授受，否则将会紊乱纲纪，破坏制度。玄宗是位英明君主，收回已经下达的成命。从皇亲国戚做起，请谒不行，彻底刹住了官场上的买官卖官之风，官风大正。

对于违法犯纪的贵戚，姚崇也主张应该依法究办，如薛王李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遭御史弹奏。尽管李业代为求情，姚崇仍认为王仙童的罪状明白，不可纵舍。前宰相太子太傅萧嵩地位很高，因给王仙童行贿被贬为刺史。刺史裴先聚敛绢千匹，被处以死刑。这种遵循制度、严守法令的主张获得玄宗的支持，贵戚们请谒与侵暴百姓的行径才得以收敛，吏治得到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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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 ?/ D' H7 P% ] 三、安储三策，扶持明主
      景云元年(710)六月，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把年幼的皇太子李崇茂扶上帝位，把韦家子弟及其死党分派到羽林军中做了将军，控制了朝廷，步武则天的后尘，临朝称制。大唐王朝再一次处于危难之中。危急之中，临淄王李隆基与姑母太平公主联手，力挽狂澜，大智大勇，发动了宫廷政变，诛灭了韦氏党羽，拥戴相王李旦即皇帝位，是为睿宗。
/ @  o$ Z" \) C" K* b' f9 \8 X当年姚崇曾任相王长史。唐睿宗一向知道姚崇的政治才干和道德操守，因此，就在他即位的第五天，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自神龙元年(705年)二月至景龙四年(710年)六月的五年零四个月中，先后任亳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他兴利除害，轻徭薄赋，深受百姓爱戴。在许州，他接到诏书后，踌躇满志，风风火火地返朝接任。二十天后，又被任命为中书令，作了首席宰相。
6 a. U; v6 T6 Y$ }正当姚崇等努力整治朝政时，围绕着皇太子李隆基的储位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皇太子李隆基的储君地位。睿宗立皇太子时，按照传统礼法，应立皇长子李成器。但群臣认为，国家危难之际，三子李隆基力挽狂澜，匡扶社穆，立有大功，人心所向，应立为太子。太平公主认为李隆基年轻，易于掌握，也表示赞同。但几个月后，她逐渐感到太子李隆基英明果断，能独立处事且很有主见，不好掌控。她为使自己能长期保住权势地位，需要转而改立一位昏庸懦弱的人作太子。当时的睿宗皇帝李旦是一个清心寡欲、不愿掌权管事的人。睿宗的这种性格和心理，恰恰被野心勃勃、善于权变谋略的妹妹太平公主所利用。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一起谋诛韦氏集团，拥立睿宗为帝有定策大功。因此权势地位更加显赫尊崇。睿宗经常和她商量朝廷大事，没有她的参与，睿宗对朝延大事都没法下决断。凡是太平公主想干的事，睿宗没有不同意的。朝中文武百官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经过她的举荐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数不胜数。由于太平公主的权势甚至超过睿宗，所以趋炎附势的人，趋之若骛，一时间太平公主的府第门庭若市。
4 O- J9 V+ z/ x& Y1 j6 Q      景云元年(710年)十月，李隆基被立为太子的第四个月，太平公主就指派人在京城散布流言，声称“太子李隆基并非皇帝的嫡长子因此不应当立为太子。”景云二年(711年)正月的一天，太平公主乘坐步辇上朝，在大臣们上朝必经之地光范门，邀集了当时的宰相姚崇、宋璟、韦安石、李日知、张说、郭元振等，暗示要改立皇太子。在场的宰相昕罢都大惊失色。刚直的宋璟则当场大声质问道：“东宫太子为大唐立有莫大之功，真正是宗庙社穆的主人，公主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呢？”机智的姚崇则说：“改立皇太子是国家大事，臣子们怎能背着皇上轻易议论此事呢？”二人义正辞严，太平公主无言答对，众大臣遂不欢而去。
      太平公主的阴谋虽然暂时没有得逞，但是姚崇、宋璟认为，这个阴谋多变、好揽大权的女子决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再次算计东宫。于是，为巩固维护正统，保住皇太子的储君地位，姚崇、宋璟合议了一条釜底抽薪之策。第二天朝会之后，姚崇和宋璟就在偏殿内向睿宗皇帝奏道：“宋王李成器是陛下的摘长子，幽王李守礼是高宗皇帝的长孙，他们都是在朝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太平公主在他俩与太子李隆基之间互相构陷，挑拨离间，制造事端，这样下去，将会使得东宫太子储位不稳。为此，臣等斗胆建议：第一，请陛下将宋王和幽王两人外放为地方州刺史，免得有人利用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去动摇太子的地位。第二，免去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隆业所担任的左、右羽林大将军职务，而让他们担任太子左、右卫率以事奉太子；第三，将太平公主和附马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让他们远离朝廷政治中心，免得他们在京城制造事端，祸乱朝廷。”这就是唐史上著名的“安储三策”。睿宗李旦听后，微微皱皱眉头说：“朕现在巳没有兄与弟了，惟有太平一个御妹，怎么可以将她远远地安置到东都去呢?至于诸王则听凭你们安排。”
' W* [. ~# h2 w1 C- b* v# Y* D       二月初一，睿宗采纳了姚、宋的建议，下诏书任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幽王李守礼为幽州刺史。任命左羽林大将军歧王李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为右卫率，以巩固太子地位。又将太平公主夫妇就近安置到蒲州。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距离东都洛阳600余里，距离京城长安250余里。让太平公主到蒲州，是睿宗有意就近安置照顾自己的妹妹。但太平公主并不领情，感到自己大权旁落，勃然大怒！得知是姚崇与宋璟的计谋后，气势汹汹，去责备、问罪于皇太子李隆基。太子李隆基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丢车保帅”，向睿宗上奏，声称是姚崇和宋璟挑拨自已与姑母太平公主和王兄宋王李成器、幽王李守礼之间的关系，并要求对姚、宋二人严加惩处。睿宗不想使妹妹太为难堪，只想在太子和太平公主之间搞平衡。于是二月初九日，一纸制书，将姚崇贬为申州(今河南信阳)刺史，将宋璟贬为楚州(今江苏淮南市)刺史。景云二年(711年)二月，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姚崇第三次被贬出朝延。
' `3 A3 Z3 b8 y% d3 ]% V      姚崇、宋璟虽然被贬，但姚、宋任相短短的7个多月来，却给人留下了一个清新的印象。人们评价道“姚宋为相，邪不压正；天平用事，正不如邪。”更重要的是姚宋的努力为日后李隆基清除太平公主集团打下了基础。朝野健康的力量都期盼着他们能东山再起，再掌朝纲！
      四、不畏艰险，刚直不阿
     久视二年(701年)，武则天已登基11年。这时皇位巩固，太子已立，天下太平。十月，女皇遂率皇太子、文武百官驾临长安。自高宗弘道元年(683年)皇帝幸东都洛阳以后，御驾近二十年未回长安。朝野吏民百姓，又睹圣颜，到处一片欢腾。女皇武则天也十分欢心，于是改元年号为“长安元年”。但是，由于盐供紧张，有人就借盐供困难为由，大肆造谣，说是“女主当政，过蒲州则盐池败。”面对国计民生的实际困难和出现的流言萤语，女皇忧心忡忡，决定派姚崇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姚崇承旨后，带领随员朝议郎、左台御史等一行人等，冒着严寒赶往蒲州。蒲州盐池横跨解县、安邑两县。在解县的谓解池，在安邑的谓安池。汉朝以前，“解盐”生产是“自然成盐”。从唐朝开始，采用“垦畦浇晒”技术，就是将卤水灌入畦内，经日光暴晒、雨水冲刷、风力搅拌就可以生产出色白味正、杂质少的食盐。一茬盐采收以后，又要及时向卤水池补充淡水，以便冲刷和溶解土壤盐分，继续日晒成盐。但是，雨水过多会影响采盐。为此，人们又修了许多拦水堤堰阻挡洪水，以防止雨季中条山的洪水冲跨盐池禁墙灌入盐池，夹带的泥沙会掩埋了产盐质量高的河流。姚崇认真考察了盐池，详细地询问“两池”榷盐使官吏、畦户、盐贩，得出了盐池产量下降的真实原因是：往年的夏秋暴雨成灾，形成洪水冲毁了盐池的外围堤坝，许多盐畦被大水冲坏，导致当年食盐减产。于是，姚崇果断召集“两池”官吏及工匠，具体研究修复盐池工程计划，当场决定由官府拿出费用，组织畦户、工匠修复堤坝，疏决水道，整修盐畦，保证了春二月的食盐生产，以实际行动驳斥了“女主临幸，盐池旋败”的流言蜚语。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冬，女皇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兼管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就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到边关作灵武道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见《资治通鉴》二0七)。
+ e* Y8 S. @* C6 d        五、避位荐贤，参与国事
6 Y0 s3 ^2 |% g6 S2 j        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姚崇渐渐感到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加之自己的部属赵诲受胡人贿，触犯了国法，虽然玄宗给予这个人以特赦，姚崇意识到伴君如伴虎的危险，就推荐时任广州刺史、比自己小13岁、刚正不阿、精于吏治的宋璟代替自己，离开相位以开府仪同三司职衔担任皇帝的最高顾问，他的这一举荐，使宋璟延续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后来宋璟成为继姚崇之后的一代名相，史有“姚应变、宋守成”之说，传为千古佳话。
+ `* T& v/ A  |! e6 o        第二年开春，玄宗因关中连续二、三年旱灾，粮食歉收，为减轻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军队对京师造成的供给负担，新年刚过，决定率百官暂到东都洛阳去（唐朝自开国以来，一直实行两都制）。但就在东行日程已经安排，御驾即将出发时，太庙忽然倒塌了。玄宗忙召集宰相们商议对策。宋璟、苏颋二位宰相都以“天人感应论”劝说玄宗，不能东幸。玄宗拿不定主意，就把姚崇请来进行咨询。
        姚崇当时已经不在相位了，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姚崇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也应该应该尽到一个臣子的本份。他毅然答道：“太庙的殿宇，本是前秦符坚时所修造的。隋文帝杨坚创建新都后，把宇文氏朝廷旧殿的材料用来建造了太庙。我大唐又延续隋代的旧制，继续用作太庙。年代久了，便因腐朽而毁坏了。山有朽土，尚且不能避免崩塌。年久的枯木，自然是要折断的。只是倒塌时间偶然与东幸行期巧合，并非因为出行而招致崩塌。况且帝王以四海为家，长安、洛阳东西两京连接，陛下因为关中地区收成不好，往来转运粮食又要劳民伤财，所以是为了百姓才出行去东都洛阳，岂是无事烦劳？东都有关部门对东幸已作了供应准备，陛下不可失信于天下。以老臣愚见，太庙破旧已毁，不能再修补。恳请把神主暂时转移到太极殿安置。然后再重新建造太庙，以表示对先帝的忠孝敬意。陛下的车驾宜按照原计划照常出发！”玄宗听了姚崇的建议，非常高兴地说：“爱卿之言，正合联意。”随即下令，赏赐给姚崇绢二百匹。从此以后，唐玄宗命姚崇五天上朝一次，入阁待奉，参加朝议，立于朝班首位，恩遇更加优厚。遇有重大军国政事，仍然要咨询姚崇。姚崇罢相之后，在大政方针上仍然起着顾问和参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