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父子的文笔与史笔

蓬安姚波

姚氏父子的文笔与史笔——读《梁书》、《陈书》札记李少雍 内容提要 本文以姚察、姚思廉父子修撰的《梁书》和《陈书》作为考察的对象，论述其成书的经过。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了姚氏父子的政治态度以及修史叙事的笔法和技巧，特别着重分析了他们对于激烈战争场面的动人描写。本文还以曹景宗、吕僧珍、侯安都、萧摩诃等历史人物为例，论述了姚氏父子对于历史人物个性的把握和准确的描写。 . B8 U6 ?6 u8 J# |关键词 《梁书》　《陈书》　姚氏父子　文笔　史笔

据说日本明历(德川光因年号)三年(1657)，江户(今东京)发生大火灾，德川时代初期著名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仓促逃难时，什么物品也未携带，只带了一本没有读完的《梁书》。林罗山所以如此耽嗜《梁书》等中国史籍，是因为受到日本古代对史书(指中国史籍)的传统态度的影响。8世纪时，日本已在大学寮里设了名为“文章道”的一门学科。文章道最初以《文选》、《尔雅》为教科书，后来加上“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文章道”(即文学)于是变成了“纪传道”(即史学)。这当然不只是名称的变化，它反映了日本古代对中国史书的态度，即所谓“读史书，学文章”，反映了一种认为历史与文学密不可分的观念。
8 V# ?  J# i4 x9 f! U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史书本身兼具文学表征有很大关系。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的《梁书》和《陈书》，同其他中国古代史籍一样，也可以从文学角度加以讨论。因为两位史家不仅具有史才和史识，而且兼有“文心”与“诗肠”(即《文心雕龙·史传》所谓“腾褒裁贬，万古魄动”的情怀)，两书皆包含一定的文学因素。
, m  h5 ]3 v0 U; f% g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他历仕梁、陈、隋三朝，陈后主时官至吏部尚书。为官清廉，自奉俭朴，不营生计，唯以读书和著书为乐。卒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年七十四。姚察非常博学，“于坟籍无所不睹”，他文章也写得相当好；徐陵“名高一代，每见察制述，尤所推重”，自叹“弗逮”。
8 Q! i* ?, \% v% T6 S) F作为史学家，姚察“撰史”的实践活动早在梁末就已经开始。当时的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陈宣帝时，奉诏“知梁史事”。陈灭入隋，又奉敕“成梁、陈二代史”。可是直到他去世时，所撰梁、陈史皆未“毕功”。未竟之业只得由其“令子”来完成了。
姚思廉字简之，曾先后在陈、隋、唐三朝为官。唐太宗时官至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卒，年八十一。姚思廉与其父颇有类似之处。如他“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又如他“学兼儒史”(《旧唐书》卷七十三)，十分博学。在史学方面，姚思廉更不愧是克绍箕裘的史家之子。《旧唐书》思廉本传说他“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鉴于他学行非凡，史学功底尤为深厚，姚察临终时寄以补续梁、陈二史的大事。但这种“补续”的工作，在隋炀帝时及易代之际是难以顺利进行的。直到贞观初，“诏与魏征共撰梁、陈书”，姚思廉才有机会全力以赴，“采谢灵、顾野王等诸家言，推究综括，为梁、陈二家史，以卒父业”(《新唐书》卷一百二)。虽然魏征“裁其总论”，但“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旧唐书》卷七十三)。贞观十年，即姚思廉去世前一年，《梁书》和《陈书》终于撰成。如果从姚察梁末“撰史”时算起，姚氏父子为撰成这两部史书共用了约八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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