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及其家族研究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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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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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姚崇，陕州硖石（今属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唐朝名相，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两《唐书》有姚崇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其世系，然俱有谬误与缺憾。根据史料与出土石刻，对其家世、故居、地方任职、生卒年份、谥号、及兄弟等进行考证、正误、补充，以期对姚崇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姚崇，家世，故居，地方任职，生卒年份，谥号，兄弟

姚崇，陕州硖石（今属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人，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长乃好学，文华著名，以补荫入仕，又中“下笔成章科”制举，先后做地方官多年，在武则天、睿宗、玄宗朝任宰相兼兵部尚书。一生以人为本，为政以公，百折不挠，勇于改革，对稳定政局、革除弊病、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是对开创开元盛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称其为唐朝四大贤相之一。宋朝洪迈则将其列为“汉唐八相”之一。

两《唐书》有《姚崇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陕郡姚姓）亦对姚崇及其家世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然传、表俱有谬误与缺憾。笔者根据史料和新近出土的石刻，对姚崇的家世、故居、地方任职、生卒年份、谥号及兄弟排序等进行考证、正误、补充，以其对姚崇研究有所裨益。

一、姚崇家世考。

据《旧唐书•姚崇传》载：“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父善意，贞观中任嶲州都督。”（1）《新唐书•姚崇传》亦有同样的记载。

据《新唐书》卷七十四下，宰相世系表载：“姚姓，虞舜生于姚墟，因以为姓。陈胡公裔孙敬仲仕齐为田氏，其后居鲁，至田丰，王莽封为代睦侯，以奉舜后。子恢避莽乱，过江居吴郡，改姓为妫。五世孙敷。复改姓姚，居吴兴武康。敷生信，吴选曹尚书。……”

“陕郡姚姓（笔者按：指姚崇一族）亦出自武康。梁有征东将军吴兴郡公宣业。生安仁，隋汾州刺史。生祥。祥，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都尉。（生）懿，字善意，嶲州都督、文献公。（生）元之，名崇，相武后、中、睿、玄（宗）。”（2）

新近出土的《大唐故幽州都督姚（懿）府君墓志铭》（简称《姚懿墓志铭》）《唐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勖）府君墓志（自撰）》（简称《姚勖墓铭》）《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合）府君墓铭并序》（简称《姚合墓志》）则补正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姚崇家族世系。

姚崇父《姚懿墓志铭》载：“君讳懿，字善意。其先吴兴郡，因官北移，今为河南洛阳人也。……高祖宏，高行邈世，大德有闲……曾祖宣业，宇文朝征东将军……祖安仁，青汾二州刺史……父祥，隋怀州长史……遂检校函谷关都尉……。公食牛英气，扬乎金方，……年十八，授硖石县令……擢拜骠骑将军、水陆行军副总管……拜侍持节峡州诸军事峡州刺史……龙朔二年……拜嶲州都督。”（3）

而姚崇五代孙姚勖自撰的《姚勖墓铭》叙述姚崇家族世系则更为详实，墓志云：“勖本吴兴人，始虞帝生姚墟得姓，后裔遏父封陈为氏，至厉公之子完仕田为田。齐太公和十四代至西汉代睦侯讳丰，生东汉太守讳邕，避新室乱，遂家吴兴康城山，五代至吴郎中敷，举族复姓姚氏。又五代至渤海太守五城侯讳禋之，侯孙讳仲和，入后魏为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遂居陕之硖石，由秘书五代至隋函谷关都尉讳详，都尉生唐幽嶲都督赠吏部尚书府君讳善懿谥文献，实勖五代祖也，高王父府君皇中书令梁国公谥文贞。”（4）

姚勖又为其族叔姚合撰写的《姚合墓铭》叙述姚崇家世亦详，云：“公讳合，字大凝。惟姚氏由吴郎中讳敷始渡江居吴兴。五世至渤海太守五城侯禋之，生后魏祠部郎中讳滂。七世至我唐初嶲州都督、赠吏部尚书、长沙文献公讳善意。文献公生宗正少卿赠博州刺史讳元景，即开元中书令、梁国文贞公之母弟也。”（5）

依此，则姚崇家族较为详细的世系为：

舜帝生于姚墟得姚姓；舜帝后人遏父封陈为陈氏；至陈厉公子完仕齐则为田氏；齐太公田和十四代孙田丰被封为西汉代睦侯，生子东汉散骑常侍邕，五世至三国吴郎中敷恢复姚姓。吴郎中姚敷——吴太常姚信——佚名——佚名——宋渤海太守、五城侯姚禋之——后魏祠部郎中姚滂——后魏步兵校尉、秘书监姚仲和——佚名——姚宏——北周征东将军姚宣业——隋青、汾二州刺史姚安仁——隋怀州刺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祥——唐嶲州都督姚懿——唐中书令姚崇。

（一）新的史料补充了姚崇家族的世系，使之更加翔实。姚崇远祖宋渤海太守姚禋之、后魏祠部郎中姚滂、后魏步兵校尉秘书监姚仲和及姚懿高祖姚宏等都是新近发现的姚崇家族世系的成员。

（二）新的史料说明陕郡姚姓即姚崇家族居陕始于北魏。姚勖自撰的《姚勖墓铭》记载：“渤海太守五城侯讳禋之，侯孙讳仲和，入后魏为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遂居陕之硖石。”因此，陕郡姚姓起家之祖为后魏（即北魏）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姚仲和。至姚崇时，姚族居陕州硖石已历八世。

（三）姚崇家族“因官北徙”迁徙的过程为从南朝到北朝，又至隋唐：具体是从宋渤海太守姚禋之到后魏（即北魏）祠部郎中姚滂，又到后魏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姚仲和，到北周征东将军姚宣业，到隋青汾二州刺史姚安仁及隋怀州刺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祥，到唐嶲州都督姚懿、唐中书令姚崇。由此可以得出，《姚懿墓志铭》中记载姚崇高祖姚宣业为“宇文朝征东将军”合乎家族迁徙实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梁有征东将军姚宣业”和《姚懿神道碑》所载“曾祖宣业陈征东将军”的南朝“梁”和“陈”的“征东将军”有误。

（四）纠正了两《唐书》载唐太宗贞观中姚懿任嶲州都督之误，正确的应为唐高宗龙朔二年姚懿任嶲州都督。

（五）纠正了《旧唐书•姚崇传》说姚合为姚崇玄孙和《新唐书•姚崇传》载姚合为姚崇曾孙的错误说法，姚合实应为姚崇之弟姚元景之嫡曾孙，即姚崇之侄曾孙。。

河南姚树江 · 发表于 2014-9-7 15:41:35

本帖最后由河南姚树江于 2014-9-7 15:42 编辑

舜帝生于姚墟得姚姓；舜帝后人遏父封陈为陈氏；至陈厉公子完仕齐则为田氏；齐太公田和十四代孙田丰被封为西汉代睦侯，生子东汉散骑常侍邕，五世至三国吴郎中敷恢复姚姓。吴郎中姚敷——吴太常姚信——佚名——佚名——宋渤海太守、五城侯姚禋之——后魏祠部郎中姚滂——后魏步兵校尉、秘书监姚仲和——佚名——姚宏——北周征东将军姚宣业——隋青、汾二州刺史姚安仁——隋怀州刺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姚祥——唐嶲州都督姚懿——唐中书令姚崇。好像网内有个帖子提到秘书一词。

河南姚树江 · 发表于 2014-7-24 09:43:09

证明了，姚合实应为姚崇之弟姚元景之嫡曾孙，即姚崇之侄曾孙。。

本文来自:中华姚网(http://www.yaogens.cn/）原文地址：http://www.yaogens.cn/portal/for ... mp;extra=#pid278475

河南姚树江 · 发表于 2014-7-24 09:40:34

这个帖子真的很不错，对研究河南姚氏很有说服力。

濮氭 · 发表于 2017-3-18 20:39:41

感谢宗亲的辛勤努力！拜读啦！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6:10

二、姚崇故里考
（一）姚崇陕州硖石故里考。
《新唐书》载：“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6）《旧唐书》亦载：“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从姚崇五代孙《姚勖墓铭》亦可知：姚崇先祖姚“仲和，入后魏为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遂居陕之硖石”。
姚崇之父《大唐故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碑铭并序》（简称《姚懿神道碑》）云：“太宗东伐王充，授鹰扬郎将、长沙县男、水陆道总管。洎贼平，将举籍议功，有妄谮者云：公（姚懿）曾通伪郑，因见疑黜。又以明略用多，每为朋侪所忌，乃筑室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将以道德幽栖，高尚其事。右二陕，左二陵，北河南阴，南山北至。中养浩气，外衍遐风。”（7）
姚崇之父姚懿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平定王世充之后，率全家筑室于 “硖石东北重岗之曲”定居，那么姚崇故里究竟在何处？
清乾隆十二年刻本《直隶陕州志》载：“姚公祠，州东卫村社。宋元佑八年，知州游公（师雄）命置祀于故居。”
又载：“姚文献公墓在州东卫村社。公名懿，唐宰相（姚）崇父，谥文献。”
又载有唐为旌表姚懿而兼看护《姚懿墓》功能的“旌贤寺，州东五十里张茅镇。”（8）
民国二十三年编撰的陕县《姚氏族谱》载，张茅镇有碑“唐宰相梁国公姚崇故里”为“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前云南驿盐道今权知河南直隶陕州事吴沈荣昌立”。（9）
按《直隶陕州志》所载，姚公祠，即祭祀姚崇的祠堂，在陕州东卫村社姚崇故居。而姚文献公墓、旌贤寺亦在州东卫村社。而原姚文献公墓、旌贤寺即在今陕县张茅乡西崖村南，均属明清时的卫村社或卫村里范围。因此，姚崇故居当距姚文献公墓、旌贤寺不远。
原三门峡市文物局何康民先生曾对笔者讲述：上世纪60年代，在陕县张茅乡西崖村西建张茅中学时，曾挖出许多唐代柱础，应为姚崇故居建筑材料。另据《洛阳名碑集释》中亦认为姚懿“筑室于硖石重岗之曲”之处，当在“今张茅中学附近”。（10）
因而姚崇故居当在今陕县张茅乡西崖村张茅中学处。
据《姚懿神道碑》和《姚懿墓志铭》所载，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姚懿复出，姚懿举族在此居住了30多年。姚崇生于永徽二年（651年），当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因此，这里是姚崇故里当无疑。
（二）姚崇汝州伊阳县故宅考。
《新唐书•姚崇传》载：唐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唐玄宗在渭水之滨召见了姚崇。“帝曰：公知猎乎？（姚崇）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兔为乐。”（11）
广成泽，传说上古时期的广成子在汝州崆峒山修道成仙。后人为了纪念广成子，便把他居住过的崆峒山周围的泽地称为“广成泽”。清人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卷二十一中云：“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泽中。守敬按：《地形志》汝北郡梁县有广成泽。……泽在梁县西四十里。《元和志》亦云，在县西四十里，周回百里。又《伊水注》引《河南十二县境簿》，泽在新城县界黄阜。盖此泽甚大，古本在梁、新城二县境也。”（12）据《汉书》、《后汉书》和两《唐书》记载，汉、唐两代将广成泽辟为狩猎游乐之所，定名为“广成苑”。既然20岁时，姚崇曾居住在广成泽打猎，那么，他具体居住在何处呢？
又据清道光十八年《汝州全志•伊阳县古迹二》刻本云：“梁国公姚崇宅，在石家岭村东北，摩天岭迤西百余步，相传为古梁公庄，有遗井，今废。按《本传》公尝语帝曰：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张景（憬）藏谓臣当位王佐，无自弃，故折节读书，遂待罪将相云云。考《本传》：公，陕州硖石人。或流寓于此，未可知也。”（13）
《汝州志》清楚告诉我们，“梁国公姚崇宅，在石家岭村东北”。笔者考查，古伊阳县石家岭村，今称石岭村，现归伊川县白沙镇管辖。
另据姚崇家族在洛阳龙门开凿的极南洞残碑，碑文被录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二《姚夫人残刻》，文载姚崇父姚懿“龙朔年中（阙），居于伊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愿男女长大……”（14）据碑文可知，姚懿于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即在伊阙之南经营了“阙南别业”，此“别业”正是为区分陕州硖石故居而言，正说明姚懿家族此时已由陕州硖石故居迁居洛阳伊阙之南新居。笔者曾于2006年12月到伊川县石岭村考察，据该村村民讲，石岭村即处洛阳龙门伊阙之南，距离约20公里。此村古属汝州梁县管辖，后来归伊阳县（后改汝阳），1953年，又划归伊川县管辖。因此，“阙南别业”即是指后来被称为在石岭村东北之“梁国公姚崇宅”。
因此，姚崇故宅应在今洛阳市伊川县白沙乡石岭村。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6:39

（三）姚崇洛阳慈惠坊故居考。
东都洛阳慈惠坊里有姚崇私第，是姚崇于天授年后在洛阳做京官时所置。
据《两京城坊考补》卷之六云：“东京外郭城，长夏门之东第二街六坊及南市，（从南数）次北慈惠坊。（《河南志》引《韦述记》曰：此坊半以北，即洛水之横堤。）紫微令姚崇宅。银沙滩。”又云：慈惠坊对照西邻询善坊“次北询善坊。北至洛水。郭广敬宅。后为姚崇山池院。崇薨，为金仙公主所市。”（15）
唐人孟浩然，开元十七年（729年）夏与姚崇后人过从，作诗抒怀才不遇之意。《全唐诗》卷一百六十载有其诗《姚开府山池》，诗云：“主人新邸第，相国旧池台。馆是招贤辟，楼因教舞开。轩车人已散，箫管凤初来。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16）亦是慈惠坊及姚崇山池院变迁之佐证。
又据《姚懿神道碑》载：姚崇母刘氏夫人“以神龙三年（707年）正月八日终于洛阳慈惠坊之私第。”（17）
《全唐文》卷二百三十载唐张说所撰《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简称《姚崇神道碑》）明确记载：姚崇“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坊里。”（18）
姚崇之嫡曾孙《唐故朝散郎前试詹事府司直兼蕲州黄梅县令姚（侑）墓志铭并序》（简称《姚侑墓志》）亦载：“贞元十八年（802年）五月廿二日，有唐故朝散郎前试詹事府司直兼蕲州黄梅县令赐绯鱼袋姚公启手足于东都慈惠坊里之私第。……初文贞公置第慈惠坊里。”（19）由此可见，慈惠坊里作为姚崇家族居地终唐一代至少有100多年历史。
据洛阳市旅游局冯本立先生考察，姚崇故居唐慈惠坊里“其位置在今洛河南岸，北临洛河与廛河汇流稍偏西处，洛南石房院村西北的洛河滩中，其南是隋唐时通利坊及运渠正对南市。洛河北岸是唐时铜驼坊。”（20）
（三）姚崇长安旧居考。
   唐长安城平康坊有姚崇宅。
   据《唐会要》卷五十载：“华封观，平康坊。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捨宅置观。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曜。今悉并为观。号华封。”（21）
又据《资治通鉴》唐纪开元四年条载：“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令家人入侍疾。崇以四方馆有薄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22）
由此可见，姚崇开元初任宰相时，因没有自己的住宅，曾长期寓居长安罔极寺。罔极寺创建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太平公主为母亲武则天祈福创建此寺，寺名取自《诗经》中“欲报以德，昊天罔极”句。罔极寺和一般寺院一样，兼具有邸店的职能，为耽留外出者提供食宿。开元四年，姚崇因病卧床不起，源乾曜找他议事来往不便，建议玄宗让姚崇移居四方馆，姚崇因四方馆是中书省办公场所，谢绝入住。
后来，可能因皇帝过问安排，朝廷赐宅，姚崇才有了平康坊“梁公姚元崇宅”。平康坊是唐长安朱雀门东第三街从北数起的第一排里坊，也是靠近皇城的第一排里坊，位置比较突出，出入皇城相对位于大宁坊的光宅寺而言，不但近而且便捷，非常适合年老体弱的姚崇入朝视事。从平康坊里居住过的太平公主、姚崇、安西都护郭虔曜来看，都是朝廷要员。而且，“今悉并为观，号华封”来看，均属公家之地，私人有使用权而没有继承权。又《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但“屋宇并官所造”。（23）故而，随着姚崇的离职，平康坊旧居又归于公家。
三、姚崇任地方官考。
《新唐书•姚崇传》载：“（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授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郎中。……张柬之等诛二张，（姚）崇适自屯所还，遂参计议。以功封梁县侯，实封二百户。……俄为亳州刺史。……历宋、常、越、许四州。睿宗立，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贬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徙同州刺史。”（24）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任地方官时，更为简略。云：“（姚）元崇为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无几，出为亳州刺史，转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俄除同州刺史。”（25）
《姚崇神道碑》记载姚崇担任地方官时云：姚崇“制举高第，历佐濮郑，并有声华。”又云：姚崇曾“出典亳、宋、常、越、许、申、徐、潞、扬、同十郡。”（26）
姚崇自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二月至景龙四年（710年）六月的5年零4个月中，被贬为亳州刺史后，又“历宋常越许四州”刺史。又在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二月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被贬出京，做地方官共二年零八个月，先被贬为申州刺史，又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徙同州刺史。按唐朝当时制度，五品以上高级官员任期一般为三年。但姚崇在地方任职时间都没有达到上述期限，原因正如中宗时御史中丞卢怀慎上书指出的：“比来州牧、上佐及两畿县令，下车布政，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最。”（27）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朝廷派遣官员，未到任而中途改任。
因此，究竟姚崇具体何时在何地任职，两《唐书》俱不详载。今根据史料和新出土的碑石，试考证之。
（一）郑州任职考。
《新唐书•姚崇传》载：姚崇“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授濮州司仓参军。”（28）《旧唐书•姚崇传》亦有同样记载。两《唐书》均不载在郑州任职。
《姚崇神道碑》记载姚崇担任地方官时云：姚崇“制举高第，历佐濮、郑，并有声华。”（29）
姚崇夫人《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并序》（简称《刘氏墓志》）载：“夫人讳，彭城人也。……夫人躬浣濯以立素，率紘组以底勤，怡顺而傍睦宗姻，尸斋而肃巷祭祀。方将贻训彤管，传经后师，而景命不融，与善冥昧。閟虹光于厚穸，坠瑶华于早春。以垂拱元年（685年）八月四日终于郑州官舍，春秋三十四。”（30）
《姚崇神道碑》云姚崇“历佐濮郑”，说明姚崇曾在濮州、郑州任职，而《刘氏墓志》则进一步说明姚崇于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年前后在郑州任州刺史的佐官，至于任何职，尚待考证。
(二)宋州任职考。
姚崇的侄孙女《唐故河南採访使汴州刺史徐公（挥）夫人嘉兴县君（姚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姓姚氏，其先吴兴人也。曾祖善意，皇嶲州都督，赠吏部尚书。祖元素，皇朝散大夫、潭州别驾。父孝孙，皇仙州襄城县令。夫人行言无择，德礼有度。少孤，为叔祖梁公（姚崇）之所器念，尝曰：此女贞惠而明，淑慎而介，可以修苹蘩于高国之族，奉箕帚于梁鲍之室。及梁公之出牧宋州也，以宁陵丞徐公为贤。当及笄之岁，备执笈之礼。徐公讳挥，东海人也。”（31）姚崇之兄姚元素之子姚孝孙之女很早失去父亲，由姚崇照护。姚崇在宋州任刺史时，就把他的这个侄孙女许配给其下属宁陵丞徐挥为妻。
此墓志可为姚崇任宋州刺史之佐证。
（三）常州任职考。
《旧唐书·严挺之传》云：“严挺之，华州华阴人。叔父方嶷，景龙中户部郎中。挺之少好学，举进士。神龙元年，制举擢第，授义兴尉。遇姚崇为常州刺史，见其体质昂藏，雅有才干，深器异之，及崇再入为中书令，引挺之为右拾遗。”（32）
《新唐书·严挺之传》亦有同样的记载。
此史料可为姚崇任常州刺史之佐证。
  （四）越州任职考。
据《越中杂识》载：“姚崇，字元之，洛阳人。景龙中，出典越郡，治尚简肃，不树威而民化之。及去，百姓送至钱塘江干者以千计，望崇去远，皆号泣而返。”（33）
如果说《越中杂识》记载了姚崇在越州任职的政绩，那么，《姚懿墓志》则具体记载了姚崇在越州任职的具体官职及时间。
《姚懿墓志铭》云：姚懿妻彭城郡夫人刘氏“景龙二年正月八日薨于洛阳慈惠坊之里舍，春秋八十四。其年九月庚寅十七日丙午安祔于兹堂也。长子银青光禄大夫、守越州都督元之（姚崇），次子朝散大夫洛州汜水县令元景，恐山飞海变，盛烈靡形，遂镂金铭石，垂之来裔。”（34）
此墓志则记载了姚崇在景龙二年（708年）九月时任越州都督。
四、姚崇生卒年份、寿数及谥号考。
《旧唐书•姚崇传》载：姚崇“后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开元）九年薨，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35）
《新唐书•姚崇传》亦载：姚崇“（开元）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十七年，追赠太子太保。”（36）
关于姚崇谥号，《唐会要》卷八十《朝臣复谥》亦载：
“刘仁轨、刘幽求、姚元崇（即姚崇）、裴耀卿、張九龄，並曰文献。”（37）
但据史料和近年出土的墓志证明，两《唐书》及《唐会要》所载姚崇的寿数及谥号均误。
（一）姚崇的寿数及生卒年份考。
两《唐书》载姚崇卒于开元九年（721年），享年七十二。
据此推算，姚崇应出生于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即公元650年。
但唐张说撰写的《姚崇神道碑》载：“公讳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享年七十有一。开元九年九月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里。……十年二月葬于万安山之南原。”（38）
同后晋时所修之《旧唐书•姚崇传》和北宋时所修之《新唐书•姚崇传》相较，当然要以同时代人张说撰写的《姚崇神道碑》所载史料要真实可信。
因此，姚崇享寿当取七十一岁。据此推算，姚崇当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故此，姚崇的生卒年份应为公元651年——721年。
(二)姚崇谥号考。
两《唐书》及《唐会要》俱记载姚崇谥号为“文献”。但史料及出土的墓志均载姚崇谥号为“文贞”。
史料佐证：
1、《姚崇神道碑》载：姚崇“享年七十有一。……制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礼也。”（39）此当为姚崇谥号为文贞之最有力之证据。
2、据唐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本文》卷四《定谥》载：“太宗朝郑公魏征，玄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张说、广平公宋璟、郇公韦安石，皆谥为文贞二字。人臣美谥，无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谥。有唐以来，五人同谥，亦无嫌也。”（40）
3、宋赵明诚著《金石录》卷二十七载有《唐永阳太守姚弈碑》，并云：“右唐姚弈碑，弈，崇子也。《新唐书》云，崇谥文献，而此碑及张说所撰崇碑皆云谥文贞。盖崇父懿已谥文献，父子罕有同谥，当以碑为正。”（41）
碑石佐证：
1、姚崇嫡曾孙《姚侑墓志》之佐证。碑曰：“公讳侑，字百华。其先帝妫之后，今为吴兴人也。曾祖元崇，皇朝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梁文贞公。祖彝，正议大夫、邓州刺史、光禄卿。父堙，魏州贵乡县令。文贞以伊傅之业致君，与三五同德盛烈，余裕诏于简书。”（42）
2、姚崇之婿《陶禹墓志铭》之佐证。据《大唐故青光禄大夫使持节陈州诸军事陈州刺史上柱国陶府郡墓志铭并序》载：“公讳禹，字玄成，家本丹阳，迁为河南人也。……。公则介州司马赠沧州刺史缵之孙，银青光禄大夫怀州刺史大举之子，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梁国文贞公姚崇之婿。……以开元十九年二月十二日，终于许州之旅馆，临葬于河南北邙山之原，礼也。”（43）
3、新近洛阳出土的姚崇侄曾孙《姚合墓志》与姚崇嫡玄孙《姚勖墓铭》（自撰），俱称姚崇为“中书令、梁国文贞公”。（44）
   总上所述，可知两《唐书》所载姚崇逝世后被朝廷谥为“文献”确误，谥号当为“文贞”无疑。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7:10

五、姚崇家族兄弟考
（一）《新唐书》所载姚懿三子元景、元崇、元素长幼排序考。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姚懿有三子，即长子姚元景、次子姚元崇、三子姚元素。
根据史料和新近出土的碑石，可知《新唐书》所载姚崇弟兄排序实误。
佐证之一，《姚懿墓志铭》云：姚懿妻彭城郡夫人刘氏“景龙二年正月八日薨于洛阳慈惠坊之里舍，春秋八十四。其年九月庚寅十七日丙午安祔于兹堂也。长子银青光禄大夫、守越州都督元之（姚崇），次子朝散大夫洛州汜水县令元景，恐山飞海变，盛烈靡形，遂镂金铭石，垂之来裔。”（45）
此墓志载明,姚元之(姚崇)与姚元景本为刘氏夫人一母所生,且姚元之为长子,姚元景为次子。
佐证之二，《唐故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徐公（挥）夫人嘉兴县君（姚氏）墓志铭并序》云：“夫人姓姚氏，其先吴兴人也。曾祖善意，皇嶲州都督赠吏部尚书。祖元素，皇仙州襄州县令。夫人行言无择，德礼有度。少孤，为叔祖梁公所器念。”（46）志文中所载“叔祖梁公”即姚崇。因此姚元素应和姚崇是弟兄关系，且称姚崇为志主姚氏夫人之叔祖公，可知，元素年龄长于姚崇。
综上所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姚懿三子：长子姚元景、次子姚元崇、三子姚元素，长幼排序有误。姚崇兄弟三人长幼正确的排序应为姚元素、姚元崇、姚元景。
（二）姚崇兄弟十一人考。
佐证之一，姚崇父姚懿衣冠冢出土的《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嶲州都督长沙郡公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姚府君玄堂记》载：姚懿 “玄堂在陕州东硖石县东北廿里崇孝乡南陔里安阳公之原，即怀州长史府君茔东南五百四十步。……右奉开元三年七月廿四日制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献公。既奉朝恩，爰加礼秩。以其年十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卜地叶吉，敢用封树。其明器等物总一百五十事，并此记并同瘗于玄堂南一十二步。第十子兵部尚书兼紫微令梁国公崇，藜莪增感，悲号靡及。恐松柏方合，陵谷迁贸，而前志先在圹内，事归幽密，不敢辄启。今敬镌贞琰，以立斯记。”（47）
在出土的《姚懿玄堂记》中，姚崇自称为“第十子兵部尚书兼紫微令梁国公崇”，可知姚崇当为姚懿第十子。
佐证之二，《姚懿神道碑》云：姚懿“初娶张氏、李氏，并早殂殁。后娶刘氏，累封彭城郡夫人，则隋左常侍降之孙，唐襄州长史志逵之女，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48）可知，姚崇父姚懿一生先后娶有三位夫人，即张氏夫人、李氏夫人、刘氏夫人。姚崇、姚景（即姚元景）是其父的第三位夫人刘氏夫人所生。姚崇既为第十子，其弟姚景当为第十一子。
目前，姚崇弟兄十一人除史料记载的姚元素、姚元崇、姚元景外，新近出土的碑石又发现有姚德敏、姚德素。
佐证之三，姚德敏，两《唐书》未载。姚德敏之子《大唐故齐州临济县令吴兴姚府君（辩义）墓志铭并序》，文曰：
“君讳辩义，字玄载，吴郡武康人也。……曾祖祥，隋怀州长史。……祖善意，皇银青光禄大夫、嶲州都督、长沙县开国公、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谥曰文献公。……父德敏，朝散大夫、徐州萧县丞。……君季父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翊亮乾坤，阿衡台鼎。”（49）
据此可知，姚德敏、姚崇同为兄弟。又据撰墓志者称姚崇为墓志铭主人姚辩义之“季父”可知，姚德敏为姚崇之异母兄长。
佐证之四，姚德素，两《唐书》。而洛阳新近出土有其子姚爱同墓志，全称为《故朝议大夫守绥州刺史姚府君墓志铭并序》，文曰：
“公讳爱同，字爱同，其先吴兴人也，今家于洛阳焉。……曾祖祥，隋怀州长史。祖善意，银青光禄大夫、持节嶲峡二州诸军事、嶲峡州刺史、长沙公、赠吏部尚书，追谥曰文献。父德素。潭、廓二州司马。……我于是乎授朝议大夫、使持节绥州诸军事守绥州刺史之寄。……开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终于东都道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三岁。”（50）
从姚爱同的墓志中所叙述的世系可知，姚德敏和姚崇同为弟兄。又，姚崇家族在洛阳龙门石窟开凿的洞窟（今称极南洞）外树一碑石，碑文录入《全唐文补遗》，题为《都督长沙姚意妻造像记》载：“睿同任卫州司兵参军，爱同任……”（51）亦证“睿同”“爱同”俱为姚崇子侄辈。
从墓志又知，姚爱同“开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终于东都道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三岁”。同姚崇逝世同年同月，姚崇享年七十一岁，姚爱同享年六十三岁，仅比姚崇小八岁。由此可知，姚爱同之父姚德素为姚崇之异母兄长，当无疑。
综上所述，姚崇兄弟目前在史料及石刻中已发现的名字有姚德敏、姚德素、姚元素、姚元崇（即姚崇）、姚元景。我们相信，随着新文物的出土和新史料的发现，姚崇十一个兄弟中其他人的名字也会被继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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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姚爱同墓志即《唐故朝议大夫绥州刺史姚府君墓志并序》，墓志石近年出土于伊川彭婆乡姚崇墓地，为洛阳市私家收藏。
（51）［清］董诰，全唐文：第五册，［清］陆心源，唐文续拾）［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姚学谋(1948—)，男，渑池县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渑池县人大常务会退休干部。刘凤婷（1971—），夏邑县人，渑池县二中教师。）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7:38

姚崇与洛阳
                                             姚学谋

摘要：姚崇是唐代著名的四大贤相之一。他的一生和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洛阳度过的；武则天时他在洛阳的中央政府，崭露头角、担当宰相；他的暮年在洛阳度过；洛阳又是他最终的归宿地；他在河洛地区留下了不少史迹和诗文。
关键词：姚崇；洛阳；青少年时代；政治生涯；诗文。

姚崇（公元651—721年），是我国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姚崇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道：“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则称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还赞扬他进谏唐玄宗的“十事要说”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洛阳作为大唐的东都和大周的京都而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姚崇从少年时起，就受河洛地区壮丽山川及浓厚文化底蕴的熏陶，受荟萃于洛阳的英贤俊才的影响、感染，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下笔成章，走入仕途，而大展宏图。他的一生和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洛阳是姚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成长的地方，又是他入仕之后崭露头角、担当重任，在政坛上逐步成熟的地方，还是他最终的归宿地。他在洛阳的政坛上不仅留下了许多可歌可颂的业绩故事，而且在文坛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
一、洛阳是姚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成长的地方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市）。高祖姚宣业，南北朝时的陈征东大将军，吴兴郡公。曾祖姚安仁，隋朝时历任青、汾二州刺史。祖父姚祥，任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公元590—662年），字善意。隋末为陕州硖石县令，后佐唐创业有功，因受人嫉妒而遭到贬退，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后，率全家隐居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遂为陕州硖石人。高宗即位后，又被起用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刺史、嶲州（今四川西昌市越西东北）都督。（1）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姚崇诞生于陕州硖石。（2）但他从少年时就生活在洛阳。龙门石窟现存有姚崇兄妹为其母刘氏所造的石窟，今称极南洞。洞外南壁刻有浮雕的双龙盘首造像碑，高164公分，宽70公分。该碑风蚀残损严重。现存文十八行，计二百余字。清陆心源主编的《全唐文续拾》卷十一收录其残碑碑文，称其为《都督长沙姚意（懿）妻造像记》。碑文记载：“（夫人）者，嶲州、幽州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懿）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字）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可知，姚崇之父姚懿于“龙朔年中（公元661—663年）”，就经营了位于洛阳龙门“（伊）阙南之别业”，全家人定居于此。故而，在洛阳万安山出土的《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郡墓志》（3）中载道：“君讳懿，字善意。其先吴兴郡。以官北徙，今为河南洛阳人也。”张说为姚崇撰写的《姚崇神道碑》中也载道：“公讳元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4）由此可知，姚崇从这时起，就随其父母生活在洛阳了。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十二月，姚懿殉职于嶲州。其时，姚崇方十二岁，成为孤儿。他少年时，为人豪爽，崇尚气节。可能是受家族尚武的影响，不喜欢读书，而喜欢习武、效游。“少为猎师”，二十岁时，“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兔为乐。”（5）
后来，有一个人使姚崇改变了不喜欢读书的习惯。此人叫张憬藏，长社（今河南许昌市长葛）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相学家。据姚崇六十三岁时回忆，就在他“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整日陶醉于呼鹰逐兔之乐时，遇到了张憬藏，说他“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6）在张憬藏的鼓励和规劝下，姚崇“尔来折节读书”，改变了整日“呼鹰逐兔”的坏习惯，长乃好学，二十岁后方发愤读书。《新唐书·张憬藏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姚崇、李迥秀、杜景佺从之（张憬藏）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贵。’”看起来，姚崇当时不但得到张憬藏的指导，而且还结交李迥秀、杜景佺等一批青年才俊之士。姚崇又“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文史，以文华著名。”（7）这些，对促进姚崇“折节读书”，都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通过几年的努力，姚崇终于成为东都洛阳一带闻名的饱学之士。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李弘病死于东都洛阳之合璧宫倚云殿。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非常悲伤，高宗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文。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并在洛州缑氏县景山（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为之选定寝陵地址，名曰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8）自汉魏以来，皇帝驾崩，需选一百二十名声名嘉美、富有才气的英俊少年作为挽郎。根据《通典》卷八十六《葬仪》：“大唐元陵之制：……执绋挽士，虎贲千人，皆白布蔥褶，白布介帻。分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帻，助之挽两边，各一绋。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为列，执翣。”由于姚崇出身名门之后，仪表堂堂，风华正茂，被人举荐作了李弘的孝敬挽郎。八月十九日，李弘被安葬于恭陵。时为孝敬挽郎的姚崇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盛大、肃穆、悲壮的葬礼。
唐时，官宦子弟能够入选挽郎，就等于入仕做官。《新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仕为孝敬挽郎”。姚崇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以挽郎入仕，去稳稳当当地作朝廷的官。但姚崇并不满足于此，他要靠自己的才学，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虽然“年逾弱冠”，但仍然孜孜不倦，继续苦心攻读。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皇帝李治在长安亲自主持制举考试，姚崇以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而制举高第，中了“下笔成章科”（9），成了天子门生。被朝廷授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司仓参军（从七品），外放做了地方官。
二、洛阳是姚崇暂露头角、施展才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地方
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姚崇从郑州（今河南郑州市）司仓参军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之职。司刑寺，本称大理寺，主持刑狱，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司刑丞，官品为从六品上阶，其职责是裁决狱讼，判定量刑之轻重。
天授之际，武则天为保障自己顺利登上大周皇帝宝座并巩固之，大兴酷吏，残酷地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及元老大臣，同时也滥杀了大批无辜，引起了朝臣人人自危。姚崇就任司刑丞后，接受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谋反案”。姚崇坚持从实际出发，公正执法，有“谋反”言行则按“谋反罪”惩办，没有“谋反”言行的则按没有发落。关押的“谋反案”中许多官员，经过姚崇审理，都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性命。三十多年后，姚崇去世，张说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道：“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天授年之后，姚崇又被调任到夏官（即兵部）担任夏官员外郎（从六品上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担任夏官郎中（正五品上阶）。其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翙，纵兵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又连连击败了武则天派来的围剿大军。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市西南部）。各地告急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向神都洛阳。对付契丹进犯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夏官衙门成了战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忙。这使主管此事的夏官郎中姚崇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手中，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序。史称：“剖析如流，皆有条贯。”（10）女皇武则天惊奇地发现了姚崇的超群才干，破格提拔他做了夏官侍郎（正四品下）。姚崇得到重用，更加勤勉用事。他参谋中枢，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姚崇做了夏官侍郎，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大事而改革弊政。神功元年九月二十日，武则天在神都通天宫里召见群臣。询问过去周兴、来俊臣在处理“谋反案”中，被杀的人中有无冤枉的？对于这一敏感话题，群臣皆以自保，不敢多言。姚崇审时度势，甘愿冒杀头之罪，向女皇道以实情。他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他还向女皇建议：“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姚崇披肝沥胆，敢讲真话，“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按姚崇的建议，废除了酷吏政治。（11）一年后，在内史狄仁杰的举荐下，姚崇又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进入宰相行列。
姚崇任相之后，成为武则天处理军国要务的得力助手。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三月，姚崇被朝廷任命为凤阁侍郎，参与政事。四月，姚崇从洛阳出发，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以北检校诸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防御突厥侵略。六月，又被任命为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九月，担任并州道行军长史之职，协助并州道元帅相王李旦，讨伐突厥。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姚崇又赴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调查处理安邑、解县的盐池事务，解决了当时关系到长安、洛阳京城军民生活的盐供问题。（12）
在神都洛阳，姚崇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为此，他以侍奉老母为由，希望不再过问政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六月，姚崇以母老多病，多次向女皇请求辞职，回家奉养母亲。武则天同姚母刘氏一样，同是八十一岁的老人，非常理解姚崇的孝心，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仅过了二十多天，又下诏以“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国有栋臣，安可暂缺”（13）为由，重新召他回朝担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来，明智的姚崇考虑到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向女皇建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14）于是八月七日，免去他夏官尚书之职，又被任命为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来，武则天患病卧床不起，她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日夜侍奉在侧，乘机把持朝政。他们欲长保富贵，决计私自在故乡定州造一佛寺，指名要神都洛阳十名高僧去主持此事。十名高僧到主管僧尼的春官衙门哭诉。“元之断停，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时为易之所谮。”（15）八月二十九日，姚崇被免去春官尚书，改任司仆卿（掌管国家的舆马和马政）。后又以抵御突厥侵略需要为由，以灵武道安怃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之职到灵武（今甘肃灵武）赴任。
姚崇辞别女皇，武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对曰：“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16）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涉经史，时人谓有“王佐之才”。然年已七十，久居下位。内史狄仁杰在世时曾向女皇推荐：“荆州刺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姚崇举荐十余天后，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被女皇任命为宰相。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神都洛阳。一场以诛杀女皇男宠“二张”，逼武则天退位、复兴唐室大业的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首的正是姚崇赴灵武前推荐而进职宰相的张柬之等五大臣。此时，恰好姚崇自“灵武至都，（张）柬之、（桓）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17）姚崇谋略超群，又久掌军国，经验丰富，有他的参与、周密策划，无疑是给政变加大了成功砝码。正月二十二日夜，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攻克洛阳宫北门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劝女皇退位。二十五日，中宗李显即位于通天宫。姚崇任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继续留任宰相。加封梁县侯，赐食邑二百户。
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众官喜庆雀跃，拜见武则天，只是略尽其礼。惟独姚崇见到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时，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众官皆惊。张柬之、桓彦范责备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坦然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虽获罪，实所甘心。”（18）中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当日下制诰，把姚崇外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刺史。
姚崇结束了在东都洛阳为朝官的历史，外贬做了地方官。在洛阳的十五年中，他先后担任司刑丞、夏官员外郎、郎中、尚书，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担任武周宰相六年之久。姚崇的治国才能得以显现，理政经验得以积累、丰富，政治上趋于成熟。这一切为他日后独当重任，励精图治，成功地辅佐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父子，开创“开元盛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姚崇在洛阳还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
天授年间，在朝廷任职的姚元崇，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19）为规戒时人和自己的言行，他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其文曰：
“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惟静惟默，澄神之极。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则淫，音希则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时之首。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缄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书之屋壁，以代韦弦。”（20）
姚崇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21）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四月二十九日，女皇武则天从东都皇宫出发，到洛州告成县三阳宫（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西）避暑。姚崇同众大臣随驾，作为辅臣自始至终都在三阳宫帮助女皇处理政事。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女皇处理政事已毕。下午，在石淙河平乐涧的巨石上大宴群臣。席间女皇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还撰写了224字的长序，诗云：
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
均霜均露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
万仞高岩藏月色，千寻幽涧浴云衣。
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
武则天以七十八岁高龄，依然是妙笔华章，文如泉涌。赋毕，女皇又命群臣“人题彩翰，各写琼篇。庶无滞于幽栖，冀不孤于泉石。各题四韵，咸赋七言。”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才思敏捷，文不加点，下笔成章，早咏《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七律一首，奉上女皇，诗云：
二室三涂光地险，均霜揆日处天中。
石泉石镜恒留月，山鸟山花竞逐风。
周王久谢瑶池赏，汉主悬惭玉树宫。
别有祥烟伴佳气，能随轻辇共葱葱。
不久，武则天令刻自题《宴石淙诗及序》和群臣奉和纪胜诗于石淙北崖。南崖刻制张易之撰写的《秋日宴石淙序》。北崖诗和南崖序均为奉宸大夫薛曜手书。摩刻巧妙运用藏锋、中锋、裹锋，结构方严整齐，庄重正大；布局严谨茂密，大小兼施。现仍完整地存于石淙摩崖。《全唐诗》收录姚崇诗六首，除《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以外，在洛阳吟咏的还有《故洛阳城侍宴应制》和《春日洛阳城侍宴》两首。
东都洛阳慈惠坊里有姚崇私第，是姚崇于天授年后在洛阳做京官时所置。据阎文儒、阎万均所著《两京城防考补》云：慈惠坊在洛水南“长夏门之东第二街”从南至北之第六坊。（《河南志》引《韦述记》曰：此坊半以北，即洛水之横堤。）慈惠坊有“紫微令姚崇宅。银沙滩。”（在今河南洛阳市安乐聂湾附近）其东为“询善坊。北至洛水。”有“郭广敬宅。后为姚崇山池院。崇薨，为金仙公主所市。”姚崇四代孙《姚侑墓志铭》载：“初文贞公置第慈惠坊里，名诸孙皆以门字加之，良有以也，意百年之后，俾长戟不迁，繁枝附本。”遵从姚崇的意见，他的九个孙子和五个侄孙都以“门”字加其他笔画的字命名。姚崇逝世一百多年后，到五代孙姚勖时，姚家尚合族而居。后世之人，都很羡慕姚家。“里中黄发之老，过门叹曰：吾徒后死！有以为慰者，复睹梁文贞家，流涕相向，不知其己。”（22）
姚崇年老罢相，常居洛阳慈惠坊私邸。他“优游园沼，放浪形骸。”自感“人生一代，斯亦足矣！”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初三，一代名相姚崇逝世于东都慈惠坊里私邸。享年七十一岁。逝世前他写了一篇具有进步的唯物思想的《遗令戒子孙文》，留传于世。在文中，提倡薄葬。他说：“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在文中，还反对当时的佛、道二种宗教迷信。他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23）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姚崇葬于东都洛阳万安山之南原其母彭城郡夫人刘氏墓之侧。即今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姚崇陵墓。亦是姚崇家族大茔。此地埋葬的姚氏家族成员著名的还有姚崇的夫人沛国夫人刘氏、（24）郑国夫人郑氏；长子光禄少卿姚彝（唐碑尚存）、二子坊州刺史姚异、三子尚书左丞姚弈及玄孙谏议大夫姚勖。（25）
现今在此出土的墓志已发现的有：姚崇父姚懿墓志《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郡墓志并序》、（26）姚崇夫人墓志《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27）姚崇四代孙姚侑墓志《唐故朝散郎前试詹事府司直兼蕲州黄梅县令姚公墓志铭并序》、（28）姚崇五代孙姚栖云墓志《唐节士姚君墓志并序》。
注释：
（1）《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八《大唐嶲州都督赠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碑铭并序》，14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两《唐书》本传皆说姚崇开元“九年薨，享年七十二岁”，按此推算，当生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而张说《姚崇神道碑》说“享年七十有一”，按此说，应生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今从碑文。《姚崇神道碑》见《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铭奉敕撰》，10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此石现藏于河南新安千唐志斋。
（4）（13）《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张说撰《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铭奉敕撰》，1027页，10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中华书局，4383页，1997年。
（6）《资治通鉴》二百一十，唐玄宗开元元年十月，《考异》吴竞著《升平源》
（7）《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大唐新语》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66页，2000年。
（8）《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中华书局，2830页，1997年。
（9）清徐松《登科考记》卷二
（10）（11）《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中华书局，3021页，1997年。
（12）〈续修四库全书〉第907 册，《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94页，2002年。
（14）（15）《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中华书局，3022页，1997年。
（16）（17）（18）《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岳麓出版社，727页，729页，731页，1989年。
（19）《旧唐书》卷九十《徐彦伯传》中华书局，3004页，1997年。
（20）《全唐文》卷二百六，9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1）《全唐文》卷七百一十，32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2）《唐故朝散郎前试詹事府司直兼蕲州黄梅县令姚公墓志铭并序》，今藏于河南新安千唐志斋。
（23）《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中华书局，3027—3029页，1997年。
（24）（27）墓志今存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25）《通志》卷七十三〈金石一志〉848页。
（26）（28）墓志今藏河南新安千唐志斋。
  作者简介：姚学谋，男，1948年生，河南渑池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渑池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8:13

耸廉勤之节的唐宰相姚崇

姚崇 (公元651一721年)，字元之。原籍江南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南），北魏时，其远祖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郡公姚仲和定居陕州硖石，至其父姚懿，已历八世，遂为陕州硖石（故里在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人。姚崇自幼怀“王佐”之志，少习武功，长乃折节读书，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武则天当政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时为夏官（兵部）郎中的姚崇“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深受女皇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相当于今国防部副部长）。不久，又迁风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担任了宰相。以后，宦海浮沉。睿宗朝，又担任中书令；玄宗朝再担任首席宰相（相当于今国务院总理），进封梁国公。位终开府仪同三司。
姚崇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姚崇不但辅佐君主勤于政事，而且还积极倡导廉政，以身作则，因而名留青史。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其为有唐一代四大贤相之一。伟人毛泽东在点评《新唐书·姚崇传》赞扬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一、倡导“廉勤”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廉政勤政。开元初，为正官风，肃清唐中宗以来有些官吏为升官而投机钻营，投靠权贵，权钱交易，卖官买官，大受贿赂，偷安爵禄等不正之风，姚崇撰写了《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等文章，时称《五诫》，提出了为官者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这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体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廉政勤政主张。姚崇提出当官要“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应该“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从政为公还是为私这个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主张明确。他说：“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惟上之平。”强调为官者以身作则，要做老百姓的楷模。他特别要求官吏要象春秋时楚国的贤臣子罕辞玉一样，“以不贪为宝”，象汉代太尉杨震辞金一样， “以廉慎为师”，谢绝赠金，洁身自好。如果，“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就会象鱼贪食饵一样，“必曝其鳞”！没有好下场。号召仕大夫“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洞彻无瑕”，“诫往修来，慎终如初。”并要“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姚崇言传身教，一生不管是作地方官还是京官，都能做到廉政勤政。唐睿宗时，姚崇因反对权贵太平公主干政，被贬职到扬州大都督府任长史。扬州是唐朝最富庶的经济都市之一，但他在主政期间，公廉正己，一尘不染，政简条肃，轻谣薄赋。老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姚崇离职时，全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送行，痛苦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依依不舍地挡住道路不想让他离去。他所用的马鞭和马蹬都被老百姓截留下来，留做永久的纪念。后来，“截鞭留蹬”成了用来对离职清官表示挽留的成语。
唐玄宗时姚崇为首辅，已年过六旬，还兼任兵部尚书，繁杂的庶务让他走路都急匆匆的，但他从不懈怠，兢兢业业。他历来十分简朴，“性不爱冠衣”，反对铺张浪费。开元初年，姚崇为首辅，对玄宗“屡以奢靡为诫”，玄宗遂下令销毁内宫金银玩器，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君臣大力倡导克勤克俭并以身作则，整个社会奢靡风俗得到有效控制，官风民风得到一定的好转。

二、刚直不阿

开元初，姚崇为玄宗辅政，拨乱反正，任人为贤、量才授职，严格铨选制度。对于用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不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714）闰二月，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请求破格提拔其亲信王府录事（从九品上）阎楚珪为王府参军（正七品上）。这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说，不算是大事情，玄宗满口承当。姚崇知道后就和同时任相的卢怀慎对玄宗说：“臣等认为，量材授官，职责应该属于朝廷主管部门。如果因为亲情之恩，陛下就随便赏赐升降官职，这不是重新又做起中宗朝滥封官员的旧事吗？请陛下取消成命。”于是，玄宗接受了姚崇等的意见，收回了诏书。自此之后，请谒不行，刹住了跑官要官的请托之风。
针对中宗以来滥封滥赏导致财政困难的弊病，姚崇建议唐玄宗不要随便赏赐爵禄和财物，并从自己做起，带头辞封。此时，玄宗为恩崇姚崇，“封梁国公，食邑三千户。”姚崇因国家困难，再三辞封，最后交还了原来因拥立中宗时旧封的二百户，象征性地接受了新封三千户中的一百户，为国家节省了不少税赋。开元初，定策功臣、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刘幽求女儿出嫁。按照中宗以来形成的规矩，宰相儿女成婚，皇帝应该赐与一定数量的绢以示恩宠与祝贺。朝廷主管部门的官员“似举旧例赐物”，姚崇上奏说：“自中宗神龙年以来，宰相男女婚礼，皆得赐物，事出一时，不合著例，此后望停。”于是，玄宗就听从了姚崇的建议，废除了这个不合理的旧规矩。自此以后，朝廷上下官员利用婚丧嫁娶大肆请客送礼的风气得到了抑制。

三、客舍问政

开元年间，姚崇贵为堂堂首相宰相，竟没钱在长安城买一所府邸，在京城里没有私人居所。因其家居住在遥远的洛阳慈惠坊里，朝廷要长安在赐给他府第，都被婉言谢绝，平日寄居在长安城大宁坊里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
开元四年（716）九月，六十六岁的姚崇患疟疾在罔极寺卧床不起。朝廷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协助姚崇处理国事。源乾曜每奏事符合玄宗心意的，玄宗就说：“这是姚崇谋划的吧？”如果不称玄宗心意的，玄宗常说：“你为什么不和姚相商议呢？”源乾曜就谢罪称是。这样，国家每有政事不决，玄宗就常常使源乾曜到罔极寺找姚崇商议。后来，源乾曜因为来往不便，就上奏玄宗说：“姚崇气力虚弱，不能行步，伏以军马事切，欲得与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馆，特许家人视疾。”玄宗同意了，但姚崇知道后却不同意入住。他认为，四方馆华丽高大，且藏有簿籍文书，是朝廷官员办公的场所，不是病人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就一再推辞。玄宗感动地说：“朝廷设立四方馆，为的是方便官员办公。使姚爱卿居住，也是为国家社稷。朕恨不能让姚爱卿住到皇宫中来，许多大臣都巴不得住进宫廷里，他为什么却非要推辞呢？！”

      四、不私子过

姚崇不但自己勤政廉政，还严格要求子女，发现问题从不护短。开元二年（714），吏部尚书魏知古到东都洛阳选拨官员。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父亲早年有德于魏知古，就招权相托。魏知古回朝后，报告了玄宗。一天，玄宗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问姚崇：“爱卿的儿子才德如何呀？现在做什么官呀？”姚崇坦率地答道：“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多欲望而少谨慎。这次朝廷在东都选官，他们必定会找魏知古走后门。但臣现在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情况。”玄宗本来想姚崇会掩饰、包庇自己的儿子的错误。当听到姚崇的回答后，就很高兴地继续问：“你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呢？”姚崇答道：“魏知古做小吏时，是臣举荐提拔了他，以至于后来做了朝廷大臣。臣子很愚蠢，以为魏知古出于报答臣举荐之恩德，必定会满足他们走后门的欲望。”玄宗听后，倒觉得魏知古有点忘恩负义，对不起姚崇。就想罢免魏知古的官职。姚崇坚持请求道：“臣的儿子不成体统，扰乱了陛下之法，陛下不追究，已是大幸了。如果由于臣的原因而排斥魏知古，天下人必定认为陛下偏爱于臣，而连累了陛下的圣政啊！”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就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姚崇一辈子保持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去世前，他“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以免子孙为财产闹纠纷。他还郑重立下遗令，不准子孙为自己厚葬。他列举历代圣人薄葬的事迹教育子孙，批评厚葬之家使“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实在令人痛心。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还告诫子孙不要崇佛敬道，不要抄经写像，死后入棺只许穿平常的衣服：“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千百年来，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教育后代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

武则天与姚崇
——兼议武则天选用贤才及对开元盛世的影响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杰出的女政治家。在位其间，善于发现人才，大胆启用人才，“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1）唐代大政治家姚崇就是当时被武则天启用的英贤之一。姚崇在平息契丹叛乱中处理军务表现出色，武则天“甚奇之”，破格拔擢而委以重任。姚崇竭尽忠诚，改革弊政，在稳定政局、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等方面均有建树，成为武则天后期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君臣相互信任，和谐相处。武则天作为文坛高手，提倡每遇朝会，不可无诗；姚崇以文华著名，下笔成章，颇善吟咏；君臣二人赋诗唱和，俨然诗友。武则天被逼宫退位时，姚崇公开悲泣对其寄以同情。可以说，姚崇后来成为开元名相与武则天的发现、重用和培养不无关系。

一，武则天慧眼识人，拔擢姚崇，并委以重任

   姚崇（公元651—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属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人。其父姚懿，早年佐唐有功，高宗龙朔初年任嶲州都督，树功于边疆。后没于任所时，姚崇方十二岁。他少习武功，长攻儒学。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被举荐为孝敬挽郎，但他并不满足以这种方式入仕，而是继续刻苦攻读，二十七岁又参加制举应试，中下笔成章科，先后任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郑州（治今河南郑州市）司仓参军达十三年。

天授年间，正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年代，她一方面残酷地打击、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和元旧大臣，一方面又选拔了一批有才华的新人到新朝任职。就在这种背景下，姚崇来到神都洛阳担任了司刑寺的司刑丞，“执法无颇，全活者众。”（2）后又担任夏官员外郎、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5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以武周政府不赈灾、抚恤为由，起兵造反，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又连连击败了朝廷派来的围剿大军，挥师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市西南部）。河北各州县纷纷告急，平息契丹叛乱成了武周朝廷的头等要务。夏官衙门是军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剧。这使参与平叛谋划47岁的夏官郎中姚崇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的手中，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史载，其“剖析如流，皆有条贯。”（3）武则天历来重视贤才。此时，当她发现才干超群的姚崇，非常惊喜，就破格提拔他作了夏官侍郎（正四品下）。姚崇得到重用，更加勤勉用事，他参谋中枢，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终于神功元年（公元679年）七月，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姚崇的忠直和干练，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和赏识，因此，他的职位不断得到提升。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十月，在内史狄仁杰的推荐下，姚崇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进入宰相之列。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三月，被任命为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入值中书；六月，又升任为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二，得到武则天的重用和信任，年富力强的姚崇竭尽忠诚，敢言直谏，改革弊政，整顿边防，报效国家，成了武则天处理军国要务的得力助手

（一）以百口保百官，建言废除酷吏政治。自垂拱（公元684-688年）以来，武则天利用酷吏残酷地镇压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保障她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冤杀了不少无辜者，使得朝臣人人自危，影响了政治稳定。神功元年（697年）九月，“则天谓侍臣曰：‘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姚崇审时度势，利用武则天询问朝臣有关“谋反案”真相的机会，果敢地向武则天反映了所谓谋反案的真相，他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他还大胆向女皇建议说：“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姚崇披肝沥胆，敢讲真话，“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4）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废除了酷吏政治。

（二）整顿国防，抵御突厥、吐蕃等入侵。

武则天时期的边患，主要有两个强敌，一是北方的突厥默啜兴起，经常侵扰中原王朝；二是西南强大的吐蕃，一直是武周（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姚崇经常深入边防前线去视察防务，了解情况，慰问军民。史称：姚崇“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马储诫，无不谙记。”（5）他以夏官侍郎（夏官尚书）的身份协助武则天制定抵御外族入侵的策略并身体力行。

当时，河东镇的并州（今山西太原）和朔方镇的灵州（今宁夏灵武）互为犄角，是抗击突厥入侵的前沿军事重镇。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四月，姚崇受命，以检校诸军大使名义到并州（今山西太原）以北视察各军州兵马和防务情况。（6）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十月，以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的身份，到抗击突厥入侵的重镇灵州（今甘肃灵武）视察、慰问军民，以稳定人心，加强战备。（7）

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一月，姚崇以夏官尚书兼相王府长史，协助相王李旦防守并州抵御突厥进犯。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到三月，突厥默啜可汗不断兴兵侵犯并州。五月，朝廷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担任安北道行军元帅，率军抵御突厥入侵。姚崇后来给武则天上表书时说：“臣自受北征，绵历旬月。” （8）可见，姚崇作为夏官尚书、相王府长史，当然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七月以后，突厥兵再犯代州，九月十七日，武则天又一次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道元帅，武三思、武攸宜与魏元忠为副元帅，姚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集结军队，迎击突厥进犯。由于大周军民积极防御，突厥于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一月，派使者来求和。

长安年间（公元701—704年），郭元振就任凉州都督后，“收合余众，缮修城堡，施法令屯田。”军势大振。权臣宗楚客上书，诬陷郭元振心怀异志，武则天心有疑虑。姚崇等上表支持郭元振整军备战，取得女皇的谅解。郭元振，“治凉五岁，善抚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举遗。”（9）有效地抵御了吐蕃和突厥的侵扰，巩固了边防。

（三）整理盐务，发展生产。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蒲州“两池”之盐产量下降，影响了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等十五州盐供。有人乘机散布流言蜚语，说是“女主（武则天）当政，过蒲州则盐政败。”京城人心不安。正月十六，武则天“令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公(即姚崇）驰驲按决，暂下三台，亲纡驷马。……龙泉克断，虎疑俱螫。” 姚崇率领僚吏一行按察了蒲州盐池，还详细询问了“两池”榷盐史的官吏、畦户、盐贩，制定了修复盐池工程计划。开工后，姚崇亲自深入工地，检查开拓盐源、疏决水道、整修盐池的工程进度，“稽其绳具之准，较其繁省之机。”工程竣工后，恢复了盐池的生产，缓解了盐供困难。（10）

（四）举荐人才。
作为一个政治家，姚崇非常重视荐举人才。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十月，姚崇赴灵武道安抚使之任拜别武则天时，“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对曰： ‘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11）十月二十二日，女皇下制书，任命秋官侍郎张柬之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柬之担任了宰相后，诛杀了“二张”，为恢复李唐社稷起了重要作用。武则天时期，姚崇举荐的人才还有魏知古、韩思复、卢藏用、韦凑等人。他们中间，有的人后来官居中枢，成为名相；有的人成为治世能臣，而扬名天下。

三，武则天与姚崇在政坛上是君臣关系，在文坛上则赋诗唱和，俨然诗友

武则天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当时的词章高手、文坛盟主，她提出“每遇朝会，不可无诗。”姚崇“以文华著名”，（12）下笔成章，颇善吟咏，君臣二人经常唱和，在诗坛流传下一段佳话。

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四月二十九日，女皇武则天从东都皇宫出发，到洛州告成县三阳宫（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西）避暑。姚崇同众大臣随驾，作为辅臣自始至终都在三阳宫帮助女皇处理政事。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女皇处理政事已毕。下午，在石淙河平乐涧的巨石上大宴群臣。席间女皇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还撰写了224字的长序，诗云：“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均霜均露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万仞高岩藏月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且驻欢筵赏仁智，雕鞍薄晚杂尘飞。”武则天虽七十八岁高龄，依然妙笔生华，文如泉涌。赋毕，女皇又命群臣“人题彩翰，各写琼篇。庶无滞于幽栖，冀不孤于泉石。各题四韵，咸赋七言。”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姚崇才思敏捷，文不加点，下笔成章，早咏《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七律一首，奉上女皇，诗云：“二室三涂光地险，均霜揆日处天中。石泉石镜恒留月，山鸟山花竞逐风。周王久谢瑶池赏，汉主悬惭玉树宫。别有祥烟伴佳气，能随轻辇共葱葱。”不久，武则天令刻自题《宴石淙诗及序》和群臣奉和纪胜诗于石淙北崖。南崖刻制张易之撰写的《秋日宴石淙序》。北崖诗和南崖序均为奉宸大夫薛曜手书。摩刻书法巧妙运用藏锋、中锋、裹锋，结构方严整齐，庄重正大；布局严谨茂密，大小兼施。现仍完整地存于石淙摩崖。13）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姚崇奉命按察蒲州盐池事务。事毕之后，姚崇回京城长安向武则天汇报。武则天听了非常满意，对姚崇公而忘私、勤劳为国的精神大加赞赏。当即兴致勃勃地赋诗一首，赐予姚崇，诗云：“依依柳色变，处处春风起。借问向盐池，何如浐水游？”姚崇当即奉和唱咏：“归来朝帝京，忽疑钧天响。悬知浐水游，绝胜汾川赏。”君臣一唱一和，高雅融洽。朝堂之上，气氛和谐。后来，蒲州刺史李千里听到君臣唱和这件事，感到也是蒲州的荣光，就写了一篇《六绝记文》，把姚崇整理盐池、武则天与姚崇的诗作都镌刻于碑，树于蒲州栖岩寺。（14）

现在，从收集到的九首姚崇诗作中，和武则天唱和的就有四首，除以上两首外，还有两首。其一为《故洛阳城侍宴应制》，诗云：“游豫停仙跸，登临对晚晴。川凫连倒影，岩鸟应虚声。野奏风成曲，山居云作缨。今朝丘壑上，高兴小蓬瀛。”其二为《春日洛阳城侍宴》，诗云：“南山开宝历，北渚对芳蹊。的历风梅度，参差露草低。尧樽临上席，舜乐下前溪。任重由来醉，乘酣志转迷。”（15）

四，姚崇虽然尽力辅佐武则天，但他并不完全赞同武则天的作为；因而他参与了诛杀“二张”的政变谋划，但对于退位的武则天又深表同情并公开涕泣

在神都洛阳，姚崇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为此，他以侍奉老母为由，希望不再过问政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六月，姚崇以母老多病，多次向女皇请求辞职，回家奉养母亲。武则天同姚母刘氏一样，同是八十一岁的老人，非常理解姚崇的孝心，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仅过了二十多天，又下诏以“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国有栋臣，安可暂缺”为由，（16）重新召他回朝继续担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一个多月后，明智的姚崇考虑到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向女皇建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于是八月七日，免去他夏官尚书之职，又被任命为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17）

后来，武则天患病卧床不起，她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日夜侍奉在侧，乘机把持朝政。“二张”欲长保富贵，决计私自在故乡定州造一佛寺，指名要神都洛阳十名高僧去主持此事。十名高僧到主管僧尼的春官衙门哭诉。姚崇早就看不惯“二张”的专横跋扈，接到高僧们的申诉后，就断然拒绝了“二张”的无理要求。 “（姚）元之断停，（张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时为易之所谮。”八月二十九日，姚崇被免去春官尚书，改任司仆卿（掌管国家的舆马和马政），“知政事如故”。后又被贬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之职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赴任。（18）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神都洛阳。一场以诛杀女皇男宠“二张”，逼武则天退位、复兴唐室大业的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首的正是姚崇赴灵武前推荐而进职宰相的张柬之等五大臣。此时，恰好姚崇自“灵武至都，（张）柬之、（桓）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19）姚崇谋略超群，又久掌军国，经验丰富，有他的参与、周密策划，无疑是给政变加大了成功砝码。

姚崇虽然同意诛杀“二张”，恢复中宗李显的帝位，但并不赞成立即让女皇退位，更不愿意直接出面参加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武则天逼宫。正月二十二日夜，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攻克洛阳宫北门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劝女皇退位。“太后见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进曰：‘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李）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所报陛下之大德。”（20）姚崇若在场，恐亦难逃则天数落而蒙受其羞。二十五日，中宗李显即位于通天宫。姚崇任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继续留任宰相。加封梁县侯，赐食邑二百户。

姚崇非但没有参加逼宫行动，而且，武则天退位后，他不忘旧恩，还公开哭泣以表示对武则天的同情。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众官喜庆雀跃，拜见武则天，只是象征性地略尽其礼。惟独姚崇见到苍老憔悴、身体多病的武则天时，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众官皆惊。张柬之、桓彦范责备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坦然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虽获罪，实所甘心。”中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当日就下制诰，把姚崇外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刺史。（21）

后人对姚崇辞别武则天时表现出来的悲泣有多种评价。宋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批注道：“此姚元之所以多智也”。明代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一中评论道：“武后废，二张诛，而诸武安于磐石；中宗淫昏，得之性成，疢疾而不悟；其不能长此清晏也，众人不知，而智者先见之矣。元之之智，垂死而可以制张说，方在图功济险之日，百忧千虑，周览微察，早知五王之命悬于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试其戈矛，以一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故其后五王骈戮而元之安。”
。

对于姚崇的悲泣，我们首先应当肯定是发自内心的，表现了对武则天的忠心和留恋。十年前，契丹造反侵扰河北，兵机填委，夏官郎中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部，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22）姚崇遵循“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道理，历来尊崇忠直之士，反对偷机钻营之辈。武则天皇帝的知遇之恩，他怎能忘记？其次，当然也不排除作为一个有远见、有头脑的政治家的韬晦之计，姚崇看到武则天虽已逊位，但诸武集团没触动一根毫毛。为不至于陷入更深的旋涡，悲泣正好是脱身之计。果然，第二年这些政变有功、复兴李唐江山的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最终被武三思等贬职流放，由功臣变为罪臣，一个一个家破身亡。而姚崇因外放地方作州刺史而免于大祸。

武则天时期，姚崇担任宰相时间为六年零三个月。在武则天当政时期，能够担任宰相这么长时间，实为罕见。除了在武则天后期，政局比较稳定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武则天对姚崇的忠诚和才华充分认可。因而，姚崇的治国才能得到了展示，理政经验得以积累和丰富，这一切都为姚崇日后成功地辅佐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父子开创开元之治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也为开元盛世培养了象姚崇、宋璟、张说等一批杰出的政治家。

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春一月，岳麓出版社，689页，1989年。
（2)（16）《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铭奉敕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028 页，1995年。
（3) (5)《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中华书局，4383页，1997年。
（4)（18）（21）（22）《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中华书局，3021页，1997年。
（6)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传》，中华书局，102页，1997年。
（7)（11）（1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岳麓出版社，长安四年九月，727页，1989年。
（8)《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卢藏用《为姚大夫请致仕归侍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060页，1995年。
（9)《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三，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039页，1995年。
（10）（14)《续修四库全书》第907 册，《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94页，2002年。
（12）〈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大唐新语〉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66页，2003年。
（13)（15）《全唐诗》卷六十四〈姚崇〉，中州古籍出版社，411页，1996年。
（19）（20）《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岳麓出版社，神龙元年元月，729页，1989年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8:35

姚崇陕县张茅故里考

姚崇，我国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少年倜傥，崇尚气节，长攻儒学，文华著名。一生五朝为官，三朝为相，又任过十个州的地方长官。尤其是唐玄宗时以“十事要说”入相，独当重任，励精图治，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赞其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伟人毛泽东则评点曰“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史载，姚崇是陕州硖石人。笔者根据正史、地方志及碑石史料，对姚崇陕县张茅故里进行考证，希冀方家赐教。
姚崇家族自北魏时已定居陕州硖石。
《新唐书》载：“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
《旧唐书》亦载：“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
姚崇父姚懿的神道碑《大唐故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碑铭并序》（后简称《姚懿神道碑》）载：“公讳懿，字善意。其先吴兴郡大姓。明考以宦历陕圻，遂留家于硖石焉。”
唐人张説撰写而载于《全唐文》的《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后简称《姚崇神道碑》）载：“公讳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
新近洛阳出土而为私家所收藏的姚崇五代孙姚勖自撰的《唐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勖）府君墓志》（后简称《姚勖墓铭》）叙述姚崇家族迁徙更为详实，墓志云：
“勖本吴兴人，始虞帝生姚墟得姓，后裔遏父封陈为氏，至厉公之子完仕田为田。齐太公和十四代至西汉代睦侯讳丰，生东汉太守讳邕，避新室乱，遂家吴兴康城山，五代至吴郎中敷，举族复姓姚氏。又五代至渤海太守五城侯讳禋之，后孙讳仲和，入后魏为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遂居陕之硖石，由秘书五代至隋函谷关都尉讳详，都尉生唐幽嶲都督赠吏部尚书府君讳善懿谥文献，实勖五代祖也，高王父府君皇中书令梁国公谥文贞。”
以上史料均证明，姚崇家族本吴兴大族，因到北方做官，遂定居于陕州硖石。姚崇五代孙《姚勖墓铭》则更进一步说明姚崇家族自北魏时，姚崇七代祖北魏步兵校尉、秘书监封吴兴公姚仲和始，即定居陕州硖石，亦为陕郡姚姓起家之祖。
《新唐书地理志》云：硖石“上（县），本崤，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省。武德元年复置。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移治硖石坞，因改名（改崤县为硖石县）。”而崤县据《陕县志》说：“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崤县，隋仍之。”据此说，姚崇七世祖姚仲和有可能在北魏太和十一年后定居陕州硖石（原称崤县），到姚崇出生时，陕郡姚姓已居住此地160来年。
姚崇故里碑石的记载。
姚崇父《姚懿神道碑》云：姚懿“曾祖宣业，陈征东将军、吴兴郡公。祖安仁，隋青汾二州刺史，远图膺锡，大名垂休。父祥，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公（姚懿）都尉之季子。……年十八，属乱隋，无象，群盗生郊，授公本县令。以先人部曲，少用辑宁。闻公名，密遣相诏，公告于州将曰：王充非主，天命在唐，宜速举众应义。不尔，恐贻后戚。因间道入谒，高祖嘉叹者久之，乃降赐墨书金帛，以此阖州离患。太宗东伐王充，授鹰扬郎将、长沙县男、水陆道总管。洎贼平，将举籍议功，有妄谮者云：公（姚懿）曾通伪郑，因见疑黜。又以明略用多，每为朋侪所忌，乃筑室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将以道德幽栖，高尚其事。右二陕，左二陵，北河南阴，南山北至。中养浩气，外衍遐风。”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隋末，姚崇的祖父姚祥担任过函谷关都尉。姚崇父姚懿十八岁即任硖石县令。李渊起兵太原反隋时，渡过黄河后，派人联络姚懿，姚懿投唐。武德三年，李世民讨伐洛阳王世充时，任命姚懿为鹰扬府郎将，并发挥他的地方优势，让他担任唐军的水陆道总管，负责后勤运输。到王世充被平后，有人诋毁姚懿说他曾暗通王世充政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姚懿心灰意冷，遂带领全家隐居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其地理位置是“右二陕，左二陵”，即右边是陕州的莘原即今陕县东樊原和今距三门峡市二十五华里的陕原，右边是崤山的南陵和北陵。“北河南阴，南山北至”，即北靠黄河，面对南山。从唐高祖武德四年算起，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姚懿全家族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
据《姚懿墓志》文“高宗大帝睿文承历，纂戎念旧，举籍论功，割田议赏”，也就是说，到唐高宗李治时，为树立自己的威信，就又重新启用了一批老臣宿将，姚懿又被启用，先后被任命为峡州刺史、嶲州都督。到龙朔年间，姚懿在伊阙之南又置别业。所以，姚懿家族至少在硖石故居生活三十多年。据姚崇出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姚崇应出生于硖石故居，并在此生活过多年。因此，说硖石是姚崇故里当无疑。
地方志上记载的姚崇故里。
姚崇之父姚懿率全家筑室于 “硖石东北重岗之曲”，那么姚崇故里究竟在何处？
清乾隆十二年由知州龚松林修撰的《直隶陕州志》载：“姚公祠，州东卫村社。宋元佑八年，知州游（师雄）公命置祀于故居。”
又载：“姚文献公墓在州东卫村社。公名懿，唐宰相（姚）崇父，谥文献。”
又载有唐为旌表姚懿而兼看护《姚懿墓》功能的“旌贤寺，州东五十里张茅镇。”
又载张茅镇有碑“唐宰相梁国公姚崇故里”为“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前云南驿盐道今权知河南直隶陕州事吴沈荣昌立”。
按《直隶陕州志》所载，姚公祠，即祭祀姚崇的祠堂，在陕州东卫村社姚崇故居。而姚文献公墓、旌贤寺亦在州东卫村社。而原姚文献公墓、旌贤寺即在今陕县张茅乡西崖村南。姚文献公墓和旌贤寺均属明清时的卫村社或卫村里范围。因此，姚崇故居当距姚文献公墓、旌贤寺不远。
而据原三门峡市文物局何康民先生回忆，上世纪60年代，在陕县张茅乡西崖村西建张茅中学时，曾挖出许多唐代柱础，应为姚崇故居建筑材料。另据洛阳黄明兰、朱亮编著，2003年由朝花出版社出版的《洛阳名碑集释》中亦共识姚懿“筑室于硖石重岗之曲”之处，当“今张茅中学附近”。
因而姚崇故居当在今陕县张茅乡西崖村张茅中学。
姚崇故里遗迹及文物现状。
最近，笔者随陕县文物局文物普查队在陕县张茅镇调查姚崇故里现状。姚崇故里现有姚崇故居遗址，姚公祠遗址，姚崇父姚懿墓（衣冠冢）遗址、唐姚懿神道碑、旌贤寺遗址、姚崇手书“藩篱”石刻。
姚崇故居在张茅中学，后尚存姚崇故居一段夯土墙，夯窝历历在目。
姚公祠在张茅街中段，为宋朝元祐八年陕州刺史游师雄于故居所建。姚公祠历代均有修葺。现有祠堂为民国时所修缮，虽规模不大，但所幸房舍三间尚存。
姚懿墓遗址。所谓姚懿墓，系指唐开元三年，姚崇为紫微令（即中书令）时，因佐唐有功，唐玄宗又追赠其父姚懿为吏部尚书，谥号文献公。又“命五品官一人监护，赐米粟各二百石，绢布四百段匹”（见《姚懿神道碑》），在姚崇故里为姚懿建造衣冠冢一座，并树神道碑一通。1983年，因陇海铁路线拓宽，此墓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出土文物现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原址现称姚懿墓遗址。原姚懿墓在陕县菜园乡南阳村东，为唐龙朔年间姚懿在嶲州逝世后归葬于陕州硖石的埋葬地，现墓冢尚存。此墓地距唐硖石县城有三里之遥，据史料载，墓地还应有姚崇祖父姚祥墓。族人于2006年清明重树碑一通。
唐姚懿神道碑。碑为螭首龟趺，碑高290厘米，宽100厘米，厚35厘米，龟趺高70厘米，通高360厘米。二十八行，行五十八字。由唐朝请大夫胡皓撰写，唐著名书法家徐桥之书丹。额篆为“大唐西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之碑”。1983年，姚懿墓被发掘后，神道碑被移于陕县温塘游览区内刘秀峰山腰。此碑无论文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均很高。拓片为国内外研究机构所收藏。姚懿神道碑已被河南省政府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旌贤寺遗址。旌贤寺，俗称下寺庙。位于张茅镇西约二里，在姚懿墓冢西150米左右。创建于唐朝开元年间，为旌表唐宰相姚崇父唐嶲州都督姚懿及看护姚懿墓冢而建。寺院原有庙宇数十间，金碧辉煌；砖箍窑洞五孔，碑石林立。历代均有僧人住持并维修寺院。抗日战争期间，原国民革命军中将六十五师师长姚北辰等军政官员及姚姓后人曾简易修葺，并树碑于此。一九八三年，因三一零国道拓宽，寺院被毁，除四块碑石移于陕县西刘秀峰姚懿神道碑处外，余碑尽埋于路基之下。
姚崇手书“藩篱”石刻。唐玄宗开元三年十月，姚崇奉旨为其父营造墓冢并进行礼葬。其间在家乡陕州硖石故里题刻了“藩籬”石匾。石匾长85厘米，宽53厘米，厚12厘米。右上题款“大唐开元三年”六字，左下题款“姚崇题”三字，前后共九个寸揩字。中间楷书“藩籬”二个大字，每字高约40厘米、宽约30厘米。该石匾1919年出土于河南陕县硖石，后为谷水村（今属河南渑池县英豪镇）姚氏族人收藏于宗祠，备加爱护。2000年12月，姚氏族人慷慨将其捐赠给三门峡市文物局。现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这是目前全国唯一发现的姚崇手迹。

（作者姚学谋，中国唐史学会会员，河南省姚姓暨姚崇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09年12月6日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8:50

唐代名相姚崇故宅考

      姚崇(公元651～721年),字元之,史称唐朝陕州硖石人。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宰相。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为政以公，尤长吏道，善应变称务，为稳定政局，推动社会进步，开创开元盛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史学家司马光赞誉姚崇为唐朝“四大贤相”之一，宋人洪迈将其列为“汉唐八相”之一。据传姚崇微时曾猎于汝州梁县广成泽，石岭村（今属河南伊川）有“梁国公姚崇宅”。笔者根据收集的史料对姚崇故宅加以考证，望专家学者赐教。

一、姚崇故宅的史书依据
   《新唐书·姚崇传》叙述：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十月，在渭水之滨，姚崇受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召见。“帝曰：‘公知猎乎?’曰：‘少所习也。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无自弃。故折节读书，遂待罪将相。然少为猎师，老而犹能。’帝悦，与俱驰逐，缓速如旨，帝欢甚。”接下来，姚崇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被玄宗全部接受成为开元施政纲领，姚崇当即被拜为宰相，君臣同心协力开辟了开元之治。对姚崇居住在广成泽打猎一事，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之一，唐吴兢在《升平源》中，均有相同的记载。
      关于广成泽的来历。传说上古时期的广成子在汝州市的崆峒山（崆峒山位于今汝州市临汝镇，海拔320.1米。）修道成仙。后人为了纪念广成子，便把他居住过的崆峒山周围的泽地称为“广成泽”。清人杨守敬在《水经注疏》卷二十一中云：“汝水又东与广成泽水合，水出狼皋山北泽中。守敬按：《地形志》汝北郡梁县有广成泽。……泽在梁县西四十里。《元和志》亦云，在县西四十里，周回百里。又《伊水注》引《河南十二县境簿》，泽在新城县界黄阜。盖此泽甚大，古本在梁、新城二县境也。” 据《汉书》、《后汉书》和新旧《唐书》记载，汉、唐两代将广成泽辟为狩猎游乐之所，定名为“广成苑”。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一月三日，太宗狩猎沐浴广成泽，后唐高宗、唐玄宗等都几番驾临游乐洗浴。
      既然，唐朝时汝州梁县等地的广成泽既是皇家狩猎之地，且地域广阔，周回百里，自然会吸引不少爱好者乐此不疲，因此，少所习猎，以呼鹰逐兽为乐的姚崇，在此地打猎，就有居住在广成泽附近的可能。
二、姚崇故宅的地方志依据
      既然，姚崇20岁前经常在广成泽打猎，那么，他又居住在何地呢？
      2005年，汝州市广播电视局的尚自昌先生为笔者提供了姚崇故宅具体方位的依据——《汝州志》。据《汝州志·伊阳县古迹二》云：“梁国公姚崇宅，在石家岭村东北，摩天岭迤西百余步，相传为古梁公庄，有遗井，今废。按《本传》公尝语帝曰：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张景（憬）藏谓臣当位王佐，无自弃，故折节读书，遂待罪将相云云。考《本传》：公，陕州硖石人，或流寓于此，未可知也。”
   《汝州志》清楚告诉我们，“梁国公姚崇宅，在石家岭村东北”。笔者考查，古伊阳县石家岭村，今称石岭村，现归伊川县白沙镇管辖。据1991年11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伊川县志》第二编地理，第一章区域，第三节县境变迁（第33页）载：“1953年3月，将伊阳县的刑岭、石岭划归伊川县。”可见，石岭村原属伊阳县。
   而历史上伊阳县相当一部分属汝州梁县管辖。据《旧唐书地理》：汝州（望州）。唐贞观年间，“领梁、郟城、鲁山三县。”清道光十八年伊阳知县张道超曾作《伊邑为梁县旧疆说》，文曰：“今伊阳东南析汝州之西南隅置，则其为梁县旧疆无烦辞赘。”据1995年六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汝阳县志》云：汝阳（即伊阳，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名汝阳）“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汝阳当时分属两县：东部属梁县（治所在今汝州市境内），西部属新城县（今伊川县境内）。……隋时，汝阳为梁、伊阙（原新城县，开皇十八年改此名）陆浑、鲁（原鲁阳县，隋称鲁县，唐代改名鲁山县）四县地。”其时，伊阳石岭村，应在汝州梁县境内。
      由此可见，今伊川石岭村，唐初属汝州梁县无疑。姚崇青少年时期，在广成泽打猎，当居于此。
三，洛阳龙门《都督姚意（懿）妻造像记》的佐证
      今洛阳龙门石窟之极南洞外南壁尚存一残碑，高164厘米，宽70厘米，因风蚀残损严重，上部已读不出文字，故载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二冠名为《姚夫人残刻》，又载入《全唐文续拾》卷十一冠名为《都督姚意（懿）妻造像记》，俱云：姚崇父姚懿“龙朔年中（阙），居于伊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愿男女长大……”
   据碑文可知，姚崇父姚懿于唐高宗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即在伊阙之南经营了“阙南别业”，此“别业”正是为区分陕州硖石故居而言，正说明姚懿家族可能此时正在由陕州硖石故居迁居洛阳伊阙之南新居。笔者曾于2006年12月到伊川石岭村考察，据该村村民讲，石岭村即处洛阳龙门伊阙之南，约40华里。愚认为“阙南别业”即是指后来被称为在石岭村东北之“梁国公姚崇宅”。
四，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提供的佐证。
   2005年6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第八辑，载有新近出土的姚崇之侄《大唐故朝请大夫齐州临济县令吴兴姚府君（辩义）墓志铭并序》，云：“君讳辩义，字玄载，吴郡武康人也。因仕居陕，后徙于汝，今为汝州梁县人也。……曾祖祥，隋怀州长史……祖善意，皇银青光禄大夫、嶲州都督、长沙县开国公、赠幽州都督、礼部尚书，谥曰文献……父德敏，朝散大夫、徐州萧县令……君季父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姚辩义“开元五年十一月六日，卒于官舍，春秋六十有六”，而姚辩义“季父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姚崇则卒于开元九年九月，享年七十有一，可见，姚辩义仅比姚崇小两岁，叔侄为同龄人。姚辩义自称“吴郡武康人”，当是祖籍，亦是姚姓堂号；而“因仕居陕”，当是指姚辩义曾祖姚祥任检校函谷关都尉、祖父姚懿任陕州硖石县令时卜居于此，亦是姚崇一族自称陕州硖石人的来历。“今为汝州梁县人”，当是龙朔年间由硖石故居迁伊阙之南今石岭村东之新居时，姚懿全家迁居，肯定包括姚崇兄姚德敏、侄姚辩义在内同往，居住在今石岭村无疑，因此，姚辩义自然可以说为汝州梁县人了。
   五，姚崇的封爵可能也与居住梁县有关
   《旧唐书·姚崇传》载：“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谋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姚崇）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又“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避开元尊号，又改名崇，进封梁国公。”姚崇神龙年被封“梁县侯”，后在先天二年又进封为“梁国公”。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潘民中先生认为，“唐代有不少功臣的封地，原本就与被封者有密切关系。如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他的封号就是临淄侯；魏征是钜鹿曲城人，他的初封号就是钜鹿县男。”可见，姚崇封号，可能与姚崇居住梁县有关。

      综上所述，姚崇居住汝州梁县“梁国公姚崇宅”，史书有记载根据，地方志有专指地名，碑石有佐证，新近出土的姚崇族人墓志又增添了新史料，姚崇故宅遗址在今河南省伊川白沙镇石岭村东北当无疑。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9:34

龙门石窟极南洞新考

龙门石窟极南洞，编号1955窟，位于龙门西山最南端高处的崖壁上，以其造像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被誉为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杰出代表之一，备受世人青睐与推崇。其前庭南侧所存一造窟碑，虽大部残损，却是解读极南洞的珍贵文献，为历代所重视而多有考释。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依据唐史现有之资料，得益于新出土的碑铭墓志，对照极南洞碑铭拓片，反复揣摩，对极南洞碑铭的拓片文字、造像之功德主、动因、时间及碑铭上所涉及的人物，均有新的发见，对极南洞也有了一些新认识。
极南洞的基本概况及研究状况
极南洞的形制为前庭后室窟。前庭方形平面，平顶，高420厘米，宽553厘米，深400厘米。圆拱窟门，高312厘米，宽235厘米，厚62厘米。门槛高30厘米。后室马蹄形平面，穹窿顶，高400厘米，宽410厘米，深495厘米。三壁设坛，高62厘米，西壁深72厘米，侧壁深31厘米。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后室主佛像，通高245厘米，坐高145厘米，肩宽75厘米。波状发髻，着通肩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残，倚坐束腰方莲座上，足踏为莲茎圆台。弟子像头残，北侧像抱拳胸前，南侧像右手握左手腕于腹前。菩萨像头残，佩项圈、腕钏，双璎珞腹前穿璧，披巾横过身前二道。北侧菩萨像斜披络腋，左手提瓶垂体侧（残），右手外扬；南侧菩萨像左手持瓶侧举，右手执巾垂体侧。弟子、菩萨像均立仰覆莲束腰圆台上。天王像头残，着铠甲，均立药叉上。天王像外侧各存一狮子残迹。①三壁坛上各开四个圆拱龛。造伎乐人合计12身。
窟顶中心为一双层莲花藻井，周边环刻6身飞天。
前庭门外两侧各刻一力士像，头残，着短裙，立山石上。
前庭南侧壁存一蟠龙碑，高166厘米，宽74厘米，即本窟之造窟铭记。（图一）
有关极南洞造像的艺术表现，专家学者均不吝美辞，推崇极高，极致者当属宫大中先生。②而在洞窟开凿年代和功德主等方面则众说纷纭。洞窟开凿年代的讨论最为复杂，主要有7种观点，分列如下：
1、完工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之前不久；③
2、开凿于神龙二年至景云二年（公元706—711年）；④
3、完工于神龙二年正月以前（公元706年）⑤
4、完工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左右；⑥
5、完工于景云二年至先天二年间（公元711—713年）；⑦
6、完工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左右；⑧
7、开凿于神龙二年至景龙四年（公元706—710年）。⑨
有关功德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姚夫人刘氏和姚崇等人这两方面。宫大中先生认为功德主为姚夫人刘氏；而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功德主是姚崇等人为亡母做功德所造，是为主流说。
以上观点的得出均是根据极南洞的造窟碑的残留内容加以分析而得出的。因此，正确释读造窟碑的内容成为客观认识极南洞相关问题的关键。
二、极南洞造窟碑内容的新认识
极南洞外右壁造窟碑，上部为浮雕的双龙盘首，下为碑铭文字。因历经1300余年岁月，碑体上半部分文字多数已剥离，下半部分字迹亦模糊不清，但历来都有人考证收录文字。
1、清人陆增祥辑《八琼石金石补正》卷三十二收录极南洞造像残碑文字，题为《姚夫人残刻》（录66字）。文曰：
□能仁拯授运慈舟于苦海
都督长沙□公姚意之妻也
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
男女长大□预班帙即于□
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
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
县令□十娘□泉郡君夫□
2、清人陆心源辑《唐文续拾》卷十一收录有《都督姚意妻造像记》（录210字），文曰：
（上泐）之力□□能□拯授，运□舟于菩海，明慧炬于（缺）州都督长沙□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路由此地（缺）愿男女长大，□须□祛，即于此壁，敬造一（缺）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上柱国□县（缺）不□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大李行止往（缺）今女牛硍可宗郡□夫陈正观任中（缺）潞州司兵参军镜□任泽州陵州县（缺）县令□同任卫州功曹参军（缺）弇任宋州参（缺）任奕任雍州□阳县□，异任（缺）曾孙廣任左□林军未（缺）李氏文桂妻□南周氏□妻□西（缺）祷力，同沐荣庆。今各抽赀俸，（缺）子子孙孙，常保安乐，释迦之（缺）物是（缺）后代子孙，他年眷属，登此（缺）簪裾错□慈可报高龛（缺）之后裔登□□阁□祠音（缺）县□徐侨之书。（石刻）
3、据刘景龙、李玉昆编著《龙门石窟壁刻题记汇录》一书考证，《极南洞造窟碑》(录187字）文曰：
……尽……之力阐定。能仁拯授，运慈舟于苦海，明慧炬于……者……大夫……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河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男女长大，皆予班秩，因于山壁敬造一……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夫陈正规，任中……潞州司兵参军。□□任泽州陵川县……卫州司兵参军。爱同任……任□州功曹参军。龛任宋州参……任雍州……并任……孙廉任□州……南周氏□妻陇西……福安，同沐荣庆。今各抽赀俸……子子孙□常保安乐，释迦之……后代子孙，他年眷属□此……大慈□□高龛……后裔登乎……书。
以上几种记录虽各有千秋，亦各有不足。清陆增祥辑《八琼石金石补正》托本《姚夫人残刻》，正如陆本注：所言“右姚夫人残刻存七行，行存十一字，疑拓未全。”所失过简。清陆心源辑《唐文续拾》拓本《都督姚意妻造像记》，所录残文较详，但编校不细，错讹较多，初步统计达6处10字之多。如拓本中“今女牛硍可宗郡□夫陈正观任中”文字，正确的应为“令，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竟有5个错字。刘景龙、李玉昆编著《龙门石窟壁刻题记汇录》拓本《极南洞造窟碑》，虽较陆心源本有很大进步，亦似有不足。
笔者在以上三个拓本的基础上，反复对照《极南洞造窟碑》拓片，仿照《金石萃编》作者王昶提出的”缺其漫漶陊剥不可辨识者，其文闻于他书，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的原则，新考《极南洞造窟碑》残碑，考识碑文共258字。具体内容为：
（前缺）力阐定能仁拯授運慈舟於菩海明慧炬於／（缺）銀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長沙縣公姚意之妻也龍朔年中／（缺）居於伊闕南之别業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缺）子孫□□□始願男女長大皆於班秩即於此壁敬造一／（缺）二尚書同鸞臺鳯閣三品上柱國梁縣／（缺）夫不幸早亡女八娘吴興縣君夫李行止任／（缺）令女十娘河東郡君夫陳正觀任中／（缺）潞州司兵参軍鏡□任澤州陵川縣／（缺）縣令叡同任衛州司兵参軍爱同任／（缺）弈任兗州功曹参軍弇任宋州参／（缺）任弈任雍州礫陽縣丞异任／（缺）曾孫廣任左羽林軍中／（缺）李氏□珪妻□南周氏彝妻隴西／（缺）禱力同沐榮慶今各抽貲俸／（缺）子子孫孫常保安楽釋迦之／（缺）物是不非冀後代子孫他年眷屬登此／（缺）簪裙釵错大慈何報高龕／（缺）之後裔登此幽閣□祠音□／（缺）縣徐嶠之書。
三、关于极南洞造像功德主及开窟造像原因的考证
前述主流说极南洞造像之功德主是唐名相姚崇，其动因是为追念其母刘氏夫人（或为其父姚懿）而建造的。此说有误。我认为极南洞造像之功德主是姚崇之母刘氏夫人，其动因是她认为神佛保佑了家族儿女长大，各预班秩，为还愿而举家捐资开窟造像。
让我们从分析极南洞碑铭的文字和有关史料来说明此一问题。
碑铭第二行有“银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文字。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八胡皓撰写的《大唐故嶲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懿）府君碑铭并序》（后简称《姚懿碑》）云：
“公讳懿，字善意……年十八，属乱隋，无象，群盗生郊，授本县令……太宗东伐王充，授鹰扬郎将、长沙县男、水陆道总管……寻除峡州刺史，累加银青光禄大夫……龙朔初，邛蛮作梗，乃除公持节嶲州都督……以二年十二月一日终于官舍，春秋七十有三。”
又据《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文《大唐故幽州都督姚（懿）府君墓志并序》（后简称《姚懿墓志》）云：“君讳懿，字善意……以神龙元年追赠幽州都督，旌旧德也。”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二云：“姚意即姚懿，姚崇之父也。……懿碑云：懿字善意；新唐书作懿，字善懿；姚彝碑以善意为名，盖当时意、懿两用，彼此歧异，故此刻又作意也。”
我认为，姚意即姚善意之简写也。如在《姚懿碑》中，姚崇之弟姚“元景”即被简称为“景”。
《姚懿碑》云“公（指姚懿）初娶张氏、李氏，并早殂殁。后娶刘氏，累封彭城郡夫人，则隋左常侍降之孙，唐襄州长史志逵之女，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以神龙三年正月八日终于洛阳慈惠坊之私第。”因此，“姚意之妻”，当是指姚懿的第三位夫人、姚崇的母亲刘氏。
碑文中有“龙朔年中”文字。“龙朔”为唐高宗年号，共三年，从公元661～663年。由《姚懿碑》可知，龙朔年中，姚崇家中出了大的变故。龙朔初，姚懿先是“持节嶲州都督”，后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终于嶲州都督官舍。其子姚崇年方十三岁，尚有幼弟姚元景，至少还有妹妹八娘、九娘、十娘等。其时姚崇母亲刘氏面对的困境是“二子少孤，一门所恃；长幼咸若，礼训所陶”，不但要抚养众子女长大成人，还要担起全家人的生活担子。当时姚崇家族已由陕州硖石迁“居于伊阙南之别业”。此“别业”当在唐汝州梁县境内。《汝州志》伊阳县古迹二有载：“梁国公姚崇宅，在石家岭村东北，摩天岭迤西百余步，相传为古梁公庄，有遗井。”乃今河南洛阳伊川县白沙镇石岭村，在伊阙龙门石窟之南，相距三十余里。虔诚信佛的刘氏“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拜谒神佛，发下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始愿男女长大，皆于班秩”，若神佛佑护，实现目的，那一定在伊阙“即于此壁，敬造一”佛龛，供奉神佛。40多年过去了，刘氏夫人的心愿一一实现，儿子、女婿及孙辈皆有所成，姚家所谓“出有庶官，入惟丞相”。此时，姚崇家族不但子孙功业成就，而且，颇具经济实力。于是，刘氏夫人决定还愿，要求众子女孙辈，“各抽貲俸，”同心协力，在伊阙西山南端崖壁上凿石开窟，建造佛像，目的是使“子子孙孙，常保安乐”，永受释迦保佑。
由上分析可知，极南洞造像的动因当是姚崇之母刘氏还愿，而造像的功德主当然应是刘氏夫人。
再者，《八琼室金石补正》将此碑文命名为《姚夫人残刻》，《全唐文续拾》将此碑文命名为《都督姚懿妻造像记》，均谓姚崇母刘氏夫人造像记，說明古人极有眼光。因此，说极南洞是姚崇为亡母或亡父姚懿而造像之说欠妥。
四、关于极南洞造像年代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残碑中姚崇和其父姚懿所任官职和赠官来看刻碑时间。
碑中有“二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侯。《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云：“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元之……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俾获其养。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鸾台凤阁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不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深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由此可知，残碑中“二尚书”，指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姚崇先后担任的“夏官尚书”与“春官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为同时所任；“梁县”侯乃是次年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所封。又据《姚懿墓志》载：姚懿“以神龙元年，追赠幽州都督”，可能是在儿子姚崇“以功封梁县侯”的同时，应姚崇的请求，追封其父的赠官。于是，姚懿始有“幽嶲二州都督”之称。
姚崇在神龙元年二月又因同情武则天而哭泣，被唐中宗贬为亳州刺史；姚崇母亲刘氏夫人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逝世时，姚崇在越州任职，安葬其母时，刻制的墓志上姚崇和其弟的官职是“长子银青光禄大夫、守越州都督元之，次子朝散大夫行洛州汜水县令元景”。(见《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文《大唐故幽州都督姚（懿）府君墓志并序》简称《姚懿墓志》)
由此仅识，龙门石窟极南洞造像碑铭当刻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至二月间。而不是在姚崇母亲逝世之后。极南洞造像工程亦应在当时完工，或在此之前完工。也就是说，极南洞造像工程完工当在武则天时期。
五、相关极南洞造像所涉及的历史人物
极南洞造像既然是应姚崇母亲之命而造，她的儿子、女儿、女婿、孙子、外孙、曾孙甚至包括女眷也都参与了开窟造像的活动。当初，碑铭上一定撰写得清清楚楚。现就残碑上所保留的姚崇家族及亲属人物进行考证。
1、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九月十八日，官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的姚元景，在长安光宅寺为母亲造像一铺。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母亲逝世时，他和兄长姚崇安藏了母亲。在墓志铭上留下的官职是“次子朝散大夫行洛州汜水县令元景”(见《姚懿墓志》)。因此，有人推测：在镌刻造像碑铭时姚元景已“不幸早亡”，有误。
2、碑中有“女八娘吴兴县君，夫李行止任”文字。《河洛墓志拾零》载有《唐李行止墓志》云：“府君李氏讳行止，字行止，隴西人……茂才，历建郴二郡掾，南城令，旋拜成武……加拜朝散大夫，迁永乐、告成二县令……俄除恭陵令……为亳州别驾。……夫人，即中书令姚公之妹。”由此可知，姚八娘乃刘氏夫人之女、姚崇之妹，李行止为其婿。
3、碑中有“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文字。姚十娘当亦为刘氏夫人之女，陈正观为其婿。当时陈正观当为“中大夫”（从四品下），或为“中散大夫”（正五品上）。《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二，有苏颋为朝廷撰写的《授陈正观将作少监制》云：“正议大夫、前襄州刺史、上柱国陈正观，蕴器沈敏，怀才雅实，在公有甄综之能，临事有靖恭之誉。倾者荆岑作镇，楚望班条，时许仁明，俗称威惠，五材是用，百之分职，爰考抡材之绩，宜膺梓匠之职，可行将作少监，散官勋封如故。”似指其人。
4、碑中有“潞州司兵参军”者，似指姚崇之侄姚玄奖。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有《仙州别驾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君讳仁方，字某，清河人也……以开元廿四年四月十八日，终于河南县道化里之私第，时年七十。夫人先少保之侄孙，潞司兵玄奖之女。”《新唐书·姚崇传》云：开元“八年授太子少保”，开元二十四年姚崇已故多年，故云“先少保”。
5、碑中“镜□任泽州陵川县”令，与“睿同任卫州司兵参军”，上文记载“玄奖”及下文记载“爱同”均为姚崇之子侄辈，按照习惯，中间载“镜□”与“睿同”二人应均为姚崇之侄。
6、碑中“爱同任”字样，应指姚崇之侄姚爱同。河南洛阳偃师柳金福先生收藏有《故朝散大夫守绥州刺史姚府君（爱同）墓志铭并序》云：“公讳爱同，字爱同，其先吴兴人也，今家于洛阳焉……曾祖祥，隋怀州长史。祖善意，银青光禄大夫、持节嶲峡二州诸军事、嶲峡刺史、长沙公，赠礼部尚书，追谥曰文献。父德素，潭廓二州司马”，由此可知，姚德素当为姚崇异母兄长，姚爱同即为姚崇之侄。
7、碑中“弈任兖州功曹参军”，据《新唐书·姚崇传》云：姚崇“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姚弈为姚崇第三子，曾官礼部侍郎、尚书左丞、永阳郡太守；此处载兖州功曹参军，可为早年所任之职，可补史。
8、碑中“弇(yan)任宋州参”军，姚弇，为姚崇之弟姚元景之长子。据《新唐书》卷七十四下宰相世系表下载，姚元景三子，长子姚弇，楚州长史，此处所载宋州参军，可补史；次子姚冯，通事舍人；姚算，鄢陵令。
9、碑中“任弈任雍州砾阳县丞，异任”……。《大唐新语》卷之六，举贤第十三载：姚崇“外甥任弈、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由此可知，任弈、任异为刘氏夫人之外孙、姚崇外甥。残碑中“夫不幸早亡”，似指刘氏夫人之女姚七娘之丈夫任某早亡，故遗二子任弈任异由姚崇家抚养成人。
10、碑中“曾孙广任左羽林军中”侯，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载“左羽林军中侯，正七品”。姚广似为姚崇异母兄之孙，故称刘氏夫人之曾孙。
11、碑中“李氏；文桂妻，□南周氏；彝妻，陇西”等，既是记载为极南洞造像捐资的还有姚崇家族中的眷属。其中，“彝妻”当指姚崇长子姚彝之妻。
六、极南洞造窟碑书丹者徐峤之考证
碑中“县徐峤之书”当为造像碑铭的书丹者。徐峤之是唐朝大书法家徐浩之父。《旧唐书徐浩传》云：“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峤（之），官至洛州刺史。”徐峤之祖传四代俱为当时书法大家。唐武平一著《徐氏法书记》中称：“豫州刺史东海徐公峤之，怀才蕴艺，依仁践礼，自许笔精，人称草圣。”徐浩在其所著《古迹中》称父亲峤之曰：“真行草皆名冠古今，无与为比。”徐峤之“尝进所作六体书。明皇手诏答：卿进书甚可观览，回鸾顾鹊，坠露凝云，虽古人临池悬账之妙，何以过此。赐物四十。”北宋朱长文著《续书断》，《极南洞造窟碑》残碑仿《书断》体例，始于唐代止于宋代，录神品三人、妙品十六人、能品六十六人。徐峤之、徐浩父子均被载入为妙品十六人之列。
徐峤之、徐浩父子与姚崇家族似有通世之好，且有不解之缘。除了龙门石窟《极南洞造窟碑》为徐峤之所书外，据《通志》卷七十三，金石志八四八记载，徐峤之为姚崇家族书写的碑石尚有“嶲州都督姚懿碑（在陕州，今三门峡陕县）；彭城郡太夫人刘氏碑（姚崇母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郑国夫人郑氏碑（姚崇妻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光禄少卿姚彝碑（姚崇长子姚彝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其子徐浩书写的有“尚书右丞姚弈碑”（姚崇三子姚弈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
七、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考证，有关极南洞造像，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极南洞造像为唐代名相姚崇家族所开凿，领军人物是姚崇生母刘夫人，家族中大部分人均参加了这一活动。
2、极南洞完工于神龙元年正月至二月间。
3、姚崇反（似改“反”为“抑”较为恰当）佛思想的提出在开元年间。毫无疑问，姚崇的母亲刘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姚崇处于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他不能不受佛教的影响，听从母命，同兄弟姊妹，甚而子侄外甥，倾合族之财力，开窟造像。虽大功告成，终因耗费资财过多，大伤元气，故而对开窟造像有切身之体会。加之，中宗之后，崇佛变本加厉，大建佛寺，广度寺僧，写经造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之负担。姚崇从自己家庭到国家社会，深深地体会到崇佛所带来的危害。所以，多年之后的开元之初，姚崇再任宰相之时，果断地提出抑制佛道蔓延、禁止建设寺观、沙汰僧尼道人等措施，并取得成效。姚崇逝世时，还写下了《遗令戒子孙文》，嘱咐子孙后人，要”各宜警策，正法在心”，不要“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可谓，刻骨铭心，肺腑之言！

注：
①、温玉成先生在多部书中认为此造像为人非人。
②⑤、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③、温玉成，《迹旷代之幽潜  托无穷之炳焕》，《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④、顾艳芳、李文生，《龙门石窟主要唐窟总叙》，《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李正恩，《图版说明》，《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⑥、温玉成、李玉昆，《龙门研究四十年的回顾》，《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2期。
⑦、温玉成，《近瞻宝相  俨若金身  远鉴神光  湛如留影—龙门石窟雕刻艺术浅论》，《中国美术全集·龙门石窟雕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⑧、曾布川宽，《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研究》，《艺术学》第八期，艺术家出版社，中华民国81年版。
⑨、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8:19:56

龙门石窟极南洞新考

龙门石窟极南洞，编号1955窟，位于龙门西山最南端高处的崖壁上，以其造像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被誉为龙门石窟唐代造像的杰出代表之一，备受世人青睐与推崇。其前庭南侧所存一造窟碑，虽大部残损，却是解读极南洞的珍贵文献，为历代所重视而多有考释。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依据唐史现有之资料，得益于新出土的碑铭墓志，对照极南洞碑铭拓片，反复揣摩，对极南洞碑铭的拓片文字、造像之功德主、动因、时间及碑铭上所涉及的人物，均有新的发见，对极南洞也有了一些新认识。
极南洞的基本概况及研究状况
极南洞的形制为前庭后室窟。前庭方形平面，平顶，高420厘米，宽553厘米，深400厘米。圆拱窟门，高312厘米，宽235厘米，厚62厘米。门槛高30厘米。后室马蹄形平面，穹窿顶，高400厘米，宽410厘米，深495厘米。三壁设坛，高62厘米，西壁深72厘米，侧壁深31厘米。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后室主佛像，通高245厘米，坐高145厘米，肩宽75厘米。波状发髻，着通肩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残，倚坐束腰方莲座上，足踏为莲茎圆台。弟子像头残，北侧像抱拳胸前，南侧像右手握左手腕于腹前。菩萨像头残，佩项圈、腕钏，双璎珞腹前穿璧，披巾横过身前二道。北侧菩萨像斜披络腋，左手提瓶垂体侧（残），右手外扬；南侧菩萨像左手持瓶侧举，右手执巾垂体侧。弟子、菩萨像均立仰覆莲束腰圆台上。天王像头残，着铠甲，均立药叉上。天王像外侧各存一狮子残迹。①三壁坛上各开四个圆拱龛。造伎乐人合计12身。
窟顶中心为一双层莲花藻井，周边环刻6身飞天。
前庭门外两侧各刻一力士像，头残，着短裙，立山石上。
前庭南侧壁存一蟠龙碑，高166厘米，宽74厘米，即本窟之造窟铭记。（图一）
有关极南洞造像的艺术表现，专家学者均不吝美辞，推崇极高，极致者当属宫大中先生。②而在洞窟开凿年代和功德主等方面则众说纷纭。洞窟开凿年代的讨论最为复杂，主要有7种观点，分列如下：
1、完工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之前不久；③
2、开凿于神龙二年至景云二年（公元706—711年）；④
3、完工于神龙二年正月以前（公元706年）⑤
4、完工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左右；⑥
5、完工于景云二年至先天二年间（公元711—713年）；⑦
6、完工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左右；⑧
7、开凿于神龙二年至景龙四年（公元706—710年）。⑨
有关功德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姚夫人刘氏和姚崇等人这两方面。宫大中先生认为功德主为姚夫人刘氏；而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功德主是姚崇等人为亡母做功德所造，是为主流说。
以上观点的得出均是根据极南洞的造窟碑的残留内容加以分析而得出的。因此，正确释读造窟碑的内容成为客观认识极南洞相关问题的关键。
二、极南洞造窟碑内容的新认识
极南洞外右壁造窟碑，上部为浮雕的双龙盘首，下为碑铭文字。因历经1300余年岁月，碑体上半部分文字多数已剥离，下半部分字迹亦模糊不清，但历来都有人考证收录文字。
1、清人陆增祥辑《八琼石金石补正》卷三十二收录极南洞造像残碑文字，题为《姚夫人残刻》（录66字）。文曰：
□能仁拯授运慈舟于苦海
都督长沙□公姚意之妻也
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
男女长大□预班帙即于□
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
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
县令□十娘□泉郡君夫□
2、清人陆心源辑《唐文续拾》卷十一收录有《都督姚意妻造像记》（录210字），文曰：
（上泐）之力□□能□拯授，运□舟于菩海，明慧炬于（缺）州都督长沙□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路由此地（缺）愿男女长大，□须□祛，即于此壁，敬造一（缺）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上柱国□县（缺）不□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大李行止往（缺）今女牛硍可宗郡□夫陈正观任中（缺）潞州司兵参军镜□任泽州陵州县（缺）县令□同任卫州功曹参军（缺）弇任宋州参（缺）任奕任雍州□阳县□，异任（缺）曾孙廣任左□林军未（缺）李氏文桂妻□南周氏□妻□西（缺）祷力，同沐荣庆。今各抽赀俸，（缺）子子孙孙，常保安乐，释迦之（缺）物是（缺）后代子孙，他年眷属，登此（缺）簪裾错□慈可报高龛（缺）之后裔登□□阁□祠音（缺）县□徐侨之书。（石刻）
3、据刘景龙、李玉昆编著《龙门石窟壁刻题记汇录》一书考证，《极南洞造窟碑》(录187字）文曰：
……尽……之力阐定。能仁拯授，运慈舟于苦海，明慧炬于……者……大夫……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河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男女长大，皆予班秩，因于山壁敬造一……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夫陈正规，任中……潞州司兵参军。□□任泽州陵川县……卫州司兵参军。爱同任……任□州功曹参军。龛任宋州参……任雍州……并任……孙廉任□州……南周氏□妻陇西……福安，同沐荣庆。今各抽赀俸……子子孙□常保安乐，释迦之……后代子孙，他年眷属□此……大慈□□高龛……后裔登乎……书。
以上几种记录虽各有千秋，亦各有不足。清陆增祥辑《八琼石金石补正》托本《姚夫人残刻》，正如陆本注：所言“右姚夫人残刻存七行，行存十一字，疑拓未全。”所失过简。清陆心源辑《唐文续拾》拓本《都督姚意妻造像记》，所录残文较详，但编校不细，错讹较多，初步统计达6处10字之多。如拓本中“今女牛硍可宗郡□夫陈正观任中”文字，正确的应为“令，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竟有5个错字。刘景龙、李玉昆编著《龙门石窟壁刻题记汇录》拓本《极南洞造窟碑》，虽较陆心源本有很大进步，亦似有不足。
笔者在以上三个拓本的基础上，反复对照《极南洞造窟碑》拓片，仿照《金石萃编》作者王昶提出的”缺其漫漶陊剥不可辨识者，其文闻于他书，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的原则，新考《极南洞造窟碑》残碑，考识碑文共258字。具体内容为：
（前缺）力阐定能仁拯授運慈舟於菩海明慧炬於／（缺）銀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長沙縣公姚意之妻也龍朔年中／（缺）居於伊闕南之别業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缺）子孫□□□始願男女長大皆於班秩即於此壁敬造一／（缺）二尚書同鸞臺鳯閣三品上柱國梁縣／（缺）夫不幸早亡女八娘吴興縣君夫李行止任／（缺）令女十娘河東郡君夫陳正觀任中／（缺）潞州司兵参軍鏡□任澤州陵川縣／（缺）縣令叡同任衛州司兵参軍爱同任／（缺）弈任兗州功曹参軍弇任宋州参／（缺）任弈任雍州礫陽縣丞异任／（缺）曾孫廣任左羽林軍中／（缺）李氏□珪妻□南周氏彝妻隴西／（缺）禱力同沐榮慶今各抽貲俸／（缺）子子孫孫常保安楽釋迦之／（缺）物是不非冀後代子孫他年眷屬登此／（缺）簪裙釵错大慈何報高龕／（缺）之後裔登此幽閣□祠音□／（缺）縣徐嶠之書。
三、关于极南洞造像功德主及开窟造像原因的考证
前述主流说极南洞造像之功德主是唐名相姚崇，其动因是为追念其母刘氏夫人（或为其父姚懿）而建造的。此说有误。我认为极南洞造像之功德主是姚崇之母刘氏夫人，其动因是她认为神佛保佑了家族儿女长大，各预班秩，为还愿而举家捐资开窟造像。
让我们从分析极南洞碑铭的文字和有关史料来说明此一问题。
碑铭第二行有“银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文字。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八胡皓撰写的《大唐故嶲州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懿）府君碑铭并序》（后简称《姚懿碑》）云：
“公讳懿，字善意……年十八，属乱隋，无象，群盗生郊，授本县令……太宗东伐王充，授鹰扬郎将、长沙县男、水陆道总管……寻除峡州刺史，累加银青光禄大夫……龙朔初，邛蛮作梗，乃除公持节嶲州都督……以二年十二月一日终于官舍，春秋七十有三。”
又据《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文《大唐故幽州都督姚（懿）府君墓志并序》（后简称《姚懿墓志》）云：“君讳懿，字善意……以神龙元年追赠幽州都督，旌旧德也。”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十二云：“姚意即姚懿，姚崇之父也。……懿碑云：懿字善意；新唐书作懿，字善懿；姚彝碑以善意为名，盖当时意、懿两用，彼此歧异，故此刻又作意也。”
我认为，姚意即姚善意之简写也。如在《姚懿碑》中，姚崇之弟姚“元景”即被简称为“景”。
《姚懿碑》云“公（指姚懿）初娶张氏、李氏，并早殂殁。后娶刘氏，累封彭城郡夫人，则隋左常侍降之孙，唐襄州长史志逵之女，今紫微令崇、故宗正少卿景之母也……以神龙三年正月八日终于洛阳慈惠坊之私第。”因此，“姚意之妻”，当是指姚懿的第三位夫人、姚崇的母亲刘氏。
碑文中有“龙朔年中”文字。“龙朔”为唐高宗年号，共三年，从公元661～663年。由《姚懿碑》可知，龙朔年中，姚崇家中出了大的变故。龙朔初，姚懿先是“持节嶲州都督”，后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终于嶲州都督官舍。其子姚崇年方十三岁，尚有幼弟姚元景，至少还有妹妹八娘、九娘、十娘等。其时姚崇母亲刘氏面对的困境是“二子少孤，一门所恃；长幼咸若，礼训所陶”，不但要抚养众子女长大成人，还要担起全家人的生活担子。当时姚崇家族已由陕州硖石迁“居于伊阙南之别业”。此“别业”当在唐汝州梁县境内。《汝州志》伊阳县古迹二有载：“梁国公姚崇宅，在石家岭村东北，摩天岭迤西百余步，相传为古梁公庄，有遗井。”乃今河南洛阳伊川县白沙镇石岭村，在伊阙龙门石窟之南，相距三十余里。虔诚信佛的刘氏“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拜谒神佛，发下最大的心愿，那就是“始愿男女长大，皆于班秩”，若神佛佑护，实现目的，那一定在伊阙“即于此壁，敬造一”佛龛，供奉神佛。40多年过去了，刘氏夫人的心愿一一实现，儿子、女婿及孙辈皆有所成，姚家所谓“出有庶官，入惟丞相”。此时，姚崇家族不但子孙功业成就，而且，颇具经济实力。于是，刘氏夫人决定还愿，要求众子女孙辈，“各抽貲俸，”同心协力，在伊阙西山南端崖壁上凿石开窟，建造佛像，目的是使“子子孙孙，常保安乐”，永受释迦保佑。
由上分析可知，极南洞造像的动因当是姚崇之母刘氏还愿，而造像的功德主当然应是刘氏夫人。
再者，《八琼室金石补正》将此碑文命名为《姚夫人残刻》，《全唐文续拾》将此碑文命名为《都督姚懿妻造像记》，均谓姚崇母刘氏夫人造像记，說明古人极有眼光。因此，说极南洞是姚崇为亡母或亡父姚懿而造像之说欠妥。
四、关于极南洞造像年代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残碑中姚崇和其父姚懿所任官职和赠官来看刻碑时间。
碑中有“二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侯。《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云：“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时突厥叱利元崇构逆，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元之……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俾获其养。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鸾台凤阁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不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深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诛易之兄弟，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由此可知，残碑中“二尚书”，指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姚崇先后担任的“夏官尚书”与“春官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为同时所任；“梁县”侯乃是次年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所封。又据《姚懿墓志》载：姚懿“以神龙元年，追赠幽州都督”，可能是在儿子姚崇“以功封梁县侯”的同时，应姚崇的请求，追封其父的赠官。于是，姚懿始有“幽嶲二州都督”之称。
姚崇在神龙元年二月又因同情武则天而哭泣，被唐中宗贬为亳州刺史；姚崇母亲刘氏夫人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逝世时，姚崇在越州任职，安葬其母时，刻制的墓志上姚崇和其弟的官职是“长子银青光禄大夫、守越州都督元之，次子朝散大夫行洛州汜水县令元景”。(见《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文《大唐故幽州都督姚（懿）府君墓志并序》简称《姚懿墓志》)
由此仅识，龙门石窟极南洞造像碑铭当刻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至二月间。而不是在姚崇母亲逝世之后。极南洞造像工程亦应在当时完工，或在此之前完工。也就是说，极南洞造像工程完工当在武则天时期。
五、相关极南洞造像所涉及的历史人物
极南洞造像既然是应姚崇母亲之命而造，她的儿子、女儿、女婿、孙子、外孙、曾孙甚至包括女眷也都参与了开窟造像的活动。当初，碑铭上一定撰写得清清楚楚。现就残碑上所保留的姚崇家族及亲属人物进行考证。
1、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九月十八日，官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的姚元景，在长安光宅寺为母亲造像一铺。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母亲逝世时，他和兄长姚崇安藏了母亲。在墓志铭上留下的官职是“次子朝散大夫行洛州汜水县令元景”(见《姚懿墓志》)。因此，有人推测：在镌刻造像碑铭时姚元景已“不幸早亡”，有误。
2、碑中有“女八娘吴兴县君，夫李行止任”文字。《河洛墓志拾零》载有《唐李行止墓志》云：“府君李氏讳行止，字行止，隴西人……茂才，历建郴二郡掾，南城令，旋拜成武……加拜朝散大夫，迁永乐、告成二县令……俄除恭陵令……为亳州别驾。……夫人，即中书令姚公之妹。”由此可知，姚八娘乃刘氏夫人之女、姚崇之妹，李行止为其婿。
3、碑中有“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文字。姚十娘当亦为刘氏夫人之女，陈正观为其婿。当时陈正观当为“中大夫”（从四品下），或为“中散大夫”（正五品上）。《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二，有苏颋为朝廷撰写的《授陈正观将作少监制》云：“正议大夫、前襄州刺史、上柱国陈正观，蕴器沈敏，怀才雅实，在公有甄综之能，临事有靖恭之誉。倾者荆岑作镇，楚望班条，时许仁明，俗称威惠，五材是用，百之分职，爰考抡材之绩，宜膺梓匠之职，可行将作少监，散官勋封如故。”似指其人。
4、碑中有“潞州司兵参军”者，似指姚崇之侄姚玄奖。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有《仙州别驾张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君讳仁方，字某，清河人也……以开元廿四年四月十八日，终于河南县道化里之私第，时年七十。夫人先少保之侄孙，潞司兵玄奖之女。”《新唐书·姚崇传》云：开元“八年授太子少保”，开元二十四年姚崇已故多年，故云“先少保”。
5、碑中“镜□任泽州陵川县”令，与“睿同任卫州司兵参军”，上文记载“玄奖”及下文记载“爱同”均为姚崇之子侄辈，按照习惯，中间载“镜□”与“睿同”二人应均为姚崇之侄。
6、碑中“爱同任”字样，应指姚崇之侄姚爱同。河南洛阳偃师柳金福先生收藏有《故朝散大夫守绥州刺史姚府君（爱同）墓志铭并序》云：“公讳爱同，字爱同，其先吴兴人也，今家于洛阳焉……曾祖祥，隋怀州长史。祖善意，银青光禄大夫、持节嶲峡二州诸军事、嶲峡刺史、长沙公，赠礼部尚书，追谥曰文献。父德素，潭廓二州司马”，由此可知，姚德素当为姚崇异母兄长，姚爱同即为姚崇之侄。
7、碑中“弈任兖州功曹参军”，据《新唐书·姚崇传》云：姚崇“三子，彝、异、弈，皆至卿、刺史。”姚弈为姚崇第三子，曾官礼部侍郎、尚书左丞、永阳郡太守；此处载兖州功曹参军，可为早年所任之职，可补史。
8、碑中“弇(yan)任宋州参”军，姚弇，为姚崇之弟姚元景之长子。据《新唐书》卷七十四下宰相世系表下载，姚元景三子，长子姚弇，楚州长史，此处所载宋州参军，可补史；次子姚冯，通事舍人；姚算，鄢陵令。
9、碑中“任弈任雍州砾阳县丞，异任”……。《大唐新语》卷之六，举贤第十三载：姚崇“外甥任弈、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由此可知，任弈、任异为刘氏夫人之外孙、姚崇外甥。残碑中“夫不幸早亡”，似指刘氏夫人之女姚七娘之丈夫任某早亡，故遗二子任弈任异由姚崇家抚养成人。
10、碑中“曾孙广任左羽林军中”侯，据《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载“左羽林军中侯，正七品”。姚广似为姚崇异母兄之孙，故称刘氏夫人之曾孙。
11、碑中“李氏；文桂妻，□南周氏；彝妻，陇西”等，既是记载为极南洞造像捐资的还有姚崇家族中的眷属。其中，“彝妻”当指姚崇长子姚彝之妻。
六、极南洞造窟碑书丹者徐峤之考证
碑中“县徐峤之书”当为造像碑铭的书丹者。徐峤之是唐朝大书法家徐浩之父。《旧唐书徐浩传》云：“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父峤（之），官至洛州刺史。”徐峤之祖传四代俱为当时书法大家。唐武平一著《徐氏法书记》中称：“豫州刺史东海徐公峤之，怀才蕴艺，依仁践礼，自许笔精，人称草圣。”徐浩在其所著《古迹中》称父亲峤之曰：“真行草皆名冠古今，无与为比。”徐峤之“尝进所作六体书。明皇手诏答：卿进书甚可观览，回鸾顾鹊，坠露凝云，虽古人临池悬账之妙，何以过此。赐物四十。”北宋朱长文著《续书断》，《极南洞造窟碑》残碑仿《书断》体例，始于唐代止于宋代，录神品三人、妙品十六人、能品六十六人。徐峤之、徐浩父子均被载入为妙品十六人之列。
徐峤之、徐浩父子与姚崇家族似有通世之好，且有不解之缘。除了龙门石窟《极南洞造窟碑》为徐峤之所书外，据《通志》卷七十三，金石志八四八记载，徐峤之为姚崇家族书写的碑石尚有“嶲州都督姚懿碑（在陕州，今三门峡陕县）；彭城郡太夫人刘氏碑（姚崇母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郑国夫人郑氏碑（姚崇妻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光禄少卿姚彝碑（姚崇长子姚彝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其子徐浩书写的有“尚书右丞姚弈碑”（姚崇三子姚弈神道碑，在西京，今洛阳）。
七、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考证，有关极南洞造像，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极南洞造像为唐代名相姚崇家族所开凿，领军人物是姚崇生母刘夫人，家族中大部分人均参加了这一活动。
2、极南洞完工于神龙元年正月至二月间。
3、姚崇反（似改“反”为“抑”较为恰当）佛思想的提出在开元年间。毫无疑问，姚崇的母亲刘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姚崇处于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他不能不受佛教的影响，听从母命，同兄弟姊妹，甚而子侄外甥，倾合族之财力，开窟造像。虽大功告成，终因耗费资财过多，大伤元气，故而对开窟造像有切身之体会。加之，中宗之后，崇佛变本加厉，大建佛寺，广度寺僧，写经造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之负担。姚崇从自己家庭到国家社会，深深地体会到崇佛所带来的危害。所以，多年之后的开元之初，姚崇再任宰相之时，果断地提出抑制佛道蔓延、禁止建设寺观、沙汰僧尼道人等措施，并取得成效。姚崇逝世时，还写下了《遗令戒子孙文》，嘱咐子孙后人，要”各宜警策，正法在心”，不要“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可谓，刻骨铭心，肺腑之言！

注：
①、温玉成先生在多部书中认为此造像为人非人。
②⑤、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③、温玉成，《迹旷代之幽潜  托无穷之炳焕》，《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④、顾艳芳、李文生，《龙门石窟主要唐窟总叙》，《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李正恩，《图版说明》，《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龙门》，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⑥、温玉成、李玉昆，《龙门研究四十年的回顾》，《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2期。
⑦、温玉成，《近瞻宝相  俨若金身  远鉴神光  湛如留影—龙门石窟雕刻艺术浅论》，《中国美术全集·龙门石窟雕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⑧、曾布川宽，《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研究》，《艺术学》第八期，艺术家出版社，中华民国81年版。
⑨、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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