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贯线』〈转〉[图文]池步洲抗战破译日军密码镇反中成罪行被逮捕判刑

姚元周 · 发表于 2012-8-3 12: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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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但据说是罗斯福不相信，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未能避免。他破译的许多密电产生的重大影响，将随着尘封的历史被揭开而让世人知晓。池步洲，一个破译密电码奇才不平凡的一生。
　　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一个贫困的农家，这户人家子女众多，他排行第八。因家贫未能上学，从小参加放牛割草等农活，但他特别喜欢读书写字；经常向同村的小学生们学习认字，大地就是他的纸，树枝成了他的笔，学习还特别认真。直至他12岁时，才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他大哥从保安军官学校毕业，全家迁到福州，家庭经济情况有了改善，更主要的是大哥发现这个小弟弟有过人的天赋，便送他去上学。凭着他过目不忘的高智商，数次跳级，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修完了别人需16年时间才能修完的学业。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并被保送到日本东京大学深造，学习了四年的机电专业，毕业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任职，娶了一位日籍姑娘白须滨为妻。
　　1937年“七·七事变”大爆发，他出于爱国热情，毅然携妻子及一子一女返国参加抗战。那年他还不到30岁。
　　回国以后，他通过与CC派（指陈立夫、陈果夫）关系密切的留日同学介绍，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机密二股”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
　　池步洲在日本学的是电气工程，后来又兼修经济学，可以说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同学说：“如能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于是他欣然表示：只要能抗日救国，叫我干什么都行。
　　当时的池步洲，年纪虽然轻，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已经在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了好几年，居然不知道“中央调查统计局”是个特务机关，只以为那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下属机构。为了抗日，那时候如果叫他填表、宣誓参加特务组织，很可能他也会“欣然同意”的。他之所以能够“入污泥而不染”是因为他到职以后，他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很赏识他，觉得这样一个爱国青年，不应该让他蒙受污垢，就没叫他填表、宣誓。
　　后来才知道：这个李直峰，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曾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对中文密电码的破译颇有研究。1936年“西安事变”中，曾译出蒋方的许多密电送往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赏识，为此奉周副主席之命，打入中统局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八·一三”淞沪战后，局势日趋紧张。1937年10月，机密二股撤到湖南益阳；1938年3月又迁到长沙，由于路途劳顿，水土不服，加上工薪低微，营养不良，一家人相继病倒。两个小孩发高烧，抱到当地最有名的湘雅医院去看，当发现是出麻疹时，已经无法挽救了。为了抗日，池步洲壮志未酬，先献出了两个孩子。
　　1938年6月，池步洲奉命调到汉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这个机构既不属于军统，也不属于中统，而是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就是蒋介石的秘密咨询机关，所以蒋介石任命他的内弟毛庆样为组长，把原在交通部电政司对密电素有研究的霍实子调来当主任，把原中统局的李直峰调来当副主任，全组共有工作人员四五十名。
　　池步洲在中统局的八个月时间中，忙于转移、安顿，一路奔波，并未实际进行密电码的研究。到了中央军委，不久又奉命撤退到重庆，依旧是疲于奔命，一事无成。池先生抗日报国心切，夫妻二人主动到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工作。由于这项工作是能够发挥自己所长的抗日宣传工作，于是安下心来，对密电研究便决定放弃了。突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人来，要池步洲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从事日军密电码破译的研究。池先生再三推却，仍无法固辞，最后以“每晚去指导两个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达成协议，于是从电台调来两名报务员，在重庆两路口租了两间民房，架起天线，一共就两个半人，从1939年3月1日起开始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
　　日军的密电码，系统不同，电码各别，其中以陆军密电码为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始终未曾被破译过；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池先生在两路口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档，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每四个数字一组。有些英文密电，只从报头的TOKYO判知它是发自东京，内容则连一个字也看不懂。开头还以为它是军事密电，后来从收报地址遍布全世界，初步断定是日方的外交电报。
　　池先生决定从这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着手，开始进行破译这种密电码的研究。
　　首先，池先生发现在一长串英文字母中，有许多“双字母组合”经常出现，可以断定不是用两个字母表示一个汉字，就是表示一个日文字母。于是就按这个思路把一份份密电按“双字母组合”进行划分统计，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共是十组。再假设这十组就是从一到十或从1到0的十个数目字。如果能够找出哪一个是一，哪一个是二，就不难继续找出其组合规律，从而达到逐个破译的目的。
　　于是他开始作数字的使用频率统计，经过大量的书报杂志统计，发现十个数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一”字，而频率最低的是“九”字。一方面，汉语成语中带“一”字的极多，而只带“九”字不带“一”字的就只有“九泉之下”“九霄云外”等极少几个；另一方面，人类使用数字，不论买东西还是借钱，总喜欢凑个整数，于是九角凑一块，九块半凑十块，“九”字的使用频率，当然就低了。根据这一假设，他把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定为“一”，把频率最低的定为“九”，再根据“○”一般很少出现在数码开头这一特点，从这十组假设数字的组合中找出一组基本上不出现在开头的，假定它为数字“○”。这样，算是初步破译了三个数目字：一、九、○。
　　再进一步设想：日军密电中的数，很可能是我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枪支弹药的数量等。于是又从军政部要来部队建制资料进行核对，从“一○二师”的番号，不但假设了“二”字的代码，也推知了“师”字的代码。经过多次摸索，终于从“师长”“师部”等联想字推知了“长”“部”等字和师长姓名的代码等等。
　　如此零打碎敲，破译了一些字，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而最主要的，还是根据日语有十个“格助词”的特点（永远跟在名词的后面以确定其格，例如力是主格助词，又是宾格助词等），因其使用频率极高，很快就一一找出，并由此推测相关的词语。例如电文的末尾，一般都有“返电ヌウ”（请回电）一语，根据格助词的地位，很容易就推知“返”“电”“乞”这些字的代码了。
　　池先生使用以上方法，单枪匹马，用的还是晚上的业余时间，在1939年3月初到3月尾，建台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把日本外务省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一一破译出来了。这等于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本子，交到了池步洲的手上！
　　为此，军政部给池步洲颁发了一枚奖章。
　　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件事情，不由得要感慨万千地说：像这种破译密电码的工作，就是用计算机计算，也是需要相当时日，不是半个多月所能获得成功的。这不能不说是破译密电史上一宗奇迹。也由此可见池先生的智商之高，非比一般。
　　日本外交密码破译成功，为进一步破译日军密电码，军政部调兵遣将，把两个半人的无名电台加以扩充，并命名为“军用无线电总台第四十三台”，后改称军政部研译室，任池步洲为主任。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他也不得不辞去中央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工作，专门从事密电的翻译和研究。——四十三台人员虽然有了四十几人，但能翻译密电的，还只有他一人；而能够进一步研究的，仍然只有他一人。工作之忙，每每通宵达旦。但以用武有地，成就巨大，便不知疲倦为何物。
　　前面讲过，日方的密电码种类繁多，繁简不一。即以外交密电而言，第一是经常更改编码，需要探索其改码的规律；第二是发现除了已经破译者外，还有另一种密码，一时还无法破译。
　　已经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没有破译的一种，经过研究比较，发现它用两个字母代替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汉字（例如行动、出击、师团长、木端微尘等等）。而且用颠倒词序或每隔若干字插进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字母等办法来“制造混乱”。但是任何密电，都有其内在的规律，经过池先生苦心推敲，这种“高级”的密电，终于也被破译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不宣而战，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的海空军基地，迫使美国众参两院迅速通过了对日宣战，从此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帷幕。
　　本来，日本海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行动，罗斯福总统事先就知道。关于这件事情，抗战胜利以后，曾有传闻说是国民党的特工机关破译了日军的密电，得知日军将对珍珠港有所行动，但是罗斯福不相信中国的特工有如此本事，未作任何防范，以致遭受了惨重损失。
　　其实，此密电便是池步洲先生破译的。事过半个世纪之后，有人从罗斯福的私人日记中发现，他当年收此情报“留中不发”，是有隐衷而出于不得已。其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关系极为复杂：德、意、日三“轴心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希特勒先与斯大林就欧洲势力范围达成默契，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趁苏联不备发动闪电战，在一夜之间向苏联发动了全面全线侵略。斯大林仓促应战，生怕腹背受敌；而日本的第一步计划与目标是侵略东南亚，正无暇北顾，因此两国再次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两国的默契，对中国的抗战极为不利，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军对日宣战上。但当时日军还没有进犯美国本土，尽管国内外呼声甚高，美国国会却迟迟不能通过罗斯福的这一提案。
　　得到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后，罗斯福当机立断，忍痛作出牺牲：只要日军一出兵，他就师出有名，可以迫使国会通过对日宣战的提案了。
　　此说虽然只见诸报刊，不是由国家发布，而且也太残酷了些，但却比较合乎情理。
　　当然，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蛛丝马迹的先兆，日军将出动大量飞机偷袭美国重要军港珍珠港，自然也会有一些兆头。

姚元周 · 发表于 2012-8-3 12:07:40

　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泥淖的日军以极大打击。因为日军的汽油储量只够一年之用，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机械化部队和海空军势将寸步难行。为此迫使日军采取断然行动，决心南下，以求石油资源，遂于9月23日进驻北越，并于9月27日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特别是1941年7月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越南的决策。旋即日本陆军进驻西贡（今胡志明市），海军进驻金兰湾。——当时法国已经向德国投降。在日、德两国的压力下，法国驻安南（即越南）总督不得不以“共同保卫安南”的口号与日军达成“不流血进驻”的协议。

　　在这种战局形势下，日本外务省频繁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越南）、暹逻（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它群岛上所有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最简单的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公布了许多隐语，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等等，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白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

　　此外，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间，引起了池步洲的注意。

　　这些情报，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中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馆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主要依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报道夏威夷的天气：说当地三十年来从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为主。——当时世界各国还没有“天气预报”这一学科，因此军港的天气如何，也属于军事秘密范围。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一份特级密电，主要内容如下：（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作了两点估计：一，时间可能在星期天；二，地点可能在珍珠港。他把译出的电文交给组长霍实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霍实子点头称是，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空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美使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霍实子拿着密电译文跑步送交毛庆祥，毛阅后立即亲送蒋介石，蒋也立即将密电内容通知美国驻重庆使节。至于罗斯福总统究竟为什么不因此设防，前面已经说过，麻痹大意的可能极小，忍痛牺牲的可能极大。

　　日本海军大将、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便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当时他坐镇赤城号旗舰从容指挥，偷袭成功后，曾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控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到巨大损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西南太平洋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1942年，在密德威（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珊瑚海及瓜达尔堪尔岛等海域的海战中，予日本海军以重创。山本五十六为人刚愎自用，急功喜战，一向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拟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把前进的根据地转移到拉包尔，位于大不列颠岛东北部的港口，是日本的海军基地之一，由他亲自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阻止美军前进。为了鼓舞官兵士气，也为了实地考察，他决定在1943年4月18日乘专机出巡。

　　为保证最高司令长官的安全，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密的。他的谍报机关，也对飞行路线沿途的“战情”做了精密的考察。4月18日清晨6点钟，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分乘两架专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机场起飞，快要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巴拉勒飞机场的时候，突然受到从瓜达尔堪尔机场起飞的十六架美国空军P—38战斗机的袭击，护航机立即开火，但无法冲出重围，两架专机失去保护，只好从一千五百米高空急遽下降，企图急降巴拉勒机场，但被美国飞机紧紧咬住，穷追不舍，终于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一架被击沉于附近洋面的深海底。

　　第二天，搜索队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堕机的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倒毙在原来的座位上。

　　事后，日本方面关于山本出巡的日程何以泄露一事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4月1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只能根据种种迹象妄加推测：有的说是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的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袭击马琴岛，全歼岛上四十三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报员，缴去密电码本；有的说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军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不难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绎为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致有此失。

　　事实上，这份密电却是池步洲先生破译出来的。前面说过，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破译出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密电码。那么这份海军密电，是怎么破译的呢？

　　说起来难以令人置信，事实却果真如此：重庆方面破译的，并不是海军专用的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这份密电当即由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立即通知驻渝美方。这回美国相信中国特工人员的水平了，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造成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天女散花”的结局。

　　池步洲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前后有五六年，尽管始终没有能破译日方的陆海军密电，但仅就所破译的外交密电与空军密电，如果使用得当，确实比在前方增兵十万还要厉害。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未能及时利用有功而无效者外，取得巨大成果的情报，包括击落山本五十六专机在内，比比皆是。下面略举几项，以见一斑：

　　（一）日本为解除西北压力，向南进军，曾派使节到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知道后，也曾派使节到日本劝阻。日本答以“待占领南洋后，实力更厚，再转以北进。”同时又向苏联许愿：“将来日苏共同开发满洲（指我东北三省）。”苏联当时对付德军尚且感到力不从心，也怕腹背受敌，于是达成协议。签字仪式上莫洛托夫举杯致辞说：“日苏有共同利害关系，中苏不会成为好友。”这些来往密电，都被破译。

　　（二）1942年10月，曾截获一份日本密电，得知日本空军将于某月某日从缅甸的同古起飞，去轰炸印度的加尔各答，中方当即通知英印空军总部，英国空军遂在中途进行截击，予以全歼。为此英国空军还特地派一名上校来重庆向军技室进行慰问。

　　（三）有一次孙科将从重庆到外地去公干，消息被日方侦得，密令日机在中途拦击。此密电又被重庆军技室破译，立即通知孙科。这时孙科已经到达机场，正要登机，只好悄然返回。此机果然在中途被日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牺牲，其中有经济界人士徐新六、胡笔江等。

　　（四）1939年汪精卫逃离重庆到达河内以后，云南的军阀和川康的军阀都曾派代表到河内去与日方谈判。河内日方将谈判内容电告外务省，电文也被重庆军技室破译，上报蒋介石。

　　（五）日本空军的活动以及气象报告的密电，经常被中方截获，以此提供给美国空军陈纳德飞虎队。飞虎队在抗战中的卓著战功，也有破译密电者的一份。

　　（六）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三天以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伤亡惨重。8月10日，日本天皇自知无力再战，只得宣布无条件投降，仅要求保留天皇。消息广播后，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各自寻找活命的门路。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因与戴笠早有联系，乃与任援道密谋，欲擒陈公博一伙儿向蒋介石自赎。但是事机不密，被陈等察觉，急忙向日本顾问影佐帧昭请求保护，表示愿出巨金，请设法秘密飞往日本，隐藏于乡下。影佐为他们奔走联络以后，于8月24日晚间着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用LA密码向日本大东亚省发了一封密电，大意是：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岑德广、经济部长陈君慧、中央军校教育长何炳贤、侍从室主任周陆庠、安徽省长林柏生、陈公博妻李丽壮、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等，由军事顾问带领，从上海乘军用飞机直飞日本米子机场降落，请派人妥为照料，将陈等秘密隐藏于乡下。

　　这份密电，也被重庆军技室截获并破译出来。蒋介石据此通知东京盟军总部，勒令日本投降政府照这份名单全数引渡回国法办。

　　（七）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子弹留在肚子里始终没有取出，时常发炎，引起阵痛。1943年3月，已经担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旧病复发，飞赴日本医治。经日本名医小黑动手术安全地取出子弹，术后一切正常，遂秘密乘专机飞回上海。当时他老婆陈璧君正在广州，就用中文密电通知陈璧君。陈璧君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陈璧君返沪后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命令戴笠趁机暗杀。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日方在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后，才在11月发出讣告，宣布汪精卫“病逝于日本”，还演出了一场“移尸上海”的闹剧。汪精卫尸体，则秘密运到南京，葬在明孝陵前面的梅花山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都南京”，又秘密派兵把汪的尸体挖出，沉于长江水底。一代奸雄，机关算尽，落一个千古骂名，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抗战结束，池先生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的研究与破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国银行做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历史不但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蒋军撤往台湾。上海解放后，即动员长子参军，他自己也以“留用人员”的身份任中国人民银行职员。

　　1951年4月，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上海市“四·二七大逮捕”的当日，池先生以“抗拒反动党团分子登记”罪被捕入狱。多年珍藏的密电译文两大箱，也被作为“罪证”抄走，至今下落不明。九个月后，于1952年1月25日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其罪行的第一条，即为“抗战期间从事密电的破译工作”。——那时候形而上学猖獗，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办事从“想当然”出发：你在中统特务机关内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怎么可能不是中统分子呢？但是当时池先生提不出有力的反证来，百口莫辩，虽然始终不承认，但也无可奈何。

　　服刑初期，池先生在上海军工路的劳改工厂“上海劳动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后于1956年6月北上参观，参观后即被安置在山东禹城“解放军官训练团”作俘虏军官看待。当年年底又调济南“解放军官管训处”学习，待遇比犯人好些，但并不撤销原判，直到1963年5月，方才刑满释放，回到上海。三年后，举国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直到打倒“四人帮”，方才得到解放，在1979年5月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聘请任特约研究员，从事台湾经济史的研究。

　　1983年3月，池先生在上海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李直峰和霍实子。他们两位，都已经年过八旬，在狱中受尽了苦楚，刚刚放出。两位老人，—个证明他虽然身在中统，但确实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一个证明他干的都是抗日事业，有利于国家民族。还特别指出他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那份密电，因此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为池先生彻底平反。

　　读着李直峰和霍实子两位老人生前所写亲笔证明和上海高院的平反判决书的复印件，谁能不感慨万千：苍天总算有眼，让李、霍两位耄耋老人在九死一生之余，居然活着跟池先生见了面，不然，这一千古奇功加千古沉冤，就永远没有澄清之日了。

　　池先生现在侨居日本神户，亥年已臻米寿（八十八岁），身体健康，笔耕不辍，除以自身经历为素材撰写回忆录希图给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之外，还写有《日本华侨经济史话》一书，1994年4月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95年1月17日神户大地震，池先生终因德重功高，得免于难，如今夫妇暂住京都，一切安好。谚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池先生福祚绵绵，回忆录早日出版，为我国抗日战争史提供确切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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