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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2 16: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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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珍去过江东门纪念馆,“那里面的样子,和当年杀人的一模一样,我不认得字,看到那些名字,就想,这就是当年街上那些尸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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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P% g# c |! ], }. @0 ~ 孙明是位书法家,1982年从南京九中退休,他很少和人提起那段惨痛的记忆。不久前,吴先生和他下棋,三盘输了两盘,孙明说,如果不是日本兵当年砸了他一棒子,留下后遗症,三盘他都能赢。于是,勾起了那段往事。# p/ n3 @" E: l+ ~( T2 i9 A& b
) W4 Z- A) n9 m 日本人当头砸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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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留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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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L( O: F; {) H5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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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一只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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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国军士兵2 n0 Q7 H$ F/ f, G7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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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22年3月21日,祖籍山东济宁,父亲来南京江宁县工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家住在门西双塘1号。小学在船板巷小学上的,在成美中学上初中时,日本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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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n2 f7 X# ~5 V 我父亲在江宁县政府做录事,大哥孙元庆、二哥孙彭庆和三哥孙周庆,都在政府任职。南京沦陷前,二哥、三哥随着政府撤退,大哥当时已经成家,我15岁,父母都在,大哥要照顾我们,就没有撤走。我们都去了鼓楼那边的难民区,我们和其他几家人住进了云南路一个大院子。日本人打进来后,我们都不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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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天夜晚,都能看到火光,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力壮的,怀疑是抗日分子,就抓起来,晚上集中送到郊外枪杀。日本兵还冲到难民区抓人,看到年轻人,就检查手和额头,认为是当兵的就抓走。沦陷几天后,一个被打散的士兵逃到了院子里,姓刘,大家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军装埋了。4 u3 @' |% ]8 b) C/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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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信佛,逃难时把家里的老母鸡带来了,大家说杀了吃吧,父亲不肯杀生,就一直留着。那天三个日本兵冲进院子,看到了这个士兵,让他站住,再检查他的手,发现有茧,额头上一圈印子,上面发白,下面发黑,戴军帽戴的。两个日本兵要带走他时,旁边那个日本兵看见了老母鸡,跑过去追了几圈没追上,就招呼这两个过去帮忙,那个国民党兵趁机就跑掉了。日本投降后,这个姓刘的士兵回来当了警察。# L% t/ {& e$ V$ ^9 L! j
3 J. U: o! V) n" g$ s; ?5 _ 日本兵一棒砸头上1 R4 s: d" r5 X
3 m: @, H+ @! ]4 z2 | U4 e 从此反应迟钝2 p# s3 u# h4 g% b) @
: R: q3 B' m5 @" T6 f8 j 因为家里有几个公职人员,相比普通人家,我家的条件算好的。一个日本兵跑到我家,搜了一些银元和值钱的东西,拿不下,让我给他送到军营去。我当时15岁,不敢不去,家人也不敢拦着,就抱着东西,跟他去三牌楼附近的军营。一路上看到很多尸体,有时得从尸体上跨过去。从军营回来时,那个日本兵还写个字条,证明我是送东西的。就这样我平安回家了,家人还以为我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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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局势渐渐稳定,我们也从难民区搬回了家。家里被砸得不成样子,留声机、家具,都被砸了。日本人要给老百姓办良民证。在大街上,摆着桌子,像办户口一样,中国人都蹲在这边,日本兵看着,点到谁,谁过去办,不喊不许站起来。我听见喊我的名字,就站了起来。旁边一个日本兵一转身看到了我,以为我是擅自站起来的,手里拿个大棒子,朝我头顶就砸了下来。我被砸得眼前黑了好一会,半天不能动。办证的鬼子示意后,我才没有继续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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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n9 G# l0 Q3 ~& | 从那以后,我的头就落下毛病,反应迟钝,人家问个什么事,我常常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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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y# } {+ R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九中当老师,一直到1982年退休。我喜欢书法,后来江东门纪念馆征集材料,编“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书画作品集”,我寄去了一幅。这幅作品是一首诗:“莫忘屠城抗战年,卅万冤魂有谁怜。江东门下埋遗骨,回首何堪泪潸然。”0 }8 K S2 g1 \7 ]' Q# c7 Y4 d9 z
: Q. H6 f& O1 u. ?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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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p, x! O m/ X6 h 他俩是不是“幸存者”?还有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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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看是否“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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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Y# @* q, J 二要看生命是否受到暴行威胁2 R/ d. T+ N( |# l T5 Q( A
) E0 Z/ f" k4 s# s+ y) \ 何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0 n) l4 W4 ]( 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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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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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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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 t/ }) f)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之中,越此,便只能一般地称为‘日军屠杀幸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名义。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应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4月为宜;其地域范围以南京市的12个行政区以及直接与南京市毗邻的江宁、江浦、六合3县为宜。二是,‘幸存’于生命直接受到过枪击、刀刺、活埋、火烧等暴力威胁的暴行之中。那些经历了不以伤害生命为目的的各种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j, K; D2 @$ S: f
4 M" N! E: ?1 o- E$ W2 @: ~ 据介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985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中。该书“前言”称:“据最近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1700余人。”到1994年,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安吉为一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作序时,又将1700余人统称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朱成山则在《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调查报告》一文中,将此1756人统称为“幸存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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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 a( |* U0 A0 `. e+ u “以上列举的各个时期不同场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说明:第一,不能将所有当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杀害的人,都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否则的话,也决不会在27年前经过系统、普遍的全市调查,只发现了1700余名‘幸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能将三者都包含于‘幸存者’一类之中。”$ b, w( V' i- O. m
" t7 e" X, H- M 陈孙二人是否“幸存者”3 S. T) ~6 k- F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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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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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3 B* e; b, Z3 C$ X0 p! C 至于现代快报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新线索,朱成山表示,这两人是否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现在还很难说,需要经过专家们的认定。据了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认证程序非常严谨,先是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然后该馆将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证言、证人以及图像的采集,再经过专家组的核审,如果确认将报市民政局。" @# p7 @0 ^9 k6 V7 O: M7 I. H
% b* D- e& p) s 朱成山透露,今年上半年他们又新发现了一些幸存者,包括一些外地的,“发现线索有多种渠道,例如媒体报道、证人子女来访、证人和证人之间的信息互通,还有一些是海外人士提供的信息……今年发现的部分正在报民政部门(审核)过程中。”他强调,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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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x$ ]4 X3 j- v9 g3 { 抢救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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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 l: l' } e 预计年底前形成档案% i- B$ K- o! ]+ V- n3 e* ~
( l) c4 X2 d, W 目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幸存者的医疗费报销,从此前的20%上升到前几年的50%,现在已上升到了80%;南京民政局对老人们每年的补贴,也从此前的500元上升到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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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4 s0 t+ W0 {7 Y# w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对新发现的幸存者进行录像、录音采访,至今已整理出4000多份相关档案。但是,朱成山坦言,二十多年来,虽然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和采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照国际口述史的相关学术规范和标准,差距很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今年4月4日,南京正式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新一轮抢救证言正在进行中,“时间不等人,我们的速度要加快。”口述史分会成立,按照国际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启动。5 \: _' V- @6 O! y: i
' I& x6 _% x, q& r! e7 M 记者了解到,“分会”成立后,对幸存者夏淑琴、常志强、张秀红进行了跟踪追访,同时对汤山受害群体进行了细节调查。“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分为4个小组,每个组都有一个专家领衔主持工作,有三四位史学研究专门人员参与,还有律师从法律层面进行认定工作。”据介绍,此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调查工作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过去只注重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短线调查,向长线调查转变,展现大历史变革中的个人生活史;二是从过去注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的量的收集,转向质的提高,对重点受访对象深入挖掘。三是按照国际口述史的模式,做到规范化、标准化”。“过去可能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当年大屠杀时候的故事,其实,幸存者的一生可能都会因此发生变化,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反思,让人们反思侵略战争的罪恶。 ”朱成山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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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 H* @) K& `7 q# K9 [# \3 K. E “现在第一个节点初定是一年,在今年的12月13日之前调查充分,形成档案。 ”相关人士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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