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姚崇列传试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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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崇，本来名叫姚元崇，陕州硖石人。父亲姚善意，贞观年中，任巂州都督。元崇作为孝敬挽郎，科举考试时应试下笔成章科，授濮州司仓，先后五次升迁到夏官郎中。当时契丹侵犯边境攻陷黄河以北好几个州，军事机要堆几盈案，元崇分析判断清晰流畅，每条都有条有理。武则天对他很觉奇异。破格升任他为夏官侍郎，又不久让他担任凤阁鸾平章事。
" q9 v; b: y$ [    圣历年初，武则天对侍臣说：“过去周兴、来俊臣等人审问案件拘捕案犯，朝中大臣相互牵扯，多被判为谋反之罪，国家有法律，我怎么能违反呢？但其中一直怀疑有冤案和扩大化，再派身边的大臣取来案件，亲自审问，全都得到他们的自白状，招认罪行无虚假，我于是不对这些案件有所怀疑，这才准许周兴、来俊臣的奏报。近来周兴、来俊臣死后，再也听不到有谋反的人了，既然这样，那么先前的被处以死刑的人，会没有冤案或是滥杀了的吗？”元崇回答说：“自您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以来，被告谋反身死家破的人，都是被冤枉在酷刑之下自行承认妄加于己的不实之词而死的。告发者只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天下人称这叫做虚构罪名，诬陷无辜，超过了汉代的党锢之祸。陛下叫身边的近臣取来案件，亲自审问，那些近臣也是自身难保，又怎么敢就有动摇原判呢？被问的人如果试图翻案，又怕遭到更严厉的毒害，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都是这样的情况。仰赖上天降神灵，圣上觉醒，诛锄凶手，朝廷治理安定。从今以后，我拿我微贱的自身以及姚氏一门百口人作保，所有内外官员再也不会有谋反之人。请求陛下收到诉状，只是收下来，不要亲自推理审问，若真的后来有谋逆征兆，查实有反叛行为，我请求加我知情不告的罪名。”武则天十分高兴地说：“以前宰相都顺着我的心意，陷我于滥施刑罚的罪首的位置。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很合我的心意。”那天，派中使送一千两银子赐给了元崇。
那时突厥有个叫叱利元崇的发动叛乱，武则天不想元崇与这个人同名，于是改为元之。不久升任凤阁侍郎，仍然掌管国家政事。
    长安四年，元之因为母亲年老，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回家侍奉赡养母亲，语言悲伤真挚，武则天不好改变他的意愿，改为相王府长史，不再让他操劳国事，使他获得休养。那个月，又叫元之兼任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表说：“我从事辅佐帝王（的工作），不便担任知兵马一职。我不是怕死，我是怕不利于我辅佐帝王。”武则天很是赞同他的这话，就改他为春官尚书。这个时候，张易之请将京城大德僧十个人配到定州私人所建的寺中，十个僧人苦苦诉求，元之裁定让张易之停止这样做，张易之一次次地说，元之始终不采纳。因为这事被张易之诽谤和中伤，改为司仆卿，还是掌管国家政事，张易之还是仍然诽谤和中伤，元之于是又被发配到灵武道任大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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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龙元年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谋杀张易之兄弟，正赶上元之从军队里回到京都，于是参与预谋，因为这次的功劳，封为梁县侯，赐给实封土田二百户。武则天被（迫退位）移居到上阳宫，唐中宗率朝中百官就在宫中的小门边起居，王公大臣全都欣然欢跃额手称庆，只有元之呜咽流泪。桓彦范、张柬之对元之说：“这个时候难道是能啼哭的时候吗？我担心您罹祸要从这时候起了。”元之说：“侍奉武则天有年头了，猛一下这样与她离开再也不能见她了，内心禁不住情有所发，不是忍能够抑制的了的。昨天和各位预谋诛杀凶党逆臣，是作为臣下应做的事，怎么敢居功；现在离别过去的主人悲伤哭泣，也是作臣子的有始有终的节操，如果因为这件事而获罪，也是甘心情愿的。”没过多少时候，被派出担任亳州刺史，又转为常州刺史。
% ]5 ]/ B9 D* \( X' H9 g* z    睿宗即位后，召回元之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又升至中书令。当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李成器担任闲厩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都掌着禁卫兵，外界许多人评议这事以为不妥。元之和侍中宋璟秘密奏请皇上让太平公主住进东都里，任用李成器等各位王担任刺史，以平息人心。
    睿宗把这事告诉公主，公主十分恼怒，玄宗于是上疏认为元之、宋璟等人离间王族兄弟，请求治他们的罪，于是元之被贬为申州刺史。又转为扬州长史、淮南按察史，（但元之所到之处）颁布政令简洁严正，老百姓和官吏都树碑纪录他的政德。不久又升为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在新丰驿讲习武事，召回元之代替郭元振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重新升为紫微令。为了避讳“开元”国号，又改名叫“姚崇”，进封梁国公。姚崇再三推辞实封土田，才停止给他过去的土田实封，特别赐给新封土田一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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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唐中宗时，公主外戚都奏请皇帝准许度人做僧尼，也有拿出私有财产建造寺庙的，有钱人家势力强的大户都通过这样的事来躲避朝廷差役，京都远近这样的事很多。到了这年，姚崇上奏说：“佛不在心之外，应当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但它没能挽救赵国的灭亡；罗什神通广大，却不能挽救秦的灭亡。何充、苻融，都遭到了败灭的下场，齐襄、梁武，未能免除国家的灾殃。只要发心慈悲，做有益的事，使苍生百姓安定快乐，就是佛显身了。哪用得着胡乱地超度奸邪之人，使政策法令败坏？”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有关部门审度查核所有僧徒，因为冒名或违规而（出家被强令）还俗的结果达到一万二千多人。
    开元四年，山东大面积出现蝗虫，姚崇上奏说：“《毛诗》上说：‘秉彼蟊贼，以付炎火。（抓住那吃禾苗的害虫，扔到烈火中焚烧。）’汉光武也曾下诏说：‘努力顺应时节，规劝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消灭那些蝗虫为害，以及盗贼’这些话都有清除蝗虫为害的意思。蝗虫既然懂得怕人，容易驱逐；又加上禾苗庄稼都是有主人的，为救护他们的庄稼一定会不辞劳苦。蝗虫既然会飞，到夜里一定会赴火，因此，到了夜里点起火来，火堆边上挖坑，一边烧一边埋，一定能将它们消灭干净。当时山东老百姓都烧香礼拜，设立祭坛祈求天恩，眼看蝗虫吃禾苗却不敢放手捕杀。自古以来有讨伐消灭蝗虫未获成果的，都是因为人们不用力，只要齐心协力，蝗虫一定是可以消灭的。”于是派御史分道（督察）杀灭蝗虫。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蝗虫是天灾，自然应当修炼德行。汉国君刘聪时除蝗没有结果，反而为害更厉害。”仍旧抗拒御史，不愿响应朝廷命令。姚崇十分恼怒，发去牒报对倪若水说：“刘聪是非法的君王，当然德不能胜妖邪；现在的圣朝君主（是真命天子），妖邪不能胜德。古代贤良的长官，蝗虫不敢进入他管辖的地区。如果说蝗灾可以用修养德行来免除，（现在你治理的地区也蝗害泛滥）难道说那蝗灾是(因为你)没有德行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吗?现在你眼看着蝗虫吃禾苗，却怎么能忍心不救，如果造成今年歉收以致天下大饥，你心里能安吗？千万不要行动迟缓，自己招致后悔和痛心。”倪若水这才按照姚崇的方法边焚烧边掩埋，共捕得蝗虫十四万石，投入汴渠水流中的蝗虫更是不可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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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朝廷也吵吵嚷嚷议论不休，都认为蝗虫不能驱杀，皇上听了，又拿这事问姚崇。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过去北魏时山东有蝗虫毁伤庄稼，因为听信屑小言论而不采取捕杀行动，致使禾苗庄稼被糟蹋干净，导致出现人吃人；后秦时出现蝗害，禾苗庄稼及草木全都被吃尽，弄到连牛马互相吃毛。现在山东蝗虫到处都是，而且还在不断繁殖，实在是闻所未闻。河北、河南，没有过多的粮食贮积，如果不能丰收，怎么能够免除（老百姓的流离失所）的祸患？这事关系社稷安危，不可固执拘泥，不知变通。现在决心除蝗，纵然除之不尽，也还是胜过养蝗以成灾。陛下喜欢存活（一切生物）而不喜欢让它们死亡，这种事情您就不要亲自发指示，请求让我来发文书进行处置，若不能除蝗，我身上的所有官爵，请皇上一起削除了。”皇上这才准许姚崇的意见。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凭人工来制服它呢？外界议论都认为你这事做错了。又杀死那么多蝗虫，有伤天地和谐之气。现在还可以回头，请您三思而行。”姚崇说：“楚王吞下蚂蟥，他的病因此痊愈；孙叔敖杀死蛇，福气才从天而降。赵宣王是最贤的，但他也遗憾用了狗；孔子将成为圣人时，也不爱羊。他们都是为了安定百姓，其思想没有逾越礼义。现在蝗虫极其猖獗，驱除才可以有所收成，如果放纵它吃尽庄稼，一切都要变为虚空。山东老百姓，难道就该饿死？这件事我已当面向皇帝奏请定夺了，请您不要再说些什么。如果为了救人而杀虫，导致因此而遭受祸患，我姚崇一个人承受，按照道义不会牵涉到别人。”卢怀慎本来就习惯于所有事情都委曲顺从，最终也不敢违逆姚崇的意思，灭蝗的争论因此也就渐渐止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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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N; P* U+ k/ J    这时，皇上刚登皇位，正努力修行德政，军队国家众多事务，大多向姚崇咨询，同时担任宰相的卢怀慎、源乾曜等人，只是唯唯诺诺罢了。姚崇独当重任，精明于为官之道，处决事务，果断明决，雷厉风行。然而纵容他的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罗致宾客，接受馈赠和贿赂，因此遭舆论讥刺。当时有个中书主书赵诲是姚崇的亲信，接受了蕃人的昂贵馈赠，事情败露后，皇上亲自审问，并判处将他下狱外死。姚崇上奏赵诲的罪行，又想法营救他，皇上因此很不高兴。这年冬天，在京城假释了赵诲，发布文告上屡次提到赵诲的名字，并命杖刑一百棍，发配流放到岭南。姚崇从此内心忧虑害怕，多次当皇帝面要求辞去宰相职位，并推荐宋璟每次都获得皇上的接见。有了推荐原人，在洛水中才得以被他替代。不久被授于开府仪同三司，罢免了知政事。
  P; \" L9 V5 d' U7 M. _- |* @    过了一个多月，玄宗将要移到东都，然而太庙屋宇损坏，皇上召见宋璟、苏颋询问屋宇损坏的原因，宋璟等上奏道：“陛下当皇帝三年未满，确实不可以移都。凡有灾变发生，都会以征兆明示告诫。陛下应当光大姚崇在位时的伟大道义，用以回报上天的意旨，并且停止移都东都。”皇上于是又召姚崇问道：“我正要从京邑出发，太庙却无缘无故坍塌损坏，怕是神灵告诫我移到东都不合适吧？”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本来是苻坚时所建造的，隋文帝创立新的都城时，移用宇文朝旧殿建造这座庙的，（我们唐朝立）国（后）又没有改变隋朝旧有的规模，年深日久，因木料朽烂，蠹虫蛀蚀而有所毁坏。山如有朽坏的土石，尚且免不了崩塌，已经长久以来的枯木，正好要断了，偶尔与皇上的动迁日期相合，不是因为皇上的迁都而崩坍。况且皇帝四海即是家，两座都城相接，陛下因为关中不很富裕，从关外转运（粮食和物资）到关中又耗费运费，所以为百姓决定迁都东都，难道是没有事自寻烦劳吗？东都各相关部门已经作好准备，不能失信于天下。以臣下的愚见，旧的太庙既然朽烂，不可修理，希望移神主到太极殿安置，车驾还是按照先前的路线进发。”皇上说：“你说的正好符合我的心意。”于是赐绢二百匹，命掌管的部门奉七庙神主到太极殿，改新庙，车驾于是幸临东都。因为已经命姚崇每五天参见皇帝一次，姚崇仍然入阁供奉皇帝驱使，很是承受皇帝恩遇。后来又让姚崇担任太子少保，姚崇因为有病没有接受。□□九年逝世，享年七十二岁，皇上赠他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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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_2 R) I+ J& |1 c" X$ f' k% D    姚崇在此之前分配的那些田地园林，他让各子孙侄儿各守自己应得的产分，又作了遗嘱用以诫勉子孙，其大概的意思是：
# |5 a. H2 X. x% C0 u* `. {    古人说，富贵的人，总是招致人们的怨恨，高贵之人神也忌恨他的志得意满，普通人则厌恶他的高高在上；富了就会招致鬼魅来窥视他的家室，试图虏掠他的财富。自开天辟地以来，书本典籍中记载的，德行寡少而担当重任又能长寿无灾祸的，从来没有的。所以范蠡、疏广之流，知足而自止，前史中多有记载。况且我们这样的人，才能不及古人，然而却长久地窃居于荣耀恩宠的位置上，地位越高就越害怕，恩宠愈厚就愈增加内心的忧患。过去我在中书地位上的时候，生了病虚弱疲惫，即使始终不敢懈怠，而各种事务仍免不了许多缺漏。我推荐贤能的人来代替自己，屡次诚恳地祈求，竟然能天从人愿，承蒙皇上同情而允许。（无官一身轻，）能够优游园林池沼，行动不再受世俗礼节的束缚，人生一世，这也算心满意足了。田巴说：“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说：“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确实（中肯）啊这些话。
    经常看到许多高官自身消亡以后，子孙一旦失去庇护，大多变得贫寒，短短几年，荣枯竟是这样的差异。不仅只是让他自身受到玷污？又更加辱没他的祖先，不论对错曲直，全都遭受到讥笑和诋毁。村庄田地水塘用具，既然大家所有，就会相互推诿不管，有的就会导致荒废。陆贾、石苞，都是古代的贤达之人，所以预先为儿孙们确定分配，为的是免得他死后的争夺，我静心想这些事时，深深地感叹佩服（那些古代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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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g1 y9 W4 u$ L3 j* U    过去孔子还是第二圣人，母亲的坟墓毁坏了而不修缮；梁鸿是第一贤人，父亲亡故用芦席裹尸而葬。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名流，通识古今，全都有遗言留给后人，嘱咐他们薄葬自己。要么净衣常服，要么单帛短巾，应当知道，真魂离了身，最好的结果就是迅速朽烂，子孙都遵从先人留下的嘱咐，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凡是厚葬之家，必定不是明智通达的人，或者就是沉溺于流俗，不能洞察明暗，总以为奢侈厚葬为忠孝的行为，认为节俭薄葬是吝啬的做法，以致令亡者尸体被（盗墓人）剖破暴露，活着的人遭受不忠不孝的嘲笑。真是令人痛心啊！令人痛心啊！死者已经没知觉了，自然和粪土没有两样，何必烦神厚葬，致使损伤他平素的家业。如果人死了是有知觉的，精神不在棺木中，又何必因而违背君父的嘱咐，败坏衣食这些资用。我死之后，可以拿我平常穿的衣服装殓，四季的衣服，各备一套就行。我本性很不爱帽子衣服，一定不要把这些纳入棺墓之中，紫衣玉带，足够方便于我的身体了，告诉你们不要又违背我的这些话。况且神道也不喜欢奢侈，地府之下崇尚质朴，你们要是违背了我的这些安排，使我在地底下受刑，你们能安心吗？希望你们好好想想我的这些话。
    现在的佛经，是（龟兹僧）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后秦国君）姚兴亲自执本对翻。姚兴在永贵里造佛塔，倾尽殚竭国库所有资财，到处做法事，然而姚兴性命并没因此延长，国家也随之灭亡。又有五代之齐朝跨有山东，后周占据关右，后周则做了很多消除佛法而扩充军事力量的事，齐朝却四处设置僧徒而信任佛的力量。等到两国交战，齐氏灭亡，国既然不再存在，寺庙又在哪里呢？靠佛法修福安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梁武帝凭借万乘之国而成为亡国奴，胡太后凭借六宫入道，哪里只是身体被戮、声名受辱，结果都是亡国破家。近期孝和皇帝派使者向佛寺赎生，倾尽国财建造寺庙，太平公主、武三思、叛逆的平民、张夫人等都超度凡人建造寺庙，用心方术满街奔波，（结果）都免不了命丧刀剑，家财荡尽，成为天下人的笑料。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寻段段坏，火坑变成池”，考校起来，求佛缘坚持修善法，断恶法毫不懈怠而得到富贵长命的有谁呢？生前容易知晓，尚且无有应验，死后难以推究，有谁见有征验？况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儿子，兄不哭弟弟，说这样才会享长寿、没有夭折之虞。三王之代，国运长久，人民休养生息，那时的人臣如彭祖、老聃之类，都长享高寿。在那个时候，没有佛教，他们的长寿难道是抄经文、铸铜像的结果，是设斋坛、施佛僧的功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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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人写了《白黑论》，已经理证明白，足以解释疑窦了，应当看那些书再行事。况且事佛讲究的是（自心的）觉悟，在于人的心中，假如有千万种（对佛的敬仰心事），（可以）蕴藏于心中，只要平等慈悲，做好事不做坏事，那就是佛道具备了，何必沉溺在小人之说中，迷惑在庸僧之下，依然把人家比喻的说法当作真实的存在，抄写经卷，摹画石像，倾尽家财，破损家业，甚而至于施舍身体也毫不吝惜，可称得上是极端糊涂了。也有图写亡人为他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信徒的佛教，虽然多种多样，但功德必须要发自内心，旁人的帮助难道能获得验报？相互欺骗，渐成风气，损耗活着的人，无益于死去者。就算是有通才达识之人，也被时俗所束缚，如来其实有普施慈悲的心，有意使万物获得好处，那种损伤本来就衣食匮乏的众生，贴补原本就衣剩食余的豪僧的做法，一定不是正确的了。况且人的死亡是必然规律，古来无人能免，所造的经卷和佛像，用来做什么？释迦牟尼的所谓本法，是苍生百姓的最大祸害，你们都要具备警策之心，心存正理，不要仿效那些无知小儿，终身不悟。我死后一定不做这种祸害人的法场。如果不能完全按照正道来行事，必须要顺应民俗风情，从初七到终七，任设七场僧斋，如果随斋必须要施舍，应当用我的随身衣物来施舍，不得擅自用其它的财物，做没有益处的空事，也不得乱拿出私人物品，曲从所谓“追福”的虚谈。（还有）道士，本来是以天地为万物之宗的，开始时并没有争名夺利的教义，而无见识的人羡慕僧家的大获其利，也效仿佛教而以道教为业，敬仰并探究老君的学说，也没有过斋之文，而且也和僧人所做道场一样，离道教的本义更远。你们不要为鄙俗习气所束缚，擅自在家中做些违心的事。你们到寿终正寝时，也要教后世子孙们依我的意见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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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皇上重新赠姚崇太子太保。姚崇的长子姚彝，开元初担任过光禄少卿。次子姚异，担任坊州刺史。小儿子弈，年少时注重修身，为人谨慎，开元末，担任礼部侍郎、尚书右丞。天宝元年，右丞相牛仙客死后，姚彝的儿子姚闳担任侍御史、牛仙客的判官，见牛仙客病得很重，逼迫牛仙客上表，请求皇上让姚弈及兵部侍郎卢奂代替自己担任宰相。牛仙客的妻子依靠中使向皇上报告了这件事，玄宗皇帝听说后恼怒他，姚闳被执行死刑，弈被外放担任永阳太守，卢奂担任临淄太守。（再到后来）姚崇的玄孙姚合，进士及第，被授为武功尉，升任监察御史，最后死时担任的是给事中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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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v6 h1 o$ a. {$ N  K- o6 G
4 F1 k) n) }) v9 F6 Z% n6 T5 [* A* ]6 e    史官说，处于艰难危急之中就容易见出忠诚的大臣，在和平安定时期就难显示贤明的宰相。所以房玄龄与杜如晦（两任宰相）参与创业的功绩，没人能相匹敌。而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经过武、韦两位皇后之后，政治败乱刑罚滥施，很是涉足于其中，结果能保全他们的声望与事迹，（作为名宰相）还是应无愧色的。
    赞说：姚崇、宋璟被任用，刑法政令多如牛毛。从政不容易，防止滥刑更难。进谏诤言语词尖锐，施用政策宽弘舒张。不是他们的这种治国有道，将用什么来求得长治久安呢？

河南姚亚峰

辛苦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