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春运和“创伤疗法”

蓬安姚波

朱大可

中国春运和“创伤疗法”

9 Z$ G$ Y( v8 c# n动物迁移是自然界中诡异的现象之一。帝王蝴蝶的超大数量迁徙，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总数曾达到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杀式“死亡行军”，东非角马长达5千公里的转场运动，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记录。而在诸多影像记录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近18万头驯鹿，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而后，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场面气势恢宏，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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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n! @9 I! c. n5 e! P, |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都无法跟人类的记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的迁徙，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八亿，总流量超过34亿，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刻写了地球生物史的巅峰记录。

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在规模、勇气和温顺程度上与中国人媲美。该物种面对捕猎者铁道部制造的购票障碍、昂贵票价、极度拥挤的运载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毫无畏惧、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觅食区（大都市）和繁殖区（故土）之间，制造跨越空间的生命奇迹。

3 h4 v+ H6 p1 ?: Y' G4 m4 Q5 Q不仅如此，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今年流行的“春运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外，又出现各种设计换代版，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宝”、“鸵鸟枕头”、“大腿枕”、“贪睡支架”和“车颈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以及“抢票软件”等等。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对中国农民工跟迁徙性动物，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野。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在那些“春运神器”中，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一是[url=]“大腿枕”[/url]，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做“鸵鸟枕”，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该设计借用了“鸵鸟策略”的原理——在被天敌撵急了之后，鸵鸟总是把头一头扎进沙堆，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这是农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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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F) j1 B9 E& H* P' E& e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所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语，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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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和对现实的焦虑。鉴于东西部、城市和乡村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但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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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如果这悖论式场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原载《新世纪周刊》)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266014.html

朱大可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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