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汉源先生对北宋知识份子的评价

姚致勇

北宋知识份子可分为四类型：王安石代表一个型态，他是首唱变法以掀起问题的人；司马光、三苏、理学家各代表一个型态，继之而有反应。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物，但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把他们的规格说出来，也不容易。姚汉源先生就用了几句简单的话把他们一语道破，当时大家都十分欣赏。

5 Z4 U/ \& A  ^' v$ D●司马光“体史而用经”
( }% i. h) N* [0 ~5 A9 W　　姚先生说司马光这个人是体史而用经。以体、用两个字配合经、史、子、集来使用。他说司马光这个人，体史而用经。这句话大家不一定赞成，可以商量，但我认为姚先生这句话说得对，很能道出司马光的规格。
　　司马光这个人体史而用经。我们现在来看看姚先生说司马光这种体史而用经的格调是不是健康。“史”能不能做我们的[体]？“经”可以不可以做[用]？这样一问，我们就可以知道姚先生[体史而用经]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
　　司马光这个人顽固得很。他为什么顽固呢？他是一位史学家，资治通鉴就是他著的。他的学问根柢建立在史学上，但他为政的措施、运用就顽固。他反对王安石。王安石是很执拗的，司马光自认为是通达之士，结果他反对王安石的措施，便一起予以废除，这就显得很顽固。就是这[顽固]上，姚先生就说他在用上是[经]。经，是常，是经常不变的原则，只能做体。择善而固执之，是固执坚守这个经常不变的道，经常不变的原则。这样，旁人坏处说，只能说你迂腐；说你迂腐可以，但他绝不能说你坏。司马光的生命本体是[史]，史是讲变的，但他为人行政的作法又那么固执而不通。姚先生就从他这措施作用上之固执不通说他以用为[经]，而说他[体史用经]。这[经]不是圣人的四书五经，而是就他那种顽固不通之用而说他以用为经（为常而不可变）。
* Q5 v& ]9 ]* B　　行政措施那可以经常不变呢？行政措施靠经验、靠现实环境决定。现实环境变了，行政措施就必须顺著这[变]做適度的调整变，不能不变，因此不能以用为经。但司马光则不然，所以姚先生说他[体史而用经]。
" t1 J  b! p* F5 J+ N  F　　我们不能说司马光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学问那么大，做资治通鉴，作宰相，而且是三朝元老，当然是个伟大人物。他有他的规模，他有他的格调。但这规模格调並不足以做吾人之模范；不是健康的，有差谬！严格说来，他这个生命浪费了！而且以他的地位结果只是如此，对不起国家！所以，北宋亡国並不全在徽、钦二帝的昏庸，这些在政治上负责的知识份子也是要负责任的。

●王安石“体文而用经”
+ c, W# {& X$ Z8 C7 {/ Y2 j　　这里我们再想一想王安石是什么型态。王安石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文章写的好得很，感动人，有说服力，后来神宗皇帝信了他，就要他来变法。姚汉源先生说王安石这型态是[体文而用经]。就是说王安石的生命底子，也就是生命的本体，是文人的。文人的生命底子，严格说来，从政是不行的。有这样生命底子的人，最好是成就一个文学家，不要做別的事情，尤其不要当宰相。王安石本身是个文人的底子，做宰相时的行政措施，凭藉其一地的经验用於全国，执一而不通，也是[用]上有[经]象。所以姚先生说他是[体文而用经]。
　　现在让我们想想他所立的那些法，大体上就是，保甲、保马、均输、青苗等措施。这些所谓法都是属於地方行政。但我们应知地方行政之法完全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是没有[一定]的。适合于山东不一定适合于四川、适合于南不一定适合于台湾，而且适合于一地不一定适合于全国。这有什么一定？所以，王安石对他做的是什么事情根本就没有了解！这种了解不是平常会作诗会作文就能有的。
　　王安石读了许多书，就会写文章。给皇帝上万言书写的都是说国家所以险象环生，就是没有行尧舜先王的大道，都是些富丽堂皇的大话，但是他那保甲、保马、青苗、均输法纵使一时可用，又能是个什么尧舜先王的大道呢？但他的大话说得动听，很有催眠性，使每个人看了都会觉得真了不起、真有学问。皇帝相信了，但一行出来便是执拗不通，骚扰天下。　　
　　分明是些属於经验，因时因地制宜的地方行政措施，他硬说是先王大道，在观念上就是差谬。而且借著他宰相的权威使之风行天下，要天下人一致遵守。这完全错了，结果是必然地骚扰天下。王安石当时就是在浙江一个县做得颇好，他就拿他在这一县的措施经验作为[一成不变，行之全国]的原则。

●王船山评鉴下的王安石
8 M' W5 N3 [, W- r1 `% b+ u　　顽固不通，不仅全不听劝谏，还要用特务来察诽谤。所以姚先生说他是体文而用经。他这个人看起来很了不起，其实是很不行的，因他只是体文。姚先生这样评断所代表的观察是很深刻的。梁任公说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六大政治家之一，其实他是很不行的。王船山在宋论中对他的评论就很低，也很严厉。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物就要看看像王船山宋论这样的书，不能只看时下一般人的浮泛议论。
　　在以前的读书人，生命总要有所守。一个人纯粹作诗作文无所谓，如果一定想入士大夫之林，在儒家的教训之下，发政施教以兼善天下，必须要有所守。所谓有所守，就是不能隨便改变自己的信仰。王安石天天讲尧舜先王之道，结果晚年佞佛。佞佛，在以前的知识份子中是令人瞧不起的，犯忌讳。自己生命的底子结果归宗释迦牟尼，圣人的教训都忘掉了，那么你以说那些尧舜先王之大道和宰相事业究竟有没有诚意？那究竟是你生命中发出呢，抑或是你一时的高兴，一时的心血来潮？这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属於王安石人格根本的问题。
% `5 x/ L6 J- I3 V# p- y　　在这方面，王安石是很差的。这是王船山对他的批评，这批评是佷严厉的。
! m0 o) F8 U: m) r; g1 D' e　　再说一个人晚年丧子是可悲的事。王安石晚年丧子──王滂──当然值得同情，即令王滂并不是一个好人。但他太失态，[子死魄丧]，[舍宅为寺以丐福於浮图]，这成何体统？自己口口声声称述圣人之道那里去？完全失去了自己做人的定常之道。所以王船山瞧不起他。姚先生说他[体文而用经]是不错的。他的生命底子确是如此。不过，普通一般人不一定看得到。

. \$ f. F8 W4 {( ?* u  ]( }●苏东坡“体文而用史”
) _1 ~% k8 j6 L  H! ^　　三苏父子是文学家，会写文章。他们在当时政治上也是一个势力。当时知识份子，尤其是作诗作文的都跟著他们，很有號召力，当然也很有影响力。姚汉源先生说三苏父子是[体文而用史]。体文是没有问题的，因他们都是文学家，彻底是文人生命。文人的生命就发展自己的生命格调，很好。能成就一个拜伦、歌德、雪莱也很好，能成个李白、杜甫则更好，但是就是不适宜于论政。苏东坡的诗词书画散文都好，水调歌头、赤壁赋都是读起来声调铿锵、掷地有声；真会写文章，有文学天才。但是，他一谈政治便大多是浮论。
　　苏东坡[体文]与王安石一样，但作起事来既没王安石的执拗也没有司马光的顽固，通达得很。他这种通达就是平常所谓不修边幅，没有分际。这就做[体文而用史]。历史是变道，不是常道。在他的生命本质完全是文人的，在现实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作用上完全又是以[史]之[变]挥洒自如，美其名曰通情达理，实则完全是放纵恣肆。所以，他这一类型的知识份子在作文时无不议论风发，在生活中无不多姿多彩，顺俗随时，适于自便。
% A/ x* @. C; A7 U9 D　　上面我们所说的三个知识份子集团都是在北未政治的社会上曾起过现实作用的，下面我们將讲外一个集团──即理学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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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 b7 Q2 U$ \# R●理学家“体经而用经”
　　北宋时代理学家自周濂溪开始以至张横渠、二程下来也代表一大批的人物，也可说是个知识分子大集团。
1 d8 V$ `$ c$ h3 R& Q+ Z　　社会上对理学家总有些讥讽之辞，如迂腐、无用之类。很对，理学家是没有用的，我们不能期望他们能有什么用，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自成一格，他们的生命顺適条畅。所以姚汉源先生说理学家是[体经而用经]。体经而用经，所以在政治上没有用。没有用就是没有用，但是守本分，他们担负的责任是立教。
　　[体]固是[经]，但在现实生活的[用]上也是[经]，一丝不苟。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枉尺直寻不为也，这就是[用经]。对社会隨便敷衍一下，有时也可以，但那是行权，行权在圣人之教中。不是隨便可为的。不行权在现实上有时行不通。但他们严守这原则，所以是体经而用经。假定他们是自觉地如此，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一般人说他们无用，其实他们是无小用而有大用，这大用便是立教，垂典型。在这方面他们是成功了，在歷史文化上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像明末清初北顏李学派，就是顏习斋、李恕谷、所说，北宋出所么多[圣人]不能挽救徽钦之北狩；南宋那么多[圣人]，如朱夫子、陆象山等，不能免於帝昺之投海，要这些理学家有什么用？这是过分的要求，气忿之辞，非平实之言。宋朝亡国的责任那能推到理学家身上？怎能推到朱夫子、陆象山身上？他们並没有当权。当权的皇帝宰相们胡闹把天下亡了，你把责任推到了朱夫子身上，朱夫子怎担当得起呢？再说，你把宋朝亡国的责任都推到了朱夫子身上，是高抬了朱夫子，把朱夫子看得太高了。朱夫子不是释迦牟尼，不是上帝，不是万能的。就是释迦、上帝，也没有用，你若该亡国，你就要亡国，上帝也不能教你不亡国。佛、上帝的[万能]不能从这里讲。
- C7 C$ O' ~- K　　就理学家来说，他们只是体经而用经，立人道之常，立人道之极，他们的责任就是如此。
- B) B; N; z6 f; o1 H　　北宋知识份子大体就分这四类。宋朝三百年养士，对知识份子最客气，知识份子在社会上也最多，都起来了，但其规格除理学家外都不顺适条畅，不成格；知识份子不成格，所以把时代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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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致勇

作者是牟宗三先生，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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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致勇 发表于 2018-12-26 10:53
作者是牟宗三先生，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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