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出了个姚柱林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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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柱林简介

姚柱林，男，1937年生，东莞企石镇上洞村人。1959年石龙中学毕业，1960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64年毕业分配至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戏剧创作室工作，1974年调入广州文艺创作研究所任所长，为当代广东及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退休。现居东莞。

姚柱林系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姚柱林

姚柱林主要文学成就
7 Q N \+ g. v
1984年与欧伟雄、杨苗青合作创作话剧《南方的风》，进中南海演出时引起胡耀邦、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1985年与欧伟雄、杨苗青合作创作电影《代理市长》（获“百花奖”）

198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理论著作《漫谈写戏》。

1987年创作话剧《戴凉帽的阿珍》。

1988年创作话剧《偷牛贼》。

1989年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创作12集电视连续剧《商界》，播出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好评如潮，荣获全国第十届电视剧“飞天奖”。

1990年独立创作的23集电视连续剧《冷暖两心知》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

1991年与人合作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播出，轰动全国。

1994年与人合作创作的22集电视连续剧《首富人家》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反响热烈。

姚柱林的文学苦旅

天赋异禀，从小与戏剧结缘

1937年，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姚柱林出生在东莞企石镇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农村。父亲原是一位普通农民，后来弃农经商，在家附近的小集市开了间小店铺做点小生意，由于经营得当，一家人生活还算富足。姚柱林出生的那一年，日本鬼子打进镇里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姚柱林父亲的生意也经营不下去了，等他懂事以后，家里的情况已经捉襟见肘，非常穷困了。人生难得少年穷，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姚柱林自小就很懂事，很早就下地干活，看牛、捡牛粪、插秧，是个地道的小农民。

但姚柱林很爱读书，喜欢在乱纸堆里到处翻父亲的东西，因为父亲也有点文化，家里留有一些书，他翻到什么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有一天，他翻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歌书，居然是一首用东莞话翻译过来的白居易的《浔阳送客》的歌词，歌词很长，但他现在还记得几句，这歌词跟白居易的《琵琶行》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它有东莞的韵味。他看不懂，也不知道它的来源，那是一本佚名的手抄本，他只是从这些书堆里面找书看，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那本书已经找不到了。

解放以后人民翻身了，穷人家的孩子开始有了读书的权利。姚柱林的两个很早就到城里工作的哥哥非常支持他读书，因此，他在石龙中学完成了六年的学业。可能是天生的爱好，也许是命中注定他会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这时候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学校话剧队的热心者，初中时就读莎士比亚，读古希腊戏剧，并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深有研究，这在当时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的，因为那时候戏剧还是一门比较冷门的学科，但是他就一头钻进去了。因为他天资聪颖，而且成绩优异，所以中考时获得了免试资格，没经过考试就直接跨进了高中的大门。

高考的时候姚柱林报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那时候上海戏剧学院是国内著名的戏剧院校。在广州设了考场，考了整整一个星期，学校很注重学生的素质，考试的时候都是考察一些很全面的东西，写作、表演、舞蹈、美术、形体、名画鉴赏、音乐鉴赏等方面都有所涉及。由于艺术院校是比普通高考提前一个月考试，姚柱林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去应考。他想，如果考不上还可以回来报考其他的院校，何乐而不为呢？或许是因为从小博览群书，涉猎了各方面的知识，加上戏剧方面的天分，初试时，他在130多个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考了第一名。

面试的时候，姚柱林被安排第一个，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考场，面试他的考官是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一个党委副书记，他一见到姚柱林就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准备准备，到我们学校去吧”。姚柱林听到后就更惊讶了，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录取了。考官还关心地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和需要。

“我原以为我考不上，准备提一个包袱回家考别的普通大学，原来我得了第一名，面试时他根本不问我问题，就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欢迎你，哎呀，太高兴了’”，姚柱林笑着说。因为真的很少能见到一位中学生对戏剧能有如此深的理解，因此他们为能找到姚柱林这样优秀的学生而非常喜悦。

姚柱林一直都认为，艺术这一行讲究天份，它是与生俱来的。姚柱林就是因为天生爱好戏剧这一行，在这方面有天份，所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戏剧学院。假如叫他学美术或其他的学科，他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因为他没有这种天性。他就读于戏剧学院文学系，学制四年，在这期间，他的编剧天分就得到了发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写了一个独幕剧《侨乡兄弟》，轰动了上海戏剧学院。学校的熊院长亲自看了后就说：“这个同学写的这出戏可不得了啊”。熊佛西院长是中国戏剧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就马上接见了姚柱林，抓着他的手说：“你就是剧作家，我宣布你今天就毕业了”，就这样，姚柱林大学只读了三年就毕业了，并被分配到中央文化部戏剧创作室工作。

《侨乡兄弟》是根据姚柱林的一个亲戚两次回乡的经历创作而成的。姚柱林当时有一个亲戚是马来西亚华侨，主要从事锡矿开采工作，对于家乡的人来说，这个在马来西亚谋生的亲戚是很富有的，所以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乡亲们和他的亲弟弟都对他笑脸相迎，百般讨好。可是当他因为长期开采锡矿而得了职业病，回到家乡度残年的时候，周围的人特别是他的弟弟对他非常冷淡，令人感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件事使当时只有23岁的姚柱林感慨万分，于是他把这件事作为原始素材，写成了独幕剧《侨乡兄弟》，并因此获得成功。

原文出处：http://www.wenhuagc.com/newc.asp?id=1610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04:08

经历动荡，回归故里

当时文化部每年都会到一些著名的艺术学院招聘一些优秀的毕业生，离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文化部就派专人来了。文化部的人找到姚柱林，什么也没告诉他，就只是问他，你想回广东吗？姚柱林说我想回广东，毕业就想回广东。文化部的人就说你不能回广东啊。后来，学校告诉他，文化部已经决定要他了，叫他不要回广东了，毕业以后就到文化部去。姚柱林当时一心想毕业就回广东，因为自己是广东人，但没想到五月份就被分配到北京中央文化部工作。他当时也不知道找他的这人是什么人，后来到了北京文化部才知道他是话剧处的处长，他说：“是我把你调来的，因为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认为你适合到我们这里来，想进一步培养你”，接着，当时的艺术局局长，后来调任文化部部长的周巍峙也接见了他，并跟他说：“小姚啊，你知道我们找到你有多高兴吗？”周部长曾对他寄予了厚望。

但是没多久运动就来了，运动一浪接一浪，反右、文革、上山下乡，姚柱林也被下放到乡下去体验生活，后来他写文章也写到这些事，还跟郑律成搭档写了一本歌集。郑律成是他最好的朋友，郑律成是朝鲜人，解放前，他来到上海，在音乐专科学校学习，那时候朝鲜比我们还落后，日本人把他们的祖国给占领了，他回不去了，就一直留在中国。郑律成经常鼓励他进行创作，他说：“你还不动笔？”，“动什么笔啊？”，“你都不动笔，我十九岁都已经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了”，姚柱林说：“我不能写啊，老郑，我怎么写啊，你看底下的人在乱七八糟地瞎搞，我没法子写东西。”郑律成就无奈地说，唉，是，是，这些运动严重影响了他的创作。

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文化部下了一个要把文化部砸烂，犁田扫院，掘地三尺，连人带锅端掉的命令，这样一来就把文化部搞得很惨。姚柱林当时听了，觉得这比下农村还糟。姚柱林原本出身好，但是后来却因为说错一句话，被打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被批斗得死去活来，很是悲惨，1974年才被宣布平反，有趣的是，那些批斗他的人不但跟他说他没事了，自由了，而且还给了他一个革命群众的称号。

经此一劫，姚柱林觉得文化部这种地方真不好呆，它离“天”太近，让人抬不起头做人，一抬起头，就碰到天。他已经厌倦了，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就萌生了回乡的念头，他决定回广东。可是当时的文化部不愿意把他这样的优秀人才放走，不同意他回乡。眼见回乡无望，姚柱林很无奈，可是幸好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贵人的帮助，让他可以回到广东。这个人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光未然的夫人黄叶绿。在下放农村的时候姚柱林就因为乖巧、勤快，经常帮一些同样下放农村的夫人们干活，深得大家的喜爱，其中包括老革命家黄叶绿。黄叶绿同情他的遭遇，于是就决定为他说情。姚柱林说多亏她帮他说情，要不然他可能现在还在北京。

由于姚柱林的盛名早已远扬，所以当他一回到广东后，广州市委组织部的人就找到他，请他当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副所长。原本已打算退隐官场的姚柱林在他们的再三请求和一番思想工作后，只好接受了任命，一直到2001年退休。他说他只是挂个闲职，但如果外边有人来进行交流了，他就派上用场了，凭他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可以与外宾交流对话。姚柱林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当官，没想到自己最后还是做了官，虽然不算什么官，但对于他这种人来讲，要他迎合官场的那种需要，那真是苦不堪言，到后来他就执意要退下来了。

作品受肯定，经典永留存

在广州文艺研究所工作期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写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和脍炙人口的电影、电视剧，1984年他的剧本《代理市长》搬上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后来这部剧还被搬上了大荧幕，拍成了电影。影片围绕一个代理市长在短短三个月的代理市长职务所做的工作和其间发生的种种故事，反映了改革过程中，各种复杂矛盾、复杂情况给改革者带来的工作压力、困难和阻力，成功塑造了肖子云这样一个华侨出身、刚正耿直、充满活力和奋斗精神的代理市长形象，赞扬了改革家们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的改革魄力与革新精神。但是由于电影里的一些话触犯了当时的教条，因此这部电影的放映一直受到打压，最后他们上书给胡耀邦，得到了他的肯定，这部电影才得以播放，并获得空前的成功。该片主演杨在葆获1986年第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0年由姚老独立创作并在我市桥头、企石、石排等镇区进行实地拍摄的23集电视连续剧《冷暖两心知》在全国多家电视台播出。观众反响热烈，收视率节节高升，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话题。

事隔近二十年，这部电视剧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时至今日，长辈们一谈起这部戏就勾起年轻时的回忆，现居广西、祖籍广东的客家人阿华说，这部片子是他年轻时看的，但时隔近二十年至今仍记忆犹新，剧里头的大樟树、牛、水塘、鸭子、泥瓦屋、帘笠……是他以前的生活背景，他很期待能再观赏一遍。他相信在岭南水乡长大的广东客家人都会怀想起这些刻印在自己往昔岁月中的画面。而年轻一代，一想起它就会勾起他们美好的童年，甚至现在有网民在网络上开通了《冷暖两心知》的贴吧，共同讨论这部影响他们童年的电视剧，有些网友还留言说希望电视台能重播这部电视剧。网友阿朗就说这部戏使他好难忘，这是他很小时候看过的最深刻的电视剧。小蕴说这真是一部很经典的好片子，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真怀念，“强烈要求电视台重播这部电视剧”。也有网友表示，上网看这些评论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对这部电视剧有着深刻记忆，也很想重温这部让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剧。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08:51

胡耀邦说：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文/欧初（原中共广州市委书记）

从1983年7月开始，我离开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岗位，转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著名电影艺术家杨在葆来采访我，要我专门谈谈如何当市长。原来他正在广州拍摄电影《代理市长》，他执导兼主演。

我的次子伟雄,是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与合作者杨苗青、姚柱林一道，到了靠三口大锅起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的白云山制药厂深入体验生活，写成话剧《南方的风》。1984年国庆期间，广州话剧团剧组到北京演出，产生轰动效应。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及其夫人、老戏剧家李伯钊观看后高兴地说：“广东的同志已经把市场经济的戏带到首都舞台来了。”说到这里，指着伟雄大声说：“所以我说，小欧同志有先见之明!”

伟雄和他的合作者根据专家和观众提出的意见，将话剧剧本加以扩展，写成《代理市长》电影剧本大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北影厂派剧作家马林任制片人，陈怀皑导演。
我在广州市人大办公室，与杨在葆谈了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改革开放，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告诉他我被派去访港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报告，谈如何参照香港的方式，解决电力问题。还提到香港有数千菲佣，每月工资三千元，两年一换，而珠江三角洲有“自梳女”外出帮佣的传统，可设想组织人到香港做佣人。当时有人看到报告十分不满，说：“这是亡国奴思想!”建广深高速公路时，有人顾虑：“建了高速公路，农民的牛走哪里？”那时，引进外资、火柴加价一分钱、修桥修路收过桥费等等，都引发争论。当时提出按沙特阿拉伯的模式，引进外资迅速扩大电话容量，有人却强调保密问题，直至我离开市政府，电话升级换代问题仍未解决。洛溪大桥也要经过多次讨论才算批准……

杨在葆采访我之后，与马林两人通力协作，日夜奋战。马林改完一段剧本，杨马上接过来写分镜头剧本。我介绍的一些细节，被他们吸收到剧本中，剧组还选定洛溪大桥的施工现场作拍片的外景。

影片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放映，来自各地的宣传官员们看完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不久，中南海的星期五电影晚会也放映了，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宋任穷等出席观看，丁峤、石方禹、艾明之等电影界负责人也在场。放完，胡乔木和邓力群要丁峤等留下，批评这部电影有反气。其中一些台词，如说“过去老百姓生活苦没人管”，说“有本事的王八蛋比没本事的白痴强”，他们特别强调“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一句，一定要改。

北影厂负责人胡其明找到杨在葆，说：“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对这部电影有意见，要改。”杨听了很生气，直接找电影局长石方禹问：“你不是说这部电影很好，你看了很感动吗?怎么要改？”石方禹说：“我是说过这部片很好。但是领导说了话，丁峤要我传达。我是一级官员，我要传达。你是艺术家，改不改在你。”

杨在葆坚决不改，马林也支持，而且建议他写信给胡耀邦。当时伟雄在深圳体验生活，杨在葆与他通话，一致同意不作改动，同时立刻上书。杨在葆就在马林家中找一张大纸，抬头竖写为“耀邦、启立同志”，然后写道：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给您们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

杨在葆写完信后，谢绝了托熟人转信的提议，借了马林的自行车直奔中南海。在《代理市长》中饰演李玉芳的女演员陈丽明陪杨在葆一道去投书。先到中南海北门，经卫兵指点又转到西门。陈丽明当时还是军人，不方便与卫兵打交道，杨在葆遂独自走向中南海西门。

还未开口，站岗的卫兵已经认出他，脸上浮出微笑。杨说：“我有封信，想交给耀邦同志。”卫兵请杨在葆到传达室，但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说按规定不能直接收信，要杨到邮局寄挂号信。杨在葆正试图说服值班人员收下信，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让他把信留下吧。”杨在葆连忙转身：“同志，贵姓？”那人说：“姓张。”原来他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当时恰好经过西门。杨在葆告诉张，写信是为了一部电影，张耀光说耀邦在北戴河开会，信先留下，一定转到。

过了五六天，杨在葆刚回到上海，就接到胡其明的电话，说胡耀邦已经在杨的信上作了批示，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长朱穆之等三人。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批示一经传达，上映一路绿灯。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09:14

姚柱林代表作品回顾
电影《代理市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归侨工程师萧子云出任瀛洲市代理市长。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一上任就当众宣布要为全市人民做十件好事。为了缓解交通紧张局势，他号召农民集资建桥，并得到一批富裕起来的农民积极回应。萧子云还大胆起用尚未平反的技术人员李华心积极研制新药，做出很大贡献。批准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药厂技术员李玉芳出国进修。

萧子云代理了三个月市长，做了五件好事，却遭到了许多责难。上级领导因此开始动摇对他的信任，家人也对他感到不平和不理解，甚至还有人质疑他的身份、资格。但萧子云对改革坚定不移，坚信“万事利于国，万事利于民”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他向罗挺直率阐述改革主张，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为了实现上任时所许“做十件好事”的诺言，三个月的代理市长职务的期限到了，但他向上级请求，再代理三个月市长的职务。

电视剧《冷暖两心知》：

文革开始时，女主角李勤娣的丈夫梁耀民是知识分子，连夜逃去香港，被人发现后，在黑暗中向他开了枪，勤娣以为丈夫逃不过枪击，就这样夫妻分隔30多年。面对丈夫的“死去”，勤娣生无可恋。勤娣的姐姐李奂娣无所出，勤娣将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梁新民送给姐姐抚养，然后一个人慢慢走向池塘深处，幸好此时被一位人称“麻风佬”的靠捕鱼为生的老实农民虾叔所救，并与她一起过上新的生活。随着时间的飞逝，后来改姓朱的新民已经长大成人，失散的勤娣姐妹相认，新民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经过一系列的波折，悲欢离合，最后，梁耀民从香港回来了，新民认祖归宗，一家团聚。

电视剧《外来妹》：

由广州电视台推出的十集电视连续剧，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六个从穷山沟来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不同命运。电视剧涉及到三个地域文化层面的描述，即内地、广东沿海、香港。剧中的女主人公赵小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轰动全国。《外来妹》是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当年这在电视剧中还是一个全新的题材。该剧还创下了几个第一，它是第一部反映劳资关系的电视剧，也是第一部聘请香港演员加盟的电视剧。该剧一举捧红了陈小艺，汤镇宗等演员。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10:47

我的“老”友姚柱林

文/汪晟

相交多年，谈文学，也谈其他

跟姚柱林老师相识已经有十多年了，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老”友。这个“老”字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说姚老师比我年纪大，是我的长辈，我的老师；二是说我们的“友龄”长，相识相交十五六年，这“友龄”应该算得上很长了吧；第三个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友的意思。

我认识姚老师的时候，他正在广州文艺研究所当所长，也是他正当红的时候。电影、电视剧正一部接一部地出着，把中国影视界的大半个天空都给红透了。当时他50多岁的年纪，正处在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我呢，30郎当岁，虽然成绩没有，但心却大着，一门心思要当中国的一流作家和先锋派小说的掌门人，可谓风华正茂着呢。当时谈文学，一般人还看不上，还只爱跟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里的大文化人谈，有点“自视甚高”的意思。因此，这个时候跟姚老师相识，并渐渐成了忘年交，实在是特殊环境特殊时期的必然结果。

姚老师工作、事业、名声都在广州，家却住在石龙。当时我在石龙工作，跟姚老师的爱人叶老师是同事，我就是通过他爱人认识他的。那时他每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基本上都会回石龙，这为我就近向他请教提供了方便。那几年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没少吃姚太做的可口夜宵和糖水，更没少占用姚老师的宝贵时间。一来二去，我们之间的年龄界限也淡化了，由开始只谈文学，到后来什么话题都谈。或许是因为都曾在上海求学，有着一种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亲近感，因此总是能找到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和共同感兴趣的事件以及共同感兴趣的人物。有时一高兴，姚老师便把他正在创作的电视剧的思路和写作计划也一股脑儿地讲给我听，问我有什么好意见。我哪能提出什么意见，唯有学习的份。我呢，有时也会把自己正在创作的某篇小说的思路讲给他听，希望能得到指点。而姚老师呢，也确能给到我一些好的意见。

差一点成了他的部下

在当着文研所所长的同时，姚柱林还主编着一份《舞台与银幕》的报纸。那是一份专业水平很高的报纸，如今在广东已难得一见，曾经拥有不少高素质的读者。但那时我从姚老师的话语里似乎就已听出办报经费好像一直不是很宽裕，征订的份数也在不断递减。这让他有些着急，在我的印象中，他更着急的好像还不是简单的报纸订数的递减，而是这个递减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比如文化和文化人的边缘化，人心浮躁，人文精神缺失等等这些深层次的东西。

知道我喜欢看《舞台与银幕》，姚老师每次从广州回石龙几乎都不忘带一份《舞台与银幕》让他的爱人叶老师捎给我，这让我有些感动。他还曾鼓励我给他们的报纸写稿，但因为深知自己理论功底太浅，始终未敢动笔，更别说投稿了。

可能是我对文学的痴爱感动了姚老师，有一回姚老师竟主动说：“你做中学老师有点屈才，去我们文研所工作倒是挺合适，编编报啊，搞搞小说创作啊什么的。”但他又说：“广州事业单位的待遇远没有东莞好，工作调动也有一定的难度，住房也不易解决，所以嘛，可能呆在东莞还好一些，呆在东莞有呆在东莞的好处。”既然情况是这样，连所长自己都觉得呆在东莞有呆在东莞的好处，那就呆在东莞呗。后来，大约是1996年的样子，他又推荐我去东莞某报社的文艺部工作，并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该报的一个领导，但我最后并没有把这封信交到那个领导手上，因为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我决定主动放弃这个机会。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仅仅是改换一下职业，而新的工作环境对文学创作并无多大帮助甚至更糟糕，换了单位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对姚老师的关心，对姚老师的这两次举荐，多年来我一直心怀感激。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11:13

金敬迈在左，姚柱林在右，我在中间

多年来，在与大多数同龄或年轻的文艺界同行来往时，我都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这些人身上的“社会因子”太多而“文化因子”太少，这是我跟他们保持距离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与此同时，我却十分喜欢跟老文化人交往，而且跟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忘年交。他们或是作家，或是学者，或是画家和其他的什么艺术家，或是极懂文化的官员，他们几乎遍布全国，他们中不少人名气大得吓人，其中就有今年已是80高龄的老作家金敬迈。

为什么突然说到金敬迈呢？还是跟姚柱林老师有关。

我跟金老相交相识也有好些个年头了，第一次在广州见面，一老一少就因对方的真性情和机智风趣而将对方归入了“同类项”。就我对金敬迈的了解，这老头实在是一个非常随和非常大度非常可爱的老头。至于怎么个可爱法，大约4年前我曾在《南方日报》写过一篇《老迈不老》的文章述说过一番。你看，每次见他，他都要坚持喊我“汪老”，并很“认真”地向我行军礼，然后还要我喊他“小金”或“老迈”，是不是有些可爱？戒烟了，又知道我烟瘾大，便把别人送给他的烟留下一些给我抽，并很“认真”地要我带上糖果去跟他换，这样的老头是不是有点好玩？可是由于历史曾错误地将他推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又身不由己地说了些并非自己想说的话，做了些自己都不一定理解的事，于是，人们对他的误读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情。

大约是4年前的一天吧，我在石龙的一家书店与几年不见的姚柱林老师巧遇。而更巧的是我刚刚把来我家作客的金敬迈老人送走。想到姚老师和金敬迈都曾于同一个时间段在中央文化部门呆过，想必认识，就把金老来我这里作客的事对姚老师讲了。姚老师说：当时我不过是文化部里一个受批斗的反革命，而人家是什么？人家是中央领导，是中央派来文化部指导工作的政治大红人。我听得出姚老师的话里有些不满也有些不屑。我知道，文革期间他曾是遭受迫害的人，而金老当时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红人”。我能理解姚老师的情绪，但我坚持认为此老人对彼老人的误解是历史造成的误解，没必要解释，也解释不清，最好的办法就是遗忘。

写这篇小文之前，我跟姚老师再次提到金敬迈，我说，姚老师你所接触的是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历史环境下的金敬迈，而我所认识的是已经从历史舞台上谢幕的更为真实更为本我的金敬迈。我认为我所认识的金敬迈更接近真实。我说，此生有幸，让我跟你们这两位优秀的老人成了忘年交，也正因此，在任何时候我都应该像你们那样用自己的心去说话。我开玩笑说，金敬迈在左，姚柱林在右，我在中间。姚老师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朗朗大笑。他说都是历史的误会，金敬迈本人后来也被江青整得很惨，跟我一样，值得同情。
老人的胸襟和气度让我肃然起敬。

杨在葆问我：你能不能联系上姚柱林

今年4月间，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杨在葆先生到了东莞，下榻国际会展酒店。我与朋友前去拜会他。少年时就看过他主演的《从奴隶到将军》、《原野》、《许茂和他的女儿》等影片，印象深刻。他和达式常都是我所喜欢的演员。

因为我以前就听姚老师讲过，他和杨在葆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两人的私交也不错，他编剧的电影《代理市长》就是由杨在葆导演并主演的。因此，礼节性地问候了杨在葆老师后，便直接问他此次来东莞有没有跟他的老朋友姚柱林老师见上面？杨在葆有些惊讶，问我：老姚是东莞人？我说是。他又问我：你能不能给我联系上他？我拨打姚老师家的电话，没人接。后来才知道他早就不住那座老房子了，跟老伴一起住在莞城女儿的家。见联系不上老朋友，这位表演艺术家不断地说：遗憾，遗憾。可惜第二天一早杨在葆就要离开东莞，不然我一定会想尽办法为他联系上他的老朋友。

后来跟姚老师见面说到这段事，老人也是再三地说着遗憾遗憾。我能想象得到两位老人当时的心情。两个曾情同手足，拥有过共同荣耀与辉煌的艺术家，如今已进入人生暮年，却天各一方，好不容易近在咫尺却无法见上一面，这是多么让人遗憾的事情！或许从此再也见不上面也未可知。这种人生暮年的旷远苍茫我完全能感受得到。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11:32

老当益壮，年过古稀开专栏
因为离开了石龙，跟姚老师的联系也就少了。今年年初，忽然接到姚老师的电话，说有事要跟我谈。我说那我去您家吧，正好看看您，好久没见您还挺想的。姚老师说你来吧，我现在不住石龙，住在东莞的女儿家里。于是就告诉了我他女儿家的地址。

见到姚老师，发现老人比几年前苍老了不少。姚老师见我也已非昔日青年，两人不禁感慨唏嘘，良久无语。落座后姚老师告诉我，有一个老板欲请他为其父亲写一部传记，他跟老板熟，跟老板已经去世的父亲也熟，他觉得老板的父亲的确值得一写，但考虑到自己年岁已高，怕难以胜任这样繁重的文字工作，于是想推荐我来写，或是协助他一起来写。后来因为多方面原因，我未接下这一写作任务。

正是这次见面，我产生了请老人在我们“文化时评”版上开专栏的想法，跟他一说，不想他竟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读到的一篇篇睿智、机敏、深刻的“姚柱林专栏”文章。

老人眼睛患有严重的白内障，又不会电脑，写文章用的还是传统的“爬格子”方式，这让我很是不忍。对他说，为难就别写了。老人说，我老了，做不了别的什么，写写文章，总算还是在为社会做点事情。文章写好后，老人总是将稿纸方方正正叠好，装进信封，然后通知我去取。

看着文稿纸上有些颤颤巍巍的字和签名，我不禁有些心酸，想，当年那个叱咤中国影视界的剧作家真的老了。环顾左右，不禁又想，东莞什么时候能再出一个姚柱林呢？

在我的眼中，姚柱林永远是东莞自解放以来至目前为止，最优秀的、也是最有学养的作家。但愿他的专栏能再开十年二十年，因为喜欢读他文章的人太多了，包括我。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3 17:30:43

文化人的堕落是对文化最大的伤害

——与姚柱林对话录

今年7月上旬的一天，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创作了《代理市长》、《商界》、《冷暖两心知》等影视剧而名震广东的姚柱林老先生来到《文化周末》报编辑部，在互相寒暄了一番之后，我两就天南地北地闲扯了起来，当然，聊着，聊着，最后还是聊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关心的文学话题上来了。
对话内容就是从姚老师解说实习记者邝雪英的邝姓开始的。现整理出来。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
汪：姚老师，您刚才对邝姓的解说使我对中国的姓氏文化又多了些了解。文化的传承对一个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影响也太大了。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说到底，一个民族如果你的文化站不住脚，你就休想在世界上占据一席地位。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一国之内的地区与地区，它们之间的竞争、较量，最后都将是文化的竞争与较量。

姚：对，英国就是个例子。前三四个世纪，好几百年，作为当时世界上可能是最为先进的文化，英国在世界各地掠夺了一块又一块殖民地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

汪：不仅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尤其其属下的殖民地，并渗透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血液中。这很难说好还是不好，对还是错。我认为民族之间也好，国家之间也好，一国之内的地区之间也好，文化的互相交流、融合，只会好处多于坏处，利大于弊。

姚：如今我们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不重视学习英语的国家，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汪：只是现在跟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它后面站着的是讲着一口地道纯正英语的老子，现在它后面站着的则是一个年轻力壮、充满朝气、有时爱管点闲事、人可能很好但名声却不怎么好的儿子美利坚。老子不肯学习，不求上进，暮气太重，朝气不足；儿子活泼好动，肯学习，求进步，所以儿子取代老子是正常的。
姚：以前没有，今后也很难有一个国家超越得了前几百年间的英国了。英语分布的范围，你看看，八国峰会里头的那几个国家，一大半都是讲英语的。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人家确实好啊，先进啊，所以你就得跟人家学。这些年，我们汉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我相信将来它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我总想，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个方面，人们总是渴望交往、渴望交流的。汉文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不仅仅只是几千年，关键还在于它有东西，有内涵，博大精深，丰富得不得了啊，谁也替代不了。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唐诗宋词，用的都是汉字，别的文字能代替得了吗？你用其他的语言文字来译译看，怎么也出不了那个味。而有些语言有些文字就不是这样，只有土厚根深的文字和语言才会这样。

汪：所以，对文化，对文化的力量，我们不能不心怀敬畏。

                  文化人的堕落是对文化最大的伤害
汪：令人痛心的是，对文化心怀敬畏的人越来越少了。文化和文化人都在被边缘化，这有点让人担心。人们似乎越来越只关心当下，关心肉体，很少去关心自己来自何处，将又走向何方。“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多么温情深幽而又苍茫辽远的叩问！多么好的诗句！一千多年前古人就在这样问天、问地、问自己了，可是今天我们还有几个人会这样的去问天问地问自己？怕是连这样的诗句都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去多看两眼了。
如果是普通百姓这样，很正常，能够理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文化人也这样就有些可怕了。不思考，人云亦云，没有思想，也没有多少学问，只有一大堆职称、学历、五花八门的获奖证书和会员证书，到处欺世盗名。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风骨品行的堕落和人文精神的丧失。现在的文化人呐，尤其是文学界，不要说拿古代的文化人来做标准要求他们了，就是拿很多普通人做参照他们都不如。有这样一种状况姚老师一定早已留心到，现在很多所谓的文化人，所谓的作家，对文学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爱，而只是把文学作为一个幌子，一个招牌，把作家当着一种身份，一件自以为华丽其实在别人眼里已经黯然无色的衣服。利用这些来谋求一些世俗的利益。这些人搅和到文艺界里，是对文化最大的伤害，是文化传承的最大障碍。

姚：那是为什么呢？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我认为与我们国家的文化体制也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那些所谓 “家”，就有编制，就有级别，所以他们总想占个位置，混点名堂。省作协副主席是副厅级啊，谁不想争呢？

汪：对，还有作家也评级，比如您评的就是一级啊（姚大笑）。这恐怕也只有中国才有。一个作家水平的高低应该由读者来评，而不是由那些文化官员来评。

姚：没办法的事。要是没有这些个东西，谁也不会争的，这个是来源于苏联的，全世界都没有。
汪：这是文化体制出了问题，是体制造成作家去追求这些东西，而不去追求创作、追求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姚：其实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作家作家，你就写作嘛。我不记得哪个古人说的：“文人宜散不宜聚”。文人还是分散的好，不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就窝里斗了，不窝里斗就争名夺利。还是分散的好，各搞各的。你看巴尔扎克跟雨果虽然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两个有什么联系没有？没有嘛。没必要整天搅在一起，搅在一起就免不了你长我短的，有这时间还不如去读点好书，去写点东西。

汪：说得好。我就特别欣赏古人的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党，小人党而不和”，小人虽然整天混在一起，但他们不和。君子可能平常没什么联系，但到了一起总是有话说。哈哈，我这话好像有点影射我俩是君子的意思。黄永玉的话说得好，有人问黄永玉：你为什么跟别的画家很少联系，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啊？您猜他怎么回答？回答得精彩极啦，他说：你永远看不到狮子和老虎是成群结队的，他们都是独自行动。只有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对自己缺乏信心的小动物，比如狼啊狈啊之类才需要抱成一团，一起共同抵御外敌。真正的王者是不需要这些的。

姚：对，因为不自信啊，心虚啊。有些文化人是越来越不自重了，甚至俗不可耐。曾有外地来东莞的一些作家找过我，见过一次面，就再也不想见了，真是俗不可耐！今天的文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让人失望！

汪：这里面也有不少的社会原因，不能全怪他们。咱们不谈这个，让人难过，却又无可奈何。谈点开心的事。

姚：哦，好啊，那我们谈点别的。你现在还写不写东西？

汪：几乎不怎么写了，找不到感觉。其实我的长处是写小说，但很多时候我不写，要写也只写些杂文、时评、美术评论、文学评论之类，其实我不是很合适写这些东西的，在东莞写写可以，出了东莞不敢写的，那会贻笑大方的。为什么不写小说了呢？并不是我不想写，有时手痒得难受哩，但我还是不敢轻易去碰，小说在我眼中是非常神圣的。

                  文学边缘化是正常现象
汪：姚老师，你对目前文学边缘化有什么看法？

姚：哦，这个是很无奈的，这个要有思想准备。有一个美国人在20世纪末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他说20世纪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进入了电子时代，这可不得了，但是有两样东西相对地矮化了。一个是环境，全球性矮化，要了命；另外一个是文学艺术，包括电影，他还说“估计这个事很难逆转”。

汪：对，我同意这个观点。

姚：说得有道理嘛，何况事实也证明他说的是对的。

汪：姚老师，我这样看，（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作家很容易成名，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比如阿城，一篇小说《棋王》就让他一夜间闻名全国。作为作家，一个写作者，我们或许会有遗憾，我会想啊，如果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有一个中篇或短篇产生影响，那我也成了全国著名的作家了。但如果以客观的进步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原来的那种唯文学能成名的现象才是非正常的。那时大家没有其他的娱乐，是一个文化一元化的时代，没有什么电视剧可看，也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更没有今天这样丰富的物质化的消费和娱乐，别无选择，只有看杂志、读小说。那时，社会开始进入变革转型期，而信息却相对闭塞，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获知信息的渠道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畅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人们沉积了大量的疑惑，诉求，不满，躁动等等，都需要借助文学的形式来表达。这个时期的作家，身上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现在好啊，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文学回归到了它原本的位置。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元化的，价值也是多元化的，人们有很多的取舍，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可谈的话题，上网、QQ、炒股、沐足、上酒楼、发黄段子、一会超男、一会超女，忙都忙不过来，不一定非得看小说。所以我觉得您说得对，这是不可逆转的。但现在很难判断它是喜还是忧，但它肯定很正常。
那时候文学只有三类，一个是知青文学，一个是反思文学，一个是改革文学，不像现在，现在文学是个人化更突出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的文学它关注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那么，这种文学因为它关注的问题，它的题材与社会有关，所以它把作家的身份也异化了，其实他们已经不是作家，他是当时社会的代言人。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不正常的，作家的责任没有这么重大，文学作品也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文学又过于边缘化。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容易走极端，说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就一天到晚只讲钱，只讲物质享受，把精神层面的东西完全丢到一边去了。人是万物之灵长啊，没有精神上的追求怎么得了？！还好，这一两年又有点“文学回潮”的意思。

姚：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如此，但文学一定会存在下去，它不会死的，它始终还有，但是它不会复兴了。

汪：我觉得文学的边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没有必要去为之伤心，怀念。我倒是对我们社会普遍缺乏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的敬重感到担忧。这要更多地从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自身找原因，是因为你们这个群体里面鱼龙混杂，真假莫辨，道德滑落，人文精神缺失，让别人对你尊重不起来。所以要反思反省的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这个群体。龚自珍曾说“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可见文人的品格尊严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品格尊严，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价值的取向。我特别欣赏法国思想家圣西门说的一句话，他说： “假如法国失去几百个优秀的知识分子，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会成为一具僵尸”。这话说得多好啊！

姚：圣西门了不得啊，启蒙运动更是不得了啊，资产阶级革命就是由这个思想运动引起的。文艺复兴是一个阶段，要是文艺复兴没有这批思想家的话，大家就沉浸在宗教的统治之下，昏昏欲睡，没有人敢大声呐喊了。文艺复兴举起这个旗，把宗教统治打破，以人为本嘛，人开始抬起头来。像我们打倒“四人帮”后一样，我们敢抬头、敢说话啦。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大革命，宗教的束缚完了，但还有另一个束缚人的东西——封建，于是就产生了启蒙运动。法国启蒙，以伏尔泰、卢梭还有那个狄德罗三个思想家为主。所以法国国王看了伏尔泰的文章以后就说“亡我法国者，此人也！”因为他提出“契约论”，国家应该协约，人民商量决定谁来当国王，就是民主选举。这种思想一产生封建国王就要倒台了，所以这个思想的力量千万不能小看。

我们现在强调思想解放，的确很有必要。人往往是自己束缚自己，自己的思想束缚自己，而不是别人束缚你。马克思讲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往往是惊人相似地重复，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真的是这样，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以前跟国民党，本来是兄弟，但却互相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那是悲剧；现在是喜剧了，重开国共合作，两岸互相来往，而且越来越亲密，大陆的人也可以去台湾观光旅游了。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是不是觉得像开玩笑？

                          艺术是不怕老的东西
汪：姚老师，我们海阔天空聊了那么久，现在想听您谈谈对东莞文学现状的印象或看法。有什么好的建议？

姚：这个，你可要原谅我，我对东莞文学艺术队伍的现状不熟悉，接触少，不敢贸贸然瞎扯一气。但我知道东莞出书的人很多，也有送到我这儿来的。说得难听一点，我那么多好书都读不完，哪有时间去读这些书啊。

汪：出书好啊，外行看了就说：哇，不得了，这个人出书了，大作家啊。外行看热闹嘛！东莞人的务实低调我非常欣赏。这些年外省人的大量涌入，对东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让我忧虑的是有些外省文化中的不良元素也随之进入了东莞。比如，忽悠、弄虚作假、炒作、作秀等。不仅对东莞的文化甚至对东莞的政治经济生活开始产生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东莞的文化，放在全国和历史的大格局下来看的确跟内地的很多地区有距离，但它的最大优点是很纯净很朴素，就像一个村姑。现在，外来文化中的一些杂质开始渗入到东莞文化中。我很担心它会对纯净质朴的东莞文化构成伤害。

姚：这些我了解不多。正如你所说，东莞文化中有不足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优点。文学艺术作品的好坏不是靠自己吹出来的，而是由时间来检验的。我很喜欢歌德的一句话，歌德说“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不怕老的东西”，越老越值钱，这是句名言。我认为东莞值得品味的“不怕老”的东西，可园要算一个。对了，从维熙的文章你是怎么约到的？你跟他熟吗？

汪：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约这些名家的稿没问题。

姚：他的年龄可能比我还大。

汪：对，七十四五岁。

姚：他的文笔不错。你别小看啊，将来人家会说从维熙晚年很多作品都登在你们《文化周末》报的，（汪插话：“还有姚柱林晚年的作品”）会有人找的，你别不相信我这句话，从维熙毕竟是中国有名的一个作家，人家会说他很多晚年的作品都是在东莞莞城的文化周末报刊登的，包括你们刊登的一些画，都很有档次。将来这些东西积淀下来就是文化。你别小看它，现在不起眼，没人注意，积累起来，将来历史会肯定它。文化真的需要有心人一点一滴地去做。

汪：我们报纸算不什么么，只是莞城“文化周末”工程的一部分。莞城区委、区政府比较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周末搞了一系列工程，除了办报纸外，还搞了文化周末晚会，现在品牌的力量已经形成了。有空的话您也可以来看看晚会，水准够高的。票价很低，超值。

姚：要么不看，看就要看高水准的。不能老让年青人看香港那些无厘头的东西，越看鉴赏水平越低。在东莞，莞城算是文化中心了，毫无疑问，应该领这个头，也有能力领这个头。看来我真得来看看你们的晚会，这几年我是闭门不出啊。

汪：欢迎您来看。还有莞城美术馆和岭南美术馆也是值得一看的，有不少好东西，岭南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我感觉，建这两个美术馆是做了件好事，在将来，它们或许会像可园一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记忆。

姚：那真要来。

汪：您来，我陪您。

姚：谢谢！

原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6de9960100aqx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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