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孔子述黄帝之衣裳知其时已尚彩绘

闽南姚斌

观孔子述黄帝之衣裳知其时已尚彩绘 柳诒徵 《大戴礼·五帝德篇》：“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注：“白与黑谓之黼，若斧文。黑与青谓之黻，若两巳相戾。” 帝喾、帝尧之衣，皆与黄帝同。 《大戴礼》：“帝喾黄黼黻衣，帝尧黄黼黻衣。” 《史记》称帝尧黄收纯衣。是其衣亦有时不绘黼黻也。 《史记·五帝本纪》：“帝尧黄收纯衣。”《索隐》：“纯，读曰缁。” 虞舜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于是衣裳之文绣，盛行于中国者数千年。 《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虽其说颇多聚讼，不能确定何说为得真。 唐虞衣服之制有二说。 《尚书大传》曰：“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缋、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此今文家说也。 郑玄曰：“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此绣与绘各有六，衣用绘，裳用绣。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于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诸侯九章，自山龙以下；伯七章，自华虫以下；子男五章，自藻火以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绘衣，卑者不绘衣。” 此古文家说也。 然观《尧典》及《皋陶谟》之文，则此绘绣之法，非第为观美也。文采之多寡，实为阶级之尊卑，而政治之赏罚，即寓于其中，故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 《尧典》：“车服以庸。” 《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阶级之制虽非尽善之道，当人类未尽开明之时，少数贤哲主持一国之政俗，非有术焉辨等威而定秩序，使贤智者有所劝，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则天下脊脊大乱矣。黄帝、尧、舜之治天下，非能家喻而户说也。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而天下为之变化焉，则执简驭繁之术也。《尚书》之文简奥，读者多不能喻其意。惟《尚书大传》释之最详：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居，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朱轩，不得衣绣。庶人单马木车，衣布帛。 观此文，则知古之车服，以为人民行谊之饰，非好为区别，故示民以异同也。不究其劝勉人民为善之心，第责其区分人民阶级之制，则曰此实不平之事，或愚民之策耳。 衣服之用，有赏有罚，故古代之象刑，即以冠履衣服为刑罚。 《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幪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 荀子尝斥象刑之非。 《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杨注：“墨黥当为墨幪，但以墨巾幪其头而已”），慅婴（杨注：“当为澡缨，谓澡濯其布为缨，澡或读为草，《慎子》作草缨”），共艾毕（杨注：“共艾未详，或衍字。艾，苍白色，毕与鞸同”），菲，对屦，（杨注：“菲，草屡也。对，当为；，枲也。”）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耶？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得用象刑矣。以为轻刑邪？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按《书》之象刑，与流宥五刑、鞭、扑并举，初非专恃象刑一种。 《书·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人之知有羞耻者，略加谴责，已惕然自愧，若无所容；其无耻者，虽日加以桁杨桎梏，而无所畏，是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后世犯法者，衣服亦异于常人，殆由古者尝以是为罚，后虽用刑，犹沿其制而不废欤！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2册，上海书店据正中书局1947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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