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典为秦官本尚书考

闽南姚斌

尧典为秦官本尚书考 陈梦家 后世论秦始皇焚书坑儒事，颇多失实者。余读《史记·泰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所述李斯之议，而后知斯原意，在立官藏而去私藏，尊官学而禁私学，使教学定于一尊。本纪曰“非博士官所藏，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是明明诗、书悉藏于官而不许民间私藏也。《李斯传》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是明明存官学而禁私学者也。李斯极言私学之患曰（据本纪）“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是不许民间藏书，乃针对私学而发；因禁私学私议，故不许私藏也。然则始皇之所欲烧者，非博士官所职之民间藏书，而非一切书皆烧。始皇之所欲禁者，“相与非法教人”之私学，而非一切教学皆废。官藏官学之设立，使“辩黑白而定一尊”，犹李斯之同一文字，以秦文为官书而罢不与秦文相合之六国文字也。李斯等作《仓颉篇》，为官定之字书，使天下讽籀书之者悉以秦文为准则；犹“欲学者以吏为师”，使天下诵习诗、书、百家语者悉以官本官说为准则也。 信如上说，则秦始皇七十博士中，或有治《尚书》者，而其所治或秦之官本也。汉世“言《尚书》自济南伏生”，《史记·儒林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晁错传》曰“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则汉世所传《尚书》，或秦博士官本也；伏生或即秦《尚书》博士。然司马迁于《儒林传》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如此说为可据，则伏生《尚书》者秦焚书前之六国本也。今知其不然者，以伏生《尚书》中有与秦事相关者，则其编成定本当在秦并六国之后。今由考论《尧典》，为吾说之发端焉。 下所谓《尧典》，用汉世官本。东晋孔安国分出汉世官本《尧典》“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而《经典释文》及孔颖达《正义》本又采齐建武中姚方兴本，于《舜典》之首多加二十八字。此皆非汉本之旧也。《孟子·万章篇》上引《尧典》及《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季文子使大夫克对鲁公引《虞书》，其文皆在汉本《尧典》内，则纪元前四世纪时已有《尧典》，齐、鲁学者多称引之。汉本与先秦《孟子》当时之本又有不同，此可由下述二三事证之。 一曰十有二州十有二山及十有二牧 《尧典》曰“咨十有二牧”，曰“咨四岳”，下述命九官之事而奠之以“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云云。九官者伯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四岳必四人，何以证之？《尧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四岳十二牧并九官，共二十五人，与二十有二人之数不合。汉以来说之者凡数家。《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无所复敕；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与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孔颖达《正义》亦采此说。《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以为四岳是一人与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二人。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以二十二为三十二之误，加殳、斨、伯与、朱、虎、熊、罴七人。林之奇《尚书全解》以为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五人中有兼职。今谓十二牧于先秦本作九牧，则并四岳九官适二十二人也。《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曰“昔夏之方有德也，以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逸周书·度邑篇》曰“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周本纪》曰“武王征九牧之君”。 先秦本十二牧，当作九牧，亦犹十二山之本作九山也。《周语》下太子晋曰“其后伯禹……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泽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楚辞·大司命》曰“导帝之九坑”，九坑九山也。《左传》昭公四年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此以九山分属九州而其范围不若稍后之九州九山之大。《吕氏春秋·有始篇》曰“地有九州，土有九山。……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周礼·职方氏》以九山镇分配九州：扬州会稽，荆州衡山，豫州华山，青州沂山，兖州岱山，雍州岳山，幽州医无闾，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八年，在秦并六国以前。至秦改帝后，始封祀十二山，《史记·封禅书》曰： 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下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大室，大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者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 合淆以东名山五华以西名山七，则秦祠官所常奉名山十二名川六也。《吕氏春秋·有始篇》以河赤辽黑江淮为六川，则秦并天下以前之说也。据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之衡山”；“至湘山祠”；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十二名山中之四而秦皇亲幸者也。秦之祠十二山及名川与《尧典》“封十有二山浚川”之事相合。《周语》下曰“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史记·五帝本纪》引《尧典》亦作‘决川’。封者《封禅书》正义谓“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功曰封”是也。浚若决者，是祭川之名，谓祭名川时深其川道亦犹封山为益土于山颠也。余疑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门”者是祭济水之事。本纪谓始皇“之竭石……决通堤防”而刻石云“决通川防”。《水经》“济水又北过临邑县东”注云：“《地理志》曰县有济水祠……水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之石门也。”又云“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堑防门即此也”。《汶水注》引《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案临邑之济庙有石门，而防门在其附近，则始皇所至之碣石门或即此地矣。 十二州者亦犹十二牧十二山之当本作九州也。先秦诸书，但言九州。春秋《叔夷镈》（《博古图》卷二十二页五至十）谓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楚辞·大司命》曰“纷总总兮九州”。《禹贡》有九州之名。《史记·孟荀列传》述邹衍大小九州之说曰“中国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禹贡》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吕氏春秋·有始篇》因之，去梁而增幽，以九州相当于晋、卫、齐、鲁、越、楚、秦、燕、周。《周礼·职方氏》之九州，去徐而增并。《尔雅·释地》之九州，改青州为营州。于《禹贡》九州之外，入幽、并、营遂为汉世天官家十二州域之所本。夫九州者本非实际的政治区域也，其见于《左传》者：哀十七年曰戎州，昭九年曰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昭二十二年哀四年曰九州之戎。州似戎人所以称邑。以九州十二州为星占家之州域，亦在《左传》之后。《左传》记一国所主之星：昭元年曰“故辰为商星”“故参为晋星”；昭十七年曰“卫……其星为大水”；襄二十八年曰“龙，宋、郑之星也”；襄九年曰“故商主大火”。其所用星名，或为岁星或为二十八宿。《左传》记分星所在之域曰虚：昭十七年曰“宋，大火之虚也；陈，太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昭十年曰“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昭十五年曰“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虚或以星名（如大火，参），或以古帝名（如太皞，祝融），知虚乃天野，相当于稍后之“分野”与“次”。《国语》记星与次，亦同《左传》，如《晋语》四曰“元年始受实沉之星也；实沉之虚，晋人是居，所以兴也”。韦昭注云“虚，次也；是居，居其次所主也”，是也。然《周语》下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始立“分野”之名。其制大备于《吕氏春秋·有始篇》，曰“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遂列九野之名而以二十八宿分配于九天。此即《周礼·保章氏》所谓“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星土者九野也，分星者二十八宿也。此即《天官书》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舍，主二十州”也。由上所述，《左传》所记之主星与虚次尚无系统之可言，至《吕氏春秋》始将九野与九州由八方而定其关系，又分配二十八宿于九野，分配九国于九州；而后列宿、州域、方国始生联系。然在汉武帝十三州刺史成立以前，九州或十二州仍为天官家之名词，所指乃天上之星土相对于地下之区域。故曰“九州之地”曰“州域”者谓九州所对之地域，非谓地面上之九个分域也。九州为九野所对之地域，故其名或起于九天之名，如《吕氏春秋·有始篇》曰“东方曰苍天”，“东南曰阳天”，“西北曰幽天”，又曰“东方为青州”，“东南为扬州”，“北方为幽州”。其它九州之名，或起于古方国名，如《左传》哀六年引《夏书》曰“有此冀方”，《诗·常武》曰“徐方绎骚”；或起于古地名，如营州得名于营丘，雍州得名于雍，荆州得名于荆（金文或曰荆楚）。徐州用作地名，则当公元前三三九年顷，《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九州之命名及《禹贡》之成书，似当在此以后。何以证之？《吕氏春秋》作于前329年，去徐州之得名适百年。后者约当《左传》成书之年（前329—320），详拙著《西周年代考》页二十四。《吕氏》九野与分星不同于《左传》，而《左传》冀方至《禹贡》称冀州矣。然则九州之名，或成于邹衍，其人稍晚于孟子，《孟荀列传》称其书“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征”，又谓“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书实《禹贡》、《梁丘藏》、《九丘》之类。《晋书·束晳传》记汲郡所出竹书《梁丘藏》“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书。《左传》昭十二年谓楚左史倚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九丘即九州之志也。上来略述春秋以下九州成名及其与九野之关系。逮乎秦世更订《尧典》，犹视十二州为天官家名词。《尚书大传》“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郑玄注曰“祭者必封，封亦坛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镇也（案《周礼·职方氏》以九山镇分配九山）。兆，域也（此同《尔雅·释言》），为营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其说甚是。《说文》曰“垗，畔也，为四畤界祭其中，《周礼》曰垗五帝于四郊”，今本小宗伯作兆，注云“兆为坛之营域”。古肇、兆通用，故《诗·生民》“后稷肇祀”，《礼记·表记》引作兆祀；《诗·玄鸟》“肇域彼四方”笺云“肇当作兆”。下至汉初，《天官书》及《星经》（《天官书》正义引）皆列十二州所分属之二十八宿，而《星经》于十二州名外更以列国之分野相系属。此汉武帝立十三州刺史以前之制也。何以证之？《汉书·地理志》曰“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郡，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郡置刺史”。今案《天官书》及《星经》仍称雍州、梁州而不数交趾、朔方。又《汉书·天文志》记高祖、文、景三世占验，略同于《天官》、《星经》。由是可知十二分野之说武帝前已有之。汉制因秦，则秦时十二分野为当时天官家所通行，想为无疑之事。 上述三条，足以见今所传汉本《尧典》非先秦之旧。改九为十二，当在秦并天下以后。二十六年本纪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又曰“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又曰“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封禅书》所谓“度以六为名”是也。秦始皇刻石，多四字一句，三句一韵，则亦十二字也。泰山、之罘、东观三刻石辞并三十六句，琅邪、会稽二刻辞则七十二句。传世秦新虎符四行四十字，阳陵虎符左右十二字，前器作于并六国前，后器为并六国后物也。 二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二十六年本纪曰“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数以六为纪”，《历书》曰“而正以十月”，《封禅书》曰“以冬十月为年首”。依五德之说，十月属水，其神颛顼，其数六，其色黑，故《吕氏春秋·孟冬纪》曰“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数六……衣黑衣”。《秦本纪》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故用颛顼历。《后汉书·律历志·蔡邕历议》曰“是以（汉）承秦正，历用颛顼，元用乙卯”。《唐书·历志大衍·历议》曰“颛顼历上元甲寅岁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其后吕不韦得之以为秦法，更考中星，断取近距，以乙卯岁正月己巳合朔立春为上元”。案颛顼历以正月己巳七曜俱在营度五度为立春，推考其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三七○年前后。不韦用颛顼历而改立近距之元于乙卯者，是年适秦始皇之元年也。 二十六年本纪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琅邪台刻辞曰“皇帝作始，端平法度……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之罘刻辞曰“大圣作治，建定法度”。东观刻辞曰“远迩同度”。会稽刻辞曰“皆遵度轨”。二十六年秦始皇量诏曰“法度量，则不壹”。传世有《商鞅量》，据其刻辞为秦孝公十八年鞅为大良造时所作，其上复刻廿六年诏辞，则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丞相状、绾所定之官量即孝公时之秦旧量也。此以秦量为天下之官量，犹以秦文为天下之官书。《说文序》所谓“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秦文指并天下以前秦国通用之文字，实乃周文之遗也。今以秦金石刻辞之在并六国前者校并六国后者，知先后相承，非始皇时别有所谓秦篆者也。秦之平度量乃用商鞅之法，《史记·蔡泽传》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亦见《战国策·秦策》）。《商鞅传》曰“平斗桶权量丈尺”。 上述二条，足以见《尧典》所说“协时月正日”及“同律度量衡”为秦始皇并六国后所力行。秦虽皆取诸旧法，而实最先以此一统制度普施于天下。《尧典》此二句，或因秦法而加。 三曰五载一巡守 《孟子·梁惠王》下及《告子》下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尧典》“五年一巡守”之说不论其为先秦所本有，抑秦时所有，始皇实为首先实行此理想制度者。据本纪，二十六年后十五年间凡三巡： 第一次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 第二次三十二年始皇东行郡县 第三次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行至云梦……上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 二世制度一律从始皇，故本纪曰“先帝巡行郡县……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封禅书》曰“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此可知巡行郡县与礼祠巡行所至之山川群神，实同时并行。始皇于第三次巡“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亦巡、祀兼举。始皇二十七年之巡，不及封禅礼祠之事，以其制尚未立也。二十八年将登泰山“与鲁诸儒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是年，本纪记其“上邹峄山，立石”，《封禅书》所谓“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邹峄山”，是也。是二十八年东行，乃补巡行时望祭山川群神之事。据本纪，是年“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之衡山……至湘山，祠”。此三山者即秦礼官所常奉之十二山也。本纪又记是年“禅梁父……穷成山……登之罘，立石。……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此祠齐八神之四主也。《封禅书》曰“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案即峄、泰、衡、湘）大川（案即济）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祀之必于泽中圆丘云……五曰阳主，祠之罘……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 始皇于行封禅之时，并及齐之八神，其为采用齐人之说无疑。齐人之书《管子》颇述封禅之制，其说略存于《史记·封禅书》内，是封禅为齐学。其证一也。本纪谓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封禅书》曰“于是征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或议曰古者封禅云云”。其证二也。《尧典》封禅及秦皇封泰山立石，于四岳中独崇泰山，其为齐、鲁儒生之见，甚属显然。其证三也。夫《孟子》之书道尧事独详，并引《尧典》篇名，疑此篇通行于齐、鲁之间。秦既并天下，三年将议封禅之事，齐、鲁儒者乃案秦制秦法改九为十二并增协时月正日及同律度量衡，更订《尧典》，取以为封禅于古有征之据。始皇采其议，故封禅首泰山并遵行五年一巡之制。伏生以齐人而为秦博士，其所传《尧典》，必官本之《尚书》也。故在汉世，治《尚书》之学者多齐人焉。 以上推论伏生《尧典》为秦代齐、鲁儒者所更定，立于官学。此说若不误，则伏生所传今文廿九篇皆当如此。《尚书》以《秦誓》终篇，亦可以见其消息矣。兹更由《尧典》以外诸篇，略举数例，为吾说之佐证焉。 尧典以外各篇有秦制 《左传》昭二十年曰“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本无之。《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集解》曰“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又《秦本纪》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贾谊《过秦论》曰“秦俗多忌讳之禁”，《左传》引《康诰》语与秦法抵触，故去之。 汉本《甘誓》结尾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末句不见于《墨子·明鬼篇》所引《禹誓》，是先秦本无此句也。《孟子·梁惠王》下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汉书·文帝纪》元年“尽除收孥相坐律令”，注云“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宗室，今除此律”。事详《汉书·刑法志》。贾谊《过秦论》谓二世时犹未“除去收孥污秽之罪”。《汉书·王莽传》曰“秦……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据上所引，则秦法一人有罪，罚及其宗室，使为奴婢，谓之孥。汉本末句，义与“用命戮于社”相重，是必秦儒因秦法而增。 《汤誓》结尾曰“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次句为秦法，已见上。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曰“罔有攸赦者军法无赦令，非常法也，常法则有赦。《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不赦亦秦法”。案由《墨子》所引《甘誓》无“予则孥戮汝”，知此为秦儒所增，则末句亦秦儒因秦法所增。又考《墨子·尚贤》中及《周语》下所引《汤誓》，俱不见于汉本，独《孟子·梁惠王》上所引与汉本同。是汉本所用乃齐、鲁所传《汤誓》，则因秦法改《汤誓》、《甘誓》者或出于秦时齐、鲁儒生之手，与《尧典》同。（所引孙说不确，参《补述》。） 二十六年本纪群臣议帝号曰“天子自称曰朕”。秦刻石如此。西周金文，朕、余分别谨严。此二名虽同属单数第一人称，然“朕”为领格，“余”为主格。汉本《尚书》，朕有作主格者，见《尧典》（两见），《汤誓》（两见），《盘庚》上（一见），《盘庚》下（三见），《金縢》（一见），《大诰》（一见），《康诰》（一见），《多士》（三见），《吕刑》（一见）。以上诸“朕”，例当作“余”。先秦书引《尚书》亦朕、余有别，惟《孟子·万章》上引《伊训》“朕载自亳”为例外。朕为领格，义为“我的”，则汉本《康诰》“朕其弟小子封”及《无逸》“厥愆曰朕之愆”为不辞矣。 余读《尚书》，于上述四事迷惑不解。果汉所传伏生《尚书》为秦代官本，则其疑可涣然而解矣。 一九四三年五月，作于昆明龙泉镇。 （《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

1 J. ?* e, ^; |8 i% P. l
) t% N/ d; o, o6 e( h: D5 b
* `6 P" X4 b5 Y1 j0 g/ R9 w: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