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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尧曰章》辨伪 顾颉刚 《论语》里有极可疑的一章文字，那便是《尧曰篇》里的《尧曰章》。这章说：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这一章如果是可信的，则尧舜禹禅让说可说在孔子时已成立了。但崔述对于它也是疑得非常勇猛。他先就《尚书》《孟子》中的尧舜推说道： 案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 于是再批评《论语》此章道： 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后世暗干者得借以为口实乎!……且历数在躬，于何见之？……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后观之，则得为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于《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唐虞考信录》卷二） 崔氏老是拿了《尧典》做他取舍的标准，他见《尧典》不载《论语》此文，便断定它非“实然”，这只可说是信经，哪里是疑古!但《论语》这章确实不是儒家的话，崔氏的意见是可以节取的。我们试寻取《论语》这章的本源。 《论语》这章中最可疑的，便是“历数”两字。《论语比考谶》说： 帝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图》将来告帝期!”……有顷，赤龙衔玉苞，舒图刻版，题命可卷，金泥玉检，封盛书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为流星，上入昴。黄姚视之，龙没图在。尧等共发，曰：“帝当枢百，则禅于虞。”尧喟然曰：“咨汝舜：天之历数在汝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乃以舜。（据殷元正《集纬》所辑） 据它说历数便是帝王的历运。所以郑玄根据此谶便解“历数在尔躬”为“有图箓之名”。何晏也解历数为“列次”，朱熹则解为“帝王相继之次第”，其说皆近是。盖历数二字若不作如此解，便不可通。但这种帝王相继的次序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不能不推到阴阳家的鼻祖邹衍身上。案邹衍书有《主运》，《史记·封禅书》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集解》引如淳说： 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 五行是永远转动的，转动的时候是永远依着它的生克的次序的，这便叫做“历数”。得到这历数之运的人做了天子，依着五行的颜色来定他的服色制度，得水德的尚黑，得火德的尚赤，这就是“随方面为服”，也即是“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具体表示。所以我们敢说，从“天之历数在尔躬”一句看来，《论语》中这一章是阴阳家的说话。阴阳家是起于邹衍的，孟子还看不见，何况孔子! 又《史记·邹衍传》中说：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始也滥耳。 这就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诸语的来源。他见当时的国君太淫侈了，弄得生民涂炭，所以造为怪迂的话来恐吓他们，使他们能够改行仁义和节俭。这和《论语》此章所说“四海之内如能不困穷了，天禄就永远在你的名下了”是何等的相像？可是邹衍警戒战国君主的话，在这里竟上升了三千余年（依韩非说），变成了尧命舜和舜命禹的话了!其实邹衍的话又是从墨家来的，“仁义”连称最早见于《墨子》书，“尚德”也是墨家的话，“节俭”则更是墨家的一个重要的主义。墨家以为王者的受命是天的赏贤，他们常常拿了上天赏贤罚暴的话头去恫吓当时的王公大人，所以“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诸语简直就是墨子的尚贤、兼爱、天志、节用等主义下的一个简单化的标语。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篇》解“天之历数在尔躬”为“察（在）身（躬）以知天”，《史记·历书》解“历数”为“历象”（系把“列次”的“历”作“历象”的“历”解），都是断章取义的说法。从董说则“历数”两字没有着落，从《史记》说则“在尔躬”三字又不可通。汉人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是不能使我们信服的。 “允执其中”一语，也是《论语》这章晚出的证据。孟子说“杨子取为我……墨子兼爱……子莫执中”（《尽心上》）。《尔雅疏》引尸子说“皇子贵衷”（据孙人和先生说皇子就是子莫），那么“执中”是因杨墨两家各趋极端而激起来的调和之说，在杨墨以前的人恐不能说出这样的话。“中”字的语源固然是很古的，《酒诰》有“作稽中德”，《盘庚》也有“各设中于乃心”，大概都把它看作一种平正的道德（友人丁山先生有《刑中与中庸》一文，载《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集》，他主张“中”的本义是官府簿书，据《吕刑》、《立政》、《牧敦》、《齐侯钟》等文为证，但对于《酒诰》和《盘庚》之辞不易施以同样的解释耳）。孔子曾有“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的话，但没有说“执中”，“执中”的产生原有它的特殊的背景的。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说“汤执中，立贤无方”（焦循曰“惟贤则立而无常法”，乃申上执中之有权，“无方”当如邹氏《注》之为无常也”），可见单一的执中是孟子所不赞成的。若《论语》这章出于孟子以前，而载在《论语》之中，孟子敢反对孔子所传的尧舜之道吗？ 从上面几点看来，这章文字已够后的了；但若径说这是邹衍所托，那也不对。这章的出现应该还在邹衍之后。因为在邹衍的五德系统里，以黄帝当一代，继着这一代的是夏，可见他是把尧舜归在黄帝一代中的。《论语》此文，把尧、舜、禹分作三代，取邹说而又失了邹义，足征它的时代是更晚的。所以这章文字，早则出于战国之末，迟则当在秦汉之交。 下文“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两节，取的是墨家的伪《尚书》。“公则说”也是墨家的主义，“孔子贵公”乃是汉人造出的话头。这几点，友人赵贞信先生已有极精密的考证，我们很盼望他的《论语辨伪》能早日出世。——这与本文无关，不必在此详论。 还有道统说是孟子为了尊崇儒家，排斥杨墨而提出来的，他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观竟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先导。《论语》这章也有浓厚的道统说的气息，后世理学家所谓“三圣传心”的故事即在于此，这是它出于孟子后的一个证据。 自从《论语》中有了这章文字，大家从小读熟了，再来看《墨子》中的禅让说便不易发生问题，只以为《墨子》书中所用的禅让故事是因袭着《论语》的，哪里知道，《墨子》中的禅让故事乃是费了许多心思而创造的，《孟子》中的禅让故事是墨家学说流入了儒家而改造的，《论语》中的禅让故事则更是后人采用了邹衍的学说而重制的。 （《古史辨》第七册，开明书店，1941年） 8 S/ }# S; |! E) B' k*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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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7 19: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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