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舜帝之和

闽南姚斌

论舜帝之和

周甲辰

一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舜确有其人。只是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后世有多大的影响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而已。孔子之前，《左传》、《国语》等历史著作对舜的事迹有过一些零星的记载。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舜的事迹就有一些模糊不清了。同为鲁国史官，时代又很接近的两个人，所传说的舜的事迹就不甚相同。［1］其后，儒、墨、道、法、纵横、杂诸家无不乐道尧舜之事。在他们的著作中，驳杂矛盾的记载就更多了。但是，只要我们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舜的事迹的基本梗概还是清晰的，所不同的主要是各家的价值取向和看问题的角度而已。诸子中，对舜叙说最为详尽的当数孟子。《孟子》的材料主要源自《尚书》，但比《尚书》更为具体、形象。在《孟子》那里，关于舜的记载再也不是片言只语，而更像是一则首尾相联的史料。舜的形象最后定型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没有囿于一家之说，他比较、综合了各家的内容，而且经过了实地的考证，所以，《史记》的历史价值是毋庸低估的。《尚书》、诸子与《史记》中所记载的舜的事迹，比较著名也大致能肯定下来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1.出身贫贱，舜虽是颛顼的后裔，但自穷蝉以来，七世皆身为庶民。家境也不是很好，他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灰常阳，要亲自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家庭成员特殊，家庭关系也很紧张。父顽、母嚚、弟傲，父亲、后母、弟弟“皆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但“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不失为子为兄之道。使得家人“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2］。

2.四岳向尧举荐了舜。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舜的德行。“舜居沩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娇事舜亲戚，甚有妇道。”［3］

3.“尧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尧九男皆益笃。”舜所居之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4］。尧让舜摄政，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5］。

4.尧让位给舜。舜即位后，象以五刑，奖善罚恶，将共工、�６怠⑷�苗、鲧流放到了边远地区；提拔、任用了禹、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等有才能、有德行的人。

5.舜让禹子代父业，治理水患，取得成功。

6.舜执干戚舞，不以武力征伐三苗。舜推德怀远，巡狩四方，最后崩于苍梧之野。在舜的统治下，“蛮夷率服”，“四海之内，咸戴舜之功”［6］。

7.舜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禹。

基于上述事实，综合相关材料，我们认为，舜的精神内核是“和”。这里所说的“和”，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首先是家庭关系的“和”。父顽、母嚚、弟傲，皆欲杀舜，所突出的是家和的艰难。再艰难，舜也要实现“和”，这就是舜超出常人的地方。所以他才二十以孝闻天下，被推举给尧。舜和尧的两个女儿社会地位十分悬殊，一夫二妻关系也非常复杂，但是，舜与二女还是堪称夫妻关系的典范。娥皇、女英不仅不敢以贵娇事舜亲戚，甚有妇道，而且在舜南巡野死后，还投湘江自尽，留下了泪染斑竹的凄美传说。其次是社会关系，政治活动的“和”。“历山之农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7］。舜在不和的地方成功地实现了“和”。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让“契主司徒，百姓亲和”［8］。在他的领导下，九男笃益，百揆时叙，四门穆穆，庶尹允谐，善恶贤不肖各得其所。“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悦”［9］。再次是氏族关系的“和”。舜行厚德，远佞人，舞干戚于三苗，四方巡狩，教化修好各周边氏族。也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和”。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舜在接受禅让的时候，“肆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10］。舜使禹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禹“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朝”。舜使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1］。“和”也体现了舜的人格理想：“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12］“和”还体现了舜的艺术审美理想。“和”是一个象形字，本义为乐器，后引申为和声之义。《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韵，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之说。综合起来看，舜就是希望通过艺术之“和”的熏陶，实现个人人格心理之“和”，最终达到“神人以和”的至高境界，实现所有内外关系的“和”。舜之所以能够得天下，也正是由于“和”。“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与之。……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13］

在先古圣王中，黄帝大战炎帝，黄帝炎帝大战蚩尤，他们都是战争攻伐的象征。禹虽然是舜的接班人，但也重攻伐：“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14］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15］高阳、高辛的事迹为人所知的不是太多。因而，和舜一样求“和”的似乎只有尧。《尚书·尧典》称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史记》同样认为，尧“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所以，在古代，人们经常尧舜并举。不过，尧在实现“和”上很明显地比不上舜：洪水泛滥而不能治，四凶作恶而不能去，三苗为乱而不能迁，“八恺”、“八元”世济其美，而不能举。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到了大舜的手里，才处理妥当的。所以，我们认为，“和”是舜最突出、最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特征。把握了“和”，也就把握了舜的精神实质。

二

为实现“和”，舜特别重视礼义教化。“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16］关于“五教”，《孟子·藤文公上》中有很具体的记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左传·文公十八年》中也说得很清楚：“舜臣尧……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所以，孟子明确指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17］刘向也曾称赞舜“大圣至孝道所神明矣”［18］。舜施行五教，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加强以孝悌为核心的个人道德修养。《尚书·尧典》认为“德自舜明”，《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都是有根据的。我们认为，五教所提到虽然仅仅是家庭关系，但其意义却远远不限于家庭建设。恩格斯指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19］而且与西方不同，中国最早的国家机关不是打破氏族组织后才建立的，相反，它是利用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建立起来的。因此，统治阶级按照血缘关系来分配财产与权利，被统治阶级也保留着聚族而居的形式。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冲破，反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建立在家庭关系之上的孝悌之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舜“以孝烝烝，�Р桓窦椤辈拍艿玫剿脑赖木偌鲇胍⒌纳褪叮�才有资格治理天下。据《尚书》记载，三代的统治者往往把这些源自家庭关系的美德和天神的旨意联系起来，认为违反了它，就违反了天意，就不可能得到上天的福佑。《周易》指出：“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20］孟子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21］。《礼记·表记》也十分清楚地论述了孝悌之道和治理天下的关系：“《诗》云，剀弟君子，民之父母。剀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严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舜帝“五教”思想继承、阐释和发挥。

舜的事迹告诉我们，个人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这些家庭关系规范，完全是无条件的。双方中任何一方严重违反这些规范，都不能作为另一方不遵守这些规范的理由。受侵害的一方，必须忍让，也只有忍让。因为一旦引起争端，就失去了“和”。舜就是忍让的典范。他在顽父、嚚母、傲弟面前，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瞽叟与象纵火焚廪，下土实井，多次谋杀舜，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还将“让”这一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广泛地运用到了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之人皆不苦窳。”［22］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有苗不服，舜行德以待之，不行攻伐。舜使禹治水，不堵不围不截，给水让出一条流入大海的通道。尧舜多次禅让帝位；尧让位给舜，舜让于德，不怿。此外，与舜相关的历史记载中，也有多处提到了让，如“伯夷主礼，上下咸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23］“……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虞宾在位，群后德让”［24］等等。可以说，舜在一切的进攻和挑衅面前，所采取的回应方式都是让；在先古圣王中，舜最具个性的行事方式，理政方式也就是让。

因为崇尚让，所以，舜强调做人不能一味地刚强，而要有柔的一面；主政也不能一味地苛猛，而要在宽。值得注意的是，在舜那里，让并不意味着弱，也不意味着退。相反，它是一种独特的进取方式。舜在家庭生活中忍气吞声，并不是软弱、畏惧，也不是没有成年，不能自谋生路，而是为了最终使亲人感化，过上和睦的家庭生活。对于尧的禅让，舜开始时让于德，弗嗣，并不是不想参与政治，而是为了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对泛滥的洪水，舜不堵不塞不围，也并不是不想治水，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科学的治水方式。三苗不服，尧多次征伐无功而返，舜示之以德，也不是在民族危机的关头退缩，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从结果来看，舜的让没有一次是失败的，它以全面的胜利说明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取胜方式。仅就氏族关系来看，舜主让的效果，远远好于尧、禹之攻伐，最后他“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令，而移风易俗”［25］。完全实现了“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的理想目标［26］。

不少古代文献载有舜歌南风的事迹，如“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7］；“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28］；“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29］。另外《孔子家语》、《尸子》、《礼记》、《史记》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所谓《南风》之诗，司马迁云：“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咏其生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30］南风清新柔和，于无生无息中让万物有序地生长，正是舜以礼教人，以德化人，以柔处世的最好象征物。

三

陈来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气质是在西周时定型的，它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四个方面。［31］我们认为，陈先生显然没有弄清重孝、亲人、贵民、崇德这四个方面都还只是个体行为的某些规范，都还不是目的。统治者之所以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范，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实现“和”。当然，其源头也不在西周，而要更远地追溯到舜。从先秦开始，古代学者动辄称尧舜以来，而很少有人说自西周以来。孔子述而不作，所述的也是尧舜而非西周。从现行的材料来看，包括西周在内的三代时期，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东西，而仅仅是继承了舜的基本精神而已。

丰富发展舜的思想，使它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应该是先秦。先秦诸子言必称尧舜，几乎所有的文化元典，都曾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解说了舜。老子贵柔、守雌、不争。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他教人们学习水的品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指出由于水不争，“故万物莫能与之争”，“夫唯不争，故无忧”［33］。他认为过分争名、争利、争得，就会导致相反的恶果：“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4］他要求人“知其雄，守其雌”达到复归于婴儿的人生境界。老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舜，但所有这些思想，在我们看来，都是对“让”的丰富与发展，其基本精神完全来源于舜。

儒家所崇尚的仁义，所宣扬的王道，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是“五教”思想的直接翻版，兹不赘述。儒家特别重视礼，像孔子，毕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复礼”，他要求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5］。我们认为，儒家的礼也与舜有着直接的关系。李亚农先生认为，礼的社会功能包括：(一)防止氏族成员的不和睦；(二)防止争利忘义；(三)防止淫佚而乱族；(四)防止同姓婚姻；(五)防止不孝；(六)防止不敬老；(七)防止阶级的混乱；(八)防止以下犯上；(九)防止叛乱；(十)防止弑君。［36］这十条，内容非常之丰富，但联系《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的句子来理解，我们认为，其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和”，而且只能是“和”。儒家的理想社会，众所周知是大同，大同，从本质上看，也就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其典范正是舜所统治下的远古社会。

墨者亦尚尧舜之道。墨子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请将欲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当若尚同之不可之不察，此之本也。”［37］这里的尚同，在我们看来，也不外乎是社会各方面，各阶层思想行动的协调，也就是“和”。从尚同出发，墨子主张兼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38］主张节用、节葬、非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为了控制统治者无休无止的欲望，以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全面维持社会的“和”。

韩非子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五者，人臣弑其君也”［39］。“今舜以贤而取君之国……瞽叟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舜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义，不可谓明。”［40］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并没有否定舜。综观他的全部著述，我们认为，他对舜还是很崇拜的。他持这种观点，完全是出于他人性恶的哲学思想。众所周知，韩非子坚持人性恶，是为了说明法治的必要性。当然，实行法治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家庭与社会的“和”。所以，韩非子的基本精神同样源自于舜。

另外，《周易》也崇“和”，《乾》里面就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的句子。晏婴、医和、子产、季札、单穆公、伶州鸠、师旷等思想家、政治家、乐师等也都曾提出过“和”的理想。可以说，先秦诸子虽然哲学思想，政治立场，人性观点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他们在深受舜帝思想的影响上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所接受、所发挥的是舜帝思想的不同方面罢了。就连专门研究战争的孙子，竟然也崇尚“和”，在孙子那里，战争仅仅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41］值得注意的还有《国语·郑语》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它把“和”与同区别开来，认为“和”是多样化的统一，是矛盾的协调，是创造的源泉。而千篇一律的同则缺乏时机与活力。这样，经过先秦诸子的共同努力，“和”终于成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传统，从而给此后整个的中国历史和所有的中国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四

卡迪纳说过，每一种文化都是以不同的生活目的与价值为其特点的。并且指出，西方社会的基本人格在四至五千年前形成以后，一直保存了下来，极少变化，而且还在通过儿童一代又一代地复制下去。［42］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也是如此。舜帝的文化精神出现以后，笼罩了三代，笼罩了先秦诸子，进而也笼罩了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通观舜以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人的人格精神、社会心理与文艺作品中，我们都能轻易地找出舜的影子。可以说，舜对中国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是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找出了舜，也就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总根子。

几千年来，“和”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与艺术审美理想。个人无论是从政，是经商，是耕种，还是进行别的种种活动，都要讲究“和”。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谓政通人和，所谓和气生财，所谓家和万事兴，所谓夫妻一心、其利断金等等，其价值取向无不如此。中国的艺术，无论是音乐，是建筑，是绘画，是诗歌，还是其他种种形式，“和”都是最高的审美境界。所谓天人合一、所谓物我两忘，所谓自然、所谓情景交融等等，其价值取向也无不如此。中国人历来就爱好和平，中国人所崇尚的“武”，仅仅限于止戈，即制止、平息战争与争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人决不想付诸战争。不少统治者宁愿向蛮夷之人称儿、称臣，和亲纳贡，也不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虽然自己的人口比对方多，经济、文化也远要比对方发达。中国人在一起经常打嘴仗，而很少发生流血冲突。打嘴仗所解决的也就是谁破坏了“和”，谁更不道德这一类问题。中国文学中，随处可见反对兵役，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表现边塞生活艰苦的诗篇。即使统治者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而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还往往是文人们批判的对象。在中国，武士历来都是没有地位的。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武士在战争中立下很大的功劳，往往也会因种种可笑的理由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在中国，即使是有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像陆游那样一心一意想立功边关的人永远是极少数。

尚让、贵柔、守雌，使得中国人越来越文弱。贺麟先生指出，儒者素来就是懦弱的象征，“儒”字本身就含有“懦”的意思。一般人一听到武就会联想到野蛮、横暴、动武、行凶、兵灾、匪祸，暴君、专制、恶魔、霸王等等［43］。彭迈克也看到了，“许多中国人很早就学会‘忍气吞声’，因为他们了解，离开他们的家庭和婚姻就无法生活”［44］。辜鸿铭也曾认为，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和残暴，是温良的、被驯化了的动物［45］。桑原骘藏甚至将文弱与保守看成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而且他认为，这一点早已广为人知，根本就用不着多加说明［46］。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理想人物往往都是文弱书生。无论是长相方面的眉清目秀，皓齿丹唇，美妙风流，思想情感方面的多愁善感，细腻委婉，还是行为方式上的好起誓，好哭泣，好自责等无不带有严重的女性化趋势。中国人的阳刚之气，中国人的血性，中国人的殊死战斗精神，中国人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似乎都在一个“和”字下消磨得所剩无几了。所以，众所周知，林语堂干脆就认为，中国是一个女性化的国家。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强调道德，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中，中国人都是最强调道德的，中国人所崇拜的英雄都是道德英雄。即使是在宣扬侠义之道的作品中，最高的领袖都还是品德高尚的人，如宋江、如刘备，其次是有计谋的人如吴用，如诸葛亮，最后才轮到上阵杀敌的猛将，如李逵、如张飞。自唐以来，中国人道德观念在不断的强化，最后竟沦落成了束缚人性，残害人情罪魁祸首。成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猛烈批判的标靶。礼本来是用来调整、规范人际关系的，发展到后来，也逐渐成了徒具形式的空壳，成了可笑的繁文缛节。中国人一直强调人际关系的处理，而不注重发展艺术、宗教和科学。中国人一直强调内在的人格修养，而对外在的客观事务不够关心，而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地强化。宋明理学，就曾被人讥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更是成了一无实际用处的内省之学。与实际生活，与活生生的人生离得越来越远。

综上所述，舜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心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当然，这里的舜，已不完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在经过无数思想家、理论家净化，美化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他早已经蜕化成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圣王先帝。舜的事迹究竟有几分史实，几分虚构，哪是史实，哪是虚构，几千年前人们就有些模糊不清了。今天，我们要想彻底弄清楚，确实非常困难。《韩非子》一书多处谈到舜，但韩非子仍然认为，舜的事迹很难弄清楚。“殷周七百有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愚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47］他的观点，我们虽然无法完全赞同，但也不是毫无道理。舜，这个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无数烙印先祖，这个曾经被我们无端冷落了无数年的超级巨人，现在，我们还能不认真地面对他吗?

注释：

［1］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第230页。

［2］［3］［4］［6］［10］［11］［22］［23］《史记·五帝本纪》。

［5］［8］［12］［16］［26］《尚书·尧典》。

［7］《韩非子·难一》。

［9］《吕览·慎人》。

［13］《孟子·万章上》。

［14］《吕氏春秋·尚德》。

［15］《韩诗外传》卷三。

［17］《孟子·告子下》。

［18］《孝子传》。

［19］《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4页。

［20］《易·家人卦》。

［21］《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24］《尚书·皋陶谟》。

［25］《淮南子·原道训》。

［27］《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28］《新语·无为》。

［29］《淮南子·泰族训》。

［30］《史记·乐书》。

［31］《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7页。

［32］［33］［34］《老子》第七十六章、笫八章、第四十四章。

［35］《论语·颜渊》。

［36］《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46页。

［37］《墨子·尚同》。

［38］《墨子·兼爱上》。

［39］《韩非子·说疑篇》。

［40］《韩非子·忠孝篇》。

［41］《孙子·谋攻》。

［42］《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6~7页。

［43］《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279页。

［44］彭迈克著，杨德译：《难以捉磨的中国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页。

［45］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26页。

［46］何兆武、柳卸林编：《中国印象》(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47］《韩非子·显学》。

（《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河南姚树江

和为贵、忍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