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明德”与当代“德识”

闽南姚斌

舜帝“明德”与当代“德识”

——兼谈《大学》“三纲”的语境转换

何红斌 王田葵

道德作为人类的精神自律，是人的自由意志及主观能动性充分展现的产物。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只有实现社会整体道德自觉性的提高，并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才有价值。而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社会成员道德认识水平的提高。

道德认识是一个由道德感知、道德思维、道德信念、道德智慧等环节组成的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把握本国核心传统道德价值尺度对当代道德价值的渗透积淀和转化尤为重要。

《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舜帝是中国德治文明的开创者地位。从儒学的形成看，它与舜帝“德治”的紧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儒学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的需要，在总结舜帝“明德”实践基础上建立的宗法伦理道德体系。对这个道德体系作出纲领性总结的是《大学》。《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把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也”，“大学之道”是对舜帝“明德”的最完整的归纳，它建立了“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以这个道德体系为观察点，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它的三重语境转换：从修德的内向性认识注重学习、加强修养，对于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从修德的重民性认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从修德的理想性认识“天下为公”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从修德的起点认识道德的内向性

“三纲”第一纲是“明明德”。周代人的“德”观念不同于今天的“道德”，它涵盖了古代圣贤的政治行为和个性品德。儒家把“德”逐渐缩小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明明德”，第一个“明”字是动词，明察，即透彻认知之意；第二个“明”字是形容词，完美也。“明明德”即透彻认知完美的道德。儒家认为，修德要从提高主体道德认知水平开始。换言之，主体能否有道德修为的良知、欲望、自觉性，这是社会成员能否成为有道德的人的起点。朱熹对此作了权威的解释：“明德者，人之所以得乎明，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因“气禀所拘，人欲所敬，则有时也昏”(《大学章句》)。朱熹的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明德”的内涵是人本来所具有的，是一种先验的理解万事万物的良知状态；二是明德难，难在被个人气质或欲望所阻扼。这样一来，明明德就成为道德主体通过学习、修为的努力恢复本性的过程。因此，《大学》一开始便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曾说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里涉及一个“成仁”、“得仁”的起点问题。孔子认为，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全在自身努力，并不取决于别人。孟子也说，只有重视“修身”，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

由此可见，舜帝“明德”，注重的是人的内向度的道德修为，出发点是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有了这种欲望，就能尽心知性，回复人的向善本性。儒家“修身”为本的思想为我国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一个人有自我修为的自觉要求，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把道德对象纳入所谓“无物非我”、“天人合一”的同一之中，他就会把握道德发展的必然性，形成主体的观念、信念和理想，培养主体健全的道德人格。

主体健全道德人格的修行、修养集中体现在学习和自律两个方面。对于今天的社会成员来说，道德修养的最基本的途径是学习。儒家称为“格物”“致知”。所谓“格物”就是指对自然外界进行研究的意思。“格物”、“致知”紧密相连，层层递进，“格物”的逻辑结果是获得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理性认识，这也是“致知”的内在含义。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人类文明成果月新日异。只有“格物”，不断学习，才会“穷至事物之理”，逐渐认识客观世界也认识主观世界，从而提高社会成员整体的道德素质。修行、修养的另一表现方式是提高主体的道德自律。《大学》把自律列入“八目”中的“诚意”、“正心”两目。所谓“正心”，就是摈弃外界干挠、不良情绪的影响，使“心”能正常发挥分辨事理的功能。一句话，就是要专心致志。“诚意”儒家称为“慎独”，即一个人在闲居独处，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品行检点，自我反省，自觉进行实践性道德修为。诚不诚，欺不欺，虽然发于内心，但必然见之于道德实践。“慎独”对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自律和道德自律尤为重要。一个领导者能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诚其意，致其知，就能拒腐防变，做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而对于广大社会成员来说，“慎独”也是必要的。一个人时时注意加强自我修养，在日常行为中才能独善其身，表里如一。

从修德的途径认识道德的重民性

《大学》第二纲是“在新民”。朱熹这样解释：“新者，革其旧之谓也。”“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大学章句》)“新民”的核心是“重民”。鼓舞民众的志气，振奋民众的精神，称为“在新民”。这是强调个体内在道德修为如何运用到群体的外用之道。换言之，就是把修身的途径定位在“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大业上。

中国古典儒家继承了舜帝的爱民，重民观。舜帝一生经历了由注重“修己”而至“内圣”，由注重“治人”而至“外王”的“德化”过程。因此，儒家把舜帝看成千古“内圣外王”之典范。舜帝二十以孝闻，之后历经农耕、渔业、制陶、经商等社会实践，均以勤劳守信、乐于助人而名播天下。舜摄政后，不辞辛劳巡行祭祀四岳，制定刑法，惩除四凶，举用贤能，一生勤政爱民而鞠躬尽瘁。四海之内，咸载帝功，开创了中华“德治”政治的极盛时代。

古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用之道的价值原点正是来之于舜帝爱民、重民观。《大学》说：“尧舜帅天下以仁。”孔子回答樊迟问什么叫仁时也说仁者“爱人”。自春秋以降，中国儒家道德文化弹奏的是一曲爱民、重民的交响曲。从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宋代朱熹真诚希望朝廷“爱民如子”(《朱子公文集》卷九十九)，能“认百姓是自家的百姓”，懂得“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朱子语类》卷一○八)；从王阳明大胆提出“良知良能，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卷二)的平等思想，到明代黄宗羲勇敢批判专制制度及其最高统治者皇帝，认为皇帝凭借“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的权力，“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天下看做自家“莫大之产业”，“囊中之私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君》)；从孙中山的在中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思想，到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和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国四千多年经历过漫长的以爱民、重民为主要内容的“德治”文化承继与发展的轨迹。在现实生活中，重民观凝结成时代特有的价值模式，这就是“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种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既反对见利忘义、重利轻义的思想和行为，又反对离利谈义、重义轻利的道德说教，从而把道义的价值和功利的价值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以义促利，义利互动互促、并举共进的优化结构；而且有利于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国家和人民利益首要性和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充分性的统一。爱民、重民观念也能帮助我们懂得，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这一断言，涵盖了如下两个广“义”之所在：一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义”之所在，公民个人必须将其摆在首要位置，树立服务人民，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和义务心；二是公民个人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尊重公民合法利益的充分性所要求的则是国家公务员应当努力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为人民谋利益是自己的最高职责和义务。上述两个“义”，虽然主客关系不同，但其内涵都是为人民利益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爱民”、“重民”道德价值原则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原点。只有这个价值原点能真正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首要性同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充分性有机统一起来。

从修德的目标认识道德的理想性

三纲的第三纲是“止于至善”。“止”不是停止，而是终极目标，一种追求真、善、美的终极理想境界。“至善”作为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既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体的行为规定。朱熹注解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大学章句》)如果把道德分为不德、道德、美德三层次的话，“至善”属于美德的范畴。它是“明明德”、“亲民”二纲领发展的最终归宿。

从“尧舜帅天下以仁”(《大学·治国章》)来看，孔孟一般把“仁”看成是“至善”的一种美德。“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十七章)意思是，舜可算是一位大孝子了!论品德，可说是圣人；论尊贵，做到了天子的份上；他的财富拥有整个天下，死后还建有宗庙祭祀他，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事业。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朱子《集注》)。这里的“礼”指“礼制”，一种克服“私欲”而复归“仁”的“公”。“公”与“仁”同质同构。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公”的境界，才叫真正回归人的本性，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舜帝一生通过“修身”、“新民”，最后达到了“至善”的境界。儒家认为舜帝做到“内圣外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自强不息，从善如流的结果。郭店楚简里记载的古典儒学，是把舜帝当做宇宙道德的典范。简文中多处提到“善”是可追求的。一个人通过追求达到善，再经过学习达到“信”，最后达到“美”、“大”的境界，这是一个“无物非我”、“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当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因此，《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礼记·大同》是另一篇记载舜帝道德境界的文献。《大同》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向来被当做中国乌托邦思想的集中体现。但“天下为公”的“美德”内涵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爱民主义与爱国主义。从道德认识视角看，“天下为公”与自强不息是舜帝精神的概括，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高境界的概括。前者体现了中国人不绝如缕的道德信念和理想，后者体现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奋发有为的道德精神。二者构成了舜帝所具有的“圣王”合一的“至善”精神境界，也就是道德完善的境界。

道德认识的目的在于丰富人的知识，增加人的阅历，形成人的信念，正确引导人追求道德理想，实现自我的道德完善；在认同、接受、履行社会道德规范时提高自觉性，减少社会道德个体化的阻耗；引导人们反思道德行为，指导道德实践。我们把道德和美德看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道德层次就是当代被很多人所认同的一种道德认识。作为圣贤，不仅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个有道德(善)的人，而且还是一位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有美德(至善)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歌颂“至善”，追求“至善”并或多或少有过“至善”的行为。但道德与美德是有差别的。“道德”与义务相联系，是以一定的权利为标尺而制定的准则和规范，因而是一种应当；“美德”则不与义务相联系，是对义务的超越。当一个人不享有某种权利，而做出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时，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一种对道德义务的承担，而应该看做是高尚的奉献。这时，他的行为就有了美德的价值。要求所有的公民都有美德，那是不切实际的。无限提高道德评判的标准，将道德义务的有限性无限化，使大家处在负疚感的状态下，不利于“德治”的推行。但是，忽视美德理想的道德价值力量，又会使道德主体目光短浅，不利于道德境界的追求和提升。因此，道德与美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道德”是“美德”的基础，“美德”是“道德”的终极目标，二者配合构成了道德的现实可能性和道德的理想性的辩证统一。当然，道德会随着社会生产交换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发展和变化。过去少数人的美德行为，今天可能看成大多数人的道德行为；今天属于倡导美德的行为，将来也许成了人人自觉遵守的社会公德行为。

明乎此，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天下为公”这一“美德”境界，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不同方面来践履和表现出来的?例如，从爱民主义看，“为人民服务”是“爱民主义”最简明透彻的表述，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现实性。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廉洁奉公是为人民服务；干一行，爱一行，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热心公益，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扶贫济困是为人民服务；即使是私营企业主，只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勤实守信，注重质量也是为人民服务。从“爱国主义”看，爱国精神总是具体反映在每个人的言行中是否具有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责任心和义务感。而大多数情况总是与爱家乡、爱人民、爱集体这些集体主义相联系。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又层层递进的内涵：一是集体利益的权威性和首要性；二是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三是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性和协调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国主义”，就属于人人可修为的道德范畴。把“爱国主义”弘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现“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领导是“人民的公仆”，国法是“天下之法”，乃至博爱、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全球性的价值原则；绝大多数人富有关爱人的环境和生命，热爱和平、反对恐怖和邪恶这些人类文明的良知，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理所当然属于人们目前正在追求的理想的范畴了。

（选自《德治理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