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授先于我的“垣坦之辨”

pszyyao

中医教授先于我的“垣坦之辨”

2013-06-25

中医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崔为（1965～），女，吉林长春市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文献。”

崔为教授与同事王姝琛，于2006年9月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发表了文章《姚僧垣与集验方》，文章开头部分“姚僧垣  姚僧坦  姚大夫” 是：

姚僧垣（498～583），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名医。他一生经历了齐、梁、北周、隋4个朝代，9位皇帝，在梁、北周、隋3朝先后担任22个官职，但使他名垂青史的还是那部《集验方》。

姚僧垣，在日本学者丹波元胤所撰《中国医籍考》中被引作姚僧坦。而医籍考是引述《太平御览》中北史的文字。北史与南史均写作“姚僧坦”，只有周书写作“姚僧垣”。“垣”与“坦”之差一横，当是传写之误。今考姚僧垣，字法卫，垣，墙也，与“卫”义合。当以《周书　　姚僧垣》所记为正。在南北朝，佛教盛极一时。许多人名中带有“僧”字，例如：梁朝平定侯景之乱的著名将军王僧辩，以及胡僧祐、左僧庆、吕僧珍、朱僧勇、文僧明、元法僧、王僧贵等。佛教言必称法，所以“僧”与“法”语意相关。

                                         （见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Vol22，No3，2006.9.：P3～4）

这不正是“是姚僧垣，不是姚僧坦”论吗？上列之论实质是“垣坦之辨”， 先我5年矣。只是，我与她们讨论的目的、出发点、论据有所不同，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同。

不知崔为教授她们原先是否知悉“垣坦之差异”是个古已有之的复杂版本问题。虽然“垣”与“坦”之差确是一横，也有可能是传写或刻版之误，但是讲“以《周书　　姚僧垣》所记为正”，未免讲得轻松，为什么以《周书　姚僧垣》所记为正呢？缺乏论证。

崔为从名与字的同义相关惯例说明应当是“僧垣”而不是“僧坦”：名“僧垣”与字“法卫”合例（合理），与“法卫”不合例（不合理），有道理。

这使我想起湖北仙桃市文博副研究员姚高才先生，先生原先与我一样称为“姚僧垣”，后来“觉得不对劲，于是稍加考证”后，便改称“姚僧坦”，并告诫我《不要忘记祖先姚僧坦——给姚钟尧先生的公开信》。他的一个理由是：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用“僧”取名者甚多，仅《梁书》中就有 5人，如王僧孺、胡僧佑等。用坦作名者，也不乏其人，如南朝刘坦，宋代姚坦。僧坦公一家三代，信仰佛教，史书可证，菩提公、姚察公信佛心诚。僧坦公，以医行世，良善为本，一颗佛心，胸怀坦荡，遇事坦然自若，这就是取名“僧坦”之本义。

                                （见  姚高才，说说姚僧坦，姚网）

高才先生的推测也有道理。两相比，“僧垣-法卫”与“僧坦”，哪个更合理？但无论如何，崔为教授和高才先生的推测，都应听听，却都不是直接的证据。

在与姚高才先生的“垣坦之辩（辨）”中，我已列出了共和国-民国-清-明-南宋-唐等时代有关的墓志铭、史书、族谱、书籍、辞典、文章类支持“是姚僧垣”的诸多论据，其中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是：咸亨元年十一月十日《大唐故右监门卫大将军上柱国赠凉州都督清河恭公斛斯府君之墓志铭并序》（西安昭陵博物馆藏石），其中有关斛斯君夫人的一段文字是：

“夫人吴兴郡君，吴兴姚氏，即周上开府仪同三司、长寿公僧垣之曾孙，隋蜀王司马最之孙，秘书学士俭之女也。”

这是“是姚僧垣，不是姚僧坦”的文献证据和物质证据！其时咸亨元年，即唐高宗庚午（公元670），其时离书撰陈梁二书的姚思廉（557～637）去世仅仅43年。

这一证据是不是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