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安乐寺姚波

姓氏略考－姚姓－历史名人
历史名人：

姚戈仲：(公元287～352年待考)，羌族；南安赤亭人(今甘肃陇西)。著名西晋羌族部落首领，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国的奠基人。

据史籍《晋书》记载，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羌族首领戈仲，本是汉朝西羌烧当氏的后人，他自称是帝舜的后代，故而改姓姚，称姚戈仲。

在姚戈仲的后裔子孙中，皆以首领之改为姓氏，称姚氏，世代相传至今。

在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姚戈仲率领他的羌族部落从赤亭(今甘肃成县)迁到榆眉(今陕西千阳)，后赵时期曾被石虎强行徙至关中地区。

晋明帝司马绍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姚戈仲被晋明帝任命为西羌大都督，率羌众数万居于清河地区(今山东临清)，先后投靠前赵、后赵。后赵君主石虎执政时期，率部属迁发达地区清河(今山东临清东)，被任为冠军大将军。

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五年(后赵石虎太宁元年，公元349年)，姚戈仲率部镇压了梁犊领导的起义军。后赵政权灭亡后，姚戈仲降晋，被晋穆帝任命为车骑大将军、大单于，晋封高陵郡公。

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姚戈仲病逝，其第五子姚襄代领部众。

姚昙度：(生卒年待考)，乌程人。著名南朝齐国画家。

专工绮罗屏帐，其所画神鬼一类，在当时尤称绝妙。

姚僧垣、姚　察、姚　最：(生卒年待考)，吴兴郡武康人。

父姚僧垣为北周著名医学家，有《集验方》、《行记》行世。

长子姚察历仕梁、陈、隋三朝，历任高级行政官员，以廉洁闻名。

次子姚最，继谢赫完成《续书品》，凡所论断，出以俪诗，气体雅博。

姚思廉：(生卒年待考)，江苏吴兴人，后迁入关中。著名唐初史学家。

编纂有《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

他的孙子姚寿博涉经史，育才辩，武则天时期他任地官尚书。姚寿之弟姚班自幼聪明好学，官至户部尚书，亦善经史，撰有《汉书绍卷》四十卷，惜已失传。

安乐寺姚波

姚　崇：(公元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人(今河南三门峡)。著名唐初政治家。

姚崇出身于官僚家庭。他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

武则天执政时期，姚崇先任夏官郎中，时契丹入侵，军机事务繁忙，姚崇对军机文书分析透彻，处理得井井有条，武则天认为他是奇才，提拔他为夏官侍郎。

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由于狄仁杰推荐他为宰相，武则天任命他为同平章事，又委以相王府长史。同年七月，武则天又让他兼夏官尚书事。姚崇明智地上奏说：“臣事相王(武则天之子，后为睿宗)，不宜任兵部尚书典兵马，臣倒不怕死，但恐对相王无益。”女皇武则天也觉得亲王属官掌兵部确实不当，但还是坚持让他改兼春官尚书。不久，突厥入侵，武则天任命他为灵武道安扶大吏，防卫突厥。

姚崇第一次出任宰相是在五十岁左右，他对因告密诬陷而制造的几起冤案不满，直言不讳地向武则天提出批评，受到赐银的奖励。

唐睿宗即位后，立李隆基为太子。姚崇第二次出任宰相。当时太平公主参与朝政，宰相奏事，都要先与太平公主和太子商议后，才奏皇帝。这就助长了太平公主的专横，也引起了太平公主与太子的争斗，太平公主极力想废掉太子独揽朝政，时朝中官员大都依附太平公主。姚崇身为宰相，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以削弱她的权力，但被贬职。

唐玄宗即位时，姚崇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唐玄宗知道他曾两任宰相职务，办事干练，经验丰富，因此不顾宰相张说的反对，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把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擢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任中书令。姚崇善于变通，实有兴利除弊，革旧鼎新思想。鉴于当时的弊政，他在任宰相前，向唐玄宗建言“十事”，让皇帝答应，否则就不肯奉诏就职。玄宗不知哪十件事，便让姚崇一一讲出来。

姚崇说：“自从垂拱(公元685年)以来，朝廷都以严峻的刑法治理天下。臣请求陛下实行宽平的仁政，可以吗？”

唐玄宗说：“这正合我的心意。”

姚崇问：“朝廷在青海败师，既不感到痛心，又不后悔。臣请求三十年不贪求边功，可以吗？”

唐玄宗满口答应。

姚崇问：“自武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常常用宦官传达诏命，宦官成了朝廷的喉舌。臣请求宦官不干预政事，可以吗？”

唐玄宗不加思索地说：“这件事朕考虑已久了，可以。”

姚崇再问：“以武氏诸亲窃据权要，继之以韦庶人(指韦后，因她被杀后废为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专权用事，选官杂乱无章。臣请求以后皇帝国戚不任台、省官，凡事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一概罢免，可以吗？”

唐玄宗回答：“这是朕的夙愿。”姚崇又问道：“过去近亲宠臣触犯了刑法，都因皇帝的恩宠而免于处分。臣请求今后以法处治，可以吗？”

姚崇问：“近因皇戚贵族向皇帝贡送财物以取媚，朝官和地方官也都效法。臣请求除租、庸、赋之外，一概杜绝，可以吗？”

唐玄宗答：“朕愿意这样做。”

姚崇问道：“武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又造金仙、玉真二观，费资百万，劳民伤财。臣请求今后不再建僧寺道观，可以吗？”

唐玄宗痛心地说：“朕每次见到这些寺观，就深感不安，怎么会再建造呢？”

姚崇问：“先朝皇帝轻视大臣，有时横加凌侮。臣请求陛下对大臣以礼相待，可以吗？”

唐玄宗答曰：“本来就应该这样，有何不可。”

姚崇问：“从燕钦融、韦月将因直言被害，谏官畏罪不敢谏诤。臣请求今后臣下都可以触龙鳞、犯忌讳，畅所欲言，可以吗？”

唐玄宗答：“朕不但能容忍，还能接受。”

姚崇最后问道：“汉朝时吕禄、吕产几乎复灭西汉，窦宪、梁冀又乱了东汉，外戚干政，在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将此事书之史书，把不许外戚专权作为万代的法准，可以吗？”

这话正中唐玄宗痛处，听后不禁潸然泪下，过了好久，才沉痛地说：“这件事真是令人铭心刻骨，难以忘怀呀。”

对于姚崇的奏请，唐玄宗都欣然应允。姚崇高兴地拜伏在地，三呼“万岁”，说：“这是陛下实行仁政的开始，是臣千载一遇之日，臣敢当辅弼，真是天下万幸。”(唐朝吴况《开元升平原》)于是，姚崇第三次出任宰相，辅佐唐玄宗治国。

这就是姚崇的著名“十事”，历数了自武则天末年以来的唐朝弊政，总结了历史上盛衰治乱的经验和教训，为开元施政的基本方针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相后他本人也在治国和革除弊端上做了许多事，消除了中央政权动乱的隐患，时人称誉他为“救时宰相”。

姚崇为相后，独当重任，军国庶务，多由他帮助裁决。有一次，姚崇为几个低级官员晋级的事去奏请玄宗，他一连奏了三次，玄宗却仰视殿宇，不予理睬。姚崇只好退出殿廷。玄宗的近侍高力士说：“陛下新总万机，宰相来奏事，应该当面表示可否，不理人家好吗？”玄宗却意味深长地说：“朕既任崇庶政策，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高力士把这话告之姚崇，姚崇很感动。唐玄宗信任宰相，放手让他们去做事，这样就调动了朝臣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君臣和衷共济，治理好天下。

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地区蝗虫成灾，许多地方庄稼受害。但农民很迷信，不敢得罪“神虫”，只在田边地头设祭，烧香膜拜，求飞蝗离去，结果蝗虫越来越多。州县官员也束手无策，便将此事报于朝廷。姚崇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动员人力灭蝗，他派御史任捕蝗使，分头到各地领着农民杀蝗。在他的部署下，各地采用“夜中设火，火边掘坑”的办法灭蝗，飞蝗扑入火中，便被烧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上表说：“消除天灾应以仁德为之，当初刘聪(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就除蝗不成而为害更甚。”姚崇给他写信说：“你说要以仁德救灾，是要对害虫讲仁德。有人还说，有德的守臣，蝗虫不入其境。请问你境内有没有蝗虫？如果坐视害虫食苗，忍而不救，由此造成灾年，不知为刺史的该不该负责？”倪若水只好带领官吏领着农民捕蝗，结果仅汴州一个州就扑获蝗虫十四万石(一石为六十升)，大大地减轻了灾害。由于姚崇的主持，终于避免了出现灾荒年代。

姚崇辅政，惩治不法之人，从不避皇帝。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依仗权势，横行不法，遭到御史的挖苦。唐玄宗有意宽免，姚崇却刚正不阿，坚持依法惩治，使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从此收敛。姚崇建议玄宗把掌管禁军的诸王改任地方长官，不掌军政大权，只享爵禄。他还劝告玄宗不要任用外戚做高官，把官高势盛功臣调往外任，这样就消除了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可能，巩固了唐玄宗一朝王权的统治。

姚崇还整顿吏治，对唐中宗时任用的“斜封官”(中宗时卖官，用斜封文书形式下达任职命令，因此当时称为斜封官)，姚崇一概免除他们的职务。他重用清廉的人为官。由于姚崇的整顿，当时吏治比较清明。此外，他还主张减免赋税，发展农业生产。姚崇还推荐宋璟为相，当时并称“姚宋”，由于二人为相，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姚崇在他四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清正廉洁，治世有方，为统治者提出了许多治国良策，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公元720年，唐玄宗授予他最高荣誉官衔三公，姚崇坚决辞退。

公元721年，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安乐寺姚波

姚　合：(公元779～846年)，姚崇曾孙；陕州硖石人(今河南三门峡)。著名唐朝诗人。

唐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住任武功尉。

姚合虽任武职，而喜文章，尤善作诗。在任期间，赋有五言律诗《武功县居诗》、《迎春》共四十二首，对武功人文、地理、风物、土情等各方面都作了讴歌，誉称姚武功，后升为秘书监。

所作诗篇多写个人日常生活和自然景色，喜为五律，刻意求工，颇类贾岛，故姚贾并称，其诗为宋江湖诗派所师法，有《姚少监诗集》、《极玄集》。

宋朝祥符八年(公元1015)，知县张及深慕姚武功为人，刻县居诗于石，置县署中。到治平间(公元1064—1067)，知县王颐因姚武功县居诗年久剥蚀，乃更以五体书重刻于石，并作了后记。

姚　麟：(生卒年待考)，五原人(今内蒙古包头)。著名宋朝都指挥使。

节度建雄、定武两地军政，用兵沉毅多奇策。有功不自夸，治军严明，声盖一时。

姚　燧：(公元1238～1313年)，字端甫，号牧庵；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迁居河南洛阳。著名元朝学者。

姚燧三岁丧父，随伯父姚枢居苏门，后被荐为秦王府文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著有《文集》五十卷，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内有词曲两卷，门人刘时中为其作《年谱》。

姚燧以散文见称。宋濂撰《元史》说他的文辞，闳肆豪刚，“有西汉风”。黄宗羲甚至说他的文“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称颂备至。

姚燧的散文含有较强的是非感。他在《送姚嗣辉序》中，说知识分子怀才未必得用，而《归来堂记》说他的朋友雷损之，为官三十年，“位止一令”。他“尝激之使委印而去”。

一年后，雷损之果然辞官归家，郊陶渊明归田园居，姚燧题雷损之的住宅曰《归来堂》，并写了一篇记，篇末说：“园宜以归来名，君试诵其辞，将不待人之劝激，自穷日力而归矣。”对当时官场有所不满，代人鸣不平。他在《序江汉先生事实》中说：“王师循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其斩刈首□，动以十亿计。”写出了元兵屠杀百姓的残酷，以及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姚燧的散文大部分是碑、铭、诏诰等应用文，文学趣味较少。但文章结构谨严，叙事简要，文笔常有变化，气势流畅，格高调古，颇为耐读。如《序牡丹》说洛阳、西安、燕京、郑州等地所植牡丹，品种繁多，株茎高低不同，花朵单复互异，其花大者广径八寸，有所谓千叶状元红者，尤为名贵。文字生动活泼。他的《书米元晖画山水》等简当古朴，的确改变了宋末轻浮纤弱的文风。

姚燧的诗，有些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如《萑苇叹》、《江溆渔舟图》、《发舟青神县》等，对劳动人民终日劳累，身受饥寒，赋予无限的同情。

姚燧的词，不如他的诗能够反映人民的苦难。他的〔江梅引〕《谢王子勉提刑送江梅》中写道："恨杀南溪调鼎手，恐迟暮，到而今，霜鬓催。"有点牢骚。此外他还写散曲，有一首〔阳春曲〕说"笔头风月时时过，眼底儿曹渐渐多。有人问我事如何？人海阔，无日不风波。"感慨甚深。

姚燧生长于元朝由盛而衰的时期，宦海浮沉，尝尽了政治风波中的滋味，此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不平现实。姚燧散曲中还有一些思妇词相当动人，如为人熟悉的小曲《寄征衣》中写："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实万难。"对封建社会中的妇女感情，描绘得十分真切。

安乐寺姚波

姚天福：(公元1229～1302年)，字君祥；绛州稷山人(今山西绛州)。著名元朝大臣。

姚天福之其父姚居实，属未出仕的读书人，因避兵乱曾到雁门寄居进士赵泰家，与其女结合生姚天福。

姚天福幼读《春秋》，深通大义，长及青年时，以过人才识被怀仁县推为县吏，不久被征召为县丞。

元至元初年(公元1264年)，丞相塔察尔出使北国途经怀仁，代州太守杨阔阔推荐姚天福才干，深受丞相赏识。

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元设御史台，塔察尔为御史大夫，任姚天福为架阁管勾兼狱丞。

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姚天福升任监察御史，进人当时最高政治集团。

在任监察御史时，姚天福刚毅正直，不畏强悍，多次奏揭权臣，颇为元世祖欣赏。一日，姚天福劾奏宰相阿合马不法行径，殿上群臣顿感震惊。忽必烈即召阿合马对质，姚天福当殿列其罪状，才念三条，忽必烈就说：“就此三条，已够斩首，何奈别余？”便当众赐姚天福为“巴尔思”，并以物重赏。对物姚天福坚辞不受道：“臣职居纠弹，惟负爵禄是惧，敢贪厚赏以重臣罪。”然，元世祖尽管对其很敬佩，但未罢阿合马职，给姚天福留下后患。

又大名府太守小甘浦，系元世祖宠臣，以打猎为名，抢夺民财，作恶多端，御史奉命查办，反被殴打而回。皇圣命姚天福办理时，其微服出访，索得实据，立捕小甘浦归案，后因传旨被释放。但小甘浦不思悔改，一日竟骑马于台门大骂御史，姚天福又将其逮捕，并从佩包中搜出行贿于侍御史安兀求免贿单。翌日，姚天福以赃据面君论罪，世祖却说“小甘浦虽犯死罪，我免他十死，你怎奈何？”姚天福力争：“他已犯下十七次死罪，你赦他十次，七死谁顶命？”忽必烈遂命斩首小甘浦，安兀被罢官。安兀罢官后，-次与大夫孛罗下棋，姚天福见后当众拉其说：“罪人也，岂敢与大夫并座!”众官失色而散。时御史台置两位大夫，遇事相互推诿，姚天福又以有“一蛇--首”之患力奏元世祖，以免纲纪无统。世祖召玉速贴木儿和孛罗二大夫商议，孛罗以年轻自退。

姚天福初任御史于北方巡察路过家里时，其母告诫说：“古称公而忘私，委质为臣，当罄所衷以塞其职，勿以未忘人为恤。俾吾追纵陵，母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姚天福也对至亲说：“监察责当言路有犯无隐，苟获谴乞，不为亲累”。有人把此话传广皇帝，世祖感叹曰：“巴尔思母子虽生今世，其义烈之言当于古人中求之。”

自姚天福奏揭阿合马后，阿合马视姚天福久在察院终是祸患，便乘世祖巡幸上郡大臣随驾北上的半路，突派兵马司率骑兵将姚天福捆绑大都(北京)，原想抄家搜其财宝，以贪处之，不料只搜出几升谷米。姚天福说：“宰相无旨相杀御史，岂想造反!”阿合马慌忙释绑，赔罪姚天福。

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世祖听信谗言，撤各道按察司，姚天福即向大夫玉速贴木儿进言：“是司之设，可广视听，虞非常，虑至深远，不但绳有司而已也。”大夫骇然，连夜人帝室内奏其言，世祖大悟，立又诏复各道按察司。此事引起权臣不满，降姚天福为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遂又起用为河东道提刑按察副史。时，北邑兵兴，转运烦急，河东民苦徭役，姚天福便劾执政失计，奏免其役，不久特授为中顺大夫治书侍御史。

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平江南，授姚天福为嘉议大夫淮西道按察使，铲除骚害百姓的兵将官吏。翌年，转任湖北道按察使，查办了省臣阿老凡丁贪军粮一万余石大案，尽管阿老凡丁免死在东宫见裕宗哭诉冤枉，但裕宗言：“是你罪有应得。”嗣后，贪官权贵对姚天福更为惊惧。

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姚天福任山北道按察使，时值大旱成灾，蝗虫遍地，饥民外逃，姚天福命开仓济民，度过难关。又当地人多以游牧为生，鲜知稼穑，姚天福便教其种田植树，使之生活日渐富裕，百姓感戴不尽，建祠刻碑。

元至元二十二年，姚天福升任刑部尚书，不久调任扬州路总管。

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复任淮西按察使。期间，姚天福很快逮捕淮西七名大盗，全杀头示众，并查获中书右丞宣慰使昂吉儿及子在淮西贪赃巨万的大案，抄其所有家私，淮西大治。

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姚天福任平阳总管，清理桑哥党徒。不久，转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以母病不就。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除真定路总管，妥善安排真定路驿傅所需，使之不害民。皇帝诏颂其制，为天下楷模。

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授江西行省参政，以病不就。

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授参知政事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畿甸大治。

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农历1月，姚天福病逝与大都，终年七十三岁，归葬于稷山南阳村祖莹，赠正奉大夫，追封平郡公，谥号忠肃。

姚天福时世后三十年，即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农历3月，元惠宗又为姚天福树神道碑一通，高四米，重十吨，诏命翰林学士虞集撰文，刻写姚天福五千言于碑上。此碑现存于稷山博物馆。

安乐寺姚波

姚长子：(公元？～1554年待考)，浙江会稽柯桥独山村人。著名明朝抗倭英雄。

姚长子因个高人称“长子”。

明朝时期，倭寇屡屡窜犯我东南沿海。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二百余名倭寇从诸暨流窜到绍兴柯桥，正在打稻的姚长子被擒。倭寇用藤条贯穿他的肘部，命他当向导去舟山。

长子便引倭寇背着州山方向，绕向四面临水的化人坛。化人坛有前后两桥与外界相连，长子伺机用方言告知村民：先拆前桥，等倭寇全部进坛，再拆后桥。敌人进坛方知中计，姚长子遂被惨杀。这时，绍兴府总兵俞大猷，会稽典史吴成器闻讯率兵赶到，将倭寇围困于孤坛之上，最后用计诱敌上船，将倭寇全部沉入河底。

后人为纪念这位“醢一人，活千万人”的英雄，将“化人坛”改名为“绝倭涂”。又将前后两桥改名为“得胜桥”和“万安桥”，并在此立祠祭祀，后祠毁。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绍兴地方政府改立纪念碑。

姚广孝：(公元1335～1418年)，字斯道，自号逃虚子；长洲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明朝初僧人、重臣。

姚广孝在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十四岁时出家为僧，法名道衍。

姚广孝工诗画，识阴阳数术之学，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与文学家宋濂、高启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

元至正二十三年于径山从遇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终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开国功臣刘秉忠，欲成开国建业之功。明初，因其故友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对洪武朝政治怀有强烈不满。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姚广孝以荐入选，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姚广孝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

朱棣在“靖难”称兵前，姚广孝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农历6月起兵前夕，姚广孝计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在靖难之役中，姚广孝留守北平。农历10月，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仍多赞谋帷幄，终使朱棣夺得皇位。

朱棣即位后，初授姚广孝官僧录司左善世，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再授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

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故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份，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即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

姚广孝的主要著作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等。

姚　范：(公元1702～1771年)，字巳铜，一字姜坞，又字南菁；安徽桐城人。著名清朝文学家。

性耿介。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清乾隆九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清乾隆十年，散馆，授编修，充三礼馆纂修官。后乞告归，逝世于家，终年七十岁。

姚范为学沈究遗经，综括精粹；每读书，辄著大要于卷端，词繁者，裁短幅纸书之，无虑数千百条。诗文不主家法，必达其意，绝去依傍，自成体势。

著有《援鹑堂笔记》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诗集》七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姚　鼐：(公元1731～1815年)，字姬传，姚范的侄子；安徽桐城人。著名清朝文学家。

姚鼐是清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他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辞官后主持江南紫阳、中山等书院。

工古文，与方苞等为“桐城派”代表，提倡唐宋古文传统，对清朝时期的经学、文学影响很大。

所著《登山泰山记》等山水文章，为后人称道。他与方苞、刘大槐创立了清朝散文重要流派即桐城派，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长达四十年，其治学以经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但他的主要成就在散文上。

著有《古文辞类纂》、《惜抱轩文集》、《诗集》、《竺集》等。

安乐寺姚波

姚文田：(公元1758～1827年)，字秋农，号海漪；浙江归安人(今浙江湖州)。著名清朝学者。

清乾隆癸酉由拔贡生领乡荐，召试，得内阁中书。

清嘉庆四年(公元1796年)己未科进士，以一甲一名状元及第，授职翰林院修撰，充国史馆、唐文馆纂修，会试总裁一，广东等省正副考官四，广东等省学政三。

累官祭酒、詹事、内阁学士，户、礼、兵诸部侍郎，左都御史，终礼部尚书。予谥文僖。享年七十。

姚文田生平以文章经术结主知，尝谓：“士或泥于古而戾于今，是迁儒之为也。”故其久督扰之任，宽州县之考，及急农桑、缓刑狱诸疏，当时多见施行。后善化贺氏复甄采以入《经世文编》。数十年来，学人盛谈考据，率尊汉诋宋，公独持议称：“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尧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诸儒而传。五代以后，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诸儒之力。至其所著之书，岂得无一误。惟文字小差，汉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为诟病。”然公持己端方，居官清慎，虽本宋儒，而博览群书，精于攻核，则一取汉儒为法。

既与严可均同撰《说文斠议》三十卷，《说文考异》三十卷；自著者尚有：《说文声系》三十卷，《古音谐》八卷，《四声易知录》四卷，均有裨于小学。其余《易原》一卷，《广陵事略》七卷，《邃雅堂学古录》七卷，《诗文集》十卷。兼通历算，有《春秋经传朔闰表》二卷。旁及天文、五行、杂占、医经，著书复若干种。

姚文田为官清正，他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曾多次出任省学政及乡试主考。每到一处，主持考试前，他都要在试院门口题这样一副对联。这实际是一篇简短的布告，告诫那些想搞小动作的人：“法律无情，不要抱侥幸的心理去自讨苦吃，在我这里是打不通任何关节的。”

他说到做到，所以考生们都不敢去找他走门路，也不敢胡来。这样他每次主持试事都能顺利进行。

安乐寺姚波

姚　莹：(公元1785～1853年)，姚鼐之孙，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著名清朝文学家。

从祖姚鼐，为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莹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中举，次年为进士。此后曾游幕广东，在福建、江苏任州县地方官。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台湾道任上，与镇将达洪阿协力同心保卫国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以知州分发四川。咸丰初年，奉旨赴广西赞理军务，先后任广西、湖南按察使。

姚莹从小好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中进士，次年招入粤督百龄幕府，当时海寇骚扰，日事招讨，因而得知海上事。

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任福建平和县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无论贫富，秉公断狱，漳人大悦，被誉称“闽吏第一”。

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春，调任台湾知县。

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任噶玛兰通判。在任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政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害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

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农历3月至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汤鹏等相交游，讲究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时政利病。

清道光十二～十四年间(公元1832～1834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

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以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农历闰4月，黄爵滋奏请严禁鸦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莹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瞆”，并会同台镇出告示严申禁烟，命营弁严加查拿，“有买卖鸦片者分别搜拿封毁”，“初犯者刑，再犯者死”，于是各地烟馆，纷纷关闭，一时鸦片几绝。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保持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

姚莹会商总兵达洪阿，对守卫台湾，采取“以守为攻，诱敌入境”策略，保固藩篱，“不御敌于港门之外”而“诱之登岸以取胜”。认真训练水师，严格选择将帅，积极修整炮台船只，添置轮船弹药，加强沿海巡逻、稽查，严防鸦片走私和偷渡。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农历6月，英舰闯入台湾鹿耳门外马鬃洋面挑衅，姚莹即令水师出击，英舰狼狈向西南大详逃窜。七月，他向闽浙总督邓廷桢提出募壮勇、练水勇、雇快船等七条防英急务。并且，亲自巡视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浅，查明船只炮位配备，进而制定台湾十七口设防图。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农历6月，英舰第二次进犯台湾，未能得逞。同年农历8月，英 舰“纳尔布达”号驶入鸡笼(基隆)，攻打二沙湾炮台，参将邱镇功发射八千斤巨炮，轰断其桅捍，英舰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英军纷纷落水，死者无数，有的凫水上岸，有的抢搭舢板逃生，官兵与壮勇结合，分头追击，击毙和俘虏英军一百六十六人，缴获新式大炮十门。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御，姚莹积极组织民力，即发谕示数百道，由各地耆壮，申约连庄，添练壮勇，“家自为守，人自为兵”，乡勇从原一万三千余人增至四万七千余人；并且，揭露英军野蛮逞凶罪状，遍加晓谕，“使人皆切齿，共奋同仇”，又颁发告示，实行信赏必罚，“如兵民奋勇破夷，凡所获夷船银货，悉与出力兵民充赏”，于是，“台湾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农历9月，英军攻陷定海后，借口索还上次战俘，于十三日凌晨，再到鸡笼窥伺，进攻二沙湾、三沙湾，受到当地军民还击，英舰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午时逃驶出口。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农历2月，英舰三只，进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莹不与其海上交锋，采取“计诱搁浅，设伏歼擒”战术，密示巡检高春如等，募渔民周梓伪装奸细，把敌舰“安因”号引入土地公港，触礁搁浅，即令该处伏兵奋力攻击，打死打伤英军六十人，汉奸五人，缴获大小铜铁炮十三门，鸟枪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后来，英军勾结草鸟船，侵扰台湾，又遭失败。同年农历7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与英军头目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英双方交换战俘。农历9月，璞鼎查在厦门发表文告，进行讹诈，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勾结穆彰阿危词恫吓，相继弹劾，充当侵略者帮凶，加罪姚、达，声称“该夷之欲求伸冤，尚非无端启衅”，“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⒂。

清道光皇帝在璞鼎查威胁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农历1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姚莹据理驳斥璞鼎查“遭风难民”谎言，他说：“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并且指出，“该夷捏称遭风商船，以饰其来台挫衄之耻”⒄。怡良不顾事实，强迫姚、达供认英船系遭风破碎，“实无兵勇接仗之事”。台湾士民不肯为英方作证，而且，“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尤其“精兵千万，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充分显示台湾军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的爱国精神。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已决定对侵略者投降，同年农历3月，姚莹和达洪阿还是被加以“欺饰冒功”罪名，遭革职查办，并从台湾押解，经福州，送京都。农历8月，入刑部狱。刑部逮讯时，“台谏交章论救”，而粤督耆英却致书京都某大臣，声称：“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但，在舆论压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放他出狱。农历10月，被贬谪川、藏。

姚莹怀着爱国义愤，抨击“和局”。“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而“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回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⒇，而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对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

其实，远在清嘉庆年间，姚莹就开始“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二；在台湾抗英斗争中，他重视仿求英舰“坚大”、“灵捷”要领，主张督造“巨舰”，仿铸“夷炮”；而鸦片战争后，他更加注意时事与世界大势，热心搜购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书籍，并纵论时事，指陈得失，积极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

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他在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著《康輶纪行》一书，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他说：“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三。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揭露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以反抗外国侵略。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清咸丰皇帝即位后，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与林则徐同时被重新起用，授湖北盐法道，未行，擢为广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广西参与向荣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后办粮台，尾追太平军至湖南，病死军中。

姚莹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所谓"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骏利而富于感情。他的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姚莹赞许汉乐府民歌“皆人情天籁，无假修饰，最有兴观群怨之旨”(《谣变序》)，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自喻己诗。他的诗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

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

姚莹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台湾军民英勇抵抗英军侵略的著名爱国官员。他与林则徐、魏源，同是当时主张“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国家近代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人物。他的生平著作有《中复堂全集》。

姚瑩做過蓬州知府[現蓬安縣]

安乐寺姚波

姚　燮：(公元1805～1864年)，字梅伯，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祖籍浙江诸暨，后迁北仑，姚燮生于北仑(今浙江镇海)。著名清朝文学家。

姚燮是清道光年间举人。善诗、词、曲、骈文，又长于绘画。字梅伯，一字复庄，号野桥，大梅山民。祖父姚昀著有诗集，在地方上颇有文名，父亲姚成是县学秀才，故姚氏在北仑称得上是书香门第。姚家有“小有居”，内“泉石寄邃，花木茂微”，每逢春秋佳日，姚昀便邀当地文士来“小有居”饮酒、赏花、赋诗。姚燮自幼就是在诗的环境中长大的。姚燮周岁识字，五岁能诗，童年所作《灯花诗》，大受父辈诗友赞赏，可说是个早慧的孩子。以后他博览群籍，涉猎面很广。姚燮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不仅在诗、词、骈文等文学领域有成就，同时对经史也颇有研究，并且善于绘画，对绘事的鉴赏水平也很高。任渭长的画，首先是由于姚燮的鉴赏赞誉而负盛名，成为南派画家的宗师。任渭长有段时间就住在姚燮的大梅山馆作画，画了一百多幅《姚燮诗意图》，以诗意入画境，以画境传诗意，幅幅独具意趣，别开生面，是南派画的珍品。

姚燮虽然才高学富，只是在科场上却很不得意。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中举后，五次上京考进士，次次落第，以后他便绝意仕途，在家坐馆教学，发奋著述。姚燮一生著述很丰富，教出来的学生也很多，名重一方，堪称为浙东名士。但读书人不会理财，中年时家道中落，生计无着。又因鸦片战争，英侵略军攻陷北仑，全家避难宁波，生活更加困迫，徐时栋于道光癸卯秋记姚燮的生活情况道：“是岁余客杭州，有传某伯(姚梅伯)死者，比归知无恙。过之观中，方作道士装，为人忏悔。相视而笑，出手注《玉枢经》论茗共谈。”弄到寄食道观、当道士糊口的穷困地步，可见姚燮的晚境是够悲惨的。

姚燮素以能诗自负，他五岁作诗，终生不倦，作诗万余首。姚燮早年诗重性灵，自言：“曩昔为诗，取法袁简斋，下笔立成，觉抒写性灵，具有机趣。”他二十九岁时刊刻的《疏影楼词》大都描绘欢情爱意和风光山色，笔绪悠闲，词采绚丽，这大概是他“少年忘检束，避礼法如槛困”那种少年得志、风流名士性情的自然流露。其中有些写景诗，有一定的艺术成就，如《韩庄阁舟中七夕杂诗》：“木兰桨子藕花乡，唱罢鞓红晚气凉。烟外柳丝湖外水，山眉澹碧月眉黄。”描写秋夜月色颇有意趣，这是他少年不知愁滋味时的诗风。等到他三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又屡试不第，勤读苦吟捞不到一官半职，再加生计艰困，“十载九出门”，终年在外奔波也没法解除家中妻儿的饥寒，弄得“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我心如棘君首蓬，相对吞声抵悲哭。”无衣无食，东借西易“向邻贷得一斗余，计口不敷三日需”的地步，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诗风也就变了。那时姚燮作诗“一以古法为尺绳，不阿不隐”，重寄兴，重讽喻，而厌弃性灵派的诗风了。认为神韵派、性灵派的诗缺乏社会意义，“施(闰章)王(士祯)树坛坫，其实皆俳优。后来草窃辈，乃有袁赵俦。”彻底否定了王渔洋的神韵派和袁子才性灵派的诗，虽然有点偏激，但也说明那时姚燮的诗更能正视现实，接触社会了。《复庄诗问》的诗大都是反映人民的苦难，诗人推己及人，写了不少有社会意义的诗篇，反映道光年间外敌入侵、朝政腐败、国势虚弱、南旱北涝、哀鸿遍野、饥民嗷嗷的实际情况。诗人将“哀雁”比作流离失所的灾民，沉痛地写出时代的悲音。这类沉郁、愤懑、质朴的诗风，是《复庄诗问》的基调。从“谋生吾亦倦，前路尔何依，风雪稻粱尽，关河岁月非”。从这类诗篇来看，诗人的感情已和苦难的人民交融在一起了。

鸦片战争以后，诗人的心情更加亢奋，诗境更加开阔，每首诗都充满着反帝爱国思想。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定海，北仑、宁波、慈溪、余姚、奉化等地都遭到侵略军的蹂躏，姚燮一家从北仑逃到宁波，两个儿子几乎遭害。到了宁波，文武官员率先逃走，英军不伤一兵一卒便占领了宁波。姚燮在逃难途中见到种种悲惨景象，义愤填膺，写了不少怒斥侵略者暴行和反映人民悲惨遭遇的诗，描写侵略者的凶残、民夫生活的悲惨，若不是诗人亲见亲闻，是不会写得如此具体、如此深刻的。

姚燮的另一类诗是反映鸦片战争中坚持抵抗、视死如归的英勇壮士，如《闻定海城陷五章》之二：“蜃雨濡军帻，狞飙拉将旗。饮泥怜久饿，摩壁誓同危。路绝晨嘶马，云昏夕堕鸱。衔恩持死力，力尽死何辞。”描写英雄将士栉风沐雨、忍饥挨饿、视死如归、坚持战斗的精神，是相当感人的。姚燮后期诗风趋向悲壮，和他早期诗的轻靡是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当然和国难、家难促使姚燮思想感情有变化密切相关。

姚燮以能诗自负，实际上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实不在诗词之下。他对戏曲、乐府研究功夫很深，著有《今乐考证》十二卷、《今乐府选》五百卷。他的《读红楼梦纲领》在旧“红学”研究中，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他的诗文著作大部分收集在《疏影楼词》、《复庄诗问》和《复庄骈俪文榷》中。

安乐寺姚波

姚薇元：(公元1905～1985年)，安徽繁昌人。著名当代民族姓氏学专家。

姚薇元1926年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兴趣于文史之学，搜求史实，考订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几经修订，1955年以鸦片战争史实考之名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印行。

1931年，姚薇元考入清华研究院历史门，鞑东争史宝考之名由士海新知识出版社印行。1936年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湖南大学。

1953年，姚薇元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直至逝世，为武汉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奠基人之一。

在清华研院院学习期间，他根据史书纪传和姓氏专书的相关记载，参以碑铭、石刻、文集、说部、韵书等材料，对《魏书·官氏志》所记胡姓以及汉魏以降的质子降胡、隋唐时代的蕃将胡商共一百九十三个姓氏作了详尽考证，分析其民族渊源及在北朝隋唐的源流与影响，撰成研究生毕业论文北朝胡姓考。后经修改补充，于1958年正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华书局根据原纸型重印。

姚　喆：(公元1906～1979年)，湖南邵阳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6年任乡农民协会主席。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八大队班长，第五大队司务长、排长，第三师特务连连长，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八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安乐寺姚波

姚克佑：(公元1918～1967年)，北京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北平大学肄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干事，当年第一二九师组建东进纵队开辟冀南时，陈再道任纵队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姚克佑较长时间在东进纵队，历任支队政治部科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在刘邓大军第二纵队第四旅政治部主任，后在第十军(军长杜义德) 第二十八师(师长陈中民)任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和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

1949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创办七所航空学校，由于当时空军缺少干部，毛主席同意从各野战军中挑选航校政治委员，结果各野战军共上报了十九名预选对象，在他们当中，中选了七名：第二野战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政治委员姚克佑任第一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二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第一○一师政治委员王学武，任第三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三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三野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政治委员王绍渊，任第五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四一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六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二野军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七航空学校政治委员。这七人后来都是少将军衔，他们被称为“航校七政委”。

第一航空学校于1949年11月组建，始称空军第一轰炸学校，后称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它的前身是东北航校的一大队，现名空军第一飞行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轰炸、运输机飞行员的高等院校。第一航空学校首任校长是刘善本，刘善本调走后，姚克佑接任校长。后来任空军军训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67年5月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