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0:25:45

(三)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祖籍广东韶关(曲江)客家人。祖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进入四川北部，三世祖于雍正末年辗转而至仪陇马鞍场。早岁加入同盟会，云南讲武堂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战争，滇军中任旅长。1922年赴德国留学，在德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苏联学习军事，1928年参加南昌起义，有中共"红军之父"之誉。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列十大元帅之首。

(四)彭家珍(1888-1912年)，生于四川金堂县渡乡，客家人。1903年考入成都武备学堂，1906年以最优等八名毕业生之一，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时秘密参加同盟会，返川后被派到清之新军任排长。1909年任队官(连长)，后又任管带(营长)。后得同盟会员之介绍，赴奉天讲武堂学兵营任队官(连长)。讲武堂停办后，入天津兵站任要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为镇压起义，家珍奉命押运大批军火赴武汉。彭见此良机，乃与革命党人紧急密商，截劫全部的军火转而支援革命军。待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当时南方革命军与北方清军对峙，北方袁世凯、良弼、戴泽为宗社党之中坚，反对共和最烈。彭与京津同盟会骨干共谋诛锄之。彭遂作周密的策划，果敢的决心与行动，于民国元年1月23日炸死清军谘使良弼，彭亦死之。当时清廷亲贵尽皆闻风丧胆，纷纷离京走天津，从而促使清太后率溥仪下诏退位，帝政告终，民国始基。孙大总统评彭之功为"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为陆军大将军，令崇祀专祠。

(五)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祖籍福建宁化，先世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迁蜀，世居乐山铜河沙湾镇。1914年留学日本。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抗战时任职第十八集团军，系诗人、政治家、史学家。

(六)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泰兴镇客家人。清初，其先祖由江西德化范宦游入蜀，始居简阳，到六世祖王奕魁任至新都泰兴场定居。铭章幼时初入泰兴小学读书，1914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历任川军排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成都卫戍司令。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芦沟桥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同胞人无分老少，地无分南北，不分党派全民奋起抗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孙震集团军王铭章代理41军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率部誓师出川，奔赴抗日前线，转战晋东、鲁南。当时南京已沦陷，日军企图从北往南打通纵线占据台儿庄，右回攻徐州，王部122师扼守腾县。3月15日起，日军挟以飞机大炮陷攻，王部将士同仇敌忾，血战三昼夜。17日晚城陷，王铭章师长、赵渭滨参谋长身中数弹，战死沙场，所部亦壮烈牺牲，为抗日战争写下英勇壮烈的篇章。国民政府追赠王为陆军上将。蒋中正、张治中、毛泽东、朱德等国共领导皆撰联悼念。

五、结束语

四川是由移民构成的省份，也是客家人口最多的西部内陆大省。据统计，在四川有客家人的县市共为63个，全川客家人总数约为360多万。客家人居住的范围面积为18.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38%。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150万人以上，客家语的覆盖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四川客家人尤以成都东郊和沱江流域一线，以及仪陇和西昌最为集中，仅在成都东郊460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居住着50万客人。

客家人的特色是迁徙-侨居-再迁徙-再侨居-落地生根-安身立命，以他们列祖列宗遗传下来的精神、文化，和流徙中遭遇不同环境与土著族群的接触、交往、融和、影响、接受、吸收有益的成份，充实精进，不断的淬励奋发，自立自强，以先人一代传一代的"硬劲精神"汇流成客家人的传统特徵，表现在客家精神：一、刻苦耐劳的精神。二、刚强弘毅的精神。三、劬劳创业的精神。四、团结奋斗的精神。众多的客家先贤如赣之修水陈宝箴、陈寅恪一门四杰，宁都三魏，易堂九子；闽之伊秉绶、黄慎、胡文虎；粤之洪秀全、宋湘、黄遵憲；台之刘国轩、胡焯猷、丘逢甲、罗福星；近代之孙中山、廖仲恺、朱德、叶挺、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林风眠，新加坡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等皆飘名于世，难以计数。四川客英豪同样是奕世有贤名，烨烨生光辉。走笔至此，仅以俚句作结：

(一)

  中原河洛光潢水，直泻江淮又鄱阳；
  披荆斩棘梅汀赣，创业流风向八方。

(二)

  汗血栽成落地春，无边榛莽一时新；
  寒梅香散天涯路，千载飘名颂客人。

(三)

  浮生春梦谁非客，日久他乡是故乡；
  惊涛渺渺天涯路，创业光华耀八方。

(四)

  千载流离说客家，坚强"硬颈"走天涯；
  史迹煌煌光宇内，顶天立地傲中华。

  (作者系台北市梅县同乡会理事长温怀粦)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0:27:04

巴中方言与湖广填川2011年11月22日 11:53:22
一、巴中方言主要构件——湘方言

巴中方言具有四川话的一般特征，但由于受“湖广”方言影响，“n”“ l”不分，把“拿”与“辣”，“南、难”与“篮、兰”，“农”与“笼、隆”，“奴、努”与“炉、鲁”等混读为一个声母。把“脑子”说成“老子”，把“男子”说成“篮子”，把“怒气”说成“露气”，“内人”说成“累人”。受粤方言影响把“刚才”说成“江才”，把“叫花子”读作 “告花子”，把“街道”读作“该道”，把“杏子”读作“恨子”。

从整体来看，巴中方言比较明显地承袭湖广方言的方词，十分庞杂，例如：老几、扯筋、撇脱、雀薄话、外当家、内当家、硬扎、倒霉、叉巴、盘回来、背时、背了气、耍、板眼、瞟一眼、整黄了。

与此同时，巴中方言又承袭了很多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方词，如：脑壳、电棒、麻溜、整挺、巴巴（小孩子大便）、抻、婆娘、周正、一下（读作ha）、遍、马勺、当家的、争讲、手贱。

此外，巴中方言中还有一部分方词与湖广填川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北方话中的：屋里头的、虚火、眼气人、藏猫猫、男猫、女猫、鸡公、牙猪、青猪、包面、出坡。

由此似乎可以作出结论：巴中方言以湖广方言为主，同时兼容了其他地方方言，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二、巴中方言形成的历史原因

任何方言的形成都与人口的迁徙有着紧密的关系。巴中方言形成的原因，至少有两点是必须谈到的。

第一，巴中历史上受五次移民的影响。

第一次是在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年）之后，移民万户入蜀，计约四、五万人。

第二次在西晋末年，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此时，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涌入四川，巴中亦是必经地之一。

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全国性人口南迁，陕、甘移民最多。

第四次是在元末明初。史载，明洪武中“徙楚实蜀”，自楚迁入者“插占为业”。南方移民进入四川，这就是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虽其中仍有少数北方移民，但比例不大。

第五次也就是对巴中方言影响最大的一次移民。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四川境内死亡甚重，又有一部分流亡省外，四川全境人口锐减，田土荒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在百废待举之际，安邦定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于是采取了“移民垦荒”的举措。两湖两广两粤和陕西、福建、江西、山西、甘肃、江浙及云贵等十余省的移民，由官方组织，相继来四川定居、垦植。其中来者最多的是湖南、湖北人，其次是两广和陕西、福建等省。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对四川对巴中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县志都有这样的记录：

康熙十七年（1680）湖广之民陆续“奉旨移居县内”，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川。时政府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凡流寓原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其实，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四川方言产生影响的还有第六次大移民，那就是抗战初期，随着重庆作为陪都，大量官方人士和难民涌入四川，但由于巴中距陪都较远，影响不甚明显。

第二，清初“湖广填川”时巴中土着居民已经很少，据通江李氏宗谱记载，斯时，“今其土着者，强半为秦人”。容易接纳外来语汇，久而久之，巴地土着居民的方言在一小部分得以保存的基础上，较大部分被同化。

巴中四县区同属山地，交通不便，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本来人口就不多，加之清末战乱频繁残酷，不少人死于战乱兵燹，很多人离乡背井，逃亡他乡。当时，巴中地区和全川一样，都遭遇到满人入川的屠杀，张献忠屠蜀，南明王朝与满人的战争，三藩之乱的波及。史载，顺治四年（1647）“大旱”、“大饥”、“大疫”、“赤地千里，人相食”。据《巴中县志》载，斯时巴中县土着居民仅存十之二，通江县在康熙四十年（1701），“合县仅九百七十三丁三分零”。加上妇幼老弱，当时通江人口总计不会超过三千。全巴中市人口估计不会超过一万人，与现在380万相比，当然连1％都不到。

由于从公元前316年到清初的第二次“湖广填川”，其时间跨度大，人数众多，加之巴中历代土着居民不多，所以，十分自然地形成现在巴中方言的基本格局。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0:38:58

移民入川，对四川的文化、习俗影响很大。最初移民入川在宗教、文化、方言、婚嫁、衣、食、住、行等方面均维持原籍方式，移民社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四川遍布各地的客籍会馆、公所，就是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移民异地文明。客籍会馆往往是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所立会馆，两湖叫“禹王宫”，两粤叫“南华宫”，福建叫“天后宫”，江左（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叫“万寿宫”。地方官叫“客长”，“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凡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客长、街保评议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就强，就是一些土著居民，也依附和冒充入川最多的湖广省和麻城县籍人，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川地多楚民”了。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0:58:39

“湖广填四川”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的地名学研究
08-11-19 作者：编辑：校方人员
黄权生1 蓝  勇2
（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宜昌443002；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  要] 地名中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它可以是时代的标志，是历史的见证，因此以地名为手段来研究“湖广填四川”不仅很有意义并且切实可行。四川地名中反映了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动因、移民迁移定居、移民后农业垦殖以及手工业生产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同样也反映了生产活动与经济的发展对生态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看出，这些沉积下来的地名信息，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效应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 湖广填四川；四川地名；生态地名；生态效应
魏源《湖广水利论》称：“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1]。其中“湖广填四川”学界研究得较多，但是学界多以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为主，鲜有以地名为研究切入点的，本文希望以新的材料，即采用地名学方法来看“湖广填四川”对四川传统产业发展及其对生态的影响，下面先看用地名研究移民的可行性。
一、地名学是研究移民的重要手段

用地名研究移民是具有可行性的，如谭其骧先生指出：“即便是政区和地名的研究是可以并且应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的，我们从来不以为对政区和地名只要搞清它们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就它们存在的时间及所代表的地理坐标和范围就够了，同样应该探求它们变化的原因，找出规律。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 [2]葛剑雄先生指出：“移民对地名影响巨大，移民研究为地名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而地名研究也为移民研究弥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两者可以相得益彰，共同进步。”[3]张鸿奎先生认为：“地名变迁，移民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地名变迁过程中也反映了移民本身的变迁状况。”[4]葛剑雄先生指出新的地名出现是其移民运动完成的标志，地名学的方法能更加有效，有可能据此复原整个移民过程[5]。既然地名可以是时代的标志，是历史的见证，因此从四川地名来研究“湖广填四川”是很有意义并是切实可行的。
明清之际，整个四川因战乱造成土著川人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之说。据研究，动乱之后，整个四川只剩下五十万人左右[6]。由于居民的剧烈减少，甚至整乡整村的消失，一些乡村地名也随之减少或消失。在后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必然产生大量新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大量的明清移民情况，四川地名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见证[7]。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第一卷从方法上探讨了运用地名研究移民的可行性[8]，但学界还没有以地名为切入点系统地研究“湖广填四川”。笔者探讨了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问题，从地名看“湖广填四川”这次大移民是找到四川移民社会规律变化的一把钥匙[9]。下面就以地名为研究手段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社会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情况，并对移民后过度人口增长对四川生态的影响进行探讨。

二、       四川地名中反映移民动因

“八大王（张献忠）屠四川”之说在四川是妇孺皆知，今所见县志及家谱也都有记载。光绪十一年《大宁县志》载：“崇祯十二年八月，张献忠寇蜀，官军败绩于汤家坝。”[10]简阳族谱载“经献贼之乱，避难返楚，清初复来蜀，仍居故土。”[11]潼南《萧氏族谱·入川各支脉派氏考》载：“明末清初，时代变迁，崇祯十七年甲申岁，西蜀之道八大王张献忠，兵焚烟灭……吾族随令入川。”[12]事实上四川地名记录了明清战乱和社会残败景况。
笔者统计四川有张献忠地名161个[13]，如万县白羊区千口山：“相传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此与官军激战，双方及百姓死亡上千人，故名。”[14]开县扎营坡（杀人坡）：“据传，农民军张献忠，在此曾扎营，故名。因官军在此杀人甚多亦称杀人坡。”[15]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到清初战乱对四川人口损耗必大，下面以地名来看清初四川的残破的境况。
重庆大足珠溪区老瓦屋基：“相传，清初由湖广移民入川，在荆棘中发现一老瓦屋，故名。”[16]江津李市区熟田沟：“早年耕耘过，明末清初因兵患，荒芜，后为湖广入川者发现故名。”[17]涪陵县城郊区老屋湾：“明末湖广移民于荒林中，发现此房子，故名。”蔺溪区楼房湾。“传说清代乾隆年间，湖广填四川，此地荒芜唯此楼仅存。”[18]笔者2003暑假在通江八家坪村考察见到从荆棘中砍出来的老房子。笔者家乡巫山平河乡老湾刘长海家老房子也是明清留下从荆棘中砍出来的老房子，被当地人喻为“千年老房子”。
上面的地名均反映四川明清战乱，人口耗损，到处荆棘丛生，村庄成树林的事实。任乃强先生称：“至顺治七年时，蜀人大体已尽，惟嘉定、峨眉、犍为一区最称丰足。叙、泸、重、涪、万、遵义与松、茂、雅州保宁一带，略有人迹而已”[19]。巫山县“土著人甚鲜”[20]，云阳县“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孑遗流换，土著稀简。”[21]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造成“有可耕之田，而无种田之民”[22]。这就需要大量移民补充四川地区。胡昭曦先生认为移民入川动机有三：一是迁出地灾荒；而迁入地则有两点：首先是明末清初战乱（包括张献忠农民军在四川的活动），残破四川后田园荒芜资源弃地；其次是巴蜀之富庶[23]。这些说明移民动因是四川战乱，为移民提供了荒芜弃地和宽松的生产条件，这在移民地名及相关地名中体现得相当明了。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0:59:27

三、四川地名反映移民后传统农业手工业生产生活情况

笔者统计了所有八十年代编纂的四川的地名录，以当时政区分区统计结果发现，整个四川一共留下了2283个移民地名[24]，而这些地名信息也为移民活动留下了记录，结合相关同时期地名，为研究移民后的社会活动提供了样本和材料，这些地名对“湖广填四川”这一段历史有较强的反映，四川移民地名是历史上移民活动的投影，浓缩了大量的移民信息，还反映了移民后经济文化整合，体现了社会的变迁[25]。下面以移民地名为主要依据再结合其他地名，看四川移民后传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移民迁移和定居地名：富顺县狮市乡河佳湾：“清康熙四年，由湖广填川的王姓在此建宅，村周围被小溪环抱，后立石碑得名。” [26]会东县柏岩乡广东村：“清时，广东籍人迁住此地，故名。”[27]杨柏乡邵家河村：“清初，该地田地荒芜，邵氏来此，用竹片插界定居后，以邵姓居此得名。”[28]涪陵红花院子：“传说，明末官府移民潘姓至此，打坏一只桃色花碗后建房定居，故名。”[29]巴县青木关区赵家院子：“明末清初，赵姓入川建宅院于此，故名。”长生桥区胡家山：“清初，湖广移民四川时，胡姓建宅于此小山堡的斜坡上得名。”一品区苟家屋基：“清初，苟姓移民入川后建房于此，故名。”[30]此为自发移民定居者，为移民主体。
清代还有官府移民，体现了政府对四川社会恢复的重视，如巴县青木关区千年房子：“明末清初，官府移民，某氏在此建房定居，其房结构扎实，富永久之意，故名。”长生桥区杨家湾：“清初，官府移民，杨姓移民入川，在此湾居住。”界石区三家冲：“明末清初，官府移民，有三家人入川在此居住，故称。”[31]由此看插占为业，占有土地，拥有房舍定居下来过稳定的生活是移民的首要目的，移民安居也为清代四川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些地方移民进入后，人口增加，经济也慢慢发展起来，如涪陵珍溪区新湾：“相传明末湖广移民形成的村落，后发展成集市。”百涛区陈家嘴：“明末清初，陈姓据此而定居，后成集市。”[32]綦江百涛区罗家沟祠堂：“明末清初，湖广移民，陈姓据此而定居，后成集市。”[33]集市的兴盛需要人口和经济发展为前提。
因此清“湖广填四川”后，人口繁殖，人口增加，形成村庄和集市，残破的四川很快恢复了生机，偏僻的川西南地区也是“男携女负，十百为群，不数年新户增至八九千家矣……或梯山作田，或滨河而谋产，垦地焚林，其利十倍，莳菸种蔗，其得百倍。”[34]从移民地名看明清移民对迁入地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移民“梯山作田，垦地焚林”，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继续走传统的小农自然经济发展模式。
2、垦殖地名：富顺县狮市乡花市村斑竹林：“据传湖广填川时，一袁姓在此砍伐斑竹时发现此村。”永胜乡楠木湾：“据传湖广填川后，由钱姓在此山湾建房，用楠木建梁，遂称。”永胜乡新湾：“据传湖广填川后，林姓来此开荒发现此村，后经整修，即为林角堂，后更名。”回龙乡李家林：“据传，湖广填川时，李姓插占于此，当时一片树林，故名。”许家乡许家林：“湖广填川时，许姓于此开荒种地建房故名。”中和乡柴垇：“据传湖广填川时，一插占者，于此山垇砍劈柴木修建住宅。” 中和乡棕树堂：“据传湖广填川时，插占者于棕树林边建宅。”板桥乡斑竹园：“据传，湖广填川时，该地一片斑竹砍伐后，发现此村，故名。”[35]
由富顺县的移民地名可知，移民垦殖首先是砍伐树林，开荒种地，建房，而一些移民建房还有以楠木为梁者，可见清初移民初，生态环境十分优越，为移民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当时的垦殖是非常粗放的，而一些耕作十分原始，对森林消耗非常大，如会东县长新乡大火地：“相传两百年前是一片森林，后有人烧荒垦殖，故名。”堵格乡火坪：“据传两百多年前，此地已烧荒垦殖，故名。”文箐乡姜家火山：“据传清代姜姓迁此开荒，故名。”柏杉乡孙家箐：“古时，此地为杂木林，孙姓从云南迁来定居。” 柏杉乡火地：“此地曾伐木烧垦，故称。”黑嘎乡五火山坪子：“坪上原有一片森林，后伐木烧垦，故名。”黑嘎乡火山：“此山因烧荒耕种，故名。” [36]伐木烧垦，烧荒垦殖，甚至刀耕火种，对森林消耗十分巨大，重庆27区县就有213个垦殖地名，（参表2）随着清代移民带来美洲旱地农作物，清代农业垦殖中对森林破坏力度更大了。
3、农作物地名
花生：会东县黄坪乡花棚子：“（从前）此处有看守花生地的棚子，故名。”西瓜：会东县松坪乡西瓜地：“据传三百年前杨姓迁此开荒种植西瓜，故名。”棉花：会东县松坪乡下花山：“从前，江西籍雷李两家在小河下游种过棉花，故名。” 松坪乡上花山：“从前，江西籍雷李两家在小河上游种过棉花，故名。”小米：会东县松坪乡地名小米地：“从前，贵州籍潘姓迁此种过小米，故名。”
甘蔗：会东县野牛坪乡甘田坝：“种植甘蔗，故名。” [37]内江县梁家坝沱江乡：“清初，曾（雷）达一由福建引甘蔗入川，即在此地开始种植。”内江县贾家乡香湾：“湖广移民入川，初在此引种香蕉，故名。”[38]蓝勇先生在研究西南汉族移民时记述道：“康熙十年，福建汀州商人雷达一到内江，见内江气候与家乡相似，可以种植甘蔗，便将种子、技术工人引进来，使沱江流域的蔗糖业有了很大的发展。[39]此不仅体现地名信息的真实性，更体现福建移民四川，其农作物也随之移入四川，故清人陈谦《竹枝词》有“闽人栽蔗住平地”之说。但对四川小农经济影响最大的作物还是美洲旱地农作物的传入。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0:22

马铃薯（洋芋）：光绪十九年《雷波厅志》：“山多田少，宜种苞谷、其最高者宜阳（洋）芋。”[40]但是当时山地还是以种植苞谷为主故“雷马屏三属，山地较多，多种玉麦，一呼包（苞）谷。麦则以雷波出者为最。”[41]
玉米：会东县黑嘎乡老包谷山：“因最早在此山种植玉米，故名。”，黑嘎乡包谷山：“此山主产玉米，故名。” 黑嘎乡新包谷山：“此为新垦山地，种植玉米。” [42]一乡有三个以包谷（玉米）命名的地方，实属罕见，而乾隆十（1745）年《荣经县志》、乾隆四年（1739年）《雅州府治》、咸丰《冕宁县志》、同治《会理州治》都有种植玉米的记载，只是称呼各异（如：玉蜀黍、玉麦、红玉麦、黄玉麦、花玉麦、苞谷、御麦）。在“山多田少”的川西南地区“宜种苞谷”最高者“宜阳（洋）芋”。而玉米和马铃薯（洋芋）为代表的美洲作物必然加快伐木垦荒，造成森林耗损。美洲烟草也在四川得到推广如德昌县龙窝乡烟坪子：“清代，汉族人住此地以种烟草为业，故名。”[43]美洲旱地农作物的传入为移民的山地垦殖提供了条件，也为四川承载更多人口提供了条件。
农业的发展需要以传统手工业为支撑，如制造农具，建造房屋需要砖瓦，生活中有酒和油的消耗，取暖冶铁所需要木炭等等。如德昌县锦川乡瓦窑村：“清时刁姓筑窑烧瓦，建成此村。” [44]同时农业也为手工业提供了农业产品。如会东县老口乡菜园子：“传说，从前回族人在打银厂开矿时，曾在此种菜供应。故名。”[45]在农业发展的同时，该地区的手工业也得到蓬勃的发展。在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二者是相生相成的。
4．地名反映的移民后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得到蓬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就地取材，发展简单的手工业，而四川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有的手工业是直接以森林为劳动对象，而有的是其生产生活的燃料（参表2）。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记载 “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可烧（石）灰。”[46]“竹木用大而宫室棺椁，小而器用柴薪，皆一日不可少，古人云‘十年之计树木，用力少而成功多’，不可不留意也。”[47]可见森林对传统产业生产的重要性，直接以林木为劳动对象的非常多。列举一些如下：
木厂：昭觉县柳且乡四克格五（彝语）村：“即砍树休息的地方。”[48]
耳厂：德昌县龙窝乡耳子山：“（过去）盛产木耳，（办厂），故名。” [49]
炭厂（木炭）：会东县黄坪乡有炭山坡：由烧炭故名。会东县普咩乡炭山：“一百多年前，此地多杂木，以烧炭闻名。”[50]会东县黄坪乡有炭山坡：“由烧炭故名。”普咩乡炭山：“一百多年前，此地多杂木，以烧炭闻名。”[51]洪雅县高庙乡炭窑坪：“早年人们曾在山坪处建房烧木炭，故称。”[52]沐川县炭库乡炭库场：“早年此地为棡炭收储转运场地，故名。”[53]宣汉县三桥乡堆火梁：“山梁上常烧木炭火石成堆，故名。”[54]高县大益乡窑厂上：“原建有棡炭窑，故名。”龙潭乡窑厂塆：“塆内原建有棡炭窑，故名。”[55]青川县火沟坝：“曾在此烧木炭，习称火沟坝。” [56]绵竹县汉旺乡白炭窑：“有烧木炭的土窑，故名。” [57]长宁县窑子坡：“曾烧过木炭取名。”[58]
造纸：德昌县老碾乡纸房村：“因为邓姓最早建的造纸作坊，故名。”德昌县龙窝乡下槽坊沟：“过去此地建有造纸作坊。故名。”德昌县铁炉乡菜地：“过去，这里有造纸作坊，此地专用来种菜，故名。” [59]
上述所列举木厂、耳厂、炭厂、造纸等都是直接消耗森林的产业，表2重庆27区县有木场（厂）51个，炭厂60个，木厂和炭厂对森林耗损是十分直接和迅速的。
林木为生产的燃料的如农产品加工业制糖：德昌县铁炉乡麻糖子：“过去，这里有一户汉族会熬制麻糖，故名。”榨油：德昌县龙窝乡油榨沟：“过去，此地曾有榨油作坊，故名。”
酿酒：德昌县阿月乡刘烧坊：“过去，刘姓在此地酿酒，故名。” [60]会东县干子海乡酒房：“从前，吴姓在此地修有酿酒作坊，故名。”[61]而这里制糖、榨油、酿酒等手工业的增加除了说明其生产需要林木为生产燃料外，也说明了农业的发展，有多余粮食可用于农产品加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除了农产品加工需要消耗林木外，煮盐、陶瓷、烧窑、冶炼矿石等在清代还是主要靠林木为主要燃料，这些手工业对林木的消耗也是惊人的。
炼矿：德昌铜厂乡铜厂坪：“清代，此地曾开采和冶炼铜矿，故名。”[62]铁器制作：德昌铁炉乡铁炉岗：“从前，有人在此山梁建炉打铁。” 烧窑（石灰）：德昌大山乡烧灰坪：“从前，此地办纸厂烧过石灰。故名。”银鹿乡也有石灰窑。烧窑（砖瓦）：德昌锦川乡瓦窑村：“清时刁姓筑窑烧瓦，建成此村。” [63]烧陶瓷：会东县江西街乡碗厂：“清同治时，汪姓在此建厂烧碗，故名。” [64]煮盐：表2重庆27区县就有73个盐井地名，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表2重庆27区县砖瓦厂481个，手工业地名最多，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笔者还看到巫山交通不方便的地区用木柴烧砖瓦，如1986年冬天笔者见杨元楷家门前一次烧大砖瓦窑，数十人砍伐木材一天才够一次大窑所需燃料，可见消耗木材之巨。一些不需要木材为燃料的手工业也是离不开森林资源的。
石厂：雷波西宁乡石厂湾：“相传，有人曾在此开办过石厂多年，故名。”[65]
淘金：德昌锦川乡金沙坝：“此处安宁河两岸，自清代即有人在此淘沙金，故名。”[66]
采（炼）矿：德昌县宽裕乡铁厂：“清咸丰时，此地开矿甚多，称为铁厂街，后沿用此名。”德昌县铜厂乡上南厂：“清代，黎姓在此开过铁矿，因位于铜厂坪以南故名。”德昌县铜厂乡下南厂，同上南厂[67]。会东县干子海乡官家坪子：“传说，三百年前，官府派人来此办厂采铜。”干子海乡老旺山：“相传二百年前，此地因开朱铜矿而兴旺，故名。”柏杉乡：“铜厂清时，此地曾办厂开铜矿，故名。”小街乡小街子：“相传，清初此地因开采铜铅锌等矿，逐渐形成小街子，（后成）集市。”老口乡菜园子：“传说，从前回族人在打银厂开矿时，曾在此种菜供应。故名。”[68]从此也看出，矿业发展也为大量移民就业提供了条件，一些地方因此成集市，而采矿业也需要农业的支持，故出现了支持手工业的“菜园子”。
石厂、淘金沙、采矿等虽不直接需要消耗木材，但是其找石，开采必损害山林的表皮，间接损耗森林。采矿（如铜矿）前要探矿，要毁坏山林表皮，找到矿后，要用木料支撑矿道，采矿后冶炼要木炭（木炭要用大量木材干馏），大量矿工生活耗材也是十分巨大的。而上世纪80年代笔者亲历巫山县骡坪附近发现煤炭，虽然附近村民烧上煤炭，但是事实上不仅没有减少森林砍伐，由于修煤窑坑道，反而将附近山梁森林全砍光了。
总之，传统小农经济下的各产业对森林消耗较大，但是清初由于四川人口密度较小，并且有较为丰富的森林储备，森林损耗范围还是相对局限的，人与自然还是相对和谐的。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1:08

5、地名体现四川移民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封建社会发展，人口为重要的参数，从有人口基数地名也可以模糊估计移民后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幅度，具有一定的参照性。例如通江新场乡七家沟村地名七家沟：“相传湖广填四川时，迁来七户人家在此沟居住。”草池乡武学堂村黄家坡：“明末由湖北迁入一户黄姓在此坡居住。”[69]通江县火炬乡上八家坪，“相传八大王剿四川时，此地仍存八户人家，故名。”（笔者2003年7月考证明末战乱后剩余八家是张、王、李、赵、黄、杨、殷、黎八姓），火炬乡二家坪村：“相传明末清初战乱之后，此地仅幸存有朱、李姓两家，故名。（笔者考证二家坪是清初首先迁入两家而命名，而非幸存两家而命名的地名）” [70]这些地方后来人口都增加了，社会经济恢复，形成了集镇。例如八家坪在明末清初在移民前，所剩每户为3-5口人，八户则为24-40人。那么300多年间约800-1200人，人口增长幅度为约20－60倍。其中很多是外地迁进来的移民以及后裔，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长对原八家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整个清代四川人口变化和八家坪是相类的。

表1.          原八家坪区域人口变化与森林变化情况表
年代
社组
户数
人口数
估计森林覆盖率

清初

8户
约24～40人
75%以上

清末

约200户
约800～1200人
60%以上

1952
8
约400户
约1200～1800人
50%左右

1982
18
约700户
约2000～2800人
10%左右

说明：该表为2003年7月中旬笔者实地调查的估计情况表。

清代移民后人口增殖，经济恢复发展。结合前面移民迁移（移民）地名和垦殖地名，清“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入后，尤其清代“康雍复垦”和“乾嘉续垦”对战乱后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永川永兴场：“此场建于清康熙年间，以‘永远兴旺’之意得名。”吉安场：“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有一贫寒的婆婆在此设店卖茶，故按谐音称寒坡场，后成集市，取‘吉祥，平安’之音更名吉安场。”[71]武隆兴隆场：“此地过去人烟稀少，名水草坝，约在明末清初由几家店子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市，取‘兴旺发达’之意，命名兴隆场。”等等[72]。这些地名都是直接反映了四川在移民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随着农业手工业发展，商业也逐渐繁荣的历史过程。故清人杨学述《竹枝词》描写：“楚语吴音半错讹，各乡场市客人多。日中一集匆匆散，烧酒刀头马上驮。”
但由于人口过度增长，为求生计，高产旱作的马铃薯和玉米为代表的美洲旱地农作物得到更为广泛的种植，使农民可以到山地坡地垦殖，而持续不间断的手工业生产，也慢慢吞噬着森林，四川森林如表1所示，随着人口增长而减少，一些地方出现了水土流失和农业生产下降，手工业废弃的现象。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1:57

四、地名反映的移民垦殖以及手工业生产对四川生态的破坏

四川地名中有大量体现生态变迁的信息，在“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前，四川森林覆盖率是非常好的。如奉节县双潭乡黑塆：“昔年为大森林所覆，见不到光，故名。”奇峰乡老林：“旧有原始森林，故名。”黑山：“早年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蔽日遮天，故名。”岩塆乡老林“此地早年为原始森林，故名。”槽木乡老林沟：“沟里昔有原始森林，故名。”曲龙乡黑槽：“过去森林大，不见日光，故名。”竹园乡乡林口：“此地山沟峡窄，过去有一片原始森林。”龙池乡青龙山：“山形似龙，旧多原始森林，故名。”高治乡青家塆：“此湾（塆）原森林密茂，传说林中有大青猴，故名。”合营乡老熊窝：“原为深山老林，曾有熊窝故名。”梅魁乡鹿子塆：“此塆很早以前是森林，传说人们在此见过鹿子而得名。”三桥乡鹿坑子：“过去森林多，常有鹿子出没，故名。”尖角乡猴山沟：“山沟里早年猴子多，因往常树林多。”[73]原地名反映了当地原森林茂密，蔽日遮天，野兽众多，如南溪县：“雍乾时各乡时有虎患，道咸历后，地阔人满，无复蹄迹矣。”[74]有人统计现在重庆市历史上留下的地名,有69％已名不副实，而虎、熊、野猪、鹿、狐狸等动物已经100％不符合以前虎豹成群景况[75]。如,虎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绝迹。
以楠木为例，其生长缓慢，成林更是十分不易，一遇毁灭性的采伐，恢复起来就难上加难。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存在许多以楠木为名的地方，但“多不见楠木，更不见楠木成林，多是名存树去。”[76]如永川地名录中楠木林：“早年，此地楠木多。”楠木沟：“过去此沟楠木树多。”[77]江北县地名录中，“楠木园：此处原楠木成林。楠木湾：此湾原楠木树多。”[78]笔者考察四川许多地区，已很难找到高大的楠木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过度增长，垦殖过度造成的，同时四川许多地区农业耕作也较为粗放，如刀耕火种地名火山坪子：“坪上原有一片森林，后伐木烧垦，故名。”火山：“此山因烧荒耕种，故名。”[79]这更加大了森林的损耗，故“五方杂处，地狭民稠。业农者务尽地力，虽极陡险之区皆为耰锄所及”说得是相当有道理的[80]。郭声波先生认为农地垦殖是森林破坏的最主要原因[81]。我们从统计的部分四川地区森林损耗的地名，可以看到整个森林慢慢被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消耗的过程。
从垦殖和手工业地名看，这些地名都体现了移民后社会生产生活对森林的消耗。过去森林丰富的地区，森林也被慢慢消耗，例如道光时大宁县到奉节县的鸟道“沿途老林，枝柯丛杂，刺眼挂衣。”而到巴东数百里“多未辟老林”[82]由于在明清时期大宁县植被保持良好故大宁河两岸猿猴“数十多群”[83]。但是由于煮盐持续不断，大宁盐场后乡一带老山“嗣以人稠用广，斧斤频施，尽成童山矣。”[84]而富顺是“有山皆空，无岭不秃。”[85]由于缺薪柴，川南出现以天然气代薪煮盐的盛况。有诗描写到“有井穿旸谷，烈炎伏其中。聊然借腐草，声呼百丈雄。……应知燧人氏，轸念我哀鸿。九渊一炬起，高岭列灶烘；能省樵山力，兼成煮海功。”[86]如没有缺薪之虞，当地人就不会“省樵山力”了。而从清中叶开始，许多地方盐业、矿业以及城镇周边薪柴匮乏，出现传统的生物质（柴薪）燃料的危机。[87]。
地名信息反映出森林损耗、柴薪缺乏和水土流失等情况，如会东县江西街乡大水沟：“清光绪时此地毁林开荒，山洪冲出一条大沟故名。”鲁吉乡烂田塆：“二百年前，此塆原是水田，后被洪水冲烂，故名。”野牛坪乡甘（干）田坝：“原此地缺水，名为干田坝。”干子海乡小荒田：“从前因山洪为患，此地荒弃未种，故名。”新马乡片得箩：“据传清代柏姓在此地种一片庄稼，仅得一箩粮食。”[88]笔者考察巫山县当阳和官阳乡许多高海拔林场附近田地，由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森林砍伐殆尽，高海拔玉米就容易“秋风”而不能成熟，中低海拔的稻子因缺水源，稻谷颗粒不饱满，造成粮食减产。这些都是是水土流失、山洪、无水源以及气候改变造成。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3:40

表2 .                   重庆27区县的损耗森林地名统计表

地名
县名
柴薪
砖瓦厂
冶矿
烧炭
木厂
矿场
垦殖
盐井

江津
4
34
2
6
4
1
2


永川

20
4
1
1
3
2
2

巴县
5
44
9
4

4
2


江北

19
5
1
3
1
1
1

长寿



1





涪陵

18
10
4
2
3
2
7

丰都
3
3
2
2
1

10


万县
2
22
12
1

9
23
2

奉节
2
42
31
3
2
14
12
1

巫山
1
15
19
4
2
9
3


北碚
1





2


潼南









大足

7
1



1
2

铜梁

6


1




璧山

3


1




荣昌

8
1


1
2
7

綦江
1
26

4
4
1
4
3

南川
4
21
9
2
1
4
9
2

垫江









梁平

6
6

1
3

4

开县

11
7
7
8
2
8
7

巫溪
6
22
10
7
2
4
19
1

石柱

28
12

3
5
28
3

武隆

12
12
10
8
7
20
5

彭水

29
26

3
19
39
8

黔江

13
8
1
1

6
8

酉阳
2
9
10
4
3
2
18
10

总计
31
418
196
62
51
88
213
73

说明：万良华、黄权生《从重庆地名看重庆的森林变迁》《三峡文化丛刊》武汉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而清后期产生类似巫山林场附近粮食无收现象，其根源是“湖广填四川”后，人口过度繁殖，森林随之严重破坏的结果。乾隆到道光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的巨增，彻底打破了人口与土地的均衡状态，人口过剩的危机成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8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载：“数十年来，老林开空，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又“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在自然灾害频发情况下，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产生后，人们还继续向林地开刀，与林争地。而森林耗损，水份涵养不足，水旱相从，田地荒弃，出现所种之田收成甚微现象。四川小农经济在清末开始走下坡路了。马强先生指出：“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的经济获得更多的生存环境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对生态资源造成破坏乃至浩劫。”[90]
综上所述，“湖广填四川”后，粗放的农业垦殖和名目繁多的手工业对森林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湖广填四川”的传统经济开发活动开始走向了反面。而这些传统小农经济活动及其影响都可从地名中反映出来。这些沉积下来的地名信息，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效应的历史见证。从地名可以穿过时空隧道，窥探历史时期的四川经济社会活动部分概况，发现森林的过度开采和破坏会直接影响传统农业生产，这一点，对今人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5:19

【作者简介】：1.黄权生（1977－）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南历史地理及三峡文化研究；2.蓝勇(1962－)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西南地方史。

[1] 魏源：《魏源集》（上册）《湖广水利论》，中华书局，1976年3月，第1版，388页。

[2] 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88页。

[3]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地名》，《中国方域（太原）》，1995年第4期。

[4] 张鸿奎：《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史林》1995年3期。

[5]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8页。

[6]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56页。

[7] 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8]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6－161页。

[9] 黄权生：《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0] 光绪十一年《大宁县志·序》引《蜀碧》。

[11] 民国十八年简阳《王氏初修族谱序》。

[12]  萧杰生、萧连山撰编《萧氏族谱资料》，2003年1月版，第8页。

[13]  黄权生：《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4] 四川省万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万县地名录》，1982年8月版（内部资料）。

[15] 四川省开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开县地名录》，1983年7月版（内部资料）。

[16] 大足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大足县地名录》，1983年7月版（内部资料）。

[17] 江津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江津县地名录》1987年10月版（内部资料）。

[18] 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版（内部资料）。

[19] 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论》：《社会科学研究丛刊·张献忠在四川》，第111页。

[20]《巫山县乡土志》卷6。

[21] 民国《云阳县志》卷9。

[22] 《清圣祖实录》卷36。

[23] 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巴蜀书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77页。

[24]  黄权生：《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5] 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6] 四川省富顺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富顺县地名录》，1982年5月版（内部资料）。

[27]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28] 杨柏乡志编辑组，《杨柏乡志》，《自然村落》，1984年11月版。

[29] 四川省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涪陵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0] 四川省巴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巴县地名录》，1987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1] 四川省巴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巴县地名录》，1987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2] 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3] 綦江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綦江县地名录》1986年5月编印（内部资料）。

[34] （同治）《会理州志》卷7《边防》。

[35] 四川省富顺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富顺县地名录》，1982年5月版（内部资料）。

[36]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37]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38] 四川省内江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内江县地名录》，1983年7月编印（内部资料）。

[39]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2版，第58页。

[40] 光绪十九年《雷波厅志》卷32《风俗志·农工》。

[41] 光绪二十一年《叙州府治》卷21《物产·五谷》。

[4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4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4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45]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46] 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47] 乾隆《屏山县志·舆地志·物产》。

[48]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地名录》，1985年2月版（内部资料）。

[4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版（内部资料）。
[5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5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内部资料）。

[52] 四川省洪雅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洪雅县地名录》1982年10月（内部资料）。
[53] 四川省沐川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沐川县地名录》1982年9月（内部资料）。

[54] 四川省宣汉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宣汉县地名录》1984年3月（内部资料）。

[55] 四川省高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高县地名录》1987年6月（内部资料）。

[56] 四川省青川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青川县地名录》1989年10月（内部资料）。

[57] 四川省高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高县地名录》1987年6月（内部资料）。

[58] 四川省长宁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长宁县地名录》1985年5月（内部资料）。

[5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6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65]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地名录》1986年3月（内部资料）。

[66]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7]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8]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69] 通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通江县地名录》1984年11月出版（内部资料）。

[70] 通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通江县地名录》1984年11月出版（内部资料）。

[71] 四川省永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1987年12月（内部资料）。

[72] 四川省武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武隆县地名录》1985年7月（内部资料）。

[73] 四川省奉节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奉节县地名录》1988年10月（内部资料）。

[74] 民国《南溪县志》卷2《食货·物产》。

[75] 万良华、黄权生：《从重庆地名看当地的森林变迁》，《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76] 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77] 四川省永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1984年（内部资料）。

[78] 重庆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1卷，第628页。

[7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内部资料）。
[80] 嘉庆《四川通志》卷61

[81] 郭声波：《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82]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83] 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物产》。

[84] 光绪《大宁县志》卷1。

[85] 乾隆《富顺县志》，引李芝《盐井赋》。

[86] 乾隆《富顺县志》卷2《山川下·火井》，知县金肖孙诗。

[87]  蓝勇、黄权生：《燃料换代与森林分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88]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89] 田彤：《清代的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90]  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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