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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族人的政绩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出仕为官的人众多，桐城张廷玉家族也是清代一个大家族，乾隆时期，张、姚两家在朝廷为官者众多，当时大学士刘统勋就曾因此上疏弹劾：“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鋠等十三人。虽二姓本系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荐举、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以至于今，未便遽议裁汰。”因此，建议朝廷三年内禁止张、姚两家子孙升迁，后被朝廷采纳，由此可以看出姚氏家族仕宦之盛。 姚氏家族出仕为官者众多，而且政绩突出，多实惠政，造福百姓，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和赞扬。 更化民风、发展教育、修建公共工程 民风为一地风气，民风淳朴，百姓多安乐，民风刁悍，百姓则多争斗，因此更化民风是治理地方事务中重要的一方面。 湖北安陆县，民好巫术，百姓常习符咒之术，姚棻任知县时，收其徒众，严加整治，邪风一变。漳州府民，好械斗，打死人就买人抵罪。若缓治，则视法律为儿戏，若急治，则拒捕，相当棘手。姚棻则认为“民不遽斗，必先定期，及其未斗，而剖曲直，可消患于事前。既买人抵罪，则犹知畏法，果使买凶者无悻免，亦可惩创于事后。”于是制定赏罚措施，颁布诸邑施行，“斗风为衰”。 姚柬之所任之地多刁悍之地，在治理这些地方时，姚柬之采取多种措施，因地制宜，恩威并施。 姚柬之在河北临漳县时，县内多无赖扰肆，百姓因此不愿为商，凡日用所需，多去郡城远购。姚柬之知后亲自巡街，遇到无赖就严惩，一段时问后，风气遂改，市肆兴起。临漳县俗又好讼，姚柬之每次赴乡，遇到生童就讲说义理，见到妇女纺织就劳以束布，有童子在乡塾者就奖以笔墨。劝民息讼，有诉事端者，姚柬之辨其曲直，或劝不必结讼，或令其补结存案，遂无人敢作奸犯科，讼狱遂稀。内黄县民风刁悍，罢漕之事年年有，是时姚柬之兼署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 广东揭阳县为“粤县著名第一剧邑”，民风彪悍，械斗掳掠，抗赋戕官，习以为常。当地官员怕激起民变，大都因循苟且，以隐忍为计。姚柬之任知县后，训练壮勇，教之击刺之法。又在揭邑西郊筑台，树立大旗，示以保护善良，与民更化之意。召集乡绅耆老，设筵席，有畏仇不敢来者，便派人护之，导人前来，示以教条，皆和解而散。 揭阳县有榕江书院，久废，姚柬之兴复，厚待诸生。士子回乡之后以姚柬之新政告知乡人，若听闻其乡有械斗者，便密告于姚柬之，柬之即刻前往排解，力治不遵者。谷物收获时，亲督壮勇巡行四乡为之保护，并树催科旗，遇到械斗便树止斗旗，械斗者摄于其威，无不止散。一日，一群持火枪者，结队而行，望见姚柬之，就将火枪没于水中，姚柬之见到命人用渔网捞出，询问后得知乃是受雇助斗者，姚柬之皆依法处理，自此械斗之风止息。当时有民张镫庆书匾曰“官清民安”，至此“强梗渐化，县大治。” 安徽砀山县地僻俗陋，时姚士塾为教谕，修葺学校，建立义塾，兴讲学，士风为之一变。朝邑县乡民好赌博，姚士塾任知县之后，力整赌风。有赌博者，便杖之，并在其家门上书“赌博”二字，而且将其门横放，家人进出都必须躬身。乡人见到，都互相告诫说，这是肮脏男子，为什么要像狗一样行走？族人都耻于与之来往，赌博者遂少，赌风息止。 民风落后之地，多是教育欠缺之地，所以想要更化民风，就应从教育入手，完善当地的公共工程，姚氏族人在任职之地，大多大力发展教育，修建公共工程。 姚莹在福建龙溪县时认为该县之所以争斗不息，主要是因为百姓失教，因此他大力兴办教育，以图提高当地乡民的文化水平。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姚莹整顿了台南的海东书院，聘请同乡左石硚主讲，并且拿出自己的藏书，供诸生学习。台南府学荒陋，姚莹捐款修理，并劝富民捐金二千，每年收的利息为常用经费。在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姚莹也曾筹款整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和宜兰县的仰山书院，并延请名儒主持，发展了台湾的教育事业。 姚孔锌任赣州知府时，重修郡城文庙和濂溪书院，条列学规，延请名儒主讲书院，发展当地的教育。 姚士基在湖北罗田县时，建立学校，以重文教，建立专祠，以祀忠烈。设置了义冢，用来埋葬无人掩埋的尸首，还专门组建了官船，用来帮助行人渡河。 姚文燮任雄县知县时，浑河泛滥，城东、南而皆被水冲毁，房屋倒塌。姚文燮修城筑堤，又建造一桥，方便百姓过河，百姓感其德，称此桥为“姚公桥”。 姚棻在任甘肃靖远知县时，兴修文庙，建立义学，发展当地教育。又开金石岘以方便行旅，设立靖堡集场以通货物，“民便之”。任江西巡抚时，上疏言丰城为章贡的下游，众水汇入，而丰城只有石堤四十丈，其余皆为土堤，春夏之际，河水涨势大，为民田之害，所以应该在险要地段改建石堤五十丈，被采纳。又为桐城本邑士子购置乡会试资田，家乡贫困士子赴京考试所需路费及住宿费都从中支取，解了他们后顾之忧。 制订刑律、善断刑狱 康熙十五年（1676年），姚文然擢为刑部尚书，当时国家规制初立，姚文然矜恤民命，更定条例，姚文然曾说“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所以推明律意，细细斟酌，必剂于宽平。姚文然校阅刑书，常至午夜，每有疑问之处，必详加咨询。“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曾经有一次认为一人被冤枉，案情有疑，争之不得，姚文然回到家中长跪自责。姚文然认为明朝用刑太过于残酷，就上奏废除了廷杖和镇抚司诸非刑。姚文然在病中仍然不忘其职，口授疏请更定两例，以免其有冤滥。视民间疾苦，痛切其身，故自诵曰“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闻者动容。由于姚文然对刑律多加修订，故部吏官员多称其为“姚律”，尤为推崇。正因如此，《桐城耆旧传》中马其昶评价道“我朝刑律定自公手，凡前代残苛，遂以划除，泽流无极，可谓大仁。” 清代府州县官员负有刑名之责，姚氏族人任地方官员时，有不少善断刑狱、平反冤案的事迹可述。 福建建宁府崇山峻岭，民风素来犷悍，睚眦之仇必报，杀人案堆积如山。姚文燮任建宁府推官，分析案情，姚文燮几句话就能点中要害，不到几个月监狱为空。有方秘杀方飞熊案，已被定为大辟，经过进一步审讯得知方飞熊原本为强盗，曾经杀害了方秘一家，方秘才趁机复仇，姚文燮认为不能与平常的杀人案等同，所以方秘得以全活。又有武官被杀一案，株连甚众，姚文燮仅治几人罪，大吏骇然，曰：“此叛案，何遽轻率？”姚文燮说初报之文中提到有盗贼，应该是乡民追盗贼，恰巧武官经过，随从未至，被盗贼杀害，而盗贼逃逸，后随从到达，便抓乡民，认为是民叛而杀武官。等到抓到盗贼，盗贼自供杀害武官，遂知姚文燮先前分析之情为真。故大吏认为姚文燮明允，凡是疑狱皆委任他审理。 姚柬之任河北临漳县知县时，有县民张呜武称有贼攀二窗棂入室，将其妻杀害。柬之勘察现场，发现窗户狭窄，所处之地也非呼叫无人应之区，而且当天张呜武又未远出，皆为可疑之处，遂对张呜武详加审讯，结果，是张呜武因为捉贼，误杀了妻子，害怕获罪所以诬陷是贼人所为。又有常姚氏被杀一案，犯人不知为谁，姚柬之寻查时发现案发时为县试招覆前一夜，而所取的第一名杨某没有赴试。于是召杨某讯问，杨某神色惶恐，经过询问发现杨某与常姚氏是邻居。遂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诈吓杨某，得知原是杨某意图强奸，常姚氏不从，便将其杀害。可见姚柬之的断案才能。 时番禹县有一命案，历五令三守皆没有断，总督知道姚孔锌负有才能，嘱咐姚孔锌审理此案。姚孔锌审讯了三天三夜，得知实情，遂判决了此案，可见其审理案件的能力。在韶州府时，翁源县有人控诉他的儿媳杀死了他的儿子，说其子死时腹痛，是中毒的迹象，并有断肠草为证，认为是他的儿媳喂他的儿子食用断肠草所致。姚孔锌审讯之后发现“断肠草”只是一般豆叶，而其子当日淋过暴雨，故应是“阴症”所致，平反了妇人的冤情。至赣州府时，有人被冤，欲治其罪，姚孔锌为之力辨，冤情得雪。姚孔锌“其虚心鞫狱，皆类此。” 轻徭薄赋、赈济灾民、稳定社会 姚氏族人深知过重的徭役赋税对百姓之害，遂在任地尽量减轻百姓负担。陕西河西县原有街税，买卖货物皆要纳税，成为常征。姚淮任知县后，首先将街税废除。并且立碑明示，禁止征收民间不知而官又不给印票的赋税，又刊印赋税单册，派人发给乡民，自此百姓知税种及税额。 姚淮到河西县任职之初，前令交代，有百姓欠米粮七百多石，多为贫困之民，不可征收，姚淮遂聚集乡民，“悉焚其券”，百姓皆感激涕零。河西县矿厂原本运锡矿需用牛拉，每年约用牛八十头，需要费用数干，皆从民取，若无牛，则用民力，百姓苦不堪言，姚淮上言免除了此种劳役。当时全府征粮皆可折成银两，唯独河西县不可，只能输粮，费用加倍又累民，姚淮力陈百姓之苦，遂该为各县轮运。 姚淮任雅州知州时西藏刚刚平定，差役徭役累派不已，又向百姓征收银两以补亏空，姚淮上任之后全部免除。雅州的征粮额数最多，因此百姓多隐匿民田，姚淮勘察田地，查清田亩数后，力请上官减轻赋税，于是雅州“赋增而民不困”。 按照规定，嘉定府民每年都要运米两干石到雅州，民为之苦，姚淮变通规定，将米折成银两，嘉定府民皆称此法便宜。嘉定府与犍为县盐井犬牙相错，征税多有重复，姚淮重新勘察了盐井的方位，嘉定府内千余盐井得到豁免，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姚文燮任雄县知县时，该县有狐皮贡，为百姓的负担，姚文燮条陈“十三难”上大吏，请免除狐皮贡，获准。韶州府内有煤山，听任百姓开采，但是在规定的赋税之外，另有附加税，姚孔锌建议进行招商，然后再将赋税上缴，免去百姓之负，建议被采纳实行。 姚文然虽然没有在地方任过职，但是一直十分关注民情，关心民众疾苦。顺治八年（1651年），江浙发生水灾，灾情严重，灾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此地一直是漕粮征收的重要之地，姚文然上疏“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又担心有官吏利用改折中饱私囊，搜刮百姓，又建议“折漕例新定，民末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征耗银，或先已征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被皇上采纳。 当水旱灾荒发生时，赈灾济民，稳定人心，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 道光三年（1823年），漳河、卫河发生洪水，漳水改道，东徙抵内黄，进入卫县，所属村庄皆被淹没。姚柬之时任河北临漳县知县，听闻灾情，立即携带米粮赶往灾区，一而勘察灾情，一而赈济灾民。有幕宾言应待勘察完灾情之后再行赈济之事，姚柬之曰：“弃一官可全万人命，吾何惜！”百姓皆欢呼感动，全活者众。 道光十七年（1837年），端溪大涨。姚柬之任肇庆府知府，城被淹，姚柬之日夜守城，率领吏役堵守，抗击洪水。是时米价升高，姚柬之遂放兵粮一月，以平米价，“民不知灾”。 姚文焱任苏州长洲教谕时，发生饥荒，姚文焱监理粥厂，悉心照看，胥吏无人敢疏漏，部置井然，男女有别。又监理药局，请名医，病人虽多，但必使每人都被诊治，先询问病源再给药，全活者众多。 康熙三十年（1691年），陕西发生饥荒，姚士塾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又倡率乡绅设立粥厂，为赈饥民。姚士塾每日必定骑马巡视各地，让人搜查路旁灌木丛中是否有弃婴，有则招募乳妇喂养。遇到死者就为其买棺掩埋，遇到流民卖妻儿者，就替其赎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又发生饥荒，姚士塾仍按先前的措施应对，时户部尚书赈济陕西到达朝邑，赞叹说：“令诚循吏，亦孝子也，使州县毕若是，朝廷何西顾忧乎？” 抓捕盗寇、维护地方治安 匪徒盗寇严重的破坏了地方的稳定，危害了地方的治安，所以姚氏族人在任职时，大都有勇有谋，抓捕辖境内的盗寇，维护当地的治安，保护了当地的百姓。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肃皋兰县盐茶厅有强盗马得鳌，其手下四处作案，姚棻任故园州知州，带领游击董果等跟踪，捕获马得鳌等十一人，受到清高宗的称赞。 姚棻任武昌府知府时，古州党堆寨苗人聚众为乱，他带领三百人直捣贼寨，将其铲平。是时武昌府沿江湖，强盗众多，姚棻整治甚严，一经捕获，立即处置，而且姚棻必详加审讯，没有冤枉者。 福建沿海居民以捕鱼为生，有无赖者，借捕鱼通盗，而且与海盗相勾结，狼狈为奸，百姓深受其害。姚棻任福建巡抚时，编保甲，凡是渔船、船员，皆令其指名担保，有包庇者，一起定罪。捕获盗匪王安等五十余人，盗风遂清。 在姚柬之任职中，多次抓捕强盗匪徒，方东树撰其墓志铭中称姚柬之“八铲贼巢”，维护了治安，可谓有勇有谋。 河南内黄县与直隶大名相毗连，盗匪建立巢窟，聚众赌博，不畏官法。姚柬之约大名会捕，分兵堵住要隘。有一地窟，匪徒聚于其中，姚柬之命用烟熏，匪徒争先逃出，皆被抓获。 揭阳县最为棘手之地名为下滩，盗贼、土豪相互勾结，盗贼公然抢劫，百姓不敢外出。姚柬之带领兵勇前往抓捕，抗拒者或死或擒。有一强盗犯案十八起，姚柬之召被害人前来，以火枪击以十八下，百姓称快。又有盗匪居于钱坑，其地凹而皆山，易守难攻。姚柬之书示耆老，命限期来见，耆老不敢出。于是姚柬之仅带数人入村，村人躲避高山以观动静。潮州故事，凡官兵赴乡剿捕，如人逃避，则燃其室庐，空其积聚。姚柬之戒毋焚烧，见到耆老，一一慰劳，耆老皆感激涕零，许诺愿意交出盗匪。其时有民在山上高望者，皆欢呼称说“好官”。第二天，耆老果然将盗匪交出。 姚柬之任连州绥猺厅同知时，普宁县有匪徒肆意杀官抢劫，姚柬之前往抓捕。盗匪以涂祥村为巢穴，以磨盘山为声援，地形险要。姚柬之制定方略，令正军攻涂祥，调揭阳县壮勇潜伏磨盘岭突袭，又别遣兵勇攻其寨，大获全胜，捕获盗贼六百余人。 贵州大定府有一地名白蟒洞，位置偏僻，盛产煤、铁，汪摆片撩地招集盗匪，拜盟结会，自铸武器，扰害百姓，为地方一害。姚柬之带兵扫荡贼巢，将汪摆片等五十余人全部抓获，为地方消除了巨患。 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姚孔锌时任恩平县知县，听闻有一帮匪徒打算劫库叛乱，并且定下了行动的时间。姚孔锌假装不知道此事，暗中派人打探，并做好准备。城西有一村名土瓜萌，在此发现了匪徒的踪迹，姚孔锌亲自带领壮勇前往抓捕，破获贼巢，抓获匪首李梅及其党羽十几人。省府听闻此事，急忙发兵前来，发现事情已经平定，足见姚孔锌智勇双全。 整顿吏治、不畏强权、为民争利 姚文然虽不在地方任职，但也对整顿吏治建言上疏，顺治六年（1649年），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顺治八年（1651年）“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康熙六年（1667年），为解决部门繁琐，做事拖沓之弊，上疏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于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体现出姚文然在官员管理和部门工作效率方而的见识，具有先进性。 《姚氏先德传》中记载“漳州案牍，甲于全闽”，积压了很多长期案件，姚棻任知府，发布公文檄下属诸邑，令其在每个案件上注明承办官吏之名和日期，不能推诿，“由是官吏振作，尘牍皆清”。姚棻在任福建巡抚之时，福建省的吏治久疲，姚棻查检各院司积案，有三千多件，遂严加治理，力督各道府，吏治为之一振，“五月而结者十之六”。 河西县东、南、北三境皆食琅井盐，独县西食黑井盐，路远而且价格贵，有人偷买琅井盐，就指责其为私盐，乡民怨声载道。姚淮力请上官，改革盐法，河西百姓皆颂歌赞扬。 矿厂税缺，姚淮奉檄监税，刚到矿厂，商人就按照原本的陋规，送给嘉湖公三百金，姚淮坚决拒绝，并问商人，每年像这样的费用有多少，商人答说按照惯例约有五千金。姚淮叹说，正是因为这样，矿税才缺啊！之后，姚淮尽革此种行贿陋习，矿税不仅足额，而且还多出两千。商人都赞曰“清官”。 姚淮任重庆府同知时，下令革除土司承应的陋规，有酉阳土司冉光垣，仍然循例送给嘉湖公千金，被嘉湖公拒绝，并将其检举出来。 姚文焱任江西峡江县知县时，锐意改革利弊，峡江县原设里长征粮，城中又设保户督里长，这些里长、保户借督缴钱粮之机，在乡民家中作威作福，每年敛费数千金。姚文焱力革之，废除里长、保户，乡民自输其赋。郡守听闻之后，下令列县皆推行此法，峡江百姓刻石碑记之。 各地辖区之内，多有势力强大之人，或为富甲一方者，或仰仗政治势力，常常仗势欺民，为地方之害，姚氏族人任府县之官，多能不为强权，为民争利。 姚文燮在建宁府时，耿继茂建藩，其手下多仗势欺民者，往往借给百姓钱财，而强夺其妻女来偿息。姚文燮揭发其罪行，并且自己捐钱代为偿还，民妇得归者数百人。又有耿继茂手下戚某尤为横行，欺压百姓，百姓告与郡守，郡守怯懦，反被戚某侮辱。姚文燮自请处理此案，执法加倍，“自是藩人敛迹”，百姓称赞。 雄县之地近京畿，土地肥沃，旗人多囤占为旗地，民不敢争，姚文燮为民争之。旗人请于户部，户部司官到后，牵绳量地，绳子所图之地，民不得耕种。姚文燮拔刀断绳，言辞坚决，不过几日，便有诏退地还民。足见姚文燮对百姓利益的维护。 新兴州东山土目施国良，强占乡民的坟地，将假冢置于民墓之边，反而状告乡民侵占，令乡民迁葬。姚淮时为河西县知县，乡民无法，越境求于姚淮，姚淮打开墓冢，勘验其真假，得施国良欺压乡民的证据，遂告知新兴州州官，以法治施国良。 河西县有海金寺，寺僧凭借有权贵撑腰，淫凶欺民，为河西县一害，历任知县因顾及权贵，皆隐忍纵容。姚淮亲自往寺中查其罪行，正逢寺僧调戏妇女，姚淮怒而将其抓捕，痛杖之后将其流放。 陕西朝邑县的田地在黄河东面，皆是黄河古岸，原本距蒲州门只几里，后来黄河改道，西迁数十里，朝邑县民便渡河耕种。每到收获之时，山西蒲州乡民便伺机收割，引起朝邑县民的不满。每年双方都发生械斗，从明朝嘉靖年间便是如此，各种案件屡屡发生，死伤不计其数。而陕西、山西两省自巡抚一下官员又都各自袒护，往来文书互相驳斥质问，但是都没有解决朝邑县民的问题。姚士塾时任朝邑县知县，力请两地官员一同勘察，当时两地聚集者上万人，争论不止，姚士塾大声抗议说：“秦晋民健斗，而官复激之，咎在官。杀戮近百年矣，仁者不为也，今能和衷以谋善后乎？”众人才安定下来，姚士塾接着为朝邑县民争到：“蒲人死不恤，争界于河，以曲朝邑；设河身再西，越朝邑县治而去，将县治亦蒲有之乎？赋若干责办朝邑，而蒲人坐收无赋之利。以此言之，曲在蒲。”诸官皆认为姚士塾言之有理，蒲州官员与乡民而露愧色，于是按照姚士塾所画的界限植柳树作为标识，朝邑县民皆赞颂姚士塾的行为。 参与军务、抗击来犯之敌 明末清初和清朝中后期，战乱不断，姚氏族人不仅文治，还有武功。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起，十三年，姚文然建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悉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圣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秦中已经平定，独平凉未下，姚文然建议说：“从此进讨湖南，兵势有余，请停调蒙古、关东兵，而益坚招抚，明大信，以徕平凉。”姚文然虽不是武将，但是对军情的分析却十分得当。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叛乱，南康兵溃，贼兵距江西德安县城只有十里，当时城中士兵只有四十人，百姓大乱，四处逃散。姚文燕与把总魏九功商议用智取。于是将兵全部调至南城门，裂被帛代旗，树火把数百炬，让兵民齐呼。火光之中，呼声震天，贼兵疑援兵已至，遂退兵。不到十日，大军来援，姚文燕带领兵民与援军夹攻贼军，大破贼兵。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借口林则徐虎门销烟一事，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攻陷厦门、定海等多地，在此期间，英军多次进攻台湾，台湾人民在姚莹的带领下，打退了英军，取得了抗英保台的胜利。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十八日，英军一艘双桅船到台湾海域进行窥伺，姚莹与台湾总兵达洪阿接到警报后，即刻派船进行阻截，对英军的挑衅予以坚决还击，迫使英军逃逸。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军又派三艘三桅船来台窥伺，见台湾军民有备，不战而退。同年八月十五日，英舰纽布达号入侵鸡笼海口。次日炮轰二沙湾炮台，炸毁兵房。姚莹亲自督战，参将丘镇功等发炮回击，正中敌舰桅杆，绳索断落，来犯者仓皇败退，时正值海水涨潮，英舰撞击到礁石之上，来犯者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台湾官兵和义勇驾船追杀。共打死来犯者32人，生擒“黑夷”133人，获大炮十门，还有书籍、图册等。这场胜利振奋了守台军民，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五日，英军又派船侵入鸡笼口外，声称要赎回前次被俘人员，姚莹、达洪阿不予理会。十三日，英军闯入港内，猛烈轰击二沙湾、三沙湾营房和守军炮台，台湾守军开炮予以还击。十九日，英军见台湾兵勇众多志坚，久攻无效，又逃逸遁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三十日，五艘英舰又伺机侵扰大安港，并且串通内奸，企图登岸入侵。姚莹一方面命人带领官兵驰往堵御，一面在土地公港设下埋伏。英军看到大安守备森严，调头驶走。巡检高如春和谢得琛密令渔民周梓等人与敌舰上的内奸用土音招呼，诱英军从土地公港驶入，敌舰不知是计，在驶进土地公港时，遇到暗礁搁浅，先前埋伏的官兵奋起进攻。这次大捷，共缴获大炮十一门，腰刀十把，鸟枪五杆，破毁敌船一艘，打死来犯者几十人，生擒四十九人。朝廷闻知此捷，下诏嘉奖姚莹，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在姚莹带领下，台湾军民抵御了英国侵略者的多次进攻，守卫住了台湾，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姚莹是抗英保台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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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30 17: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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