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宗亲网

标题: 湖广填四川 [打印本页]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04
标题: 湖广填四川
简介[

]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走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07
本帖最后由 1156824942 于 2012-9-24 15:09 编辑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10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16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

下载 (5.13 KB)
7 天前 19:40

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36
人。

下载 (10.37 KB)
7 天前 19:41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38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39
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42
条件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43
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43
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湖广填四川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45
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下载 (5 KB)
7 天前 19:47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48
主要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

下载 (5.12 KB)
7 天前 19:49

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第九,潼南县。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向氏家族迁往潼南,铜梁等区县,此外南充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51
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http://baike.baidu.com/view/267260.htm.原文地址.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57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5:59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01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10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时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200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21
发生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四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有必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进一步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湖广填四川”问题值得引起新的关注
“湖广填四川”问题是一个早就引起学界关注的老问题。但是,由于研究者所处时代不同,其所关注的热点、亮点也必然大不一样。那么,在当前形势下重提“湖广填四川”研究,意义究竟何在?
(一)“湖广填四川”是四川历史的一大亮点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前后共历时105年之久。
移民规模大。据推算,在一个世纪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95万人,川中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215万人,川南地区接纳的移民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占是年四川总人口的62%。
省籍来源广。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广泛,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之内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外界知名度高。活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四川籍革命元勋和知名政要,毫无例外地都是出自清代四川移民的后裔,如朱德的先祖来自广东,陈毅、聂荣臻、杨尚昆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张爱萍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等。通过名人效应,无形中提升了“湖广填四川”的地位,扩大了其在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22
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

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

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

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

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24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

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

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

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

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

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

和作用谈点看法。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26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

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

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

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

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

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

、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

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

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

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

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

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

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

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30
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

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

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

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

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

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

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

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

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

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

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

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

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

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

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

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31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

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

，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

、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

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

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

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

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

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

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

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

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

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

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

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

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

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

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

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

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

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

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

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

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4 16:34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194288.html?fr=qrl&index=3原文地址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5:26
看了文章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近来我走访串联的姚氏家族，基本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有两大祖，广东平远祖和湖北麻城祖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5:30
回复 25# 姚松湧

是的.其它的比例要少得多。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5:44
本月15号我到宣汉就大家讨论许久的关于成立老四川姚氏宗亲会的话题，己成立了老四川姚氏宗亲联宜会，这次会议就是以它的名义承办的，希望你参加，你们来代表参加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5:45
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多有人参加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5:47
回复 27# 姚松湧

我就是在联系老家负责人。也有意参加。他是医院院长。时间有不确定因素。这要你们谅解。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5:49

作为东道主我们应该多有人参加4 i; a' o- a+ A) _
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5 15:45

主要是老族长年龄在八十多了。很难远行。具体让他们安排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6:00
老寿星哈，确实走动不方面，安排年轻人来参加，有空我一定去你们那里搞一次联宜，看看老寿星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6:01
节后可以抽时间去你们蓬安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02
回复 31# 姚松湧

欢迎光临.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04
回复 32# 姚松湧

我们有一支在巴县买地三契.姚德高也知道和来过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6:05
开车到广安—长乐—蓬安是这样走吗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08

开车到广安—长乐—蓬安是这样走吗$ v8 K2 f+ H' H
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5 16:05

现在是南渝高速在长乐下高速走仪北公路.在河舒右转去柳滩乡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12

开车到广安—长乐—蓬安是这样走吗
U+ o3 i* A) D) ^) C) m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5 16:05

老族长电话15908375356.我在都江堰.你可现在问问他.姚智春的电话我以发到手机上的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6:17
姚德高去世了，我去过他家、查资料，可惜家属们把它烧了说是德高生前的爱好烧给他带走。

。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18

开车到广安—长乐—蓬安是这样走吗' Z, O* k. e. y) Y- c. k4 O
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5 16:05

这是老线路.广安.....花桥........罗家.走罗河路.不用去长乐了.那样多二十几公里.老族长在柳滩街上.你可先联系后才动身.姚智春是乡卫生院院长.都好联系.我qq就是注册号.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5 16:19
我明天上午去桥口垻和姚国清联宜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19

姚德高去世了，我去过他家、查资料，可惜家属们把它烧了说是德高生前的爱好烧给他带走。
5 O$ V1 M( g m0 g
* a5 o/ ~9 d8 e, @ f3 D2 ~' D; Q" E8 M
。- A4 [+ E; [+ o$ @+ r7 S7 G
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5 16:17

这我听说过.他们的字派都有留在我们谱上的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5 16:25

我明天上午去桥口垻和姚国清联宜
: F! S, u6 f" q# |1 y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5 16:19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6 14:17
这是我特别为您制作的中秋节祝福网页，祝您中秋节快乐，好事圆圆，好梦连连！http://zhufu3.0531.com/jieri/zhongqiujie/1.html?stra=%u59DA%u6CE2

作者: 姚万萌 时间: 2012-9-26 22:12
寻修意公的后裔；QQ1064925818

作者: 姚卿芳 时间: 2012-9-26 22:25
万萌宗亲:你辛苦了!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7 08:18
寻修意公的后裔；QQ1064925818
姚万萌发表于 2012-9-26 22:12

[/quote]
:handshake 说实话.我不清楚,是否也来四川了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12-9-27 10:27
回复 42# 1156824942

是姚德高族的派字吗？
姚德高族是重庆富顺姚族？
姚德高族算入川的平远姚族吗？
姚德高修过谱吗？哪些？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7 10:34

回复 1156824942
9 C0 r. C' H/ B
/ ]8 n2 i+ w! v( x8 R6 A; c6 A
7 U; n- b3 h$ L; J: U) G! p 是姚德高族的派字吗？
7 ~0 f, x. l3 N! c 姚德高族是重庆富顺姚族？& M3 C$ j* d7 z: Y4 b4 }$ P( I) [
姚德高族算入川的平 ...
% m& o) r3 z5 Y" v' _2 M. Q9 C& u- Ipszyyao 发表于 2012-9-27 10:27

是他们的字派.姚德高是重庆桥口的.他在我们这里来联谊几次.我们几个地市都连过谱.我以往的都有说过.他们的入川前的我不清楚.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7 10:37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12-9-27 11:01
回复 49# 1156824942

谢谢。
此谱页说明和可解释几个问题。
多部谱书提到姚德高，姚闻闻也提到姚德高。他作古了，稿和资料也随之而去，可惜！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7 11:07

回复  1156824942 9 t  F. s/ W% r

% V: a7 [  q1 D" Y. {& _5 P
# L! z# n. x# b! ?2 V 谢谢。/ ^" c, G% ^0 D6 [6 [  s& k8 G. r
此谱页说明和可解释几个问题。0 c% ]2 d0 k& W# m  g
多部谱书提到姚德高，姚闻闻也 ...* ^3 K" ^! d! c$ [# B9 b# S1 z
pszyyao 发表于 2012-9-27 11:01

我所知道的就来过两次.他掌握很多有用的世系.但他也弄错了很多世系.他在四川.姚姓大一点家族几乎都去连过谱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7 11:14

此页上照样提到有他.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8 15:16

回复 1156824942
: ^/ X1 z% L) c' \+ i# L% p! {- `4 J$ c" ~3 L: Z# m5 g! [. l& }

+ e# @" R( J7 y7 ~1 {$ B2 c 谢谢。
7 n. [# V3 d9 P6 T1 j6 E& E6 v 此谱页说明和可解释几个问题。$ r$ z3 b! V! ], j; S# w
多部谱书提到姚德高，姚闻闻也 ...6 q! g# h9 D0 ]' N- _0 \( t7 ]
pszyyao 发表于 2012-9-27 11:01

现在看来我们良能公以上的源流为何有思廉的,总算迎刃而解.原来是接姚德高老先生的资料.可他当时有说是湖南迁徙来,同我们是近支又作何解释.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迷.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9 15:27
姚德高是130世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15:32

姚德高是130世; H: g9 h; c- X |3 `# z
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9 15:27

我不知道他是多少世.但他帮助我们理的世系有差异.现在同湖南的算起来有五代之差.现在不准备用恩鸿那世系了.现在同湖南祖籍地同修一本总谱.以湖南为准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15:41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12-9-29 16:12
回复 48# 1156824942

照姚松勇今日的帖，姚德高肯定属入川的平远姚，因此，42#重庆富顺姚族的派字不是姚德高族的派字。你能讲讲重庆富顺姚族的来历吗？
姚德高参与修过你族的谱，也修过重庆几地的合修谱。你有合修谱吗？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12-9-29 16:18
回复 56# 1156824942

有姚丕舜的略传吗？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16:25

回复 1156824942
6 H. N% F' h, A! v
z0 e% g- ], T U) @
, d( r0 ?: q5 s! ~, J 照姚松勇今日的帖，姚德高肯定属入川的平远姚，因此，重庆富顺姚族的派字不是姚 ...$ H& J6 E' q3 X6 F
pszyyao 发表于 2012-9-29 16:12

字派是姚德高老先生的.可能富顺是同支的,我现在手上的谱是我们这支系的,共有三本.还有一些中间的收集资料.地名变迁.官员对我族赏地的来历.但三公以上的源流是有误.这是以前信息不通造成了的.我先祖只在康熙56年回过故乡.迁正仁公尸骨回安乐寺坝安葬.对于你问同修谱的.按目前的看.他是提供始迁祖以上的资料,应该是共用的.我以前的贴上在这里发上过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16:29
本帖最后由 1156824942 于 2012-9-29 16:30 编辑

回复 1156824942
0 ]0 X: i2 [( o' ^8 `' S# r
0 j: {2 g6 ^# R: Y; A; b4 a& |$ J1 V! s
有姚丕舜的略传吗？" I% l5 L7 d+ I# R* A3 J: v
pszyyao 发表于 2012-9-29 16:18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16:46
回复 60# 1156824942

我们上个月才同丕舜叔就这次续修立字派交流过.但是是别人代转告.他本人不会电脑.儿子在船上工作.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16:49
本帖最后由 1156824942 于 2012-9-29 16:51 编辑

这就是丕舜叔给我的稿件.由于同祖源地同字太多.故没采用

作者: 姚双全 时间: 2012-9-29 19:12
回复 53# 1156824942

“现在看来我们良能公以上的源流为何有思廉的,总算迎刃而解.原来是接姚德高老先生的资料.可他当时有说是湖南迁徙来,同我们是近支又作何解释.这又是一个未解之迷.”

原来如此。

作者: 姚双全 时间: 2012-9-29 19:17
回复 63# 姚双全

现实中，这种修谱的现象很难去杜绝，谱系的正确率与修谱主持人的心态有直接关系。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21:22
一轮明月,洒满九江.一年秋事,丰收在望.一杯醇酒,情谊久长.一种豪情,几分坦荡.一块月饼,甜蜜馨香.一句珍重,真情难忘.祝中秋节快乐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9 21:25
没有查到姚丕舜的简历，（133世，）姚思鸿是135世，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21:26

没有查到姚丕舜的简历，（133世，）姚思鸿是135世，
' Q9 w% `5 M3 n/ [7 ^5 T+ c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9 21:25

他是恩字辈.晚我一代.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9-29 21:31

没有查到姚丕舜的简历，（133世，）姚思鸿是135世，
- X- x" ^# Y9 A" N# A姚松湧发表于 2012-9-29 21:25

丕舜是131世.丕字辈.我132世.先字辈.恩鸿133世.恩字辈.这是这谱上的世系源流.同祖源地世系相差五代.你加五代就是现在同修总谱的世系了

作者: 姚松湧 时间: 2012-9-29 21:36
富顺的家谱没见到节后我要去一次联宜活动，我目前所见到四川姚姓各支没有连过谱，都是各自按老谱续修下来。在重庆三次会上发布筒报，有很多湖广填四川来的宗亲宗谱有疑点和找不到来龙去脉，希望钟尧宗亲参加重庆会议，帮助四川宗亲所遇到的问题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36
.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37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移民的过程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_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踞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39
江西几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一线图...
江西几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一线图 1:安徽寿县王氏 江西——湖北英山——明初玉四公迁安徽寿县 2:湖南益阳市王氏 山西太原（南郊区）——江西吉安——湖南攸县——湖南长沙——湖南望城 3:湖北武汉市汉南区王氏（王家昌） 江西筷子街——湖北武汉 4:重庆江北跳蹬河 江西庐陵——湖北蒲圻——同治癸酉1873年——入川居江北县 5:湖北浠水县三店大王坳王氏（王根云） 山西祁县——安徽宣诚——江西武口——江西傅贤——江西流槎—— 湖北浠水县 6:湖北浠水县三店大王坳王氏（王根云） 山西祁县——安徽宣诚——江西武口——江西傅贤——江西流槎—— 湖北浠水县 7:重庆南川市冷水关义和坝王氏（王世远） 江西吉安泰和县——1628年四川长寿县尖担坝——贵州——康熙年间重庆南川市冷水关义和坝 8: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寺蚀缶盍畹髑ê闶÷槌窍匦⒏邢纾ń裥⒏邢兀蚀缶胨拇ü泡缴菰糁遥ㄈ碧茫? 9;祖籍江西省吉安府卢宁县湘花乡谢鸡桥二十七都__移居贵州大定府东里六甲陈相五杨柳场（即毕节市小坝镇）。再后来又到了四川省建南道临远府西昌得昌司管下大卡新村 10:四川古蔺高笠官寨始祖明朝名将王守仁后裔王凤，王安理提供 江西太和——吉安——湖北孝感——贵州遵义——四川古蔺高笠官寨 11:贵州遵义西乡马蹄王氏三槐堂王恩俊 江西吉安吉水县唤鹅里十三都——四川重庆跳蹬河王家场——明朝万历年间王堂公迁贵州遵义军民府首县沙溪里（现马蹄镇）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39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江右帮跻身十大商帮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以成都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江西货郎哥是情哥哥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从商。 在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黄志繁介绍说，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地位。■“星火燎原”瓦子角据《广志绎》记载，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写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抚州人随处可见。黄志繁告诉记者，原复旦著名教授谭其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写的《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中，开篇就称：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属南昌为多。在江西，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离去，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两个主要移民点，均在江西境内，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 ■赣文化遍布半个中国据黄志繁介绍，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那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万寿宫里，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香火前，还在叩拜着农耕社会的一个简朴理想的江右帮被枪炮击中，他们如潮汕帮、宁波帮、江苏帮一样失去了往昔辉煌的色彩。 于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中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难以幸免于难。各地的赣人后裔大把掏钱打出的广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断垣残墙中窥知。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黄志繁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首先向记者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40
湖广填四川”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
" 湖广填四川”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以经济发展、社会重组为动因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本汇编所收资料均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而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湖广填四川”的原因 　　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造成四川、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使社会生产力降到最低水平，成为四川、重庆最严重、最现实的社会危机。为了恢复经济，重组社会，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中央政府对四川、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移民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四川人口锐减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原因。 　　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总户数为26万户，约131万人，是为明代最高峰。到清初四川人口仅残存62万左右（另一说为50万左右 )，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引起四川人口如此陡降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 　　1．战乱连年 　　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2．天灾频发 　　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顺治四年（1647年）“饥馑频仍，是仓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因“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崇庆县“赤地千里，人相食” ，川南“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 。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鼠疫肆虐。顺治五年，“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中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重庆江津一带大疫，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 　　3．虎患甚烈 　　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占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顺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 “蜀中升平时无从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有者又死于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41
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
“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清朝前期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区域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45
本帖最后由 1156824942 于 2012-10-2 15:48 编辑

“湖广填四川”的故事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46
小时候常听到老人们讲“湖广填四川”的故事，但总没搞明白，闲暇之余，在网上搜索到了这方面的信息，把它帖上来，不过你浏览以后，最好把你听到的传说和故事将出来，让大家共享

湖广填四川的真相“以湖广填四川”：明末清初四川大屠杀揭秘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1659年。
对四川人民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害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54
湖广填四川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宋元以前就在四川落户的老川籍是不多见的。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就是在老川人的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早期移民来川，已繁衍28代了。湖广行省元初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省局部，元末有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时管辖今湖南湖北两省，旁及周边少数地带；清初置湖广总督，更名湖北湖南总督，但习称湖广。不管政区怎么改，老百姓一般都使用湖广行省的最大版图来谈移民的祖籍。在湖广移民中，麻城籍特别多，麻城移民中孝感乡人尤其多。今人编家谱，有误孝感乡为孝感市的。麻城县与孝感县东西遥远，元末均隶河南江北行省黄州路，麻城地处大别山区，明初复归湖广行省。明孝感乡是共麻城市的中南片区，涉及现行8个乡镇，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比四川省中部的许多县还大。孝感一带是麻城的鱼米之乡，经济文化发达，人烟稠密。清《麻城县志》说它“山川秀丽，人文蔚起，乃全楚名邑”“四川世家大族，多麻城籍”，这与明清移民有关。到民共，双流张群、乐山王陵基、内江张大千、高县李鹏、金堂流沙河的远祖，都是麻城孝感乡人。两次湖广填四川，填的是蒙满贵族悍然制造的无人区。南宋四川1000万人，从1234年蒙古兵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多方搜索统计，全川只剩60万人。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人移民四川，迁居高潮是夏开熙年间，1371年明军灭夏，继续大量移民，到1410年才接近尾声，前后半个世纪。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1639年张献忠入川到清初，四川为农民军、明军、南明军、清军、地方武装和小股土匪拉锯梳篦20年，死人过半。1658年，有组织的移民填川活动又开始了，这便是第二次湖广填四川。1674年四川叛附周王吴三桂，1680年清军复践蜀土，见人便杀，见草过刀，搜剿多年，蜀山尽碧。昔日繁华的成都市，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以至四川省会长期寄治阆中县。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连顺治康熙之交新移入的民众也难逃兵灾。今据地方志和家谱资料推定，1685年全川共约50万人。由于蜀中地广人稀，田多荒芜，地方官吏惊呼：“任此抛荒，征赋无策。”于是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勃然再兴，直至1750年才接近尾声，移入的仍是湖广人，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移民较少。顺康之交，多半是强迫移民，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官府捆绑双手一队一队地赶来的。移民入川随意插占土地，川土肥沃，赋税轻微，并且新老移民又往往攀上乡谊，互助互爱，相处融洽，山川风物与本乡本土无大差异，康熙灭周大屠杀以后的移民就不再是驱迫而是自愿了。清代这次移民潮落潮涨一百年，涌入大量生力军，又因政府鼓励生育，人口回升很快，人口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由50万谷底经晚清、民国达七八千万人。虽1971年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到世纪末仍有1.2亿。移民的血泪洗净了四川的疮痍，移民的汗水浇开了满山的杜鹃。而汉晋隋唐的老川人苗裔，今天已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知道了这一点，人们更加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更加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努力建设新四川。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5:58
“湖广填四川”与川、楚戏剧整合考
四川戏剧，历史悠久。先秦有“斗牛”之戏，两汉有“巴渝戏”，唐代“蜀戏冠天下”，宋有“川杂剧”，明代有“川戏”，……可谓完全与中国戏曲艺术之演变、发展相始终，而又具有四川之地方特色。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以后，促进了川、楚戏剧的相互认同、借鉴与整合，促进了川剧艺术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正如民国十六年重印刻本《广安州新志》曰：

戏剧之风，繇来者远。汉曰乐人，唐曰教坊。较之巴觎歌舞，非正声矣！城乡庙观祝诞、集会，富贵大家科名、寿喜，凡开筵宴客，俗必以戏帖，曰“彩觞”焉。其出资本、戏衣者，曰“本家”。其管班中子弟，曰“班长”。歌台舞榭，簇锦斗新。俳优衣冠，当场戏伎。初请学宫封条签，喚曰“封箱”。劵成交钱，质以袍铠，曰“订戏”。遍征妙伶，曰“聘脚色”。届日开台，曰“亮行头”。其色目，有生、旦、丑、净四名。其腔调，有丝弦、高腔二派。上午、下午，有正本戏。晚有夜戏。客上席时，有“垫台戏”。伶人进酒，又请客点戏，曰“唱酒戏”。高歌入云，长袖善舞。忽而悲欢离合，忽而争战怒骂。色艺倶佳者，一座尽倾。给以饮食、酒肉，奖以鞭爆、花红。众人喝采，则有赏。服色违式，则有罚。终日丝管，斗胜出奇。顷刻之间，可致缠头百万。

民国十六年重刻的《广安州新志》，乃为宣统三年本。而此志，实为光绪三十三年修撰。对于有清一代四川戏剧的演唱声腔、剧种、戏班的组织管理、行头把子、角色行当、演唱习俗以及经济效益等等，都作了简眀扼要的记载。唯广安所流行的“丝弦、高腔两派”云云，正与广安以湖广人占绝大多数的人口结构相吻合。丝弦，即川剧胡琴。高腔，即楚、蜀之间相互认同的清戏。这正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以后，促进了古老川戏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一种新的术现象。或者说，是四川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现象”之一。

一、“杨花柳曲四川腔”

梁山调，又称“良善调”。其主奏乐器为大筒子胡琴，故又称“大筒腔”。为湖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湖北长乐、钟祥、荆门、京山等县。在随县、宜城、襄阳、枣阳、宜都、秭归等地也有戏班演唱。咸丰二年刻本湖北《长乐县志·风俗》卷十二曰：

演戏多唱杨花柳曲戏。其音节出于四川梁山县，又曰“梁山调”。

同书同卷，又有田泰斗的《竹枝词》云：“逐户灯光灿玉缸，新年气象俗敦庞。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同治九年刻本《长乐县志》，所载亦同。由此可知，湖北长乐县之戏曲“梁山调”，乃源于四川梁山县的灯戏。灯戏的代表曲牌为［胖筒筒］，正与其主奏乐器大筒子胡琴相吻合。

四川梁山县的［梁山调］，何时传入湖北？最迟也应在清代嘉庆年间。因道光三十年湖北人叶调元在所撰《汉口竹枝词》中已有：“庐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川东梁山灯戏的［梁山调］，有两个异名：一为

［胖筒筒］，与湖北梁山调又称“大筒腔”，正好一致。一为［圣谕调］，与湖北梁山调又称“良善调”，又相吻合。不仅是因为“良善”与“梁山”谐音，而且更深的内涵则是，“圣谕”所宣扬的核心思想，正是“良善”二字。

湖北长乐县，即今五峰县。其区域范围，基本在鄂西，正好与川东梁山等县接壤。而在先秦、两汉时期，鄂西本属巴蜀之版图，其民众语言相通，民风民俗相似。故四川灯戏梁山调，能为湖北人所吸纳，便合情合理，绝非偶然。此外，还有流行于鄂西恩施、利川、咸丰、宣恩、建始、来凤等地的湖北灯戏，也源于川东灯戏。究其原因与长乐之梁山调的形成相同。一是川东与鄂西接壤，二是老百姓互有来往，三是语言语音相近，四是经济文化交流为常，五是川东人落户恩施者众，六是川东灯戏到鄂西频繁演唱。其本腔，仍然为［梁山调］。其主奏乐器，仍为大筒子胡琴，即“胖筒筒”也。

不过，也必须看到，湖北的梁山调和灯戏，并不就是原汁原味的四川梁山县的［梁山调］和川东灯戏的照搬、照演、照唱。而都是在与本地语言、语音相结合，并融入了本地的民歌、小曲和兄弟剧种的唱腔音乐元素以后，而形成的独立的地方戏曲剧种。可谓是：荆楚灯戏梁山调，源于四川非原貌。各有创新与发展，杨花柳曲合大道。

二、川剧高腔与“清戏”

川剧高腔，旧称“川调”，又称“清戏”。乃为清代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的川剧中最有特色之声腔。川调之名称，最早出现于眀代。它是明代川戏的代表声腔。在明代，有“乐王”之誉的陈铎，连续写了散曲［朝天子·川戏］和［北耍孩儿·嘲川戏］等，对川戏进行嘲讽。从“一落腔强扭”、“攘动了妆南戏”、“一句蛮了一声呔，一句高了一句低”、“是个不南不北乔杂剧。一声唱聒的耳挣，重敷演一句话，缠的头红不捅移”等描述而论，乃为所唱川调的艺术特色。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曰：

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

这证明四川人杨升庵的剧作和散曲创作，由于受了明代川戏、川调的影响，因而，与南、北曲本腔不尽相合。

清代乾隆四川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曰：王元美讥为蜀人多用川调，不谐南、北本腔，妄也！蜀何尝有川调之名？南北《九宫谱》、《中原音韵》，世所通行之谱，岂独吴人许用，而蜀人不许乎？各分盯畦，互相攻击。虽文人相轻，亦小人党习也。……噫！是何腑肠？亦不容升庵出一头地也。亦褊之至矣！其实，王世贞之失者，不在于蜀人多用川调之论，而在于他是用宋元南、北本腔作为标准，来评论升庵的戏与曲之创作。四川人用四川话、四川语音唱南北戏曲，偶有不谐，十分正常。这正是明代川戏的地方特色。杨升庵受其影响，丝毫不足为怪。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6:0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都杨氏乃是湖广移民。按明代李东阳《杨春神道碑》之记载：杨升庵之祖籍，乃是湖广之楚人。“上世本楚人，元季徙居成都之新都。”又明代赵吉贞之《杨廷和墓记》，则进一步明确其祖籍：“系出湖广之麻城，五世祖避乱入蜀”。作为有文献可征之四川第一个戏曲作家杨升庵，其祖籍，乃是湖北麻城无疑。他在其所著《异魚图赞》卷一中说：“余尝谓：天地乃一大戏场，尧舜为古今大净。千载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观场也。元儒南充范无隐有是说，而余推衍之。”

李调元否认四川有“川调”之名，在今天看来乃是顾此失彼之失误。因为川调在四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将南、北戏曲地方化之产物。也可以认为，它是四川人对南、北曲的发展与创新。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川调之名到处可见：

道光元年刻本湖南《辰溪县志·风俗》卷十六曰：庆元宵，有采茶歌，及川调、贵调之属。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贵州《松桃厅志》曰：

川调、楚调不一，各操土音歌咏。

以道光年间，四川的川调，已在湖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生根开花而论，明代之川调，绝不是子虚乌有，也并非王世贞的杜撰。而川调所操之土音，理所当然是“蜀音”，即四川之方言土语无疑。

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其所著《广东新语·粤歌》卷十二中曰：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李调元在其所著《南越笔记》卷一中，虽未注明出处，但却一字不差地采用此说。因此，按此说法，四川人以土音唱南、北曲，则理所当然地应称之为四川戏，简称则为川戏。

那么，川戏中的川调，究竟是什么戏曲腔调呢？川调，就是川戏中的高腔，而在楚、蜀之间，谓之“清戏”。

清代乾隆四川李调元《雨村剧话》卷上曰：“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向无曲谱，祇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王正祥谓：“板皆有腔”。作《十二律京腔谱》十六卷，又有《宗北归音》四卷以正之。谓：“高腔，即《乐记》一唱三叹，有遗风之意也。凡曲，藉乎丝竹者曰歌，一人发其声曰唱，众人成其声曰和。其声联络而杂于唱、和之间者曰叹，俗谓接腔。叹，即今滾白也。曲本混淆，罕有定谱。所以后学愦愦，不知整曲、犯调者有之。予故定为十二律，以为唱法。亦窃拟正乐之各得其所云”。皆立论甚新，几欲家谕户晓。然欲以一人、一方之腔，使天下皆欲倚声而和之，亦必不得之数也。

李调元此论，虽有诸多不足。诸如：弋腔，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之类错误概念。但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弋阳腔所唱皆南曲。二是，高腔的特点为：一唱众和，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三是，楚、蜀之间，称高腔为清戏。四是，欲以一人、一方之腔，妄图使天下皆倚声而和之，是根本不可能的。

明代袁小修在其所著《游居柿录》卷十中记述他于万历四十三年在沙市观剧曰：

晚赴瀛洲、沅洲、文华、谦文、泰元诸王孙之饯。……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歈，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汤显祖在明代万历三十七年所写《赠郢上弟子》诗曰：“年展高腔发柱歌，月明横泪向山河。从来郢上夸能手，今日琵琶饭甑多。”

由此可见，楚、蜀之间的清戏，在湖北，称为“楚调”和“湖北高腔”。在四川，则称为“川调”和“四川高腔”。因二者都是不用丝竹管弦伴奏的清唱，其所唱又并非只有南曲，而是南、北兼有。再加上所使用的是本地土音，并渗入了本土流行之民歌、小调、俚曲之类。故二者均不属于江西弋阳腔的变种，而是各自独立的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至今犹有清戏剧种，即为湖北高腔存在。

明代汤显祖在其《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

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庆，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徽青阳。弋阳腔是在宜黄县境内绝？或是在整个江西绝？或是在嘉、庆间发生了暂时的危机？因汤文不显，不敢妄断。但可以证明，在明代，弋阳腔又称之为弋阳调。故可以认为，在明代，是四川之川调、湖北之楚调与江西之弋阳调三调并行，三角鼎立。它们各有各的腔调，各有各的艺术特色，各有各的观众群体。难怪明代楚人李兆先《绝句》诗（载清人廖元度编《楚风补》卷十八）其三曰：“秋来贾客泪沾巾，路草墙花各自春。莫向中流歌楚调，舟中多是赣州人”。既然江西人不爱听、或者听不懂湖北楚调，显然，楚调与江西弋阳腔以及青阳腔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楚调与川调，或者说湖北高腔与川剧高腔，虽然腔调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共称为清戏。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至少，在四川人与湖北人之间，不存在语言障碍。不论川调、楚调，观众都能听懂，不必提出忠告。在清代四川，乃是“川调”与“高腔”两种称谓，同时并用。而在广大民间，则以称“高腔”为常。康熙二十七年原修、同治十三年续修刻本《德阳县志·风俗》卷十八曰：

乐部最尚高腔。一人独唱。至入拍处，众声从而和之。演迤高沓抑扬之间，亦有节奏。故人乐听之。

以其称“乐部”而推断，此“高腔”，似应为康熙原修时之称谓。这是目前所见川剧“高腔”最早的文献记载。以其“最尚”而论，说明此时的四川，已不止高腔和灯戏，而已经有了昆曲、汉调之类外省戏曲剧种，或声腔。

又据民国十三年，成都璧经堂印行胡淦所辑之《蜀伶杂志·庆华班》记载：

雍正二年，有二十余人由泸来省，住棉花街之药师殿。招聚生徒教授，因成立庆华班，注重高腔。继舒颐班而别树一帜，名亦相等。今之名角康子林，乃庆华班之数传弟子也。

这则记载表明，在雍正以前，虽说“锦城丝管日纷纷”，但成都所尚则是江苏之昆曲，而不尚徒歌形式的高腔。否则，以唱高腔著称的“泸州河”川剧艺人前来招徒教授，便没有艺术市场。而成都所擅长的川剧胡琴，又称“坝调”，则是乾隆中，“蜀伶新出琴腔”以后之事。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6:01
真是无独有偶，在湖南的辰溪县，也是“川调”和“高腔”并行。道光元年刻本《辰溪县志·风俗》卷十六曰：

城乡善曲者，遇邻里喜庆，邀至其家唱高腔戏。配以鼓乐，不妆扮，谓之“打围鼓”，亦曰“唱坐场”。

辰溪的高腔，乃是辰河戏的主要声腔之一。它与“川调”并行并存，显然应是一种独立的戏曲声腔。在演唱形式上虽与川调与楚调有诸多相似，但并非川调，即不是川剧高腔。也不是楚调，即非湖北高腔。根本原因在于，辰河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或者说是受弋阳腔的影响较深所致。湖南的湘剧高腔，也是如此。明代嘉靖戏曲家徐渭，在其所著《南词叙录》中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可见湖南的湘剧高腔和辰河高腔等，都受到弋阳腔的直接影响，并且使用弋阳腔。而弋阳腔在嘉靖年间尚未流播到湖北和四川境内，故明代的川、楚两调，即川剧高腔和湖北高腔，均并未受到弋阳调的影响。相反，这独立并存的三调，如果按出现的时间而论，则应为：川调在先，楚调在次，弋阳调在后。若以三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则为：川调，居长江之头。楚调，居长江之腹。弋阳调，居长江之下腹。而用弋阳调之南京，则居长江之尾。这正好与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465—1521年），以靳广儿、韩五儿为首的“川戏”戏班，顺长江东下跑滩，到江苏南京演唱“川调”和灯戏的路线———四川—湖北—江西—江苏相符。

川、楚高腔为什么会谓之“清戏”？我以为与弋阳腔“异化”而产生的青阳腔，并无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有三：一是演唱形式皆清唱，二是清初最尚高腔，三是乾隆八十大寿庆典，清王朝规定全国均演唱高腔戏。

第一点，皆为清唱，不用丝竹管弦，这是所有高腔戏的共同特征，众所周知。

第二点，见清代杨静亭所著《都门汇篡·词场序》：“我朝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

又见清代人震钧所著《天咫偶闻》亦曰：“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上行下效，自古而然。从来京城所好，都被视之为艺术上的风向标。第三点，见清代人钱学纶所著《语新》卷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为皇上八旬万寿圣节。……宫门外搭台演剧。自初一至二十一，听军民纵观。府、县前亦俱搭台唱戏，一式高腔。”

此所谓“一式高腔”者，并非限于北方之“北弋”，更非规定只准唱江西之“弋腔”，而是指令全国各州、府、县，都唱本地的高腔戏也。在四川，当然是唱川戏高腔。而在湖北，自然是唱湖北高腔。

由此可见，在乾隆年间，高腔戏一跃而成为了清王朝的国家“样板戏”。因此，川、楚人称川、楚高腔为“清戏”，无论是就艺术而论，或者是从政治上讲，皆不足为怪。甚至可以认为，后者是改称川调、楚调为“清戏”的更主要原因。因为，在明代，从未见“清戏”之名。到清代改名清戏，其原因有二：一是体现川、楚文化艺术的相互认同，有利于川、楚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二是在于感谢清朝统治者对湖广填四川之移民的优惠政策。改称“清戏”，有利于剧种的生存与发展。虽然，在四川没有保留“清戏”之称，一直呼为高腔，但“清戏”之名在湖北却传承了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

川剧高腔与湖北高腔，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地方戏曲剧种。所谓在楚、蜀之间谓之“清戏”者，乃为四川人与湖广人相互认同的产物。李调元用“楚、蜀之间”，而不直用“楚、蜀”或“川、楚”全称，窃以为清戏，很可能是因为川东与鄂西接壤，乃为川东人对四川高腔和湖北高腔之混称。客观上，却将川戏高腔误认为就是湖北之清戏。不过，即使是因川、楚高腔的某些相似而误认，但仍然是川、楚两地人的一种相互间的认同。

三、川剧胡琴与湖广腔

民国二十八年刻本《巴县志·风俗》卷五记载当地的戏剧时曰：

旧俗：皆演于各会馆或寺观。城乡间，皆建万年台，官署则临时为之。时节庆会，召优伶曰“班子”。任人自由入场观剧。清末始设戏园。……其风盖自沪汉。始倡京调，男女合演。初只川调、汉调，间有秦腔。……客串，初有围鼓。……川调，呼曰高腔。伶人曼声抗喉，后场之人，就其尾声从而和之，间以锣鼓。谈剧者谓：高腔戏，疑即古之所谓曼绰。祝允眀所谓“趁逐悠扬”者是也。关于“川调”与“高腔”，前文已经明确。而四川巴县最初的这个“汉调”，为何种戏曲腔调？在上引《巴县志》中明确认为：

汉调，即皮黄。导源于黄陂、黄冈二县，亦曰“二黄”。皮黄者，以二黄为正宗，西皮若或为之辅。盖二黄为汉正调，西皮则行于黄陂一县而已。其后融合为一，亦不可复分。

黄冈、黄陂两县，属于湖北的黄州府。这个也叫“楚调”、俗称“二黄”的汉调，不仅流行于黄冈、黄陂、麻城、孝感等县，而且流行于今宜昌、谷城以东的大半个湖北。但其来源各说不一：有认为来自江西宜黄的（见杜颕陶《二黄本源考》），有认为来自吹腔的（见王芷章《腔调考源·二黄考》），有认为源于弋阳的（见欧阳予倩《谈二簧戏》）。但他们均为近人记远事，往往离史实更远。实不如当时人记当时事，更接近真实。所以，乾隆四十九年檀萃《杂吟》诗注，主张二黄腔出于湖北之黄冈、黄安，窃以为更为可信。此外，在湖北西北部的竹溪、竹山、十偃、房县、郧西、郧县、丹江等县，还流行有一种“山二黄”，又名“汉调二黄”。这个山二黄，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可视为是楚调二黄在乾隆年间的“草根化”，或者说是“山寨版”的汉调。

清代四川李调元《雨村剧话》卷上曰：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传其音。专以胡琴为节奏。淫冶妖邪，如怨如诉。盖声之最淫者。又名二黄腔。

李调元的这个记载与檀萃的诗注，一讲二黄腔艺术特点，一讲二黄腔产生地点。两人均为乾隆间人，在时间上不谋而合。即：二黄腔在乾隆年间，已经产生并广为流传。

汉调中的西皮，起于何时何地？乾隆五十年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五曰：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妇上坟》，寻音赴节，不闻一字，有如傀儡登场。昔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口无歌韵，而藉靡靡之音以相掩饰。乐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道光八年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卷三曰：《燕兰小谱》记甘肃调，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唔如语。此腔当时乾隆末，始蜀伶。后徽伶尽习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今则……谓甘肃腔，曰西皮调。

以上两条文献，同出一源，基本事实清楚。即：在乾隆年间，四川新出琴腔，又称之为甘肃调和西秦腔。到道光时，被御史奏禁而改称西皮调。故琴腔，乃为今川剧“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中的胡琴戏。而［西皮］，正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道光三十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首为：“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这是［西皮］与［二黄］在湖北合流，目前所见的最早文献。而在艺术实践上，合流可能在嘉庆时期，或者更早。但［西皮］在湖北的出现，正好与蜀伶新出之琴腔时间大致相同，也在乾隆中期。颇值得引起研究者们注意。

乾隆四十年前后，严长明所著《秦云撷英小谱·小惠》曰：

演剧仿于唐教坊梨园子弟，金、元间始有院本。……院本之后，演而为曼绰（俗称高腔，在京师者，称京腔），为弦索。……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今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今谓之湖广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

襄阳腔，即湖广腔，因初出湖北襄阳而得名。所唱声腔为［西皮］。今云南滇剧，犹称［西皮］为［襄阳］。傅惜华先生收集到的《芦花河》（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剧的工尺谱，称之为湖广调。经专家破解，乃为京剧之［西皮二流］。可见湖广调［西皮］与乾隆年间蜀伶新出的“琴腔”之间，绝对不是简単的偶合，而是有着必然的內部联系，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内部者，四川人原本多为湖广人也。故湖北襄阳
人接受蜀伶之“琴腔”，自然不足为怪，顺理成章。湖广腔、汉调二黄与蜀伶新出琴腔之整合，则形成了今天川剧的胡琴腔。川剧胡琴，所包含的戏曲声腔，以［西皮］和［二黄］为主，同时含有［吹腔］在内。如《活捉三郎》所唱，全为吹腔；在川剧高腔《柳荫记》等戏中，亦用过［吹腔］。故李调元在其《雨村剧话》卷上曰：“又有吹腔，与秦腔相等。亦无节奏。但不用梆，而和以笛为异耳。此调蜀中甚行。”

蜀中什么时候“甚行”？最晚也应在康熙年间。康熙五十一年，时任四川绵竹县令的陆箕永有一首《竹枝词》曰：“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板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在四川甚行的［吹腔］，又名［吹吹腔］。在川西北，与秦腔并行。但并不将它归入川剧弹戏，即“川梆子”，而是相对独立，通常将其归入川剧胡琴之中。由此可知，川剧胡琴戏，不仅整合了湖北汉调、山二黄和襄阳腔，即湖广腔，而且还整合集纳了［吹腔］。充分体现了四川作为一个移民大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6:10
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陈典

中华文史网

明末清初，经过连年的战乱、疫疠，四川地荒丁亡的情况十分突出，据《四川通志》称，明末兵燹之余，死亡逃徙，“丁户稀若晨星”。[1] 至康熙三年(1664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在“由顺庆、重庆以达泸州，溯游而上”，沿江观风问俗的过程中，“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感叹四川的“寥寥孑遗，俨同空谷”，“有川之名，无川之实”。[2]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四川的经济恢复，清廷所实行的移民就垦政策也就有异于他省。

　　　　　　一

　　顺治年间，除一般性的招徕流民政策适用于四川外，顺治十年(1653年)还特别题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3] 试图以耕牛籽种的优待政策招民就垦。虽然当时局势未靖，但也多少取得一些效果，顺治十七年(1660年)，吏部在议复四川巡按张所志的上疏时即称：“四川遂宁县向因地荒民稀，归并蓬溪，今百姓既渐来归，且系行盐之地，应如按臣所请，复设县令”。[4] 从“百姓既渐来归”、“复设县令”之语，略可体察流民的归复。

　　康熙以降，移民政策走向多样化、实质化，以时间为序，其政策演变历程如下所述。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上疏中指出：“(川民)流移之众，秦中最多，楚、滇、黔亦有，或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当不下数万人。此辈身处异乡，徒作飘零”，若归之蜀中，则成为经营阡陌的版籍户口，因而提出了招徕川省流民回川，“以川民而实川户”的建议。[5] 在这份上疏中，张德地还请求清廷颁布敕谕，令“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流民如有能力自行回川，即“给与引照，促令起程”，如果“贫乏缺费，注明册内，俟臣捐借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表现出招民归川的急切之心。

　　康熙七年(1668年)，张德地又提出招徕外省人民入川及其对招徕之官进行议叙奖励的具体办法。当时，四川总督刘兆麒也有类似的疏请。户部议复称：“查招民授职之例，已经停止，但蜀省寇氛之后，民少地荒，与他省不同，其见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纪录有差”。[6] 这一有别于他省的招民政策得到了认可。

　　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四川总督蔡毓荣又进一步提出了现任官员、候补官员、士绅招民奖叙办法，以及放宽新垦土地升科年限的建议。其中“广其招徕之途”的招民政策，显然比前更进了一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上疏中明确地将招民与垦荒结合了起来，待招徕人户“尽皆开垦”，并取得“地方甘结”后，才将议叙奖励政策兑现，无疑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恢复。至于新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与当时各省通行“三年起科”相比，也显得特别优惠。这些政策，均令“吏、户、兵三部会同议行”。有关官员也确实因招民有方而得到议叙。[7] 同时，该年还议准：“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8] 这是在法律上对流民落籍四川的认可。

　　上述招民政策，因三藩之乱期间的战乱格局而遭到阻碍。在三藩之乱即将结束之时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户部题称：“四川久为贼据(指吴三桂叛军)，苛虐横征，小民相率流亡。请敕督抚急行招徕抚绥，以副皇上爱民至意”。得旨：“总督杨茂勋等速赴任，督理军饷，并招徕流民，俾安生业，毋误农时”。[9] 三藩之乱对于稍现恢复之机的四川是一个大的打击，在几年的时间，中断了四川移民和经济恢复的进程。三藩之乱结束之际及三藩之乱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招民政策基本上是原有政策的重拾。

　　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招民政策又有了进一步的内容。该年议准了两个条例，一是“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10] 一是“川省荒地甚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11] 前者是将入川定居的“客户”一体视为本地土著“主户”的政治性措施，移民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走科举仕途，表明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后者则在法律上认定移民新垦土地的所有权，以免日后的产权聚讼，均是为了免除移民的后顾之忧。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者甚多”，其赴四川之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待新垦地“满五年起征之时”，又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亩争告者”也甚多，因而谕令：“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称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造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12] 这一方面在于防止无谓的争讼，另一方面则在于稳定移民队伍，不至于移民时去时返，影响到赋税的起征。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上谕称：“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13] 这里已体现出清廷对四川新垦土地簿征田赋、给移民以实惠的基本精神。事实上，四川的田赋与他省相比是很轻的，彭雨新先生认为，这种“轻赋”，是“招民政策和轻税政策的结合”，并且“带来了此后多年的小康之治”。[14]

　　雍正五年(1727年)，又议准了三个较为重要的条例：第一，因为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人民，流入四川者甚多，有的“竟无执照可验”，因此议准：“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意抚绥，毋使失所”。[15] 实施这一政策的本身即意味着移民入川的民众日趋增多，验照、入籍的移民程序走向规范化。第二，也是由于入川穷民的增多，川陕总督岳钟琪要求“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帝令拨银10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同时要求四川地方官清查新入川的流民，以免“良奸莫辨”。[16] 这既表明新形势下接纳移民仍给以实惠，又表明统治者在移民增多的情势下对清理户籍以及地方安宁的重视。第三，为了解决土、客之间，以及移民之间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争讼”，户部奏准：“于各部司官内拣选四人，命往川省，又于候补、候选州县内拣选十六人，令其带往，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将丈量事宜，秉公妥酌，分委带往人员逐处清厘。所到地方，令州县官拨户书、弓手，跟随勘丈，事竣计算来川民户，按亩拨给。新垦田分别水旱，照例升科，备造清册，报部稽核。如有奸民胁众阻挠公事，照聚众至四五十人之例治罪；地方官不善抚绥，以致聚众著，指名题参，从重议处”。[17] 由于当初流民入川垦荒，“止计块段插占管业”，可以任意占有土地，确实使其“从无产到有产”，但乱占土地也种下了异日争讼的根苗。从户部议准的具体丈量规定，也得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清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6:10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的招民政策发生了变化。该年，经四川巡抚宪德疏请，户部议准：“各省入川民户，向经一面造册呈报，一面咨查原籍在案。但愚民风闻给资招垦，往往轻于转徙。况川省田地多经业主承丈自首，将采余荒多寡，尚未可知，不可不定以长策。请嗣后各省续到流民，自雍正七年为始，停其造册咨查。行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入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18]

　　这说明，在四川移民日多、荒地日少的情况下，对移民的入川，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限制，被接纳者只是那些有“印照”、有“生业”之人，无印照、无生业的“游民”已不再受欢迎。这一转变了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被延续下来。当新任四川巡抚硕色在乾隆三年(1738年)试图重扯招民就垦的大旗缴功时，就受到乾隆帝的斥责：“川省向多奸匪，汝到任一日，即为汝之责矣。嗣后务须弭盗安民，以靖地方，至招垦一事，须妥协办理，则实为有益之事也”。[19]

　　乾隆四年(1739年)，又覆准：“贫民入川垦地者，……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备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察。其素非良善者逐回，如实系安分贫民，无力佃种者，酌拨地亩，……其散住各府州县佃种者，责令佃主出结；贸易者，市邻出结；依附亲故者，亲故出结；寄宿寺庙者，留宿地出结。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如有生事可疑之人，许原出结人呈报，并许乡保、邻佑人等首报，仍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如有失察者，参处”。[20] 对流民入川定居，必须核实稽察，或驱或留，均有一定之规；“出结”担保，编入保甲的户籍制度也越来越严密。

　　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限制外省人民来川。该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土可辟，嗣后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与印照，使彼此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得旨：“所见甚是，妥协为之”。[21] 在前，“无照”流民还只是被查明，令其返回原籍；此时已是“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不许进入四川，这标示着移民政策的进一步变化。

　　不过，面对日趋转严的移民政策，以及地方大吏的屡请严禁流民入川，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又有所宽缓，对不法之徒与一般流民，分别对待。该年，上谕军机大臣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之类，固应尽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之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惟在地方大吏善于督率稽察，不至滋生事端，方为妥协”。[22] 可谓是宽严相济。

　　此后不久，大规模向四川移民的运动也宣告停止。当然，在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之后，又有外省流民的移入，如乐至县：“嘉庆初，妖匪扰境，户口稍替，复有自秦、自楚汉族入籍孳息”。”但其规模、范围远非清代前期可比，政策导向也不明显。

　　　　　　二

　　综观上述，概而言之：就移民的对象而言，有“以川民实川户”(一般民户与绅衿户)和招徕外省流民两个层面。就移民政策的内容而言，则包括了官给牛种、捐借口粮盘费、差官搬取、招民议叙、招民授官、放宽新垦地起科纳赋年限、流民入籍、移民子弟在川科举考试、承认移民的占地产权、优厚给田、减轻赋税、平息争讼、验照入籍、辨别良莠、编查保甲等诸多内容。就移民政策的时段划分而言，又可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顺治中期到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前)，这一阶段移民初步展开，以急于招民、招民议叙为标示；二是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十二——二十年)，这一阶段因叛军占据湖广、四川等地而使移民无从谈起；三是三藩之乱结束之际到雍正六年(1728年)，这一阶段移民进入高潮，以诸多优惠的政策内容吸引流民为标示；四是雍正七年(1729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这一阶段移民仍不断涌入，但清廷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以及移民在川人数的增多和川地社会经济的恢复，移民政策转严，以停止优惠招民的条例及限制流民入川为标示；五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后，政策又走向宽缓，有点自流放任的意味，仍有移民的迁入，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渐次结束。

　　事实上，向四川的移民进程也正是伴随着有关政策和时段而展开，政策效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在顺治中期到康熙初年的初始招民阶段，已是“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24] 某些地区还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效。三藩之乱结束以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新的优惠政策的出台，流民不断入川垦荒定居，移民渐次进入高潮。据四川提督岳升龙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奏称，是时，除了川北仍“见其人少地荒”外，“川西、成都所属与川南、邛、雅一带，田野渐辟，人户颇繁”，川东各处，亦是“旱涝无虑，丰瘠相均”，“全蜀郡县，俱庆秋成”。[25] 据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奏称，仅“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26] 沿长江水路入川的湖广流民，则是“日以千计”。[27] 再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川总督年羹尧的奏报，陕西流民，“自去冬至今，有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来川就食”。[28]

　　雍正七年(1729年)以后，虽然停止了有目的带有优惠措施的招民，同时也有了许多移民限制条例，但移民潮依然波涌不止。如乾隆六年(1741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奏：“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29]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奏：“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30]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仍然是“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31]

　　这些零散的史料只能大致反映出某一个阶段的移民趋势，据此统计各个阶段的移民数字则相当困难。据郭松义的估计，四川“顺康时期的外省移民，当在五十万到百万之间”，而“雍乾两朝入川的客民，不但不会少于顺康两代，而且还要超过很多”。[32] 据王笛的估计，从清初至嘉庆年间，四川人户中的移民及其后裔，至少占当时川省人口2070.9万中的85％。[33] 凡此，都可以作为参考。不管怎么说，延续百年的各省向四川的移民运动，使川省人口大为增加是无疑的；川省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外来移民也是无疑的。从下述川省的人口(移民)构成中还可再从体会。

　　湖北、湖南地近四川，在地理区位上具有向四川移民的优势，上引资料也反复揭示了“湖广”向四川的移民。在地理区位的优势下，湖广向四川的移民，主要是在时间上占先、在人数上占多，即所谓：“蜀中自明季兵灾后，土著几无孑遗。迨国朝定鼎，悉由外省占籍。楚蜀接壤，转徙最便，故楚省较它省尤多”。[34] 即所谓：“明之黄、麻籍最早，而武昌、通城之籍次之。康熙之永、零籍最盛，而衡州、宝庆、沅州、常德、长沙之籍次之。……谚曰：‘湖广填四川’，犹信”。[35] 这也正是“湖广填四川”之俗语的注解。其他各省如陕西、江西、广东、福建也有较大数量的移民，另外还有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等省人数不等的移民。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6:11
四川各个不同的地区所吸纳的外省移民在比例上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湖广籍所占比例最大，据简阳县的统计，外省籍移民多至11个省，以全县222个家族而论，外省籍为213个，湖广人即达133个，占外省籍移民比例的62.4％。[36] 据金堂县的统计，土著“为数寥寥”，外省移民“似不下十余省，然以楚籍为占多数”，其中湖广籍约占37％，广东籍约占28％，福建籍约占15％，其余各省籍约占20％。[37] 据广安州的统计，湖广籍占59.9％，江西籍占13.3％，浙江、福建籍占6.7％，山东、山西、河南籍占6.7％，广东籍占6.7％，本省外县籍也占6.7％[38](按：这里作了换算，原文为：“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浙、闽籍一，齐鲁、晋汴籍一，粤籍一，蜀人迁籍一”。另外，也有“秦、陇、滇、黔之人”，但“占户籍者绝少”)。另据郭松义对合州、简州、井研、南溪等州县部分迁入户的统计，湖广籍占57.3％，广东籍占14％，福建籍占3.2％，江西籍占2.6％，陕西籍占0.9％，贵州籍占3.6％，本省籍占3％，其他占3.4％，不详占1.1％。[39]

　　在清廷移民政策的导引下，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必然对四川的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重大影响。郭松义先生认为，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加速了荒田垦复，使四川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荒田的垦复外，移民在生产技术上也传送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还带来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农业之外，移民在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对井盐业也多有贡献。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市场的活跃。二是在清初的移民垦荒中，四川出现了一大批自耕农民。这与川省存在着许多待垦荒地，以及农民起义彻底扫荡了该地的王侯亲贵和世家大族有重要关系，同时也与清廷的给田、薄赋政策相关联。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又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得以较快地复苏和发展。三是在自耕农发展的基础上分化出一批中小地主。他们的土地积累，虽然不排除有巧取豪夺的做法，但更多的是艰苦创业、通过经济手段取得的，这种情况，与其他地区有别。[40]

　　上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由于不同省分、不同地区的大量移民，使四川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在语言、宗教、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反映。如安县，“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至俗语，各处发音不同”。[41] 大竹县，“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语”；“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祖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42] 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俗不能尽同”。[43] 铜梁县，“四方人居处杂厝，风气不古，好机心而务诈顽，与土人绝异”。[44] 富顺县，“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往醵为公产建立庙会，各祀其乡之神望”。[45] 广安州，“凡楚人居其大半，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昏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46] 这都是保留原有文化的例子。在一个移民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之于文化的渗透和融合，维系原有文化往往更为困难。入籍四川的移民大多是以聚族而居、形成家族集团，乡民依托、形成同乡村落，建立会馆、形成更大范围的省区集合为手段来维系各自的文化特征。[47]

　　第二，由于移民的垦田力作，使四川的垦熟田亩和赋税额不断加增，不但有利于川省的经济恢复，也有裨于清朝财政。四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有熟田11883顷50亩，征税银27094两。至雍正二年(1724年)，田额为214456顷16亩，税银为225535两，但是“隐田漏赋”严重，经过雍正年间的清丈，至雍正七年(1729年)，田额已达459027顷83亩，税银已达656426两。虽然税银比明代万历额1616600两要低许多，但熟田额却大大高出明代万历额134827顷67亩。[48] 田额比明代的增多，标志着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税银比明代的减少，正是四川实行轻赋政策的结果。而且也正是由于清代前期四川的轻赋，既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又使四川田赋按年征足。

　　第三，随着四川外来移民的增多，土民与客民之间、客民与客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还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上谕就曾指出：“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49] 湖广入川之人最多，形成一定的势力，难免跋扈，遭到川民或其他移民的怨恨，当在情理之中。据黄廷桂《楚民寓蜀疏》称，“有占人已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伙为盗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又有私立会馆，凡一家之事，率楚中群凶横行无忌，此告彼诬，挟制官府者。凡此，臣皆得之传闻，未敢入告”。[50] 土、客之间的矛盾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为地权的争讼则是其焦点。雍正五年(1727年)户部在所上奏折中即已指出：“四川昔日荒芜田地，渐皆垦辟，从来并未丈勘，止计块段插占管业。又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田土不知顷亩，边界均属混淆，此争彼占，争讼繁兴”。[51] 四川巡抚宪德更是一语中的：“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大率为界址不清”。[52]

　　第四，清代向四川的移民，在不同的阶段还有其他不同的结果。当清初“流民遍野”之时，流民至川，可以从“无产而有产”，可以使游手游食之人，变为“良民”，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又可使川省“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53] 康雍乾之际，不少省区的人口压力加重，向四川的移民，又缓冲了人口迁出地的社会矛盾，有利于不同省区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不过，雍乾以降，由于向四川的大量移民，四川的社会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盗贼滋炽”，“奸匪”增多。[54] 雍正年间以来对流入四川人户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即如引人注目的秘密社会组织“啯噜子”，就是流民集合的结果，这在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抚纪山的奏折中已指出过：“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55] 川陕总督庆复在乾隆十年(1745年)也说：“四川啯噜子多系福建、广东、湖广、陕西等省流棍入川”。[56] 而“啯噜子”与后来的各种“会匪”、“邪教”，又多有渊源关系，成为有清一代四川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http://www.iguoxue.cn/html/26/n-51726.html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2 16:16
http://tv.sohu.com/20100907/n274766240.shtml
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作者: 姚國民 时间: 2012-10-3 22:28
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一位要数张献忠。有的说他是“恶魔”，杀光了四川人；有的说他是英雄，只杀贪官绅粮不杀百姓……虽然1980年四川社会科学院召集全国有关历史学家为张献忠正了名，然而囿于传播力度的局限，至今那些负面的舆论仍旧蔓延着，模糊着人们对“湖广填四川”背景的认识……作恶者在地狱里窃笑，无辜者在黄泉中喊冤，历史等待着给它一个公正的结论。我们再不能人云亦云，信口雌黄了！张献忠生于1606年，陕西延安人，出生贫贱。当个捕快、边兵。崇祯三年，率领米脂县十八寨穷人举起义旗，绰号八大王。他在焚烧皇陵，摧毁封建统治的血雨中一路杀来，同李自成分兵两路（一个往东北，一个向西南），彻底埋葬了朱氏王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历时两年多的农民政权——大西国。1646年底，清军铁蹄突破川北朝天关，由于叛徒刘进忠的出卖，张献忠饮恨死于西充凤凰山。其义子李定国继承遗愿，带领大西军誓死抗清，又血战了十六年，直至马革裹尸。张献忠创造了中国三个第一：张献忠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唯一一个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却高举“只杀贪官，不犯顺民”旗帜的最血腥且具平民性的农民英雄！“张献忠陷重庆，瑞王遇害，旧院陈士奇拷死，绅弁俱歼,”；“衣冠死者甚众”；张献忠“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搜求仕官，尤为残酷。”……而张献忠对百姓，则是所到之处，将官府豪绅所“霸占土地，查还小民”，还宣布“边郡新附，免其租赋三年”。难怪张献忠能唤起六十万大军杀向四川，所向披靡，并在数月之内捣毁明府，建立大西国！这缘于“得道者多助”！张献忠的父亲死于内江绅粮陷害，嫂嫂寻短于钟氏官绅家的强暴，家乡的落魄秀才慨叹人世间的不平，向他道出了“天损有余补不足，人劫不足富有余。恶！恶！恶！恶！恶！恶！恶！”的积怨，从而引发了张献忠惊世骇俗的“七杀碑”——“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张献忠恨不得杀尽天下压迫者。张献忠铁血疆场二十年，九处刀伤，几死几生，他是一切权贵一切为富不仁者的死对头；他是一切贫贱者向往自由向往富裕的一面旗帜！张献忠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恨得最深、骂得最到位的最大蒙冤者。不难想象，历代统治者永远不会将那些敢于向他们造反并双手沾满血迹的“刽子手”视为英雄。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了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淹没篡涂。那个把张献忠视为“恶魔”“逆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明史.张献忠传》，就是在几任清帝的授意下根据《绥寇纪略》的史料炮制的——而《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当过成都知县又因罪被张献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人们便不难理解《明史.张献忠传》的真伪了。为了蛊惑后人，编造历史，统治者御用的一批文人墨客便由此纷纷出笼……于是明朝“专剿”督师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写了《孤儿呼天录》；于是明朝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大西军所杀）的儿子沈荀蔚写了《蜀难叙略》；于是生于仕宦之家又参与过颠覆大西政权战斗的费密写了《荒书》；于是欧阳直写了《蜀乱》；彭遵泗写了《蜀碧》……于是就有了张献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罪行：“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足六千万。“六万万有奇”，真实诬陷得荒唐之至！拙劣之至！在中国，一个农民起义军英雄的传说，能够不畏高压封锁、不惧诬陷，流诵广远，代代相传，这是第一个。张献忠死后不久，四川梓潼县的人民在七曲山大庙风洞楼上树了一尊张献忠塑像，纵然三百年间几经官府捣毁，人民又几经修复，年年岁岁香火不绝。1986年梓潼县人民Z.F在张献忠逝世340周年的日子重修了张献忠家庙，并打造了纪念石碑。1980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全国有关的史学家、专家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表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真相，力图澄清那些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辞。在四川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张献忠和大西军的故事。如“烈马坪”、“艾狗”、“白马庙”、“撒金石”、“罗锅山”……近日，取材于“杨柳街的故事”的长篇历史小说《张献忠情断巴国》正在新浪“读书”、雅虎“读书”、中国剧本网、中国博客网等“热播”，可见百姓对张献忠名声的关注之切！在近代中国史上那个颠覆了中国人口版图，牵涉了亿万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湖广填四川”事件的背景中，人们回避不了张献忠！——那到底是他的血刃之过？还是统治者压迫掠夺、战争兵害、天灾人祸之过？或者是其它？……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回顾自己生存历史的时候，总会去追寻那些改变我们生存方式的人和事件。由此我们不得不将张献忠弄个明白！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仅仅是一介平民；但却是历史的关注者、真实的有心人——但愿通过自身虔诚的努力和呼吁，让历史的真实所带来的公允和愉悦为中国更多的百姓所分享。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Z.F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1659年。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作者: 姚國民 时间: 2012-10-3 22:29
张献忠“屠蜀”的真实真相:七杀碑背后的争议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767282-1-1.html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12-10-4 08:59
回复 86# 姚國民

“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一位要数张献忠。有的说他是“恶魔”，杀光了四川人；有的说他是英雄，只杀贪官绅粮不杀百姓……虽然1980年四川社会科学院召集全国有关历史学家为张献忠正了名，然而囿于传播力度的局限，至今那些负面的舆论仍旧蔓延着，模糊着人们对“湖广填四川”背景的认识……作恶者在地狱里窃笑，无辜者在黄泉中喊冤，历史等待着给它一个公正的结论。”

蓬安有多支姚姓，你属哪支？与楼主同支吗？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12-10-4 09:03
回复 87# 姚國民

“那个把张献忠视为“恶魔”“逆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明史.张献忠传》，就是在几任清帝的授意下根据《绥寇纪略》的史料炮制的——而《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当过成都知县又因罪被张献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人们便不难理解《明史.张献忠传》的真伪了。”

好。百家争鸣。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4 09:04

回复  姚國民
  O0 n1 R- u8 o3 m
, v* _9 O* j- S5 [4 a& f
/ m6 X5 A) n& R    “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一位要数张献忠。有的说他是“恶魔 ...
4 m' A- `% e. @- ^pszyyao 发表于 2012-10-4 08:59

是同支系的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15:36
江西填湖广
江西填湖广，是指发生在元末明初时期，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大量江西人口迁居到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两省）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影响十分深远。
移民背景　　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长沙时，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长沙地区遭到大屠杀后，人烟稀少。以历史来说，朱元璋可能是为了报复当地百姓对陈友谅的支持而作的决定。

　　明朝灭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等运动。其中“江西鄱阳瓦屑坝”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国明代两大移民的集散地之一。“江西鄱阳瓦屑坝”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南京杨柳巷”和客家人之源“福建宁化”并称为我国明代四大移民的集散地，也是寻根之地，其中江西鄱阳县(古为饶州)瓦西坝，全国有两亿人的祖先是这里出去的。明初移民时，官府在瓦屑坝设局驻员。饶州府各县移民沿乐安河、饶河到达鄱阳瓦屑坝集中，然后发放“川资”，编排船只，乘船驶出鄱阳湖到达湖口。然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它省份。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15:38
移民原因　　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踞的主要战场，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十室九空，无论是

北方移民还是土著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并允许“插标占地”，因此而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远在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人们便把眼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外出商贾负贩、打工挣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南下到广东打工。而元末明初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广地区大部分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进入两湖地区，从而助推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1]
编辑本段移民过程概述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一次是元末明初。
　　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
　　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移民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移民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15:39
移民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编辑本段专家分析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著名专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江西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参考资料
1．江西填湖广．江西档案信息网[引用日期 2012-08-11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15:52
张献忠屠川没有人了那现在的四川话是什么话！！！湖广话的变种吗？？？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其实不管是张献忠还是清廷屠的四川总人口肯定要降到30%或者以下可人口30%(或者以下)说的话不可能普及这是一定的我觉得现在的四川话肯定是四川方言和湖广话的混合的变种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15:53
湖广填四川的原因不止是因为张献忠屠川。
你问这个问题是不理解四川这个地形对人的影响。四川是个乌龟壳地形，从外往里攻，是易守难攻；反过来如果四川盆地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人想出来，也是出不来的，只能战斗到死……
在张献忠之前很久，宋末的时候，四川就曾经发生过极其惨烈的拉锯战，人没处躲，要么战死要么就是白白被杀。元朝统一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四川的人口锐减到宋代的百分之几！而元朝是没有治理能力的，根本没管。
而张献忠这个人是个变态，偏偏变态的人往往智商很高！他占领四川又掠夺四川，稍有不从立刻杀掉！而明末各方势力群起，明军清军张献忠再加上各方土匪诸侯，在四川盆地里相角逐，杀来杀去，时间久了就把个天府之国变成了停尸场。死尸无法处理就会造成瘟疫，结果就是大批战乱遗民又死于可怕的瘟疫……
历史上曾经多次的湖广填四川就是因为四川这个地势一旦发生拉锯战，战争、饥饿和瘟疫，人很快就会死干净的。
不过天府之国灌溉十分有利，气候宜人，只有有了勤劳的居民，没几年又是鱼米之乡。反过来，清早期湖广曾经发生灾害，还曾经要四川填湖广。这填来填去的，大家的语言就渐渐的相近起来。追问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呀但问题是川话属于北方语系所以我就更不明白了按理来说川话应该和湖广话很想才是呀和实际是差别很大呀（广湖话差别也很大呀）
回答“川话属于北方语系”！！！
你再查查吧？四川话和北方诸省完全不同。湖广填四川只是一个概称，实际上进入四川的还有很多省份的人，湖广只能算是人数稍微多些罢了！
不过，中国的古语言和现在语言有很大差异——你应该在读诗词的时候发现同样一个字，古代它读起来就是押韵的，但以现在的读音来看就是不靠谱。
追问四川话真是北方语系这个可以查到的这点我也很奇怪的

作者: 姚绍弦 时间: 2012-10-8 16:10
回复 95# 1156824942

江西和湖南互称老表，后来老表成了江西人的专称。江西和湖北不称老表。唐朝以后，江西宜春地区佛教盛行，僧侣们来往江西和湖南，通称‘走江湖’。这是‘走江湖’的来源。现在说的‘走江湖’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17:09

回复 1156824942 5 b* u! I% H1 v7 T' w) J

# e4 f1 p* i" N6 V3 ^/ {% M0 Q
- f7 D% l9 m% e1 r! J% D 江西和湖南互称老表，后来老表成了江西人的专称。江西和湖北不称老表。唐朝以后 ...
0 [* ?& ]# U# j- Z8 r) j1 t6 F姚绍弦发表于 2012-10-8 16:10

你说这个"走江湖"在央视北纬30度有介绍.但我们称江西老表是很久了

作者: 姚绍弦 时间: 2012-10-8 19:32
回复 97# 1156824942

那是以后的事，因为湖南人许多是江西人的后裔，在江西有表亲，所以叫江西老表。以后就这样叫开了。。。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0-8 20:05

回复 1156824942 7 Q5 @/ w' }; g _2 c: E6 i

3 w2 M& `% e9 A( E8 M' l1 ]! d2 q; f* A+ v: J8 b$ m0 O$ m
那是以后的事，因为湖南人许多是江西人的后裔，在江西有表亲，所以叫江西老表。 ...
$ d% [3 N1 _! v* K$ d& p0 X姚绍弦发表于 2012-10-8 19:32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的.呵呵.我旁边就有南昌安义县的邓姓人做不锈钢制品.对你们那里的风土人情有一点了解.

作者: 姚绍弦 时间: 2012-10-8 20:27
安义原来是宜春地区，后来才划到南昌，这个地方在全国各地做建材生意的特别多！

欢迎光临姚氏宗亲网 (http://www.yaogens.cn/por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