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身披袈裟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谋略家——姚广孝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21 1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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遁迹空门心系天下、中国历史十大谋略家之一

出家为僧钻研佛学

胸怀大志待机而出

运筹帷幄开国元勋

亦僧亦官篡修大典

以仁为本未竟之志

明朝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政治舞台上，姚广孝若隐若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身披袈裟，口喧佛号，是地地道道的和尚，又策划兵变，指点江山，是货真价实的谋略家。姚广孝最擅长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甚至能亲自指挥千军万马，守城御敌，在成祖朱棣夺取江山的创业活动中功勋卓越。

姚广孝（1334-1418年）幼名天禧，字斯道。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是随宋室南渡时的难民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当父亲给他讲授医药知识时，他鼓起勇气对父亲说道：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挣得一官半职，干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

尽管姚家祖辈事佛，但是当有子孙真正要出家为僧时，还是引起了一番争议。他的伯父姚震之支持，说道：“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父母听后送他于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他虽身为和尚，却师事道士席应真，向他学习“阴阳术数之学”，从此开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姚广孝出家后不仅学佛，而且读书工诗，“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并研究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佛、道、儒诸家之学。

了解他的友人说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姚广孝则在勤奋学习中成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他自己也说：“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

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好友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比之于唐代诗人王、杨、卢、骆。其中徐贲家居望斋门外，故号北郭生。比邻而居的高启、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但当他们劝姚广孝弃佛归儒时，被他用无言长笑拒绝了。姚广孝并非“阳释阴儒”。大约至正二十三年，他从遇庵和尚于径山习禅，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开始了佛、儒二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失去应诏机会。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卧床不起，直至次年正月初六。当他大病初愈起身试步，与友人同到檐下小憩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予庭院，引起众人注意。友人们对广孝说道：“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但姚广孝所思非仪如此，他在当即所赋诗中，用“野田饱粟欲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的鸿图大志。

洪武八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而于次年春“赐还吴门”，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吟出了《京口览古>的寄情诗：“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同行僧宗泐窥知其诗意道：“此岂释子语耶？”广孝报之以一笑。由此问可见，宗泐认为此诗词语与释门大相径庭，看来没有佛家的意趣。从道衍“笑而不答”的诡秘态度看，这北固山怀古之作，可能是抒发了某种政治抱负。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皇后马氏死去，明太祖朱元璋命选有道高僧侍奉诸王，为诸王诵经荐福。宗泐此时为左善世，他对老朋友道衍的才学极为钦佩，遂向明廷举荐。明太祖第四子朱棣召见道衍，与之交谈，甚为投契。朱棣于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 380年）就藩北平。“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正是道衍暗中寻觅的有为之主。

朱棣和道衍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朱棣请他出山相助，道衍毫不犹豫，欣然应诺。于是，跟随燕王北上，来到北平。为了交往方便，又可遮入耳目，朱棣请他住持庆寿寺。但他对佛事并不操心，而“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和道衍紧张、频繁而诡秘地谋划，表明朱棣夺权的准备和酝酿已经开始。

不久，朱元璋驾崩，朱棣得知朱元璋的死讯，带领军队赴京奔丧。即将到达淮安，齐泰与朱允炆商议随即派人带了敕符根据太祖遗诏勒令诸王返回自己的封国。朱棣见到这个敕符大怒，仍要下令进舟。只因见到江口已经设兵把守，才没有下令。时诸王子皆赴京奔丧吊，朱棣被阻，也无可奈何。姚广孝对燕王说：“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诏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今日何得屑屑于此哉！”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朱棣的心。现在渡江条件不成熟，不仅不能成就大事，反会留下不孝之名，来日方长，只待将来风云变幻展翅高飞了。于是朱棣又带兵返回了北平。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21 1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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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明发表于 2013-6-21 10:08

建文帝即位后，接受齐泰黄子澄之谋，欲以此削除诸王。因燕王朱棣兵力强大，不敢先对他开刀。故先废除周王朱橚，企图牵连燕王，取得口实，再行废除。

燕王知道道衍对政治形势十分警觉与敏感，马上看穿了建文帝的用心。这时，道衍即密劝燕王起兵夺取全国政权。但燕王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这时建文帝继位不久，颇想有一番作为，引起朝野士庶的注目。史称建文帝：“天资仁厚，践昨之初，亲贤好学……又除军卫单丁，减轻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故而燕文忧心忡忡地问道衍：“民心在彼不在我，如何是好？”道衍立即借助神秘而具有无上威严的“天道”来解除燕王的顾忌。他回答说：“我只知天道。天意在大王，何论民心。”燕王思之有理。

为了进一步坚定燕王起兵的决心，道衍煞费苦心地把占卜人金忠和相者袁珙推荐给燕王，希望以这些迷信活动来影响燕王。

金忠卖卜北平，“市人传以为神”，颇有名义。燕王假托病重，召金忠入燕王府占卜，得到“铸印乘轩之卦”。金忠向燕王说：“此卦贵不可言。”自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常以所占劝举大事，成祖（即朱棣）深信之。”

袁珙精于“相人术”。自于高册寺为姚广孝相面后，两人结纳甚深。姚广孝把他荐于燕王后，燕王也想请人占卜一下自己的前途。他派人请袁珙到酒店饮酒，自己却不暴露身份。朱棣自己穿上卫士的服装，另外带了九名卫士，一同到酒家去买酒。作为相者的袁珙，脑筋自然灵活，他一见十名王府卫士出现在面前，虽然装束彼此相同，但其中一人气度非凡，显非其他九人可比。袁珙心里明白，这是要看看自己的眼力如何。他走到燕王的面前，扑通一下跪倒，说：“殿下何自扮如此？”燕王假装弄不明白，连忙说：“吾辈皆护卫校士也。”袁珙知道此处不是谈话之地，也闭口不答。事后，燕王将袁珙召到府中，向袁珙详细地询问前途。袁珙稽首说：“殿下异日太平之子也。”朱棣说：“度在何时？”袁珙回答说：“年逾四十，紫髯过脐，当是时，拨乱反正，万邦一统。”燕王大喜。燕王恐人发生怀疑，乃假装将袁珙以罪遣还，行至通州，既登舟，再密召入邸。

这时，建文帝大刀阔斧地削藩。湘王、代王、齐王、岷王均被进行以罪废除。燕王“内自危，佯狂称疾’’，暗中加紧起兵的准备工作。

燕王至此，抛弃了一些犹豫和顾忌，决计起兵。在定策起兵的全过程中，姚广孝所起的作用是关键的。

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积极影响下，决意夺取皇位，与侄儿建文帝决一雌雄。燕王虽是强藩，但与朝廷相比，兵力毕竟少得多。于是“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夜以继日地组织军事力量，作起兵的准备。尽管作了这样的努力，当时能投入战斗的军队仍然少得可怜。从朱棣起兵后“二旬众至数万”的记载来看，起兵之前，燕王的兵力必大大少于这个数字。而朝廷派兵镇压辄达三十万。双方的兵力相差甚远。要取得对朝廷的军事胜利，燕王必须大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姚广孝作为燕王的主要辅佐和谋士，不但以自己的谋略佐助燕王当机立断，决意起事，而且要作各方面的准备。其中练兵和铸造军器尤为重要。

燕王的府邸，是元朝的宫院，楼台殿阁鳞次栉比，宽广深邃，易于隐蔽。是练兵和铸造兵器的理想场所。“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愿垣，密翁瓴寘瓶缶”，日夜铸军器。

在朝廷严加监视和防范的情况下，大规模地练兵和铸造兵器终有暴露的可能。人们难免提心吊胆，燕王亦忧心重重。还是姚广孝想到一条妙计。他下令大批畜养鹅鸭。众人对他的闲情邪趣迷惑不解，而耐心地看他作何用处。

待养至成群的鹅鸭后，燕王府邸终日鹅鸭叫不止，一片嘈杂之声。练兵和铸造兵器发出的声响，竟完全淹没在鹅鸭的呜叫声中。至此，人们才恍然大悟，佩服姚广孝的机智。练兵和铸造兵器才得以放心和安全地进行。

这时，建文帝对燕王十分疑忌。齐泰、黄子澄密劝建文帝当机立断，废除燕王。建文帝因惧怕其强大，犹豫不决。建文元年六月，燕山百户倪谅告变，燕王准备起兵的秘密被揭发暴露出来，周铎等人被杀。建文帝下诏切责燕王，并派中官前往逮捕燕王府僚佐。燕王遂假称病危，朝廷所派的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恡，派兵把守燕王府第。不准可疑的人出入，以防其密谋应变。惟有道衍和尚未被怀疑，尚可出入燕王府。谢贵等人哪里想到，任其出入的这位和尚，正是燕王的第一号谋臣。姚广孝与燕王密商后，由燕王的亲人张玉、朱能纠集勇士八百人潜入燕王府守卫，并准备发动起事。在此时刻，忽遇急风暴雨天气，风势迅猛，拔树掀屋。连燕王府的雄伟殿堂亦檐瓦附地。朱棣以为这表明天意不助起兵，十分惧怕。姚广孝看出燕王的心思，遂大言道：“飞龙在天，风雨从之。大王将起事，天降风雨，实为吉祥之兆，大王勿忧。”燕王听了这巧妙的解释，才放下心来，继续暗中谋划起事。至七月，一切准备停当，于是，将壮士藏匿于端礼门，然后骗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恡入内，壮士跳出，将他俩杀死。遂夺取九门，然后上书建文帝，指名齐泰、黄子澄等为奸臣。援引祖训说：朝无正臣，奸恶当道，则亲王可训兵待命。建文帝忙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燕王。燕王上书既发，即举兵发难。自署官属，称其军曰靖难之师。燕王委派姚广孝辅佐世子留守北平，保住根本。自率大军攻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克遵化，降水平。时仅二旬，众至数万，兵锋所指，势如破竹。

燕王起兵后，一路破关拔城，来势凶猛，举国震动。建文帝忙派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军三十万讨伐，先头部队十三万率先进发。燕王与张玉、谭漳等夹击，大破耿炳文大军。建文帝着慌，急忙以曹国公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取代耿炳文领其军。建文元年十月，燕王率兵袭大宁。李景隆乘机包围北平，筑垒于九门。

在人数众多的大军包围之下，姚广孝却以捉襟见肘的少数兵力，将北平防守得如铁桶一般坚固。姚广孝考虑终究敌强我弱，困守孤城，势不能久。必须以攻为守，方能保北平万全。于是乘其围久松懈无备，“夜缒壮士”出城，出其不意地猛攻围城明军。敌军惊扰不知虚实，自相践踏，多被杀伤。燕王攻拔大宁后，率军还救北平。援军来到后，内外夹击，将包围北平的李景隆军打得大败而遁，溃奔德州。姚广孝对保卫北平、保全燕王的创业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大大削弱了建文帝的军事势力。

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攻入德州，李景隆败走济南。燕王乘胜追击。李景隆军在济南城下，被燕军打败，仓皇南逃。但铁铉、盛庸坚守济南城，燕军攻三月而不下。姚广孝担忧顿兵坚城，贻误战机，将导致全局之败，遂急忙作书驰报燕王，说：“我军疲惫，请速班师。”燕王得书，恍然大悟。八月，急忙撤离济南而还北平。九月，朝廷以盛庸代替李景隆统军，将收复德州。十二月，燕王率军攻东昌，被盛庸战败，大将军张玉战死。

燕王于建文三年（1401年）正月还北平，意欲稍稍休整。姚广孝以为，此时乃成败关键之时，不可功亏一篑。此时休兵，朝廷得以重整兵马，遗患无穷。在他力促之下燕王召募勇士再战，终于败盛庸，破房昭西水寨。

燕王兴兵已经三年：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

燕王兴兵三年，身经百战，与朝廷各有胜负，但没有突破性的进殿，仅仅保住了北平、保定、永平三府。长此以往，生死存亡也难以预料。而长期相峙，对统治着大部疆域、具有中央政府资格的朝廷明显有利。而对偏于北部一隅、处于反叛朝廷的藩王地位的燕王十分不利。此时，燕王急需得到能以劣势兵力迅速夺取战略性胜利的奇谋密策，就如同危在旦夕的病人盼望灵丹妙药，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一样。这样的奇谋密策，在一般人看来，是根本不存在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是，具有神机妙算非凡之才的姚广孝，竟提出了这样的奇谋密策，这就是：“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这是在深刻认识和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总结三年用兵的经验教训，抓住当时的机遇而制定的最优方略。

姚广孝的这一谋略提出后，燕王如同绝路逢生，大喜过望。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光明的前景使他产生了信心和勇气，决然说：“频年用兵，何时已乎，要当临江一决，不复返顾矣。”

于是，立即于十二月破釜沉舟，出师决战，远袭京师。第二年（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由馆陶渡黄河破徐州。三月设伏淝河大败平安军。五月攻下泗州。克盱眙，趋扬州，迅速到达长江北岸。姚广孝的这一谋略是建文帝忽略的致命之失。他把主力兵力派往北方进攻燕军，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没有重视预防其远来突袭。燕王按照姚广孝的谋略，甩掉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于其兵力薄弱地带穿插突进。兵贵神速，竟然在短短四、五个月中攻到长江北岸，与京师仅在一江之隔。至此，建文帝惊慌失措，无计可施。只得请求割地以和。燕王已稳操胜券，攻取京师只在旦夕，对建文帝的求和自然置之不理。六月，即挥师自瓜洲渡长江。盛庸以海艘迎战而败。燕军攻下镇江，次龙潭，至金川门。在重兵临城，建文帝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谷王朱穗、大将军李景隆等开门献城迎接燕军，京城遂陷落。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或云，由此道出亡。燕王朱棣进入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再开杀戒，以泄其愤。将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处死，并夷灭其族，株连被杀者甚众。

姚广孝的活动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史料的缺乏，并未能掩盖其重要作用。这已为历史学家所公认。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首，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这是对其在“靖难”夺位中所起作用的最概括的肯定。

在燕王朱棣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姚广孝以其超人的智谋，建立了赫赫勋功，起了重要作用。史称：“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

姚广孝既功为第一，故成祖朱棣即位后，极受宠信。先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成祖与语，称少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命他蓄发，姚广孝不肯，赐予府第及两位宫女，姚广孝皆不受。而仍然常常居住僧寺。虽冠带而朝，但退朝后，仍着缁衣，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功高巍巍、权倾当世的和尚。

建文四年十月，姚广孝受官僧录司左善世，这个仅六品的僧官位置，对于“靖难”首功的姚广孝虽显不宜，然就其和尚身份来说，却又是必任之职。当初这个佛教最高职位原由溥洽担任。“一即位，召斯道衍公于北京，命主教事，公（溥洽）以左善世逊衍，而己居右。”

成功后的姚广孝与前有所不同，他不再以刘秉忠自命，并一再称自己“不是高，阳酒徒（郦食其）”，“不入飞熊（姜子牙）梦”。他将自己比作“既倦终宵巡瓮下”的老病之猫，并为“谁念前功能保爱’’而深感不安。’洪武功臣的一悲惨下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何况此时他已不再是满怀抱负步入禅门的青年，而是已近暮年的老人。谈迁曾说：“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

但在姚广孝思想中，也有“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一面。当他以功臣身份与皇帝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事业成功的喜悦，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又使他踌躇满志。

姚广孝的一生与袈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大有奥妙的。他从十四岁穿起袈裟当和尚，但一生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交接王侯，策划密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种积极用世的行动与佛家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他口念佛经而用心时政；身为和尚，又从师道士。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看，完全不像个和尚。不过是身披袈裟的政治活动家、谋略家。但他当和尚的决心却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在夺取政权以前当和尚，借以掩盖其密谋活动，自然十分方便，而又完全必要；夺取政权后，政治上飞黄腾达了，他仍然坚持当和尚，甚至成祖命他蓄发也不肯，赐其府第宫女而不受，俨然是一位虔诚的和尚。这与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岂不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姚广孝终生当和尚，只是他不能中止的高明策略而已。是和尚遁入空门、超脱尘世的形象，使他辅佐燕王起兵夺权的一系列谋划和政治军事活动，得到最有效的隐蔽和伪装，得以顺利而完全地进行。在燕王夺权成功以后，姚广孝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在十分微妙的位置上。姚广孝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不能无“狡兔死、走狗烹”之防功高震主之惧。明太祖朱元璋曾大杀功臣，以巩固皇权。明成祖会不会效法其父，姚广孝不得而知、他不能不未雨绸缪。姚广孝坚持不脱袈裟，其奥妙概于此也。这正表现了他超人的智谋。他继续当和尚，表明对权势的超脱和没有政治野心，使他的权势反而更牢固，又能安度晚年，得以善终。

姚尚明 · 发表于 2013-6-21 10:09:25

建文帝即位后，接受齐泰黄子澄之谋，欲以此削除诸王。因燕王朱棣兵力强大，不敢先对他开刀。故先 ...
, Q! i6 k5 K* T5 k7 w姚尚明发表于 2013-6-21 10:09

姚广孝在成为达官贵人之后，除了继续当和尚，还有一点高明之处，即不蓄私产。他曾因公干至家乡长洲，乃将朝廷所赐金帛财物散予宗族乡人，自己不留积蓄，这与历来巧取豪夺、营殖家产的封建官僚不啻有天壤之别。

暮年的姚广孝虽未任七卿要职，然所任太子少师却是实职，与后来此职不同。“时上狩北京，文教留辅太子。自是以后，东宫师、傅终明世皆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

永乐二年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州赈济，这是一种特殊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次还乡的兴奋中，也伴随着惆怅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放在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他并未退隐，回京后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未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他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又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于华盖殿。而他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原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并未理解皇帝指令编修这部巨著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书成上呈，定名《文献大成》。“既而上览其书，更多未备，复命姚广孝等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二万多卷巨帙的类书，在姚广孝主持下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珍贵的古代文献，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前后有两三千人参加编撰，用了六年时间方才完成。共有22937卷，分装成11095册，字数达三亿七千万。大部遗失，现存仅714卷。姚广孝参加纂修《永乐大典》，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姚广孝在学术思想上颇有胆识，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以至召致儒者的鄙视。回家乡长洲时，去看同母姊妹，不但不纳，反而将他大骂一通。去访老朋友王宾，王宾不见，仅遥语：“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在儒家思想统治和禁锢着人们头脑的明代，像姚广孝这样敢于诋毁批判儒冢的人是不多见的。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从此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在晚年写给夏原吉信中说：“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篡，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寝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他显然不是挂名监修，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姚广孝以谋略才智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终其世深受成祖宏信。成祖往来两都，出塞北征，皆以姚广孝留辅太子，坐镇南京。永乐五年（1407年）四月，皇长孙出阎，就学于姚广孝。姚广孝八十四岁时病重，不能朝见，仍居于庆寿寺。成祖多次亲往看视，赐予金唾壶。问他有何请求，姚广孝请求赦免久系于狱的建文帝主录僧溥洽。成祖进入南京时，有人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情。甚至有人说他藏匿了建文帝。虽然“上穷碧落下黄泉”，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踪影，还是将溥洽囚禁了十余年。成祖昕了姚广孝这惟一的请求后，立即命释放溥洽。这大概不仅出于溥洽同为出家之人的相怜，而且是一种寻求解决朱棣夺位后与建文帝及其诸臣关系的暗示。他始终不能脱离政治家的本色，然而他毕竟带有出家人的修养与淡泊。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停止视朝二日以示哀悼，他被依僧制安葬在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撰的祭文。祭文追忆他辅成“靖难”的功绩，并说：“朕统承天位，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自昔以炆来，如卿者，岂易得哉！”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物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诚然如此，像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是明朝的唯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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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身披袈裟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谋略家——姚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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