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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姬奭与梁国公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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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6]五品郎中

发表于 2015-4-1 10:25: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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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与姚崇
姚学谋
     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有两个古代著名的先贤,千百年来为人民所津津乐道,永远怀念!他们一个是周初与周公分陕而治而甘棠遗爱的著名的政治家召公,另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的陕州硖石人大唐贤相姚崇。
    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姓姬,名奭,周文王的庶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召(今陜西歧山西南),故被称为召公或召伯。为周初三朝重臣。一生力行敬德保民,曾辅助周文王理国;参加周武王灭商战争;周成王时,出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支持周公姬旦摄政当国,与周公一起平定东方叛乱,营建洛邑。又辅佐周康王,建立不朽功勋。
    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在今三门峡市陕县东南)人。因才干出众,为政以公,先后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为稳定政局,改革弊政,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以“十事要说“为施政纲领,辅佐唐玄宗开创封建时代的最鼎盛时期——开元盛世,而载入史册。
   召公与姚崇,自古以来是陕州人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仔细透析召公与姚崇,可以看出,二位先贤虽然相隔一千八百余年,然而他们担当的重任,作出的贡献,施政的理念,廉勤的实践,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怀念,却有相似之处。笔者根据史料,试分析之,望方家正之。
一、  国家重臣,开拓盛世
    西周初年,召公辅佐四朝,为开拓周王朝成康立下了不世之功。
周文王时,召公就帮助父亲文王处理西岐事务。他奉文王之命,巡行江汉诸国,布文王之教,为后来的伐纣战争建立了统一战线。后来武王伐纣,会兵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以及后来参加牧野之战的有分布在今四川、湖北一带的庸、蜀、微、卢、彭等国的事实,说明了召公江汉之行外交活动功不可没。
    召公和太公、周公一起,参与武王伐纣,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诗经·大雅·召旻》在追忆其事时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据《逸周书·克殷解》,牧野之战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进入朝歌。在庆功典礼上,“召公奭赞彩”,即奉币主持典礼。后来,又奉周武王之命,“释箕子之囚。”

召公姬奭与梁国公姚崇

召公姬奭与梁国公姚崇
    辅佐成王,稳定国家。灭商两年之后,武王晏驾,成王年幼。召公协助周公摄政,稳定了建国不久的动荡局面。镇压了管叔、蔡叔、霍叔等三监和东夷的叛乱。《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又和周公一起,主持营造“成周”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再者和周公分陕而治。《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
    佐周康王,打造成康盛世。《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以告文王、文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勿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召公姬奭,不负众望,以高龄之年,教导康王,励精图治,取得了卓越成就。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周朝出现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的局面。史称“成康之治”。
   召公1800余年之后,陕州又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大唐贤相姚崇。
    姚崇,庶族出身,长乃好学。以文华著名,以制举入仕。武则天时契丹人造反,姚崇在兵部参赞军机,“剖析如流,皆有条贯”,武则天发现他才干出众,破格提拔他作了兵部侍郎。他又“百口保百官”,劝谏女皇废除酷吏政治,稳定政局。不久,又作了宰相。辅佐武则天整顿军队,安抚边疆,“自受北征,绵历旬月”,抗击突厥入侵。
    后来,唐睿宗即位,五天后即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入相,与宋璟携手,整顿吏治,罢免冗员,“中宗时斜封官全部停用并废止”;中书令姚崇与侍中宋璟利用考试的办法,“不畏强御,清谒路绝”,淘汰因腐败超编的一万多名候补官员,虽选留者不过两千名,但众服其公。时太平公主干政,阴谋废除皇太子李隆基储君地位,形势危急。姚崇与宋璟遂秘密向睿宗上“安储三策”,出太子之兄宋王李成器和豳王李守礼为地方州刺史,命其弟李隆范和李隆业为太子左右卫率,以巩固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被太平公主反扑,姚崇、宋璟被贬为地方官。
   唐玄宗李隆基全面执掌皇权之后,利用在渭滨打猎的机会,召回姚崇。姚崇进献“十事要说”治国纲领,“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则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序。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听之,而天下大理。”(见《大唐新语》卷之一)
    后来,姚崇年老又举荐宋璟为首相。史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见《资治通鉴》卷)二人齐心协力,辅佐玄宗励精图治,终于开创了唐朝最鼎盛时期——开元盛世!
    召公、姚崇对国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协助君王开创历史上不可多见的盛世!
    当时,就有人把姚崇比作周公、召公辅佐文王、武王一样,立下不世之功。如姚崇“若伊尹之保成汤,周邵之佐文武,功铭彝鼎,绩柬帝心。”(见许景先撰《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夫人沛国夫人刘氏墓志》)召公、姚崇就连官职封号也有相同之处。成王时,召公被进位为太保。唐玄宗时,姚崇也获得崇高荣誉,被朝廷授予太子少保,后来又被追封为太子太保。
二、敬德保民,政先仁恕
    召公和姚崇的施政理念有许多相同之处,可谓一脉相承!
    召公提出“敬德保民”的仁政理念。周灭商后,承袭了殷商关于“天命”的思想体系。殷人认为,殷王的统治是上天所授命的。因此,周王取得政权也是接受上天的使命。但是,周人又思考为什么以前上天授命于殷而现在又授命于周呢?这不是“天命靡(无)常了吗?因此,总结殷人亡国的教训,召公最先提出“敬德保民”的施政理念。《尚书·周书·召诰》云:“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就是说做周王的要能崇尚德政,以德行事,这样才能保持上天的福佑,保持王位长久。治国当继承文王的“仁政”理念,对老百姓当以德化为先,勿敢滥用刑罚。
    召公还提出最高统治者要成为德的典范。“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见《尚书·周书·召诰》)大意为王有德,小民才能效法,王业自然就显达了。召公在训诫成王时说:“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见《诗经·大雅·卷阿》大意为王要做天下的榜样,最高统治者应有德,成为民的模范。
    正因为成王和康王贯彻了召公的这一政治理念,成康之际,任用贤臣,爱护百姓,周国兴盛。
    1800年后,姚崇提出了“政先仁恕”的施政理念,和召公敬德保民理念实为异曲同工。
    姚崇在第三次任相时,向唐玄宗提出了任相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实施“十事要说”政治纲领。其中“十事要说”的第一条就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玄宗深情地说:“朕深心有望于公也。”非常同意这一主张。(见《新唐书·姚崇传》)史称:“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根本。”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以“敬德保民”为主。作为政治家,在实践中,惟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黎民百姓的冷暖为重,不管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都不放在话下。所以,开元时,面对严重蝗灾,在“天命论”和佛教“不杀生”迷信思想的影响下,朝廷内外,把蝗虫视为神虫,不敢捕杀。姚崇感灭蝗“事系安危”,“志在安民”,力排众议,说服玄宗同意灭蝗。终于,“蝗害讫息”,民不甚饥(见两《唐书·姚崇传》)
    五代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载“姚元崇为宰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惟以忠孝为意。四方之民,皆画姚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姚崇也提出了统治者要成为实行道德和法律的模范。姚崇提出:“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若始。”(见姚崇《辞金诫并序》)他还提出:“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即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惟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自所教,人皆其效。”(见姚崇《执称诫并序》)
    开元之初,姚崇“屡以奢靡为诫”,玄宗、姚崇君臣,克勤克俭,“返朴还淳”,出现一派“刻厉节俭”的好风气!(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召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发展到儒家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姚崇又继承了儒家思想,提出“政先仁恕”执政理念,和召公思想应是传承关系。
三、廉勤为政,甘棠遗爱
    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召公治理陕之西,能深入基层,了解下情,解决人民疾苦,平审狱讼,深受时人民的拥护。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诗经·召南·甘棠》诗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其大意就是:“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砍莫动它,召伯曾留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劈莫损它,召伯曾歇在树下!枝叶茂盛的棠梨,不翦不拔莫伤它,召伯曾停在树下。”召公的德政爱民而受到百姓的衷心赞美。
   召公之政激发人民热情生产、改善生活的积极性。《韩诗外传》卷一记载:“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就蒸庶于陌陇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召公一心为民、不顾私利,故当主管部门要给召公营建住室时,才能说出“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的话。百姓看到召公“就蒸庶于陌陇之间”,“暴处远野,庐于树下”而听讼断狱、处理政事的勤苦情况,无不感动,加倍努力耕桑,连年获得大丰收,达到“民给家足”的温饱生活。
    姚崇生于陕州硖石,召公甘棠遗爱的故事对他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一生不管在朝廷为相,还是在地方做官,都能发扬“冰壶之德”,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高风亮节,廉勤为政。(见姚崇《冰壶诫》)
   《旧唐书·姚崇传》载:“姚崇“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为政简肃,人吏立碑纪德。”
   《浙江通志》绍兴人物传略载: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唐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景龙初(707年),曾任越州郡守。时内宫专权,贿赂公行,大兴佛事,縻费浩大,民负不堪。独崇在越州,政尚简肃,推重教化,不以官势治民,越民得以休养生息。在越4年,睿宗即位,政声日高,擢为宰相。离越时,士民送至钱塘江干者数以千计,望舟远去,才号泣而返。”
    姚崇在开元年间,贵为一国宰相,廉洁奉公,在京城长安工作却买不起住宅,下朝办公之余,则委身于长安城大宁坊一个叫罔极寺的寺庙内歇息。有一次,姚崇患病卧床不起,“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每有大事,上常令(源)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薄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可见,姚崇廉洁之极也。
    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唐代大诗人元稹在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中写道:“……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言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作者热情地歌颂了大唐贤相姚崇、宋璟,无情地鞭鞑了酿成天宝之乱的弄权奸相李林甫、杨国忠。表达了人民对清平盛世和政治家姚崇、宋璟廉勤政治的无比怀念!
四、召公与姚崇在陕州的文物与遗迹
    千百年来,陕州人民怀念召公与姚崇,保护并遗留下了许多文物遗迹。
    陕州有纪念召公的召公祠。清龚松林修撰《直隶陕州志》卷十二祠祀载:“召公祠,州治东。相传为召公听政处。后人思其德,即甘棠下立祠祀之。明弘治九年知州汪濬奉督学道儒增入刘昆、姚崇、孙伏迦、李沁、范祖禹陪祀。仍佥门役守之。明州守王家宾、陈道蕴。”但从《全唐文》五四六所载之唐贞元中官陕虢都防御判官、监察御史里行崔教撰写的《邵伯祠碑记》,可知,召公祠起码唐代已经存在。
    召公祠原有正殿、偏殿、甘棠树等,不幸于民国初年毁于战乱。2000年,三门峡市著名企业家吴启民先生为缅怀先贤,启发公廉,捐款千万元,在原召公祠的遗址上,重建了一座甘棠苑,占地13000平方米,前为钟鼓楼,后有召公祠。已成为对国人和公务人员进行爱国主义和廉政教育的基地。
   《直隶陕州志》卷十三古迹记载的关于召公的还有三条:
    一是古甘棠树。志载:“甘棠,在召公祠内,相传即公所憩之树。今无存。”
    二是分陕石柱。志载:“石柱,在北城上。相传为周召分陕9所立。以别地里。唐人作铭于其上。”
    三是石柱铭,志载:“石柱铭,裴谈撰,八分书,无姓名。集古录目谓周召分陕所立地界。验其字武后时立。今不可考。”
    分陕石柱,又名“周召分陕石柱”。原立于陕塬(今河南陕县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唐朝时期有人作铭于上,谓“周召分陕所立界石”。民国21年(1932年)3月,周召分陕石柱北移至陕州民众教育馆。1957年因三门峡大坝蓄水,陕州城属淹没区,移至人民公园。1967年移至市图书馆。1977年移至文化宫。1981年移石于三门峡博物馆,当时石柱位于院子正中间,1988年藏于虢国车马坑博物馆院内。考验其字,属于唐朝武则天时期所勒。今字漫漶剥蚀脱落不可复识。据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专家考证,“周召分陕石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块界石。
    有关纪念姚崇的文物古迹有姚崇故里遗址、姚公祠遗址、唐姚崇父姚懿墓、旌贤寺、唐姚懿碑、姚崇手书“藩篱”石刻等。
    清龚松林修撰《直隶陕州志》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载有姚公祠、二贤祠、乡贤祠、旌贤寺、姚文献公墓及唐姚懿碑铭等。
    姚公祠,志文载:“姚公祠,州东卫村社。宋元佑八年知州游(师雄)公命置祀于故居。”
    二贤祠,志文载:“二贤祠,大南关。为唐宰相姚崇、宋处士魏野建。今毁。”
    乡贤祠供奉有姚崇。志文载:“乡贤祠在学宫祀商伊尹,唐姚崇,宋魏野、明赵文、张九功……”
    旌贤寺,志文载:“旌贤寺,州东五十里张茅镇。”
    旌贤寺为唐时所建,距姚文献公墓一百多步,为旌表唐嶲州姚懿功德和护持姚懿衣冠冢所建。旌贤寺存在1200多年,直到民国时被毁。
   2010年4月陕县文物局立有旌贤寺遗址文物保护碑。
   唐文献公墓,志文载:“唐文献公墓,在州东卫村社,公名懿,唐宰相崇父葬此,谥文献。”
    此墓为唐开元三年(715年),玄宗为追崇先烈,特追封姚崇父幽州都督姚懿为吏部尚书谥号文献公。十月间又在故居建衣冠冢一座,是为唐姚文献公墓。1983年因陇海铁路拓双轨,被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发掘。
    唐姚懿碑,志文载:“巂州都督姚文献公碑铭,开元三年胡皓撰,徐峤之奉勅书。在张茅南二里许墓前。讳懿,崇父也。”
    此碑即姚懿衣冠冢唐墓碑,因1983年墓冢被发掘,此碑被移至陕县大营乡刘秀峰山腰之处。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姚氏族谱》又载有张茅镇有“唐宰相梁国公姚崇故里”碑,为乾隆年间权知河南直隶陕州事吴沈荣昌所立。今不存。
    姚崇手书“藩篱”石刻,为姚崇开元三年十月返陕州硖石故里时为故里所题,后刻为石匾。1919年修建陇海铁路时出土,现为三门峡博物馆收藏。为现存姚崇唯一手迹石刻,弥足珍贵。
    2010年4月,陕县张茅乡人民为追念先贤姚崇,由张茅乡人、陕县职高原校长陈宝禹、陕县人大原秘书长崔九龄倡议,集资修建姚崇故里遗址纪念碑、旌贤寺遗址等文物保护碑四块。
参考文献:
   1、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汉]司马迁,史记[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3、[汉]韩婴,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后晋]刘询,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唐]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清]龚松林,直隶陕州志[O]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10、杨荣国,简明中国思想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11、朱绍侯,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M]南都学坛,2007.3
   12、姚学谋,大唐贤相姚崇[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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