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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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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6]五品郎中

发表于 2023-3-25 19:05: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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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角 刘振

出处:https://www.fx361.com/page/2015/1009/924957.shtml

摘要:姚莹是桐城派重要代表作家,号称“姚门四杰”之一。一生为官为文,不忘教育,既考察关心书院建设,也曾亲自主讲书院。主张书院教育要兴仁讲让,教化风俗;讲求道义,敦崇实学;敬仰前哲,振兴文风;慎选山长,广育人才。姚莹的书院教育实践,不仅促进了有关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和程朱理学的传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姚莹;书院;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姚莹少时家贫,不能应试,靠姚鼐提供支持,才得以入场考试。郡试时,姚莹名居榜首。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四岁的姚莹考中进士。嘉庆二十一年(1816),授福建平和知县。次年,调任龙溪知县。姚莹治理龙溪功绩卓著,“治行为闽中第一”。[1]11669嘉庆二十四年(1819),姚莹调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任噶玛兰通判,鼓励百姓开垦,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和高山族友好团结,深得民心,政绩卓著。道光十一年春,姚莹至京师,与龚自珍、魏源、汤鹏、张际亮等相交游,探究经世之学,关注国势民生。后任江苏武进、元和等地知县。因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向朝廷力荐,擢升高邮州知州,未赴任,改任淮南监掣同知。道光十五年,护理两淮盐运使事。道光十七年九月,授台湾兵备道,并照例赏加按察使衔。在此期间,姚莹与达洪阿团结合作,率领台湾军民奋力抗击英国侵略者,并取得重大胜利。道光二十三年,姚莹、达洪阿被诬蔑“冒功”,遭革职查办。后昭雪平反,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发往四川效用。道光三十年,擢升广西按察使,后卒于湖南按察使官任。

姚莹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主张经世致用,是近代中国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对他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研究的视角多集中在文学创作成就、学术思想、军事活动、涉外交往等领域,然而对其书院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未曾专门探讨。姚莹在各地为官,高度重视教育,他的办学主张和实践活动,在当时乃至后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通过对姚莹书院教育活动的考察,总结其教育理念,探讨他对地方教育事业和桐城派传播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一、姚莹书院教育活动述略

姚莹对书院教育情有独钟,早年求学之时,就留心书院教育;青年时期,就曾主讲书院;后来四处为官,不忘兴建书院,发展地方教育。

1.主讲书院及经署讲学①

嘉庆十一年(1806),姚莹赴安庆参加考试,其时姚鼐主讲敬敷书院,姚莹就住在书院之中,并向姚鼐求教问学。次年七月,姚莹到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住在钟山书院,②恰逢姚鼐“复主钟山书院”。[2]374姚鼐晚年欲编辑其伯父姚范的著作,但因年老体衰,就把这个重任托付给姚莹,并嘱托他要潜心治学,不可沽名钓誉,还批评时人“著书以多为贵,此但取欺俗人耳”。[2]374姚鼐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让姚莹铭记于心,终生践行。

嘉庆十三年(1808),姚莹考中进士。次年,就被两广总督百龄聘请入幕。③不久,因与幕主对招降海盗张保一事意见相左,④而抑郁不得志,遂辞别。嘉庆十五年(1810)六月,姚莹主讲香山县榄山书院。榄山书院于乾隆五年(1740)由香山知县李景厚倡建,但未能建成。到乾隆十四年(1749),“知县暴煜率乡人何绍禹等捐建于小榄兰田坊”[3]252;嘉庆九年(1804),知县金毓奇倡修。姚莹祖父姚斟元曾经主讲过榄山书院,而姚莹主讲榄山书院时,当年姚斟元的门生闻讯来访,姚莹也得以寻访其祖父的“遗教”。[2]524

嘉庆十六年(1811)春,姚莹应广东学政程国仁聘请入署讲经,⑤与接替百龄任两广总督的松筠结识,⑥松筠与姚莹的叔祖姚鼐有旧交,因此对姚莹颇为友善。姚莹在与松筠的交往中,开始留心域外及边疆之事,视野日渐开阔。松筠在边疆地区任职多年,熟悉边境情况,姚莹时常与其探讨边疆史地知识。姚莹在《识小录》中曾追忆松筠时说:“今大学士松公筠,两为伊犁将军,前后居西北塞外几二十年,身所巡历盖数万里。尝著有《西招纪行诗》《绥服纪略图诗》,志其疆域地制最为详确。余以考诸书,间有不合者,暇日从容以请,公又为剖其是非。”[4]2167由此可以看出,松筠可谓是姚莹留心域外边疆之事的“启蒙老师”。

嘉庆十七年(1812),程国仁任期已满,调离广州,姚莹也受聘从化县令王蓬壶署中,授经讲课。嘉庆十九年(1814)九月,姚莹辞别幕府,离开从化去广州。次年,“石甫以除夕日自粤抵家”。⑦

2.兴修书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姚莹任福建平和知县。长期以来,平和县民风强悍,鲜知礼教。姚莹上任后,发动缙绅族长,倡议重修并扩建九和书院,旨在教化百姓子弟。为解决经费来源,姚莹通过“捐输”的方法进行筹集,他要求当地豪绅和读书世家积极参与募捐活动,不给普通百姓增加负担。他身为知县,以身作则,率先捐纳款项,并且发出多篇告示,晓谕百姓,阐明兴修书院的意义和作用。他在《劝修九和书院告示》中说:“为崇文劝学,恢拓书院,增置膏火以隆教育而垂久远事。”[2]409为使捐纳取得成效,建立“捐题簿”,把每个人捐纳金额记录在册,并提出“当量予旌奖”。

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姚莹被谒选为台湾兵备道。次年闰四月十六日到赴,[5]4306就任不久,着手兴复台湾规模最大的书院——海东书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梁文煊时任台厦兵备道,⑧创建海东书院,“从右畔绕至学宫之后,计四十八间;为诸生肄业之所,匾曰海东书院”。[6]海东书院建成后,成为当地科考场所,教学功能并未体现。乾隆五年(1740),巡台御史兼督学杨二酉复建书院,⑨并将海东书院地位提升,视同省会书院。后经不断发展,“讲堂、学舍、亭台楼榭,一一俱全,为台湾当年最具规模的书院”。[7]381由于海东书院属于官办书院,靠官府拨付;官员士绅所捐出的大量田产,作为“膏火之资”。如清人孔昭虔在《重修海东书院碑记》云:“时有贡生施士安捐田千亩为膏火资。”[8]29

姚莹莅任后,对海东书院进行修整,并从内地延聘名师来讲学,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姚莹同乡左德慧。⑩姚莹说:“(道光)十七年,余备兵台湾,复偕君往;兴修海东书院,请君主讲。君学问文章博赡精通,尤以名节为重。其教诸生,皆有法则,日夕孜孜,讲授之勤,一若为童子师者。而时时留心地方,有所闻必以告余,久之,不为厌。其教大行,诸生中虽素以杰骜顽梗称者亦化之,革面受教唯谨。然后知君前在诸学官时,崇实学,敦名节,能勤其职。”[2]548左德慧从教经历丰富,教学方法独到,一些冥顽桀骜的学生,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谦逊达理,洗面革新。姚莹从内心敬佩左德慧崇高品德,感激其教化有方、执教有功。

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姚莹赴任四川蓬州,虽然履职时间不足两年,但政绩颇多,尤其重视教育。他主持兴建的玉环书院,影响很大。此前,当地仅有一所由文昌祠改建的蓬山书院,设施极其简陋,“讲堂不立,膏火无资”,[2]544每年从济仓中取得几十石剩余粮食用作学生食用补贴。山长的酬金多取自当地山寺的官产,每年只有几千钱,无法延请名师授课,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学生也越来越少。姚莹刚到蓬州,看到书院衰败的景象,心情沉重。他通过走访,得知当地人有兴修书院的愿望,只是碍于风水先生说在选定的地方兴修书院,利于学子文人,而不利于当地官府,所以乡绅贤达不敢再提此议。姚莹批驳了这一荒唐言论,他说“官民一体耳,苟利士民,官何有不利之有?数十年来,州官无迁擢,惟有死亡,又将谁咎?”[2]545他请来蓬州学正、训导及吏目等人,共同谋划,并委派当地士绅伍联芳等人操办。在城中设立劝捐局,第二年就筹得银钱九千六百四十千。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开始破土动工,次年二月完工。新建书院“栋宇坚壮,规模宏整,讲堂学舍,山长寝室湢厨咸备”,[2]545取名“玉环书院”。置办田产,作为“山长修膳、诸生膏火之资”。[2]545玉环书院落成之时,当地诸多人士纷纷赋诗祝贺,姚莹登上玉环山,眺望蓬州宁静清幽的景色,展望美好的育才前景,感慨良多,并吟诗庆贺。

3.改革相关书院

道光十五年(1835),姚莹任淮南监掣同知。三月初二日,奉两江总督陶澍之令,?姚莹亲临乐仪书院课士。乐仪书院位于江苏仪征,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时任县令卫晞骏创建,[9]47书院建成后,他邀请清代大臣、文学家曹秀先撰写落成碑记,曹秀先还据《诗经·小雅》“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命名“乐仪书院”。此前,官府不参与书院对士子的考核。姚莹受命后,对乐仪书院相关规章进行改革,一是扩大学生人数,增加奖励名额,“尚有可造之才,拟酌加推广”。[2]431他亲自主持考试,选出二十名“文理清通者”为增广生。对“品行端醇、经学优长、诗文精粹者”,加给膏火一分。二是完善考核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他批评当时的学子只重科举功名、忽视修身养性和不读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现象。书院士子们为了获得膏火之资,所撰之文,多为应付之作,缺乏文采和创新。姚莹提出“课文之外,讲求先贤遗规,切于人伦之用”,并把它作为课士标准。三是明确山长职责。鉴于乐仪书院山长“年来未能仕院”的状况,姚莹对山长履职提出要求,认为山长应长期住在书院,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秩序与教学效果。道光十七年(1837),姚莹再次为乐仪书院列出规条二十则,强调延请山长的重要条件是品望素孚且能长年住在书院,严格管理生童学业。四是调整书院供奉者牌位和祭祀礼仪,对那些为书院发展做出贡献者,祭位前移,旨在激励后人。五是杜绝外界干扰。明确规定不允许地方文武官员及外来人员在书院借宿,[3]39以免影响书院正常教学活动,进一步完善乐仪书院的管理制度。正是这些改革,提高了乐仪书院的办学质量,扩大了书院影响,使其和梅花书院、安定书院齐名,成为清代扬州有名的书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姚莹蒙冤出狱,奉旨以同知知州的身份发往四川补用,十一月回到桐城。次年春天,姚莹在去四川乍雅任职之前,路过孔城,受戴钧衡请邀,游览桐梓山,参观桐乡书院。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应戴钧衡等人之请,撰写了《桐乡书院记》,阐明创办桐乡书院的意义:“兹乡之人,景仰前哲,将欲振兴文风,乃醵金为书院,名之曰桐乡书院” ,[2]518并对书院寄予厚望。桐乡书院创办未及三年,成绩卓著,县试、府试,首卷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戴钧衡撰写的《桐乡书院四议》,清廷曾谕令全国效法,并载入《皇朝正典类纂》。

二、姚莹的办学理念

清初年,统治者出于对百姓的防范心理,在思想文化上采取打压政策,对书院发展控制。顺治九年(1652),清廷曾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令诸生将所习经书义理,讲求实践,不许别创书院及号召游食之徒,空谈废业。[10]240”在清代前期百余年间,书院没有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书院作为古代教育的重要场所,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重开书院的声音,时常响起。雍正年间,清廷经过再三权衡后,改变书院发展政策,由抑制改为支持,官学化趋势不断加强。清政府将书院教育纳入国家统治体系,在促进书院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沦为科举附庸,科举及第的人数成为书院发展优劣的重要标志,科举应试成为书院主要教学目标。针对此种情况,不少士人极力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而忽视儒家的“有本之学”。如清代桐城学人许完寅在《桐乡书院记》中就指出“今之书院,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11]1015他呼吁桐乡书院的学子,不要把读书单纯看作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而忽视儒学“修己利人”的根本。作为“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在《新建桐乡书院记》中,也批评一些书院“徒以词章记诵而溷夫学问思辨之正大也哉”,希望建立书院的目标能够“确效乎知、仁、勇之实”,生徒学习时要能“切而反之于心,所谓即事以穷理者”的根本要求。[12]518姚莹与上述桐城派名家处于同一时代,他的办学理念既烙上时代印记,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在书院教育实践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兴仁讲让,教化风俗;讲求道义,敦崇实学;敬仰前哲,振兴文风;慎选山长,广育人才的办学理念。

1.兴仁讲让,教化风俗。姚莹重视书院教化功能,并作为重要施政手段,这也是他主张经世思想的体现。姚莹为官时,以古之循吏为榜样,循吏主要责任是“兴教化,课农桑、正民风、端士习”。[2]398教化与文教的关系,他认为“教化之盛,首振文风”。[2]409道光五年(1825),吴赓枚主讲敬敷书院,?他嘱姚莹为其校定诗文,两人与纂修方志的邓显鹤“朝夕纵言、唱酬尽欢”。?姚莹回忆这段时光,慨叹文士间“风雅之道未衰”,认为桐城从明代以来,士大夫多“朴厚”,通学鸿才,莫不是在德行上“尚气节,敦廉耻”。赞赏吴赓枚以“风节自持”,无论行动还是“立言陈义”,都“汲汲以风俗人心为急”。[2]330在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姚莹认为读书人要有责任担当,他说“风俗系乎人心,人心系乎学术”,提出社会风气、个人道德、学术修养三者结合的观点,这对桐城派后学影响颇深。例如方宗诚也认为“士子为读书冠戴之伦,小民矜式,有转移风俗之责”,“祸乱生于人心”,[13]667“人心之邪正,系乎学术之明晦”。[13]67

姚莹还将诗文创作理念融入风俗教化之中,他认为“夫诗者,心声也。人才学术之所见端,亦风俗盛衰之所由系”。言为心声,诗文风格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这就要求作者应秉持“持正人心”,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能“讽颂得失”。[2]389在具体实施“兴教化”时,他针对自己辖区内百姓频繁争斗现象,着重开展“仁义”与“礼让”教育,旨在转变风气。他明确指出,争斗不息,“由礼让之不行”。他强调发挥书院在教化中的作用,在培养士子时,必须“讲习礼让廉耻之事”。[2]350

2.讲求道义,敦崇实学。姚莹认为科举考试的目的,必须“求通才,收实效”,而不是让天下士人抛弃经史子集,“鄙儒论说,与夫先辈及近时应试举之文”。[2]394姚莹认为读书除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之外,更重要的修身养性,有益于社会,所以他提出读书的要端就是:义理、经济、文章、多闻。桐城派作家尊崇程朱理学,姚莹也是如此。但面临时代变化,传统的理学很难完全解决现实问题,且易流于空洞。姚莹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注入“经济”的因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姚莹经世致用思想早在少年时期就已萌发,“束发读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虚。[2]345”书院的设立,不仅只是让学子“业在课文”,更重要的是 “讲求道义,敦崇实学”。[2]431还说:“敦古谊,崇实学,是莹所景仰而心敬者也。”[2]395他把对实学的理解同“名节”道德相联系,如“敦古谊、崇实学”,[2]395“励名节、崇实学”,[2]511“敦实学、崇名教”等。[2]449实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姚莹叔祖姚鼐时,乾嘉汉学鼎盛,“以考订训诂制度为实学”,将宋学主张的“身心性命之说”,斥为“空疏无据”。[2]373到姚莹时,繁琐的考证被认为是无用之学,将性理宋学视为“实学”。而姚莹倡导的“实学”,也正符合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

3.景仰前哲,振兴文风。姚莹在《桐乡书院记》中,阐述“地气世运”都有盛衰的周期性,只有人才在各朝各代都会维持隆盛局面而不至于衰弱。如春秋有孔子,战国有孟子,三国有诸葛亮,安史之乱后有郭子仪、李光弼,南宋有朱熹等;孔城近代有戴名世先生等。正是基于对人才传承性的认识,而书院又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因此,姚莹及同乡戴钧衡等人,都认为书院具有景仰先哲、振兴文风的重要作用。

书院自唐代出现后,到宋代逐步具备了教育、藏书、刻书、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功能,而祭祀也是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书院职能之一。在参观桐乡书院后,姚莹列出戴名世、刘大櫆这两位家乡前辈,以激励戴钧衡等为兴建书院而奔走的后学。在乐仪书院,姚莹调整供奉者位次,其用意是通过祭祀这种隆重的礼仪形式,树立榜样,通过环境熏陶,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达到教化的目的。

4.慎选山长,广育人才。姚莹的办学理念还体现在对山长选择和人才的培上。他认为作为书院之长的山长,不仅要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要担负起书院的管理职责。因此,山长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姚莹认为山长必须由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表、众望所归的人来担任,他说:“山长者,必道德、文章、艺业可为师法,士望归之。”?选择一位好山长,让“士心悦服”,书院教学才能实现预期目标。姚莹提出了“文章”与“艺业”的标准,同时兼顾读书治学与科举功名两大目标,即有理想追求,也有现实考量。他认为山长选聘之后,“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进退之”。?姚莹这一观点是针对书院沦为举业之所,官学化趋势日益严重的现象提出来的,旨在强调书院办学的独立性。书院如果有选聘山长自主权,书院办学就可以免受外界干扰。兴办书院就是教人“敦本力行,修其文艺”,?假如“师道不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书院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姚莹说“虽世道衰微,而礼义廉耻之四维犹存于书院”,?这对改善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及教学方法,姚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师说》中批评当时读书人:“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也”,[2]319他认为要改变此种风气,关键要发挥老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如果老师使学生忽略道德、功业、气节、文章,而只追求科举名利及“一切苟简之事”,长此以往,志向就会荒废,就会变成投机取巧、败节堕名、有负君亲乡党之人。要培养学生树立志向,姚莹主张“士必有志也,而劝诱先之”。此外,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达到“优游乎仁义之途,驰驱乎经济之用,卓绝乎峻直之行,博辩乎华实之说”的崇高境界。[2]320

三、姚莹书院教育实践的主要影响

姚莹为官各地,注重发展教育,无论是兴建书院,还是修复、改革书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

1.传播了桐城派文论思想。姚莹继承和发扬“文以载道”的文论思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古文运动”,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命题,将“文”与“道”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将所谓的“道”内化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14]53到了宋代,理学先驱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的文论主张,认为文是明道的工具和表现形式,道是文的内容。姚莹作为桐城派作家,也继承唐宋古文家倡导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他在《与张阮林论家学书》中说:“君子立学,传于后世者,道也,而不在文。”[2]339认为君子立学,之所以传于后世,是因为文章中承载着道的缘故,如果舍去道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技艺而已,无法传于君子。姚莹所说的道的核心内容,就是“推明义理,羽翼六经”。[2]397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书院教育实践中也有体现,他认为设置书院是为了“教人敦本立行,修其文艺,圣贤所以经纬天道,立人道之大端者”。[2]554他将桐城派文论主张内化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在书院教育实践活动中,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扩大其影响。

姚莹继承并发展了姚鼐的文论思想,他在《与吴岳卿书》中,纵论“学以致用”的为学主张。他认为古代的学者,不只是读书,对于日常事物都有体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姚莹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派理论,进而提出“义理、经济、文章、多闻”的主张,认为四者要融会贯通,然后再择其一熟练掌握,就可以自立于世。[2]393他强调的“学术四端”各有标准:义理求精,经济求实,文章求茂,多闻求广。通儒之才应四者明贯,但是学人自立,择其中之一即可。对“学术四端”如何选择,姚莹提出“术至”、“时逢”两个条件,既要考虑时代需要,即“时逢”;又必须修炼自身,达到“术至”,即个人学术基础。姚莹将“经济”之学,提升到“学术要端”的高度来认识,体现了他对“经济”的重视。在阐述经世济民之学与儒家学术的关系时,姚莹认为“学问、经济,初非二事”,两者都是“见理之真极,精当宏深,言之转若平易”。[2]399他提出学问、经济为一事的主张,要求士人重视刑名、钱谷、河工、漕务、诉讼等实际学问,并身体力行。例如,姚莹任职江苏时,“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2]521这些都说明姚莹能够把理论认识,自觉运用到具体实践之中,做到知行合一。

姚莹生活在嘉庆、道光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走向衰落,他直接面对了西方侵略者,虽然受到时代的局限,一些主张难免有盲目性,但是其“经世”主张,却影响巨大。方宗诚曾说:“桐城之文,自植之(方东树)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穷理之学;自石甫(姚莹)先生后,学者多务为经济之学。”[13]143方宗诚认为在“姚门四杰”中,姚莹是“才最大者”,“能自出机杼,洞达世务,长于经济”。其为文也得到同门赞赏,方东树称其文“义理多创获”、“论议多豪宕”、“辨证多浩博”,特别是政论文章能“晓畅民俗,洞极人情”。[13]143陈用光也称赞他“为诗古文辞皆有才气法度,称其家学,尤究心于经世之务”。[15]667可见,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为时人所重视,方东树特别提到姚莹治理平和县时,能“一一行之于其言”,使其学能见之于治。[12]173姚莹的经世致用思想,适应了时代变化发展要求,并在其书院教育实践中予以体现,例如他强调书院乃“讲习肄业”之地,当体现“朝夕讲诵,执经问难,师弟授受,谊兼尊亲”的办学宗旨。同时,还要求生徒通过学习,达到“道足以济世,才足以救时”的目标,充分展现桐城派作家的济世情怀,促进了桐城派文论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此后,桐城派学人在文风和学风上,都呈现出经世致用的显著特色,这些与姚莹提出的“经济”之说,不无关系。

2.进一步弘扬了程朱理学。清朝初年,一些士大夫历经明亡的政治巨变,对明亡教训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空谈误国的陆王心学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顾炎武认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6]337明清之际的学者朱之瑜也曾说:“明朝中叶,以时文取士。时文者,制举义也。此物既为尘饭土羹,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17]383时人通过深刻反思,认识到要用“修己治人之实学”来替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从而推动了汉学的发展。

汉学在清朝前期盛行,嘉庆、道光之后,社会环境和百姓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交集,清朝统治危机加深,汉学的发展无法有效回答和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失去了原有生机。而此时的理学由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并为挽救危机四伏的封建王朝,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学术支持”,[18]其影响渐渐凸显出来。清朝前期汉学一枝独秀的学术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汉、宋学术互相争鸣和汉、宋调和的新局面。桐城派作家大多是宋学的坚定信仰者,他们标榜“因文见道”,学宗程朱。无论是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姚莹的“义理、经济、文章、多闻”,还是曾国藩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都把义理放在首位,是为学的核心,考据是实现“义理”的工具而已。

方东树、姚莹是道光时期“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19]65特别是姚莹,他四处为官,广交朋友,见多识广,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学术弊病多有认识,寻觅救世良方成为他不懈的追求。他说天下“承平日久,生齿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症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2]474如何医治“杂症”?姚莹认为“变法”才是正确的选择,他说:“尚能无变法乎?变法奈何?曰法半敝者犹可补救图全,今敝者十之八九,如病者仅存一息耳,非大泻大补之不可。”[2]713同时,他尤其强调人心风俗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说“风俗系乎人心,人心系乎学术”,[2]333人心风俗乃“国家之本”。[2]401在姚莹看来,要实现利国利民的远大抱负,必须读书明理,“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2]393;桐城后学胡抱真拜姚莹为师,姚莹告之曰:“闻吾乡子弟近多附理学后。夫古人明道潜修,人称之为理学,今士自以之竖眉宇间。汝宜多读古人书,以扩心胸、增知识、求实用。”?还说:“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2]345姚莹主张读书明理,贵在实用,这样做到文统、道统兼备。从儒学发展来说,儒家的经世致思想,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姚莹主张经世致用,也是恪守程朱理学。他把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书院教育的宗旨,这不仅为汉、宋学术调和创造了条件,也有助于更好地弘扬程朱理学及儒家思想文化。

3.促进了偏僻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姚莹为官之地,许多地方乃穷乡僻壤,民风剽悍,官府难治。但姚莹不畏困难,每到一地,深入了解当地民情,诛奸抑暴,打击黑恶势力;同时,兴建书院,力倡教化,发展文教事业。他每主政一方,都把“兴教化”作为重要的施政举措,坚持崇文养士乃“为政之大端”的理念,[2]409使各地民风为之一变。例如,他主政福建漳州平和县时,充分展示出自己的施政才能。平和县地处福建东南,自古民风强悍,好斗成性,到雍正时期,更是变本加厉,雍正皇帝曾说:“朕闻闽省漳泉地方,民俗强悍,好勇斗狠,而族大丁繁之家,往往恃其人力强盛,欺压单寒,偶因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复逃匿抗拒,目无国宪。两郡之劣习相同,而所属之平和、南胜一带为尤甚。”[20]846姚莹到平和赴任后,颇有同感。他在《复汪尚书》中,特地重点介绍了这些,他说:“平和地界闽广,从古为盗贼之薮,自王文成平寇乱而始建邑。其地溪岭深阻,槮篁丛密,无三里五里之平远,岩壑蔽亏,彼此悬隔。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亦地势使之然也。田不甚膏腴,而山泉蒙生,溪流潆曲,灌溉便而苏樵易,有地瓜以备水潦之虞,有芬草以通商贾之利。其田亩依山开垦甚多,而纳赋不及十之二三,故民力强而富。强则斗,富则淫,是其情也。治斯地者莫不以诈悍劫虏为虑矣。” [2]398面对这种局面,走访当地的缙绅耆老,谘访老成吏胥,总结前人之得失,倡议兴修九和书院,引导民众知书达理,互谦互让,和睦相处。他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亲自登台宣讲,“朔望之期,择地适中高台宣讲圣谕,招集缙绅民庶环拱敬听,至者数千人,人皆予赏,莫不鼓舞欢欣,以为闻所未闻。他如观风、课士、宾兴、乡饮之礼,以次举行,欲令僻陋顽民渐知礼教。”[2]398通过“兴教化、课农桑”,实现了“正民风、端士习”[2]398的效果。自此以后,平和县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真正进入一个相对和平时期。

同样,姚莹到四川蓬州任职,新建玉环书院;莅任台湾兵备道,修复海东书院。这些书院的兴修,改善了当地的办学条件,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玉环书院初成,有四十一间房舍,可住诸生百人,并由高士魁制定“戒规十二则”及“重议条规四则”,使蓬州的教育事业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到光绪末年,蓬州知州方旭还撰写“蓬山此去无多远,姚公美政谁与俦”对联,称赞姚莹为当地文教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后续书院山长大多思想开明,例如魏鼎因受“新学萌动”的影响,?率先在书院实行教学改革,设“经义、治事两斋,分科教授”。光绪三十一年(1905),书院考棚改建为官立高等小学堂;民国时期,改为中学并附设三年制示范班。在教育不断发展过程中,地处川北偏僻之所的蓬州,出现一批学者、文人,?令外界刮目相看,姚莹居功尤伟。

总之,姚莹主讲书院、兴修书院或改革书院,大多在地处偏远、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推行,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为后人所称颂。他深入实际,详察民情,通过兴建书院,教化民众,把重视教育与合理施政有效结合起来,促进了当地民风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今天仍然不乏启迪和教育意义。

注释:

①经署指地方长官延请老师为其子弟授经讲课的场所。

②姚莹之子姚濬昌所编的《年谱》中记载:“七月,赴试金陵,馆钟山书院。” (《中复堂全集》附录《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284页。)

③百龄,字菊溪,张氏,汉军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山西学政、江南道御史、贵州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事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一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④张保为广州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拥众数万,为患多年。时两广总督百龄主张招抚张保,而姚莹反对招降。参阅施立业著《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

⑤程国仁(1764-1824),字济棠,号鹤樵,河南商城人。曾督学广东,状元林召棠是其门生。历官都察副御史,浙江、山东、陕西、贵州巡抚,刑部侍郎等职。

⑥松筠(1752-1835),字湘圃,蒙古正蓝旗人,谥文清。历任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员,曾三次为伊犁将军,在西藏为官多年,他对西北历史地理知识,了解深刻。嘉庆年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曾任军机大臣,陕甘、湖广、两江、直隶总督,户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其人清廉正直,不畏权势,施惠贫民,名满海内。(事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一百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⑦方东树:《仪卫轩诗集》卷二。清同治七年刊本。

⑧梁文煊,字几汀,号暗斋,祖籍奉天,出生于安徽寿春,汉军正白旗荫生。历任福建罗源知县、陕西汉中府同知、广东潮州知府、云南楚雄知府、开化府知府,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福建台厦兵备道,康熙六十年因朱一贵事件中“弃职潜逃”而被康熙帝下旨“发往台湾正法”。(庄林丽:《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史事考》,《东南学术》,2013年第1期,第216-222页。)

⑨杨二酉(1705-1780),字学山,号西园,山西太原晋祠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乾隆元年(1736)授翰林院编修,任《明史钞》《文献通考》纂修官,乾隆四年(1739)奉命巡视台湾,监理学政。在台湾政绩颇佳,深受百姓爱戴。后因“诖误”而被罢官回乡。(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山西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名人故居博览·山西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26页。)

⑩左德慧(1774-1843),字钦扬,晚字石侨。安徽桐城人。八世祖左光前为明末佥都御史左光斗之兄,可谓名门之后。年十五其父离世,家境虽贫而未从忘学。参阅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十三《左石侨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8页。

?陶澍(1778-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曾先后调任山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江苏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监管盐政,兴修水利,设义仓以救荒年。卒于两江督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著有《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等存世。(赵尔巽撰:《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中国书院辞典》等典籍将乐仪书院的创建时间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本文采用新见《乐仪书院落成碑记》拓本所载时间。

?吴赓枚,字登虞,号春麓,桐城人。嘉庆四年进士,以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纂修《会典》及《学政全书》。官至御史。(见姚莹《东溟文集》卷六《春麓先生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1-372页。)

?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人称湘皋先生,湖南新化人。道光六年(1826)官宁乡训导,梁启超称其为“湘学复兴之导师”。(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3页。)

????姚莹:《姚莹创修玉环书院序》。见《蓬州志·学校篇·第七》,清刻本。

?胡抱真:《胡抱真跋语》。《中复堂全集》附录,清刻本。

?魏鼎(1837—1925),名宝珊,号慕遽居士,今蓬安县金甲乡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先后任教于蓬山书院、玉环书院达二十年之久,后被授予大足训导,兼长长棠书院。(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蓬安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版,第721页。)

邓郁章:《姚莹在蓬安的诗文和政绩》,1993年政协蓬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蓬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74-7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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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0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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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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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清实录(卷一四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简介:江小角(1963-),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

刘振(1990-),男,安徽泗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派与清代书院研究”(编号:11BZW07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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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aster]三朝元老

发表于 2023-4-2 22:5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姚莹(1785~1853),安徽省桐城市人。清朝史学家、文学家。师从祖父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莹于1807年中举,1808年为进士。此后曾游历广东,在福建、江苏任过地方官。1837年,任两淮盐运使。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台湾任上,与将领达洪阿协力同心保卫国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戴罪以知州分发四川,两使西藏。1851年,协助陆建瀛主持盐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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