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zyyao 发表于 2022-7-18 10:44
昭陵陪葬墓列表（计185人），含“散骑常侍姚思廉”。而昭陵陪葬墓图，名字错写为“姚士廉墓”。

周绍良 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
  书中含有7或8姚姓人的墓志

⑶P一八六  咸亨00五
大唐故斛斯君墓志铭
【尧曰：内含其夫人一段：吴兴郡君，吴兴姚氏，即周上开府仪同三司、长寿公僧垣之曾孙，隋蜀王司马最之孙，秘书学士俭之女也。】
（西安昭陵博物馆藏石）



尧曰：如果有机会到西安昭陵和西安昭陵博物馆，一是确定思廉公墓地，一是要此墓志铭拓片复印件。

pszyyao 发表于 2022-7-18 17:14
姚思廉

【转发名人简历】姚思廉

姚思廉（？—637年），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唐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唐“十八学士”之一。

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635年）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姚思廉的历史贡献

撰梁、陈二史

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隋大业五年（609年），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 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 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支持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606年）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
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6 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年）至陈永定元年（557年）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6 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年）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14 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 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 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 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 卷，萧韶《梁太清纪》10 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 卷等①。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 卷，姚察《梁书帝纪》7 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 卷，阴僧仁《梁撮要》30 卷，姚最《梁后略》10 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 卷，赵齐旦《陈王业历》1 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3 卷。《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1年）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年—824年）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姚思廉 - 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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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平 发表于 2022-7-18 12:20
陪葬墓群唐陵陪葬沿袭了汉代制度：皇陵余地赐亲属、功臣、将相陪葬，给东园秘器。昭陵示意图贞观十年底，唐 ...

思廉公墓是否存在？是否有墓表？




尧曰：@南京姚志军 
西安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园，昭陵陪葬墓图。
潮阳姚氏远祖思廉公陪葬在昭陵，被此图错写为“姚士廉墓”。
然而，思廉公墓还存于今时昭陵？


江苏姚志军云：@老头子
 教授好。我分析远祖思廉公墓还在昭陵陪葬区内，没有被破坏。


尧曰：
但愿如此。1962年昭陵才立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武康姚建国云：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康公思廉墓？
至今未见康公思廉的墓表碑文，估计现状堪忧。


尧曰：
我也关注 康公思廉的墓是否存在，陪葬墓是否有墓表。

陪葬墓群

唐陵陪葬沿袭了汉代制度：皇陵余地赐亲属、功臣、将相陪葬，给东园秘器。

昭陵示意图

贞观十年底，唐太宗首葬长孙皇后于昭陵后，即于第二年二月制《九嵕山卜陵诏》，除明确规定把昭陵作为自己和皇后的陵墓外，还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接着，又下发补充诏书，允许子孙从父祖而葬昭陵，即所谓“其父祖陪葬，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允。”在太宗的号召下，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

昭陵大致上采用两种方式来表现陪葬者的亲疏与等级，一是用墓葬地理位置来表现，二是用墓葬规格来表现。

用墓葬地理位置表现方面，可分山上靠近陵山的近陵部分和山下平原部分。唐太宗的妃子和嫡出公主都陪葬在靠近陵山的地方，享受这种礼遇的大臣墓发现了3座，它们分别是魏征墓、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墓主未最终确定）。魏征是贞观良相，太宗评价他“贞观以后，魏征之功”。阿史那思摩和阿史那社尔都爵郡王，是北方突厥民族入唐为官者的代表人物。庶出的公主、王子和文武大臣大多陪葬在山下平原。显然，靠近陵山的陪葬者地位尊宠，而陪葬山下者则较次之。

用墓葬规格表现方面，由高至低依次可分为五类。

规格最高的自然属“因山为陵”，魏征墓和唐太宗贵妃韦氏墓属于此类，但未号墓为陵。

其次是覆斗型墓葬。顾名思义，这种墓葬封土就像一只方斗扣在地上。秦汉时这种封土就被称为山陵，规格也很高。唐太宗嫡出的长乐、城阳、新城三公主墓属此类，都处在距离陵山很近的地方。

再次是为冢象山型封土，即把坟墓的封土堆成连绵不断的山形或和普通圆锥形一样，却明文规定它为象山形。此型墓葬已发现四座，即李靖墓、李绩（徐懋功）墓、阿史那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为冢象山型墓葬是唐王朝仿照西汉王朝为旌表霍去病、卫青对匈奴作战的战功而为他们营墓为冢象祁连山和庐山的故事，为功臣建造的特殊封土墓葬，所以规格也较高。

第四种是普通圆锥体型封土墓葬。这类墓葬在昭陵陪葬墓中占绝大多数，如尉迟敬德墓、房玄龄墓、程咬金墓等。

第五种是墓而不坟型墓葬，也就是墓葬不起封土。本来这样的墓葬在中国商周时非常普遍，其规格高低在墓内反映，但在昭陵陵园，除初唐功臣高士廉葬仪特别隆重却又墓而不坟外，其他的墓而不坟型墓葬规格极低，通常为等进妃嫔和宫女采用这种坟墓形式。但要说明的是，建在山底平原的墓葬，只能以封土形式表示其规格，而不能以距昭陵主峰的远近为其规格评判标准。位于平原的墓葬，是按照建墓时间迟早排列的，建墓早的，离陵山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