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简历

河南姚亚峰

姚监复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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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 X, n+ x$ z/ j0 t 　　姚监复，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姚监复自我介绍 　　本人男性，1932年10月9曰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护照用出生地），籍贯为安徽省宿松县（户口本用）。父亲为国民党军队上校，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文革中去世以后，由武汉军区发给起义军官证。母亲为退职小学教员，文革中惨死于北京八月红色风暴中。在抗日战争中，我随父母亲由南京——芜湖——武汉——长沙——重庆——四川铜梁（正谊小学）——成都（木行小学）——西安——甘肃静宁——西安（女师附小、力行中学、省立二中），抗战胜利后去江苏苏州中学，解放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由白俄教员讲俄文，学苏联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再读五年制本科，机械工艺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由于中苏关系交恶，学了八年的俄文，未派上用场，直至1990年、1991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派赴苏联参加有关农业改革学术会时，才重新拣起35年前学过的俄文。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师，每月62元的工资领了20年（文革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只有15元生活费）。三年困难时期，被派到山西文水刘胡兰公社贯家堡大队劳动锻炼一年，至今户口本上证明个人户口系由胡兰公社迁入北京，在文水我亲身体会到人民公社化带来的饥饿和浮肿病，亲眼看到老社员因疲累而衰弱多病，最后苦痛、安详、默默地告别人世的快速进程，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农民的纯朴、善良、真诚、韧性……的高尚而可怜的本性。文革中由于被揭发出曾有对江青不敬言论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受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在湖南西洞庭湖农场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在这个血吸虫病疫区的三年，我进一步认识了人性与人生、革命与反革命、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使我脑中产生了许多值得探索的似乎难解或无解的人生难题与革命理论难题。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是1982年杜润生同志批准将我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副局级。到六四风波之后，原单位撤消，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任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1992年到现在，我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已退休。退休后，回归自我，但要让思想打破牢笼，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反对“扼杀思想、真理和追求真理的思想者”。 　　我做过技术行政工作（科级）和技术工作，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业化技术经济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课题负责人，“中国农机化区划”课题负责人之一。参加过“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中国农业发展战略”、“中国农业大地图集”、“国家农业技术政策”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参加过有关农业的几次国际学术会议，访问过美、日、英、德、荷、苏联、瑞典、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我由学工转入农业政策研究，在农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面前，在三农难题的实际面前，我始终是学生，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真知灼见，一人行，必为吾师。我曾对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到哈佛，读了许多未读过的藏书，我懂得了只是井底之蛙。”杜维明教授的回答是：“我们大家永远都是井底之蛙。” 　　回顾历史：含着微笑，向过去告别。文革中我的右眼被打瞎，看不见光明，此后看人世间一切事物和人物，只能一目了然。 　　展望未来：相信2003年1月李慎之先生对我的遗言——“中国的民主化要一百年。”——确为至理名言，我依稀看见更光明、更民主的未来。 　　对我的余生只想做到：只说于心无愧的真话，不说正确的废话、伟大的空话、克隆式套话、华丽的假话、违心的官话。我可能说话有错误，但不说自欺欺人的骗人的话。如果这样做有困难，我只有保持沉默。 　　真诚地祝愿读者、朋友们、同志们一生幸福、成功、平安！ 　　2004.5.22

河南姚亚峰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为什么民主化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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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Z& W/ I+ r" u$ M# c  Q                                                                 姚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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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夏天我随杜润生到东北调查农村问题，住在吉林长春市宾馆内。我们住在一层，同二层客人共用一层的餐厅。有天中午外出调查回来已过了开饭时间，进餐厅时一位老人大声喝道：“小杜，你来了！”这位称呼已超过古来稀的70高龄的杜润生为“小杜”的老将军就是宋时轮上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在军界任要职，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一边吃饭一边闲谈，宋将军突然考我：“秀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要把民主化放在前面？”他可能看过万里关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文章。我未及深入思考匆忙答道：“宋将军，我想对于“文化大革命”，你和许多老同志都有科学的符合实际的不同于毛主席的一些看法。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中许多决策，毛主席不征求你们的意见，不给你们民主权利，决策不民主化，你们的科学化决策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民主化是前提，就放在前面了。”没想到听完我的回答，宋时轮哈哈大笑说：“哈！哈！哈！你这样看！”似乎给我这个回答一个及格分，不再继续给我出难题。下午在大门口要上车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长影。我说：“下午杜润生有事，我得请假才能去。”他说：“跟我去吧！”我说：“宋将军，我的“军长”是杜润生，我得听他的命令才能出发。打战得听我的上级指挥。“这么一说，他又哈哈一笑就松手了。后来跟杜润生一汇报，杜说：‘你跟他去嘛！’这时他的车早已开走了。我也失去了向他请教为什么他满意我的回答的机会。后来看肖克的回忆录，才知道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批判刘伯承的所谓“军事教条主义”时，他也被批判。如果我能同他多谈谈，多请教从他的亲身感受看，为什么民主化在前面，一定很有深度。非常遗憾地没机会了解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只记得他的极为爽朗的开怀大笑，对我的回答以赞同的笑声所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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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a. P% K1 W9 A) P    又过了12年，看见王光美的怀念刘少奇的文章《与君同舟，风雨无悔》。其中有一段谈到“八大”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1956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年风风雨雨，我们的政治生活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是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①党大还是人大，党代表大会决议大还是个人金口玉言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和刘少奇为国殉职的惨剧，证明仅仅“决策科学化”（八大对我国基本矛盾的判断）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民主化，这些“决策科学化”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刘少奇在1956年问毛泽东：“怎么办？”在1967年1月又问自己：“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毛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这是行不通的。”写了信，也没有扭转党走向浩劫，人民在沦落于互相残杀的历史悲剧走向，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最后只能把深情寄希望于群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②但是，他在1967年4月说过：“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样不严肃过。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里辩论嘛！我还要为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得你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吗？要一分为二。”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他要求的就是“辩论”、“讲几句话”的民主化的权利。最起码的人权，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给予他。想起30年代法西斯德国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却诬告季米特洛夫，在公审中还允许季米特洛夫在审判庭上为自己辩护，当众戳穿戈林的谎言，这是法西斯。而中国的60年代出现的是更为专制更为野蛮不容许答辩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许乱说乱动’的封建法西斯。历史教育人民，必须把民主化放在科学化之前。

    决策民主化的问题，还集中反映在党内民主、高级领导核心层的平等的民主权利是否得到尊重的问题上。从<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一书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逄先知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本来反对包产到户的田家英经过调查改变了观点。1962年“在上海期间，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上书，91页）而“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上书，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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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得到一致赞同。”（上书92-93）田家英两天后在中南海游泳池系统陈述自己的包产到户的意见时，毛突向田提出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第二天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同时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接着在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批评包产到户，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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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样一个“包产到户”的科学决策的遭遇中，可以看到在缺乏民主化的政策环境中, 周恩来、刘少奇是如何象小媳妇一样绕过毛泽东从他的秘书、‘秀才’处探听信息、制造舆论，而一遭毛泽东反击，八届十中全会上又一致同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致同意撤消农村工作部，谁也不敢辩论，连邓子恢也连连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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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想1959年庐山的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批判，明明要反‘左’偏偏要反右；再联想到1955年先是彭德怀后是林彪主持批判刘伯承、肖克的“军事教条主义”等等党内缺乏最起码的民主气氛，决策如何能科学化？几十年的失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民主化太少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帝国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和和幽灵缠绕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习惯于当大大小小的皇帝，每个皇帝都是金口玉言，又与上级的皇帝保持一致，采用标准化公式化的八股语言，通过秘书、夫人、驻京办事处摸上面的信息、偏好、风声、精神、和尽量潜移默化、递上材料影响皇帝的判断与决策，而不是公开的民主的讨论、辩论，以事实说话，习惯与上面领导的话来以势压人，不善于深入调查研究，从群众利益与愿望出发、以理服人。大家都只有一个主意、一个思想、一个脑袋，形成表面上的一致，大家都成为“克隆”人，上面似乎得心应手，“两个95%”的多数拥护，洋洋得意，而不考虑错误的不民主的更不科学的决策，会给人民、国家、民族和党带来灾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非正常死亡与人相食，“文化大革命”十亿人的极为认真、极为残酷的互相残杀、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悲惨的历史证明。结论只能是民主化在前边，是前提，特别是党内民主，党内高级领导核心层的民主，更是决策科学化的前途条件“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今天仍然需要，绝不能从“五四”水平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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