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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习仲勋为什么两次救姚春桂？” 供参参考并求助补充和编辑 [打印本页]
作者: pszyyao 时间: 前天 21:53
标题: “习仲勋为什么两次救姚春桂？” 供参参考并求助补充和编辑
从网上东拼西凑的姚氏族谱中捡出下列的“习仲勋为什么两次救姚春桂？”
原文有一定可信度，但不通顺，反正先捡出供参考并求助补充和编辑。
习仲勋为什么两次救姚春桂？
姚春桂是国民党旬邑县职田镇民团团长。
习仲勋系念的关中三人：姚春桂，穆振江，…。
1978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习仲勋的署名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姚春桂看到了这篇文章。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 ……这次会议以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陕西 旬邑县一带活动，他先后担任关中特委和关中分区书记，在旬邑县战斗和生活了6年(1936年至1942 年)，在当地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值此习仲勋□□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习老大概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能碰到一个来自他所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很快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开始和他聊了起来。 习老说：“我知道你们那个村子，你们村子的姚春桂、穆振江...和我很熟。”
1936年 9 月间，习仲勋被党中央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这是习仲勋第二次来到关中开展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根据新形势扩大统一战线。行前，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找他谈话，特意嘱咐道：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
民团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势力，土地革命时期和共产党打了多年的仗。其实，习仲勋在和刘志丹创建陕甘，早在 1933 年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见《习仲勋传》上卷 186 页 。
现在，党中央提出扩大统一战线的政策，习仲勋心领神会，他一到任，便把统战工作列在了首位， 我们村姚春桂、穆振江就是他当时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其中姚春桂是国民党民团团长。穆振江是青村首富，却善待乡邻。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绍给了习仲勋。
姚春桂当时是国民党把持的旬邑县职田镇民团团长。镇内不仅驻有民团，还有国民党正规军。经过习仲勋细致的工作，姚春桂被争取过来。马家堡找习仲勋、张仲良、张凤岐等特委负责人“打麻将”，借机向共产党传送信息。 姚春桂还通过穆振江向习仲勋输送子弹等军事物资。关中分区(1937 年夏季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1939年撤离马家堡以后，姚春桂和习仲勋依然保持联系，习仲勋委托姚春桂将我党一名重要干部从旬邑县土桥镇护送到照金。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 姚春桂秘密为共产党做事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他公开的身份一直是为共产党所反对的国民党的民团团长。正因为这样，他险些两次被我们的人错杀，而这两次都是因为习仲勋过问而脱险。他的夫人张凤英赶忙跑到西安找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亲自过问，姚春桂又一次被释放。
从此，姚春桂的人生命运和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
1978年12月 20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习仲勋的署名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姚春桂看到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次会议以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姚春桂读着、读着，眼眶有点儿湿润了，他回想起 40多年前和习仲勋的交往，觉得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写给他的回信一样。 不久，青村大队给姚春
桂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 30 年错误的帽子。又过了些时候，习仲勋通过他的弟弟、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恺给姚春桂寄去 200 元钱、一件大衣、一封信。
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身边也有类似翠平这么一个女人，这就是他的妻子张凤英。张凤英的娘家就是当年关中特区所在地马家堡，后来她进入共产党开办、李维汉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在旬邑县看花宫村)学习。这样一个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进步女青年嫁给了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可惜张凤英逝世后，别人无从知道。而张凤英能为救姚春桂直接到西安去找习仲勋、习仲勋不仅接见而且发话放人，说明她绝非普通农村妇女。
在特殊的年代，在特定的时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总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这样一些人，很难找出一个政治标签给他们贴上。也许人的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作者: pszyyao 时间: 昨天 08:19
习仲勋为什么两次救了旬邑县职田镇民团团长姚春桂？
1978年 12月 20日《人民日报》，习仲勋署名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姚春桂看到了这篇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次会议以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姚春桂读着、读着，眼眶有点儿湿润了，他回想起 40多年前和习仲勋的交往，觉得这篇文章好像就是写给他的回信一样。 不久，青村大队给姚春桂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 30 年错误的帽子。又过了些时候，习仲勋通过他的弟弟、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恺给姚春桂寄去 200 元钱、一件大衣、一封信。
习仲勋的弟弟习仲恺，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陕西旬邑县一带活动，他先后担任关中特委和关中分区书记，在旬邑县战斗和生活了6年(1936年至1942年)，在当地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这次会议以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在陕西旬邑县等四个县的保安团中，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 ——《习仲勋传》上卷 186 页 。
值此习仲勋□□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什么文？作者（旬邑县青村）？【习老大概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场合能碰到一个来自他所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很快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开始和他聊了起来。 习老说：“我知道你们那个村子，你们村子的姚春桂、穆振江...和我很熟。”】
习仲勋心领神会，他一到任，便把统战工作列在了首位， 我们村姚春桂、穆振江就是他当时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其中姚春桂是国民党民团团长。穆振江是首富，却善待乡邻。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绍给了习仲勋。
姚春桂，陕西旬邑县职田镇青村人。妻子张凤英旬邑县马家堡人。
姚春桂是国民党旬邑县职田镇民团团长。习仲勋两次救了姚春桂。
姚春桂当时是国民党把持的旬邑县职田镇民团团长。镇内不仅驻有民团，还有国民党正规军。经过习仲勋细致的工作，姚春桂被争取过来。姚春桂到马家堡找习仲勋、张仲良、张凤岐等特委负责人“打麻将”，借机向共产党传送信息。 姚春桂还通过穆振江向习仲勋输送子弹等军事物资。关中分区(1937 年夏季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1939年撤离马家堡以后，姚春桂和习仲勋依然保持联系，习仲勋委托姚春桂将我党一名重要干部从旬邑县土桥镇护送到照金。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 姚春桂秘密为共产党做事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他公开的身份一直是为共产党所反对的国民党的民团团长。正因为这样，他险些两次被我们的人错杀，而这两次都是因为习仲勋过问而脱险。他的夫人张凤英赶忙跑到西安找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习仲勋亲自过问，姚春桂又一次被释放。
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的妻子张凤英。张凤英的娘家就是当年关中特区所在地马家堡，后来她进入共产党开办、李维汉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在旬邑县看花宫村)学习。这样一个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进步女青年嫁给了国民党民团团长姚春桂。可惜张凤英逝世后，别人无从知道。而张凤英能为救姚春桂直接到西安去找习仲勋、习仲勋不仅接见而且发话放人，说明她绝非普通农村妇女。在特殊的年代，在特定的时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总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这样一些人，很难找出一个政治标签给他们贴上。也许人的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作者: pszyyao 时间: 昨天 17:22
本对旬邑县姚氏一无所知，要借此帖得到旬邑县职田镇青村姚氏和旬邑县姚氏情况。
陕西咸阳市旬邑县职田镇青村姚氏
习老（习仲勋）说：“我知道你们那个村子，你们村子的姚春桂、穆振江和我很熟。” 习仲勋一到任（中共关中特区书记），便把我们村姚春桂、穆振江作为统战对象，其中姚春桂是国民党民团团长。穆振江是青村首富，却善待乡邻。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绍给了习仲勋。
当年(1936年至1942 年)姚春桂是国民党旬邑县职田镇民团团长，与习仲勋有交集。姚春桂秘密为共产党做事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解放后得到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两次救助。
姚春桂的妻子张凤英，娘家是当年关中特区所在地（旬邑县）马家堡。出嫁前曾进入共产党开办、李维汉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在旬邑县看花宫村)学习。解放后张凤英为救姚春桂直接到西安去找习仲勋，习仲勋不仅接见而且发话放人，说明她绝非普通农村妇女。张凤英逝世了。
作者: pszyyao 时间: 昨天 17:50
《习仲勋与祖居地邓州的不了情》，水君，2014年11月15日，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仲勋生于1913年10月15日，属习氏谱系“国玉永宗 中正明通、继述承显、遵守荣”的“中”字辈，按辈分取名中勋。
1926年，习仲勋在就读高小时，老师认为“中勋”含有“中国的元勋”之意，遂给“中”字加了个“人”字旁，取意为人中正、处事公道。在求学和劳动之余，习仲勋经常听到祖辈谈及河南邓县的故乡逸事，从小就对祖居地邓县产生了向往和思念之情。
习仲勋的祖父习永盛，于清光绪八年(公方1882)带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了陕西富平淡村乡附近的南堡子定居下来。祖父是永字辈，习仲勋是中字辈。
作者: pszyyao 时间: 6 小时前
姚春桂几度风雨几多沉浮
2023-07-11 来源：咸阳党史网
1936年9月间，习仲勋被党中央任命为关中特委书记。 临行前，党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找他谈话，特意嘱咐道：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其实，习仲勋在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里就有专门对民团的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现在，党中央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习仲勋心领神会，他一到任，便把统战工作列在了首位。不久，他和新正县青村的姚春桂、穆振江二人建立了统战工作。 关中特委驻地在新正县马家堡，离青村只有二三里地。 习仲勋的办公地邻沟，站在沟畔瞭望，对面就是青村，不仅房屋、窑洞尽收眼底，连人影也清晰可见。王常泰是青村最早的共产党员，又是村党支部书记，习仲勋通过他了解村情，并要他介绍一些统战对象。王常泰推荐了穆振江。穆振江是青村首富，为人和善，在村子里口碑好，算得上一位开明士绅。习仲勋和穆振江见面后，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穆振江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地点头，态度真诚地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办事。听说特委机关急需办公用的复写纸而国民党封锁难以买到，穆振江冒着风险到国民党统治区彬县想法买到，然后将复写纸缝在棉袄里，躲过国民党的哨卡，送到马家堡。经过多次考验，穆振江被习仲勋发展为秘密党员。穆振江又把他的好友、同村的姚春桂介绍给了习仲勋。
姚春桂当时是国民党职田镇民团团长。职田镇是国民党 的反共前哨，镇内不仅驻有民团，还有国民党正规军、特务。 关中特委所在地马家堡离职田镇不到一里地。经过习仲勋细致的工作，姚春桂终于被争取过来。白天，他以民团团长的身份在职田镇履行公务，晚上，让亲信把他从城墙上吊下来，悄悄地到马家堡找习仲勋、张仲良、张凤岐等特委负责人“打麻将”，借机传送情报。因为有姚春桂这样一个内线，关中特委对职田镇城内人员动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姚春桂还通过穆振江给关中特区保安司令部送来子弹等军事物资。关中分区撤离马家堡以后，姚春桂和习仲勋依然保持联系，习仲勋曾委托姚春桂将我党一名重要干部从旬邑县土桥镇护送到照金。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尤其是在“红”“白”交界地区，有些担负特殊使命的统战对象往往是双重身份，他们和我方人员多是单线联系，而这个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姚春桂是共产党“内线”的这个身份只有习仲勋等几个人知道，而他公开的身份是为老百姓所痛恨的国民党民团团长。正因为这样，他险些两次被错杀。第一次是一天夜里，姚春桂被新正县民兵抓获，押解到阳坡头关中分区驻地，当民兵们正等着立功受奖的时候，习仲勋却下令：“把人给我放了！”第二次是 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姚春桂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判决布告已经写好，只等时间一到押赴刑场枪决。怎么办？姚春桂的妻子张凤英情急之下跑到西安，找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姚春桂又一次被释放。因为两次保护了姚春桂，这成为习仲勋后来挨整的一条罪状。
姚春桂的人生命运和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问题被康生一伙诬为“反党分子”而受审查。1964年农历四月初六，一辆吉普车驶入青村，带走了姚春桂。姚春桂这一去，杳无音信。1974年，他的儿子收到一封来自“西安砖厂”的信，这是座落在西安市郊区的一个劳改厂，姚春桂被关押在这里整整10年。他被释放时，陕西省劳改局给他做了这样一个结论：“因受习仲勋问题牵连，姚春桂接受审查，审查期间未发现问题，现予以释放。” 姚春桂又回到了老家青村。1978年青村大队给姚春桂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30年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又过了些时候，习仲勋通过他的弟弟、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恺给姚春桂寄来200元钱、一件大衣、一封信。 姚春桂没有看到，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在特殊的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一些特殊的人物总是起到了常人所起不到的作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对这样一些人，很难找出一个政治标签给他们贴上。 也许人的身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
(马栏革命旧址管理处)
作者: pszyyao 时间: 5 小时前
《习仲勋在旬邑的故事》连载十二：习仲勋与姚春桂的跌宕人生[color=rgba(0, 0, 0, 0.9)][color=var(--weui-LINK)][url=]旬邑文化旅游[/url]
2016年10月14日 陕西
不寻常的乡间三人（二）
“我和共产党有十多年关系”1933年农历七月初六，22岁的姚春桂参加了旬邑红军游击队五支队，因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然而，半年多以后的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这位红军游击队员的人生命运。1934年的2月，心怀鬼胎的游击队队长吕自成准备率部向国民党土桥民团投降。
他根据姚春桂平日表现，断定姚不会跟他一起走。但姚春桂又很会打仗，枪法准，如果不跟他走，他手里拿着家伙，动起手来，怎么办？想到这里，吕自成一不做，二不休，在行军途中，指示两个亲信趁姚春桂不备，把他打倒，夺走了他的枪。
姚春桂被打昏以后，躺在路边，适逢一个姓王的老汉路过，老汉把他背回家里，精心调养，姚春桂终于苏醒过来。这时候，他不知向何处去；王老汉救了他的命，可不能总待在他家里，吕自成带队投敌，和他反目为仇；而此时国民党军队何高侯部驻扎在职田镇，下令四处搜捕他，他有家不能回，于是，只好在过去打游击的深山老林里躲藏。1934年4月，好不容盼到何高侯部撤走，他回到青村老家，可又逢国民党民团抓壮丁，姚春桂被职田镇民团抓去当兵，从此这个红军游击队班长成了国民党民团一员，因为他在红军里打过仗，有军事知识，很快被提升为班长。转眼就到了1935年。
中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得悉姚春桂参加了民团，暗暗骂道：“这个家伙，怎么跑到敌人那边去了？”李科是后掌人，他的姐姐李宣清嫁给了青村的姚卷章，姚卷章和姚春桂是叔伯兄弟。按这一层关系，李科和姚春桂是表兄弟关系。他给这位表弟捎话：“赶快脱离民团，不要给国民党干了，还是回来，继续干共产党。”而表弟则回话说：“我怕再遇上吕自成这样的人暗算。我在民团是混饭吃哩，请表兄放心，打谁都不能打到你老兄身上。”
李科了解到姚春桂参加民团有一番难言的苦衷。他家弟兄４个，按国民党规定，必须出一个人当兵。他在家排行老大，其他３个弟弟年幼，只能是他去当这个兵。他要是不去，国民党就会拿他当过红军一事找家里的麻烦。李科想，姚春桂既然走到了这一步，何不利用他为党做点事。他以前参加过红军，再加上亲戚关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经过李科做工作，姚春桂答应了，他通过各种途径和关系给红军送枪支弹药、办公用品和其它急用物资，有时候是红军方面秘密派人来取，事关重要的，姚春桂亲自护送，当面交付。姚春桂后来回忆说：“最重要的有四次，交接地点分别是破山子、细咀子、秦曲、马莲滩，红军方面接头人是李科、张凤岐、郭振武、还有一个来自陕北的姓郭的人。”
1935年至1936年红军时期，姚春桂给共产党办事的主要联系人是李科。李科解放前长期在陕甘地区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初期担任甘肃省平凉军分区政委，可惜英年早逝，于1952年因病逝世。
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不再把共产党叫“匪”了，共产党把国民党及其军队叫“友党”“友军”。不久，姚春桂被提拔为职田镇民团团长。
这一年的9月下旬，习仲勋率领关中特委驻扎在离职田镇仅一里之遥的马家堡，这一住就是3年多。
多少年以后，人们常常问道：“这共产党的关中首脑机关怎么能够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存在3年之久？”“虽说国共合作，但国民党里有的是极端反共分子，职田镇城里更是布满了国民党特务。
马家堡的关中分区为什么两年多会平安无事？”除了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相对比较好这个大气候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姚春桂。但人们又说：“上面的政策再好，基层办事的人如果对着干，好政策也贯彻不下去。”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中国政治中的“肠梗阻”。假如当时不是姚春桂，而是郭相堂这样的极端反共分子当职田镇民团团长，关中分区能在马家堡待3年之久吗？
姚春桂手里有枪，掌握着职田镇地区的武装力量，是实权人物。共产党加强了统战工作，和姚春桂交上了朋友，密切了和他的关系。姚春桂本人回忆说：“1937年，我被提升为职田镇保安团团长。这一年，关中分区进驻马家堡，分区教育部长张剑颍前来和我联系。对于关中分区所需住房、粮秣、安全保卫等事项由我一手负责、安排解决。先是一个姓李的专员负责，具体办事交涉的是张部长。后来是霍维德专员和特委书记习仲勋，这些人和我接触频繁，交情深厚。凡是关中分区、陕北公学、荣校等单位提出诸如邮寄通讯、交通联络以及重要人物或团体的招待等方面的问题，我都千方百计予以解决，联系人是关中分区谢和窻主任。这些人关心我，信任我，我和他们合作交往长达两年之久。”
姚春桂所说的他和关中分区领导“交情深厚”，“这些人关心我，信任我”，这里还包含着一段关于他和张凤英结婚的故事。
马家堡的张广兴有一个独生女儿叫张凤英，从小许配与人。关中分区到马家堡这一年，凤英年方十六七岁，出落得十分标致。眼看到了出嫁年龄，凤英却死活不肯出嫁。原来，关中分区妇联主任郝明珠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打动了凤英的心。凤英决心用实际行动反抗父母给她定的“娃娃亲”。出嫁的那天，迎亲的花轿抬到了张家的门前，却找不到“新娘”的踪影。张广兴老汉急得团团转，马家堡全村人几乎都动员起来，到处寻找，甚至把周围的枯井、沟底崖边都搜寻了一遍，还是不见凤英的影子。迎亲的人十分扫兴，只好把花轿抬了回去。张老汉许下诺言，只要能见到女儿还活着，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时候，只见凤英从自家的柴火堆里钻了出来，大声喊道：“你说话算数？”老汉又气又喜，却也十分无奈。张凤英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很快传遍开来。习仲勋、郝明珠夫妇把她作为先进青年的典型加以培养，送到10里地以外的陕北公学进行培养。
身为职田镇民团团长的姚春桂常来马家堡看望习仲勋、张仲良，一起吃饭、打麻将，见过张凤英。孑身一人的姚春桂为她的美貌和胆识所动心，暗暗喜欢上了她。姚春桂大张凤英近10岁，开始，凤英不同意，后经关中分区几个干部从中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这桩婚事。这也是姚春桂后来为共产党秘密做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姚春桂当职田镇民团团长那两年是关中分区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的两年。习仲勋后来在回忆中也说“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
1939年，姚春桂被调离职田镇，他所领导的保安团被编入郭相堂的自卫大队。1940年6月，郭相堂率领旬邑县自卫大队在淳化县井村与八路军激战，姚春桂被俘，被送到关中分区专员公署所在地阳坡头。习仲勋和张仲良亲自接见了他，仍以老朋友相待。考虑到他早年参加过红军，关中分区在马家堡时又和共产党合作得很好，两位首长准备让他“归队”，计划安排他到延安去学习。在去延安之前，先让他回家，安顿一下家务。谁知，回到家里以后，姚春桂接到郭相堂来信，也要他“归队”。郭相堂当时担任国民党陕西保安第九团中队长，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关于此人，习仲勋多次说过：“关中边区周围最反动、最顽固的敌人就是郭相堂。”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要姚春桂“归队”，他一时犯了难，拿不定主意。这时他请来好友穆振江商量，振江说：“这是件大事，咱这里是＇边区＇，你给谁干，得听＇边区＇领导的。再说，共产党把你抓了，不但没有杀你，还要用你，这是对你的信任。我看，得问问仲勋的意见。”
姚春桂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仲勋对我这么好，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俩人商定，由振江带着郭相堂的信去阳坡头请示习仲勋和张仲良。
习仲勋见信以后和张仲良商量，一致认为：姚春桂回到国民党那边对我更为有利。顽固派在边区大搞反共摩擦，郭相堂是个急先锋，每次进犯关中分区几乎都是他打头阵。他要姚春桂“归队”，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让姚春桂回去当我们的内线。我们想找个人打进去还找不到呢！
习仲勋让穆振江给姚春桂带话：“人家叫你，赶快去，不要在家逗留。在哪里都是革命嘛！”
得到习仲勋的指示后，姚春桂立即动身赶到彬县，向郭相堂报到。
几十年以后，姚春桂常给人说：“如果郭相堂不来那封信，我就上延安了，我今天也许成了共产党的高干。”可惜，历史不能假设。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往往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在哪里都是革命嘛！”姚春桂理解习仲勋这句话的含义。
重返国民党保安团以后，姚春桂把国民党军队的驻地、人数、装备等军事情报通过他的三弟姚春荣和穆振江传送给八路军。姚春桂的三弟姚春荣系共产党员，如果他活到解放，他是他大哥为共产党搞情报的直接见证人。可惜他在1947年4月的对敌作战中牺牲，是革命烈士（见旬邑县志，2000年版）。解放以后，姚春桂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多次坐牢，他的弟弟姚春荣家门上挂着“革命烈士”的牌子，其家属享受政府的抚恤。人们不理解，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共产党员姚春荣为什么不大义灭亲、杀他的“反革命”哥哥姚春桂？整天“剿匪”反共的民团团长姚春桂为什么不杀他家里的“共匪”？教科书上说的和历史事实竟如此截然不同。
1941年5月，姚春桂被提拔为保安团中队长，接着奉命开往铜川，驻扎在鸡子山。这时，关中分区移驻马栏，国民党对边区加紧封锁，物资十分匮乏。一天，习仲勋托人捎话给姚春桂，让他想办法采购油印机、蜡纸、文具等用品。姚春桂从三原县买到这些东西，让本村穆富平、姚俊杰两个亲自送到马栏，交给了习仲勋。穆富平是他的好友，姚俊杰是本家亲戚，姚春桂心里明白，干这种事必须找非常可靠的人，来不得半点闪失。这期间，他还护送过八路军方面的人员安全通过封锁线，进入边区。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姚春桂被调到淳化县驻防。期间，他曾让他的二弟姚春富将三把短枪及子弹当面交给关中分区专员张仲良，还向张专员当面报告了国民党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的情报。淳化县地处陕甘宁边区最南端，距离国民党防守中心区最近。1943年夏，国民党借口“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扬言要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同时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军事进攻。姚春桂所提供的情报对我关中分区揭露顽固派的阴谋以及做好相应的准备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的上半年，姚春桂在淳化县方里镇驻防。方里镇是淳化县东南最大一个镇，和耀县、三原县、泾阳县相邻，位置非常重要。
1943年10月，蒋介石接到密报：国民革命军第38集团军司令赵寿山有共产党嫌疑，该军一大批军官系共产党。38军是杨虎城的部队，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掉，但碍于抗日大局，不好动手，况且在中条山战役中该军对日作战立下了大功，更无问罪理由。但闻听共产党控制了国民革命军一个军，蒋委员长睡不着觉了，思来想去，他将赵寿山调到重庆中央干训团将官班“深造”，派他的得意门生黄埔四期的张耀明接替38军军长。张耀明一来，肯定要“清党”，地下党决定将已经“赤化”了的38军内的干部分批撤回边区。
怎么将这些“国军”军官撤到边区？从国统区到陕甘宁边区有重重封锁线和封锁沟，有数不清的碉堡和哨卡。第38 集团军总司令驻西安办事处科长蒙定军犯了难。蒙定军是“中共38军工委书记”、“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西安军事情报组”归关中地委领导。关中地委指示他和姚春桂联系。一天，蒙定军带来一个叫“张营长”的人，还有女人和大批行李要到边区去。姚春桂亲自把“张营长”护送过了封锁线，随后又派了10个亲信将家属和行李送了过去。在方里镇一个叫宋家崾!的地方，蒙定军对姚春桂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提到我，不管人多人少，你都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把人送过封锁线。”还说：“有个叫汪锋的人，住在铁王，送过去的人都由他接收。凡是汪锋那边送过来的人员和东西，都由你设法送出口镇。”
口镇是淳化县和泾阳县交界处一个镇子，是国民党特务和军队严密设防盘查进出边区人员和物资的一个据点，这里曾发生过多起我地下党人员和进入边区商人被害事件。
蒙定军这一番话等于给姚春桂交了底，说明从方里镇到铁王是共产党一条秘密交通线。他连铁王的接头负责人汪锋的名字都告诉了姚春桂，可见他把姚春桂根本没有当外人。
这时的姚春桂哪里是国民党保安团的团长？简直就是共产党在淳化方里镇的交通联络站站长！
从此以后，凡是以蒙定军名义来找他的人，姚春桂都把他们安全护送到边区，从来没有出过事。职田街的蒲兆连，几次领着人来找姚春桂。蒲兆连是地下党员、伪旬邑县自卫大队队长马志超的警卫员。
解放以后，蒙定军曾任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马志超曾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这是姚春桂一生中为共产党立下最大的功劳。
一面是挖封锁沟、设碉堡封锁边区，另一方面是护送共产党的人员和物资通过封锁线，给共产党开绿灯，这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竟然都是国民党干的。
仔细研究一下姚春桂任职的时间和地点，他总是在共产党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奇迹般地出现了。
1937年初，他被提升为保安团团长，任职的地点是和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紧邻的职田镇。
1941年5月到1944年上半年，姚春桂担任保安中队长，任职的地点位于关中分区南线——赤水县和淳耀县与国民党统治区——铜川、淳化县接壤之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人和物资进出关中分区一条重要交通线。姚春桂驻扎的防区给共产党开了一条安全通道。
这难道是巧合吗？人们不禁要问，国民党里是谁给姚春桂委以重任？又是谁把他安排在关中分区最南端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姚春桂在国民党内任职以及任职地点的变动，背后总是有某个神秘的影子时隐时显。当他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也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神秘人物在暗中保护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似乎在左右着他的行动。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前线需要大量兵力。姚春桂所在部队被调往西安整编，然后空运到西南的云南和贵州。他本人却被留在了西安，成了闲人。一天，在看戏时，巧遇过去在红军游击队时结识的黄子文。姚春桂不禁感慨万千，发起了牢骚：“你说我弄了个啥事吗？初参加红军，跟着你打国民党，现在我倒成了国民党。现在兵也没有了，成了光杆司令。想回旬邑老家，可有人在县长黄肇南面前告我＇私通共产党＇，我怕回去被人暗害。你老兄给我出出主意。”
黄子文笑了笑，说了一句“你的情况我知道。”过了几天，便给他送来一封给黄肇南的介绍信，信的署名人是陈建中。
陈建中又名程建文，和宋文梅、习仲勋并列一起号称“富平三杰”，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重要领导职务，后来叛变，投靠国民党，当起了中统特务。
陈建中给黄肇南的信很管用，黄肇南不仅不再怀疑姚春桂，而且任命他为旬邑县土桥镇镇长兼保安大队副大队长。
土桥镇在旬邑县南端，毗连淳化县。姚春桂在土桥镇干了不到两年，被新任伪旬邑县县长边一藩撤了职，原因又是“通共”嫌疑。告状人是土桥地区有名的大财主李作珍，他和边一藩是同学，边县长当然听信老同学的话。不过，李作珍告的状倒是实情。姚春桂在任上和共产党赤水县县长王振喜、统战部长白天民、秘书陈万珍、土产公司经理王培兰、丰泉区区长王天泰这些人来往密切，表面上看不是喝酒吃饭，就是在一起打麻将，实际上在闲聊天不经意中把国民党这一边情况透露给了共产党，“最近风声有点儿紧，你们的人要注意！”“上峰来人了，千万要小心！”这些人中，关中分区土产贸易公司经理王培兰找姚春桂次数最多，他负责和国统区做生意，边区紧缺的物资棉花、布匹、针线、生活生产用品大多从土桥经过，进入清水塬，就到边区了。王培兰是青村人，和姚春桂同村，姚春桂知道他给共产党做买卖，明里暗里给了不少帮助和方便。
1946年底，被撤了职的姚春桂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土桥镇，在张洪镇闲住了下来。这时，内战开始了，他不想跟着国民党去打共产党，心灰意懒，打算赋闲。说话之间，已经到了1947年，这一年的2月，国民党旬邑县参议长蒲玉阶打电话请他作客。蒲玉阶是姚春桂的挚友，姚春桂正好想借机会向老朋友诉说他心中的苦闷。蒲玉阶蒲玉阶早年也是共产党，后来被捕自首，参加了国民党。习仲勋在关中分区时曾找他谈话，做他的工作，要他为共产党办事，蒲玉阶答应了，尔后开始秘密为共产党做事。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派驻旬邑县的县长像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去，在伪旬邑县的高官中，唯有蒲玉阶从来没有离开过旬邑。 他是旬邑本地人，十分了解这里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历史与现状，包括国共两边的要员。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以后，原旬邑县国民党军政要员不是坐牢就是被镇压，身为“伪国大代表”的蒲玉阶却安然无事，一直是受人尊敬的统战对象，曾被选为旬邑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担任过县文教局副局长。他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平安过来了。然而，1964年5月，“习仲勋专案组”将他秘密逮捕，押往西安，要他交代和习仲勋的关系。蒲玉阶认为，他没有和习仲勋一起干过什么坏事，可交代不出来，专案组不肯放过，他又不能昧着良心胡编乱造。已过花甲之年的蒲玉阶觉得这一关过不去了，遂以自杀回答了专案组的追逼审问。
蒲玉阶关心地问姚春桂：“你这么闲待下去，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呢？”“我打算洗手不干了，回家务农，安安静静当个农民算了。”姚春桂回答说。蒲玉阶劝他：“我和县长已经说好了，让你到湫坡头去当乡长，这是个混饭吃的差事。”这样，姚春桂又走马上任了。干了不到半年，姚春桂突然病倒，卧床不起。这时，共产党的新正县武工队派人通知他，叫他把人带出来起义。姚春桂解释说：“我现在病得很厉害，请武工队等一些时间。我这里不是打的事，我和共产党有十几年的交情，等我病好一点再说吧。”他还专门派人到武工队驻地解释，说明一是他有病，二来他还要给手下人员做思想工作和准备工作，请求千万不要动武。可是，武工队执意要打，一天晚上，向湫坡头城发动进攻，结果，一个武工队员在攻城中牺牲了。
姚春桂随后放弃湫坡头城，带着人住进了职田镇城内。和武工队这一仗打了没有多久，新正县派穆振江到职田镇来找姚春桂。打从习仲勋在关中分区时，穆振江就是姚春桂和共产党方面的联系人。当时的职田镇驻着一个连的保安队，戒备森严。天快黑的时候，他俩出了职田城，回到青村。新正县县长任兴田、保安科长姚振河、法院院长张生财、宣传部长马国选和许多武工队员在村口等候。寒暄过后，任县长向姚春桂询问有关职田镇城内防守情况，姚春桂一一做了汇报。接着，任县长交代给姚春桂一个任务：如果青海的马家军骑兵来犯时，要及时向这边报告。马家军是一支极端野蛮而又凶残的反共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给我关中和陇东地区造成很大损失。姚春桂答应了。后来，因马家军未来，此事未果。但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他是何等信任！
姚春桂所提供的职田镇城内的敌情对我军后来顺利解放该镇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他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的最后一次情报工作。
这次和新正县领导见面，穆振江在家里请大家吃饭喝酒。席间，姚春桂提起湫坡头打仗一事，说：“任县长，我给你们的人说了，我和共产党有十多年的交往，咱们之间不是打的事，可你们武工队硬是要打！结果，死了人，我不能负这个责任！”任县长和他的同事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正面回答；也许是他们觉得这件事做得不妥，不好意思回答，也许是今天大家都很高兴，不愿意提这件不愉快的事。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喝酒，喝酒！”把这个尴尬的话题岔开了。
1948年的4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宝鸡途中解放了职田镇，姚春桂回到了青村老家，并尊照人民政府规定，到新正县政府登记。从此，他结束了和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联系。这时，姚春桂心里想，凭着他给共产党做的那么多好事，掌权以后的共产党一定会善待他，他没有什么奢望，只是希望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平平安安地过自己的日子。
坎坷三十年令姚春桂没有想到是，从解放一直到他逝世，在他人生这32年中，他先后被捕4次，坐牢13年，被管制3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被监督劳动改造4年6个月，失去自由时间长达20多年。
他第一次被捕是解放后回到家里不到一个月，被当时的新正县传唤。县委书记潘远志在逮捕他时说了一句含义非常模糊的话：“人民对你有意见。”“人民”究竟是哪些人？“意见”究竟是什么意见？潘书记不做解释。姚春桂怒从心起，愤愤地质问：“你们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这潘远志可不是一般人物。他1929年参加革命，是延安“红大”的毕业生，还和康生一起坐飞机到过新疆，是见过世面的老革命。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竟然下令把10多个犯人不经审判给杀掉了。战争年代，县委书记有权决定杀人，以潘远志的行事风格，杀掉姚春桂不费吹灰之力，何况他还敢和自己吵架。姚春桂和握有生杀大权的潘书记吵过架后，没有被杀，只是被判了一年半的劳役。这说明，新正县领导中肯定有人为姚春桂说了话。
1951年，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年阴历腊月，姚春桂又被逮捕了，罪名是参加了“一贯道”。实际上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关于这次被捕和释放，颇有些传奇色彩。姚春桂被捕以后，他的妻子张凤英赶到西安，亲自找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张凤英一见习书记就说：“春桂又被押起来了。”习书记问：“后来还有什么事没有？”意思是说，他离开关中以后，姚春桂干过什么坏事没有。张凤英回答：“没有。你是了解他的，他最听你的话，怎么能干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半年以后，姚春桂被无罪释放。释放的时候，旬邑法院一个姓段的干部对他说：“你本来很危险，最近张书记来了证明，说你过去给共产党做过很多事情，现在放你回去。”
张书记是时任咸阳地委副书记张凤岐，他是姚春桂给共产党送情报和武器的重要见证人。习仲勋从张凤英处获知姚春桂被捕的消息以后，首先和中共咸阳地委联系，通过咸阳市委指示旬邑县放人。
姚春桂在“镇反”运动中逃过一劫，这是习仲勋保护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原国民党人士一个典型案例，也是他一贯讲政策反对滥杀无辜的一个案例。
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一时，政治形势紧张。这一年的9月，姚春桂因为打麻将，被人诬告“聚众赌博”，第三次被逮捕，坐牢6个月。奇怪的是，这三次被捕并非他解放前在国民党任职时干了什么罪恶勾当；“人民对你有意见”，“一贯道”，“聚众赌博”，要么是含糊不清，要么是和他解放前在国民党任职毫无直接关系；三条“罪名”都没有任何具体事实。1963年4月，为了审查习仲勋问题，姚春桂第四次被捕，直至1974年10月被释放。只有这最后一次逮捕的理由，才算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姚春桂，一个乡间的小人物，他的人生命运竟然和中国的政治紧密相连：“镇反”，“反右”，“习仲勋反党集团”案。他的被抓和被放成了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姚春桂头上那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摘掉了，可他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工作没有结论。也许是他没有等到给他下结论的那一天，1982年腊月初三，历经坎坷的姚春桂因病逝世，享年71岁。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说了这样几句话：“我这一辈子弄了个啥事嘛？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
这个为共产党作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迄今为止，唯一见诸于文字记载的是原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张贵德的回忆文章。他在“习仲勋在关中”一文中这样写到：“职田镇民团团长姚春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下，成了革命的朋友，边区军民来往通过他们的地盘都没有出过事。”（见《习仲勋革命生涯》１３８页）
张贵德关于姚春桂的这段记述过于笼统。“革命的朋友”，“边区军民来往通过他们的地盘都没有出过事”，这两句话应该包含着多少丰富而惊心动魄的故事！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旬邑微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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