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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纵贯线』〈转〉[图文]南京大屠杀:有人因太瘦被日本兵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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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姚元周
时间:
2012-8-22 16:31
标题:
『历史纵贯线』〈转〉[图文]南京大屠杀:有人因太瘦被日本兵活活烧死
陈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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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当年战争的受害者,也是那段
历史
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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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他们强忍着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痛,向世人讲述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与那些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断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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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历史长河已静静流淌了75年,他们越来越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日前透露:“就我们现在接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过世”。不过,他表示,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今年上半年,我们又在南京地区
发现
了一些新的幸存者,这些新发现的幸存者情况,已上报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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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200人左右,平均年龄超过80岁。“或许再过十年,他们均将不在……”这个现实,让历史学者们非常忧心。今年4月,按照国际化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已经启动:他们的口述史是当年历史最好的证言,也是对那些企图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的最好反击,“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朱成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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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向快报提供两条大屠杀幸存者线索,快报记者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记录下他们亲历的那段历史。至于他们是不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有待进一步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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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中,陈秀珍失去了舅妈和一对双胞胎弟弟,父亲也差点被刺死。因为怕日军发现她是女孩,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陈秀珍都是男孩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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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珍的身份证上,出生日期是1929年5月22日。“日本鬼子打进来时,我已经9岁(虚岁)了。”坐在江宁儿子的家里,陈秀珍向快报记者讲述了那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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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哭声引来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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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被母亲忍痛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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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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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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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躲进夹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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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父母住在来凤街27号,父亲叫陈楚伯,母亲叫陈周氏。我们一共七八户人家,合住在一个三进院子里,最里面还有个纸坊。院子大门朝东,后面就是城墙。日本人打进来前,飞机天天来轰炸,百姓都躲在防空洞里,我也不觉得害怕,飞机一来,就从气孔往天上看,喊着“飞机来喽!”把大人气得要赶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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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南京守不住了,国民党的部队撤退前,让老百姓赶紧跑。院子里跑得只剩下两家,我家开杂货店,父亲做账房先生,戴副眼镜,没力气搬东西,也舍不得这些瓶瓶罐罐,就没跑。但大街上到处是人,大包小包,拖老携幼的,哭着喊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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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打进南京城那天,扛着枪,大街上大皮靴“咔咔”响。陈秀珍模仿着日本兵的样子,在房间里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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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日本兵带着一个汉奸翻译冲到了我家里,我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躲到屋角放马桶的地方,外面有一个帘子挡着。日军让父亲摊开手,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又看他额头上有没有军帽压过的印子,如果有,说明是军人,当场就会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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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说,你们家开小店,有没有糖、鸡蛋?我父亲说没,一个日本兵就抓住他胸前,说不要扯谎,否则杀掉你。然后就是两个耳光,把两个牙齿都打掉了,父亲吓得浑身发抖,站着不敢动。接着,日本兵开始到处搜东西,抢了些值钱的东西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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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父亲拿剪刀把我剪成了光头,脸上抹上锅底灰。又把我妈妈的头发剪了,撒上柴草,脸上也抹上灰。我们家和邻居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两堵墙之间有一个空间。父亲以前在墙上砸了一个门,外面用大衣橱挡住。他跟我说,看到日本人来就哭。妈妈在后面听见哭声,就和邻居高伯伯家的老婆,还有他们15岁的女儿躲到夹壁墙里,从里面把衣橱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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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忍痛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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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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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日本兵又来了,我就哭起来。其实父亲不让我哭我也会哭,我太害怕了。我妈妈她们三个听见哭声,就躲进夹壁墙里。院子是三进的,我家房子前后都有门,日本人说来就来,我家就像大马路。他们来了后就这边踢踢,那边用枪捣捣。看到我还说,“小孩,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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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高伯伯的妈妈都七八十岁了,裹着小脚。日本兵就让她解开裹脚布,想把小脚扳直,疼得她直叫。我抱着她的腿哭叫,喊“奶奶啊,奶奶啊”,日本人把我拖到一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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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那时怀着孕,已经足月了,老往夹壁墙里跑,那里面那么窄,加上惊吓,就早产了。妈妈生了两个弟弟,是双胞胎,生下来就哇哇哭。日本兵再来,她们躲到夹壁墙里,孩子再一哭,什么就都发现了。家人商量着,不能要这两个孩子。妈妈不肯,舅舅说,留了他们,大家都会没有命的。妈妈哭着说,谁让你们这时候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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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弟弟生下来当天中午,吃过饭,就用棉花裹着,送到后面水塘边。那是12月,大冷天,弟弟一直哭,到下午3点多,就没声音了。如果这两个弟弟活着,今年也都7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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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些时,陈秀珍不停地哭,用衣襟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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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妈被捆住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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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到燃烧的木头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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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就我家和高伯伯家,高伯伯有点痴呆,日本兵进来时,让大家不要动,但他到处蹦。日本兵枪头上都有刺刀,一刀把他刺死了。我舅舅舅妈住在旁边,我舅妈当时30多岁,人长得很瘦,日本兵非说她有传染病,会传染人。几个日本兵把她的手捆上,拉到门口大空地上,烧着了一堆木头,把她扔到火里,烧得她直叫。舅舅不敢救,旁边那么多日本兵拿着枪指着。舅妈就这样被烧死了,舅舅后来一直没再婚。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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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也差点死掉,他后来遇到日本兵,把他扔到河里,然后开枪,第一枪没打着。他戴的帽子漂在水里,日本人以为那就是他的头,第二枪就打了那个帽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舅舅自己爬到岸上,偷偷跑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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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个邻居,他家儿子是当兵的,打散了跑回来。日本兵进来时,他正在床上睡觉,军装就盖在被子上,被刺死在床上。他父母跑过去拽日本人,也被一刀一个,刺死了。他的老婆和妹妹就躲在床底下,过了三四天才敢出来,跑到我家,给我父亲跪下。陈秀珍跪倒在地,双手不停作揖。“她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求我父亲。”父亲趁夜里,将她们送到城北的难民营。日本人投降后,这两个死里逃生的女人还回来到我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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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成假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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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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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局势慢慢稳定,父亲就背着个铁箱子,到外面卖杂货。我一直穿着破衣服,脸上灰不溜秋的,没留什么头发,只有父母和近旁的人知道我是女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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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我家后面有个水塘,我就提着篮子,到塘边挖菜,也没有盐,没有油,煮煮就吃了。后来出去到处找吃的,街上到处是尸体。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抓住我,给我一把刀,让我砍地上的死人。我不敢砍,他给了我两个嘴巴子,脸都打肿了。回家后,家人再不让我出门,怕我被杀了,我就继续去挖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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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次出门,没有回家,一连几个月。我妈妈说,他肯定被日本人杀死了,就自己出门去弄吃的。四个月后,父亲回来了,后腰上有个大洞,流着血水。原来,他被日本兵抓差,给他们烧水、缝补。后来逃跑时,被日本人发现,刺了一刀,以为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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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没有药,妈妈就用茶叶水消毒,再用锅灰敷在伤口上。父亲到去世,后腰上都凹着一大块。我12岁的时候,又出去做日本工,到晨光厂给日本人干活,每天能给二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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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南京呆了八年,他们投降后,我才敢留头发,变回女娃打扮。后来,在电视里看到日本兵,那个恨啊……但又害怕。
作者:
姚元周
时间:
2012-8-22 16:32
陈秀珍去过江东门纪念馆,“那里面的样子,和当年杀人的一模一样,我不认得字,看到那些名字,就想,这就是当年街上那些尸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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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是位书法家,1982年从南京九中退休,他很少和人提起那段惨痛的记忆。不久前,吴先生和他下棋,三盘输了两盘,孙明说,如果不是日本兵当年砸了他一棒子,留下后遗症,三盘他都能赢。于是,勾起了那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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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当头砸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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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留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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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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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一只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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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国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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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22年3月21日,祖籍山东济宁,父亲来南京江宁县工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家住在门西双塘1号。小学在船板巷小学上的,在成美中学上初中时,日本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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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江宁县政府做录事,大哥孙元庆、二哥孙彭庆和三哥孙周庆,都在政府任职。南京沦陷前,二哥、三哥随着政府撤退,大哥当时已经成家,我15岁,父母都在,大哥要照顾我们,就没有撤走。我们都去了鼓楼那边的难民区,我们和其他几家人住进了云南路一个大院子。日本人打进来后,我们都不敢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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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天夜晚,都能看到火光,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力壮的,怀疑是抗日分子,就抓起来,晚上集中送到郊外枪杀。日本兵还冲到难民区抓人,看到年轻人,就检查手和额头,认为是当兵的就抓走。沦陷几天后,一个被打散的士兵逃到了院子里,姓刘,大家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军装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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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信佛,逃难时把家里的老母鸡带来了,大家说杀了吃吧,父亲不肯杀生,就一直留着。那天三个日本兵冲进院子,看到了这个士兵,让他站住,再检查他的手,发现有茧,额头上一圈印子,上面发白,下面发黑,戴军帽戴的。两个日本兵要带走他时,旁边那个日本兵看见了老母鸡,跑过去追了几圈没追上,就招呼这两个过去帮忙,那个国民党兵趁机就跑掉了。日本投降后,这个姓刘的士兵回来当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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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一棒砸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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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反应迟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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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里有几个公职人员,相比普通人家,我家的条件算好的。一个日本兵跑到我家,搜了一些银元和值钱的东西,拿不下,让我给他送到军营去。我当时15岁,不敢不去,家人也不敢拦着,就抱着东西,跟他去三牌楼附近的军营。一路上看到很多尸体,有时得从尸体上跨过去。从军营回来时,那个日本兵还写个字条,证明我是送东西的。就这样我平安回家了,家人还以为我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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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局势渐渐稳定,我们也从难民区搬回了家。家里被砸得不成样子,留声机、家具,都被砸了。日本人要给老百姓办良民证。在大街上,摆着桌子,像办户口一样,中国人都蹲在这边,日本兵看着,点到谁,谁过去办,不喊不许站起来。我听见喊我的名字,就站了起来。旁边一个日本兵一转身看到了我,以为我是擅自站起来的,手里拿个大棒子,朝我头顶就砸了下来。我被砸得眼前黑了好一会,半天不能动。办证的鬼子示意后,我才没有继续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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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的头就落下毛病,反应迟钝,人家问个什么事,我常常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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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我到九中当老师,一直到1982年退休。我喜欢书法,后来江东门纪念馆征集材料,编“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书画作品集”,我寄去了一幅。这幅作品是一首诗:“莫忘屠城抗战年,卅万冤魂有谁怜。江东门下埋遗骨,回首何堪泪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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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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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是不是“幸存者”?还有待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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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看是否“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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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看生命是否受到暴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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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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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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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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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之中,越此,便只能一般地称为‘日军屠杀幸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名义。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应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4月为宜;其地域范围以南京市的12个行政区以及直接与南京市毗邻的江宁、江浦、六合3县为宜。二是,‘幸存’于生命直接受到过枪击、刀刺、活埋、火烧等暴力威胁的暴行之中。那些经历了不以伤害生命为目的的各种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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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985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中。该书“前言”称:“据最近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1700余人。”到1994年,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安吉为一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作序时,又将1700余人统称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朱成山则在《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调查报告》一文中,将此1756人统称为“幸存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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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举的各个时期不同场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说明:第一,不能将所有当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杀害的人,都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否则的话,也决不会在27年前经过系统、普遍的全市调查,只发现了1700余名‘幸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能将三者都包含于‘幸存者’一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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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孙二人是否“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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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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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代快报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新线索,朱成山表示,这两人是否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现在还很难说,需要经过专家们的认定。据了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认证程序非常严谨,先是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然后该馆将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证言、证人以及图像的采集,再经过专家组的核审,如果确认将报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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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山透露,今年上半年他们又新发现了一些幸存者,包括一些外地的,“发现线索有多种渠道,例如媒体报道、证人子女来访、证人和证人之间的信息互通,还有一些是海外人士提供的信息……今年发现的部分正在报民政部门(审核)过程中。”他强调,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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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幸存者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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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年底前形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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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幸存者的医疗费报销,从此前的20%上升到前几年的50%,现在已上升到了80%;南京民政局对老人们每年的补贴,也从此前的500元上升到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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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对新发现的幸存者进行录像、录音采访,至今已整理出4000多份相关档案。但是,朱成山坦言,二十多年来,虽然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和采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照国际口述史的相关学术规范和标准,差距很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今年4月4日,南京正式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新一轮抢救证言正在进行中,“时间不等人,我们的速度要加快。”口述史分会成立,按照国际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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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分会”成立后,对幸存者夏淑琴、常志强、张秀红进行了跟踪追访,同时对汤山受害群体进行了细节调查。“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分为4个小组,每个组都有一个专家领衔主持工作,有三四位史学研究专门人员参与,还有律师从法律层面进行认定工作。”据介绍,此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调查工作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过去只注重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短线调查,向长线调查转变,展现大历史变革中的个人生活史;二是从过去注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的量的收集,转向质的提高,对重点受访对象深入挖掘。三是按照国际口述史的模式,做到规范化、标准化”。“过去可能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当年大屠杀时候的故事,其实,幸存者的一生可能都会因此发生变化,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反思,让人们反思侵略战争的罪恶。 ”朱成山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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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一个节点初定是一年,在今年的12月13日之前调查充分,形成档案。 ”相关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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