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 g) x. M 邓小平要求广东的同志“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同时“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1978年4月，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提出要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以进养出。他的大力支持给广东的同志以很大鼓舞和启发。1978年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的改革开放更是走在了全国的最前列。) W/ y3 R# P- x$ [2 `* f
% W- I: m% F- P& C8 g* v0 E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感觉到，人们思想中还有很多“左”的束缚，还有很多条条框框，实践中不敢迈开步子，甚至很多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做法也不敢去改变。两个多月后，他在成都视察时再次提到“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事例。" P0 I/ I: G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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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月初，邓小平在出访缅甸、尼泊尔途中返回四川成都短暂休整。当时，四川一些农村采取“文革”前“包产到组”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遭到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有些问题是共同的。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要清理一下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邓小平的这番话，使深感有思想压力的四川省委领导如释重负，倍感鼓舞。不久，四川省委就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的探索。+ E& x. ?. {6 D& _+ O; d. i
6 {, f4 {) V3 S6 H8 J 广州和成都这两次谈话时间相隔不长，主题也比较一致，都是谈政策问题。在两次考察过程中，邓小平坦率承认内地与香港相比“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需要“清理”；明确提出要多搞门路赚取外汇。这些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点火”之举。 " ~0 C- I8 n9 x - E+ B( B: r# x3 q% u+ n9 I' Y. g( h 邓小平的这“两把火”在他所到之地点燃了改革开放的思想火花。然而就全国来说，思想上还有很多“禁区”，广大干部群众还有很多顾虑，不敢打破条条框框。时局的真正转变，期待着新的历史契机。 ( |9 ^/ N# ?, [$ a. v4 |5 j % a) u- \( s! Q! |) V 三、在东北点燃“第三把火”，为改革开放作思想发动( Y; N- \1 N# ?0 v-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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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两把火”，邓小平明白，单纯从具体经济政策入手来推动工作是不够的。各项工作最后都要靠人来执行，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条件下，“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于是，邓小平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放在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上来。5 L' X2 D$ I0 V3 L+ ~
3 K5 k- W# f, V: E3 g$ R. C$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却受到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同志的压制，甚至有人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后来争论越来越大，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大争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讲话针锋相对，矛头直指那些搞“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人。 , l# \6 d' V; O5 s# B9 k1 {2 X; A8 z/ P' [* b7 t/ O
正当大讨论展开之际，邓小平离开北京，率团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庆祝活动。9月13日活动结束后，他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在东北三省进行了五天的视察，回京途中又视察河北唐山、天津等地。邓小平点的“第三把火”，就是指他这次视察中的沿途讲话，主要是讲两大问题：一是思想路线，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6 N4 q: F9 p7 n( e- X!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