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崔述撰）《唐虞攷信錄》
（清·崔述撰）《唐虞攷信錄》 卷之一序例三則堯、舜之《典》不可分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杜林等所傳《古文尚書》，於《堯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殘缺不全，不行於世。東晉以後，僞《古文尚書》出，有《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仍無《舜典》。至齊代，有姚方興者，稱於大航頭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謂之《舜典》，其本漸傳於北。至唐，孔穎達遂黜孔、杜相傳古本而遵之作《正義》，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堯、舜之事果分二典，則《堯典》當盡於堯殂落後，豈有堯尚爲天子，舜但攝政，而遽以其事屬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衆棄之邪？雖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禮傷教，其謬一也。《堯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稱堯而不復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堯，帝者誰耶？稱名不正，其謬二也。“帝曰欽哉”與“慎徽五典”，前後文義相承也。乃畫《堯典》至“欽哉”止，則《堯典》文散漫無尾，而“慎徽五典”等語無所因，文理不通，其謬三也。《孟子》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攷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然則秦火以前原通爲《堯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難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孔門所授果分《舜典》，傳經者必不通以爲《堯典》矣。故“堯”之稱止於篇首一見，而舜於堯崩之後尚稱舜，格於文祖曰“舜”，咨於四嶽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嶽之文乃稱爲“帝”，而及其陟仍曰“舜”，不若堯之殂落稱爲“帝”也。何者？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義例甚明，後之學者自不察耳。曰：然則二帝何以合爲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萬古之所以開，由於禹、稷、契、臯陶諸聖人，而諸聖人之用由於舜，舜之舉由於堯，故《虞書》記天下之治必歸功於堯，而記堯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績之後，然後堯得人之仁可見也。堯之遜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一篇之中所命皆堯之命，所爲皆堯之事，舜特終堯之事云爾，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雖巽，二帝之治則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並舜之事而統名曰《堯典》，稱堯則足以兼舜，稱舜則不足以兼堯也。《史記》於兩人事相首尾者則爲合傳，夫《堯典》亦若是而已矣。曰：舜之事統於《堯典》，堯之典何以反屬之《虞書》也？曰，《虞書》者，兼《九共》、《汨作》、《臯陶謨》等篇而統命之者也，諸篇皆紀虞事，無涉於唐，不可通名爲《唐書》；而虞之成功實始於堯，《堯典》實兼虞事，故以《堯典》冠《虞書》也。余初爲《攷信錄》，放司馬氏《本紀》,分唐、虞爲二，既十餘年，始自覺其謬，乃因《尚書》之舊合爲一云。 本錄義例一——《堯典》爲主而補以《禹貢》、《皐陶謨》《堯典》之體與《書》他篇不同。他篇但紀一事之始終，《堯典》則統二帝之始終而紀之，其文簡，其義宏，其首尾完密，其脈絡修實，雜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雜輯《詩》、《書》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獨於唐、虞，但列《堯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見於他篇及《逸書》者，則皆從傳例低一字書之，如綱挈目，如經持緯，不敢淆也。然《堯典》所記特其梗概；其經畫之制、告誡之言，則《皐陶謨》、《九共》等篇實備之。蓋《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綱已具，其後皆諸臣所自爲事，故各隨其事之首尾載之，《典》不勝其載也。譬諸後世之史，《典》，本紀也；《汩作》、《九共》，志也；《禹貢》、《皐陶謨》，列傳也。其文本互相發明，而自秦、漢以來缺亡者多，存於今者僅二三篇，說《經》者又莫肯平心攷其先後次第，往往顛倒錯亂，重復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載，取《禹貢》、《皐陶謨》之文補之，而分爲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堯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堯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終。第二篇，堯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兩篇，則堯、舜之爲天下得人，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者也。惟第四篇當唐、虞之交會，乃政事之紀綱，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備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諸器然，堯之事猶蓋也，舜之事猶底也，蓋與底相覆而相承，則信乎堯、舜之事不可分，而堯、舜之治法爲千古之祖也！ 本錄義例二——傳記之文之著錄部次唐、虞之事，較諸三代尤多難攷。戰國處士橫議之言，僞《書》、僞《傳》揣度附會之說（詳見《提要總目》篇中），其事之失實固不待言矣，即傳記之文亦有未可概論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隱、桓、莊、閔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備載，無他，遠近之勢然也。況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數百年，傳聞異詞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談唐、虞，猶以兩漢之世而說豐、鎬也，苟非聖人，安能保無一二言之誤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堯典》諸篇爲得其實，《雅》、《頌》所述次之，至《春秋傳》則得失參半矣，豈非以遠故哉！雖以《論語》、《孟子》之純粹，而其稱唐、虞事亦間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爲後人所追記（如“堯命舜”之類），或門弟子所言（如“舜完廩”之類），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書之者也（雖《孟子》所自言，亦有記者之誤，觀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見）。故今於唐、虞之錄尤致慎焉，必其詳審無疑，乃敢次《經》一等書之；否則寧列之“備覽”，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時無的據，文非紀載而義足發明，則列之於“附錄”、“附論”。唯“備攷”、“存參”，事或春秋，言或秦、漢，但取其可參伍相證，雖有不醇，不區別矣。其餘揣度附會之言，雜家小說之語，則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駁者采之，所未駁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爲世所信者，時亦往往從簡。非敢過爲吹求，妄行去取，誠欲祛異說之粉紜，還本來之面目，使二帝經營之次第、設施之先後，瞭然如指諸掌。蓋凡二十餘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學深思之士當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堯建極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書·堯典》《大戴記》稱堯德之膚闊《大戴記》稱堯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贵而不豫（《史記》作“舒”）；黃黼黻衣（《史記》作“黃收純衣”），丹（《史記》作“彤”）車白馬。”余按：《經》云“欽明文思安安”、“欽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條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從容，僅六言而聖人之德借矣。至《戴記》則膚闊語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雲”，則形容之詞，非德之寶也。“不驕”、“不舒”，以言聖人，淺矣；車服之色，尤無當焉。學者試取《經》文熟讀而對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載。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同上辨堯與稷、契爲嚳子之說《大戴記·帝繫》篇云：“帝嚳上妃姜嫄氏產后稷，次妃簡狄氏産契，次妃陳隆（《史記》作‘鋒’，《世紀》作‘豐’）氏産帝堯；次妃陬訾氏産帝摯。”《史記》云：“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帝王世紀》云：“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後之學者皆信之不疑，余獨以爲不然。《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糓”，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散敷五教，在寬”，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艱食也。若稷果嚳元姬之子，則嚳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歲，又歴摯之九年，堯之百載，百有六十歲矣，契於此時亦當不下百數十歲，有是理乎？堯之兄弟有如此兩聖人，而終堯之身不知用，四嶽亦不之薦，迨舜然後舉之，可謂不自見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側陋”之“揚”哉？《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是高辛氏之子孫，當堯之時已傳數世而分數族矣，堯安得爲高辛之子哉？《傳》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日尋干戈，以相徵討，後帝不臧，遷關伯於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若堯親高辛之子，則關伯、實沈當爲堯之兄弟，《傳》文何得乃云爾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繼爲天子者，黃帝之子不繼，顓頊之子不繼，摯非賢聖也，何以獨繼嚳而帝？《傳》云“少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則是摯本少皡氏之名，或者後世傳訛而誤以爲在嚳之後，因疑爲嚳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堯與稷、契非嚳之子，即摯之繼嚳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記》之文論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執中而獲天下。”然則高辛亦賢聖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堯之聖，獨取一庶而不善之摯立之，以致爲諸侯所廢，尚得爲“聰明執中”乎？ 堯有天下之故曰：然則堯何以有天下？曰：《經》固嘗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經》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堯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歸之，而堯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別之，柳子所謂“智而明者，所伏必衆，故近者聚而爲群”是也。《經》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堯能推其德以漸於異姓，而異姓之長亦各率其九族歸之，而堯始建國也。邦同，故以姓別之，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聚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於是有諸侯之列”是也。《經》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堯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無不各率其百姓歸之，而堯始爲海內生民主也，柳子所謂“德又大者，諸侯之列，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然後天下會於一”是也。蓋古之天下，原無父子相傳之事，故孰爲有德則人皆歸之，雖有一二敗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義向風者爲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盡藉於先業也。若堯不藉父兄之業即不能有天下，則羲、農、黃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堯之天下果傳之於父兄，則堯當世守之，丹朱雖不官，廢而他立可也，舜雖大聖，相堯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堯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堯哉？《孟子》曰：“子噲不得與人燕；乎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非獨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合其賢而能治燕，而世傳之業亦非子噲之所得專；父兄之天下，堯安得而專之哉？漢儒攷古不詳，誤信戰國無稽之說而列之於《記》，載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嬰，曹操假之以篡獻。不獨嬰與獻之實未嘗禪也，即令果禪，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漢之天下非嬰、獻之所得專也。使莽、操之得自讬於禪讓者，乃漢儒攷古不詳之有以啓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記》之文並不載而爲之辨。 堯授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書·堯典》羲、和非重、黎《漢書·律歴志》云：“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余按《經》文，四時之紀，閏之疏密，朞之日數多寡，皆至堯而後定，非舊已有成法而中廢，至堯又修復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語》，然《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贏縮也。故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吏”，皆謂宗祝祭祀事耳，與羲、和之司歴法者無涉也。歴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亂自在蠻夷，相距數千餘里，三苗安能廢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閏餘乎？至《楚語》所稱“堯復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呂刑》之文，非襲《堯典》之語。堯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爲堯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則堯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劉歆、班固誤合《楚語》於《堯典》，後學祖而述之，遂謂黃帝以來歷數已有成法，然則《堯典》之累累而驗之，諄諄而命之，與夫史臣之瑣瑣而記之者，不皆贅乎！韋昭《《國語》解》及《尚書》僞孔《傳》、蔡《傳》並以重、黎爲羲、和，皆沿《漢志》而誤。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烏，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毯。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同上 求歲率先定四時之中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蓋歴有三率：一晝夜爲“日率”，一盈虧爲“月率”，皆易知者，獨一寒暑爲“歲率”，其閭贏縮奇零最爲難齊，故歴法以成歲爲要。然歲之終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爲四時，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攷驗之。時之終始尤無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時之中。中得，則前推之即爲始，後推之即爲終。此聖人建中之治，雖歴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攷之以晷漏，星烏、星虛者攷之以躔度，猶懼其未也，復驗之於人物出入變化之節，而後四時可定。四時定則日數可得，月閏不差而歲成矣。故其綱曰“敬授人時”，而孔子告顔淵亦曰“行夏之時”，所重在時，故不言日月歲也。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同上歴法始於堯曰：此其記堯之命羲、和，何也？曰：記歴法所自始，四時所由定，而歲所由成也。蓋歷數自黃帝以來有之，故《傳》云：“少皡氏鳥名官，鳳鳥氏，歴正也。”然歴之爲法，必積久而後差數可見，創始者勢不能以周詳盡善也。故必行之數百年，至堯，而後朞之日數多寡可校，閏之疎密可推。堯猶懼其未符，又命官分驗於四方，漸損漸益，而後四時不爽，乃始定爲畫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記》其命書，以志歷所自始。《漢志》六歴雖有黃帝、顓頊之稱，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叠加損益而推廣以成書，非黃帝、顓頊之所自爲也。曰：歴法，政事之一端耳，何爲詳記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時。四時不爽，然後農桑可興，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盡，天地陰陽之化可得而輔相燮理，書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攷核，故《堯典》載堯之政特詳於此，而孔子答顔淵“爲邦”之問亦以“行夏時”爲第一義也。所謂“夏時”，即堯所定之歴。蓋殷、周皆別起一方，故用其國舊歴，而夏承虞，虞承唐，故歴皆不改，《漢志》所以有三代歴而無唐、虞歴也。故此章之文與《禹貢》相表裏。四時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別，所以平地。天時正，然後政典舉，故堯、舜之治始於授時；土功度，然後政化戍，故堯、舜之治終於敷土也。 夏世撰《典》得之傳聞曰：然則堯在位七十載止有授時一事，別無功可紀乎？曰：亦非也。堯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變”，其豐功仁政超前古而貽後世者，蓋不知凡幾矣。但唐、虞時人情淳樸，雖有簡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龍之徒以爲堯、舜功德隆盛，實開萬世之天，生民以來未有倫比，不可不著之策以傳於後，故撰《堯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時已當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見者或多，若舜攝政時則見者希矣。至堯七十載前，則多得之傳聞，難可依據；而古人又慎重，不肯傳疑，故伹敍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蓋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錄之耳。然堯開天救世之功實成於舜，故堯之事業尤以舉舜敷治爲最大。既已載堯求舜之切，用舜之奇，與舜攝政命官之事，則堯之功即此已見，政不必取七十載以前之政條舉而縷敍也。不善讀書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堯之生平碌碌無所表見，有賢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創制顯庸者，其失《尚書》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記堯之授時而備論之。 【附錄】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孟子》引放勳語非命契詞《集注》疑此文爲命契之詞，蓋以《孟子》載於“契教人倫”之後也。然按《堯典》，契爲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別有所謂，《孟子》以其意足相發故引之耳。堯能使民“於變時雍”，七十載以前豈無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屬之契也。又按：《典》、《謨》之文質直，無用韻者，惟歌乃有韻；獨《論語》、《孟子》所引堯之命皆有韻（躬、中、窮、終，一韻；來、直，翼、得，一韻），而其文亦較淺，與《典》、《謨》皆不類，恐後人所潤色，非當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錄於此。 【附錄】陶唐氏之火正關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左傳·襄公九年》此二事皆無從攷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並附錄於命羲和之後。《左傳》閼伯、實沈【備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徵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左傳·昭公元年》此以上條證之，其爲堯事無疑。故杜氏云：“后，帝堯也。”然《傳》此篇頗近鋪張，不能保無失實。故與下條並列之於備覽。 《左傳》述台駘【備覽】臺駘能業其官，且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左傳·昭公元年》此“帝”，杜氏以爲顓頊。余按：《經》、《傳》徒稱帝者多謂堯、舜，況上文之帝方謂堯，此文之帝又謂顓頊，殊爲不類，恐亦堯時事耳。故隨上文而次於此。 堯求舜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書·堯典》“胤子”之義僞孔《傳》云：“胤，國；子，爵。”按《史記》以“胤子”爲嗣子，“朱”爲丹朱，蔡《傳》從之，於義爲長。僞《傳》非是。 帝曰：疇吞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鴆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同上“滔天”字誤 “滔天”，蔡《傳》云：“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或云衍文也。說近是。 【附錄】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書·呂刑） 《呂刑》記苗民按：舜攝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靜言”兩章記共、驩、鯀之事，獨三苗以在外而不與。故今取《呂刑》之文附錄於此，以補其缺。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嶽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書·堯典》流四凶本堯心此其記放齊、驩兜及鯀之用，何也？曰：所以爲舉舜張本，亦所以爲流四凶之張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驩兜相與比周，鯀功又不克成，是以堯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驩兜皆爲堯所斥絕，即鯀之用亦非堯意，是以舜攝政後流之放之於遠方也。曰：然則堯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當堯之時，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猶欲冀其成功，望其悔過；及舜攝政後而情狀日以顯著，功既難冀其成，過亦無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簡質，未及詳載其由耳，非堯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蓋堯之心但欲庶績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數人，故舜流之放之而無所嫌。故《虞書》於舜未攝政之先記此數章，以見四凶之流放本皆堯之心，舜特體堯之心，終堯之事，以成堯之美，而初未嘗反堯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堯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堯、舜之心者莫如作《堯典》之人，然則此篇亦非聖人不能爲矣。 四嶽非羲、和四子僞孔《傳》以四嶽爲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堯咨四嶽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蔡《傳》因之，謂一人而總四嶽諸侯之事者。余按《《國語》》以四嶽爲一人，《春秋傳》有“大嶽”，杜氏謂即四嶽，亦一人也。且四嶽，相職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則咨之；羲、和四子，歴官之屬耳，況又在外，安得常與朝廷之事乎？蓋唐、虞之有“四嶽”，猶漢之有“五官中郎將”、唐之有“四門博士”耳。當從朱子無疑。（或云‘說本孔平仲’，未見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榖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孟子》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同上
洪水不自堯時始
說者多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其語蓋本《堯典》“九載”之文。然九載而鯀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則是水不自堯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則是水亦不自堯除也。蓋上古之時，水原未有定道，聖人制衣食、宮室、器用、書契，日不暇給，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過洿下之地注之，故猶得以苟安；積久而水日多，至堯時遂至“懷山襄陵”耳。自禹始開水道，使歸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若但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爲難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堯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嶽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書·堯典》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稱也？以下“釐降二女”，故於此稱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簡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無達命”，舜重之以明德。《左傳·昭公八年》
【存參】幕，能帥顓頊者也。《魯語》
辨舜出於黃帝之說
《大戴記·帝繋》篇云：“黃帝産昌意；昌意産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産窮蟬，窮蟬産敬康，敬康産勾芒（《史記》作“望”），勾芒産蟜牛，蟜牛産瞽瞍，瞽瞍産重華，是爲帝舜。”《史記·五帝本紀》因之。余按《春秋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顓頊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記》之世次無之？而勾芒，據《春秋傳》乃少皞氏之子，亦不得爲顓頊裔也。且《大戴記》以堯爲黃帝之玄孫，則是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況於近屬，堯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與堯之女等乎？蓋謂舜之出於顓頊，可也；謂顓頊、舜與古帝王之皆出於黃帝，則不可。謂幕有功德而傳於世，可信也；謂舜先世之名無不歷歷皆傳於世，則不可信。然則《大戴》之文不若《春秋傳》之爲近理矣。而《傳》文又與《國語》同，或當不誣。故棄彼而采此。說並見前黃帝及堯建極篇中。
韋昭以幕爲舜後之誤
韋昭《國語》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按《傳》此文，則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國語》稱“上甲微帥契”，“高圉大王帥稷”，皆在湯、武前，惟杼在禹後則以爲“帥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謂之“帥舜”，乃謂之“帥顓頊”乎？韋氏蓋因《大戴》、《史記》敍舜先世無幕，故曲爲之說；而以幕爲思，所謂因誤而益誤也。今正之。
舜發於畎畝之中。《孟子》
【附論】《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歴山讓畔之說
《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歴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詞，不必實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歴山、雷澤之人豈皆賢而無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極爲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顯爲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語也。大抵稱古人者多過其實，以舜之不順乎親也，則謂舜既升庸之後，瞽瞍猶欲殺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則謂舜當耕稱稼之時，人已化而歸之。試比而觀之，無乃感一家太難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惡鄉原，《孟子》稱“士憎茲多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雖上古人情淳篤，與後世不同，要未敢信爲必然也。故不載。
歴山、雷澤、河濱皆冀州地
歴山、雷澤、河濱，說者各異，或以爲皆冀州地，或以爲皆青、兗州地，自晉、唐以來，相爭駁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應耕稼陶漁於二千里外，則以爲冀州者近是。《孟子》雖有“東夷”之語，然但較文王而東耳。《傳》稱“桀走鳴條”，鳴條亦冀州境，豈得遂以爲青、兗哉？要之，《史記》所稱有無，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嚚，像傲；克諧以孝，丞丞乂，不格奸。《書·堯典》
此後堯必召舜見之，觀其氣象、語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經》文簡耳。
辨舜、象異母之說
《史記》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余按《史記》此文采之《書》及《孟子》，而《書》、《孟子》皆未言爲後母，則《史記》但因其失愛故億之耳。鄭武姜惡莊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獨孤后之言立廣而廢勇，豈必皆異母哉？漢劉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姪，琮妻也，遂愛琮而譖琦，而世俗相傳，謂琦與琮異母，亦以其愛故億之也。吾惡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經》既無文，闕之不失爲慎。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逸書》
【附論】《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釐降之前
按：《經》但言舜之父母頑嚚，未言不順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語始有“號泣旻天”之事。以聖子而遇頑嚚之父母，不順固理所有，然云“往於田”，則亦在四嶽舉舜之前，非嬀汭嬪虞之後矣。且《逸書》云“只載見瞽瞍，夔夔齊栗”，即《堯典》之“克諧以孝，丞丞乂”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堯典》之“不格奸”也。然則“允若”亦在釐降以前，釐降以後不得復有不順之事，明矣。惟《孟子》稱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會廩備，而舜尚如窮人之無所歸，則是釐降以後猶未允若。蓋《孟子》一書亦出於門人所記，特欲極言舜之慕親非外物所能移，而詞氣抑揚不無過當，非果登庸攝政之時尚有號泣於天之事也。故今“號泣”、“允若”之文並置於《經》“頑嚚”、“諧孝”之後，非敢與《孟子》有異，要期無悖於《經》而已。說並見後“慎徽”條下。
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帝曰：“欽哉！”《書·堯典》
釐降後之舜職
此後堯必授舜以職，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經》不詳者，或舜所歴不一官，不可詳記，或舜陟後故老多沒，上古史册未備，其詳不可得知，故但記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養舜叠爲賓主。《孟子》
【附論】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說
按《經》記嬪虞事絕未見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堯爲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勢亦無如之何，而“丞丞乂，不格奸”之後，何至尚欲其鰥以終身乎？且瞽瞍知之，獨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戰國時多好談上古事，而傳聞往往過其實。《孟子》但以義裁之，苟不害於大義，亦不甚核其事實之有無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識其說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敍。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書·堯典》
《左傳》、《孟子》言舉舜以後事之失實
此舜既舉以後、未攝政以前事。據《春秋傳》引此文以證舉元愷，去四凶，地平天成，內平外成之事，則舜此時已執大政、成大功矣。據《孟子》稱“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舜此時猶在田間，未受職也。余按《經》云“納於百揆”，“賓於四門”，舜之不在田間明甚。且堯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當試之，不容厚奉養之而不畀以職事，則《孟子》所稱爲不然矣。《經》云：“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三載爲時無幾，安能即建平成之績？且果天地內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爲者？則《春秋傳》所稱亦不然矣。蓋立言者欲暢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復顧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貴而減慕親之心，而忘既舉之後不容復在畎畝；《傳》但欲明舜進賢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經》所稱者乃三年以內事，其化尚未至此。《傳》言固多誇，即《孟子》亦其門人所記，或不無言過其實者也。讀者當察其意，不可泥其詞，以致失其事實。故舉元愷、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錄。
【存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麇。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會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孟子》
引司馬光語辨完廩浚井之說
此事宋司馬君實《史剡》嘗辨之。今載其文於左。《史剡》一則：“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惡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瞍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
余按《經》曰：“克諧以孝，丞丞乂，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殺己者乎？瞽瞍且欲殺舜，何以謂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殺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見舉受官，則慎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將惟日不足，何暇閒居家中而完廩、浚井而嗚琴也？使瞽瞍之掣舜肘至此，舜亦安能爲堯盡職乎？象之惡舜，雖封之猶不使得有爲於其國，況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蓋舜之家事見於《經》者，“父頑，母嚚，象傲”而已，因其頑嚚而傲也，遂相傳有不使娶之說，相傳有欲殺舜之事。諺曰“尺水丈波”，公明賈曰“以告者過”也，天下事之遞述而遞甚其詞者往往如是，君實之辨是也。程子、蘇氏亦皆以此事爲烏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實、子由皆譏《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說，而按此文乃萬章之語，《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聖人於弟子之無藏怒耳，非必謂萬章所言歷歷皆實事。況《孟子》七篇乃門人所記，亦未必無遺漏潤色，恐不當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論】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仁義也。《孟子》
《史記》不采《大戴記》舜德
《大戴記》稱舜云：“好學、孝友、宛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誤），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余按此語至爲膚淺，且百王群聖之所同，不得獨以稱舜。《五帝本紀》亦不之采，豈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記》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淺謬，其文與《史記》異同者皆不如《史記》之完善，或《史記》有所刪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訛誤增益邪？故今不載。
僞《舜典》言舜德之謬
僞《舜典》首云：“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玄德”乃老莊氏語，六《經》所不道（《經》、《傳》稱“玄”，皆色也。契稱“玄王”，亦非以德名。）。蓋宋、齊間老莊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僞，說已見前序例。
【附論】《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
堯之事業莫大於舉舜
《堯典》何以紀堯求舜如此之詳也？堯功之大，大於舜；堯功之成，成於舜也。蓋朝覲、巡狩、制禮、作樂、地平、天成之績皆自舜而熙，則舜者萬古之一人也。以萬古之一人而隱於田間，困於頑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則此一人者亦萬古之一人也。吾故讀《尚書》而見舜之奇，而見堯之尤奇也。故堯在位七十載，其濟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獨於求舜之事致詳焉者，堯之事業莫有大於舉舜者也。然則舉舜以前何以歴記放齊、驩兜之事也？所以著堯憂民之切也。堯之心無一刻不以天爲念，無一刻不以民爲念，所以無一刻不以得一大聖人爲念。即使天下並無舜，而堯求之之心終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爲堯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萬世也。大哉堯之爲君也，孔子所以深歡美之而擬之於天也！讀《尚書》者於此求之，庶可得聖人之萬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執中”之云，以漸入於空虛無用之學，其視聖人何以異於近世講學之儒也！
卷之二
舜相堯
帝曰：格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書·堯典》
堯老而舜攝也。《孟子》
舜攝政之不得已
按《經》文，堯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堯之心欲舜此時即居天子位，猶讓嶽之云“異朕位”也。舜之承命“讓於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已終身不行天子政，猶嶽之辭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終於文祖”。“受終”者何？《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者是也。蓋堯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終不行天子政而堯又不肯，於是乎堯不得已降心以從舜而使之攝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從堯而爲堯攝政。兩聖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時勢所迫，遂創千古之奇，而適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攝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與勢相摩而聖人之權生焉。故曰堯、舜爲萬世之法也。然則何以謂之“受終”？堯之事未畢，授之舜使終之，故曰受終也。
【存疑】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篇
《堯曰》篇命舜詞之可疑
按漢儒所傳之《古文尚書》（謂《史》、《漢》所稱，馬、鄭所傳之孔壁古文，非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嶽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績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嶽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慶載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常保而無失也。下至湯、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爲言，絕無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叠進相誡，始多儆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爲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固不足爲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僅微露其意，惟《召誥》乃諄焉。吾故讀《尚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淺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終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臯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殳、斨、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攷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爲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而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剿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跡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事人不言而但以歷數爲據，使後世闇干者得藉爲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耶，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爲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爲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繫堯命舜之要言，果繫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浚川，孰爲輕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尚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頌》深信之，然至《閟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爲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敍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勢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記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所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尚書》之文以攷證其是非得失而取捨之，不得概信爲實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決之。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書·堯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補堯授時之未備，故首及之。
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群牧，班瑞於群后。同上
此記布政於內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專也。
“群牧”未有定數
按“群牧”云者，數不定之詞也。蓋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數。自舜肇十二州，始定爲十二人，使各統一州耳。堯、舜之事，皆夏時所追記，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爲幾人，故曰“群牧”，亦闕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豈得不云九牧邪？說並見後肇十二州條下。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於北嶽，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同上
此記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祖而後人者，內外一也，無所不用其敬也。
《史記》五嶽名不足據
《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恒山也；中嶽，嵩高也。”後世傳《尚書》者皆因之。余按：四嶽惟岱宗見於《經》，無可疑者。華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當不誣。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獨爲窎遠，使汝、洛間諸侯涉數千里而往會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貢》以霍山爲大嶽，《春秋傳》亦稱四嶽爲大嶽，而大嶽似當爲四嶽之一，北嶽亦未必果恆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遠文缺，不可攷者較多，不如闕之爲善。至增嵩爲五嶽，尤爲無據。《堯典》但稱四嶽，而《春秋傳》亦云“四獄、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大室，即今嵩高，然而嶽止有四而嵩之非嶽也明矣。此蓋秦、漢之間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無所採。《爾雅》亦載五嶽之名，與《史記》大同小異，皆不足據也。
【附論】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書·堯典》
此總上內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觀巡狩之制之故
《堯典》於舜攝政之日，何以詳記其朝覲巡狩也？曰：朝覲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堯以前，聖帝叠興，其時亦必有朝覲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到舜而後垂爲常典，故記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攝之，必有大變革，大號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記他事殊少，獨記朝觀巡狩乃過半焉，何也？曰：此聖人御天下之要道也。蓋天子以一人而臨四海，雖有如天之仁，而遠方遐國，窮簷蔀屋，勢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稱堯之德先以“欽明”，述堯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紀舜之命官先以“闢四門，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數與其大臣接，則宦官宮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則人主數與天下牧民之吏接，則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數與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則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覲巡狩者，天子之所以爲明也。蓋以天下之廣，諸侯之衆，其仁與暴、勤與惰、政事之修舉廢墜，天子皆無由知之。雖有百即墨大夫，而不勝毀言之日聞；雖有百阿大夫，而不勝譽言之日至。雖堯、舜之臣必無擁蔽者，然聖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爲懼，故使之歲一朝以盡諸侯之情而攷其職。又慮其暴而飾爲仁，惰而飾爲勤，廢墜而飾爲修舉也，故又五歲一巡狩，以盡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證所述之職之虛實。由是言之，朝覲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將以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巡狩之典，非以極觀遊、博景物也，將以驗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蓋堯、舜雖躬聖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惟其病也，是以定爲朝覲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爲典禮固然，能知聖人之深意者少矣。蓋聖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爲用，不可偏廢。故《堯典》於舜攝政時紀察吏之事，必終之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所以明徒察之無益也；於舜即位後紀用人之事，必終之以“三載攷績，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進賢之大略。
此即記十二牧，禹、臯陶之倫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職，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雖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堯時，《史記》所謂“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是也。顧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樸，史册未興，而《堯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稱、時之先後，無由詳攷；而古之史皆傳信不傳疑，故但渾舉其概，猶舜即位後稱“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數不可能詳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職終，故詳之；若登用之始則小事耳，爵或屢進，官或屢遷，所登用者亦當不僅此數十人，固不勝其詳也。然此三言者雖略，而用人之道已備。不先以“奏言”，則無由辨其賢否則試之；不繼以“試功”，則無由決其賢否而庸之。《孟子》所謂“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者，正謂此也。後世恩澤之舉，資格之授，詩賦時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紱旋加，若漢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載、王安石，爲國大奸，始害無窮，豈非“明試”之道疎乎！然則此三言者，何異班超平平之論，聽之若老生之常談，而行之實經驗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兩篇皆記堯、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進賢與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進賢開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結前篇舉共用鯀之案，亦章法也。
【備覽】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左傳》文公十八年
《左傳》記八元、八愷之失實
《傳》於此文後引《書》“五典克從，百揆時敘”之語以證之，《史記》因此遂載其事於舜未攝政時。余按《經》云“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則舜未攝政時僅三年耳。《史記》謂舜舉二十年而後攝政，故云然；若僅三載，則當在舜攝政時明矣。舜初自田間來，安能悉疾元、愷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傳》但引《書》以證舜功，非謂其必在此時也。且《傳》語頗誇，未必不失實，故列之“備覽“而次之於此。此即“車服以庸”之一事也。又《傳》稱“堯不能用”，語亦非是。堯亦聖人，舜亦聖人，堯何遽不如舜？堯能舉舜於田間，獨不能舉元、愷於世族乎？元、愷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極稱舜功，遂不暇爲堯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刪之。說並見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條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書·堯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開“禹敷土”之先聲。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備矣。
【存參】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漢書·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無九州
蔡氏《書傳》云：“古但爲九州；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當是“攝政”耳，文誤），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當是“北”，文誤）恒山之地爲並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余按：“浚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則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誤固不待言矣（詳見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無是事也。何者？“肇”之爲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設之之謂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爲十二，細事耳，非舜代堯致治之大政也，特書之，何居焉？然則古固未嘗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爲十二州，以屬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記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爲文，本取兩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鉉曰：“今別作淵，非是。”是時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爲州。故舜攝政之初但曰“日覲四嶽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數也；及舜即位則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額也。其後禹別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十二州名無可攷
至十二州之名，《經》、《傳》皆無之。幽、並、營之爲州雖見於《周官》、《爾雅》，然彼自記九州之名，與舜之十二州初無涉也。冀，帝畿也，地雖少廣，尚不逮雍、荆、揚、梁，若分裂之以爲幽、並，則冀之所餘者幾何？畿內不應若是小也。漢以後，河南徙，兗地大半入於河北，又東滅朝鮮，置樂浪，乃並建冀、幽、並三州，然並猶跨河而浸入雍州之界。當舜時，河猶在大丕、洚水，若又以遼東爲營，其間安得容三州乎？《書》云：“海岱惟青州。”東際海，四界岱，則遼東之不在青州域內明矣。《爾雅》云：“齊曰營州。”齊，今之青州府，則《爾雅》之營州即青州而非遼東明矣，又安得以遼東爲營、爲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書本非先王之制，封國之不合，章章可見矣。《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則是周人亦以爲冀，未嘗以爲並也。至於《爾雅》，乃漢儒釋《經》之書，其於九州亦初不言爲商制。作《爾雅》者非商人也，何爲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書爲商而乃以周之國名冠之乎？蓋自載國以來，古書散軼，即有之，而簡策繁重，得見者少，見之亦或不能記憶，非若後世印本之書輕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檢核也，故秦、漢間書多與《經》、《傳》異者，公羊子所謂“所傳聞異詞”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並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爲怪。而後儒必欲曲爲之解，使之並行不悖，過矣！況欲以此補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強不知以爲知。古書既缺，十二州名無可攷證，則亦已矣，適見《周官》、《爾雅》有幽、並、營三州名爲《禹貢》所無，遂附會之以補舜十二州之數，巧則巧矣，而不知其誤且誣也！或者又謂陶唐都冀，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則又從而爲之辭者。使北之所及果廣，則其山川亦當有一二見於《禹貢》，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無所記載乎？故今概無所探，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說並見後“舜命禹”及“禹別九州”條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書·堯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聖人尚德緩刑，先賞後刑，故待庶政畢敘然後及之。
刑有大小常變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呂刑》所述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刑重則流遠，刑輕則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稱“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當刑而宥之者，蔡《傳》所謂“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學校而不率師長之教訓；贖刑，則常人之犯小罪者（說見後條）。三者皆不麗於五刑，故不殘其肢體，不流之遠方。然縱之不問，勢必至於無所忌憚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懲之也。“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刑之變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惡，故論其事尤論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時勢所迫，不得已而誤陷於罪，從而刑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誥》所謂“適爾，時乃不可殺”者也。怙惡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屢犯之，以常罪罪之則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賊之，《康誥》所謂“自作不典，式爾，乃不可不殺”者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統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謂此章乃命官之詞，其上疑有缺文。說近是。
贖刑之義
“金作贖刑”，僞孔《傳》通承上文而言，謂“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蔡《傳》但承上兩句而言，謂“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呂刑》篇題下），“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撲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舜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則是流與五刑相表裏，五刑有當宥者則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則是五刑五流之外別有此三種刑，各用於所宜用，而與五刑不相涉也。若謂誤入於五刑者以金贖罪，則文當云“流宥五刑，金贖五刑”，即所贖者官刑教刑，亦當變文以明之，皆不當言“作贖刑”，與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語文同義均，平列而爲三也。且下文云“眚災肆赦”，誤入於刑，非眚災乎何以或赦或贖，而官刑教刑皆許之贖？倘有恃其多金而違誤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處之？然則此三刑者本各自爲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蓋官刑專以治官府，教刑專以治學校，贖刑不言所施，則爲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麗於五刑，是以不忍殘其肢體，亦或未宜加以鞭撲，故以贖爲之刑，即後世所謂“罰”也。古未有罰名，故謂之贖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財物細事而起，如近世侵佔田宅、攘取錢帛之屬。彼懼於失金則不敢輕犯，亦有畏罰甚於畏鞭撲者，故罰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五刑非可以輕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撲止用之於官府學校，則輕罪將何以治之？《傳》曰：“刑罰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然則有刑則必有罰，各視其所犯以加之，非罪當刑而可以罰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財，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罰之，漢世建入榖贖罪之法，遂並不問其疑與否而概許之贖，於是刑罰相亂，或當罰而遽罹於刑，或當刑而僅致其罰，以致貧者含冤而富者輕於犯法，寧唐、虞之治而有是哉！兩《傳》所言，蓋皆習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書·堯典》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傳》言殛鯀之誕
《左傳》子産對韓起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說珠爲荒誕，且與《昭元年》對叔向事絕相似，而彼於義爲長。蓋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詞，著書者遂兩載之耳。故今不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書·呂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同上
【備覽】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楚語》
【存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兇德，鬼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少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囘，服讒鬼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縉云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實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御螭魅。”《左傳·文公十八年》
《左傳》四凶爲傳聞之誤
此文《史記》載於《舜本紀》歴試時，而載“四罪咸服”於《堯本紀》舜攝政時，則是以爲二事也。杜氏《左傳集解》謂渾敦即驩兜，窮奇即共工，檮杌即鯀，張氏《史記正義》謂饕殄即三苗，則一事矣。余按：以爲二事，則彼稱“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異，數亦適符，不應如是之巧；況合而計之，當爲八罪八凶，又不應《經》獨記彼，《傳》獨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爲一事，則同此四人，《傳》何不明言之而但爲隱詞？況鯀有過人之才，如《傳》所云，四嶽及廷臣無因共薦之；而三苗之殺戮無辜亦不應僅斥其貪胃聚斂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蓋本一事而傳之者各異，猶臯陶典刑而或以爲伯夷也。謂別爲一事固不可，謂即此四人亦不可也。況史克之語誇甚，安能保其不失實，必委曲爲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傳》“堯不能去”之語尤非是，故刪之。說已詳前“元愷”條下。
【附錄】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殛鯀興禹非一時事
《綱目前編》以堯之七十一載爲舜殛鯀之年，七十二載爲舜用禹之歲。余按：鯀，大臣也，其德雖不可用，其才未必無可觀，使其誅果不可暫緩，堯不待舜之攝政當即殛之；使猶可暫緩而責其後效，舜必不於攝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攝政，不過堯老而代之理事，以終堯之功，非堯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學者亟於稱舜，遂至往往無以處堯，亦已過矣！《書》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但言禹興於鯀殛之後耳，非謂鯀甫殛而禹即興也。若鯀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獨不少爲禹地乎！況舜之即位，禹雖已爲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則是舜之舉禹雖在堯世，而爲時亦不甚久也。然則鯀之殛，當在舜攝政數年以後，禹之舉當在堯殂落數年以前，乃於事理爲近。故附次此文於堯之末載。說並見後“命禹”條下。
【附錄】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孟子》
益掌火在作虞前
按：《書》益“奏鮮食”與禹“隨山刊木”同時，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蓋禹導山在前，導水在後。隨山刊木導山事也，決水距海導水事也，益之烈山澤在導山時，故在導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爲司空，則導山當自堯之末年始，導水乃在舜世耳。然則益此事當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堯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鳥獸耳，與烈山澤事無涉也。但益之事於《經》無明文，故附次於此。說並詳後命禹及夏禹導山條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攷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書·堯典》
辨堯時歌謠祝語
世傳堯在位時，有《康衢》之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華封》之祝曰“願聖人富、壽、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謠乃剽竊《雅》、《頌》之文，“帝力何有”乃楊氏爲黃、老之言者所爲，而“富、壽、多男”之說義亦淺近，皆後人所擬作，不足采。故不錄。
【附論】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孟子》
舜攝政年數
《史記》稱舜得舉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蓋以《經》之“二十八載”爲自舉舜時數之也。蔡《傳》云“歴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則是自舜“受終”時計之矣。余按：《經》云“乃言底可績，三載”，不容舜舉已二十年而底可績者止三載。《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不容初舉歴試之時即以相堯稱之。蔡氏之說是也。
堯崩，三年之喪華，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堯讓舜非傳舜
《尚書大傳》云：“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壊其宗朝，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論者皆謂堯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與舜。余按：不以天下與子，自古聖人皆然，不獨堯也。蓋上古之時，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大德之聖人出焉則相率而歸之，聖人沒則已耳；非若後世創業之主以兵受命，徵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孫世守其業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無所受，其後皆無所授。自羲、農、黃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堯以丹朱不肖故獨不傳之子也。且堯亦未嘗傳天下於舜也，堯之初意但欲讓舜以天下耳。故《堯典》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又曰“格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是堯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與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讓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終攝政，至堯崩而後踐位焉，初非慮身後之天下無所屬而始屬之舜也。曰：堯不慮身後之天下無所屬，何爲汲汲焉以天下與舜也？曰：此堯之所以爲大也。堯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蓋嘗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猶蠢蠢焉去禽獸不甚遠。此之爲治，猶闢荒田而馭生馬，不但非一聖人所能獨理，亦並非數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堯與舜兩大聖人，耘鋤馴擾相繼於百五十載之久，則治功不成。且夫禹、臯、稷、契數聖人者，亙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堯七十載之培植涵濡則無以鍾其秀，非舜八十載之試功攷績則無以盡其材。是以堯之治至於“於變時雍”而猶以爲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終其事，乃咨於衆而得舜於畎畝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雖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終攝政固已代堯敷其治，至堯崩而天下諸侯卒共戴舜以爲天子，然後水土平，禮樂興，庶績咸熙而開萬世無窮之業，使後世賢聖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萬世之人者天也，治萬世之人者堯也，堯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堯之所以創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堯之所以爲聖，在乎能爲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與人。《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聖人之視天下，猶敝屣也：其去其留，無所關其意焉。當其生也且欲巽位，況其子與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較量？《大傳》所言固與聖人之心剌謬，即《史記》以爲不私其子者其視堯亦甚淺，蓋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聖人而爲之說，而不知聖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細繹《經》文，堯讓舜以天下非傳舜以天下，又不知堯所以與舜天下之故，但見舜繼堯爲天子，遂以《大傳》、《史記》之言爲實，誤謂堯不傳子而傳之舜，不以爲善爲子謀，則以爲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並以之疑禹。聖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堯首發明之，而概不載後人揣度之言。說並詳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錄】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書·益稷》
堯有丹朱。《楚語》
【備攷】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範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攷績上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書·堯典》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
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左傳·文公十八年》
辨舜讓石戶、北人之說
《呂氏春秋》云：“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去之，終身不返。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於堯之門，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蒼嶺之淵。”余按：堯、舜之德至矣，天下豈有能加於堯、舜者哉！如以堯、舜爲不屑，則是喪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楊氏之徒爲黃、老之說者假設此言以遂其非堯、舜，薄湯、武之私，呂氏無知而妄探之耳。
【附論】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篇“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詢於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書·堯典》
【附論】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中庸》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釋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裏，《孟子》所言，其綱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義，則朱子《章句》盡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者，尚未盡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謂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過人之識而在於能集衆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則是舜所以過人者，乃在“好問好察”之前別有操持以成其爲“大知”，非此章本意也。蓋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爲是則不“好問”，自以爲高明則不“好察邇言”，有好名妬忌之心則不肯“隱惡揚善”，偏聽阿好，喜諛惡直，而於事多鹵莽滅裂則不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以雖有諫臣拂士、遠猷高識，皆阻而不得達，達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聰明，以致處事失當。惟舜不然，是以其知爲獨大也。聖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好問好察之屬夫誰不能？但不肯耳。若歸其功於在我權度之精切，則人必曰“聖人天亶之聰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諸明白易爲之事，乃求之於空虛難見之心，聽之若愈精而學之乃愈遠矣。
【備攷】 許，大嶽之胤也。《左傳·隱公十一年》姜，大獄之後也。《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辨四嶽爲共工從孫之說
杜氏云：“大嶽，堯四嶽也。”按：《周語》亦稱齊、許、申、呂爲四嶽後，其說或不誣。但《周語》謂“共工之從孫四嶽佐禹有功，命爲侯伯，賜姓曰姜”，則語殊失實。何者？四嶽乃堯、舜之相，薦鯀及禹者，不得復爲禹佐，而四嶽本長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爲侯伯”也。且《傳》及《晉語》皆稱炎帝爲姜姓祖，炎帝在四嶽前，非至四嶽始賜姓矣。至共工氏，乃繼炎帝爲水師者，與炎帝不同族，四嶽果炎帝後，又安得爲共工之從孫乎？大抵《國語》之文本多荒誕，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爲之說。如賈侍中之以共工爲諸侯，與高辛爭王者；韋氏之以爲炎帝世衰，其後變易，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謂勞而罔功矣。故今但載《傳》文而《國語》文不載。說並見“命伯夷”條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堯典》
嶽牧與稷、契等之區別
四嶽十二牧皆舊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職也。舊官，故書其官於前而曰“詢”曰“咨”，見其非新命也。然則稷、契、臯陶之非舊官可知矣。四嶽不載命詞者，統率群僚無專責也。十二牧共一命詞者，域異職同，無分別也。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書·堯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五榖不登，禽獸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須臾緩也，而禹又前爲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顓頊孫，說見《夏禹》篇中。
禹已前爲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嶽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職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爲司空，無庸復也。且云“汝作司空”則嫌於始爲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爲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詞之上。語簡意明，其斯爲聖賢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說，《經》義盡晦矣。
舜命官必諏於衆
“僉曰：伯禹作司空”。僞孔《傳》以爲四嶽同詞而對，蔡《傳》以爲四嶽及諸侯也。余按：僞《傳》誤以四嶽爲四人，蔡《傳》更之，是已。然用大臣當謀之廷臣，不當專謀之諸侯，諸侯朝覲有時，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而“僉”也者，廷臣僉耳。舜咨四嶽，廷臣何以僉對也？蓋古文簡質，所記特其梗概，以四嶽相臣，故特咨之，特記之。其實咨嶽之後於衆無所不諏，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當時廷臣亦未必人人薦禹，但薦禹者多，“僉”也者，舉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從薦禹者之言，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讀者當善會其意，不得但泥其詞也。此九官之首，故發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據《經》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僞孔《傳》誤以爲堯時事，乃以此章爲命禹作百揆而稱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綱目前編》遂以堯之七十三載爲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載爲禹告成功之歲。余按《經》云“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則是禹於堯之季年已爲司空，但蒞事不久，水土猶未平，故舜仍其官而專責之以平水土，詞意甚明。若別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進居之，則文當曰“汝作百揆，惟時懋哉！”今舜絕口不以告禹而但稱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爲何官，將何所遵循邪？古今來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文相承也，今以“平水土”爲錄舊績，以“惟時懋”爲勉新功，則上句語氣未畢，下句語意無根，於文義亦不通矣。帝曰“疇若予工”，則命垂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禮”，則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則禹之平水土，即所謂“熙帝載而宅百揆”，不待言矣。蓋洪水者帝之所憂，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則，定貢賦，布聲教，則百揆實兼之，故舜之咨嶽云云。惟禹已爲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與八人小異耳。若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所命自爲一事，所咨自爲一官，然則秩宗之外亦將謂別有典三禮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然則是當舜初載，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堯八十載前水患已平，歴三四十年之後復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然則是舜、禹問答之時土功始畢，故禹舉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堯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時猶爲此言，不幾贅乎？是則禹之治水，於《典》爲舜世，於《謨》亦爲舜世，而自舜攝政後，堯未崩前，初未嘗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爲司空當及堯世，至其決九川，弼五服，斷斷爲舜時事明矣。故《論語》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記·五帝本紀》及《夏本紀》亦皆以禹治水爲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蓋僞《傳》之失，皆由誤以四嶽爲四人，則並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五人，必滅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數，故不得已以稷、契、臯陶之命爲稱其前功而不與焉。然教稼明倫皆在平水土後，而並禹滅之又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爲前功，宅百揆爲新職，是因一誤而又三四誤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顛倒錯亂，禹功之告成反在《堯典》“浚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貢》“丕敘”之後；而禹所別九州，舜改之爲十二；禹又改之爲九。展轉相因，誤無所底，遂使聖人經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幾二千年，而皆自誤以四嶽爲四人始。嗟夫，釋《經》一字之誤，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百揆”非官名
曰：然則“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內有百揆四嶽”，朱子以百揆爲朝廷之長，四嶽爲十二牧之長，何也？曰：《經》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五典四門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獨爲官名？《傳》曰“百揆時敘，無廢事也”，然則百揆者猶言“百事”耳，豈得以爲官名也哉！堯之用鯀也咨於嶽，舉舜也咨於嶽，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嶽，而百揆無聞焉，堯、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謀之外之長而不謀之內之長乎？蓋僞《書》與僞《傳》本出一人，彼於《堯典》既以百揆爲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語，是亦因誤而誤耳，豈得以僞《書》證僞《傳》乎？且朱子與蔡氏既以四嶽爲一人，則僞《傳》之誤解無庸復遵矣，乃亦以百揆爲官名，治水爲往事，是僞《傳》因《堯典》而誤《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誤《堯典》也。故今取《經》文正其誤，而以《孟子》所稱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說並見後“命臯陶”與“分北三苗”條下及《舜體國經野》篇中。
《孟子》言禹績有誤
按禹治水事，又見於有爲神農章，然誤以汝、淮、泗爲入江，與《禹貢》水道皆不合。朱子以爲記者之誤，是也，故舍彼而錄此。
卷之三
舜命官攷績下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榖！《書·堯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榖；五榖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興，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稼穡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履跡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書·堯典》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禮義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敘教人倫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嚳子，說見前《堯建極》篇中。吞卵之誣，說見《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書·堯典》
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孟子》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論語·顔淵篇》
命臯陶
不教而殺謂之虐，教之不從然後齊之以刑，故命臯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務，正民之要術，故舜先之。
臯陶似非庭堅，說見《夏臯陶》篇中。
命禹與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臯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讓，帝已知其才也。命詞何以詳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從省也；因讓而命者，事專見於所命，故衆詳也。
稷、契、臯陶均非申命
僞孔《傳》以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爲新命，以稷、契、臯陶爲美其前功以勉之。蔡《傳》因之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余按：《經》之命官凡九，於棄曰“汝后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臯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樂”，於龍曰“命汝作納言”，八人之命詞如一。稷、契、臯陶爲申命，何所見垂、益等五人之獨爲新命？垂、益等五人既爲新命，則稷、契、臯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臯陶因禹之讓而命之者也，夔、龍因伯夷之讓而命之者也，苟因讓而命之者即爲申命，則夔、龍何得獨不爲申命乎？禹之爲司空，自堯時者也，則其命必別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見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見其功之尚未畢，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臯陶亦舊爲此官，則亦當著之於命詞之上，必不云“汝爲稷、司徒、士”也。四嶽、十二牧，皆舊職也，然所謂“闢四門”、“食哉惟時”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臯陶即使果仍舊職，亦豈得獨爲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堯時，堯未崩以前何以不書？舜即位後紀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時敘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顛倒舛謬之史官邪？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然則茲數人者，任官效職皆在舜時明甚。或初仕於堯世，要之必未爲后稷、司徒、士，故《史記》云“自堯時皆舉用，未有分職”，不得以舜爲申命也。蓋僞《傳》之失在誤以四嶽爲四人，是以與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爲之解，謂稷、契、臯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與二十二人之數。由是凡舜時事皆以爲堯時事，顛倒錯亂，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傳》出，始以四嶽爲一人，然則稷、契、臯陶無庸謂爲申命矣，乃亦沿僞《傳》舊說而不改，豈非習聞其說遂不覺其非邪？故今補其未備而詳辨之。說並見前“命禹”條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附錄】垂之竹矢。《書·顧命》垂之和鍾。《明堂位》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書·堯典》
【存參】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史記·陳杞世家》
命垂、益
本務舉而後末務可圖，人性盡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嶽而咨於衆也？以其職少輕，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職也？以其職少輕，故略言之也。
“諧”爲偕義
蔡《傳》云：“《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史記》稱益未有加以“伯”者，《傳》誤）之佐，則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讓稷、契、臯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讓夔、龍也，帝曰“往欽哉”，獨於垂、益之讓則曰“往哉，汝諧”。“諧”，猶偕也，謂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不允垂、益之讓；“汝諧”者，允垂、益之薦而用之也。稷、契、臯陶、夔、龍皆別命之，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皆不別命，即俞其薦，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爲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傳》文），亦多以所職名，垂、共工而所讓者曰殳、斨，益作虞而所讓者曰熊、羆，則所讓之人後即爲二人之佐可知也。細核前後文義，“諧”之當爲“偕”義顯然。僞孔《傳》乃釋爲“諧和此官”，蔡《傳》因之，而引《史記》之文以見其爲二人之佐，不知《史記》即因“汝諧”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於垂不言之者，蓋《史記》引《尚書》文至“垂爲共工”而止，無讓殳、斨、伯與之語。此或司馬氏誤脫《尚書》文，或後人傳寫誤脫《史記》文，均不可知，非《史記》別有所據，《書》但有朱、虎、熊、羆佐益之事而無殳、斨、伯與佐垂之文也。因《傳》說未明，故今詳釋之。
垂、益之佐之人數
“殳斨伯與”，僞孔《傳》以爲二人，蔡《傳》以爲三人。今以上“讓於稷、契暨臯陶”之文推之，蔡《傳》說是。“朱虎熊羆”，僞孔《傳》亦以爲二人，蔡《傳》以爲四人。疑亦蔡《傳》得之。
伯翳非益
《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記·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於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漢書·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顔氏注云：“柏益一號伯翳，蓋翳、益聲相近故也。”是謂伯翳即益，而益爲伯益矣。自是學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雖朱子注《論語》亦稱之爲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臯陶、伯益）。葉大慶《攷古質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記》於《陳杞世家》則以爲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聲轉入，字異耳。”余按：“益”“翳”聲相近而致誤，理誠有之，然非《史記》因聲之轉而誤分爲兩人，乃《漢書》因聲相近而誤合爲一人耳。書《堯典》云：“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臯謨》云“禹薦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陽城，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皆稱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國語》稱“伯翳”，《史記》作“伯翳”，亦未有徒稱“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則概不稱“伯”，遇翳則必加以“伯”與“柏”也？《春秋傳》於列國最好溯其先世，於齊、許稱炎帝、大嶽；於陳稱顓頊、幕、舜；於杞鄫稱夏，稱後相；於宋稱商，稱相土；於薛稱奚仲、仲虺；於六蓼稱臯陶、庭堅；於郯稱少皞；於任宿、須句、顓臾稱大皞，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國，晉、楚、魯、衛之倫，亦往往及之。獨於益之膚功、秦之大國，絕無一語。班氏生於漢代，何所見而知伯翳之必爲益也？將謂二人之功相類邪？則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職亦不止於調馴爲獸。且《秦本紀》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稱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會，鳥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據此文而遂以柏翳爲益，以益爲伯益也？黍稷之稷，漢以來謂之粟，今北方農人謂之榖（南方人或呼爲小榖），穄（稷去聲）乃黍屬之不粘者，《經》、《傳》之文甚明，《說文》之訓尤顯，迥然兩物也（語詳《稷穄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讀入爲去，或遂有讀稷與穄同意者。作《本草群芳譜》者不攷之古，遂誤以稷爲穄。班氏之誤，與此正同，不得據班《書》而疑遷《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稱，“虞”者，官名，而《漢志》云“爲舜朕虞”，其誤會《經》文如是。若必謂班氏不應有誤，將“朕虞”亦果爲官名乎？嗟乎！《漢書》合之，誤也，而反信之；《史記》分之，是也，而反譏之。是者必以爲非，非者必以爲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師古、大慶皆精於攷核者，然猶如此，甚矣攷古之難言也！大抵古人文字異者，非有顯然之證，寧可從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與思，合之而祖孫易位矣。義、和之與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亂矣。伊尹之與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沒矣。義、農之與太皞、炎帝，合之而世代顛倒矣。南容之與南宮敬叔，合之而受誣矣。故不必分而從古而分之，其失小；不當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載《國語》伯翳之文、《史記》大費之事。
益非臯陶子
孔氏《尚書正義》稱益爲臯陶之子。張氏《史記正義》云：“《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注云：‘陶子者，臯陶子之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臯陶（大業乃伯翳父，張氏以益爲伯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據此立說，遂謂朱子《論語集注》、蔡氏《書傳》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讓稷、契、臯陶而不及益者，實因益爲臯陶子也”（此說太陋，故不欲舉其名，見其書者自知之耳）。余按：鯀用於堯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與臯陶同時登用，比肩授職，絕不類爲父子者然。禹爲鯀之子，《尚書》言之，《春秋傳》言之，《大戴記》、《史記》皆言之，益果臯陶之子，何以《傳》、《記》絕無言及者乎？劉向之書，誣者多矣，而《列女傳》尤爲紕繆，藥酒之覆，餘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記爲實事，唐劉知幾譏之詳矣，而五歲佐禹亦必無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爲臯陶之子，猶不可信；況向但言“陶子”，何以見其當爲臯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見言佐禹者之必爲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豈得遂以爲實？朱子、蔡氏蓋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爲譏議，人之無識何至於此？至以《論語》“五臣”爲證，其說亦謬。謂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爲四嶽，或以爲伯夷，義皆可通，安知其決爲益？且舜賢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讓之？《經》言五人則以爲四人者皆當讓，如《經》言十人則以爲九人者皆當讓乎？此論尤爲無理，恐後人爲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俞，往欽哉！《書·堯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呂刑》
《呂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說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之士爲臯陶。吳氏云：“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蔡氏云：“臯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與？”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靈”及“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兩項而言，則所謂士者，非臯陶即伯夷明矣。稷，棄之世官也，故今《傳》多稱之，若臯陶則未聞有稱士者。且既謂伯夷典刑矣，又謂臯陶爲士，不但於政體有乖，即以文義論亦不可通。然而所謂“制百姓於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臯陶明矣。蓋盛世之文多謹嚴，衰世之文多輕易；況事在千餘年前，傳聞不一，蓋有誤以臯陶之事爲伯夷者，作《誥》者因本之以爲言。吳氏以爲傳聞之謬，是矣。蔡氏疑在臯陶之前，猶未免於曲爲說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書》之《呂刑》、《詩》之《閟宮》皆不能無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稱述者久遠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實耳。故列之於存疑。
《鄭語》姜爲伯夷後之非
《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余按：《春秋傳》或以姜爲大嶽之後，或以姜爲炎帝之後，《周語》、《晉語》亦然。四嶽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則謂四嶽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則與四嶽比肩事主，又四嶽之所薦，安得四嶽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爲“佐堯”亦誤，故今不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堯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叢子》稱：或問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臯陶爲夔請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獸名，故《魯語》云“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夔之名夔，猶龍之名龍也，猶朱、虎、熊、羆之名朱虎熊羆也。所謂“夔一足”者，謂夔之獸一足，非謂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經而不知所由誤，乃撰爲此事，又托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勞矣！且九官皆官屬之長未有無佐者，垂之佐殳、斨、伯與，益之佐朱、虎、熊、羆。禹、稷、契、臯陶之倫，亦必有佐，但不見於《經》耳，典樂教胄豈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獨無佐乎！以無佐解一足，則龍之兩角又何說焉？今不載。
樂以志爲本
世儒論古樂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來，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馬君實之所爭，紛然不一。余之意獨以爲不然。《經》之言樂，此章詳矣。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言而樂之事備矣。何者？凡樂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取志而宣諸喉舌者也。有詩而後有歌，歌者，取詩而暢其音節者也。有歌而後有聲，聲者，取歌而布之於絲竹者也。是故詩曰“言志”，歌曰“永言”，聲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詩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詩而長之之謂“永”，隨其歌而應之之謂“依”。然則聲之抑揚疾徐視其歌，歌之抑揚疾徐視其詩，而詩之抑揚疾徐視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聲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詩其歌其聲從容舒暢，而俯仰迅速無不適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詩，無益也；詩不美，求之於歌，無益也；歌不美，求之於聲，無益也。故曰“作樂崇德”、“見其樂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聲者何居？八音並作，彼此恐其不均，數章叠奏，先後恐其不符，故爲律以攷驗之，使歸於一耳，非以律爲樂也。《書》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猶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長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無分秒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齊。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無幾微之異，故受之以律而後調。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爲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長短，而非所以爲長短也；量與衡者所以均多寡輕重，而非所以爲多寡輕重也。後世儒者之爲古樂也則不然，不求其原於志與詩而惟斤斤於律。聲從律起而不自歌生，詩緣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語而顛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嫠不爽於古，亦與古樂無與，況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爲古樂，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禮也。曰：然則何以淑其志？曰：《經》言之矣，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直，《乾》之德也；寬簡，《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溫也，栗也，無虐且無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純粹至善，所以爲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發之詩，著之歌，播之聲，舜之樂所以爲至也。故“詩言志”云云者，所以爲樂也，古樂之與後世異者也；“直而溫”云云者，所以爲《韶》也，舜樂之與三代異者也。故古今知樂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樂則《韶》舞”，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此論樂之品也，爲夫不能“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百姓之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不與民同樂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與民同樂也”，此論樂之本也，爲夫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言之也。蓋樂猶文也：文之本在明理達意，不如是則非文，孟子之論樂是也；文之品則有高下精粗純雜之分，當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論樂是也。孔子之論樂，與顔、曾之徒知樂者言之也；孟子之論樂，與戰國之君臣不知樂者言之也。彼且不知樂之本，何暇與之論高下。譬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漢、盛唐之體格於語言音響之間，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語之，非謂文之遂無高下也。宋韓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嗚乎！三代以遠，知樂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諸儒所論，累忝爲尺，由尺生律，以忝尺之多寡長短爲古樂者，吾不知樂，吾知其非樂也！
【備攷】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書·堯典》
九官以龍終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萬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氣和矣，夫然後禮樂可興，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慮讒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龍終焉，此治化之成也。顔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言禮也；曰“樂則韶舞，放鄭聲”，言樂也；而又繼之曰“遠妄人”何？蓋妄人不去，雖有賢臣不能爲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長治者必以近妄人爲永戒。舜之聖讒殄於制禮作樂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龍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嶽也？猶命禹之咨於嶽也，亦重之也。命夔、龍何以亦詳於伯夷也？猶命稷、契、臯陶之詳於禹也，亦因讓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書·堯典》
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時所命
自“詢咨四嶽”以後，鄭氏以爲皆“格於文祖”時所勑命。《綱目前編》因之，悉載之於舜即位時，而以舜之三載爲“攷績”之年，九載爲“熙績”之歲。余按：舜之攝政二十有八載矣，自棄以下八人，爲知其材邪？爲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載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盡用之？如云咨於衆而知之，則何以二十八載之久而不一咨，獨於此一日而徧咨之也？向之爲此官者，爲稱職邪？爲不稱職邪？稱職邪，不應一日而盡易之。不稱職邪，不應二十八載而不易。即云向無其官而今設之，亦不應二十八載之久而無一設，忽於此一日而徧設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衆之舉，皆非朝夕之故，蓋以漸而知之，遂以漸而用之，而記事者連類而記之耳，不得以爲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即富矣，又可加焉？”孔子曰：“教之。”聖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況巢窟者切膚之急禍，教養者治民之大綱，皆非可以須臾緩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禮樂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載而咸奏厥績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決川距海”、“烝民乃粒”告之帝，則是此時水土固已平，樹藝固已成矣；而帝方諄諄焉以“山龍黼黻”、“六律五聲”與“庶頑讒說”爲憂，則是此時禮樂猶未興，讒殄猶未絀也。然而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龍始各任職耳。若與六官者同命而同攷，何至此時尚廑帝憂乎！曰：然則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簡質，貴得聖人之意耳，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而《典》之爲體，綜其始終本末言之，又與《春秋》之編年紀事者不同。即如“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豈果臨朝一問而已乎？僉曰“垂哉”、“益哉”者，豈果同朝一應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豈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則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然則舜之訪蓋不知幾何，而衆多稱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詢以言，試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書》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當日之事，其言不必皆當日之言也。不寧惟是，韓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顔，汝爲陳許帥’，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曰‘度，維汝予同，汝遂相予’”者，豈果一日之事，當日之言乎哉？夫《堯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嗚乎！聖主賢臣之心與其經綸設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牽文義之儒者豈可勝道哉？故識其說如此，
苗頑弗即工。《書·益稷》
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書·堯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泰伯》篇
【附論】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篇》
三苗丕敘在“頑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見於《虞夏書》者凡四。其一，“竄三苗於三危”，乃堯時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攷績時事。其三，“苗頑弗即工，臯陶方施象刑”，乃舜、禹問答語，攷其時勢，當即分北之事。蓋“苗頑”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記象刑之實，所謂“五流三居”者也。然則《典》正如《春秋》，直書其事；《謨》正如《左氏傳》，詳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惟此當在最後，蓋因頑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敘也。若先已丕敘，則禹不當謂之頑弗即工，舜亦不當分北之矣。蓋水土雖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貢》實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載乃同”之文、“聲教訖於四海”之語，是知此篇乃賦定功成後所記，故云丕敘也。三篇之文正相發明。自僞孔氏古文以《禹貢》爲作於堯世，又撰禹攝政後徵苗一事，於是丕敘之後復謂之頑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聽矣，無故而又動大衆以徵之。首尾衡決，事實淆亂，莫此爲甚。故今載丕敘於後篇，刪徵苗之僞誓，而取《謨》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學者可以一見而瞭然也。說並見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體國經野上
禹敷士，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書·《禹貢》》
【存參】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
本錄義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與《堯典》羲、和之命相表裏。四時之定，堯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時者，損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範圍後世而開其始。故授時命於“庶績”之先，敷土記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衡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書·《禹貢》》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貢》，紀貢制也；《貢》冠以禹，誌禹功也。水土既平，經制既定，天下諸侯懷舜之德，感禹之動，已各擇其土宜之貴重者以薦於帝畿，以致其愛戴之誠，史臣因而紀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見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貢。篚亦貢也，包亦貢也，貢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賦而後有貢。賦者，庶人所以奉國君；貢者，國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賦先之。有田而後有賦，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與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滌，九澤未陂，何由辨土之色與性，而況於田賦貢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載”、“既修”、“既作”，於山則曰“既藝”、“既旅”，於水則曰“既道”、“既入”，於澤則曰“既澤”、“既瀦”，皆以明其爲前日之事，而因原貢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爲一章，章各分三節：第一節平水土之事，第二節土田賦之別，第三節貢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識貢道終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爲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兗之患在東河，故西河之治記於冀，東河之治記於兗。壺口、梁、岐皆山之當河衝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順流而南下，則東溢於太原、嶽陽之間，故以三者爲始事也。“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言治河東之平地也。河既軌道太原，岳陽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懷底績，至於衡漳”，言治河內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陽次之，覃懷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言治山東之平地也。自衛漳以東，北至海，地益下，多積水，二泊貫於南，兩淀橫於北，故自太原至於衡漳田既墾，賦既成，然後山東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踰山出東流，然後北折貫泊以入於河，故謂其東流者爲衡，北流者爲從也。次恒、衛、大陸於田賦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遟，田瘠賦輕，連覃懷、衡漳言之，則嫌於田賦與全州無異，故先言田賦，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獨詳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環也。不言貢者，蔡氏所謂“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難易輕重之異，而冀尤爲明著，故詳釋之；八州可以類而推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詩·大雅》
【備攷】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左傳·成公五年》
梁山，晉望也。《爾雅》
梁山在河東
僞孔《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傳》云：“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經》必不載之於冀州章內，況雍之岐山距河數百里，與河何涉而連及之？蔡《傳》駁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韓墟，乃取《水經注》之呂梁當之。注稱呂梁在離石之東北二百餘里，其距河遠矣。況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與僞《傳》同，非呂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經，皆不得指爲《禹貢》之梁、岐也。夫《詩》詠梁山而云“維禹甸之”，則此梁山即《禹貢》之梁山明甚。然則梁山當在韓地。其後韓滅於晉，故《春秋傳》、《爾雅》皆以梁爲晉山。《水經注》謂即龍門者近之（《水經注》云：“大禹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但不當又以爲在河西耳（《水經注》又云：“梁山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蓋緣說者誤以陝西之韓城縣爲古韓國，因謂梁山當在河西，不知韓實河東國也。何以言之？《詩》云“韓侯入覲”，又云“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則韓乃畿外之諸侯，河西，周畿內地，不得謂之“入覲”，亦不得錫之爲連帥也。《春秋傳》云“秦伯伐晉，涉河，三敗，乃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則韓乃晉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晉侯亦不容謂之“寇深也”。晉惠公之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賂，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魏壽餘之僞叛也，“既濟，魏人噪而遠”，秦、晉以河爲界，則是河西無晉地也。韓晉既在河東，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無可攷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兩書於《經》文，烏得以雍州有岐遂謂冀州不得復有岐乎？蓋此二山皆當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當在壺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記之於冀，猶九河之記於兗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屬崩頹之餘，難以辨識，是以不得其實。要之《經》、《傳》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詩》、《春秋傳》、《爾雅》之文悉載之於冀州章下，以見其爲一云。
【存參】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虞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史記·秦始皇本紀》
碣石在海岸
僞孔《傳》云：“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傳》云：“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歴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余按：僞孔《傳》不知“皮服”之爲貢，故以“右”且“入”者爲禹；蔡氏以爲貢道，是也。然謂“淪入於海”，則不若僞孔《傳》之以爲“海畔山”者爲可據也。《經》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雖不同，而山勢則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東折，過古北、喜峰等口，轉而南行，至臨渝縣東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趙間說者皆以其山爲古碣石。何所見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當求之於海中乎？《史記》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時碣石未淪於海也。《漢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漢時碣石亦未淪於海也。烏得以爲“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傳》所言，則與恒山太行之勢中斷者數百里，證之《經》文亦不合矣。蓋蔡《傳》之失皆由誤信臣瓚之說，謂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無此山，故遂以爲淪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嘗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島夷”而言，島夷在渤海東，必由海道乃入於河，而海道漫瀾無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夾右碣石”，言由海道夾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於河也，非謂夾右碣石之處即入河之處也。貢道言河凡七：兗、徐、豫之“達於河”，荆之“至於南河”，梁之“亂於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處，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積石”，下言“渭、汭”，皆河也，不志其山則不知爲何地，故變文云“至於龍門、西河”。由海入河豈有兩地，而煩志其山乎？且《禹貢》固有志其山者矣，“導河”之文是也，其東折也，志“華陰”焉；其北折也，志“大伾”焉。禹之於河防詳且慎矣，況於入海之要地，豈容有大山而反不書，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謂入河者爲“冀州北方貢賦”，亦非是。《經》所謂“入河”者，但承上“島夷”文耳。冀固無貢，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無事於達河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漯，達於河。《書·禹貢》
【備攷】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鈎盤、鬲津。《爾雅·釋地》
徒駭等水未必即爲九河
朱子以“簡潔”爲二水，並其七而爲九。蔡《傳》以“簡潔”爲一水，並其七則爲八，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余按：《經》既統稱九河，其水勢當相等，不容別有經流，餘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說爲長。然九河之名不見於《經》、《傳》，而《爾雅》記九州之名與《禹貢》殊異，故郭氏不得已，疑以爲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與《經》《傳》異者，然則《爾雅》所載且未知果爲禹之九河與否？況“簡潔”之爲一爲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備攷而不強爲之說。
【存參】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書·溝洫志》
九河湮塞非淪於海
《通典》謂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記》謂鈎盤在樂陵東南，馬頰在棣洲滴河北。《輿地記》謂簡潔在臨津，鈎盤在樂陵，馬頰即篤馬河（以上並本蔡《傳》文）。蔡《傳》皆以爲非是，獨據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又據程大昌言引碣石爲九河淪海之證，謂“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道已淪入於海矣”。余按：漢世近古，九河之跡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許商所言雖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駭、胡蘇皆傍禹河故址，或不盡誣。若《通典》、《寰宇記》等書所指，則多在今德州、濟南之間，地直大陸以東，於《經》文當云“又東播爲九河”，不當云“又北播爲九河”矣。兼其地勢東下，水不北流，必東行由海豐入海；無由與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同爲逆河，以達天津也。至篤馬河，則《漢志》已明謂其在九河南矣，烏得以爲馬頰？且漢人僅知其三，更歴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漢人而有餘，有是理乎？蓋緣魏、晉以後，河日南徙，旁決分流往往而見，故川舊渠所在有之，學者僻於好古，遂附會之以爲九河故道，猶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時北流之跡，而淺學者遂以爲禹河也。大抵談古跡者多無依據，故晉人避亂之城而以爲文王之羑里，孔子時衛在今開、濮二州間，而衛輝城南有孔子擊磬亭。此皆不學之人強不知以爲知者。蔡《傳》非之，是矣。然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則其說亦不經，何者？秦、漢以上載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數百里之廣，其所漂沒國邑民居不知幾何，此非常之大變，豈得《傳》《記》皆不之載？《傳》《記》既不之載，橫又何從得其說而傳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僅數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餘里，則山當在南岸，何由復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東北斜行以趙永平，則及其入海時已抵北岸，何由復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爲河入海之處，特出臣瓚之說，非《經》意也。《經》之“夾右碣石”，自記海道所經，非與“入於河”相連爲文也。凡貢之入河，未有記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導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導河，反記之於貢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則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爲九河之證，況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謂九河之尚存與九河之悉淪者皆非也。惟鄭康成以爲八流皆塞，說獨近是，然謂齊桓塞以自廣，則誣。朱子與蔡氏據《孟子》“曲防”之禁駁之，固也。然即使桓公無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時之所能塞，乃水勢與人事積漸而爲之耳。蓋水之在山，勢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挾沙而下。若水盛而源遠，挾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數斗。至平地則流緩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勢必並於一而旁皆塞，水勢然也。古者川有涯澨，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與水爭地。自阡陌開，井田廢，民盡其力之所至，以爲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則突者漸夷，凹者漸滿，不數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聞見，河北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斷續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歲暢流，明歲已爲平田者。況自禹以來數千年，歲歲沙之，歲歲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復存乃其常事，而說者俱未言及，是將天下之水勢各別邪？抑說《經》者下帷之日多，未嘗久處河干，躬履水澨，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爲九，與其合而爲一，孰大孰小，孰廣孰狹，孰當先塞，孰能久存，不問而可知也。今大陸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闊且大者尚蕩然平源，無復遺跡（余鄉即禹時大河所經處），況九河之狹且小者乃欲歷歷求其道乎！開州城南，唐、宋時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數仞，州民謂之南岡（蓋河兩岸有縷水堤，日久沙與堤平，故爾），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爲河也。此數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況數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強求其所在，不得則曲爲之說，亦可謂不達於事理矣！故今但載《漢志》許商之言，以爲參攷之助，其餘諸家之說概無取焉。碣石見前“冀州”條下，大陸見後《夏禹》篇中。
卷之四
舜體國經野下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灘、淄其道。厥土白賁，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台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於汶，達於濟。《書·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馨，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縞。浮於淮、泗，達於河。同上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同上
三江非吳之三江
朱子云：“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爲荆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導水章，“荆州”字疑誤）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謂鄱陽，鄱陽實非彭蠡，說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敻而不相屬也。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也。”蔡《傳》云：“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範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塚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邪！’”余按：《導漢章》云，“東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章》云：“北會於彙，東爲中江，入於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則爲三江無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強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謂之無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謂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注之，朱子與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吳都賦注》，豈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庚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敵者，雖合流，《經》必並書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導淮曰“東會於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導渭曰“東過漆、沮”，敵故不可以偏舉也。江、漢之水所受皆數十百川，勢均力敵，相持而東，不容舉漢而略江，亦不容據江而遺漢。故導江云“入於海”，導漢亦云“入於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廢也。伊、瀍、澗皆小於洛，《導水章》文皆統之於洛，然《豫州章》猶云“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況江、漢同爲大川，《導水章》固已不相統，安見入海之不可以並舉也哉？濟之入於河也，《經》曰“溢爲滎”，何以知溢者之爲濟而非河？其伏於滎也，《經》曰“東出於陶丘北”，何以知出者之仍爲濟而非他水？然則禹固有以別之矣。聖人之於水也，固不蘄於其味，然亦未嘗不辨其性。禹能別濟於河，豈獨不能別漢於江；禹能於滎與陶之相隔數百里者而知其爲一，豈獨不能於江、漢之合流者而知其爲二！謂必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而後江、漢可分，則禹之別濟於河，繫陶於滎，又何說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陽）爲南江，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何者？此水既與江、漢並列，不應《經》無一語及之（彭蠡非鄱陽，說見“導江漢”條下，且既爲北江，亦不得復爲南江）。見於《經》者，惟九江爲大。《荆州章》云“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揚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謂南江者當以九江爲是。然《經》既無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闕之也。且江之稱爲三，猶其稱爲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說矣，洞庭之水未嘗不合流也，彼合流則可以云九，此合流則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論異乎？蓋南方之水多呼爲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粵之間往往有之，不但震澤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無慮數十，豈得以其“實有三江”即當必爲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東、河內、河南謂之三河，而今順天府亦有三河縣，潼關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關，在今高陽、雄霸之間；而山西之雁門、甯武、偏頭，直隸之居庸、紫荆、倒馬，亦稱三關。由是言之，即《吳都賦》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爲《禹貢》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記已然之事耳，不連下爲義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去涇數千里，其懸隔遼敻，豈但如大江、震澤而已哉！其他若“九江既道”、“滎、波既豬”、“漆、沮既從”者甚衆，皆自爲文義，而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下，乃次以“島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與震澤之“底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澤遂牽帥三江而屬之松江也。歴觀說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貢》，惟東南吳、越之間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歸氏有光、夏氏允彜等皆然），無他，但據其所見聞而不求之於《經》、《傳》也。故舜之歴山、河濱、雷澤，晉人以爲在晉，齊人以爲在齊，浙人則又以爲在浙。余鄉臨古淇水（漢以後呼爲白溝，隋以來稱爲御河），近世輿夫舟子往往以衛呼之（泉水俗呼爲衛河，駕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並淇亦呼爲衛，幕友書吏不能辨也，故文移書啓中皆稱爲衛河，詳見《大名縣水道攷》中），而修縣誌者遂誤以爲《禹貢》“恒、衛既從”之衛，修府志者遂謂淇水不知所在。此豈非由目驗而得之者，而舛誤乃如是！故論地理於今，當驗之以目；論地理於古，仍當斷之以《經》。若信目而疑《經》，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爲誤，詳見《夏禹篇》“導江漢”條下。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云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簐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書·禹貢》
【備攷】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左傳·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於洛，達於河。《書·禹貢》
【存參】榮，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書正義》引鄭云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潛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書·禹貢》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同上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
《禹貢》作於舜治定功成之後
唐宋學者承僞孔《傳》之說，皆謂禹別九州之後，舜復改爲十有二州。而稽之《經》、《傳》，夏稱“九牧”，商詠“九圍”、“九有”，其數皆不符，則又曲爲之解，以爲禹即位後復改之爲九州。《綱目前編》因之，遂以堯之八十載爲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貢賦之年，八十一載爲舜“肇十有二州，封山，浚川”之歲，舜之三十三載，禹既攝政，乃復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應不書；九州既平，無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書曰“浚川”，然則其所浚者何川邪？呂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復浚，安不忘危”之言曲爲之解。夫既平之浚與未平之浚孰爲輕重？何爲於其輕者反記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聖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爲九州矣，舜無故分之爲十二，未數十年，禹又合之爲九，是苟然而已。合爲是，則舜不當分；分爲是，則禹不當合。聖人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且田賦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數年之經營始成此畫一之法，謂宜萬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爲十二，其紛更孰甚焉！蓋凡論唐、虞之事者，皆誤以禹之治水爲在堯世，是以其說顛倒舛謬而不能合。今但以《經》爲據，則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攝政之初固無有所謂州者，自舜啓設之。而是時洪水方橫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勢之宜分之以爲十二，故《漢書》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則向之澤蔽或爲平陸，向之險阻或爲坦途，故舜復並其三而爲九，故《漢書》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僞孔《傳》之說以爲取科第計，而不求之《經》，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尚爲固然，以致聖人經世之苦心大略盡爲其所掩耳。至於《禹貢》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堯世，亦並非水土初平時書也。何以言之？《兌州章》云：“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九州成賦之後又歴十三年以外乃著以書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數年或十數年乃著此書矣。況三壤之則，九等之賦，必歴數年而後高下可較，珠玉金貝貢篚之屬亦非巢窟甫離之急務也。然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乞於四海。”蓋舜之命禹雖重於平水土，實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既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貢賦，布謦教，待夫經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載之“熙績”、“分苗”以後，說並見前“啓十二州”及“舜命禹”條下。
九州攸同，四奧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平水土及導山導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書·禹貢》
上結上九州土田賦之文。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貢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戎方將，帝立子生商。《詩·商頌》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衣，實以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錫土姓之一例
按：封商、封邰，所謂“錫土”也。立子，所謂“錫姓”也。蓋姬姓始於黃帝，故於稷不言賜姓；子姓則始於契，故獨言之也。唐、虞錫土姓之事蓋亦多矣，顧《經》、《傳》缺略，不可詳攷，惟此二事因商、周而傳。故錄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窺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同上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錫土之事，故附錄於此。
有庳非鼻亭
說者謂今道州鼻亭爲古之有庳國。按《孟子》謂“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道州在九州之極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來？然則有庳當去帝畿不遠，好事者因鼻與庳同音，故附會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書·禹貢》
【備攷】邦畿千里。《詩·商頌》天子之地一圻。《左傅·襄公二十五年》
【附論】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書·禹貢》
【備攷】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書·酒誥》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書·君爽》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召誥》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書·大誥》後錯簡庶邦侯甸男衛。《書·康王之誥》曹爲伯甸。《左傳·定公四年》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書·禹貢》
【備攷】先王居梆杌於四夷，以御魑魅。《左傳·昭公九》年
五服里數以絕長補短計
蔡《傳》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並云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貢》山川，以今地圖攷之，具在也。“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東南之地未嘗棄也。恒山、碣石而北，別無山川見於《經》者，沙漠之地未嘗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說者亦謂周之王畿，豐、鎬八百里，郟、鄏六百里，共爲百同以成千里。然則古之所謂千里百里皆絕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損於其間也。蓋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故《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內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綏服共二千里。然則侯、綏二服乃九州以內地，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也。其外羈縻之國則附於九州而謂之要服。又外則來去不常，聖人聽其自然，不動勤於遠，不受其貢，謂之荒服。其遠近略與內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計之。然則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蓋南有餘而北不足，綜計之爲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無少欹斜，無少有餘不足而後可也。蔡《傳》又稱《周官》九畿，四方相距萬里，《漢·地理志》東西南北亦彌萬里，禹服狹而周、漢地廣，疑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余按：冀、揚有島夷，青有嵎夷、萊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僅附見於九州，若荒服則又在外矣。荒也者，遠也，略也。荒服已屬區畫之餘，不在九州之內，安得荒服之外復別有區畫，別有所謂“五長”者乎？《周官》一書本非周公所撰，所載封國之制乃至方數百里。春秋以後吞併之余，魯、衙、陳、蔡尚僅二三百里，況建國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漢志》所言，乃驛道之遠近，非經界之廣狹，先儒所謂“以人跡屈曲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師，南北不踰八百里，而驛道則千有一百餘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據驛道之里數疑《經》界之定制哉！余恐聖人體國經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禹貢》
【存參】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
本錄義例四：《禹貢》分隸兩錄
此篇《史記》載之《禹本紀》中，漢儒因而謂之《夏書》。余按：別九州，弼五服，乃舜體國經野之要，四海會同之實，不容於舜之世略而弗載。且既各爲一篇，不相聯屬，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詳加攷核，置於《堯典》命官之後，以見舜經制之大凡。惟導山、導水二章，事專治水，時在初年，而九州諸章亦足以互見，無庸復舉，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見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聖《經》，惟欲時事相從，使後人易攷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以詠。”祖攷來格，虞實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書·益稷》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皐陶謨》記臯陶之交贊於帝前，他官皆不與焉，而獨載夔之言二章，蓋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樂也！故以此爲治定功成之驗。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篇》
辨擬作之舜歌一
《尚書大傳》載舜時作《大唐之歌》，其詞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囘囘，鳳凰喈喈。”又載舜之歌云：“卿云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無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數歌者，淺而無味，泛而不切，惟“鼚乎”以下四句頗有意義，而語意又與上文不倫，蓋錄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爲後人所擬顯然。試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則知其僞矣。而唐、虞之時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無有所謂“八伯”者也。乃近世言詩者竟有錄此詩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備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樂記》
辨擬作之舜歌二
俗傳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余按：賡載之歌詞渾厚而意深遠，此歌則詞露而意淺，聲曼而力弱，不類唐、虞時語，蓋後世工於琴者所擬作，正如韓子《拘幽操》之擬文王，《履霜操》之擬伯奇耳。傳之既久，而淺識者遂以爲舜自作，誤矣。且所謂“歌南風”者，謂其聲之協於南風耳，《傳》所稱“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非其詞之爲“南風”也。遂以南風爲歌，亦屬附會。故今不載。又按《樂記》此文下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其言良是。故今刪之。
【備覽】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左傳》述董父
嘗疑此事近於荒誕，後思《經》言“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聖人之德之感鳥獸如此，則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鳳，何獨不可以致龍乎！且但言龍歸之而不言帝賜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與劉累事亦似有別。故列之“傭覽”而附於“鳳凰來儀”之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書·益稷》
賡載之歌
按：舜之致治曠古今而獨絕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猶君臣相敬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彌盛也。故《皐陶謨》以此終焉。
舜無禪禹之事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故世所傳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攷之則殊不然。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曰：“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堯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與人矣。曰：“師錫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是堯舉舜之意即欲以天下與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堯既試舜，欲與以天下，舜讓不肯受，而堯乃使之攝政也。自舜即位以後，但記其詢嶽，咨牧，命官，攷績，而禪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略之而不記乎？《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載言也。《典》猶《春秋》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故《堯典》於二帝四嶽九官之事無不書者，《皐陶謨》則但載臯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嘗授禹以天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尚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於禹之言而採摘《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據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將胥天下而近之焉。”又曰：“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獨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於舜之得人乃以禹、臯陶並稱，則舜、禹之事與堯、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蓋自舜崩之後，天下諸侯皆歸於禹，臯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遂受其朝觐，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何者？二帝之德難以爲繼，禹謙不敢遂陟帝位與堯、舜齊，但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鎮撫之，所謂“天下歸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曰：堯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爲不以天下授禹？然則舜之聖將不逮堯乎？且舜既不授禹，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強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惟堯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禮樂亦未與，己不能終其事，故舉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禮樂固已與矣，初無所待於人之終其事也；身沒之後，聽天下之自歸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蓋堯之禪舜乃創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下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薦杜預以自代；預既克吳，不聞薦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畢而自擇代者，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擇夫代者，是臣侵君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堯之使舜攝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堯以身後之事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舜沒後甫十年而禹沒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沒，而預以身後之事屬之也哉？堯之世，大臣賢者莫如四嶽，堯固已讓之而辭之矣，共、驩之屬則罪人也，其餘無可與舜肩隨者，故舜之受禪無嫌焉。若禹、臯陶、稷、契、夔、益之倫，則其年與名位略相埒，雖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獨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時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堯之禪舜，特也；舜之未嘗禪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見商、周之繼，而遂以爲自堯以前亦然；但見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遂以爲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獨不然，由是傳賢傳子之疑紛紛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啓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載僞《大禹謨》之文而爲之辨。說並詳前後《堯啓》篇中。
引李紱語辨僞《書》“人心道心”之說
僞《尚書·大禹謨》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況謂人心之外別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別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以心爲己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視人心而別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必非聖賢之教也明矣。余少讀《尚書》及《中庸》序時，固已疑其語之不經，今二十餘年，得李巨來跋《古文〈尚書〉攷》，而後知其語果本於道家也。因錄其文於左：
李巨來《古文〈尚書〉攷》：《古文尚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贋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即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尚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孜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內，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尚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當稱《易》、《詩》、《書》、《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沖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
按晉王坦之作《廢莊論》，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語，不言其本於《虞書》，且與莊子“吹萬不同，孰知正是”二語連舉，則此語之出於諸子明甚。蓋道家者流，小仁義而外形骸，故分心以爲二；荀子以性爲惡，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則必無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辟異端之說，而乃以道家之言爲聖人傳心之要旨，無怪乎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故今不載。
引崔邁語辨僞《書》伐苗之說
僞《尚書·大禹謨》禹既攝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師，舞干羽於兩陛，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堯典》曰 “竄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遷之矣。即位以後，雖禹有“頑弗即工”之語，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舊俗未改，是以分而遷之，使之漸漬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遣民然，非尚據險自自恣也。果據險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固已革心而從化矣。及舜末年，尚安得有負固不服之三苗哉？聖人舉事未有苟然者，總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輕命禹徵之，使苗而當伐也，則當遂平之。周公東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僅三旬耳，師未老，財未匱，何以遽班師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餘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時，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間，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遠矣，七旬之內，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蓋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萬邦寧謐，道德一而風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樂極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攝政時而苗尚未服，豈得謂之“無爲”、“盡善”也哉！僞《書》此文，乃采之《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者。《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竟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詞，非當時事實，然但云“舜時有苗不服”，未嘗以爲舜末年禹攝政之後也；但云“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未嘗以爲輕舉大衆，無功而遽班師也；但云“久喻教而有苗請服”，未嘗以爲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內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僞《書》增飾之而遂爲天下必無之事，豈不謬哉！《傳》曰“《誓》、《誥》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始叛”，是舜之時尚未有誓，明矣。《湯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湯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蕪弱出秦、費二《誓》之下，然則其爲秦、漢以後文人之所擬作，無疑也。余弟《邁訥奄筆談》中亦嘗辨之，今載於左：
《訥奄筆談》一則：《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等語，皆想像郛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即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蓋倣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闊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
余謂《左傳》子魚之言固過其實，而伐崇之事究與此不類。崇，敵國也，雖不能報之而不得不伐之，雖伐之而原不期於一舉而即滅之，豈得以之例舜也哉？況云“復伐”，則亦非不用師而自格也。故今不載徵苗之事。說並見前“分北”條及《周文王》篇“伐崇”條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舜典》
舜自舉迄崩之年
《史記》稱舜三十而舉，五十而攝，五十八而堯崩，六十一而踐位，踐位三十九年而崩。僞孔《傳》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壽百一十二歲。蔡《傳》言舜三十召用，歴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經》云“五十載陟”，《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則《史記》之誤不待言矣。二《傳》之說皆爲近理，但僞《傳》增服喪之三年，與《經》文似微異；蔡《傳》無服喪之三年，於事理亦頗乖。竊疑古文皆約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計之，未必無奇零也。且古所謂“三載”，皆兼首尾兩年數之，然則歴試、攝政、服喪，實止三十一年。如此，則舜當於六十一歲踐位，百一十歲而崩，於《經》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遠，載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識之於此。要非大義所關，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嗚條。《孟子》
引韓愈文辨舜崩蒼梧之說
《戴記·檀弓》篇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僞孔《傳》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唐韓子《黃陵廟碑》、宋司馬君實《史剡》皆嘗駁之。《史剡》之說未安，今載韓子之說於左：
韓子《黃陵廟碑》（節錄）：《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余按：《堯典》之記巡狩皆至四嶽而止。蒼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當遠涉於此。《孟子》之說近是。《戴記》之文本多駁雜，而《史記》則又采諸《戴記》，僞《傳》則又因《載記》、《史記》之文而曲爲附會者，皆不足信。韓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載《孟子》之文，餘悉不錄。
【附錄】舜有商均。《楚語》
【備攷】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左傳·哀公元年》鄭子産獻捷於晉，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存參】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左傳·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左傳·昭公三年》
【附論】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篇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臬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並《孟子》
堯、舜、孔子不可軒輊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後世學者尚論古聖，往往以宰我之言爲實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賴，莫不始於堯、舜。安居樂業，堯、舜之奠之也；禮樂教化，堯、舜之開之也；天地萬物之宜，堯、舜之平成經理之也；禹之繼治，繼堯、舜也；湯、武之撥亂反正，反之乎堯、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堯、舜之道也。堯、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堯、舜爲天子，權可以施之，則創制顯庸以垂萬世；孔子爲布衣，權不足以施之，則修明六經以垂萬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堯、舜，孔子，易地則皆然。非孔子則堯、舜無以傳於後，非堯、舜則孔子亦無所述於前。故謂禹、湯、文、武、周公不逮孔子，或然；謂堯、舜之不逮孔子，則吾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致於斯也！”其稱堯、舜至矣，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聖人謙衷，過於推崇前聖。若顔淵、子貢輩，其稱孔子可謂極矣，然“彌高，彌堅”之喻，何殊“巍巍、蕩蕩”之稱；“立、道、綏、動”之功，何異“無爲而治”之效，“猶天之不可階”，即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顔淵、子貢之尊孔子，亦不過如堯、舜而已。惟《孟子》書中載宰我語，以爲“賢於堯、舜”，而子貢、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軒輊者，皆與《論語》所言不類。竊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詞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復顧於彼，猶論舜者亟於稱舜而遂無地以處堯耳，豈必皆的論哉？《孟子》論聖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敘道統，於堯、舜、孔子無軒輊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爲定論也。程子之言，雖未免於迥護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異者而但取其異者軒輊之也！蓋戰國之俗好爲大言，楊、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師，非堯、舜，薄湯、武，而遠稱黃、農以駕乎其上；儒者較爲醇謹，不敢放言高論，然亦不免染於風氣，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堯、舜。漢晉以降，異端橫行，其說益誕，其言益無所忌，又以堯、舜爲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謂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謂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與天主之化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誕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間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來，其德之崇，功之廣，莫過於堯、舜。孔子以堯、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聖與堯、舜齊。堯、舜猶太祖也，孔子猶太宗也，尊堯、舜者必尊孔子，禮所謂“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謂孔子別有一道加於堯、舜之上，則楊、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謂別有一道，不但藐堯、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見道統之正而服異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錄》通攷聖賢先後所論而權衡之，而《洙泗錄》中宰我、子貢、有若推崇之語仍載之《孟子》言中，不使與《論語》門人之言相混，庶學者可以察其故云。說並見《總目》、《唐、虞》、《洙泗錄》序中。
斌大回家感觉是不是很好！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