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仁心话姚枢”系列
“智者仁心话姚枢”系列一 拓荒百泉创全国学术中心http://www.sina.com.cn2008年09月24日07:26大河网-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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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前不久，辉县市北环路出了一次交通事故，事故不算太大，但交警处理起来却有点棘手：事故一方为现代人，另一方则是元朝人。“肇事双方”都有损失，现代人的车头撞得不成样子，元朝人损失更大，墓碑被撞倒在地，断为两截。
双方都挺冤。现代人说，元朝人的墓嵌在路上，我这是防不胜防；躺在墓中的元朝人不能站出来理论，他的后人出头喊冤：这墓已经700多年，你这路才几年？
这个元朝人是谁？墓能保留到现在，应该不是一般人。记者在网上查询，有人说是姚枢的墓，但实地察看，得知这是姚枢之子姚炜的墓，姚枢的墓在其侧后方数米处。关键时刻，儿子挺身而出，为老父亲挡了一撞。
姚枢是谁？现在大多数辉县人不太清楚了。我们搭乘出租车，司机师傅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官家小姐”的墓，在我们启发下，他有了点模模糊糊的印象：“那是辉县出过的最大的官儿吧？”
官做得大不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姚枢的确曾经为辉县增光添彩，他曾以一人之力，使辉县一度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性学术中心。
姚枢是元世祖忽必烈所倚重的智囊，“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面对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他曾数次助忽必烈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被授中书左丞、大司农、太子太师等职务。在蒙古军队南征过程中，姚枢多次劝诫勿滥杀，因此拯救生灵无数。更为重要的是，姚枢还是元代理学大家，为元代理学的兴盛做出巨大贡献。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理学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这个学派形成于北宋，完善于南宋，但当时的天下分崩离析，由于战火的阻隔，成熟后的程朱理学长期未能传向孕育自己的中原。而姚枢凭借睿智的目光和坚忍的毅力，打开了程朱理学向北方传播的大门，并以官学方式传授，“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最终在元朝中期，使程朱的注解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这不仅促进了大元帝国的封建化，也使程朱理学成为后来明清两代的主流思想。
姚枢不是辉县人，但他却对这方水土情有独钟。他曾在此卜宅而居，一住十多年。作为当时北方理学的核心人物，他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吸引众多学者、学子接踵而至，使辉县百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中心。公元1278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他永久安息的地方。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至今仍生活在这里。
位于辉县市北环路的是姚枢家族墓地，除他本人外，名人还有元代大文学家姚燧、元代平章政事姚炜。据当地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墓翠柏掩映，郁郁苍苍，墓前石马、石羊整齐地排列，堪为辉县一景。但如今姚燧墓已了无踪迹，姚炜墓嵌在路中，姚枢墓周围杂草丛生，瓦砾遍地。所幸，在姚枢墓的侧后方，一株野生的大椿树张着如伞般巨大树冠，为他遮风避雨，让人感觉到这方土地对一代大儒的情谊。
得窝阔台知遇促成理学北归
姚枢出生于公元1201年。那时，未来的成吉思汗正在蒙古大草原上蓄积着横扫欧亚大陆的能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注定要被那场狂飙改变命运。
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他的祖先曾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不知什么缘故留居其地，从此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100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国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于汾州（今山西汾阳），金末，他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公元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杨惟中那时是声名赫赫的人物。他是汉族人，幼时父母在蒙古与金国的战争中遇难，因机缘巧合，他被成吉思汗的三子，即后来成为大汗的窝阔台收养。杨惟中“知读书，有胆略”，20岁时就奉命出使西域30多个国家，“宣畅国威，敷布政条”，使这些国家归顺元朝。既是大汗养子，又有勇有谋有功绩，杨惟中自然深受器重，后来更是接替耶律楚材，以中书令行使宰相职权，在任期间敢作敢为，治绩显著，“天下畏其勇而怀其仁”。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打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看着“戎服长髯”的姚枢，赵复顿感落入异族之手，悲切难抑。当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际，他悄然逃走。姚枢醒来，惊出一身汗，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地追赶。追到一条河边，只见冷冷残月下，赵复“披发赤脚，仰天而号”，向河中间走去。姚枢滚鞍下马，奔跑水中，拽回赵复，然后“委屈劝勉”：“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
尽管人救了回来，但赵复“因九族俱残”，仍无意跟随姚枢北上，姚枢说以传道大义，赢得他的尊重，赵复这才勉强同意北上，并将自己所藏八千多卷“程朱传注诸书”赠与姚枢。
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大宋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
而在公元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洁身无门弃官治学
公元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墨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40岁，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刺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如今我们已无法知道姚枢缘何选择苏门，想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此地山水秀美，二是这里曾是北宋大家邵雍的隐居地。邵雍出生在辉县（当时叫共城），长期在苏门山百源（即今百泉）隐居向学，人称“百源先生”。因邵雍的缘故，周敦颐、二程都曾来百泉讲学，使这里的太极书院名动一时。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
许衡是怀庆河内（今沁阳）人，后来被尊为“元朝一人”。他自幼聪颖好学，7岁从师读书，问老师：“读书为何？”老师说：“取科第耳。”许衡颇为不屑：“如斯而已乎？”这个孩子总喜欢刨根问底，老师很难回答，前后三任老师因此辞馆而去。虽生逢战乱之世，许衡却嗜学不辍，读书不仅究其文义，而且身体力行。
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但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出苏门山，再次前往漠北。人生选择起伏如此之大，颇为耐人寻味。
在姚枢墓的侧后方，一株野生的大椿树张着如伞般巨大树冠，为他遮风避雨。
嵌在路中的姚炜墓
“智者仁心话姚枢”系列二 智谋过人助忽必烈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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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百泉于今已无一泉。
百泉湖底儿朝天，“禁止游泳”的牌子后面，小游船无精打采地躺在裸露的湖底。
百泉风景依然很美。湖畔垂柳如烟，掩映着亭台阁榭，如虹小桥。北面的苏门山草木畅茂，葱翠中点缀着建筑物的飞檐翘角，与湖中的亭台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处精美的园林。
但所谓“水为山之镜”，山得水而活，因水而媚。没有了水，就没有了统率山丘与建筑的灵魂。失去了水的润泽，山峦、建筑、树木都黯淡了许多，干涩了许多。
老照片上，百泉美得令人心醉。涌泉百道，喷如贯珠，涓涓成水，汇成空灵澄澈的湖面。那水几乎是透明的，温润如玉，宁静如镜，点点处处倒影，或浓或淡，让亭台阁榭、曲栏小桥、山色树影都灵动起来，如一幅钟灵毓秀的水墨画。据说那湖水温度常年保持在18~20摄氏度之间，冬季的清晨，湖面上水汽蒸腾，如云似雾，亭阁小桥时隐时现，恍如仙境。
百泉是太行山的灵韵。八百里太行纵贯南北，在辉县市境内，一道支脉向东南延伸，渐渐没入土中，潜行数十里，又突兀冒出，形成小山一座。太行山的水顺势而来，层层过滤之后，恰在这小山下被强硬的白坩土层挡住去路，被迫喷薄而出，形成泉流百道。此山名苏门，泉称百泉，山水相映，成为天造地设的妙处，自古就称胜景，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在此留恋盘桓，因此留下众多建筑、碑刻，令美丽的山水融入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其中苏门山腰的一通石碑颇为著名，这碑阴刻“仁智动静”四个大字，浓缩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之语，作为对百泉山水的评价。
700多年前，姚枢在百泉湖畔一住十年，遍阅千年典籍，涵养深厚学识。其时，空灵澄澈的百泉湖，也当涵养了他的性灵，令他更加睿智。此地另有妙处，百泉虽小，苏门不高，但远处太行山青山隐隐，深邃幽远，使人开阔、通达。
公元1250年，应忽必烈征召，姚枢走出百泉，远赴漠北，很快赢得忽必烈的信任。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众人狂喜独他默然
我的一位朋友是开车好手，车开得平稳快捷，坐他的车格外安心。有次向他请教经验，他给开车定了位：“这是讲预见性的活儿。很多时候要预做准备，到跟儿都来不及了。”
这话说得有理。其实不只是开车，很多事情都需要预见性。各种事物，有预见性就能安排得妥帖；各种机遇，有预见性才能为己所用。比如炒股、炒房，有一周的预见性，就足称高手；有一年的预见性，那就是“大智慧”了。当年为忽必烈工作的时候，姚枢提前四五年预知危机，提出建议，帮助他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灾难，要不然，“到跟儿都来不及了”。
公元1250年，姚枢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便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公元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出谋划策保得“青山在”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公元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有论者认为，忽必烈兄弟相见的温情场面纯属扯淡，姚枢的计策无足轻重。其理由是，蒙哥和忽必烈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让温情蒙住眼，不会让个人感情影响决策。两人和解，最重要的是因为蒙哥需要忽必烈，为了征服南宋，他根本离不开已经赢得汉地人心的忽必烈。所以和解的关键是，“蒙哥和忽必烈经过理性评估，都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将会是多么的愚蠢”。
这话有合理之处，但如果不是忽必烈采取种种消除蒙哥疑忌的办法，如果蒙哥觉得忽必烈难以信任，他会委以重任吗？所以和解的关键，不在所谓“理性评估”，而在重新赢得信任，不让蒙哥觉得自己是个威胁。如果不被信任，那其他的才都是扯淡。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蒙哥此举，可见当初的疑忌有多严重，双方的裂痕有多深，也可见那时忽必烈的危险有多大，他采取的对策多及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总算保全了自己，但正应了那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两年后，蒙哥在征宋战争中死于四川前线，令天下局势大变。这时，忽必烈已东山再起，凭借多年经营的各种资源，他坐上了大汗的宝座，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公元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公元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 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 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 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 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苏门山的古建筑
苏门山的茂林、百泉湖的垂柳都很美，当年姚枢或许正是爱此地美景，选择在这里归隐。
“智者仁心话姚枢”系列三 “以道事君”佑万民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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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游览百泉书院遗址，几株古柏骤然呈现在眼前，高大苍老，令人瞬间震撼，目睛难移。高耸的古柏甚是苍翠，凌霄花攀援而上，借其苍凉，炫耀鲜嫩明艳的花朵。
古柏的确切树龄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或许当年姚枢、许衡、窦默就曾在树下“读书鸣琴”，怡然自得。
在他们的时代，这里是北方学术中心，众多学子向往之地，影响中国数百年的理学在这古柏的附近蓬勃兴盛。因此，后人评价理学发展历程，有“宋兴伊洛，元大苏门”（意即兴起于宋代洛阳，光大于元代苏门山）之说。
但理学的光大，不是在百泉湖畔的书斋，而是在姚枢、许衡等人孜孜以求的实践中完成。理学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实践性，学问不止于词章，讲明经术是为追求保国保民之道。所谓“以道为己任”，即便前路坎坷，但如程颐所说，“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乱而不救？”
所以，当忽必烈向姚枢、许衡等人发出召唤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搁下平静的生活，搁下美丽的山水，走向遥远的漠北。“以道为己任”的责任感，让他们在百泉“刊诸经，惠学者”，教书授徒；同样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以道事君”。而接近统治者，让欲“为中国之主”的蒙古贵族“行中国之法”，可能是传播理学的更好的途径。
蒙古实行“汉法”，在木华黎、窝阔台时就已肇其端，忽必烈则更进一步，除姚枢、许衡、窦默外，他身边著名的汉人谋士还有刘秉忠、张文谦、郝经、赵璧等等，这些人力图使忽必烈接受中原传统，而忽必烈则通过他们争取汉人的支持。
忽必烈最终坐上大汗宝座，将首都从漠北迁到燕京，改蒙古汗国为大元，按照历来中原王朝传统，称皇帝，立年号。他在建元中统诏书中说：“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这明白地宣告，他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的正统继承者。
在这个过程中，百泉走出的几位学者担当了大任。姚枢先是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将程朱理学与汉法融为一体，“帝深嘉纳”；后负责详细制定各种礼仪，孔孟程朱的道德准则，在他手中再一次得到系统化，成为元王朝汉化蒙古游牧民族的规范。许衡两任国子祭酒，其学生，很多是忽必烈亲自选择的蒙古子弟。
中国传统文化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发展。元代绘画“尚意”，求意趣而不求形似，这是宋代绘画的延伸；元代书法“尚复古”，直追晋人而不以唐人为归依，这是宋末风尚的自然延续；自宋代开始明显的俗文学和雅文学的分裂局面，元代继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理学——这一宋代形成的正统儒学的变种，不仅继续流行和发展，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官学。这被认为是传统文化在元代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
毋庸置疑，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一环，那不是割裂和游离的时代，而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代灭亡，产生很多“遗民诗人”；而元代灭亡，同样产生很多“遗民诗人”，他们所唱出的哀曲，表现的忠贞，同样强烈感人。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元王朝“正统”地位认同的表现。
中华民族的凝聚，是文化的而非血缘的。姚枢、许衡等元初大家，或许最早意识到了这一点。
诫“不杀”苦口婆心
十三世纪前半叶，蒙古大军席卷欧亚大陆，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他们的主要对手，成了庞大的南宋。为了对南宋形成包抄之势，公元1252年7月，蒙哥汗令忽必烈攻打位于今云南的大理国。
大理国由段氏建立，此时已传承300余年。这是个遥远的国度，但对于蒙古军队来说，这样的远征不在话下。
忽必烈率军从漠北起行，姚枢等人从征。大军行进到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忽必烈夜宴群臣。席间闲话，姚枢给他讲起北宋儒将曹彬的故事：北宋初，宋太祖派遣曹彬平定南唐，行军途中，曹彬佯装生病，部下众将纷纷前来探望，曹彬告诉他们，自己是忧虑过度致病，只有他们保证攻下金陵（今南京）后，不抢劫、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主帅如此，众将只好纷纷表态，约束自己的部下。后来曹彬的军队攻下金陵后，果然不杀一人，金陵安定如初，“市不易肆”。
听了姚枢的故事，忽必烈没有说话。但第二天大军起程之时，忽必烈在马上看到姚枢，高声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姚枢在马上拱手贺道：“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福，国家之幸也。”
忽必烈率领大军越大雪山，过大渡河、金沙江，包围了大理城。在城下打败大理主力，最终攻陷城池。虽然此前忽必烈派去招降的使者被杀，但在姚枢等人的劝说下，忽必烈只处理了杀使臣的大理高氏，而命姚枢裂帛制旗，书止杀之令于上，分巡街市，“由是民得相完保”。
回望这段历史，美国学者莫里斯·罗沙比有自己的分析，他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一书中写道：“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模式，他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神话而已。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对方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城镇……在他（指忽必烈）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蒙古人并不需要姚枢的策略。这个解释应该比汉文资料中的描写更可信。”
莫里斯·罗沙比的《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在西方拥有众多的读者，还被不少欧美大学列为亚洲史必读书，但这位美国学者的这段论述显然出现了误读。他弄错了一段史实，当初南唐并没有“以和平手段被征服”，曹彬打败了南唐主力，围困金陵数月之后，李煜才被迫投降。此时，因曹彬约束部下，金陵安定如初。因这个常识性错误，他也误解了姚枢的意思，姚枢并不是要以不杀一人招降大理，而是希望占领大理后不抢掠、屠杀百姓。
在误读的基础上，罗沙比先生得出的结论并不合理，所谓“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之语，完全不得要领。
蒙古贵族以武力和屠杀为后盾的“劝降”，是策略，是权宜之计，是“霸道”；姚枢提倡的却是安定天下的政策，是“一百年不动摇”的原则，是“王道”。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战争中，军队的抢掠和滥杀是很多时代都有的。在四处征讨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大规模的抢掠和屠杀时常见诸史册，而在征战大理、南宋的过程中，这种情形大为减少，不能不说姚枢等人有劝诫之功。
即便如此，战争中的抢掠和滥杀仍有反复。
公元1275年，在灭南宋前夕，姚枢再次上书劝诫，述说以前伯颜奉“陛下不杀人之诏”，渡江作战，进军神速，战果卓著，而近期战事中却“一城不降”，“扬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战，我虽克胜，所伤亦多”，其原因就是“军官不思国之大计，不体陛下之深仁，利财剽杀所致”。他因此建议忽必烈“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虑不劳，军力不费矣”。随后，他又上书请禁宋鞭背、黥面及诸滥刑。
随后几年战争中，忽必烈对军队加强约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伯颜攻下南宋都城临安，史书称之为“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
潜邸智囊缘何不被重用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却始终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没有显著政绩。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
有史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根本在于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得中土人心”是既定的目标，其主要方式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政治、经济秩序。同时，为了在蒙古贵族中赢得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多智善谋者的辅助他。姚枢这样的人，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因此受到倚重。
但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他称汗不久，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阿里不哥占有家族多年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为了与他抗衡，忽必烈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倡言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理学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适的大臣人选了。他起用了汉人王文统，此人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却善于理财，“敷对明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必烈对他十分宠信。
不过，王文统是李 的岳父，李 之乱发生后，他因有牵连被诛。因李 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
姚枢在中央政府几乎没有施展空间，不久，就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阿合马主政期间主要掌理财政，他以清理户口、推行专卖制度、发行钞票（时称交钞）等方式增加收入。平南宋之后，他又在江南实行发钞和药材限制专卖政策，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但也招致民怨沸腾，很多大臣也深为不满。后来阿合马被人刺杀，刺客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忽必烈经调查后也历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
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
不过，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还是离不开姚枢。他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文化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
据辉县姚枢后裔姚成林先生介绍，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大约在公元1275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太医紧急救治，他缓了过来，三年后，在家中与世长辞。
对姚枢的才智，忽必烈始终看重。据《元史·窦默传》记载，忽必烈曾评价道：“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而《元史·姚枢传》则认为他是位忠厚长者：“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有人对不起他，他也没有怨气；有人来请教事情，他必定反复阐述，让对方理解透彻，这样的人，的确仁厚。
2006年元月，辉县市初三语文期末考试时，如今姚枢墓的凄凉状况出现在了试卷上。出卷老师将其作为一道综合实践活动题摆在全县初三学生面前，让学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位老师没有想到，学生的答案惊人一致：城市建设不能以牺牲文物为代价，现代文明的发展不能以破坏历史为前提！还有学生还提出建一个街心花园之类。这位老师发表网文，感慨万端：学生的想像力是最强的！他们最有创新思维！
姚成林先生介绍，这段时间，有关部门已表态将会修整撞断的墓碑。姚成林他们希望嵌在路中间的姚炜墓能向后迁一迁，但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答复。（全文完）
百泉书院的古柏，或许当年姚枢曾在树下“读书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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